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俄“制裁”危机的过程、背景与缘由
美俄“制裁”危机的过程、背景与缘由
美俄“制裁”危机的爆发，从外部来看，乃是迅速变换中的国际力量对比的一个鲜明体现。从内部来看，则是全球化背景下国内阶层结构和利益集团影响消长的一个总体反映。从稍长历史阶段作一回顾，可以看到，这依然是冷战式意识形态沉渣泛起、各国和各方地缘政治目标对峙、国际转型期的“帝国综合征”复发、国内事务和对外战略的错综交织、各国精英与民众的心态变迁等各方面因素相互交织之下的产物。问题在于，上述各类动因和背景，都已经存在很长时段，为什么所有这些因素都在2016年末以后的这一年时间中集中爆发？是什么因素促使它们之间互相影响、互相作用，接连不断地把美俄关系中的各类已有的问题推向风口浪尖，并不断加以扩散？
冷战终结后，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开始于2014年乌克兰危机。围绕着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黑客干预”，美国对俄罗斯发起一波又一波的制裁。其中，以2017年7—8月间美国参众两院通过，并由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对俄制裁案”最为严厉。
可见，“对俄制裁案”既有长时段历史发展趋势、意识形态状态和地缘政治利益，甚或思想范畴争议等方面的深刻背景。同时，事件发展的各个阶段变化多端，曲折复杂。笔者认为，如果能将这两者，即“对俄制裁案”事件过程和上述宏大背景的长时段叙述相互结合起来，或许有可能对当下扑朔迷离的事态描绘出一个更清晰的图景。从以上视角出发，本节尝试从以下几个侧面，展开对美俄“制裁”危机的背景与缘由的探讨。
一、“黑客干预”“通俄门”和“对俄制裁案”的大体过程
早在2015年秋天，美国大选尚未正式开始之际，美国联邦调查局称，已经发现了民主党总部电子邮件系统被黑客入侵的迹象。当时，这一信息几经辗转，民主党负责部门直到几个月后才获得正式报告。2016年4月，美国情报机构开始指责俄罗斯通过黑客干预美国大选。美俄双方、特朗普和民主党之间围绕此事展开激烈辩论，直至11月8日大选结束，特朗普当选总统。然而，关于黑客入侵一事的争论，非但没有停歇，反而波澜迭起。即将卸任的奥巴马总统于2016年12月29日发表声明：因大选期间“利用黑客手段入侵美国政治团体”，对俄罗斯国家情报总局和联邦安全局等两个机构实施制裁，宣布驱逐35名俄罗斯外交官，并收回俄罗斯在美国两处房产的使用权。奥巴马表示：“我们是在对俄罗斯政府私下或公开多次发出警告后，才采取这些行动的。这是对违反国际行为规则、伤害美国利益的行为所做出的必要且适当的回应。”(1)一般认为，奥巴马的制裁令为此后事态的升级埋下深深的伏笔。其中的用意之一，通过对俄制裁法案来牵制新任总统特朗普对俄政策的可能的重大调整；之二，通过“通俄门”和“俄罗斯黑客干预案”为民主党希拉里·克林顿的败选挽回面子并留待未来的机会；之三，进一步全面打击普京政权，特别是为即将开始的俄罗斯总统大选打进楔子。
特朗普在美国国内建制派一片怀疑和批评声中正式就任后未到两周，刚刚上台的总统特别安全事务顾问迈克尔·弗林（Michael Flynn）“因私下会见俄罗斯大使，并误导副总统彭斯”而宣布辞职。围绕着特朗普竞选团队大选期间与俄方交往的种种事端，一时被冠以“通俄门”的流行语而激起轩然大波。不久，新上任的司法部长塞申斯因曾与俄方交往，被要求回避有关调查。2017年5月9日，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James Comey）也因所谓“通俄门”调查事件，被特朗普解除职务，成为当时的爆炸性新闻。直至特朗普团队的关键人物、一直大力主张发展对俄关系的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被彻底清除出总统顾问班子，乃至于特朗普家族成员也接连遭到审查。这一连串人事变动，把有关“俄罗斯黑客干预美国大选”和“通俄门”的争议推向了美国国内乃至于国际舆论的漩涡中心。
