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与俄罗斯：为何从合作走向对抗——论围绕乌克兰“东—西”取向的三边博弈

第一节
欧盟与俄罗斯：为何从合作走向对抗
——论围绕乌克兰“东—西”取向的三边博弈

21世纪第一个十年将近结束的时候，围绕着乌克兰究竟“西向”还是“东向”，欧盟倡议的“东部伙伴关系”（EaP）计划和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是具有替代性的不同区域合作选择中最为重要的两个方面。短短几年之中，各方的矛盾迅速激化。2013年底至2014年初，乌克兰危机的突然爆发，欧盟、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三边冲突进入白热化状态。

观察这样一场几乎是发生在同一区域之内，但又截然对立的欧俄不同区域化进程之间的竞争与对冲，研究当今世界几乎普遍存在利益差异，但又各自为政的区域化进程，探讨这一复杂过程中的多方——尤其是像乌克兰这样处于两大力量中心之间的特殊角色与各方之间的互动，思考这一领域的战略设计和政策运作的机理，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

一、地区冲突中凸显的问题：始料未及，还是故意回避？

令人们记忆犹新的是，乌克兰危机发生之前不久，俄罗斯与欧盟之间关系还曾以“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命名而被大加肯定和广泛传播，并以经济、安全、人文与科技、法律四个领域为引领，签署了一批内容包蕴广泛的协议。无论在俄罗斯方面，还是在欧盟方面；无论是双方在正式的和非正式观点的各类表述中，很多年来的大量舆论几乎都倾向于认为：欧俄关系的基础是如此稳固，不可能出现逆转，而且，将来还一定能够获得深化和拓展。

但是，2013年11月之后形势急转直下，以乌克兰“欧盟联系国”问题为引爆点，整个2014年后的俄罗斯与乌克兰关系，以及随之而来的俄罗斯与欧洲、美国的关系相继急剧恶化。诚如俄罗斯外交与国防委员会荣誉主席谢尔盖·卡拉加诺夫（Сергей Караганов）所言：“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曾被认为是合作基础相当稳固、有着如此之多的机制和分支支撑，并且确实是为双方所长期需要的全方位的俄欧合作，竟然会哗啦啦如大厦之将倾，迅速地出现逆转，甚至是处于互相实施制裁的对立状态。”⁽¹⁾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欧俄两家在一个较短的时段内如此迅速地翻脸呢？是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竞争？是文明之间和文明内部的冲突？是旧时的意识形态对峙？是对立的区域化合作进程？是大国战略利益的抵冲？是民族主义、抑或平民主义的崛起？是局外的第三者的引诱和挑唆？是政治领导人的理念分殊？是当下执政—官僚集团与所谓精英们的昏庸无能？或者仅仅是对于《赫尔辛基协议》所规定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治边界不可更改原则的冒犯？还是由于其他原因？所有这些冲突中出现的问题，究竟是始料未及，还是故意回避？

鉴于这一复杂政治过程尚未终结，任何简单化的结论可能都不合时宜。但是，国际事务的迅速演进，又使人们不能不对当代欧俄关系的变化给予充分关注。无论行进中的国际现象具有何等复杂的背景和何等多变的动态过程，终需及时加以探讨，做出认真评判，为后续的发展提供认知、抉择与行动的铺垫。也许，这就是作为一门学科的国际研究的相当艰难之处，但是这也恰恰是它的魅力之所在。

考虑到乌克兰危机前后的欧俄关系异常纷繁复杂，本书选取以下的考察与分析途径：第一，剖析欧盟与俄罗斯所持有的两种一体化模式的理念分殊，把握观念性的对立对于当前这场纷争所产生的效应；第二，解析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和俄罗斯争取乌克兰加入欧亚经济联盟这两个对冲型区域一体化的历史进程，勾画其中路径依赖因素所产生的影响；第三，观察欧俄关系发生期间的关键性多边框架——欧盟、俄罗斯、乌克兰三边关系的新态势，透视这一重要外部环境的制约性缺失所引起的后果；第四，通过解读这一多边进程中的两个重要角色：德国与俄罗斯关系中所出现的变化，来评判俄欧关系的演进。

