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合作组织与中、俄、欧、美在中亚
上海合作组织与中、俄、欧、美在中亚
如果不光从俄、美、欧，中、美、俄这样的大国三边关系的相互认识，而是从欧亚地区新出现的地区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为基轴，来观察21世纪初中、美、俄、欧等各方的认知与互动的话，显然也能为这一地区的大国关系走向提供一幅色彩斑斓，但正在出现深刻变化的重要图景。
上海合作组织是在2001年的国际环境之下建立起来的跨区域国际合作组织，它由中国、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率先发起，并以地区安全和经济合作作为自己的宗旨。就上海合作组织的核心功能来说，这是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性的区域构建。随着上海合作组织日益在区域安全和经济合作事务中显示出重要的影响和潜能，围绕着上海合作组织的大国合作与竞争也日益活跃起来。
一、世纪之交的中俄与上海合作组织
中国与俄罗斯是上海合作组织中两个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大国。中俄两国在上海合作组织和中亚地区问题上的立场和方针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直到2001年“9·11”事件发生之前为止，中俄两国对这一地区的政策有着不少共同点。
首先，中俄双方都是在试图促进冷战后国际社会稳定的基础上，发展同中亚国家间关系的，以求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促进国际政治的多极化发展。其次，中俄双方都意识到由于民族分离主义、极端主义及外部霸权扩张等因素的存在给中亚地区所带来的安全隐患。鉴于此，地区和多边安全成为首要的安全需求。第三，中俄双方本着平等、互信、合作、互利为准则，以期建立一个建设性的地区多边合作机制。第四，中俄致力于发展全方位合作关系，同时也力图不损害同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第五，中俄双方都将“不结盟”作为发展双边合作的前提条件，这有利于克服中俄合作中的消极因素，以更加灵活包容和建设性姿态发展两国关系。
同时，中俄两国在中亚地区的传统影响和冷战后的政策路线还是有区别的。相比较而言，中国对于中亚地区的政策相对比较有延续性，而俄罗斯对于中亚地区的政策则有些起落变化。比如，苏联解体之初，俄罗斯曾经一度表现出不愿意过多介入中亚事务，孤立主义倾向有所抬头，而对于90年代初期中亚地区出现的经济社会动荡，俄罗斯自顾不暇，的确也难施以援手。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弗拉基米尔·诺罗夫证实，90年代后半期，塔利班在阿富汗等地崛起之后，当时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曾向俄罗斯求援，要求帮助乌兹别克斯坦维持国内安全，但当时俄方一时无力他顾而予以谢绝。(34)在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影响力逐渐地在中亚地区扩展。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毕竟俄罗斯是曾经在苏联有主导性影响，与中亚有着长期紧密联系的国家，因此，在冷战后的急剧变迁中，俄罗斯对于中亚的政策虽然有变化，但依然是中亚国家最紧密的战略伙伴，仍然作为一个大国在中亚事务中享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而中国的中亚政策也经历着转变：由仅仅是合作互利到成为一个国际多边合作的重要参与者。
正是在这样既有共同基础，同时也有着各自背景和需求的中俄两国与中亚合力推进之下，上海合作组织于2001年6月正式建立。
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标志着欧亚大陆东部这一大片地区一种新的地缘政治景观正在形成。第一，这是在一个资源相当丰富、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因而也是一个非常容易受到外部势力渗入影响和发生来自外部的激烈竞争的地区，因而，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体现出这是一项由当地国家自己组织起来协调与捍卫自己的利益，以避免当地的稳定和发展受到来自任何外部大国过多干扰的战略安排。第二，这是一个处于急剧社会转型和体制变迁的地区，因此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是构建符合于当地改革和发展的外部环境，以确保内部顺利转型和实现自己的共同利益与目标的卓绝努力。第三，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体现出这是具有不同文明背景、不同社会发展水平、不同对外联系取向、不同国力与规模的国家，平等地、公正地、有效地推进多边区域合作，谋求共同发展的重要尝试。历史地看，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无疑是欧亚大陆纵深地带实现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的提升和转折。
在上述背景之下，来观察中俄之间的战略合作发展进程，实际上是有着非常丰富的历史与理论内容的。即便从对外关系的角度来看待中俄合作，在世纪之交的国际变局之下也是有其深厚内涵的。
第二阶段，自2001年“9·11”事件的发生直到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发生之前，这是在大国关系发生微妙变化的前提之下，中俄关系稳步推进的时期。
如果说，中俄之间的和睦相处与密切合作是90年代欧亚地区形势稳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那么，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中俄两国是否能够在上海合作组织所在的欧亚地区和全球问题上进一步紧密配合，使当地形势避免动荡和冲击，并成为该地区进一步发展的重要保障呢？在当时的国际关系格局之下，外部因素的介入成为中俄间交往的一个重要背景。
“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欧亚地区的内部和外部形势发展出现了变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美国因素在上海合作组织地区的大规模出现。“9·11”事件之前，根据美国一些重要智库的判断，中亚地区还不是美国海外战略利益构架中最为关键的部位。但是，“9·11”事件之后形势骤变，美国的战略决策部门和智库几乎异口同声地指出中亚地区应该被列入美国最为核心的战略利益攸关地区。
以“9·11”事件为契机进入中亚地区，对于美国来说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第一，中亚的地缘政治地位极其重要，它正好位于欧洲和中俄之间，这对于美国控制这一“桥梁”来进入欧亚腹地，由此占据有利位置是极为重要的。第二，中亚是伊斯兰世界的一部分。为了维持在西亚和南亚的传统利益，以及遏制那些对于美国而言的“敌对穆斯林国家”（如伊朗、伊拉克等），美国必须在中亚占据一席之地。第三，由于俄罗斯与中亚诸国的特殊关系，所以美国想要控制中亚地区来遏制俄罗斯的复兴。第四，中亚地区的自然资源极其丰富，拥有一些极具战略价值的资源，例如，石油和天然气。中亚地区会成为世界主要资源的供应站，这也是美国最为看重的。第五，出于遏制阿富汗恐怖主义和军事行动的需要，中亚地区在美国战略棋盘上的地位也由此提高。美国打击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不仅会摧毁这一地区的恐怖分子网络，还会建立亲美政权来弥补美国在中亚地区的战略真空，从而使这一地区的地缘政治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9·11”事件的发生实际上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使得美国不光能以反恐为由进入中亚——这一冷战期间还根本不可能想象的战略枢纽地带，而且能够从侧面影响和牵制中俄关系。
