美俄关系“重启”的缘起与终结
美俄关系“重启”的缘起与终结
从2009年年初一，直到2013年底乌克兰冲突爆发之前，美俄关系“重启”对俄罗斯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间关系进行调整，对欧亚地区的一系列热点冲突问题做了重新安排，这使得俄与西方关系一时间有所缓转。但是，这样的调整与安排还是相当脆弱，以至于并没有经得起2010年出现的“阿拉伯之春”的狂潮冲击，也经不起依然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的缠绕，在各自国内都面临复杂挑战的背景下，最后，在2013年秋天叙利亚战场局势出现明显转机的情况下，反而激发起一场对于东西方而言，都更为关键且难以终了的乌克兰危机。
一、美俄关系“重启”的缘起
如果说，“9·11”事件之后的美俄合作，是普京主动表达善意，带动了关系的缓转，那么，被称为美俄关系的“第四次重启”，则是由美国率先发起的。
奥巴马上任之初，就有步骤地推出了美俄关系“重启”的进程。2009年2月初，当时的美国副总统乔·拜登在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上表示：“美国有意恢复美俄关系。”国务卿希拉里3月份在日内瓦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时表示：“奥巴马政府希望与俄罗斯‘重启’双边关系。”3月底伦敦二十国集团第二次峰会期间美俄发表有关战略武器问题的《美俄总统联合声明》。7月初，奥巴马成功访问莫斯科，并与梅德韦杰夫签署了一系列重要文件。这一系列事态表明“第四次美俄关系重启”以相当快的速度和显著的成果取得了进展。
为什么奥巴马政府上台伊始，就迅速地把美俄关系“重启”作为美国外交的重中之重。一种观点认为，金融危机后，美国为解决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反思小布什单边主义外交政策带来的消极影响，重新认识当时已取得较好发展态势的俄罗斯，于是改善对俄关系成为对外政策之首选。(1)另一种观点认为：奥巴马“重启”美俄关系并不意味着美国全球战略和对外政策的根本改变，如奥巴马的智囊、时任助理国务卿的斯坦伯格等人所言：“美国不只应该与盟国合作，还要与全球和地区中的其他主要国家协商，这些国家包括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做出这样的调整，美国也是出于无奈，一方面是这些新兴国家的崛起，另一方面，实践证明美国及其北约盟国经过20多年建立起来忽视其他权力资源（包括国际组织）的世界政治是不稳定的。”(2)同时，更有一种观点认为，从2008年开始，美国的重要智库，如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尼克松中心（Nixon Center）等就已经开始向奥巴马团队建言，建议美国新政府放弃小布什时期与俄罗斯在独联体地区的地缘战略博弈，转而应对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日益扩大的中国。这一派观点持有者认为，美国政府在2009年9月的官方文件《2009年国家情报战略》中已经提出：可能对构成美国安全威胁的国家有伊朗、朝鲜、俄罗斯、中国，但认为对美国构成全球性挑战的只有中国，认为“中美之间有很多共同利益，但它（指中国）谋求更多自然资源的外交和军事现代化，是构成一系列全球性挑战的重要原因”(3)。
而就俄罗斯方面来说，无论是就减轻与西方对抗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政治与安全压力，还是就梅德韦杰夫执政之后所提出实现俄罗斯的现代化目标需要西方诸多帮助的愿望而言，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之下，俄罗斯力求摆脱困境。此背景下，梅德韦杰夫与奥巴马共同推进美俄合作与妥协，成为一时之选。