通过上述的这几个视角，围绕乌克兰“东—西”取向所展开的博弈和各方互动进行探讨，来考察欧俄关系总体演变趋势及其动因。

二、欧盟与俄罗斯：围绕乌克兰“一体化争议”中的理念分歧

围绕乌克兰和欧亚空间，欧盟与俄罗斯两者不同一体化路线之间存在着一系列互相对立的观点与立场。一个常见的结论是，由于欧盟与俄罗斯之间存在不一样的观念形态与价值标准，因此，欧盟与俄罗斯走向对立乃是大势所趋。值得考察的是，欧俄间的这些原则性分歧的存在，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两者之间的冲突前景了呢？换言之，这里至少有这样三个问题：其一，理念的分殊是不是导致欧盟与俄罗斯相互间对立的根本性因素？其二，即便是观念分歧尖锐，是否一定直接导致欧盟与俄罗斯之间的国际冲突？其三，如果观念分歧导致了对立与冲突，那么，这一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呢？

从欧盟方面来看，2009年5月，在此前“欧洲睦邻政策”（ENP）的基础上，欧盟（主要由波兰和瑞典倡议）与乌克兰、格鲁吉亚、摩尔多瓦、阿塞拜疆，包括白俄罗斯、亚美尼亚等6国正式提出并签署了“东部伙伴关系”计划。欧盟的基本构想是，借助于推行一体化的以往经验，依仗着欧盟巨大的政治经济影响力，特别是通过提倡自由、民主、法制的价值与规范，引导、塑造、约束包括强制周边地区的“半内部国家”（semi-insiders）和“半外部国家”（semi-outsiders）实行对欧盟的睦邻政策，为欧盟影响的进一步扩大，包括未来可能的进一步东扩做好准备。虽然欧盟的“东方伙伴关系”计划并没有明确表明这一计划与俄罗斯之间的相互关系原则，但由于这一计划本身就是在俄罗斯—格鲁吉亚的“五日战争”、俄罗斯与乌克兰关于天然气问题争议之后，特别是在2008年9月和12月北约分别发表与格鲁吉亚、乌克兰相应的战略合作协议背景下出台的，因此，无论“东部伙伴关系”计划是否包含着对俄罗斯的制约和警示，俄罗斯都将势必为此前对西方的不妥协立场付出代价。很多文献已经对此做了介绍和分析。⁽²⁾

而在此后不久，在独联体五国关税同盟、欧亚经济共同体运行多年的基础上，普京于2011年正式提出了“欧亚联盟”的区域发展战略。他在2012年重新回归俄罗斯总统大位后，进一步明确宣布以“欧亚联盟”作为其第三任期内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大大加速了与乌克兰的谈判进程。非常清楚的是，俄罗斯决心以更大的代价，促使乌克兰加入欧亚经济联盟，至少，以此“防范外部大国力量中心”可能对俄罗斯在欧亚地区的利益形成的挤压。

于是，在欧盟与俄罗斯之间的这一广大空间之上，一方面是欧盟向原苏联地区，尤其是乌克兰的拓展，另一方面则是欧亚经济联盟以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为主要对象的扩容。这两个区域一体化过程形成了互相抗争、迎面冲撞的对立局面。在这一多方博弈的过程中，乌克兰成为各方角逐的关键。

