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下的美国对俄认知变迁
危机下的美国对俄认知变迁
不光欧盟对俄认知在20世纪第2个10年开始之时迅速恶化，值得关注的是，几乎在同时，美国对俄认知也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
一、美国对俄认知状况的一些基本背景
首先，总体上来说，美国对俄罗斯战略决策的形成和执行过程，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在这些因素当中，有体现为美国战略意志和决策的一些共同理念和国家利益背景的驱动，但经常也会出现非常矛盾的状况，反映出美国国内五花八门的利益集团背景的互相交织、互相影响的复杂局面。
一般而言，这里既有国家的对外决策部门、议会与党派集团、军工集团、安全部门、学界智库等各个方面的相互掣肘，也有金融和财政系统、公司、地方机构以及大量非政府组织等各种参与者之间的复杂博弈。大致说来，2003—2004年以后，美国各界对俄认知逐渐呈现负面状态，至乌克兰危机，特别是克里米亚事件发生而达到顶峰。为什么美国对普京时期的俄罗斯内外政策表现出总体的不信任？在俄罗斯学者亚历山大·卢金（Alexander Lukin）看来，其基本原因在于美国的意识形态左右着美国对外部世界的看法，与此同时，也受到华尔街和美国银行体系本身利益的深刻影响。(61)笔者认为, 如果说，卢金教授所言仍是美国对俄认知的一般状况的话, 那么，当下美国对俄认知则具有从冷战时期美国和西方学界的“苏联学”，到20世纪80—90年代的“转型学”，一直到21世纪以来的“威权学”这样一个学理变化的深层次背景。换言之，美国对俄认知得到了学术过程的支持。(62)
的确，美国对俄战略的形成和运作过程，包含了各种不同立场的理论和思想趋向：第一，权力政治考量和意识形态叙事相互交织，强调美国强权的至高无上地位，奥巴马所言称的，美国还要领导世界一百年(63)，大体是这一背景的集中体现。第二，美国战略决策形成过程包含有全球主义与孤立主义相互交织的深刻背景，这种全球主义既来自多元自由主义，同时也包含着新保守主义等更具有扩张精神的思想派别的影响。同时，美国孤立主义也始终没有放弃对于对外战略的影响力。第三，美国传统的务实主义，特别是以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为代表的这一派别，强调国际政治角逐中的不同力量之间的均衡，而非崇尚一味的抗争。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派力量尽管在中国和俄罗斯研究领域有着比较大的影响，但在21世纪以来的美国，这一种声音并不总是影响决策，特别是影响对俄罗斯或对中国决策的决定性因素，甚至经常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
除此之外，美国对俄战略还表现出更容易受到国际环境变迁的趋势以及具体情境的影响。比如，美国的全球地位和能力、全球化的实际进程，究竟是有所推进，还是出现倒退？这里包括一些非常重要的当前趋势，比如，在多大程度上，美国的同盟关系已经被伙伴关系网络所取代？在多大程度上，平民主义的外交功能，实际上已经比政府的官方外交来得更为重要？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更多地运用制裁和经济手段来平衡潜在的对手？作为全球头号大国的美国在运筹对俄外交的时候，比较多地受到这些现实因素的影响。(64)
乌克兰危机和叙利亚战争以来，随着美俄之间的角逐激化，美国的对俄认知在总体上趋于恶化，几乎处于一个不可逆的态势。许多相当敌视俄罗斯的观点纷至沓来，强调把俄罗斯看作对美国国家利益和美国权威的新的、上升中的威胁。这种观点主要来自传统的现实主义立场，同时也来自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后者更加强调，如果俄罗斯在事关价值观的意识形态方面，或者在事关治理效应的体制方面，取得对美国的优势，那将构成对美国的重大威胁。乌克兰危机和叙利亚战争之后，连奥巴马总统也公开把俄罗斯与“伊斯兰国”“埃博拉病毒”并称为“三害”(65)，这是美俄关系迅速滑坡的一个关键性标志。
二、陷入困境的对俄判断与认知
2011年后叙利亚陷入动乱，2013年底乌克兰危机爆发，一连串重大国际事件标志着奥巴马的中东政策和“重启”对俄关系的战略设计陷入困境。2015年9月底，普京决定以空中打击方式干预叙利亚事件，使得美国总统行政决策系统进一步出现了不同的立场。
其一，奥巴马的举棋不定使得核心决策团队处于对俄被动状态。
用迈克尔·克劳利（Michael Crowley）的话来说，普京在叙利亚实行空中打击“这一招使得奥巴马决策系统为了弥补内部裂痕而显得筋疲力尽，在一些情况下，甚至使得奥巴马国家安全决策团队的士气大为低落。在一些主张采取更大胆行动的官员看来，奥巴马似乎表现出在总统任期最后一年时间里，执意不愿意采取任何新的冒险行动。奥巴马团队的现任和前任官员表示，奥巴马本人不愿意对普京采取断然行动这一事实，昭示着美国的软弱和无所作为。一位总统办公厅的资深官员认为：‘我们几乎是被动应对，只是等待着趋势变换，以及观察其他行为者所采取的步骤。’”(66)
其二，美国在叙利亚战局中行动缓慢与俄的进取态度形成反差。
克劳利指出：“在近几年来不直接支持阿萨德政权之后，普京转为直接军事干预叙利亚，这几乎瓦解了奥巴马在取得伊朗核协议进展之后所有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努力。”(67)从笔者参与的瓦尔代论坛、伊斯坦布尔国际论坛，以及那两年在华盛顿的若干国际会议来看，包括西方决策专家和学术精英在内的大量舆论对俄方支持下的叙利亚“化武换和平”举措表示欢迎。同时，这种舆论的变化确实反映出当年美国在大力支持“阿拉伯之春”运动后，又对数年后的中东乱局束手无策的窘境。
其三，白宫团队对俄决策的立场分歧。