“9·11”事件之后，美俄关系的发展最受人瞩目。普京在“9·11”事件发生之后的当天，迅速做出反应，表示俄罗斯不仅将在反恐事务中与美国合作，而且还将允许美国进入中亚地区。2001年秋，美国执意推出《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原来一直对此持坚决反对态度的俄罗斯也只做了非常一般的反应。2002年5月下旬，美俄在圣彼得堡召开了首脑议会。在俄罗斯与北约峰会上，双方共同签署了《俄美关于削减进攻性战略力量条约》和《俄美新型战略关系宣言》，并且成立北约—俄罗斯理事会，二十国合作机制由此建立。这是美俄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事件。同时，这也象征着在法律框架下，自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之后，冷战的真正终结。
“9·11”事件之后，一方面，俄美间关系发展迅速，但另一方面，布什两次访华和江泽民、胡锦涛分别访问美国，两国政要的密切来往同样彰显了中美两国领导人对构建双方“建设性合作关系”的高度重视。美国继续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恢复中美间军事对话和合作，并且两国还将在反恐问题上加强合作（如，美国将“东突”纳入恐怖组织名单），这表明两国在反恐形势之下的相互理解加深，并且预示着进一步合作还将有巨大的空间和潜力。虽然中美两国在一系列双边和多边问题上还有着较大分歧，例如台湾问题，但是，中美关系不仅在两国关系而且在国际社会上，都是后冷战时期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
在反恐形势之下，2002年，中俄与中亚四国领导人就在刚刚成立一年的上海合作组织圣彼得堡会议上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宪章》。会议还决定成立地区反恐组织，并宣称上海合作组织并非封闭的集团和组织，这就为上海合作组织与其他国际组织及有机会参与其中的邻国合作建立了法律和政治基础。此后，随着蒙古、伊朗、印度、巴基斯坦正式成为观察员国，上海合作组织进一步显现其包容性和活力。而处于上海合作组织之中的中俄关系也有了更加宽广的交往和行为空间。
从多边关系对于中俄双边关系的促进作用角度来看，普京在上海合作组织的圣彼得堡峰会之前接受《人民日报》主编采访时曾指出，中俄为世界提供了国家间关系的新范式，它将有意识的非同盟关系与致力于协调一致相结合，这种范式强调成员间的平等和构成解决问题基础的相互信任，同时也是中俄双方为冷战后建立新的多极国际秩序所做出的贡献。普京指出的开放的非同盟关系以及多极国际秩序，显然对中俄双边关系原则意义重大。而反过来说，中俄在贸易领域，尤其在能源方面已开始更深层次的双边合作，包括双方在军事科技领域的合作，都表明了中俄关系的发展，不仅是依靠外界因素，它还有着内在动因。(35)
第三阶段，2003年春天的伊拉克战争，和2003年秋冬以后在一系列独联体国家出现的所谓“颜色革命”，这一阶段是中俄关系在中亚地区得到巩固和深化的新阶段。
上述的两项变化，标志着在新保守主义旗帜之下的美国执政阶层旨在通过所谓的“推广民主”来实现帝国的扩张，挤压原苏联地区的被美国认为是“敌对力量”的国家。如果说，两年以前美国抓住“9·11”事件提供的契机，成功地将势力扩展到中亚地区；同时，通过北约东扩把欧洲分成老欧洲和新欧洲，以期对欧洲进行分化和牵制。而2003年，美国又试图通过伊拉克战争来主导中东局势，并且尔后在独联体国家的“颜色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直接威胁俄罗斯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这些发生在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战略推进旨在大大加强美国在欧亚大陆纵深地带的战略影响，企图有效抑制欧亚大陆上任何可能不利于美国利益的战略合作。但是，事实上，所有这些美国强权推动之下的地缘政治态势极大地促使俄罗斯外交战略重点向东转移，反而大大地推动了中俄关系的前行。
2005年在中国海域进行的中俄联合军事演习，以及中俄经济合作全方位展开，有进一步加强的趋势，中俄双方在一系列重要问题，如远东石油管线上立场更加接近。最后，中俄不仅在像伊拉克战争等国际问题上持有同样的主张，而且就地区问题，特别是“颜色革命”后，双方在保持中亚地区稳定和抵制外来势力干涉中亚地区内部事务方面的立场更趋接近。2005年7月间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表明中俄致力于加强合作、抵御外部势力对中亚的影响、维护该地区的稳定和发展的决心。
第四阶段，通过上海合作组织的稳定作用，发挥中俄等大国的建设性作用，维护外高加索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努力。
2008年8月8日格鲁吉亚率先发起对于境内的阿布哈泽和南奥塞梯的俄罗斯维和部队和平民的突然袭击，然后，俄罗斯军队猛力反击，直逼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最后经过欧盟轮值国主席萨科齐的调停，格俄双方停战，但是，俄罗斯于8月26日宣布承认阿布哈泽和南奥塞梯的独立，外高加索形势陷入相当扑朔迷离的时期。
从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21世纪以来俄罗斯以西的欧亚地区的安全形势来看，首先出现北约与欧盟的东扩，而后科索沃冲突，然后伊拉克战争，再后是一连串的“颜色革命”。这一系列的变化，至少在俄西部的欧亚地区形成了对于俄罗斯强大的地缘政治压力。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俄罗斯国内民意大幅度转向反美。新任总统梅德韦杰夫也在2008年瓦尔代论坛上坚决地表示：（1）2008年8月8日之后一切都改变了；（2）俄罗斯要伸展实现自己的“利益区域”；（3）俄罗斯要推进多极化世界的目标；（4）甚至表示俄罗斯应该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之一的强硬立场。而在此过程中，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经济贸易往来并没有停滞，两国首脑更加积极地进行磋商。同时，上海合作组织的杜尚别峰会既表示了所有成员国对于发生在外高加索地区的俄格冲突的“关切”，同时也充分表达了对于俄罗斯进一步发挥“稳定作用”的期待。
每当重大关头，中国和俄罗斯之间以不同形式的互补和合作，以不同方式表达的对于上海合作组织和中亚地区稳定和发展的关切和支持，无疑对于该地区事务以及一个多极化世界的形成发挥着深远的影响。
二、美国对中亚战略的调整
21世纪以来，在美国的大中东计划进展不利,在中亚地区推动的“颜色革命”又受到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抵制的情况下,美国朝野就欧亚地区战略展开激烈的辩论，也在较大范围里进行国际征询,大体上在2006年形成了新的框架。(36)
（一）美国调整对中亚战略的背景
在2004年和2005年原苏联地区连续发生所谓“颜色革命”之后，俄罗斯以普京为代表的主流政治力量调整对外战略思路，在不放弃实用主义外交路线的前提下，以欧亚大陆核心地区为主要目标，向西方的步步进逼实施反攻。俄针对美国的大中东计划，在伊朗问题以及哈马斯问题上主动出击，通过积极斡旋，牵制美国和欧洲，拓展其外交空间。更重要的是，在原苏联势力范围内，普京通过多边和双边行动，包括运用上海合作组织平台敦促美国从中亚撤军，并以中俄联合军事演习、动用天然气武器制裁乌克兰等方式，直接打击美国和西方反俄势力，企图以此打破美国的遏制。美方高级官员承认：中亚地区的大国关系在发生不利于美国的变化。
但是，中亚国家的基本倾向是一边担心西方策动“颜色革命”直接威胁其内部政治的稳定，同时，中亚国家也不愿意看到中亚地区完全由俄罗斯主导局势，还希望通过其他大国的参与，在地缘政治态势上形成多头平衡，更可以从西方国家得到更多的经济实惠。这种态势又为美国在中亚地区留存并伺机扩大影响提供了空间。
从更广阔的背景来看，大西洋关系自伊拉克战争之后也正在发生有利于美国的调整。特别是德国以施罗德为代表的社会民主党下野，右翼政治势力的抬头，一方面使得俄罗斯与德国的关系与之前相比受到很大的限制；另一方面，德国在多种场合对北约，对美国为首的大西洋关系的支持使得美国备受鼓舞。包括在美国内部，在总结第一任期外交得失的基础上，小布什第二任期的美国外交正在出现向所谓的“聪明的单边主义”或者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交替使用的方向转换。
