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中、短时段作用下的国际秩序的延续与更替
长、中、短时段作用下的国际秩序的延续与更替
新冠肺炎疫情之后，以往世界秩序是否将不复存在？抑或疫情还只是对既有发展趋势的推波助澜，至多只会部分地改变世界？笔者倾向于第二种立场。
根据法国年鉴学派的理论观点：长、中、短时段作用下，世界秩序的变化与延续将会共存。
从长时段的观点来看，地理与文明形态的影响，将是世界秩序中既成因素得以延续的重要前提。其一，存在数千年的文明多样化趋势将长期存在。不可能一场疫情就彻底改变千年文明对于当今世界的影响。比如，直至19世纪中叶之前的数百年中，欧洲国际秩序——包括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之后——爆发战争的概率，要远远高于亚洲国际秩序。(26)又比如，1689年，当时还不是民族国家，而是专制君主国家的沙皇俄国和清政府签订了《尼布楚条约》，维持了此后一直到19世纪晚期清朝衰落、沙俄大举东侵前近两百年的和平。可见，尽管西方曾主导世界秩序，但在地区结构和大国关系中得以体现的非西方文明，始终是世界秩序重要的丰富和补充。这是积极乐观的一面。而不太乐观的另一面，则在于基辛格在《论世界秩序》中的基本想法：世界秩序只有一个，而各大文明都怀揣自己的抱负来到这个世界。他含蓄地表达了自己的担忧。(27)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文明冲突”的争论经久不息。最新的版本是，一方面某大国新闻发言人把“文明冲突”提升为“种族间冲突”，而另一方面则否认“文明冲突”，认为只有“文明和非文明的冲突”。看来只要存在不同文明，只要存在古今、东西之争，“文明冲突”的辩论就不会停止。这是疫情所改变不了的定势。
其二，地缘政治结构也将持久地影响国际合作与竞争。首先，大陆地缘政治的空间连续性与海洋地缘政治的空间阻隔性，几乎将永远存在。不可动摇的事实是：英联邦一个个海外殖民地的独立不会引起英国本土的动荡与革命；而地处大陆的苏联一个个加盟共和国宣布独立的连锁反应，导致了苏联本身的解体与革命。(28)也许更为重要的是，海洋地缘政治将会始终视分化和肢解欧亚大陆、避免出现任何来自海洋的威胁为己任；大陆地缘政治则反其道而行之，一定会通过加强欧亚大陆内部各个板块之间的联系来维系陆权稳定。疫情无法使地缘政治消失，相反，一定有人会利用不同的文明、国家与意识形态间的竞争态势，借疫病之机兴风作浪，争夺地缘空间的影响力。
从中时段看，不同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国家制度，以及已经延续了几十年的这一波全球化进程，也许可以被视为与当今世界秩序变更有直接关联的两大要素。不同的意识形态和制度之间既竞争又合作，势必将会是比较长期的态势。其最基本的理由是，力量对比还没有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就全球化而言，疫情之后，其形式和内容会改变，但是，全球化本身难被阻止，它将会寻求更符合当代需求、更有质量层次、更符合人类需求的新型的路径。有学者提出了当前危机属于“全球化危机”的观点，对于未来可能从全球转向地区的发展轨迹提出了有益的警示。但从世纪之交以来的较长时段看，从全球化向地区的不同方式的转移早已开始。适度把握全球化与地区化两者之间的均衡与联系，会是一个新的值得关注的问题。
从短时段看，其一，人类面临着最大的共同挑战。无论种族、文明、观念、制度、国家规模的大小，都经受着疫情重大冲击，都面临着极其艰难的学习和认识过程。共克时艰，并非只是一句口号。从1918年初暴发大流感的经验来看，疫情一波又一波发展，一直要延续到1920年。今后这一到两年将是人类的共担风险时期。
其二，各国抗疫的做法异中有同：对于突如其来的疫情，无论哪个国家都有一个深化认识的过程；处理疫情，各国都还是以“封堵”为主；包括灾后复工复课，各国值得交流与合作的方面，要远远超过利益冲突的部分。但鉴于固执与偏见，还是需要认真地探讨一些值得权衡的深层问题，以理服人：这里指的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制度的相互关系问题。（1）就灾难面前的人和人关系而言，比如，是否能通过任其传播的方式，形成集体免疫？笔者还是比较接受钟南山院士的意见，科技已经那么发达，不能以如此巨大的生命代价，去换得集体免疫力的提高。俄国思想家克鲁泡特金发现：原来强壮的人群在饥荒或者流行病之后，会变得既不是最强壮的，也不是最聪明的。虽然他们侥幸存活，但是健康受到了严重的伤害；而能够延续生命的“恰恰是耐受力最强、最能够忍受匮乏的个体”，比如，熊比猫先饿死，猫比蚂蚁先饿死，恐龙的绝种和哺乳动物的兴起，也正是这个道理。他觉得，经常被看错的问题是，究竟谁才是竞争中的适应者。(29)（2）灾情下的人和制度——尤其人和民主制度——的相互关系问题。剑桥政治学系主任大卫·朗西曼教授认为：第一，“在民主社会，你很难说服人民把焦点放在还未发生的事情的风险上。选民常倾向于把他们已经知道的风险列为优先”。第二，“民主是我们应该极尽所能保存的重要事情之一，因为它让人值得生存，但这并不等同于认为民主是可以保存我们的东西”(30)。换言之，人的存在是更首位的。就像杰弗逊在《人权宣言》中所表达的：人生而平等的本意，首先就是人的生存权。（3）人和自然的相互关系：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所提倡的“以人为本”，这当然是历史的重大进步。但后来被机械地理解和夸大为“人定胜天”，造成失衡。这才有了生态主义者所言，人仅仅是大自然中的一个平等成员。在笔者看来，人的有所作为与其对大自然的尊重，本应是统一的，不能将之相互对立。所以，灾情之下，即使文明不同、意识形态不同，人们完全可以寻找到更多共同的立场。