熟悉白宫事务人士表示，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苏珊·赖斯（Susan Rice）和白宫办公厅主任丹尼斯·麦克多诺（Denis McDonough）对上述不同意见所持谨慎立场，影响着奥巴马的判断，他们不愿意与叙利亚和俄罗斯事务有关的行动导致美俄冲突升级。“在高层会议上，一些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的高级官员表示要对普京在叙利亚秀肌肉作出强硬反应，这里也包括克里本人，他主张在叙利亚设立禁飞区，而奥巴马的选择事实上面临两难……冷战时期的核威慑专家、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Ashton Carter）认为：面对普京的‘挑战’，美国并没有站稳立场。中央情报局主任约翰·布伦南（John Brennan）抱怨：普京轰炸叙利亚反对派的举动没有受到足够的惩罚。一位奥巴马前高官认为：事态表明我们在退让，我们无法对普京施加任何压力。”(68)迈克尔·克劳利认为：“奥巴马拒绝采取坚决行动反对莫斯科，这也导致了奥巴马身边几位主张强硬路线的俄罗斯问题专家越来越受到孤立。这里说的是负责欧洲和欧亚事务的副国务卿维多利亚·纽兰（Victoria Nuland）、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欧亚部高级主任西莉斯特·沃兰德（Celeste Wallander）、国防部负责俄罗斯、乌克兰、欧亚事务的部长助理伊夫林·法卡斯（Evelyn Farkas）等人，他们的主张没有被采纳，从而使得奥巴马决策系统在普京吞并克里米亚之后没有对其采取强硬武力行动。”(69)
其四，超越党派的对俄政策分歧。
俄罗斯在叙利亚的空中打击行动开始后，民主党内部对奥巴马的批评压力在增加，特别是希拉里·克林顿主张在叙利亚设置禁飞区，克里也主张在叙利亚北部与土耳其接壤地区建立禁飞区。其实，早在2012年，希拉里·克林顿就会合了当时的中情局局长彼得雷乌斯（David Petraeus）、国防部长帕内塔（Leon Panetta），一起提出武装训练温和反对派的建议。奥巴马否决了这一主张。2015年较早时候又重新出现了动议。在奥巴马高级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中，包括克里和当时的国防部长哈格尔（Chuck Hagel），主张美国应该向乌克兰输送杀伤性武器，包括提供反坦克导弹。奥巴马又一次否决了向乌克兰提供重武器，认为普京会作出很大反应，以作为回馈。
对于奥巴马行政当局对俄政策的评价，自然也是大相径庭的。比如，民主党元老布热津斯基曾经公开批评奥巴马完全缺乏对俄罗斯的总体战略，但是，俄罗斯著名评论家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则公开撰文提出：“不能再指望有比奥巴马对俄罗斯更好的（美国）总统了。”(70)
卢基扬诺夫的评论看来是有道理的，因为，不仅在两党之间，而且民主党内也在对俄政策上出现重大分歧，甚至于在一个决策人物身上，也可以看到既有强硬、又有妥协的两面立场。比如国务卿克里，几年来一直主张设立禁飞区，但是，他又反对鹰派所坚持的孤立普京的主张。又比如，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Martin Dempsey）反俄坚决，主张运送重武器到乌克兰，但是，他又反对在叙利亚设立禁飞区。
看来，围绕着叙利亚战争和乌克兰危机，美国高层决策的确陷入高度分化。美国决策层的对俄认知也似乎从来没有表现得如此摇摆不定。
三、美对俄政策与认知变化的一个重要背景：两党趋近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美国2016年大选的临近，一度在乌克兰危机中僵持，而在叙利亚战争中被普京出招搞得穷于应付的美国决策圈，在陷于一度内部分化的乱局之后，正在重新集结，并再一次地显示对俄强硬。
从美国对俄政策和认知迅速转向强硬，可以发现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侧重于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派和强调以实力抗衡的保守主义派这两大阵营的立场出现了大幅度的接近。(71)一般而言，前者较多指民主党，后者较多指共和党，而两党的立场在趋近。通常认为，美国的保守派比较倾向于对俄强硬，而民主党则对俄相对温和。但是，现在的情况是，民主党人，特别是被认为有可能成为2016年总统人选的希拉里·克林顿本人的对俄立场趋于强硬，与不少共和党中的强硬派立场相吻合。
叙利亚战争和乌克兰危机发生之后，共和党头面人物（如麦凯恩）的很多言行表明了这一点。他们主要强调俄罗斯具有攻击性的过分行为，指责普京的扩张主义和帝国抱负，强调俄罗斯传统主义和倾向于使用武力，强调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消极作用。他们认为，由于俄罗斯使用军事手段的潜在结果，势必会对美国产生压力，破坏美国重构国际秩序的努力。他们主张对俄罗斯采取进攻性行动，包括进行制裁、对俄罗斯显示武力，使得俄罗斯在面对西方具有优势的强权发生冲突时不得不退却。
而从民主党方面来看，当时最具代表性的，是老资格的外交家、美国最重要的智库之一布鲁金斯学会主席，也是一位资深的俄罗斯问题专家斯特罗布·塔尔博特（Strobe Talbott）。不少人认为，如果2016年民主党在大选中获胜，塔尔博特非常可能成为希拉里·克林顿未来对俄政策的主要顾问。(72)
塔尔博特曾经专门著文表达对普京上台之初就“看透”普京的威廉·萨菲尔（William Safire）的器重。2000年1月稍晚的时候，威廉·萨菲尔就在《纽约时报》发表专栏文章，题为《普京主义已然来临》，指出这位克里姆林宫的新领袖将会是“个人崇拜”“压制真理”“俄罗斯大国复苏”这些现象的延续和发展。在以后9年左右的时间里，萨菲尔不止一次地指责普京压制反对者，镇压媒体，流放和监禁持不同政见者，尽其一切所能把“近邻国家”纳入俄罗斯势力范围，将俄罗斯文明的母亲——乌克兰充当俄罗斯的粮仓和制造中心，对任何西方进入这一地区的举动耿耿于怀。
在塔尔博特看来，普京在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和南部的行为，只不过是上述逻辑的自然延伸。塔尔博特还认为，普京实现了多年来俄罗斯人无法实现的恢复原苏联体制的愿望，煽动起对布什时期和奥巴马时期美国一系列决策的愤懑情绪，这里包括：2002年美国单边退出《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2003年美国出兵伊拉克；21世纪第1个10年的中间一段，西方支持在两个后苏联国家——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的“颜色革命”；2004—2009年北约的第二和第三波扩张，把原苏联境内6个国家拉入北约。
塔尔博特提出，普京关于俄罗斯安全的观念，也很像从斯大林直到契尔年科等所有苏联领导人的想法。他认为：事实上，只有俄罗斯的所有邻国都感到绝对安全，否则俄罗斯自己就不会感到绝对安全。在他看来，在这样零和博弈的背景下，俄罗斯不可能成为一个值得信赖和建设性的主要大国。