7月初汉堡峰会之际，美俄总统的首次会见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舆论尤为关注的是在7月7日，普京和特朗普在同日超出原定时间的两个多小时正式会见之后，又在招待各国元首的晚宴期间在宴会厅侧旁的会客室里举行了一个多小时的“会见”。这是各国参会政要都能看得到，但是听不见他们谈话内容的引人注目的会见。在这一次会谈期间，仅一名俄方翻译在场，并没有任何美方的翻译、记录或官员参与。本来，美国舆论对特朗普和俄罗斯方面的交往已充满疑虑，而汉堡会议的上述信息，更是大大地激怒了美国建制派及相关媒体。
也正是在此期间，特朗普民意支持率大幅下跌。美国广播公司和《华盛顿邮报》于7月10—13日所进行的民调显示：特朗普支持率从4月份的42%降低到36%，58%的民众对特朗普表示不信任，其中48%对其行为持极端负面评价；近48%认为，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的全球地位被削弱；60%的受访者认为，俄罗斯曾企图干预美国大选；三分之二的美国人不信任特朗普与普京会谈时的举动。(2)
上述一连串事态的变化，一步步地营造着要求进一步对俄施压的舆论环境。事实上，两党议员早已开始联合行动，并于6月12日提交制裁法案，不光主张对俄罗斯与伊朗、朝鲜一同实行制裁，而且力主法案被通过之前不得放松已有的因克里米亚争端的对俄制裁。汉堡峰会上的事态更是为建制派做出强硬决定而火上浇油。7月25日，美国众议院以419票同意、3票反对的压倒性多数，批准了此前两党之间多时未能达成协议的一项法案，发起对俄罗斯、伊朗和朝鲜进行新的制裁。紧接着，7月27日参议院以98票同意、2票反对的同样压倒性多数，通过了该制裁法案。(3)8月2日，实际上已没有太多其他选择的特朗普，不得不勉强签署这一法案，美俄关系又一次跌入冰点。
随着对俄制裁法案的逐步执行，9月底，特朗普签署法令延长向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一系列国家的文化教育交流提供资助的禁令。10月27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对39家俄军火企业进行制裁。11月28日制裁案生效后，美国财政部又进一步宣布冻结俄罗斯9家实体和21名个人的资产。直到2018年1月29日美国财政部发布“克里姆林宫报告”，提出一份至少涉及210人的名单，暗示美国可能会制裁这些“与普京总统关系密切的人”。2月中旬，负责调查俄罗斯干预大选问题的美国特别检察官米勒首次以“企图非法干扰美国的政治程序”为由，对13名俄罗斯公民及三家俄罗斯机构提出正式指控。对此，俄罗斯前财政部长、著名经济学家、俄罗斯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库德林的看法是：鉴于当前事态发展，美国对俄制裁“可能延续十年”。(4)
而在此同时，美国“通俄门”调查不断升级，10月底特朗普竞选团队前主席保罗·马纳福特（Paul Manafort）被起诉,竞选外交顾问帕帕佐普洛斯（George Papadopoulos）宣布承认隐瞒与俄方人员联系的事实，包括特朗普的长子和女婿库什纳都成为媒体紧密跟踪和爆料的对象。特朗普的民意支持下降到30％左右的水平。面对“通俄门”调查的升级，特朗普多次反击，痛批“通俄门”调查是对他的政治迫害，表示相信普京所说没有干预美国大选是“真心话”。(5)