其三，灾情之下，经济的衰退必将对国际关系带来极大影响，而更为直接的影响，很可能是大国的政治进程，特别是美国2020年11月总统大选和俄罗斯2020年通过全民公决确定的2024年政治进程。尤其对于美国而言，虽然出现了号称两党一致的对华立场：两党总统候选人都会以互相“抹红”的方式竞争上岗，也可能以这种方式维持执政地位。但大选投票之前的惨烈党争，会更加严重地影响国际秩序的稳定。这种情势之下，面临着几种选择：（1）要想回到2009年约翰·伊肯伯里式的“自由国际秩序”，也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愿意向作为竞争者的新兴国家让渡主导权——从七国集团变为二十国集团，这几乎已经完全不可能。（2）回到两极对抗的冷战状态，抑或“新冷战”。事实证明，至少特朗普政权决意甩锅的目的，就在于进一步与中国脱钩，加速形成与中国的紧张对抗局面。从近期看，这对选票有利。中国究竟是按美国设定的逻辑亦步亦趋地入套，还是另有上策？面对当今艰难形势，必须作好全面准备。既要应对惊涛骇浪般的一时冲击，更要经受经年累月持续性博弈的考验。第一，基于目前力量对比，这场恶斗很可能不是“毕其功于一役”，而将会是一场相当长期的全面抗争，人们是否已经在所有方面做好充分准备？大规模对抗之前的充满自信，并非坏事。一旦冲突必然导致社会经济生活全面倒退，国际社会的更多先例，乃是精英尚可自找出路，而承担艰难困苦的还是基层民众。第二，“半秩序”转型期的环境之下的一般逻辑，除了两强之外的几乎所有的第三方行为者——在适度支持和同情的同时，更多地会倾向于协调中立。虽然过渡期特征之下，西方结盟关系总体上还有拉帮结派的机会和动员能力，但是绝大多数不会如冷战时的集团抗争般的跟上战船。第三，从长远看，这场决斗是否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为人类做更大贡献”和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抱负？显然，这不利于世界秩序的稳妥演进。（3）更为糟糕的局面，乃是大国间的高度对抗势必进一步引发各个力量中心之间的一片混战，整个国际社会进入无政府状态。（4）相比之下，在放弃任何幻想、准备迎接艰难挑战的同时，尽一切可能，维持尚存合作空间之下的多极化发展态势。“共处”而不是“互掐”，“缠斗”而不是“决斗”，“互鉴”而不是“独尊”，还是相对比较接近现实的选择。虽然传统工业国家在科技创新、战略实力、舆论传播、结盟关系等方面的领先状态不会一夜间消失，新兴国家合作竞争的潜能也有待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才能够变为现实，但是，依靠中华文明数千年强劲传统，继续改革开放以来的惯性，保持独立自主、勇于创新的进取态度，尤其是以“自我革命”的勇气，脚踏实地着眼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体制和治理能力”的全面提升；同时，扎扎实实地以“一带一路”经营周边，从内外两个方面加强立足于区域的互联互通。具体地说，让科学务实的精神在我们的决策系统中发挥更关键的作用，让各个专业领域能更多地施展才华，让各级管理部门克服官僚主义，不是观望等待而是发挥更多主动负责和创造精神，让富有勇气的新生代不是“毕其功于一役”而是坚忍不拔地面对挑战，那么，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目标，完全是可以实现的。
(1) ［美］基辛格：《论世界秩序》,胡利平等译,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版,第23—24页。
(2) 同上书,第75页。
(3) ［英］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王章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5页。
(4) 同上书,第132—133页。
(5) ［英］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第75页。
(6) Feng Shaolei, “Looking towards the Future with an Eye to the Past”,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26.10.2013, https://eng.globalaffairs.ru/articles/looking-towards-the-future-an-eye-to-the-past/.