至于如何应对普京，塔尔博特主张双管齐下，即一方面对其进行遏制，用他的话来说，即使当下不同于冷战，但还是有些近似的；另一方面，鉴于俄罗斯社会还是有相当部分的势力希望俄罗斯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因此，西方还是需要与其保持接触。美国需要尽其所能保持接触，不要把他们都看成第五纵队。在塔尔博特看来，俄罗斯目前的经济状况说明，对普京政策失败的认识正在提升。
如果说，斯特罗布·塔尔博特是民主党相当权威的俄国问题专家，那么，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则是21世纪以来新保守主义阵营扛大旗的人物。这两位有着丰富的外交工作经验、但又来自不同阵营的资深人士，现在面对叙利亚战争和乌克兰危机的新形势，在如何决策俄罗斯问题上，几乎已经站到了同一条战壕里。比如，罗伯特·卡根认为，大国间竞争的现实影响将取决于美国对此作出何种反应。美国需要强调自己在维持现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进程中的核心作用，还必须运用自己令人生畏的实力与影响，力挺这一秩序以应对必不可免的挑战。
卡根还提出，俄罗斯和中国都不能再提出“势力范围的要求”。他强调，历史地看，大国之间的战争往往发生在对缓冲地区的争夺之中，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俄国与奥匈帝国之间对于巴尔干地区的竞争。今天的国际环境已经非常不同，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在冷战终结以后发挥了独一无二的作用。当然，美国并不只是一个地区的强国，它是在非常具有战略意义的各个地区都存在着的强国，在欧洲、亚洲、中东等地维持着平衡。与过去不同，这样做的结果，是各个大国不再面临对它们自身安全的重大威胁。
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开幕，几乎同时发生了俄罗斯与格鲁吉亚之间的“五日战争”，卡根对此曾明确提出，这是威权政治下的市场制度对自由民主的市场制度的一次“联手挑战”。尔后，卡根则着眼于刻画俄罗斯对西方的“离心离德”。俄罗斯可以不在意识形态领域和经济领域与西方竞争，而主要诉诸军事力量，但他强调，普京攻击的正是作为自由世界秩序基础的安全与稳定。(73)
上述塔尔博特和卡根两位资深人物的对俄立场，比较明确地表明：新保守主义的立场没有改变，而自由派民主党人的观点则大大激进化了。这两派的共同立场不但是基于意识形态，而且也鲜明地基于美国的国家利益。这是影响目前，乃至今后一个阶段美国对俄政策的最具影响力的立场和意见。
四、美国智库多样化的对俄认知与政策立场
美国智库是美国外交决策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智库立场则各不相同。大体而言，既有传统基金会等一类对俄持较为保守立场的智库，也有如卡内基基金会下属各类研究机构这样持比较温和立场的智库。而美国传统基金会欧亚项目负责人詹姆斯·卡拉法诺（James Carafano）所主持的两份最新研究报告《美国需要能使俄罗斯力量边缘化的外交政策》(74)和《美国对俄罗斯战略》(75)，则是立场变迁的鲜明体现。
其一，美国如何看待俄罗斯与伊朗之间的合作。
卡拉法诺提出，普京显示实力以支持叙利亚强人阿萨德，这一变化发生在美国国会已经不再能够阻挡伊朗核协议得到通过的那一时刻。这两件事情是否互相关联呢？未必。在他看来，俄罗斯和伊朗在中东地区志趣相投，他们共同的目标是避免德黑兰遭受国际制裁的威胁。伊朗核协议的签订有助于德黑兰和俄罗斯之间的经济合作。接着，俄罗斯和伊朗就决定走向第二个目标：支持大马士革，开通伊朗空中走廊。俄罗斯对叙利亚的“人道援助”接踵而至，有坦克、军队、战斗机以及各种支持设备，为阿萨德军队输血打气。在白宫眼里，这是重拳一击。
卡氏认为，有人主张，现在是开始跟俄罗斯人讨价还价的时候了。因为难民成潮、欧洲不稳定、“伊斯兰国”日益猖獗……所以，美国及其盟国可以让普京来帮助灭火。克里姆林宫当然愿意这样做，这是因为，这样可以分散人们对于莫斯科干预格鲁吉亚、乌克兰、波罗的海国家以及中欧其他地方的注意力。
其二，美国如何应对？
卡拉法诺并不同意上述立场，相反，他认为美国应该开始着手对俄罗斯和伊朗施加压力，惩罚阿萨德。紧接着，美国应该和欧洲人一起，就难民问题达成一致。难民问题极其重要。美国应该领导中东地区解决难民问题。最后，美国需要采取切实的军事战略粉碎“伊斯兰国”对于伊拉克北部领土的控制。这是现在很多问题的源头。对于阿萨德，卡拉法诺主张，美国从来都不同意他可以继续留下。(76)
其三，美国需要全面完整的对俄战略。
卡拉法诺提出，美国应该有全面完整的对俄战略，这应该是更为总体的大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而美国不应该持这样的一种战略目标——现在，已不再是冷战时候的局面了——即使俄罗斯作为一个地缘政治对手和美国角力，但它依然不是美国的首要对抗者。
卡拉法诺指出，需要从头来梳理美国对俄战略。他认为，正是因为美国对俄罗斯的认知偏差，导致长期以来奉行“接触”政策。以为只要通过“接触”，就能够使俄“改邪归正”。因此，俄罗斯被邀请参加世界贸易组织，2008年梅德韦杰夫当选总统这些变化，也被当作俄罗斯民主的“重大进步”。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卡拉法诺尖锐地批评道：“接触”政策的问题实质在于，俄罗斯似乎只是美国人想象中的、而非现实生活中的俄罗斯。
其四，美俄关系的恶化：谁之罪？
卡拉法诺提出，俄罗斯的辩护者们认为，美国需要对俄美关系的恶化负责。他们经常引用的是1999年科索沃危机、美国反导系统在中东欧的部署以及北约在一系列原苏联国家的扩张。卡拉法诺认为：这样的主张实际上承认作为新帝国的俄罗斯有权监控其邻居。
在卡拉法诺看来，今日俄罗斯，已非苏联。无论在意识形态、经济还是实力规模等方面都是如此。俄罗斯已经不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中心，但并非因此俄罗斯就不值得重视。所以，需要搞清楚普京的战略。
卡拉法诺断言：美俄之间的直接冲突会非常有限，但会是非常现实的冲突。 美国可以合理地应对长期的博弈，“遏制”政策并不是有效的办法。就长时段的抗争而言，俄罗斯远远不是美国的对手，因此，应避免在短时间冲突中过多地纠缠，而侧重于让俄罗斯在长时段付出代价。
就短时段而言，应侧重于使用不是“遏制”而是“限制”的政策：限于保护盟友及其利益，对俄罗斯的破坏性行为做出反应，迫使其付出代价，令其改弦更张。这一政策的关键在于预见性，要区分出美国需要保护和做出反应的关键领域、对象和手段，以及俄罗斯的合理关切。这需要稳健、坚定、避免逃避，让俄罗斯预先明白需要付出的代价。美国对俄政策需要依靠联盟。对此，可以先易后难。(77)
