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秩序”：冷战后全球转型的过渡期
“半秩序”：冷战后全球转型的过渡期
在历史地、综合地对上述危机与世界秩序演变之间的关系作扼要回顾之后，进一步探究作为过渡期的冷战后世界秩序的现有状态，是为了搞清楚基本的国际变量在其中生变的，究竟是怎样的结构和趋势。
与战争和革命所带来的世界秩序变更的一个关键性区别，在于1989—1991年苏联解体和冷战终结所形成的世界秩序变化，是在相对和平条件下进行的。在战争条件下，犹如斯大林所说，坦克开到哪里，就可以在哪里建立起自己的制度。但和平时代就不一样，虽然力量格局实际上也在变化，然而，基本上只能通过沟通、谈判、妥协、竞争、合作、结盟等非暴力方式，当然，也包括使用恐怖袭击、街头革命、混合战争、网络攻击等非常规方式，来影响秩序变化进程。
所以，从形态上看，处于过渡时期的世界秩序，一方面，既存的体制机制还在发挥作用，但是，原有体制机制出现了大量的转型、变更，甚至空白和灰色地带。这就是冷战后全球转型的“半秩序”状态。
具体说来，这样的国际社会“半秩序”状态至少有以下三个特征。
一、全球秩序范式的总体转型
“全球范式的总体转型”至少应包含有三个要素：（1）国际治理方式的延续与变更；（2）主要国家的国内治理体制的保持和改革；（3）与之相应的各国的或者多国协同的战略、策略应对。“三位一体”的这三个方面互相作用、互相关联，构成全球范式转型的基本内容。(16)
就全球范式转型的基本取向而言，冷战终结以后，经过了很大的变化。大体上从新自由主义为背景、美国为绝对主导地位的国际范式，正在走向呈现高度不确定性的状态。从发展趋势上看：（1）国际多元化格局的出现——借助于冷战胜利的红利，美国独霸世界的意图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初凸显。但是在世纪之交，国际格局的天平转向了多极、多样、多元化的发展。国际治理结构从七国集团转向二十国集团是其显著的标志。（2）新威斯特伐利亚模式的国内结构——作为国际政治基本单位的国家，从冷战刚刚结束之时普遍模仿欧美民族国家建构方式，逐渐转向确立各自的自主性、寻求符合各国自身特点的治理模式。（3）国际的战略互动由全球走向区域。借助全球化之势，美国全球战略在20世纪90年代一度高歌猛进，北约东扩式的伸展曾经不可一世。但在世纪之交，以伊拉克战争为标志，美国逐渐地与其他大国的战略目标出现疏离和争议：欧盟从一体化走向货币联盟、东亚合作跃跃欲试、以中俄合作为基础的上海合作组织宣告成立。地区事务的重要性逐渐上升，地区合作模式纷纷涌现，但同时也进入了地区冲突的高发期。在国际与区域秩序的过渡期，尽管和平条件下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但是，希望通过战争释放能量、达到利益诉求的那部分人，还是通过化整为零的大大小小的一次又一次冲突与地区战争，以期实现自己的图谋。比如，科索沃战争、格鲁吉亚冲突、乌克兰危机、叙利亚战争，还有连续不断的“颜色革命”。
总之，首先是从“华盛顿共识”向新兴国家自主治理模式的内部转向，然后，东西方外交战略互动出现从合作主导走向竞争与合作兼有的外部转向，再之后，世界秩序逐渐出现了类似于从七国集团到二十国集团的组织形态变化。所以，这是一个范式性的整体变化过程。(https://www.daowen.com)
二、秩序转型期的力量结构特征
冷战终结以来的国际力量对比与组合，显示出若干新的特点。
其一，也是最为关键的因素，西方从登峰造极开始走向衰落，是这一阶段的最主要特征。历史上，也曾经有过汤因比、史宾格勒等人提出“西方的衰落”。但是，20世纪的西方不仅没有衰落，而是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冷战终结后的非凡辉煌。但是，这一次谈论西方衰落的背景不一样。关键问题在于，首先，沃勒斯坦从“世界体系”的逻辑角度一直强调：冷战终结，不光是苏联的解体，同时也是美国霸权的走向终结。“冷战结束了，因此美国统治下的和平现在已经终结。”(17)作为一种始终要以外部对手的存在才能得以自保的意识形态而言，冷战终结，对美国的挑战虽是隐含不露，有时还回光返照，但却是非常实在而深刻的。同时，一个越益明显的大趋势是，多少年来一直支撑西方发展的关键因素，出现了自我瓦解的征兆：作为西方民主制度核心的选举，选出的却是自挖墙脚的一批民粹人物当道，然后引发的是类似于2020年美国大选中几乎一半对一半的国民分裂。作为西方民主制度基础的两党体制，福山自己就说过：两党体制是西方在工业革命时期的历史产物，如今信息时代，自然会趋于解体。笔者也曾经当面请教过他这一问题，他的回答依然确凿无疑，而且今天欧洲大国的两党体制确实已变得面目全非。(18)言论与发表自由，曾经是西方的骄傲；但是，今天则大量地出现虚假新闻与谎言捏造，甚至受到了执政者的推波助澜。体制的开放性在欧盟一体化进程中曾被引以为豪，但是，仅现在的难民问题，就直接引发欧盟基本体制的动摇，最终导致英国脱欧。无论是马克龙2019年8月27日在法国外交使节会议上的讲话(19)，还是2020年2月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年度报告提出的“西方的缺失”(20)，都是“西方的衰落”这一命题的证明。