美国对于中亚地区的态势本身也有了进一步体认：第一，根据笔者的当地观察与接触，美国察觉到中亚地区已不可能是任何超级大国单独主宰，只能由各大国和当地国家之间共同合作才能形成对当地有效治理的理念。第二，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对其“颜色革命”的无法进一步推进有所总结，在不放弃继续推动中亚民主化的前提下，尝试对其实施方法做出调整。第三，美国已开始采用加强与当地的经济合作和政治军事影响相配合的方法，推动其中亚新战略。第四，美国已在高层取得认同，并经由赖斯亲自点头同意，将美国国务院决策与管理系统重新调整，把负责中亚与南亚的部门连成一片，推动美国欧亚核心地区的全新部署。
（二）美国调整对中亚地区战略的主要内容
美国对中亚地区战略的调整是一个经过较长时间思考，并且是在国防部、外交部，以及通过北约和世界银行等各个方面各个决策部门在大体协调步骤的情况之下进行的。在某种意义上说，体现了布什在第二任期外交中力图改变形象，包括显示了赖斯本人比较擅长于多方协调、具有长期战略色彩，从而对第一任期外交进行调整修补的特点。
1．美国国务院的构想
由美国国务院中亚事务主管官员提出的，“并经由赖斯本人亲自同意”的关于“中亚与南亚经济一体化方案”可以被视为这一重大调整的方向标。这一方案的基本目标是：第一，将阿富汗事务与世界其余地区相联系；第二，恢复和建设中亚与南亚地区之间的新的基础设施连接；第三，通过加大人员交往促进整个地区的稳定。这一方案包括了美国与中亚国家的贸易便利化，石油、天然气及电力等能源合作，还包含了在交通基础设施方面全方位合作的具体内容。其中包括：
（1）由美国贸易发展署提出的美国与中亚国家在基础设施一体化方面的倡议。在2005年10月份提出了100万美元的投资计划，该项计划包括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和阿富汗等国，而且，还要进一步扩大。这一计划的重点是能源、交通以及电信部门，旨在推动区域合作和有利于经济贸易发展的基础设施。技术部门在2006年开始时对中亚地区进行考察，了解该地区整个基础设施状况，提出后续措施。2006年4月份举行中亚地区电力合作的国际研讨会。
（2）由美国国际发展署提出的美国与中亚贸易便利化倡议，则准备投入40万美元，计划将侧重点置于降低交易成本、强化海关功能、推动投资者之间的协调、检查海关与边境程序中的实际障碍。
（3）在推动能源短期出口方面，美国国务院提出：鉴于中亚国家所具有的丰富资源和出口能力，可以将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热能与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水电能加以组合，使中亚成为更加可靠和多样化电力出口伙伴。世界银行和美国与俄罗斯公司正在塔吉克斯坦察看一些水电项目，使之能够向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提供水电资源。报告认为，中亚地区有一些非常吸引人的地方可以提供低价电力。报告认为通过电能贸易可以使得中亚和南亚形成不同季节的互补供应；阿富汗作为一个重要中介的地理位置，可以使中亚的资源和南亚的市场之间得到贯通；中亚的高压电网也可以大大推动阿富汗电力系统的建设；最后，整个地区的高压电网和电力贸易的一体化，将推动中亚和南亚整个地区的经济增长、稳定和投资。
（4）美国国务院关于中亚和南亚交通运输一体化的倡议提出，要在北方的阿拉木图和南方的卡拉齐之间建成常年运行的可靠通道，使之成为商旅便于往来的南北丝绸之路，并且通过加强边境管理进一步改善安全形势和更有效地展开反对毒品的斗争。
美国国务院的中亚基础设施倡议表示，愿意与其他参与者合作，使得中亚成为一个能够向南亚出口的商业导向型市场，美国意识到该地区的南方和北方之间的差距而愿意为南北沟通出力，也希望能够开发其他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2．美军中央司令部的构想
由美军中央司令部提出的关于未来阿富汗和中亚战略前景的构想，虽然侧重于军事部署，但同样能够发现不少重建当地的经济社会的设想。中央司令部的报告中开宗明义地表示，中央司令部的功能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军事目标，而旨在以合作方式，建立一个为阿富汗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条件的联盟。其次，该报告的前提是，认为国际社会已经表达了合作支持阿富汗重建的意向。其中的一个证明就是2006年1月31日至2月1日由英国、阿富汗和联合国共同举办的伦敦会议，承诺向阿富汗提供100亿美元的支持。值得注意的是，该报告承认美国从乌兹别克斯坦撤军对于中央司令部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同时强调“美国与中亚各国和所有在中亚的国际组织，如北约、上海合作组织、集体安全组织具有共同的利益，在反对恐怖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斗争中具有共同的多边的目标”。
（1）计划将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比什凯克举办“地区合作演习项目”，中央司令部官员称，这一项目专注于强化各参与国在地区合作方面的能力。美方预期包括主办国吉尔吉斯斯坦在内，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巴基斯坦，甚至包括乌兹别克斯坦都将参加。
（2）美中央司令部2006年1月已决定投资100万美元向塔吉克斯坦提供应急所用的食品、燃料、寒衣，主要用于加强边境的设施和设备，也通过增强边境的安全，确保国家海关的岁入。
（3）继续实施“降低武器扩散威胁和安全合作项目”，决不容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基地”分子的手中。
（4）美中央司令部称：“当上述目标实现之后，美军在中亚地区驻留的情况必定会被改变，但是，在确保美军驻留痕迹最小化的情况下，还必须维持对联盟和中亚伙伴国家的责任。”
（5）美中央司令部将继续实行“阿富汗各省重建计划”（PRTS）,强调“重建的目的是发展具备能力的和负责任的地方民主政府，以提供公共服务和促进增长与稳定”。美方称地方政府的建立“需要取得美国军队和联盟部队的有力支持”。
（三）北约对于中亚战略的新思考
与美国本身对于中亚地区的战略新规划相比，作为多边集体安全组织的北约的步调相对滞后。
北约在以下的四个方面不改初衷，继续在中亚地区实施其战略行动：
（1）在反恐斗争中继续提供支持；（2）运用军事力量打击毒品和毒品贸易；（3）提供当地能源安全的保障，特别是对于欧洲国家来说，他们正在迅速地成为中亚石油与天然气的买主；（4）根据形势的变化提供当地所需要的政治支持。
但对于一个多边的集体安全组织来说，北约所面临的问题要复杂得多。当时各成员国的北约要员和战略家们讨论的问题涉及：其一，北约一度在中亚地区大幅度地将维护人权和推进民主作为其战略目标，那么，与其战略目标之间究竟是何关系，是互相推动，还是互相抵触；其二，北约到底是以中亚地区的政治稳定化作为目标，还是以推进民主作为第一要务，显然，由于政治不稳定而导致当地政权的垮台，同时也危及北约与当地的合作，比如，乌兹别克斯坦事件就是鲜明例证。其三，北约成员国之间关于经费的摊派始终是一个难以达成共识的问题，尽管德国和其他欧洲成员国对于美国在中亚的行动表示支持,但是，一讲到资金的分派，德国与欧洲成员国依然拒不让步。总的来看，北约不会放弃其在中亚实施已久的“和平伙伴关系”。虽然，美国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受挫使北约也大伤元气，但是北约加紧在哈萨克斯坦等国发展关系的举措不会停止。同时，与上述的战略调整相适应，北约的战略目标与社会发展和稳定目标相结合，发展中亚和发展南亚之间的战略协同性，势必将是北约在今后一个时期内的战略目标。
无论就美国本身还是就北约而言，对中亚战略的调整体现出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对21世纪最初5—6年在该地区战略进行反思的一些新的认知：第一，从原来强调通过“颜色革命”推动政权变更，转变为兼顾发展经济社会合作，特别是通过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加强贸易便利化等惠民措施来维持美国的影响。第二，从空间认知的角度，在赖斯的指示下，将中亚与南亚事务打成一片的部署，不光从决策的角度，而且从中亚与南亚客观关联的联动性角度，都是具有远见的选择。多年以后，上海合作组织向南亚扩容，也证明了这一关联性的客观存在。问题在于，在“颜色革命”中已经相当明确地显示了美国要在欧亚地区挤压俄罗斯的战略意图，再要企图通过有限的调整来进行修补，就非易事了。
三、欧盟与上海合作组织：利益相悖的竞争对手，还是潜在的合作伙伴？