如果说，卡拉法诺的研究报告体现的是当代美国传统智库对俄政策强硬立场的鲜明特色，特别是在形成美国对付俄罗斯的使其“长期付出代价”的战略中发挥了作用，那么，以下来自美国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的前俄罗斯与欧亚项目主任安德鲁·库钦斯（Andrew Kuchins）的立场，则与之形成了一定的反差。
安德鲁·库钦斯早先是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莫斯科中心主任，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库钦斯被长期派驻俄罗斯，他所进行的观察和研究，使其成为美国俄罗斯研究领域的一位重要专家。回到美国后，库钦斯转到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担任俄罗斯与欧亚项目的负责人，后又调至乔治敦大学，担任欧亚问题的教职。从他最近撰写的《乌克兰危机对美国安全利益的影响》(78)一文中可以发现，这位资深智库专家与前述传统基金会的同行，在观点上存在着有趣的差异。
其一，俄罗斯是一个首要对手。
与卡拉法诺的评价相比，库钦斯认为，俄罗斯的作用不可低估。在他看来，乌克兰危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大范围地触及了美国及其盟友的安全利益。除了对于美俄双边关系的影响，这场危机广泛地触动了欧洲的安全——从北约未来的选择到欧盟的核心地位和军控事务。
库钦斯断言，美国旨在全力终结，至少是希望加以遏制的叙利亚冲突以及作为其后果的所谓“伊斯兰国”扩张的过程中，俄罗斯是一个重要的角色。而在伊朗核问题、联盟军队撤出之后的阿富汗和中亚稳定问题上，俄罗斯更是发挥着关键作用。当美国非常不愿意看到俄罗斯成为亚太地区一个重要角色的时候，西方制裁使得俄罗斯大大深化了与中国的接触，并给了俄罗斯转向亚太的新动力。
其二，美国力量的式微。
与传统派对美俄力量对比的自信相比，库钦斯显得较为谨慎。他说，美国的挑战在于，正当需要与俄罗斯合作解决大量优先次序交叉的问题时，美国对此的影响能力被大大缩小了。
首先是欧洲安全问题，这是美国利益最基本的方面，如今受到了乌克兰危机的影响。对乌克兰的干预，是冷战终结后俄罗斯第一次大规模地跨越国界在欧洲使用武力，也是第一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之后在欧洲凭借武力占领一国领土。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干预以及普京声称俄罗斯有权保卫俄罗斯族人、俄语居民和“国外同胞”的立场之时，正值美国准备减少在欧洲安全事务的卷入而转向亚太地区之际。俄罗斯的修正主义迫使美国重新聚焦欧洲，包括美国和北约在地处前沿的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增加部署兵力，也包括北约在2014年威尔斯峰会上重新确认把确保盟国安全作为其核心竞争力。最关键的挑战在于，与西欧国家既和俄罗斯有着较强劲的经济合作关系，又没有面临俄直接威胁的情况相比，俄罗斯修正主义对东欧国家，具有更多直接的威胁。
其三，鉴于中俄合作的趋势，美国要重整旗鼓。
库钦斯认为，当乌克兰既不是北约成员，也不是美国盟友的时候，在1994年的布达佩斯协议中，美国与英国和俄罗斯一起，确认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以换取基辅同意让渡它的核武器。因此，尽管乌克兰还远不是北约盟国，但美国对于危机的反应，也包含上述它曾做过的这项确认。华盛顿的亚太盟友，特别是日本，看到乌克兰的危机正在逼近，担心俄罗斯的举动会引发中国在亚太地区采取同样的行动。确实，俄罗斯已经多次提出和中国共同抵抗美国影响力的扩大。中俄关系可以对美国造成困难。(https://www.daowen.com)
库钦斯提出，美国希望确保自己在全球各个安全领域的优先地位，乃是美国不得不卷入与俄罗斯直接对抗的原因。
其四，俄美关系进入新阶段。
库钦斯认为，乌克兰危机以后，俄美关系跌落到了冷战结束以后从未出现过的局面，而且几乎是年复一年，每况愈下。随后，奥巴马和大部分西方政治领袖抵制出席2014年索契奥运会的开幕式。库钦斯分析道，与此同时，“阿拉伯之春”的爆发又在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引起紧张。华盛顿首先把局势的波动看作中东走向民主化的积极趋向，而俄罗斯则担忧这些变化正在引起混乱。俄罗斯谴责美国为推动政权更替到处采取毫无区别的政策，就像1990年在南斯拉夫和2003年在伊拉克，以及在后苏联地区的“颜色革命”一样。
库钦斯指出，关于美国支持“政权更替”的叙事，在俄罗斯变得越来越可以接受。当俄美关系变得越来越糟，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相信，推动在俄罗斯的政权更替，乃是美国一个没有公开宣布的目标。俄方官员，包括外长拉夫罗夫公开指出，他们认为美国和欧洲对俄罗斯政府的制裁旨在煽动不满情绪，最终导致普京政权被罢免。
在库钦斯看来，俄对于华盛顿习惯于使用军事干预和政权更替的方法的不满，随着以北约为核心的欧洲安全体制永久化的推进而加深了。俄罗斯精英由来已久的对美国的仇恨，远远不限于对个别事件的看法，它正在成为一种系统性的立场。俄罗斯对于乌克兰的干预，实际上是关于俄罗斯不愿意接受西方指令的一个明确标志，特别是对于邻近国家，俄罗斯把自己看作西方之外的、作为欧亚文明和地缘政治集团的一部分。当俄罗斯把自己定义为西方的对立面，把与西方的关系视为对抗性关系之时，要想比有限合作获得更多的东西，那是不可能的。
库钦斯总结道，从中短期前景来看，美俄关系的前景是模糊而不甚乐观的。不光是奥巴马政府已经对普京和俄罗斯不抱希望，而且，俄罗斯自身今天也越来越不想与美国进行合作。但是一旦危机过去，双方还是会有兴趣去构建一种模式，让俄罗斯去解决它的问题，让美国能够取得俄方对于其在中东和亚太安全目标的支持。无论如何，俄美关系新模式看来会与过去20多年占主导地位的方式很不相同。
其五，美国应有的政策反响。
库钦斯认为，对于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挑战，那就是如何在以下的这两个方面保持同步和平衡：一方面，以更新的方式与俄罗斯接触，促使其打开大门，继续合作；另一方面，要摧毁俄罗斯修正主义的抱负。美国并不想在乌克兰问题上与俄罗斯开战。2014年9月，在欧亚组织支持下达成的，并由俄罗斯、乌克兰、分离主义者以及欧安组织共同签署的《明斯克协议》，乃是目前最好的协商解决框架，其中包含着逐步解除制裁的可能性。