除了宏观国际国内环境之外，对美俄双方决策阶层都有深入了解的乔治敦大学的安琪拉·斯登特教授认为：“奥巴马和梅德韦杰夫的个人关系是美俄关系重启成功的关键。这两位总统是同一代人，有着类似的执政风格，性格上也合得来。他们都不喜欢装腔作势，并且找到了一种互相打交道的有效途径。奥巴马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与梅德韦杰夫进行磋商；而梅德韦杰夫的亲自介入，对解决几个关键问题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比如缔结新的《削减战略武器协定》（START）。就算是没有普京的首肯，梅德韦杰夫做不了什么决定，他也仍然是奥巴马最关键的对话者。”(4)安琪拉·斯登特的这一判断，的确言之有据。
值得指出，美俄双方在起步阶段的积极主动对推进“重启”起了很大作用。就俄罗斯方面来说，当2009年4月1日美俄首脑在伦敦举行峰会之际，除了就导弹防御、军备控制、伊朗、阿富汗等一系列约定话题进行双边会谈之外，令美国谈判代表喜出望外的是，梅德韦杰夫出乎意料地提出扩大“北方配送网络”，以便于从俄罗斯北方边境将美军装备运至阿富汗，以解美军的燃眉之急。而美国方面“则多年来第一次几乎没有对俄罗斯的国内政体进行公开指责，也没有把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义务与俄罗斯的民主缺陷关联起来”(5)。
就具体成果而言，第一，经过多轮谈判，美俄终于在2010年4月签署《关于进一步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措施的条约》。尽管，两国当时没有能够就限制导弹防御系统的研发和部署问题达成协议，但是新条约的签署显然不仅有利于美俄两家减负和互相威胁，也有利于全球局势的稳定。第二，在俄罗斯的主动推动之下，2009年9月美俄签署《美军过境俄罗斯领土向阿富汗运输武器装备和人员协定》。除了“北方配送网络”，俄美之间的合作进一步推广到共同打击毒品等其他领域。第三，2012年8月22日俄罗斯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第四，美国暂时中止了推动北约东扩，也暂时中止了在独联体地区与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竞争。
“美俄重启”十年之后再来回顾这一段历史，至少可以发现：第一，美俄之间相互接近的意愿和潜能始终客观存在着，只要出现有利的条件、环境，即使在双方相处比较困难的时候也会转化出“重启”的机遇。第二，民主党也并非只会一味搞意识形态打压，或者一味拉帮结派打击对手。需要时，即使是民主党也会超越意识形态放下身段，和对手推行务实外交。在2020年美国大选收官，乔·拜登和哈里斯组合上台执政之际，重温十年之前美俄关系“重启”的这一段历史，能够提供若干启示。
二、美俄关系“重启”为何终结？
一场经过美俄双方倾力推动的“重启”，为何在取得了显著成果之后，很快陷于困顿，并且又迅速陷入另一场风险更大并令人感到可怕的重大危机呢？
在“重启”之前，奥巴马政府刻意在两个方面力图规避与俄罗斯的矛盾冲突。其一，是原苏联地区的地缘政治博弈；其二，是对俄罗斯国内政治体制的抨击。 先就前者而言，美俄双方并非没有在独联体事务中表现出合作诚意的。回看2010年吉尔吉斯斯坦“奥什之乱”的整个过程，便可见端倪。
2010年，吉尔吉斯斯坦南方首都奥什突然发生动乱，经过了将近一个多星期的混乱，方始渐渐地平静下来。值得注意的是吉尔吉斯斯坦动乱的若干特点。(https://www.daowen.com)
首先，吉尔吉斯斯坦动乱与5年前“郁金香革命”时期的形势不同，当时是在大体上没有流血冲突的背景之下，以前任总统阿卡耶夫的出走为背景，终结了当时的吉尔吉斯斯坦政治更替的过程。而这一次据初步统计，将近两百人丧生，近两千人负伤。几天之后，街头动乱虽然有所平息，但是秩序依然混乱、大量武器在民间流散，这预示了当前吉尔吉斯斯坦局势的复杂化。有人认为，动乱期间吉尔吉斯斯坦的局面，已经相当临近内战的边缘。