进入21世纪之后，当欧亚大陆面临伊拉克战争、“颜色革命”等波动的新形势的挑战，一个值得关注的趋势是：欧盟与上海合作组织之间出现了明显的接近。这一趋势的出现传递了欧亚地缘政治变迁中怎样的一种信号？欧盟和上海合作组织的相互接近是否具有现实的合理性？这两者之间的接近将引起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状况怎样的进一步变化？包括在全球层面上，上述变化又将引起大国关系怎样的连锁反应？对于这一系列问题的回答尽管都充满了不确定因素，但是，有必要展示其来龙去脉，以为后事之师。
（一）冷战后欧洲与中亚地区关系的演进
按照欧洲政治学者的自我反思，90年代上半期，欧洲政治家对于中亚地区的战略和政治重要性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对于中亚的发展前景出现了错误的判断。他们虽然在政治上承认了中亚年轻的独立国家，但是对于这些新兴国家政治精英构建民族国家的艰巨努力并未给予足够的关注。欧盟最初的中亚战略目标是含糊不清的“寻求跨地区的一体化”，但是，结果却是适得其反，中亚地区陷入了进一步的动荡和分化。欧盟当时追求的目标，是在中亚推动市场和民主化建设，但是实际上，当时的中亚更加需要的是一个权力相对集中，同时也吸收民主和市场因素的政治经济管理模式，以使得强权之下能够确保当地的稳定和建立安全的周边环境。所以，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欧盟在苏联刚刚解体之后的对中亚的政策并未有很明确的思路和很明显的效果。
从安全方面说，90年代初，成立伊始的欧盟踌躇满志，追求在国际事务中的大国地位和角色，其突出特点是希望创立欧洲单一军团，并推行欧洲的共同外交与防务政策（CFSP）。1996年，北约甚至也相应地做出决定，支持和强化北约盟国中的欧盟防务支柱。但是，欧盟的共同外交与防务政策始终未能够在中亚地区得以体现。当时，以欧洲国家为主要背景的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曾经不切实际地把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的边界作为欧洲政治空间的南部侧翼，但是，当形势需要能够有力地解决塔吉克斯坦内部冲突和使该地区免受来自阿富汗地区动荡形势的影响的时候，欧盟又总体上表现得小心谨慎、力不从心。(37)直到90年代末，中亚地区的安全形势由于当地的宗教极端主义、武装塔里班势力和贩毒走私活动的日益猖獗，欧盟作为一个整体才逐步开始较多地关注和研究中亚地区的形势发展，在双边和多边的层面上开始考虑介入中亚地区安全事务。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欧盟在20世纪90年代的十年当中向中亚国家提供了总共9.4亿欧元的援助。另外，还通过人道援助、宏观经济借贷、财政支持等各种双边方式向中亚国家提供了总共3.6亿欧元的经济帮助。迄至2000年，欧盟从中亚国家进口贸易达20多亿欧元，欧盟向中亚国家出口达40多亿欧元。(38)总结十年来欧盟与中亚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一方面，欧盟的经济援助对于中亚国家的经济复苏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甚至以笔者的亲身经历，曾经有不少美国专家对于90年代欧盟对于中亚国家经济援助与合作的管理水平表示过赞赏。认为欧洲对中亚的经济援助与合作，要比美国来得务实有效。(39)但是另一方面，欧盟对于中亚国家的经济贸易政策的一个重大缺陷，即当时无论是欧盟总体，还是作为欧盟最重要的经济大国——德国甚至到了90年代中叶以后还是没有对事关欧盟发展的一些关键领域，比如，对于里海的能源资源表现出足够的重视。当时的欧盟官方和企业界，特别是德国方面还是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中小企业合作、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交通运输部门的建设和投资等方面。据有关专家的记载，德国的官方和企业界甚至对于中亚和里海地区的油气资源一直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兴趣，一直到1998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里海能源问题的报告问世，欧盟经济界才把这一问题提上重要议程。(40)(https://www.daowen.com)
到21世纪初期，欧洲在中亚地区的经济和战略利益已经表现得非常清晰，但是欧盟还是没有能够形成统一的对中亚地区的战略。主要欧洲国家在该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还是各不相同，一方面是各个主要欧洲国家的内部政治还是表现出很大的多样性，另外，各个主要欧洲国家与美国、俄罗斯的不同相互关系也影响了对于中亚地区的统一决策。但与此同时，在欧盟和中亚面临的主要问题也越来越明显地显现出来，那就是恐怖主义和毒品贸易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中亚地区，而且影响欧盟的极大威胁。形势已经迫不及待地要求欧盟能够形成一项总体性的对中亚地区的战略和政策。
（二）“9·11”事件前后的欧盟与中亚地区关系
从90年代下半期开始，欧盟，特别是德国开始意识到在中亚和里海地缘政治的博弈方面已经落后于其他大国。到2000年，欧盟已经对来自中亚地区的一系列问题引起高度关注，其中包括毒品贸易、非法移民、社会不满的增长、经济衰退的一系列明显征兆，特别是军事化的激进分子的崛起，包括欧盟政治家所认为的“民主政治的蜕变”等。在2001年春夏，欧盟与一系列中亚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包括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的会见，促使欧盟考虑进一步明确它的对中亚地区的政策。
2001年“9·11”事件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着欧盟政治领袖改变了90年代以来的犹豫不定的态度，开始坚决地支持美国全面展开反恐战争。当时，阿富汗局势是整个欧盟对外政策转变中的关键。欧盟主要国家对于阿富汗战争爆发之后的态度不尽相同。比如，英国是坚决出兵参与反对塔利班的军事行动，法国是对于参与军事行动附加了许多条件，而德国的局面最为微妙。虽然，当时的德国总理施罗德明确宣布参加反恐军事行动，但是，国内的反战情绪、战后整个德国的传统心态，以及缺乏能够立即赴用的快速反应部队这样的局面严重牵制着德国投入反恐斗争。德国的情况是当时整个欧盟政治状况的一个写照。当时的德国等欧洲其他政治大国是带着很大的政治局限性，好不容易争取到了议会的支持，才同意欧盟国家的军队参与反恐作战军事行动。
“9·11”事件之后不到一个月，就在德国总理施罗德出访巴基斯坦、印度和中国之际，他曾以欧盟的名义宣布，欧盟军队（主要是德国的军队）将与北大西洋盟友一起参加在中东的军事行动；欧盟将向阿富汗地区提供大量的经济及人道援助；同时，重新审核欧盟与伊朗的双边政策。2001年10月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对德国的访问是欧盟与中亚关系得到发展的一个关键点。欧盟领导人和纳扎尔巴耶夫共同强调对于美国的支持，哈萨克斯坦还决意向北约同盟和美国参战的空军提供空间走道。最后，德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同签署文件表示，他们在人道援助、解决难民问题，特别是在紧密的军事合作方面的双边努力，也成为哈萨克斯坦与欧盟之间正式合作的一部分。在阿富汗事务方面，欧盟的立场与美国和俄罗斯的立场有所区别，比如，欧盟比较主张当时筹备中的阿富汗政府由前国王查希尔来组阁。因为作为提供援助的一个前提条件，欧盟需要强化自己在中亚地区的政治影响。但是，欧盟的这一构想没有能够付诸实施。总之，“9·11”事件之后，随着大国竞争的新阶段刚刚在中亚地区拉开序幕，欧盟也希望在中亚地区愈益显现出它的政治重要性。(41)