归纳一下的话，近年来欧俄之间围绕乌克兰的所谓“一体化之争”⁽³⁾，至少存在着这样几个方面的尖锐争议：

第一，“大欧洲”还是“泛欧洲”之争。

在欧盟政治家看来，欧盟无法接受包括俄罗斯这样的庞然大物在内的“泛欧洲”，认为目前可以做到的仅仅是“大欧洲”式的联合。也即，先吸收中东欧、东南欧等国为欧盟成员国，然后，逐步向原苏联境内更多国家扩展影响，使之成为欧盟的紧密伙伴，在此基础上形成以原来的西欧盟国为核心，并以大西洋联盟为基石的“大欧洲”。英国学者萨科瓦指出：乌克兰危机实际上暴露出的是，在欧盟与俄罗斯之间关于“大欧洲”和“泛欧洲”这两种观念之间的角力。他认为：“俄罗斯和部分欧洲领导人并不是想与一元主义色彩明显的‘大欧洲’相向而行，而是寻求建立某种必要的带有多元色彩的补充，就是我和其他人称之为‘泛欧洲’（Greater Europe）的设想。即，把欧洲大陆每个角落都联合在一起，构建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解体前夕提出的共同欧洲家园（Common European Home）。这是一个多极和多元欧洲的理念，与大西洋共同体密切联合，但又不完全一致。在‘泛欧洲’内，相关国家无需在欧洲、美国和俄罗斯之间选边站。消除了后冷战时期那些‘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所造成的紧张关系，和平就会真正到来。反之，‘乌克兰的危机’（Ukrainian Crisis）和‘乌克兰危机’（Ukraine Crisis）的双重交织，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⁴⁾在萨科瓦看来：“尽管戈尔巴乔夫的共同欧洲家园的想法缺乏物质基础，但是它却反映了苏联领导人认为苏联作为文明与政治共同体融入欧洲主流政治的强烈愿望。尽管相较于‘1989年’的发展路径，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更倾向于‘1991年’的路径，但是，他们仍怀有成为伟大欧洲共同体一分子的梦想。”事实上，包括普京在内的俄罗斯政治家，从未放弃建立“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泛欧洲”或者“广义欧洲”的战略构想。按照萨科瓦的归纳：“欧洲国际社会以欧洲理事会（Council of Europe）和欧安组织（OSCE）的方式联系欧盟与非欧盟国家，事实上，真正实现欧洲大陆的统一，仍然任重道远。”⁽⁵⁾关于欧洲认同的争论，还包含有更为悠久的历史与政治内容，学习了几百年欧洲文明、也时常被称为“欧洲大国”的俄罗斯，却始终还被排除在欧洲大门之外。这样一种历史安排，一方面反映出西欧国家的诸般无奈，但另一方面，很容易使得已经失而复起的俄罗斯处于十分尴尬的地位。

第二，新意识形态之争。

欧盟与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竞争，折射出一场深刻的理念与意识形态较量。这里所指的新意识形态争论，超出传统意义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范畴，已经涉及包括国家建构中的意识形态问题等广泛领域。当代俄罗斯最具影响力的欧洲问题专家之一，谢尔盖·卡拉加诺夫这样总结道：“俄罗斯与欧洲的当代发展道路，实际上是处于两种概念之下的。当俄罗斯恢复主权和国家建构之时，欧盟正好试图克服主权与国家民族主义，从事建设超国家共同体。当欧洲国家异口同声地谴责第二次车臣战争之时，这一政治差异就变得非常清晰了。俄罗斯与欧盟的价值观系统，基本上是朝相反方向发展。大部分的俄罗斯人努力恢复在旧体制下被破坏的传统道德标准，恢复基督教的信仰，弘扬保守主义传统，努力回到1917年之前的欧洲。但是，在欧洲精英看来，不光这些价值观念已经过时，而且甚至是反动的。俄罗斯与欧洲正好是处于两个极端。”卡拉加诺夫认为：“当俄罗斯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民主革命，但是也遭逢了伴随而来的混乱之后，走向了虽不那么华丽动听、但却符合实际的‘可控’民主和‘半威权主义’的时代。而欧洲精英们则从21世纪初期开始，发展他们基于‘软权力’的民主经历，并以民主的救世主义为主导，进行域外民主扩张。欧盟与俄罗斯精英又一次发现他们处于两个极端。当西方多数人忘掉了他们的革命所带来曾经动荡岁月的时候，俄罗斯精英（除了少数）不愿意再发生类似于1917年二月革命、1991年革命曾给国家建构和社会稳定所带来的不幸。”⁽⁶⁾萨科瓦进一步引用了俄罗斯学者亚历山大·卢金（Александр Лукин）更为尖锐的批评：“后苏联共识，是建立在俄罗斯与西方相互理解的基础之上的，双方应加强合作，尊重彼此的利益，并适时相互妥协。但是，事实上这么做的，只有俄罗斯。”在萨科瓦这位英国学者看来，这反映了长期以来西方咄咄逼人、俄罗斯频频让步后的心理不平衡状态。卢金指出，恰恰西方才是一个新的意识形态霸权，而非俄罗斯，“这种‘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很简单：西方社会尽管不是最为理想的，却比其他任何社会更加完美，其处在人类社会演进的最前端，应当成为其他社会学习的榜样。原则上来说，这是最为原始的文化沙文主义，其表现为不管是小的部落、还是大的文明体都认为自己是宇宙的中心，而其他人都是野蛮人。西方的外交政策就是建立在这种信念基础之上的”。萨科瓦指出：“卢金认为，乌克兰主导国家的精英所持的一元主义理念，被西方的一元主义所强化。不但如此，西方的文明使命，在卢金看来，是兼并新的领地，即便他们尚未达到相应的民主标准也是如此。在西方文明的春风沐浴下，这些地区被认为能够达到政治经济方面的标准。这同样解释了‘为什么乌克兰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会被认为是推动进步的力量，而且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他们是正义的，他们的一些罪行可以被忽略’。俄罗斯拒绝矮化自身的文明，并将自己划归到所谓理想的西方世界。卢金在回应我对于‘1989’和‘1991’的区分时指出：‘这就是俄罗斯与东欧的区别’。”在用了卢金的上述评论之后，萨科瓦得出了如下结论：“不是俄罗斯的领导天生地反西方，而是俄罗斯的整个历史表明其拒绝屈服强权。乌克兰危机实质在于俄罗斯不愿向以民主主义形式表现出来的西方意识形态扩张低头。”⁽⁷⁾