其次，这场动荡不仅是吉尔吉斯和乌兹别克这两个民族和部族间的矛盾冲突，而是已经远远超出了种族和民族纠纷的范围，也不光是贫富不均和地区差距所致，而是由南方与北方、政治纷争和社会不公平、民族积怨和跨国犯罪因素等多种情况交织引发。
但是，这次动乱中的一个突出现象是，虽然，俄罗斯、美国等各大国多年来已深度介入吉尔吉斯斯坦局势，但是，在吉尔吉斯斯坦危机爆发阶段，各国表现出异常谨慎和不愿轻易介入的态度。吉尔吉斯斯坦作为当事国多次吁请俄罗斯出兵帮助，但是俄罗斯一直静观其变。包括中亚各国间原来互相纠纷重重，但在这次危机的关键时刻却都表现出有所克制。甚至美国、欧盟在中亚危机进程中也始终持有低调姿态，令人回味无穷。这是一个多年来所未见的新格局。
先来看俄罗斯。在大国复杂竞争的状态之下，总体上说俄罗斯的影响在中亚，包括在吉尔吉斯斯坦居于优势。6月11日危机再次爆发后，吉尔吉斯斯坦曾经两次呼吁要求俄罗斯等邻国派兵进驻，但是令国际舆论感到奇怪的是：拥有充分打击能力，并与吉尔吉斯斯坦有着紧密关系的俄罗斯，却始终按兵不动。直到6月18日凌晨，吉尔吉斯斯坦临时政府负责人奥东巴耶娃正式宣布，撤回要求从国外派遣维持和平部队的请求，还经过梅德韦杰夫总统的证实。到了6月19日，奥东巴耶娃又一次吁请俄军出兵，但是，这一次是要求俄军保护吉尔吉斯斯坦的战略要地。俄罗斯在出兵问题上的态度如此慎重，有其道理。按照唯一允许在当地动用武装力量的集体安全组织的条文规定，其武装部队进入相关国家的军事行动，只有在当事国面临国家外部的侵略威胁时才有可能，换言之，如果是国家内部政局的更替，无法作为出兵干预的理由。进一步言之，俄罗斯并不愿意轻易地陷入任何一个难以摆脱的境外是非之地；尤其是半年来“重启”使美俄关系有所起色，一手推动关系改善的梅德韦杰夫总统不愿看到任何美俄间短兵相接的局面在中亚出现。
但是俄罗斯国内也有舆论认为，当时美国无暇他顾，欧盟力所不及，近侧的土耳其心有余而力不足，而唯一有力量施以援手的中国则不可能在境外用兵，于是，俄罗斯有着这样的外部环境而坐失良机，未免可惜。也确实，与两年之前的情况相比，2008年夏天的格鲁吉亚冲突之后，梅德韦杰夫总统本人在瓦尔代论坛上曾经当众宣布：俄罗斯在周边地区有着自己的“特殊利益范围”。而今，正当人们拭目以待俄罗斯将怎样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范围”的时候，俄罗斯却按兵不动。两相对照，颇有反差。
就美国而言，冷战结束后，尽管美国开始关注中亚，但并没有将之提到核心战略高度。关键性的变化发生在“9·11”事件之后，美国军、政、学各界接近于取得共识，认为中亚是事关美国核心战略利益之处所。所以，之后才有进军阿富汗掌控战略要地、发起“颜色革命”推行民主外交，以及近年来围绕着包括南亚和阿富汗在内的“大中亚”概念所出现的一系列重大调整，一直到奥巴马总统将阿富汗取代伊拉克，作为美国欧亚战略的新重点。
对于美国而言，吉尔吉斯斯坦的关键问题，一是马纳斯空军基地是其当时唯一尚在中亚的空军基地，二是吉尔吉斯斯坦地处中国、俄罗斯、中亚的战略交汇要地，因此，奥什之乱，美国高度关注。但是，深陷金融危机等一系列内外问题的美国，不太可能重复小布什时期的单边主义政策，而同样出于美俄关系有所调整之后，在中亚的美俄两强不愿出现迎头相撞的考虑，奥巴马显然会以协商性姿态来维护美国的战略利益。甚至于当时还出现了俄罗斯主导的“集体安全组织”和美国起重要作用的北约要一起协商在吉尔吉斯斯坦事件之后的机构合作问题。这是迄今为止还未曾有过的一个新态势。
欧盟虽然自顾不暇，但是多年来在中亚的苦心经营，体现出它对于中亚有着相当深入的战略考量。尤其是吉尔吉斯斯坦，是欧盟主导的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唯一设立“欧安组织研究院”的一个国家。可见，欧洲对于该国前景关切之甚。欧盟对于中亚，一向有别于美国式的战略和政治推进，它历来主张发挥体制优势、温和细致地顺势而进。这一次也不出意外，欧盟仅有心于在各国间的协调进程中，取得它特有的影响与利益。