“9·11”事件作为欧盟与中亚地区相互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还表现在“9·11”事件之后欧盟曾经组织力量对于该地区的政策和战略做出了全面的回顾、总结与前瞻。写作于2002年秋天的欧盟的“2002年至2006年战略报告”是一份反映欧盟官方立场的重要文件，在这一文件中，作为形势的分析，欧盟专家小组强调中亚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是：“缓慢的民主转型进程、履行人权职责方面的不良记录、宗教激进主义的发展趋势、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人口压力带来的社会紧张、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进展缓慢、商业与投资环境恶劣、贫困与社会差距的扩大，等等”，指出了“中亚国家共同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与跨国犯罪斗争、改善边境管理、实现经济发展的多样化、提升跨区域贸易、争取进入世界市场，以及可持续地利用自然资源，等等”。欧盟的这份报告依然强调了欧盟对中亚政策的核心问题是推动人权原则的实施和朝向市场经济方向的转型。该报告对于中亚地区面临共同问题的排序是：第一，民主转型；第二，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安全事务；第三，人口压力；第四，社会经济发展和贫困问题。该报告强调将通过欧盟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别的和平协议以及与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贸易和合作协议来推动解决这些问题，也即强调国别方式的合作依然是主要管道。但是，这一战略报告也肯定了“9·11”事件的发生对于欧盟与中亚关系的实质性的影响，也表达了在反恐斗争中欧盟应与“9·11”事件之前已经存在着的一系列地区机构合作的意向，包括欧亚经济共同体、中亚合作组织、独联体组织，特别是与上海合作组织合作的意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战略报告把“推动中亚国家的稳定与地区安全以及帮助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和降低贫困状态”作为一个相当重要的目标提出。欧盟计划在当时以每年五千万欧元的方式对中亚实施援助，并且强调通过安全和冲突干预、通过排除政治和社会紧张的根源，以及通过改善贸易、投资和管道建设的环境这几种方式来实施这一项经济合作计划。
总体看来，“9·11”事件之后的欧盟对中亚政策反映了当时国际局势客观变化的趋势，表现出了欧盟对于中亚地区的复杂情况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在实际政策运作过程中，也开始关注在意识形态问题和安全与社会经济发展问题这两者之间寻求平衡。
（三）欧盟与上海合作组织的交往
如上所云，尽管欧盟在相关的战略文件当中已经提到将高度关注中亚地区的安全形势，特别是反对恐怖主义的问题，甚至提到了要准备发展与上海合作组织在中亚地区的合作，但是，在2002年10月公布的这份战略文件中欧盟强调了几个重点领域，在这些具体的安排中几乎没有提及要把与上海合作组织的合作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来加以描述。同年，也即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一年之后，欧盟关于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年度报告当中，也没有提到相关的问题，只是强调了在国别水平上与中亚国家的交往。按照布鲁塞尔的欧盟亚洲研究所专家格雷格·奥斯汀（Greg Austin）的观点，欧盟当时并没有形成一种意见一致的政策，支持由上海合作组织为代表的中亚地区的利益与意向。按照他的观点，事实上，欧盟当时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展与上海合作组织之间的关系：第一，欧盟需要精心制定对于中亚地区的政策，这种政策是基于对于欧亚大陆核心地区区域合作的地理基础的理解，这种区域合作必不可免地包含了俄罗斯与中国，欧盟也应该更加清晰地表明立场，接受上海合作组织的安全准则，通过在中亚支持军队复员和裁减军备作为要务的一系列项目，形成必要的地区安全保障。第二，虽然俄罗斯与中国会忠于上海合作组织的多边运作方式，但是，两国的决策动因和决策设施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上海合作组织的多边决策方式，富于多边合作经验的欧盟应该提供帮助，通过技术援助和财政援助的方式使得俄罗斯和中国不再沿用原来双边交往方式，而是更加有效地以多边方式推动上海合作组织的合作。第三，应该在欧盟机构与上海合作组织之间就广泛议题展开政治对话。这样的政治对话应该是多边方式的，可以从欧盟和上海合作组织外交部长一级的对话一直到中层官员的技术层面的对话。这样的对话可以首先集中在法律和内部事务、能源与交通运输事务方面（他强调欧盟的援助应该有助于欧盟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就能源问题加强合作），也可以通过官方和学者两个层面或双轨方式进行。遗憾的是，尽管格雷格·奥斯汀关于欧盟与上海合作组织的交往与合作提供了比较详尽的意见，但是，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的头两年里，欧盟一直未能与之进行认真的正式交往。(42)
欧盟比较正式地表达希望与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关系的态度，是在2004年。2004年3月欧盟委员会秘书长索拉纳正式访问中国。索拉纳在访华期间代表欧盟表达了继续发展中国与欧盟之间全面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同时，在短短两天的日程中专门拜访了上海合作组织的秘书处，会见了当时的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张德广。在会见时，张德广专门表达了上海合作组织愿意与各国和包括欧盟在内的各个国际组织发展一切形式的交流与合作的期望，旨在推动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张德广特别向来访的索拉纳介绍了上海合作组织近年来在反恐和反对毒品走私方面所做的巨大努力。索拉纳此次拜访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正值西班牙马德里遭受恐怖袭击的数天之后，这场恐怖袭击致使200余人丧生、1 500余人受伤。索拉纳在访问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期间，明确表达了欧盟愿意与上海合作组织保持接触，寻求各种合作的可能性。在造访之前的记者招待会上，索拉纳还专门强调了反恐斗争中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包括重申了在反恐斗争中加强信息交换以及打破恐怖主义者的国际金融网络的决心。当时除了欧盟高官本身，欧洲一些国家的政要也相继来华表达过希望与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关系的意愿。在2004年秋天，当时法国外交部主管东亚事务的有关高级官员也曾经在上海与上海合作组织的张德广秘书长接触，表达了希望与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经济合作关系，推动两个组织跨区域交流的愿望。
2004年春天，欧盟出现与上海合作组织之间发展关系的意愿是和当时国际局势的迅速变化有关。2004年之前的整个一年，也即2003年对于欧洲来说有着几方面的重要意义：其一，是伊拉克战争的爆发。实际上，这场战争的矛头所向远不只是萨达姆·侯赛因政权，而是美国当时在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支配下，急于要推广西方式的意识形态、加强对欧亚大陆的战略和政治控制，并且有意在欧亚大陆激烈的能源资源竞争中占得先手，致使欧洲在欧亚大陆的腹地出现动荡局势。其二，是普京引领下的俄罗斯政商关系出现了重大变化，以霍多尔科夫斯基为代表的俄罗斯能源寡头势力被彻底打翻在地。霍氏的锒铛入狱，表明俄罗斯能源资源出现了由国家控制的趋势。紧接着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出现持续波动，首先导致俄罗斯与欧洲的能源关系紧张度升级。其三，欧盟内部一体化进程面临困难局面，经济增长缓慢，社会问题久拖不决，主要欧洲国家接连遭受恐怖主义袭击，特别是欧盟国家的能源需求日益增长。正是在这样的境况之下，欧盟开始表现出了与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关系的浓厚兴趣。
