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事件之后美国外交政策的大辩论
“9·11”事件之后美国外交政策的大辩论
“9·11”事件后，美国关于外交政策的讨论，可被视为精英阶层对形势变化的新认识，也表现出了美国对外部世界的认知难以改变的延续。
首先，“9·11”事件究竟如何影响国际关系及美国对外政策，人们有不同的认识。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曾预言，“9·11”事件之后，不光冷战时期已经结束，甚至后冷战时期也已经结束。言下之意，整个国际格局已发生根本性变化。但前国防部长施莱辛格则认为“9·11”事件已经改变了一切，这是媒体上的习惯用语：事实上，“9·11”事件只能是部分地改变冷战后的国际社会和美国对外政策，而无法视之为全部发生变化，更无法使之脱离“9·11”事件之前的所有背景与积累。21世纪初，美国当红的国际研究刊物《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的主编亚当·加芬克尔（Adam Garfinkle）则总结了“9·11”事件后的两种主要倾向。他认为：其一，“9·11”事件将把美国外交多年来的模糊与犹豫一扫而光，把美国从一个世纪以来集中于与欧洲法西斯和苏联为敌的状态中摆脱出来，集中力量与新对手较量。其二，“9·11”事件是无任何先例的变化，所以，将为未来留下无可比拟的不确定因素。
总之，“9·11”事件对美国人对于国际事务观点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首先，有人认为，这是自“珍珠港事件”以来，甚至是自19世纪以来，美国首次在本土的核心部位遭到外敌攻击。多少年来的美国的安全优越感和“不可被攻击论”顿时荡然无存。其次，美国朝野第一次清晰地感觉到，世界上竟有如此之多的人对美国不友好，甚至敢于以“自杀式的袭击”来打击美国。这对于一个总体上对外部资讯一向不十分在乎的国家来说，其震撼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再次，在“9·11”事件中恐怖分子袭击的是美国资本主义成就最突出的标志与象征——世贸中心大厦，这不光是美国的成就与精神体现，也是资本主义世界形象的集中体现，“9·11”事件刚一发生，美国媒体评论就相当明确地意识到：“这是要打击美国的灵魂。”虽然，不少人并不相信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但“9·11”事件的发生不得不使人深思：资本主义文明究竟应该如何来调处它与世界其余部分的相互关系？作为当今唯一的超级大国，构成美国这一政治实体的基石部分，如民族国家的形成，自由民主、市场经济等价值观念，几乎在这一片土地上同时发生，其命运与整个资本主义价值观念息息相连。因而，美国首当其冲，不可避免地要对这样尖锐的、血腥的挑战作出回答。
“9·11”事件之后在美国外交界的这场讨论与争论涉及的问题，不光关乎外交决策，而且也事关理论。一个突出的倾向是现实主义强劲抬头。笔者就所涉猎范围，把这一流派讨论中出现的主要观点分别称为“乐观现实主义”“悲观现实主义”以及“历史现实主义”。其实，美国对外关系中的“现实主义流派”与其观点是否真正反映现实，并不一定有直接关系。这一派别与强调规范、道德、法律与国际组织在国际社会中作用的“理想主义流派”不同，一般认为，现实主义强调的是实力，乃至强权的作用。
一、美国对外政策中的“乐观现实主义”
“9·11”事件之后一个月不到，由《国家利益》杂志发起，在华盛顿首都组织了一个名为“9·11攻击事件的影响”的讨论。会上，全国知名的专栏作家查尔斯·克劳萨默作了一个长篇讲话，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争论。查尔斯·克劳萨默的观点大体有这样几个层次：首先，他直截了当地引用布什总统的话称：9月11日那天可被视为是一个测量温度的计量器，我们将以其他人对“9·11”攻击事件的最初反应，以及对随后开始的阿富汗战争的反应来判定他们与美国的关系。(10)