最后，库钦斯提出了一个具体建议：即使需要继续施压把乌克兰冲突引向终结，也必须同时与莫斯科保持沟通。这既是为解决乌克兰冲突的外交努力，也是为着将来的继续接触。库钦斯指出，一个非常有害的观点是，将现有双边总统委员会层面的沟通加以空置，然后，转入经常性的军事接触。鉴于双方都需要紧密的交往，去发掘解决冲突的方法，因此，建立与克里姆林宫高层的交往管道，将是当务之急。与此同时，为了结束当下危机，包括第二管道在内的非正式接触，需要扩展讨论的领域，以激活美俄之间的交流。
与传统基金会卡拉法诺的观点相比较，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的库钦斯更主张重视俄罗斯这个“首要对手”，而不是忽视它。库钦斯不太同意只是运用单一的制裁手段，而是提出，必须在保持压力的同时，发掘更多管道加强沟通。(79)
从总的发展趋势看，相比卡拉法诺的强硬立场，库钦斯所代表的温和稳健立场，似乎在美国对俄战略中发挥着更为明显的作用。
五、美国前政要的忠告和建言
曾经身居高位的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是美国国际政治决策界和学术界相当重要的标志性人物。经常听到美国同行这样议论：最近几十年来几代外交官和决策专家中，很少再有像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这样的权威人物。特别是在对俄决策和认知问题上，这两位前辈的巨大影响力无可比拟。然而，人们也发现，叙利亚战争和乌克兰危机以来的美国决策过程中，很少看到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的意见得到采纳和贯彻，只是经常在危急关头，搬出两位老人来做做工作。
2016年2月4日基辛格在莫斯科戈尔恰科夫基金会发表的一篇重要演说中，曾表达了这样一些要点：
其一，呼吁美国与俄罗斯政治决策者超越导致冲突的歧见和误解，共同应对两国最近几年来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基辛格认为，我们今天的相互关系比十年前要差得多。实际上，这可能是冷战终结以来最差的一段时期，双方相互之间的信任被挥霍殆尽，冲突代替了合作。那时双方许多人都非常理解，俄罗斯和美国的命运是紧紧地连在一起的。维持战略稳定和避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成为非常紧迫的任务。同时，双方也致力于建立欧亚地区的安全体系，特别是由于俄罗斯有着那么长的周边地区。当时在贸易和投资领域出现了新的远景，合作开发能源产地的项目也位列榜首。不幸的是，全球化的巨大冲击揭示出了政治家的才能与现实之间的落差。
其二，基辛格呼吁美俄两家要在叙利亚冲突中找到共同基础，以及降低乌克兰危机的紧张度。
基辛格指出，现在每一个国家占主导地位的叙事方式是责备对方，或者是把对方——如果不是整个国家的话——至少是把领导人妖魔化。美俄在巴尔干问题、原苏联领土、中东问题、北约扩大问题、导弹系统问题以及军售问题上的政策分歧，正在走向不能再回到合作的局面。
其三，基辛格批评道：包括美国和俄罗斯在内的很多评论家，都拒绝认为在新国际秩序条件下美国与俄罗斯合作工作具有可能性。在他们看来，美国和俄罗斯进入了“新冷战”状态。对美俄两国来说，今天的危险在于，虽较少回到军事抗争，但却更多走向自我预言的固化。两个国家的长远利益要求的是这样一个世界：把当代的动荡和变化，纳入一个既是多极化、又是全球化的均衡状态。
基辛格深刻地指出，动乱的特性往往是前所未见的。迄今为止，什么是全球化的国际威胁，往往是由一个主导性的国家，根据其力量积累的状态来界定的。其实，今天的威胁更多地是来自国家权力的瓦解，来自未被管理的领土数量大大增加。这样一个扩展中的权力真空，并不是任何国家都能够对付得了的，不管基于排他性的民族基础背景下这个国家多么强大。事态要求的是，美国、俄罗斯和其他主要国家之间开展可持续的合作。竞争性因素必须受到限制，且处于可控状态，而避免冲突再现的竞争还是会留存。
其四，基辛格的一个关键观念是：中、美、俄必须在一起工作。他说，在我们面前有着乌克兰、叙利亚这一类非常紧迫的冲突现象。过去几年中，很多国家有那么多的讨论，但是鲜有进步。这并不奇怪，因为讨论是发生在一个被认可的战略框架之外的。每一种专门事件就是一个大战略的表达。事实上，乌克兰问题需要放于欧洲和国际的安全构架下来加以讨论。在这样的背景下，乌克兰与其成为任何一方的一个前哨或边塞，不如被看成是东西方之间的桥梁。对叙利亚而言，任何仅限于当地的或者地区的团体，都不可能找到自身问题的解决办法。处于竞争状态的美国与俄罗斯可以努力和其他大国一起来创造一个在中东，甚至其他任何地方的和平解决办法。必须牢记：“俄罗斯、中国和美国需要在2016年一起工作。”
其五，基辛格强调通过对话来构建秩序。他说，任何改进关系的努力必须包含一种有关形成中的世界秩序的对话。怎样的趋势在消解旧秩序，同时还在营建新秩序？怎样的挑战在改变着俄罗斯和美国的国家利益的状态？怎样的规则在发挥作用形塑着世界秩序？怎样的一种立场合乎逻辑地，并且自动地有望在新秩序中占有一席之地？我们如何基于不同的历史经验，使得非常不同的关于世界秩序的观念，可以被融合到一起？这个世界秩序当然必须包括美国与俄罗斯，还包括其他大国。目标必须是发展出一种有关美俄关系的战略概念，在这一概念框架内，争论是可以被管理的。
其六，基辛格重申，俄罗斯不是美国的威胁。他说，20世纪60—70年代，国际关系基本上是美国和苏联之间的一种竞争关系。随着技术的进步，这两个国家可以履行一种战略稳定的概念，纵然他们之间的竞争在其他领域继续存在。从那以后，世界戏剧性地改变了。尤其是出现了一个形成中的多极世界，俄罗斯应被看作任何一种新的全球均衡中的一个基本要素，而基本上不应该被看作美国的威胁。
基辛格反复指出，我在这里论证这样一种可能性，即通过对话寻找把我们将来融合起来的方法，而不是去催生我们之间的冲突。这要求双方都尊重对方的重要价值观和利益。这样的目标不可能在目前政府行政框架中被完成。但是，也不应该因为美国国内政治而被耽搁。只有当华盛顿和莫斯科都有意愿之时，才能超越愤懑、牺牲感，一起来应对我们两个国家共同面临的更大挑战。(80)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发现，基辛格关于处理美俄关系的观点，与所谓两党共识以及奥巴马行政当局的立场都大相径庭。