2005年7月，欧盟任命了来自斯洛伐克的外交官让·库比斯（Jan Kubis）担任欧盟处理中亚事务的特别代表，这表明欧盟希望在这一地区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但是，根据有关报道，库比斯在深化欧盟与上海合作组织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仅取得了有限的进展。他把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在乌兹别克斯坦这样一些国家“推广民主和人权”、在安集延进行国际跟踪观察等事务方面。欧洲专家认为，连在落实经济援助工作方面，特别代表的成就也很为有限。2006年10月欧盟部长理事会重新任命了皮埃尔·莫雷尔（Pierre Morel）担任欧盟驻中亚事务的特别代表。他对于欧盟和上海合作组织之间的对话采取了积极促进的态度。但是，按照英国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专家奥克萨娜·安东年科的说法，在缺乏欧盟本身委任使命的情况下，这类努力通常是难以见效的。
2007年上半年德国担任欧盟轮值国主席期间，欧盟的部长理事会非常希望能够形成关于中亚问题的新的共同战略。2007年初，欧盟委员会和理事会通过了共同文件希望支持中亚能源的一体化、中亚的非政府组织、里海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等等。该份文件也提到了上海合作组织，但是有迹象透露出欧盟的一些机构还是担心欧盟与上海合作组织之间形成过于紧密的关系。然而，在欧盟理事会的政治和安全委员会的内部讨论中，与会成员建议依然要深化与上海合作组织之间的接触。2007年4月理事会的工作文件提出欧盟要与上海合作组织之间展开对话，探讨能源和毒品走私等一系列热点问题。(43)几乎在同时，德国外交学会在柏林举行大型国际研讨会探讨欧盟与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关系的问题，不光德国外交部主管官员和欧盟主管中亚地区事务的官员参与此会，而且还邀请了包括上海合作组织新任秘书长、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努尔巴耶夫和其他中亚各国和中国的官员与学者到会。会后还举行了一个盛大的记者招待会介绍会议讨论情况。本次会议的主要议题集中在欧盟如何与上海合作组织在能源、反恐、反毒品走私等问题上加强合作。欧盟主管官员尤其表达了对于日渐恶化的阿富汗局势的不安。这次会议表明了欧盟，特别是作为轮值国主席的德国已经把与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关系放上重要的议事日程。
（四）欧盟希望与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关系的动因
2004年以后，欧盟之所以表现出与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关系的热情，显然是具有一系列的国内和国际背景的。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Frank Steinmeier）曾经这样概括欧盟这项迫切意愿的利益背景：第一，欧洲接近这样一个包括了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等国在内的不稳定的地区。第二，这一地区迄今为止展开了有效遏制宗教极端主义的斗争。第三，中亚地区具有如此丰富的能源资源。来自俄罗斯、同时又在伦敦的欧洲改革研究中心工作的欧盟问题专家奥克萨娜·安东年科认为：施泰因迈尔讲的是对的，他所提到的利益将引导欧盟从迄今为止还是该地区一个处于相当边缘状态的角色，变为对中亚地区显示其高度的关注。而关键的步骤是必须与当地无可取代的重要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建立关系。(44)
从欧盟的角度来看，为什么上海合作组织显得如此重要呢？资深俄罗斯学者安东年科认为：首先，上海合作组织在中亚地区的经济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欧盟在中亚地区有着非常清晰的利益。如果中亚地区的发展发生问题，那么，欧盟将要面对非常麻烦的挑战，其中包括威胁能源管道的恐怖主义网络、非法移民的激增等，这都是欧盟所无法应对的局面。上海合作组织实际上是推动未来经济增长的相当有用的管理手段与工具。另外，地缘闭锁的中亚地区离开了中国、印度、伊朗和俄罗斯无法取得国际贸易通道。就此而言，美国、欧盟、日本以及亚洲开发银行的资源所起的作用只是第二位的。一旦上海合作组织能够真正地对当地的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做出安排，包括逐渐地形成自由贸易区，推动商品、人力、技术和资金的自由流动，这对于欧盟将是一个何等巨大的机会。其次，上海合作组织在安排能源事务方面具有强大的功能。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中包括石油输出国组织之外的最大的两个国家：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同时又包括了当今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中的两个：中国和印度。欧盟将在很长一段时期中继续有赖于来自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进口，在将来也许与中国在油气资源领域形成竞争关系。因此，在欧盟与上海合作组织之间形成对话的空间，探讨欧盟非常关心的诸如国内油气资源的市场化和透明度问题、能源供应来源的多样化问题，并且也探讨诸如在欧洲和亚洲之间能源运输管道的走向问题，这将是一个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前景。第三，中国和俄罗斯是欧盟的重要伙伴，当欧盟希望加强与这两个伙伴的关系的时候，欧盟与上海合作组织之间的对话无疑就变得格外重要了。这两个多边组织之间的对话显然能够加强欧盟与这两个伙伴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当中俄两国都把上海合作组织看作它们各自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之一的时候。俄罗斯把上海合作组织看作维持它在原苏联地区的传统影响，在大国关系的动态平衡中实现其地区和全球目标与利益的一个重要的平台；而中国也把上海合作组织看作学习多边主义外交、推动地区和全球局势的稳定、实现中国和平与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同时，按照她的理解，中国与俄罗斯都没有把欧盟看作对上海合作组织的一个挑战，欧盟与上海合作组织并非命中注定要在这一地区成为利益相悖的竞争者。最后，上海合作组织与欧盟都把处理地区安全事务作为自己的核心工作，这两个机构在摧毁恐怖主义网络的合作中有着诸多的共同利益。比如，两者都希望实现阿富汗局势的稳定化，上海合作组织把阿富汗局势视为甚为关键的挑战，建立了有关阿富汗问题的工作小组；而欧盟的一些成员国则参与了北约名义下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此外，伊朗目前是上海合作组织的观察员国，可以设想上海合作组织有可能在伊朗核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如果这两个区域组织之间不是合作，而是相反，也即欧盟与上海合作组织互相敌视的话，那么，可以设想这会促使一些国家深化与伊朗的关系，比如，最为方便的就是发展与伊朗的天然气合作，以此抵消可能出现的任何对于伊朗制裁的效用。(45)根据笔者在欧洲一些国家的考察，欧洲改革研究中心这位专家的意见从一个侧面相当全面地反映了欧盟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
但是为什么欧盟并不是从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开始，而是经过了若干年的犹豫和徘徊，才与之发展关系，这与上海合作组织本身的发展是有关系的。诚如普京在2006年瓦尔代论坛上所言：“我们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对上海合作组织有一个周详设计的，原本是因为需要解决当时在日常工作中碰到的问题，比如边界问题。但是这个机构开始发展以后，就显得非常需要了。也正是因此其他国家也希望加入这个机构。实际上这也是世界上的一些有影响的力量中心所希望达成的目标，所以我们做出了反应，但这并不是我们原来计划这样做的。上海合作组织具有巨大的前景，但是不会成为一个政治军事集团，这是一个具有开放性质的国际组织。我们必须考虑在亚洲的各种力量的综合平衡，但是我们也不会超越上海合作组织的边界。我们将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负责，并且推动实现成员国的利益，但这不会反对任何人。”(46)正是由于上海合作组织所有成员国的共同努力，才使得上海合作组织能够在短短几年时间里获得迅速的进展，并且获得了相当多的国际舆论的肯定评价和接受，这是欧盟希望与之发展关系的愿望的重要背景之一。