其二，新兴力量“第二次崛起”中的集结，乃是当今国际力量结构的关键性特征，与西方的衰落态势互成犄角。之所以新兴国家的崛起乃是“第二次崛起”，因为几乎所有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新兴国家都曾经是历史上雄踞一方的强者。而21世纪以来的新兴国家重新聚合，不光是以超越全球GDP总量一半的强劲势头推进，而且表现出深厚广泛的长期发展潜能。前所未见的是，新兴国家呈现出颇有章法的一步步推进的组织化状态。以中俄聚合的路径为例：不光是有着从建设性双边战略伙伴—上海合作组织—金砖—二十国集团这样的成长路径，而且，这一进程也伴随着世纪之交以来一系列严重危机推动下的观念趋近。实事求是地说，历次危机对中俄的接近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上文言及，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当中，中俄两国同时感受到了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巨大压力。在1999年科索沃危机中，美俄关系从原来相互间相当高的居民信任度，一落千丈。原因在于，美国根本不理睬俄罗斯对传统盟友的关切，轰炸南联盟，以凸显美国的威望。而正是在这一场疯狂的狂轰滥炸中，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无辜受难。包括在此后的2001年“9·11”事件、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的中俄立场协调，以及之后在欧亚地区发生的格鲁吉亚冲突、乌克兰危机、叙利亚战争等，中俄之间是切实地通过一次又一次危机和挑战而拉近距离的。
其三，多重网络与链接制约之下的动态性极化力量结构，乃是当今西方衰落与新兴国家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结构性特征。过渡时期的国际权力结构既不是90年代初“新罗马帝国”的同心圆；也不是冷战时期的两极对抗。科技经济和观念形态迅速更新之下，新的结构特征正在出现：（1）丰富复杂的各种网络与链接使原有的极化结构受到制约。冷战结束近三十年来，世界越来越变成了一个网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截至2019年，中美之间超过5 000亿美元、欧美之间超过6 000亿欧元、中欧之间超过6 000亿美元的规模巨大的贸易往来，尽管在疫情之后会发生重大变化，但不可能被歇斯底里的极端势力所全面阻止。（2）这样一个网络是通过各种链接贯穿而成，其中有产业链、价值链、信息链、包括知识与思想领域的链接。比如“一带一路”倡议，并非是以传统国际政治的排他式的区域构建，而是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产业互补共建的方式，打破原有国际结构中各极之间相互阻隔的态势。（3）世纪之交以来，这一结构中多种形式的三边关系呈现出活跃态势，如全局层面上的：中美俄、中美欧、中俄欧、中美日等三边组合；如区域层面上的：中日韩、中俄中亚、中美东盟、中印俄等三边组合，他们之间互相竞争、互相制约博弈，形成千变万化的均衡状态；但是，又很容易寻租，打破原来的均衡。比如，中国与欧洲国家关于5G的合作意向受到了美国的极大干扰，美国毫不掩饰地向欧洲国家施压。但是，多个欧洲国家经过激烈争论，还是着力于推进与中国在非核心领域的5G合作。这就是新形势下的中美欧三边关系。又比如“一带一路”倡议对于欧亚大陆方向的中国、俄罗斯与欧盟之间发展关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遇。欧、俄都有强劲的合作意愿，但是，俄方已经推出欧亚经济联盟，“一带一路”如何与之对接成为新的聚焦。中欧合作也有很好基础，但是2019年欧盟委员会正式文件把中国视为“体制竞争者”。这意味着上述三方之间还有很多问题与困难，需要探索和合力推进。
三、世界秩序转型中的思想理论争议
在冷战后世界秩序的转型与争议中，曾经出现过一系列具有全局性影响的理论问题的争论：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后所出现的“历史的终结”；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的冲突”；90年代晚期出现的“华盛顿共识”和“全球化”问题争议；围绕前社会主义国家转型问题出现的“民主与威权主义争议”；世纪之交所出现的关于“民主和平论”的讨论；伊拉克战争前后出现的“新帝国”以及“新保守主义”的辩论；逆全球化背景下关于“民粹主义”的争议；以及“市民社会”概念是否适用于非欧美传统社会的论战，等等。