对人们所普遍关心的俄方是否确实参与黑客入侵问题，一直到2017年深秋，也即对俄制裁案确立之后几个月，美国媒体和政府并未对此作出公开和事实充分的说明。直至2017年10月底，美国社交媒体脸书、推特和谷歌才向参议院汇报“他们的平台是如何被俄用来干涉美国政治的”，公开所谓“俄罗斯渗透”的证据。然而，俄罗斯方面早在制裁法案被通过之前的5月31日，普京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报》的采访时，曾就黑客干预大选问题做过说明。他指出：“西方媒体提到了俄罗斯黑客。但他们的根据是什么？特朗普总统谈到时说的完全正确：可能这并非来自俄罗斯，而是有人插了一个有俄罗斯公司名字的USB。如今在虚拟世界做什么都行。俄罗斯从未发动黑客袭击。我们不需要。没有好处。……那些输掉选举的人一心通过指责俄罗斯插手来补救对自身现状的绝望。”(6)在另一个场合，普京还曾说到，这可能是俄罗斯“爱国主义者”所为。(7)但是，并非如《华尔街日报》评论文章所认为的，这是间接地承认这一事项。相反，普京强调，这是当大选失败之时，类似于曾经出现过的把一切罪过都要嫁祸于犹太人的历史教训。(8)一年来，俄罗斯政府从议长、外交部长、总统新闻发言人等人所做的多项声明，断然排除任何俄罗斯官方参与黑客袭击的可能。
无论关于黑客入侵美国大选进程的调查会有怎样的结论，犹如在历史上的诸多重大疑案，很可能会是一场延续很长时间、难有共识和明确结论的控辩。问题在于，还容不得等到美方单边调查结果的最终公布，这项制裁法案就已仓促出台。这一迹象似乎说明：事实本身已不再那么重要；而有关黑客入侵所激起的激烈辩论过程、由此引起的舆论和政治压力，以及通过制裁等手段来确保美国现行体制安全无虞，这才是关键之所在。“后真相”的时代特征在“对俄制裁案”中倒是表露无遗。
二、“对俄制裁案”的背景与缘由
鉴于“黑客干预”“通俄门”和“对俄制裁案”相关内容与过程异常复杂，尤其还包含着大量尚未被公开披露的内幕信息，因此，有必要从一个更为宽广的视野来审视深刻影响当下国际政治转型的这一重大事件。
（一）“黑客干预”和“对俄制裁”是转型期国际政治现象的独特反映
随着21世纪以来的世界形势变化，越来越多的舆论传递出这样的信息：国际政治的历史性转型正在到来。其一，原有国际规范以及维系该国际规范体系的国际权威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全面挑战：伴随着“黑客袭击美国大选”这一罕见现象，一方面，出现了来自俄罗斯和相当部分国际力量对21世纪西方霸权现象的抵制和不满；另一方面，一直自以为能号令天下的西方政治体制居然脆弱到经不起网络黑客的砰然一击。其二，国际转型期重要特征之一——国内政治与对外关系的紧密关联性，首先体现于西方的头号大国美国。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过程中，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和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曾围绕着俄罗斯问题展开激烈争论。前者主张改善对俄关系、放松对俄制裁、对普京持相当肯定的态度；而后者则主张对俄采取全面强硬立场。在这样不同政治理念的对垒中，“黑客袭击”和“对俄制裁”自然非常容易被推上前台。其三，“后真相”时代下，高速发展的网络信息条件使得国际转型期的主权、党争、意识形态和对外战略的博弈充满前所未见的戏剧性色彩。西方的传统媒体影响力大幅衰退，公众人物以一己偏好哗众取宠，传统政党政治和宪政体制面临巨大挑战，作为头号大国美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出现重大裂痕，包括支撑着西方现代化进程数百年来的强劲意识形态传统走向式微。这一切都聚焦于“对俄制裁案”。其四，维系霸权的典型手段——结盟关系，也成为当下事态的一个重要推手：美国通过制裁，离间并防范欧洲与俄罗斯可能出现的接近，但遭到了欧洲主要大国的批评；以对俄制裁的方式，对紧密合作的中俄关系敲山震虎，但结果却是中俄战略伙伴关系不为所动地进一步深化。鉴于以上诸现象的相互叠加和相互交织，“黑客干预”“通俄门”和“对俄制裁案”不失为国际范式转变中复杂情势的一次集中体现。