第一，基辛格不同意民主党和共和党人关于俄罗斯问题的主流叙事，即把普京视为一切地缘政治博弈争斗的罪恶元凶，断定普京准备恢复苏联。在基辛格看来：“当普京花600亿美元把索契这个夏天的度假胜地变成冬季奥林匹克运动村，并且在冬奥会闭幕式上把俄罗斯描绘成西方文明的一部分，然后在此一个星期之后，说普京以此为开端，发起了一场军事危机，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基辛格认为：“在俄罗斯人看来，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关系始终是非常特殊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从来也不是局限于两个传统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光在俄罗斯人看来是如此，而且乌克兰人也是在这样看问题。”(81)
第二，在乌克兰危机突然爆发以后，基辛格认为：“美国对此的反应并不及格。”他认为，美国设定了一个并不可能达成的目标，即“打垮俄罗斯”。当强行要求俄罗斯忠于美国所阐述的、由美国评判的国际行为标准时，“美国是设定了一个强人所难的概念，除非有一天俄罗斯突然有一个要求改宗换祖的自发行动，宣布加入世界共同体”。
第三，基辛格认为，军事不结盟、战略上的缓冲地带，应该是基辅未来政权形式的内涵，从而让俄罗斯的关切得到舒缓，同时，也确保乌克兰的领土和主权完整。因此，要求俄罗斯从乌克兰东部地区撤出军队，由乌克兰政府控制俄乌边界。
卡特时期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也是一位非常老资格的苏联和俄罗斯问题专家。他在谈论俄罗斯问题时，与基辛格有很多相类似的观点。有所区别的是，布热津斯基的立场更为明确，观点更为犀利。
布热津斯基在2015年11月土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机事发之后，接受了一次专门的采访。(82)在他看来，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紧张状态非常严重，但并非致命。如果方法对头，还是有着把坏事变成好事的机会。不仅要处理好地区冲突，而且要防止由（中、美、俄）三个超级大国主导的全球体系可能出现的破坏性结果。
布热津斯基认为，首先，西方的反应还是相当克制，同时对于真正的威胁并不让步。而俄罗斯意识到，在自己相当孤立的情况下，冲突的后果严重。事实上，我们可能处于大国间关系即将突破的悬崖边上。因此，他提议立即通过维也纳会议等形式，与俄罗斯接触。他竭力主张核超级大国之间首先要展开磋商。
关于叙利亚现政权的前途问题。布热津斯基认为，如果阿萨德继续留任，对俄罗斯并不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而同样地，对美国来说，强行迫使阿萨德离开，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这里依然有着共同利益，要避免美俄之间的冲撞。他说：“可能是我幼稚，但是我总归认为，当前形势之下，各方需要冒的风险并不是那么可怕。最近几周以来，叙利亚的反对派似乎越来越像乌克兰的情况。这就是为什么我竭力主张俄罗斯与美国之间要坐下来谈，取法乌克兰问题的‘芬兰化解决立场’（意指乌克兰保持独立的立场，不加入北约，但可以和欧盟发生紧密的经济关系——笔者注）。现在看来形势正在朝这一方向发展。”
当记者追问布热津斯基，认为他在2015年11月下旬的立场较之10月份要乐观得多，因为当时布热津斯基直言批评俄罗斯空中打击远不是针对“伊斯兰国”，而恰恰是针对反对派，并旨在帮助阿萨德政权。对此，布热津斯基答道：“因为当时的原始报告披露俄罗斯直接打击的是美国支持的地方武装力量。我们必须提出警告，我想，我们已经这样做了。在我看来，我们的反应是适度的。普京在熄灭了情绪的波动之后，已经实质性地开始和我们一起着手解决问题。土耳其人的立场既有弹性，但也不事声张地表现出强硬……实际上，各方面对未来变局都表现出了更多的理性。在此时刻，我想，非常幸运的是，在土耳其击落俄战机的不是我们美国。”(83)
布热津斯基特别强调，普京有把握这一事态的非常卓越的能力。“同时我感到非常高兴的是，这一类突发事件并不是发生在波罗的海国家，在那里，俄罗斯作出强硬反应的可能性要大得多，而波罗的海国家应对的能力太弱，必须要美国出手的话，那必定是一个自找麻烦的结局。”
当记者问到是否担心俄罗斯与中国联手一起反对美国的时候，布热津斯基干脆地回答：不会。他认为：“短时期来看，中国地缘战略利益的重点是在稳定，而不是在冲突。稳定，才使中国能够通过推动‘一带一路’增长其影响力。这一项目包含中国进入印度洋和中国通过铁路进入中亚这两个方面，然后再通过这些国家进入西方。在中亚，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力量对比正在逐步发生非常谨慎的改变，这一改变有利于中国。俄罗斯对此无能为力。而除了吉尔吉斯斯坦以外的有关国家则欢迎这一变化。中亚国家明白，如果他们成为莫斯科首倡的欧亚联盟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他们将会丧失独立地位……”(84)
记者进一步问：“您在冷战时期被认为是著名的鹰派，您现在来看，俄罗斯与美国的利益能否联手？”布热津斯基答道：“如果中东局势完全失控，首先，与伊朗之间所达成的长期协议将会遇到极大麻烦，如果那样的话，以色列马上会出现严重问题。在以色列，至少有一些领导人是非常倾向于采取军事选择的。那样，就会出现爆炸性的地区形势，也会从外部激起强烈反响。俄罗斯与西方在稳定当地形势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至少，阿萨德政府的转型正在被考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认为，并非各方的所有问题都取决于阿萨德。”关于普京恢复俄罗斯大国地位的问题，布热津斯基认为：“可能，普京处理这一问题的方法未必理智。首先，他在媒体面前一定会感到很愤怒。但我认为，他会很快意识到，除非他非常渴望战争；乱象升级，对于普京是没有什么好的回报的。”
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这两位老人，在美国既具有很高的声望，但又很难对决策产生决定性的关键影响这一事实，表明即使是像美国这样一个超级大国，要使其对俄外交理性化，依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六、2016年美国总统候选人对俄罗斯的态度
2016年美国大选背景下，对俄对话自然显得格外敏感。