第三，关于“后苏联空间”的不同看法。

普京在决定参加2012年俄罗斯总统大选的关键时刻，曾经发表过一篇题为《欧亚大陆新一体化计划——未来诞生于今天》的重要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普京开宗明义地指出：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组成的统一经济空间“不仅对于我们三国，而且对于后苏联空间的所有国家来说，都是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普京强调了一系列有关“后苏联空间”的未来构想：（1）“不是要恢复苏联”，而是要“能够成为当代世界多极中的一极，发挥欧洲与亚太地区有效‘纽带’作用”；（2）“欧亚联盟是一个开放的项目——这应当是一个国家根据本国的长期利益而做出的主权决定”；（3）“欧亚联盟将是大欧洲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将大欧洲团结在一起的是自由、民主和市场规则这些统一的价值观”；（4）普京特别指出：“早在2003年俄罗斯就与欧盟商定，要在不成立超国家机构的情况下建立共同经济空间，加入欧亚联盟除了可获得直接的经济好处之外，还可以使每个成员更快地、更强势地融入欧洲”；（5）普京认为：“欧亚联盟与欧盟的伙伴关系在经济上是合乎逻辑和平衡的，可以为改变整个大陆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构架创造现实条件，并会产生必然的、积极的全球效应”⁽⁸⁾。从此后的情况来看，普京的构想并没有被欧洲国家所普遍接受。波兰学者雅库布·科雷巴（Якуб Корэйба）在他的新作《俄罗斯与乌克兰关系中的欧洲政策问题》一书中这样指出：“最近几十年的欧洲政治，出现了国际关系系统的深刻转型。一系列的变化，使得‘前苏联空间’这一概念失却了原先的意义，也使得这一概念在学术上和实践中的运用，不再具有先前那样的种种可能。由于俄罗斯走向市场实用主义、乌克兰发生了‘橙色革命’，以及能源交易中拒绝使用天然气价格补贴，这使得‘前苏联空间’这一概念在分析当今政治问题时已经不再合用，最多不过是一个历史性的范畴而已。”⁽⁹⁾在雅库布·科雷巴看来：“欧洲政策在前苏联空间的积极化，在欧洲和俄罗斯看来是不一样的两回事。在欧盟看来，自身经济模式和政治标准在伙伴国中的普及，既是当代国际关系理性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和平、稳定和福祉空间的扩展。而在俄罗斯看来，这是别人的发展模式在俄罗斯拥有优先权的利益空间里的扩展，而俄罗斯乃是对这一模式的输血者。在这样的形势之下，乌克兰成为了既是欧盟的、又是俄罗斯的各自不同的一体化战略内在的争夺对象。乌克兰的战略取向基本上是对以上这两方面政策的综合反应。欧洲政策对乌克兰和俄罗斯两国的影响强度，迫使人们必须考虑改变相互交往的范式，以及放弃以‘后帝国’，或者‘后苏联’的视角去看待相互之间的政策举措。”⁽¹⁰⁾看来，正是这样对立的“后苏联空间”的立场在催化着矛盾的激化。