克劳萨默以“显示力量”“结盟”和“转化剩余实力”为核心范畴，强调了在“显示力量”基础上的“结盟”可以“转化”追随美国的诸多“剩余实力”，展示了他对“9·11”事件后美国对外政策的乐观主义理解。他在发言总结中称：“这样，会使我们的对外政策比许多人所愿意看到的那样，更加朝向经典的现实主义。”笔者所冠“乐观现实主义”之名，即以克劳萨默的这种“自信”而来。但是，在当天会上，克劳萨默的话音未落，即遭到了到会者一连串的质疑。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戴维·兰普顿提出：“在美国构建联盟和对阿富汗进行战争的最终目标之间是否存在矛盾?”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主席J.马修斯问道：“没有人会反对成功。但什么叫成功，怎样才能成功，何时才实现成功，怎样能够度量呢?”会议主持者前国防部长施莱辛格（James Schlesinger）则归纳道：“克劳萨默构想的核心，是国际秩序有赖于美国‘动真格’地显示实力，但要确认何谓‘动真格’，实在不容易。”(11)
二、布热津斯基的“悲观现实主义”
“9·11”事件后，虽然传统的“现实主义者们”表现得自信十足，但同时，也有一些相当有影响力的人物却表现出了悲观主义情怀，可称之为“悲观现实主义”。其代表人物是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
布热津斯基于2001年11月初，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团结合作的新时代吗？别指望那个》的文章。他针锋相对地提出，“9·11”事件之后一些所谓“现实主义者”的最无稽之谈，便是出现了“两大幻象”：其一是以为，由于当前美国亟须组成反对恐怖主义的广泛联盟，因而“将使在国际事务中美国主导的格局，急速转变成真正相互依存式的合作”，其二，是轻信“9·11”事件之后，俄罗斯做出历史性的选择，会力争成为美国领导下的西方的一部分，尔后再变成为美国的盟友。(12)与克劳萨默这样的“乐观现实主义者”相比，经验老到、目光犀利的布热津斯基更倾向于采用当今国际变局中种种现实的态势，来论证自己的观点。(https://www.daowen.com)
布热津斯基认为，尽管北约所有成员一致同意启用“第五条款”，尽管俄罗斯率先、而后许多国家都与美国反恐怖的行动保持一致，尽管伊斯兰会议组织谴责恐怖主义与伊斯兰教义不相一致，特别是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决议，授权推动反恐怖主义的国际合作，但是，他认为，进一步的观察之后，便不得不对目前态势“表示很悲观”。用他的话来说：“团结合作是存在的，然而，言辞多于行动。实际的权力配置状态并没有被改变。”民族国家利益至上的取向，反而呈扩张态势。(13)此外，布热津斯基分门别类地指出了当前反恐运动中的问题。
关于欧洲，布氏尖锐地指出：美欧传统合作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欧洲，目前仍然是“去向不明”。(14)当前与美国的反恐怖合作行动，并不是以整个欧洲，而只是以个别国家的身份参与。比如，英国直接参加了一些与美国的反恐怖合作行动。但布氏认为，英国同时可以达到的，且并不需要遮掩的一个明显后果，便是可以以此来影响美国的决策。大部分欧洲国家只是停留在反恐怖合作中参与信息交流与共同调查。布热津斯基认为，即便如此，也是因为目前还有一些伪装得很深的恐怖主义活动小组隐藏在欧洲，这成为不少西欧国家自身的隐患。甚至，近来欧洲不少国家还开始对美国发动反恐怖战争的强度与范围表示担忧。(15)
至于俄罗斯，布氏坚持认为：“普京是在观察美国是否真正愿为反恐怖联盟付出实际的代价，对俄罗斯而言，这包括北约东扩、《反导条约》、外债的减免以及俄国内的车臣问题等各个领域（美国愿否付出代价）。”所以，布热津斯基表示值得观察的是，“普京到底是想要走进西方，与之为盟；还是只想利用这个机会，尽快地向美国索要让步”。他特别提醒：普京最近向德国呼吁，要与俄罗斯一起来建立欧洲强权，这样的强权实际上是在挤压美国。(16)
布热津斯基指出：简而言之，在反恐怖的“团结合作”中（引号为布氏所加），甚至，还找不出对于恐怖主义威胁这一现象的共同定义，而是各有各的说辞。他说：“对印度人来说，恐怖主义威胁是指在克什米尔的穆斯林；对俄罗斯人来说，指的是车臣人；对以色列人来说，是巴勒斯坦：而对阿拉伯人来说，则是以色列；对美国人来说，当然不是伊斯兰教，但是在本·拉登这个撒旦式的电视形象背后，究竟又是谁呢?”所以，在这样的难题面前，布热津斯基担心，以后的几个月将是对美国真正的考验，他尤其希望美国不要为试图稳定局势，而花上几年工夫纠缠在阿富汗事务之中。
作为一个悲天悯人的“现实主义者”，布热津斯基的结论是：“与恐怖主义作斗争的底牌是重头戏，需由美国自己来承担，也只有美国具有这样的战斗能力，从军事上和政治上发起反恐怖的运动”；但是他悲观地推测道：“这样一种现实本身，也非常清晰地暗示了一个事实，虽然，美国现在可以主导一切，但是实际的出路，将只会是走向全面的无政府状态。”(17)看来，布热津斯基的悲观判断是给了“乐观的现实主义者们”当头一盆冷水。