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015年1月12日报道，欧亚中心（The Eurasia Center）副主任厄尔·拉斯马森（Earl Rasmussen）称，一些美国总统候选人已经志在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而另外一些则是揣着“寻衅滋事”的态度。他在接受俄新社采访时谈道：“2016年11月的选举结果可能会对俄美关系产生重要影响。以一些民主党和共和党候选人发表的声明为基础，可以作出结论，即他们中的一些人承认有双边合作的必要性，以面对共同的威胁和挑战。”(85)据拉斯马森介绍，这首先就涉及民主党参选人伯尼·桑德斯和共和党参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兰德尔·保罗（Randal Paul）和特德·克鲁兹（Ted Cruz）。他认为，特朗普和保罗比其他人都更着眼于合作。此外，拉斯马森还说道，另一些候选人的心态则是极其寻衅好战的，他们是希拉里·克林顿、杰布·布什、卡莉·菲奥里纳和克里斯·克里斯蒂（Chris Christie），这些人关于俄罗斯和建立国际安全与稳定体系的发言令人警惕。以下分别述之。
（一）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
希拉里对俄罗斯态度一直以强硬著称，包括其任国务卿期间曾多次谴责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政策。在乌克兰问题上，她曾将普京与希特勒相提并论，但事后，希拉里曾对此公开加以纠正。对此，普京在接受法国电视台采访时说：“最好不要与女人争论。如果有人越界太远，这往往并不是因为其强大，而是因为其软弱。”(86)2016年2月5日，希拉里在新罕布什尔州举行的电视辩论中，对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关于俄罗斯是美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的声明作出了评论。她说：“我认为，卡特提请注意的是俄罗斯正在向我们的欧洲盟国不断施压，是俄罗斯试图改变欧洲边界时所采取的手段，必须让北约重新担负起共同防御工作。”她还指出：“俄罗斯非常支持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想在那里拥有自己的地盘、自己的海军和空军基地。”(87)希拉里对俄罗斯在叙利亚的意图表示关切。
（二）民主党候选人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
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桑德斯主张美国“发起政治革命”，反对权贵对于美国民主的破坏。在国际政策方面，他也与希拉里·克林顿拉开距离。他的基本立场是，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值得注意的是，在2016年2月5日的民主党初选辩论中，桑德斯明确提出要和俄罗斯一起工作。
（三）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
据俄罗斯媒体2015年11月4日报道，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相信，如果他2016年获选美国总统，美国和俄罗斯将有“非常好的关系”。特朗普在他的新书《跛脚的美国：如何让美国再度伟大》发布会上回答会场上提出的问题时说：“我们将会和俄罗斯有非常好的关系，并且我相信，我将与普京有非常好的关系。”(88)接着，在12月17日美国俄亥俄州的竞选集会上，特朗普把普京称为“备受尊敬的全球领导者”。当天，特朗普对支持者表示：“当这样一位在国内外如此受尊重的人称赞你时，这总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是莫大的荣幸。他（普京）至少像个领导人的样子，治理他的国家，不像我们国家的那位。”(89)此外，特朗普还呼吁，美国不应阻止俄罗斯或伊朗在中东的反恐行动，因为俄伊两国在中东打击恐怖主义对美国十分有利。
作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特朗普，在他有关外交政策竞选讲话中有关俄罗斯问题的立场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俄罗斯和中国以非常快的速度来拓展军事能力”，而美国的“核武器——我们的终极武器——已经慢慢地萎缩，急需进行现代化和更新”。“现役军队已经从1991年的200万缩减至如今的130万。海军从那时的500艘军舰缩减至现在的272艘。空军也比1991年缩减了近三分之一。”“那政府做了些什么呢？奥巴马总统提交了2017年的国防预算，比2011年的国防支出削减了约25%。军事已经奄奄一息，我们却还在要求将领和军事领导人去担心全球变暖问题。”
第二，“我们渴望和平地生活，并与俄罗斯和中国建立友谊。我们与这两个国家有严重分歧，所以必须擦亮眼睛对待他们。但我们并不一定非要成为对手。我们应该基于共同利益，求同存异。像俄罗斯就已经看到了恐怖主义令人恐惧之处”。
第三，“我相信缓和与俄罗斯的紧张局势，并改善关系是可能的。常识告诉我们必须结束这种敌意的循环。有人说俄罗斯人不讲理。我会试着看看。如果我们不能为美国谈成一笔好生意，我们会立刻撤出谈判席”。
最后，“我将和盟友一起合作，重振西方价值观和制度。但我不会试图去传播‘普适价值’，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认同这种价值观，我们应该清楚：加强和促进西方文明及成就，要比军事干预更能在世界上促发改革”(90)。
（四）共和党候选人杰布·布什（Jeb Bush）
据伊朗英语新闻电视台（Press TV）2015年12月20日报道，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杰布·布什当月20日在参加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对全民”（Face the Nation）节目中表示，由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存在，美国正在丧失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同时，他还指责特朗普盛赞普京是“伟大领导人”的行为。杰布·布什说：“普京正在挑战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他将把我们推开视作其成功。我们正在失去影响力，而普京却坐享其成。”这位佛罗里达州前州长扬言：“他（普京）不是我们的盟友，他是个‘独裁者’，是‘恶棍’。”布什补充道，俄罗斯崇尚武力，美国也应该通过使用武力在全世界范围内与其对抗。布什表示：“我们需要一位总统，无论在欧洲还是中东事务上都要站在美国的立场之上，这才是与普京建立‘更好’关系的方式。”(91)