第四，关于“过渡地带”的分歧。

除了上述分歧，俄罗斯还强调在各力量中心之间存在着作为“过渡地带”的“传统影响范围”。2008年梅德韦杰夫担任总统后与参加瓦尔代论坛的学者第一次见面时，就曾强调：“当今世界上，俄罗斯与一些地区和国家有着特别密切的经济、政治、历史与人文联系，这些地区和国家乃是俄罗斯特有的影响范围。”⁽¹¹⁾但是，不光欧盟，尤其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中对此还存在着不同看法，在乌克兰政治家眼中，“传统影响范围”具有令其不安的成分。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会议秘书叶甫盖尼·马尔丘科（Евгений Марчук）认为：“总起来看，‘在灰色地带，或是在缓冲区’所表现出的危险性对于乌克兰、白俄罗斯以及摩尔多瓦这些国家具有一定威胁。这一格局之所以无法被这些国家所接受，是因为‘在历史形成的各个巨大载体之间的缓冲区并非永恒不变，缓冲区的主权通常因外部力量而发生改变’。”⁽¹²⁾

第五，对两种不同一体化模式兼容性的不同评价。

波兰学者亚历山德拉·科瓦利丘克（Александра Ковальчук）认为：“在评价欧洲和后苏联空间两种不同一体化进程的兼容性方面，欧盟与俄罗斯存有不同观点。布鲁塞尔认为：这些不同的空间是可以兼容的，在没有明确加入欧盟和被作为平等成员的前景之下，还是可以追随欧盟的规则。但是，欧盟并不支持独联体的一体化进程，正是这一点引起了俄罗斯的反感。俄罗斯坚持：后苏联各国加入欧亚经济联盟之后，应该提供机会，让他们推进与欧盟合作的兼容性谈判。这样就使得两种谈判进程成为一个联合体，这是俄罗斯所追求的目标。”⁽¹³⁾科瓦利丘克认为，通常令俄罗斯无法接受的是：“对于欧盟来说，与俄罗斯的合作是必须在欧洲民主空间得以扩展，以及新邻居得以被‘欧洲化’这样的背景之下来实行的。如果不与‘欧洲价值观’相矛盾，那么，与俄罗斯的务实合作还是可以推进的。因此，这种合作的发展取决于在俄罗斯民主进程的发展，以及欧盟成员国对它的评价。布鲁塞尔为了支持自己的形象和影响力，不可能对俄罗斯做出单边的让步，其中包括在后苏联空间的战略实施。而莫斯科则期待欧盟能够在向它提供有别于其他后苏联国家的条件下，与俄罗斯建立特殊关系。”⁽¹⁴⁾

上述观念之争是否直接导致国际冲突，包括像欧盟和俄罗斯这样有着深厚合作基础的伙伴之间的冲突呢？从20世纪90年代直到21世纪金融危机之前的近20年时间里，俄罗斯与欧盟之间的确经历了从冷战后早年意识形态趋同，到后来明确意识到各自存在着不同的价值取向这样的深层转变。但是，即使在车臣问题爆发争议，乃至2004—2005年颜色革命时期，都没有发生如今这样的直接对立。这说明，即使有着观念形态的差异，还不会立即转化为国际冲突。

到了2009年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出台，2011年普京宣布欧亚联盟即将启动，再到2013年底乌克兰危机爆发这样一个短暂阶段中，欧俄关系急转直下，这显然是与已有观念性对立，并迎头相撞的区域扩张过程密切关联了。但是，这时的观念性分歧，也还是留有余地。也即，当欧盟强调“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意识形态标准及其排他性的时候，俄罗斯还再三声明，欧亚联盟与欧盟的理念并无二致，两者可以兼容，甚至欧亚联盟的建立还是为了融入欧洲。对于欧盟而言，虽表面上也不排斥兼容，但是，显然是把“东部伙伴关系”计划和“关税同盟”直接对立起来，当事国只能做出“二者择一”的决定。