至于上海合作组织，受到其国际法规定的地位的限制，无法直接采取军事行动以影响当地事态。但是，作为一个新型区域组织，在维护当地稳定、反对三股势力、促进社会经济合作、深化相互间的信任友爱等方面，还有着许多潜能可以挖掘。当然，这一切还有待时日。
总体上说，“奥什之变”以一个相当明确的信号表明了美俄“重启”的确在俄罗斯周边地区产生了实际的效用，也即，美俄暂时不谋求在中亚的争权夺利。
但是，与美俄在中亚地区的暂时休兵相比，在其他一系列领域的美俄关系远远没有那么容易协调。
其中的首要问题，便是导弹防御系统。
21世纪初以来，对于美俄关系杀伤力最大的就是美国的导弹防御计划。其一，美国在捷克和波兰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理由是防止伊朗和朝鲜的导弹袭击。但是，在俄罗斯看来，这是对其战略利益的直接威胁。其二，尽管“9·11”事件以后，普京在与美国反恐合作问题上积极主动，表达了很大的诚意。但是，2002年12月美国不顾俄方的一再劝阻，执意退出与俄罗斯的《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在美国看来，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已经没有资格再与美国在战略核武器领域平起平坐。但是，在俄罗斯看来，虽然在进攻性战略武器方面依然有若干双边条约保障，然而美国退出《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这就意味着在战略防御武器领域，美国将不受条约限制，从而取得了极大的战略优势。在俄罗斯已经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支撑与美国进行战略武器竞赛的背景下，此举将置俄罗斯于相当不利的境地。其三，在2009年开始的美俄关系“重启”谈判中，俄罗斯一直坚持把新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TART）与导弹防御计划挂钩，旨在一揽子解决问题。该年年底，关于战略武器谈判进入冲刺阶段的时刻，普京在瓦尔代论坛发表演说，指出：“我们的美国伙伴正在建立一套反导防御系统，而我们却没有建立这样的系统。”这番讲话使得美方官员捏了一把冷汗。直到最后，奥巴马和梅德韦杰夫经过一个半小时的紧张通话，俄方才同意不再将《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与导弹防御计划挂钩。其背景在于，“普京最终还是发挥了作用，打消了俄罗斯国防部一些官员的疑虑，使得这些人也支持签署这一条约了”(6)。虽然，美俄关系“重启”达成了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份削减战略武器协议。但是，反导问题悬而未决，始终是俄罗斯的心头大患。
为了实现美俄关系“重启”，奥巴马在2009年7月与梅德韦杰夫谈判的一开始，就表示将会重新审视小布什留下的导弹防御计划。一个半月之后，奥巴马决定要采用一种“分阶段的适应性步骤”。作为第一步，奥巴马并没有与中欧的盟友商量，就修改了对美国及其盟友来说“更强大、更快捷且更高明”的防御体系的部署计划，宣布放弃在捷克部署雷达和在波兰部署拦截导弹的计划。尽管捷克和波兰表示失望，但俄方表示欢迎，包括北约秘书长和德国总理默克尔都认为：这一决定为“在国际问题上加强与莫斯科的合作”提供了机会。当奥巴马开始第二步，也即先将导弹防御体系涵盖整个北约，然后，通过北约—俄罗斯理事会机制与美俄双边机制，实施合作性质的导弹防御计划的时候，美俄双方大体同意开始对弹道导弹威胁进行一项联合评估，以恢复战区导弹防御合作。但是，对于本项计划的第三与第四阶段，美俄双方陷入激烈争论。俄方要求，华盛顿对导弹防御体系不会危及俄罗斯核威胁力量的这一保证必须具有法律约束力。但美方坚称，美国国会是不可能批准对此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保证的。这看似是各方谈判过程中的技术性分歧，但实际上还是暴露了双方在战略安全问题上的深深的互不信任。