这位最终退出竞选的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为阻止莫斯科介入叙利亚冲突，美国应该向俄罗斯及总统普京“秀秀肌肉”。他认为，奥巴马政府对普京表现软弱。如果现在不做点什么阻止普京，那么不仅在叙利亚，甚至在世界其他地区都会引发许多问题；因为俄罗斯在协同叙利亚巴沙尔·阿萨德政府军打击“伊斯兰国”的同时，或许准备在世界其他地区扩大军事影响力。(92)
（五）共和党候选人卡莉·菲奥里纳（Carly S. Fiorina）
据俄新社2016年1月4日报道，原先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卡莉·菲奥里纳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电视直播中说道：“美国应该明确地告诉自己的盟友们，伊朗和俄罗斯并非美国的盟友。当俄罗斯和伊朗结盟时，美国不应该像唐纳德·特朗普建议的那样，把在中东的领导权让给俄罗斯和伊朗。俄罗斯和伊朗不是美国的盟友，而是敌人。”(93)杰布·布什、菲奥里纳等人于2月10日正式宣布退出美国总统选举。
虽然，大选的政治鼓动并不等于日后真正的政治运作，但是，从美国大选进程中诸多候选人的不同立场，可以一窥美国对俄政治立场的谱段变化。
七、美国民调中的对俄认知(94)
对近年来俄美关系的变化，美国社会舆论是如何看待的？美国知名民调机构——盖洛普咨询公司（Gallup）对近25年来美国民众对俄罗斯态度变化的跟踪调查显示，美国民众对俄罗斯态度的变化在这期间总共经历了约7个不同阶段的变化。最新阶段的变化始于2013年，它也是美俄关系开始恶化的起点，到2015年则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数据显示，2015年有多达70%的美国民众对俄罗斯持负面看法，仅24%的民众对俄罗斯持积极看法，这一数据刷新了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的历史纪录（参见图8.1）。
数据来源：Gallup. Russia, “Trend: Americans' Opinions of Russia”, www.gallup.com/poll/1642/russia.aspx。
图8.1 美国社会舆论对俄罗斯态度的变化
另据2014年盖洛普咨询公司的调查数据，在问及美国与俄罗斯关系是否重回冷战状态时，有50%的美国民众持肯定看法，有43%的民众持否定看法，另外7%的民众表示难以回答这个问题。(95)而在2015年2月的一项调查中，当被问及是否同意美国应该向乌克兰政府提供武器和军事装备，用于对抗乌克兰东部武装力量时，有54%的美国民众持反对看法，有40%的民众持赞成看法，余下的6%的民众不持任何看法。(96)在乌克兰危机以及西方制裁俄罗斯的背景下，仅有5%的美国民众认为俄罗斯是美国的盟友，这与“9·11”事件后以及2013年“化武换和平”倡议提出之后形成鲜明对比，这两个节点相应地有多达23%、13%的美国民众认为俄罗斯是美国的重要盟友。与此相对应的，则是2013年以后有24%的美国民众认为俄罗斯是美国的“敌人”，与2006年9%的比例相比，显然大幅度上升，并有继续增长的趋势，另外还有多达44%的美国民众认为俄罗斯是不友好的国家。(97)
上述民意变化的原因很可能是，自2013年以来，亦即奥巴马第二任期开始，始料未及的美国“棱镜门”事件的爆料者斯诺登逃往莫斯科寻求避难。俄罗斯最终顶住美国要求引渡的巨大压力，拒绝交出斯诺登，奥巴马因此取消了原定9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双边总统会晤。在叙利亚问题上，俄罗斯坚决反对以武力方式推翻巴沙尔政权，在奥巴马政府以叙政府军使用化学武器为由叫嚣动武之际，俄主动抛出“化武换和平”倡议，暂时化解了叙利亚战争一触即发的紧张态势，但美俄围绕叙利亚的博弈仍然持续至今。接踵而来的乌克兰危机以及因克里米亚问题而导致美国和盟友对其实行严厉经济制裁，更是使得本来就已脆弱的俄美关系陷入冷战以来的最低谷。甚至连梅德韦杰夫都提到，“新冷战”似乎已接近爆发的临界点。
八、几点结论
第一，纵观美国对俄决策的争议内容和认知状况可以发现，强调意识形态的倾向，不光依然是美国外交的护身符，而且成了评判别国的重要武器。在可见时段的国际环境竞争加剧和国内政治博弈激化的过程中，包括在一个具有庞大能量的学术加工系统的催生之下，很难设想，美国对外关系领域会出现“非意识形态化”的状况。有鉴于此，美俄关系的改善难以在短时期内实现。
第二，美国对俄战略中的激进民主党人士和新保守主义派别的实际联手，正在成为现实。而以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为代表的稳健力量更多是处于相对边缘化的地步。这样一种以前少见的政治生态直接影响到美国的对俄决策。
第三，在美俄关系20多年来的演进过程中，双方认知差异巨大。不光是传统意识形态影响沉渣泛起，而且现代化进程国家构建中所处的不同时段，所面临的不同的地缘政治环境，使得美俄两家所思所想，经常南辕北辙。有人说，美俄间的对话大体上是两个不同类型国家的对话，甚至是两种世界之间的交往，各说各的，各自成理。这样一种共识匮乏的局面，远非短时间内可以改变。而误解的最大危险，乃在于有可能带来冲突的升级。
第四，美俄在叙利亚问题上或在乌克兰问题上，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近来的磋商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取得根本性改善的机会有限。有可能会在这一问题上长期胶着。
第五，除了上述美俄之间在相互认知过程中所体现的意识形态差异、战略利益分歧等之外，值得关注的还有进行大国多边互动的沟通能力、对于对手的认知水平，以及对合理决策的执行能力等方面。美俄两大国之间的有效沟通与合作，相当程度上还在于一代或几代人的知识准备、理解能力和交往水平，尚没有做好真正迎接新时期双边关系复杂挑战的充分准备。
最后，中国在美俄两家之间的理性定位，不光对于自身，而且对于地区乃至全球的国际关系的健康化，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有理有节地处理好与美俄两家的关系，是今后长时期内中国外交的一项考验。(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