直到此时，观念不相容所造成的对立，已经离危机不远了。但是，意识形态所具有的动员能力在多大程度上直接激发危机；笔墨官司在多大程度上还只是精英们的纸上谈兵，依然值得观察。以老资格的卡拉加诺夫所做的判断，观念分歧固然重要，但还不是“最重要的原因”⁽¹⁵⁾。若是如此，那么，欧俄走向对立的更重要原因究竟何在呢？

三、“对冲化”的区域化进程：从合作走向抗争的路径依赖

一般而言，国际冲突的发生与延展，是一个较国内进程更加难以控制的路径依赖过程。国际战略从设定到投入运行，不光受到内部利益集团的推动，一旦进入国际环境，会触发起多种国际角色的连锁反应，成为一个难以返回的具有无政府特性的互相激荡的多边过程。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和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围绕乌克兰问题的博弈，就是这样一个一旦启动，便覆水难收的路径依赖过程。

大体上，欧盟和俄罗斯围绕乌克兰问题的博弈，分以下这样几个阶段展开：20世纪90年代克拉夫丘克、库奇马时期；“颜色革命”后的尤先科时期；以及2010年以后的亚努科维奇时期。前两个时期欧盟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大体上是属于自发性的路径依赖阶段，也即围绕着乌克兰“东—西”取向的博弈，延续着历史惯性，听任欧盟与俄罗斯进入一个互相竞争、但尚可控制的阶段。“颜色革命”后的尤先科时期大大激发起亲欧仇俄力量的抬升，但这一势力还未取得主导地位。到了亚努科维奇时期，在路径依赖效果作用之下，累积起来的各类矛盾相互作用，竞争进入白热化阶段，短时间之内出现了好几次人为的重大政策逆转，迅速导致脆弱结构之下的原有内外政治的失衡，终于酿成了重大危机。

（一）第一阶段，克拉夫丘克和库奇马时期的酝酿“脱俄入欧”

乌克兰独立之后的第一任总统克拉夫丘克当政时期，乌克兰内外政策表现出与苏联时期较多的连续性。不光是因为克拉夫丘克总统生性异常谨慎，也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使然。1993年，乌克兰最高拉达（Верховна Рада Украïни）通过了《乌克兰对外政策的基本方向》这一文件。当时，乌克兰是按着中东欧诸国加入欧盟的模式在推进与欧盟的双方接近，但是乌国内要求与欧盟一体化的意向，还不是那么明确。

库奇马当政之后，1994年6月，欧盟与乌克兰曾经签署《乌克兰与欧盟伙伴与合作协议》。1996年4月23日，库奇马以总统身份在欧洲议会发言，正式提出加入欧盟。1996年之后，乌克兰发起国内的经济改革，以适应加入欧盟的要求。⁽¹⁶⁾

1996年欧盟议会提出的“对乌克兰问题的行动计划”，可视为是欧盟对库奇马提议的正式反响。在这一份现在已经差不多被遗忘的文件中，提到了“欧盟应该在一个长期过程中考虑乌克兰期待成为欧盟成员的愿望”⁽¹⁷⁾。这份文件里也曾有过更为坦率的表达，包含着欧乌接近之后对俄罗斯会有何反应的关切：“如果同意乌克兰加入欧盟，那无异于是要改变欧亚地区一个关键性国家的对外取向，而乌克兰对于俄罗斯能源依赖性，将会成为对于其自身主权的一个威胁。”⁽¹⁸⁾1998年欧盟的“乌克兰加入欧盟一体化的战略”提出实现“联系国计划”，与波兰、匈牙利、捷克的候补成员国资格相比，这是一个平行推进的议程。⁽¹⁹⁾2003年3月欧盟又宣布“大欧洲”项目，旨在加强欧盟与邻国的相互关系。但是，当时欧盟内部对乌克兰比较主导性的意见，仍在于“乌克兰关于欧洲一体化问题的声明立场不够真诚”；欧盟认为乌克兰在1996年后虽然也有过一些经济改革，但远不如波兰等国那么坚定。⁽²⁰⁾随后，欧洲委员会对此又提出了一系列的指责。因此，当时乌克兰即使有着加入欧盟的愿望，也并无实现的可能。⁽²¹⁾