(7) ［英］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郑明萱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0页。
(8) 何秉孟等主编：《亚洲金融危机：分析与对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10页。
(9) ［美］理查德·J.伯恩斯坦：《社会政治理论的重构》,黄瑞祺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7—9页。
(10) Ben Rhodes, “The 9/11 Era Is Over”, 2020-04-06，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20/04/its-not-september-12-anymore/609502/.(https://www.daowen.com)
(11) Peter Baker, “Tbilisi's ‘Revolution of Roses’ Mentored by Serbian Activists”, Washington Post 2003-11-25,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archive/politics/2003/11/25/tbilisis-revolution-of-roses-mentored-by-serbian-activists/8cf6a82c-e1ee-4f4a-9276-b5fb6521c3fc/; Abel Polese, Donnacha ó Beacháin, “The Color Revolution Virus and Authoritarian Antidotes: Political Protest and Regime Counterattacks in Post-Communist Spaces”, Demokratizatsiya, Vol.19, No.2, 2011. p.111; David Lane, “‘Coloured Revolution’ as a Political Phenomenon”, 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 Transition Politics, Vol.25, No.2—3, 2009. pp.113—135.
(12) 王亚平：《德国通史：封建帝国时代（公元1500年以前）》（第一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401—479页。
(13) ［美］凯瑟琳·阿诺德所著《1918年之变》、［美］约翰·M.巴里所著《大流感》和巴西权威流行病史研究学者都非常明确地记载了关于病毒的起源地问题。
(14) ［美］约翰·M.巴里：《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钟扬等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399—407页。
(15) 同上书,第486页。
(16) Andrei P. Tsygankov，“From Global Order to Global Transition,”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2019, Vol.7, No.1, https://eng.globalaffairs.ru/wp-content/uploads/2020/02/19989.pdf.
(17)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变化中的世界体系》，王逢振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3页。
(18) 杨成绪：《德国政坛何以陷入震荡？》,中国新闻网，2020年02月24日，https://www.chinanews.com/kong/2020/02-24/9103019.shtml。
(19) Élysée, “Discours d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à la conférence des ambassadeurs”, 2019-08-27. https://www.elysee.fr/emmanuel-macron/2019/08/27/discours-du-president-de-la-republique-a-la-conference-des-ambassadeurs-1.
(20)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Munich Security Report 2020”, https://securityconference.org/assets/user_upload/MunichSecurityReport2020.pdf.
(21) 笔者注意到在近些年的瓦尔代论坛上，普京总统历年的大会主题发言均有涉及这一主题。
瓦尔代论坛是目前国际学术界一个已经连续工作了多年的特殊的国际对话论坛，在这个论坛上，由俄罗斯国家元首及政府首脑、高官与主要来自西方，包括少量亚洲国家从事国际问题和俄国问题研究的国际学者直接对话。从每年的9月初开始，该论坛以“辩论俱乐部”的方式持续一周左右，并且选择一个莫斯科之外的地方供国外学者进行考察以了解国情。如，2008年瓦尔代论坛专家们考察了俄罗斯2014年冬奥会举办地索契、南方城市顿河、罗斯托夫等近黑海地区以及车臣的首府格罗兹诺，包括与车臣、南奥塞梯和阿布哈泽等地的总统对话。通过这样相当直观的考察和交流，作者作为会议成员有机会比较深入地了解俄罗斯和格鲁吉亚危机发生以来俄罗斯与西方关系中的直接场景和大体态势。
(22) ［美］安琪拉·斯登特：《有限伙伴：21世纪美俄关系新常态》，欧阳谨译，石油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第97—98页。
(23) Modifié le, “Francis Fukuyama: 《Cette pandémie révèle le besoin d'un État fort》”, Le Point, 16/04/2020, https://www.lepoint.fr/editos-du-point/sebastien-le-fol/francis-fukuyama-nous-allons-revenir-a-un-liberalisme-des-annees-1950-1960-09-04-2020-2370809_1913.php#xtmc=fukuyama&xtnp=1&xtcr=2.
(24) ［德］康德：《康德历史哲学论文集》，李明辉译，联经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179—184页。
(25) 2007年罗伯特·基欧汉率普林斯顿大学代表团访沪，笔者在午餐会期间有幸与之讨论相关话题。
(26) ［美］康灿雄：《西方之前的东亚》，陈昌煦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2页。
(27) ［美］亨利·基辛格：《论世界秩序》，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489页。
(28) ［俄］E.T.盖达尔：《帝国的消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29) 熊逸：《政治哲学的巅峰对垒》，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年版，第341页。
(30) ［英］大卫·朗西曼：《民主会怎么结束：政变、大灾难、科技接管》，梁永安译，立绪文化出版社2018年版，第101—1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