（五）问题与前景
欧盟与上海合作组织之间的关系是否如上所云，能够比较顺利地发展起来呢？事实上，无论是在欧盟内部还是外部都还存在着许多因素，对欧盟和上海合作组织之间关系的可能发展产生着制约。大体说来有这样的三方面问题值得关注。第一，安全事务和意识形态因素何者为先？这是“9·11”事件之后，在处理国际事务的过程中令不少决策者甚至于理论家们头痛的问题。在欧盟内部也依然有着一部分相当有影响力的政客，坚持要把意识形态原则置于外交事务中的最高地位，包括在处理对中亚问题和上海合作组织的关系问题上，也依然有着不和谐的声音。但是，根据笔者与欧盟各国的专家和官方人士的接触，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倾向于，在对外事务中要把安全事务置于首要位置，他们认为，国际政治的本性首先是要确定一个国家能否在国际社会中安全生存，同时也不排斥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学习和推进民主和市场经济。看来在欧盟内部这样的意见角逐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第二，多边组织行为还是单个国家行为为先？实际上，多年来欧盟这个多边国际组织对于上海合作组织的理解首先是通过国别的探讨和深入研究，特别是德国的大力推动才取得的。国别因素在推动欧盟与上海合作组织的互相认知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就欧盟而言，其成员国分别地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打交道，本来就是轻车熟路。另外，相对于欧盟的复杂结构体制，有不少欧盟外的国家也更愿意与其成员国单独交往解决问题。欧盟共同能源政策迄今为止还困难重重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所以，欧洲国家在多大程度上愿意以欧盟的统一立场与上海合作组织打交道，包括相反，上海合作组织的某些成员国在多大程度上愿意与作为整体的欧盟打交道，实际上还存在着一些不确定的因素。比如，普京就曾当面尖锐地批评过欧盟的政治架构，特别是每半年轮换一次欧盟主席国的政治安排，使得局外人无法与欧盟建立稳定而紧密的联系。第三，美国因素。对于欧盟与上海合作组织的接近，一个不可回避的因素是美国的态度。目前，首先存在的误解是仍然有人把上海合作组织简单地看成是一个“反美”“反北约”或者“反西方”组织，甚至是一个“反美的”军事集团。德国柏林科学和政治基金会亚洲研究室主任古德龙·瓦克尔（Gudrun Wacker）认为：“该组织的成立并不是针对西方国家的。”(47)英国《卫报》的西蒙·蒂斯德尔（Simon Tisdall）也认为：“上合组织中没有哪个国家真的希望与西方对抗，尤其是中国。”(48)而且，实际上上海合作组织中的不少国家还保持着与欧盟、美国，甚至和北约的合作关系，包括像印度、蒙古等当时的观察员国还是美国的紧密战略伙伴。这表明在上海合作组织内部并没有任何“反美认同”。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国一再宣布，该组织的行动不针对第三者。但是，在习惯于以冷战思维思考的人看来，欧盟任何与上海合作组织的接近，都会被看作不可思议的事情。从这一点出发，这两个组织发展关系需要经历一个长时间的考验并不是意料之外的事情。
但是，从总体上看，欧盟应当与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合作关系这一点已经在当时成为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士的立场和看法，就像《金融时报》2007年8月20日的社论所指出的那样：“难怪人们对于中国和俄罗斯两国与另外四个中亚国家一道建立的地区组织的兴趣越来越大”；“西方不应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对手”。(49)
至于欧盟与上海合作组织关系的发展前景，还取决于以下因素：
第一，欧盟与上海合作组织之间的接近不光是一般意义上的区域间的经济与社会交往，而是具有长远的地缘政治影响的一件大事。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是为了能够在欧亚大陆的纵深地带建立起一种机制，使得当地的人民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与合作，推动当地的发展与进步，抵御任何来自外部的干扰和冲击。如果居于欧亚大陆东侧的上海合作组织能够与居于欧亚大陆西部的欧盟形成平等有效的合作，那么，不光在欧亚大陆内部的交流将获得无比广阔的空间，对于欧亚大陆纵深地带的丰富资源的利用将获得更加有效的方式，而且，在抵御任何来自欧亚大陆之外的扰动方面，也将具有更大的能量。这是从古至今多少世纪以来欧亚大陆上人们所寄予的期望。这样真正的合作也只有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区域化的成熟经验的基础之上才可能得以实现。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下半段，一度出现的这样一种两个国际组织互相接近的趋势，从某种角度来看，既是具有特定的地缘政治考量的战略筹划，但从深层次上说，也是一种发自欧亚大陆内部交往需求的自然表现。
第二，欧盟构想中的与上海合作组织之间的可能的合作，未必都是空穴来风。特别是在经济领域的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在能源领域的合作，尤其是当前反对毒品贸易，包括对于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欧盟所提供的各项援助，等等，无疑都是具有潜在互补性的重要方面。欧盟与其他欧洲的国际组织不同，比如，欧安会议。后者比较多地侧重于在中亚地区推动民主与制度变迁，而欧盟还是比较多地侧重于推动经济合作。欧盟对于新形势下反恐斗争的一系列构想与安排对于上海合作组织来说也具有重要意义。包括区域发展的长期前景，这两个国际组织之间也完全可以经过交流，以丰富自己的认识。总之，欧盟与上海合作组织之间显然可以通过各种合适的管道，比如首先从举办论坛、举行学术讨论会议、开展双轨的对话，然后提高交流层次，逐步地形成合作共识，为将来的进一步合作打好基础。
第三，上海合作组织主张与当代世界区域多边进程的交流互鉴。欧盟是当今世界区域一体化历史最长、区域合作的组织系统相对完备的一个国际组织。虽然上海合作组织与欧盟形成的历史条件、内部结构都各不相同，比如，上海合作组织地区既不具备欧盟所在地区那样相对统一的文化与宗教条件，也不具备欧洲式的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的传统；上海合作组织内部各成员国之间的发展水平落差也大于欧盟成员国内部，而且，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现行的政治经济体制方面，这两个组织都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作为一个后来者，完全可以从区域一体化所具有的经验与教训中取得借鉴。
上海合作组织与欧盟之间的接近并非一蹴而就，这将在一个较长的过程中循序渐进地向前推进。(50)
(1) ［美］戴维·卡莱欧：《欧洲的未来》，冯绍雷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0页。
(2) ［美］戴维·卡莱欧：《欧洲的未来》，第2章。
(3) ［美］戴维·卡莱欧：《欧洲的未来》，第114页。
(4) 本节部分内容亦见于：冯绍雷的《亨廷顿的思想弧线》一文，载《社会科学报》2009年2月12日。
(5) Dmitry Shlapentokh，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Russian Intellectual Life 1865—1905, Prareger Publisher, 1996，序言。
(6) ［法］科耶夫等：《科耶夫的拉丁帝国》，邱立波译，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
(7) ［法］托马·格马尔：《旧式均衡中的新当量》，《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2008年第1期。https://globalaffairs.ru/articles/evropa-rossiya-ssha-novye-velichiny-starogo-uravneniya/.