在欧盟与乌克兰之间“暧昧关系”延续过程中，始终伴随着俄罗斯维持“后苏联空间”的努力。就在库奇马表明加入欧盟的立场和欧盟议会做出正式回应同一年，1996年在独联体基础上的关税同盟建立。2001年欧亚经济共同体也宣告成立。2003年9月19日，乌克兰还签署了与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一起建立“统一经济空间”的协议。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这个协议签署之前的一周，欧盟负责东扩事务的高官京特·费尔霍伊根（Günter Verheugen）向当时的乌克兰总统库奇马施加压力，提出：“由于在‘统一经济空间’之内乌克兰参与建立了海关同盟，因此，乌克兰与欧盟一体化的进程可能放慢，甚至中止。”⁽²²⁾由此，可以感知，欧盟与俄罗斯之间在后苏联空间推进各自一体化的过程中，从一开始起，虽有所顾忌，但早就存在着难以相让的竞争。(https://www.daowen.com)

（二）第二阶段，“颜色革命”：乌克兰的加速向欧偏移

2004年5月欧盟东扩之后，“欧盟伙伴政策”正式启动。这是欧盟专门为发展与包括乌克兰在内的近邻国家而建立的一个新平台。而“欧盟伙伴政策”一开始实施，就伴随着在乌克兰发生的“橙色革命”。“橙色革命”之后，随着亲西方领导人的执政，在乌克兰出现了一个相当有利于欧盟一体化进程的局面。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Colin Powell）在“颜色革命”之后首访乌克兰，对于乌克兰所表现出来的要求加入欧盟的急切心情，印象非常深刻，甚至在乌克兰尚未与欧盟有隶属关系之时，他大吃一惊地看到，乌克兰已经迫不及待地在非常正式的国际场合，挂出了欧盟的盟旗。鲍威尔目睹乌克兰如此急不可待的亲欧立场之时，曾预言，这势必会使未来的大国间关系出现复杂局面。

2005年2月，曾在乌克兰国内危机之前为欧盟所拒绝的《乌克兰—欧盟行动计划》得以签署。这一计划乃是欧盟要求乌克兰所执行一系列要求的一个集成，但恰恰是这一文件本身并没有承诺乌克兰加入欧盟的明确前景，使得乌克兰新领导人执行这一文件之时，缺乏动力。⁽²³⁾尤先科执政以后，乌克兰国内政治情况并不稳定，这也使得《欧盟—乌克兰行动计划》的执行状况推进迟缓。“橙色革命”期间，乌克兰国内以尤先科和季莫申科为首的两大集团组成联合政府，且实际上存在着几个政治中心，执政效率低下，无法有效地推进乌克兰与欧盟之间的合作。⁽²⁴⁾

2005年9月之后，季莫申科政府内负责欧洲一体化事务的副总理雷巴丘克（О.Рыбачук）主管乌克兰与欧盟的一体化工作。在他主持之下，曾经提出过一系列很有抱负的实现乌克兰与欧盟一体化的政策措施，共有133个方向，每一方面又都有非常具体的实施举措，需要各个政府主管部门加以落实。⁽²⁵⁾但是，季莫申科本人对上述计划感兴趣之处甚少。在“橙色革命”后的第一届政府中，在季莫申科本人直接主持之下，没有举行过任何一次有关乌克兰与欧盟一体化的政府会议。⁽²⁶⁾顺便指出，尽管各类民调都表明：乌克兰民意趋向于欧盟，但是，统计材料也表明，无论在精英层面，还是专业管理层面，对于欧盟的知识极其匮乏。在政府首脑本身缺乏对乌克兰与欧盟一体化兴趣的同时，执政团队内部却充满了各类争权夺利。这里既有政府内阁、总统办公厅、国家安全会议、国防部以及上议院之间的矛盾，又有政府各个执行部门相互之间的纷争，这样的一种局面无疑使得雷巴丘克难以推进乌克兰与欧盟一体化政策进程。⁽²⁷⁾