（二） 美国国内政治的急剧分化是美俄“制裁”危机的重要缘由
2016年12月23日，普京按惯例举行每年一次的大型记者招待会。招待会上，俄罗斯公共广播电视台的一位记者曾向普京提问道：奥巴马曾说，美国共和党的选民中对普京的支持率达到37%。所以，民主党阵营认为，普京甚至影响了美国大选。对于这一提问，普京当场就表示：逾三分之一的共和党选民支持俄罗斯总统并非他自己的功劳，“这一切都表明，美国现政府自身存在的制度性问题”。普京说：“民主党不仅输掉了总统大选，还输掉了参议院和众议院的选举，这难道也是我干的吗？”(9)
无论我们对普京上述立场作何评论，毋可置疑的事实是，美国陷入了深刻的内部分化。至少，就对俄立场而言，美国至少大体分成了三派意见：第一派，特朗普及其亲信曾大力主张对俄调整关系，暗中赞赏普京治理国家的成效，但其支持者较少。第二派人数也不多，主张以美国国家利益为导向，同时也批评俄罗斯的外交内政，但主张以理智与合作态度对待俄罗斯。2017年底之前的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及其执行团队可以为其代表。某种程度上，它还包括基辛格和刚刚过世的布热津斯基等“前朝老臣”。在种种压力之下，这一派希望美国对俄关系有所建树，但难以成事。第三派拥有建制派精英、国家强力部门、相当部分传统媒体的支持。这一派别内部流派众多，但总的说来，不仅倾向于严厉惩处俄罗斯，而且更倾向于把美俄关系议题视为美国国内政治权力斗争的工具。(10)
对俄立场的分野，从根本上说，反映的是特朗普和美国建制派之间的深刻矛盾。建制派阵营大将、曾是新保守主义派别“旗手”的罗伯特·卡根和一批前官员、学者、智库和媒体专家，于2017年2月以布鲁金斯学会的名义发表研究报告，提出“二战以来美国外交政策建制派的两党合作外交政策，是历史上最成功的外交政策之一”。但现在建制派受到了“粗暴对待”，特朗普的做法可能使美国变为一个“超级流氓政权”。(11)而更为全面地对特朗普对俄立场展开理论上尖锐批评的，则是当代自由主义国际理论的代表性人物、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约翰·伊肯伯里。在伊肯伯里看来，特朗普对普京的赞扬乃是“对自由民主的朋友和独裁的竞争对手”不加区分，他提出：特朗普修正主义思想非常危险，因为它攻击支撑美国全球地位的核心理念，包括国际主义、对外开放贸易、对多边规则和机构的支持、崇尚多元文化和开放性、坚持民主国家所具有的独特的协作精神。(12)伊肯伯里和卡根的尖锐批评表明，特朗普政权和建制派在观念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高度对立，表明了支持美国国际地位的理论原则的核心力量已经受到挑战。
特朗普与建制派之间的深刻矛盾最直接的表现之一，是这位新任总统和美国议会之间争夺外交主导权的斗争。与1973年相似，当时的国会制定了《战争权力法》，以制止总统在没有得到议会法律许可的情况下发动战争的权力。而这一次，参众两院通过的“对俄制裁案”实际上是要限制总统可能取消对俄制裁令的权力。“国会想减少总统自由行使权力的余地”，这才是美俄制裁危机的关键之所在。(13)与此同时，共和民主两党围绕2016年选举结果的争论事关两党政治前途，总统与媒体、信息情报系统之间的尖锐分歧，则进一步反映出美国政治系统内部的深刻矛盾，所有这些纷争与角逐都会趋向于从一场树立外敌的博弈中寻找出路。
（三）“对俄制裁案”是美国本身的“帝国忧患综合征”的集中反映
为什么是“对俄制裁案”，而不是任何其他国际事件才成为牵动全局的主线之一，值得对此作进一步的解释。