总的来看，这些问题的争议不光具有涉猎广泛的国际政治理论学术内容，而且，直接或间接地与国家意识形态相关联，也与全球范式转型中的三个层次：国内治理模式、对外战略、世界秩序取向等问题密切相关。进一步言之，这些理论争议往往反映出更深层次的政治哲学问题。其一，当代世界事务中的普遍性与多样性的相互关系的问题。也即，究竟是普遍性价值取向重要，还是多样性价值取向重要的问题。法国著名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曾经表示，他一辈子都在研究先进性（普遍性）与多样性何者更为重要的问题，仍不得其解。因此，他主张，在这一问题还没得到根本解决之前，唯有通过两者的对话，才能够使两者和谐共处。就当今国际事务而言，恐怕唯有对话——作为人类属性的最根本的体现——才是排解危机的仅有通途。其二，当代世界进程中的时间序列问题。究竟是以欧洲为中心的时间序列，还是以当地时间序列来认知世界事务的问题，与当今国际危机与冲突现象密切相关。欧盟的政治家认为，当今国际事务已经进入了后现代，因此可以超越国家主权，实现欧洲政治经济的一体化。但是俄罗斯的政治家认为，至少作为世界大国的俄罗斯尚处于现代阶段，维护民族国家的主权统一和国家建构，还是俄罗斯更为迫切的任务。两种不同的有关时间序列的认知，为地区冲突打下深深的烙印。其三，地缘政治与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问题。这两者究竟是可以互相割裂，还是密切交织的不同认知，乃是这一秩序转换时期的突出特征。在近年来参与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本书下文简称为瓦尔代论坛）的过程中，笔者曾不止一次地亲耳听到普京总统谈道：原本以为，放弃了原有的意识形态模式，我们能够与西方和谐共处。但事实证明，即使俄罗斯放弃了原有的意识形态，照样会受到西方的地缘政治的无情打压。(21)看来，借意识形态之名，行地缘政治之实，图谋一己之私利，依然是转型期国际政治难以避免的现实。
无论意识形态与地缘政治利益是否被人为地互相混淆，无论是关于时间序列是否还存在着不同的认知，也无论是关于普遍性与多样性之间究竟何者重要的探讨尚未有结论，所有这些尚未被彻底搞清的政治哲学命题，都被作为美欧国际战略的工具，突出地体现在两个命题的讨论之中。也即，一是“民主与专制”的命题，一是“民主和平理论”。小布什时期，特别是其第二任总统时期提出的“自由议程”，正是将两种理论人为嫁接，并成为世纪之初在欧亚国家和地区推行“北约东扩”和“颜色革命”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思想纲领。(22)
能用“民主和专制”来划分当今世界吗？经典西方民主制度和非西方国家探索实践中的民主制度自然会有不同，但人们仍频繁地看到，西方舆论习惯于把国际社会分成决然对立的“民主”和“专制”，然后不分青红皂白，一捧一贬。值得关注的倒是曾经提出“历史终结”命题的福山，最近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采访。记者问：“您曾经在柏林墙倒塌之后预言，自由民主国家会取得胜利，为什么它们面对病毒显得如此不堪？”福山回答说：“我并不认为政权类型与抗疫成效之间有什么关联性。”实际上，福山这是继承了他的老师，也即塞缪尔·亨廷顿的思想传统，还是比较倾向于超越意识形态，把政府能否有效治理的问题，放置于重要位置。当记者追问：“尽管对中国抗疫举措有着各种疑虑，但它不是给西方民主国家再次提供了真正的替代模式吗？”虽然福山并不放弃对中国体制的批评，但他十分明确地肯定中国在抗疫中的表现。他说：“这是最成功的非（西方）民主模式。真正考虑民众福祉的是政府，至少考虑的也是怎么帮助他们。中国的这种传统或多或少都能在邻国找到，如日本和韩国。”(23)与上述观点的情况相近似，所谓“民主和平”理论提出，似乎唯有西方“民主”国家会导致和平。而且引经据典，称这一说法来源于康德。康德的确写过“永恒的和平”的文章。但是事实上，康德最担心的恰恰是法国大革命中出现的过度民主的“暴政”，而他倾向于认为行政与立法相分离的“共和制”才是和平的基础。(24)从历史事实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突然爆发，就来自各国议会“民主表决”通过的决议，同意投入战争。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正是美英两个民主国家，为了称霸世界，藐视联合国安理会，罔顾伊拉克根本不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事实而发起的。2007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学者代表团来沪访问，笔者曾经就此当面请教过美国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专家罗伯特·基欧汉。他非常认真地回答我：“民主和平理论”这一提法的理论基础并不牢靠。(25)
后冷战时期国际政治领域的思想理论争论，与上述力量格局的结构特征互相耦合，不光表明欧美存在的物质性形态开始衰落，而且，思想理论领域的传统优势也趋于动摇。与此同时，危机冲击下的思想理论创新，正在一步一步地走向为新秩序的到来勾画蓝图。
总之，“半秩序”状态下国际社会的新旧交替、动态易变、规范缺失、组织涣散、面临多重选择的这种局面，一方面，在突如其来的大规模疫情面前，一度显得捉襟见肘、穷于应对；另一方面，一旦人们对于这场灾变积累了一定的认识，借助于世界秩序转型期的特定架构环境，便能够逐步地化险为夷、化敌为友、转危为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