三、意味深长的“历史现实主义”
问题在于，“9·11”事件之后的美国外交走向在多大程度上受类似理论的影响呢?核心决策层与这样的一些所谓“现实主义理论”有何干系呢?值得关注的一个人物，便是美国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沃尔福威茨。此人在世纪之交，还曾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的院长。2001年笔者曾作为访问学者在该校交流一年。1997年和2000年，沃氏先后发表几篇长文，以总结历史经验的方式，试图为当代美国对外战略指点迷津。鉴于他偏重于历史分析，来铺陈他的现实主义理念，因此，笔者将之归入“历史现实主义者”一类。
沃尔福威茨的借古喻今至少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部分起因，是因为既定秩序捍卫者”的“民主英国”遭到了作为“现存秩序挑战者”的“正在崛起的权威主义的德国发难”。(18)沃氏竟然以此比附当代的中美关系，直言中国是“现存秩序的挑战者”(19)。
此文既出，曾受到欧洲著名国际问题高等学府——日内瓦高级国际研究生院教授相蓝欣博士针锋相对的回击。相博士的论文批驳了沃氏对历史和当代现实的误读：第一，当代中国根本不是当年的德国；第二，当代现存秩序的和当代现实的挑战者恰恰是美国自己，而不是中国；第三，这位学者还运用史实在学术上证明20世纪初英德关系中的挑战者也恰恰就是英国，而并非德国。这场争论曾在欧美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20)
其二，沃氏上述长文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批评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尼克松时代到中美建交，再到克林顿总统时期的美国在对华政策上的“错误”。他明确主张，要改变整个战略思路，转而采取强硬的对华政策。非常明显，小布什政府竞选期间及而后一度强调中国为“潜在的战略竞争对手”，并且加大对台湾军售力度等，都与沃氏上述的新保守主义理念有着直接的关系。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9·11”事件之后一个多月，沃尔福威茨在《远东经济评论》所发表的一篇讲话中则改变了调门。当他在谈到中国未来发展后果时，明确地表示“中国经济增长越快，军事就会越强大……但军事上强大了并不意味着军事扩张”。尤其有意思的是，沃尔福威茨反而批评道：“历史悲观主义者说，一百多年前，德国与日本强大起来以后就是走的这条道路。但是，历史不一定非要重演。中国的经济增长使它具有巨大的军事潜力，但是经济增长也使和平与中国的利益息息相关。”(21)这位“蓝队”中的著名强硬派核心人物为何会改弦更张呢? 用他自己的话来回答，那就是反恐怖斗争有助于中美两国关系的加强。
虽然，“现实主义流派”远不是美国对外关系指导性理念的全部，不过显然对当今美国外交在某种程度上占据主导性的影响。眼下无论“乐观的”“悲观的”，还是所谓“历史现实主义”流派之间的种种争论和改弦易辙，都体现出“9·11”事件之后，美国朝野对于对外关系的一种新的解读与体认。特别是沃尔福威茨在“9·11”事件之前侧重于树敌中国，而“9·11”事件之后则急转弯地强调与中国合作，就是鲜明的表现。尽管，上述种种说法的含义与背景还都在变动当中，更不会马上发生所谓从单边主义向“多边主义”的转向，但毕竟有了一些值得思考的变化。
无论是“乐观现实主义”“悲观现实主义”，还是“历史现实主义”，总的倾向依然是，美国强调“9·11”事件之后对外政策中的强权原则。虽然，某些情况之下，也会侧重于均衡、关注联盟合作，但这一点也不妨碍实力原则对美国对外战略的决定性作用。与实力原则的至上性相适应的，是追求本国安全的绝对性，以及相信光凭单边主义的行为方式，就可以建立起一个新的国际秩序。人们常说的，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也许要再补充一句：绝对的优势也可能导致绝对的混乱。布热津斯基所作的上述判断：美国主导世界的结果，就是走向无政府主义，大体上，就是基于这样的一种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