首先，俄罗斯不仅在乌克兰危机之后以强硬姿态直接回应美国的巨大压力，而且从21世纪开始的最初几年以来，就一直坚定并强劲地在各个领域抵制美国的霸权。虽然美俄之间综合国力差距巨大，但是，美国耿耿于怀的还是俄罗斯足以威胁美国的军事力量。自特朗普主张对俄调整关系以来，俄罗斯方面在有所呼应的同时，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毫不放松国防力量建设。正当2017年6月美国两党议员联合提出对俄制裁的关键时刻，美国国防部情报局提交了一份题为《俄罗斯的军事力量：建立一支支持大国雄心的军队》的报告。该报告指出，俄罗斯国防开支出现惊人增长，已达到后苏联时代的最高纪录。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网站发表《五角大楼：俄罗斯对美国是一大威胁》的评论文章，认为这篇报告“描绘了一个视自己为与美国针锋相对、并且拥有强烈愿望令这个国家再度成为冷战时期的超级大国领导者的俄罗斯”。文章分析道：“正当特朗普总统在盛赞俄罗斯总统普京，而且，据报道他正忙于与普京举行首次会晤前准备向莫斯科让步，此时国会却选择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更为强硬的方针。”(14)国防部情报局的这份报告目的明确，就是要在“对俄制裁案”和“通俄门”等事件的关键时刻，为建制派提供“炮弹”。一直到2017年底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正式把俄罗斯视为“竞争对手”，其主要的背景就在于俄罗斯从不示弱的立场，加之拥有能与美国直接对抗的军事战略力量。就此来看，作为最大“国际反对派”的俄罗斯，被美国建制派看作最主要的打击对象，这是难以避免的。
其次，从竞选开始后特朗普团队所持政治立场正表现出从意识形态的保守派转向文明保守派的微妙变化。这一趋势为美国建制派中的新保守主义、传统自由主义等多种势力所难以容忍，这也直接导致了“对俄制裁案”的形成。美国新保守主义政治观，强调把美国与苏联（俄罗斯）之间的较量视为自由和集权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从共和党议员麦凯恩到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都持有此说。而特朗普在就任演说中所突出强调的“文明世界”，而不是“自由世界”的提法，虽仍语焉不详，但其总体政策思路的变化——从坚持美墨边境筑墙，到夏洛茨维尔冲突表态中坚持不批评白人种族主义，从一再强调首要战略任务是“打击伊斯兰国”，到颁布反对接受穆斯林向美国移民的禁令等表现——特朗普“文明世界”范畴折射出其对种族问题的复杂态度。此外，对美国建制派而言，更难以接受的是，曾经是特朗普战略设计师的班农曾经明确提出：普京和欧盟的全球主义者不同，他重视“主权”，而这些使他成为美国的文明之战中的宝贵盟友。(15)一方面，班农虽已离职，但特朗普本人在没有班农辅佐的情况下，也未必会全然改变其立场，包括已经明确载入“就职演说”中的政治倾向。另一方面，尽管俄罗斯的政治精英明确把普京的政治立场与特朗普划清界限，卢基扬诺夫就曾经非常明确地断言，普京和特朗普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类型的政治家。(16)但客观上，俄罗斯在欧洲各国的广泛影响依然存在。在美国建制派的眼里，特朗普与普京立场的“相互接近”、普京在欧洲盟国和新兴国家政治影响的扩展，将会削弱美国意识形态中新保守主义势力的政治影响，也会导致建制派阵营的进一步分化。意识形态、文明认同与残酷政治斗争的相互交织，是“通俄门”和“对俄制裁案”的一个深层背景。