(8) 根据“9·11”事件之后当时美国卡内基基金会与俄罗斯方面的联合研究所提供的报告，将能源合作作为军事战略合作、反恐合作、共同应对新兴国家的崛起等四项最为关键的合作内容。以后，就有了连续几年的莫斯科和休斯敦美俄能源论坛。
(9) 参见俄罗斯总统网站关于2006年瓦尔代论坛上普京总统讲话的全文记录。
(10) ［法］托马·格马尔：《旧式均衡中的新当量》。
(11) ［法］托马·格马尔：《旧式均衡中的新当量》。
(12) ［法］托马·格马尔：《旧式均衡中的新当量》。
(13) ［法］托马·格马尔：《旧式均衡中的新当量》。
(14) ［法］托马·格马尔：《旧式均衡中的新当量》。
(15) ［法］托马·格马尔：《旧式均衡中的新当量》。
(16) ［法］托马·格马尔：《旧式均衡中的新当量》。
(17) ［法］托马·格马尔：《旧式均衡中的新当量》。
(18) 哈贝马斯引文参见童世骏：《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批判？——论哈贝马斯对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不同态度》，论文，2003年12月5—6日，“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理论讨论会”，华东师范大学。
(19) “在我看来，主权民主是一个有争议的术语。有人把它们一起了。主权讲的是我国与外部世界相互关系的性质，而民主则是内部的状态，我们社会的内容。但是在现代社会，无论是精密科学还是人文科学，有很多东西处于各学科领域的边缘和交叉地带。一些人认定这个概念站得住，可以为其所用，在逻辑上也有一定的道理。也许您注意到了，我一直避免加入这场辩论。不是认为这种辩论会带来坏处。相反，这是一件好事，当人们开始思考如何从外部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如何建立舒心的社会。我感觉，探索这一理论是有好处的。因此我不干涉，也不会单方面站在某个立场上，因为我喜欢这样的辩论。”参见：《普京文集（2002—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32—533页。
(20) ［法］托马·格马尔：《旧式均衡中的新当量》。
(21) ［美］安琪拉·斯登特：《有限伙伴：21世纪美俄关系新常态》，欧阳瑾等译，石油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第158页。
(22) 德·梅德韦杰夫总统在2008年瓦尔代论坛上的讲演，以及对作者提问的回答。2008年9月13日。
(23) ［俄］米哈伊尔·尤里耶夫：《美国炮制“中国威胁俄罗斯”的神话》，Profile，2008年1月14日；译文参见《参考消息》2008年1月23日。
(24) Igor Zevelev, Mikhail Troitsky, “Russia and China in the mirror of U.S. politics”,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No.4, 2007, https://eng.globalaffairs.ru/articles/russia-and-china-in-the-mirror-of-u-s-policies/.
(25) Лозанский Э. Д. Россия между Америкой и Китаем. Издатель：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2007 г.
(26) Robert Kagan, “End of Dreams, Return of History”, Policy Review, July, 2007.
(27) 2007年6月在弗吉尼亚大学召开的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研讨会上，罗伯特·卡根的午餐讲话，笔者曾作为唯一的中国学者代表受邀参加这个研讨会。
(28) Christopher Marsh, “Russia Plays the China Card”, National Interest, Nov./Dec., 2007.
(29) Andrew Kuchins, “Russia and China: The Ambivalent Embrace”, Current History, Vol.106, No.10, 2007, pp.321—327.
(30) 从波波·罗赠送的新作《便利轴心》手稿中译出，本文发表时，该书已于2008年9月由布鲁金斯出版社正式出版。
(31) 苏格：《论中美俄关系》，《国际问题研究》2002年第3期，第1—7页。
(32) 施晓慧：《论新时期的中美俄关系》，《人民论坛》2002年第8期。
(33) 郭震远：《论9·11之后的中美俄三边关系》，《和平与发展》2002年第10期。
(34) 诺罗夫秘书长在2020年12月上海政法学院举办的上海合作组织研讨会上的发言。
(35) 《人民日报》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采访，2002年6月1日。
(36) 笔者2006—2007年间在美国多次参加相关学术交流活动，深深感受到当时的学术争辩不仅有政学两界的广泛互动，而且很多这样反思性的学术讨论相当公开透明，并且有多国代表参与。
(37) Boris Rumer, “Central Asia and the Europe Union”，in M.E.Sharpe，“Central Asia: A gathering Storm?”, 2002, pp.237—240.
(38) EU Strategy Report 2002—2006 and Indicative Programme 2002—2004 for Central Asia, Oct.2002, p.3.
(39) 早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笔者在与美国威尔逊中心凯南研究所的交往当中，当时的美国学者对于欧盟对原苏联地区的经济援助的组织工作表示赞赏。
(40) Boris Rumer, “Central Asia and the Europe Union”, p.238.
(41) Boris Rumer, “Central Asia and the Europe Union”, p.240.
(42) Greg Austin，“European Union Policy Responses to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Dec.，2002.
(43) Oksana Antonnenko，“The EU should not ignore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May, 2007, The Working Peper from the Center for European Reform.
(44) Oksana Antonnenko，“The EU should not ignore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45) 根据安东年科的分析，笔者对她的有关意见在表达上做了调整，参见Oksana Antonnenko，“The EU should not ignore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46) 普京总统在2006年9月9日的瓦尔代论坛上，对于笔者所提出的关于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前景的问题的回答。Remarks to the Valdai Club 9th of Sep.2006. in Moscow.可见俄文版和英文版的俄罗斯总统网站。
(47) 德国之声电台网站8月16日文章：《舆论认为上合组织不是“反西方联盟”》，转载于《参考消息》2007年8月18日第3版。
(48) 德国之声电台网站8月16日文章：《舆论认为上合组织不是“反西方联盟”》，转载于《参考消息》2007年8月18日第3版。
(49) 英国《金融时报》2007年8月20日社论：《有约束的上海合作组织》。
(50) 关于上海合作组织与欧盟相互关系的内容，曾发表于《国际问题研究》2007年第6期，第48—54页，经修改与补充，载入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