安琪拉·斯登特透露：从外长拉夫罗夫到俄罗斯驻北约代表德米特里·罗戈津一再向美方抱怨，美国导弹防御体系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对付朝鲜与伊朗，而是针对俄罗斯。(7)在2011年瓦尔代论坛上，普京引用罗戈津的话，称2011年春季美国参议员曾向俄方表示：导弹防御体系的目标的确是俄罗斯。(8)在2012年瓦尔代论坛期间，老布什时期美国驻苏联大使马特洛克在酒会上与笔者交谈时也曾表示：“一旦，哪一位俄罗斯将领喝醉了酒，不小心按错了按钮，那么对于这样突如其来的风险，我们将如何防范呢？”(9)2012年6月普京在二十国集团墨西哥峰会上与奥巴马会晤之后，表态证实：“我觉得，无论奥巴马是否重新当选美国总统，导弹防御问题都不会解决。”(10)值得提出的是，在笔者多年参与瓦尔代论坛的记忆中，普京至少有好几次强调，导弹防御计划问题是美俄关系恶化的关键。
事实上，除了导弹防御计划问题，美俄立场的逐渐趋于对立，还有着一系列复杂因素的催动。首先，在地区问题上，美俄间虽然在阿富汗、中亚问题上有所默契，但在伊朗问题上，自2011年俄罗斯帮助伊朗建立的布什尔核电站正式发电之后，美俄从开始的积极合作，逐步转向俄罗斯对美国制裁伊朗表示反对。然后，在国内政治因素所起到的作用问题上，俄罗斯领导人的更替则更加直接地影响了美俄关系“重启”的终结。当2011年9月24日梅德韦杰夫宣布普京将成为俄罗斯总统候选人的消息时，来自美国政治精英的反应是“令人震惊”。2012年普京正式当选第三任总统之后，无论是叙利亚战争，还是伊朗问题；无论是导弹防御体系，还是对俄人权问题的国会立法制裁等各个方面的局势都紧张起来。此外，2013年夏由于俄罗斯同意向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泄密者爱德华·斯诺登提供庇护，斯诺登事件作为一个突发事件导致美俄关系“进入死胡同”。尤其值得注意的一个关键环节，乃是2013年9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2118号决议，授权“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组织”来指导叙利亚销毁化学武器计划。实际上，这就意味着实现了俄罗斯所提出的让叙利亚用交出化学武器以避免来自美国的打击、实现和平的巧妙安排。在当年的瓦尔代论坛上，笔者亲见来自各国的政要与学术精英为此而纷纷向普京当面表示致意和赞赏的热烈场景。这一场景鲜明地表达出普京回归总统大位以来俄罗斯外交重趋活跃，尤其在叙利亚战场取得先手。相比之下，美国在叙利亚战场的形象则黯然失色。
毫无疑问，宣称美国仍然要领导世界一百年的奥巴马不会甘心于在这场博弈中甘拜下风。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美俄关系“重启”已经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刻。
多年以后，有一个问题引起人们的思考：到底是由于地缘政治、意识形态、个人关系，还是偶然性事件导致了美俄关系“重启”的失败？普京多次说过，苏联解体之后，即使俄罗斯放弃了原有的意识形态，俄与西方的关系依然没有得到改善，地缘政治竞争还会作用于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从这一角度来看，在俄与西方关系中，地缘政治因素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但是，当奥巴马把俄罗斯称为与埃博拉、“伊斯兰国”并列的“三害”之时，很难排除意识形态因素的比重在这一判断中所起的作用。即使在美俄关系“重启”时，奥巴马表现得十分克制，但由意识形态而生成的整个美国精英阶层的对俄认知，终究会在条件成熟时，暴露出真实的面貌。美国与生俱来的这样一种意识形态，恐怕很难不在其对外战略中，包括在地缘政治的角逐中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