第三，如果对冷战后国际关系演进的历史稍作回顾的话，可以看到，尽管东西方冷战式对抗已经结束，奥巴马也曾经公开表示：冷战无胜负；但事实上，美国从未真正“从政治上接受俄罗斯”，这是美国出现“对俄制裁案”的又一深层动因。带有官方性质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网站早在2016年年底苏联解体25周年之际，刊登了詹姆斯·戈德盖尔的一篇文章，题为“解体二十五年之后”。作为一篇对于当代重大历史问题的总结性文章，作者这样写道：“四分之一世纪以后，曾在1991年圣诞节感受到的那种狂欢情绪早就烟消云散。冷战后的进程对美俄关系而言并不是以皆大欢喜的结局收场，这一关系目前处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低点。但是，我们不应该表现得很吃惊，而应当认识到这种关系急转直下的种子，其实在更早时候就在双方萌芽了。”作者进一步明确地指出：“尽管克林顿和叶利钦之间有过‘熊抱’，但美国从未完全接纳过俄罗斯。美国从一开始就在防范俄罗斯的复仇。尽管在向叶利钦政权提供援助，但美国的决策者担心一旦民族主义者掌权，俄罗斯就有可能重新崛起为一个敌人；毕竟，苏联曾是美国长达40年的主要对手。目前俄罗斯最高层仍然涌动着强烈的反美情绪，特别是在军方、情报机构以及议会内部。美国官员提防着莫斯科可能朝着一种不同方向的转变。”(17)
当2016—2017年间出现一系列重大国际变化之际，包括英国脱欧、欧洲难民危机、乌克兰和叙利亚的冲突久拖未决、中俄合作稳步推进，等等。这一切令美国建制派日益为其领导地位受到挑战而感到焦虑。此时加速并加大对俄罗斯施压，以儆效尤，看来是一个能够得到美国有关利益集团深层考量、予以支持的举措。
（四）“胜利者”的傲慢与偏见严重伤害了“失落者”的尊严
冷战终结以来，国际政治理论与大国关系实践中多少被忽略了的一个重要范畴，乃是“尊严”。特别是大国交往中的相互尊重和对于各自“尊严”的维护。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学者理查德·内德·勒博近年在其所著《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这部影响广泛的著作中提出：除了利益、财富、权力、安全等追求以外，与自尊、荣誉、美德、地位、荣耀、威望等范畴相关联的“精神”乃是国际行为体的重要动机。当时代的变迁使得财富、权力甚至安全等目标已不能完全和充分地作为衡量和体现个人和社会群体成就的标准的时候，对于自尊和荣誉的精神追求，就会不期而至。勒博认为：“当精神居于主导地位时，且行为体借助荣誉、地位或自主权来寻求自尊，行为体为了实现某些目标，时常愿意冒险，甚至牺牲自身或其政治单位。”(18) 无独有偶，在美国的俄罗斯学者出版的专著《俄罗斯与西方：从亚历山大一世到普京》，明确提出，在俄国对外关系史上起到极其巨大作用的一个范畴，就是“尊严”。无论是在1812年抗击法国拿破仑的入侵，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顶住希特勒大军压境、力挽狂澜，最后打败了德国法西斯的光辉业绩，都是因为“尊严”这个范畴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正是这种出自独特历史环境的对于民族的、国家的乃至于人种的、个人的尊严和荣誉的追求，使得俄国人能够在难以想象的极其艰难的条件之下，绝地反击，战胜顽敌。(19)
俄罗斯前外长伊格尔·伊万诺夫在“对俄制裁案”被炒作得如火如荼之时，曾经发表了一篇值得关注的文章。他认为：“华盛顿发起的最新反俄制裁是史无前例的。其内含的杀伤力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将会远远超出美国—俄罗斯关系。”这位老外长依据其丰富的经验，尤其意味深长地指出：“过去几年中，俄罗斯对欧洲进程的反应，更多的是出于情感而非实用主义态度。如果看一看俄罗斯是如何回应欧洲对它在乌克兰危机中所采取行动的谴责，这一点就更为明显。当最初的怨恨变成了一场激烈的运动，它使每个人相信，欧洲的价值观，以及与欧洲有关的一切，都与俄罗斯天生地格格不入。而俄罗斯则代表着一个独立的文明，应该标示出自己的道路。俄罗斯与欧洲的关系陷入僵局，若干重要领域的互利合作倒退了好几年”。(20)伊万诺夫清晰地挑明了：“情感因素”乃是近年来俄罗斯处理乌克兰危机和与西方关系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如果说，这位老外长的表述还是比较含蓄和留有余地的，那么俄罗斯瓦尔代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则更为直接地指出：特朗普上台以后，美俄关系“幻想破灭”的首要原因，在于美国对俄罗斯的“轻视和不够尊重”。他评论道：“特朗普完全按照自己的宗旨行事。无论竞选还是大选前，其政治言论的主旨都是——我们应当得到尊重（指美国）。如果有人不尊重我们，就强迫他们尊重。打击叙利亚基地意在向所有人表明，混乱和谦让的时代已经结束，美国也在参与博弈，俄罗斯和其他国家不能当其不存在。在这方面，特朗普和普京的心理如出一辙。”(21)卢基扬诺夫在其他场合也从相反的角度证明，围绕着民族和国家尊严的情感因素，始终在左右着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的对外政策走向。早在美俄制裁案发生的一年多之前，他撰文指出：“为使俄美关系进入另一个阶段，需要转变视角，克服冷战后出现的惯性。对美国来说，这个惯性是高高在上的傲慢观念，即俄罗斯无权‘固执己见’，应当接受自己的区域性国家的地位。而且，其边界线不是由俄罗斯说了算，而是在更重要的玩家所允许的范围内。对俄罗斯而言，这个惯性是把一切不幸怪罪到美国头上，有些痛苦但几乎相信美国占据了统治地位。这种潜藏的情结也是根源于冷战的结束。”卢基扬诺夫更明确地补充道：“俄罗斯应放下自卑情结，不要再力图证明自己。”(22)在卢基扬诺夫看来，俄罗斯人的“自卑情结”正好就是渴望“尊严”与“荣誉”的另一面。而且，这种卑怯和自傲相辅相成的心态在美国也有同样的表现。正如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所指出的，对于美国而言，其高傲自大的另一面，就是在“黑客案”“通俄门”直至“对俄制裁案”中表现出来的“恐俄症”。拉夫罗夫说：“俄美关系因‘恐俄症’而在走下坡路。”(23)
其实，美国学者中也不乏头脑清醒者。哈佛大学谈判项目高级研究员布鲁斯·阿林曾在“对俄制裁案”的白热化阶段撰文指出：在美俄关系中，“我们从一个又一个案例中看出，不单单是利益，而且人类基本情感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并导致着一个又一个的行动和心理反应的循环。普京总统感到气愤的是，美国向来只想给予俄罗斯的不是盟国而仅是‘附庸’的地位”。阿林还特别强调：“亚伯拉罕·林肯有句名言：‘我不喜欢那个人，但我必须要更好地了解他’。即使在我国内战最激烈最痛苦的时候，林肯自己也能人性化地善待南方人，称他们是‘犯了错误的同胞’。”(24)
对国际关系中“尊严”“荣誉”等一类范畴如何影响国际行为体的思想与行动作出严格科学判断，还需要进一步的论证，但是，围绕对俄制裁案问题，各方资深外交官和学者所提出的应该从“人类基本情感”着手分析原因的观点，具有重要意义，尤其在后冷战时期的特殊历史条件之下。既然，很难仅仅以武力争胜，那么围绕“尊严”和“荣誉”一类的精神需求就很容易成为日常国际交往中的重要内容。同时，处身于现代信息社会的环境中，巨量而异常迅速的媒体传播，使得“尊严”“荣誉”，包括“颜面”“形象”等这样一类通常未必被充分重视的问题，也成为国际竞争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美俄双方在新老媒体上事关双方颜面和形象尊严的口舌之争，就不由自主地代替了当年战场上的殊死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