尤先科执政的这一时期，尽管基辅与布鲁塞尔之间的事端不断，但是双边关系还是取得了进展：2005年12月，欧盟承认乌克兰为市场经济国家。当年5月1日，乌克兰对美国和欧盟成员国公民实行了免除签证，在2006年，欧盟与乌克兰之间也签署了简化签证的协议。2007年3月，欧盟与乌克兰之间开始了新合作协议的谈判过程。2008年，乌克兰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自此以后，乌克兰与欧盟开始了自贸区谈判。2009年9月，原有《乌克兰—欧盟行动计划》被一个新的称作为“联系国日程”的计划所代替。在这个37页的文件中包含了欧盟准备与乌克兰签署联系国协定的一系列条件。⁽²⁸⁾但是，总的说来，乌克兰所做的努力依然是大大地落后于欧盟的期待。⁽²⁹⁾

与此同时，俄罗斯依然不折不挠地争取乌克兰加入“前苏联空间”。早在1999年，俄乌之间签署了为期十年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友好合作的条约。尽管内容空洞，但由于该协议将延续十年，故被称作俄乌关系中的“大文件”。进入新世纪后，2003年，在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大力倡议与推动下，乌克兰最终与俄白哈三国签署了建立四国统一经济空间的协议。普京的主要意图在于将长期游离于一体化进程之外的独联体第二大国——乌克兰纳入由俄主导的一体化机制；通过联合独联体内最发达的四个国家（四国国内生产总值约占独联体国家总和的90%左右），打造强劲的一体化机制，带动整个独联体经济一体化，从而建立地区共同市场，采取统一的外贸、关税、信贷和货币金融政策，实现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然而，2005年乌克兰新任总统尤先科通过“橙色革命”上台后，奉行亲美的外交路线，致使俄乌两国关系一度紧张，结果有关统一经济空间的四方协议从2006年4月起实际上陷入停顿状态，该协议仅是虚有其表。之后，接踵而来的是一系列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重大冲突，诸如，2006年与2009年的俄乌天然气冲突，乌克兰加入北约问题以及围绕2008年8月俄罗斯与格鲁吉亚之间战争的争论。2009年，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谈判努力，俄乌之间终于达成了关于天然气价格的协议。这一协议而后又成为季莫申科被起诉而遭监禁的由头。尽管这一时期俄乌交往中的问题繁多，但毕竟还是存在着合作；欧俄之间虽直面抗争，但还未迎头相撞。⁽³⁰⁾

（三）第三阶段，亚努科维奇时期几度急剧转向最终导致危机

2010年，亚努科维奇所代表的地区党，以联合政府形式开始执政。亚努科维奇的政治基础主要来自乌克兰东部地区，曾被广泛认为属于“亲俄”的政治领导人。但是，正是在亚努科维奇执政阶段，乌克兰“东—西”取向过程中的几次急剧转向，不仅使乌克兰政治格局失控，而且导致了欧俄间迅速进入对峙状态。

第一次转向，主要集中地发生在亚努科维奇2010年2月开始执政到2010年年中这一个时段，然后，这一时段所出现的问题又延伸到此后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前的整整两年时间之中。乌克兰政治中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于领导人不能不将“东—西”取向之间的平衡，作为其政治决策的头等大事。但是，当欧盟和欧亚联盟各自都对乌克兰越来越表现出志在必得的态势之下，乌克兰本身实现政治平衡的余地实际上已经非常小了。

乌克兰面临的这种困境，标志性地表现在21世纪两位新任总统的首访国家问题上。明明是亲西方的尤先科政府，第一次国外访问却去了莫斯科；而被认为“亲俄”的亚努科维奇政府的第一次国外访问，却反而选择了布鲁塞尔。这一事件表明了即使“亲俄”的东部政治力量代表，却依然将欧盟作为自己的第一选择。虽然，在2010年4月《哈尔科夫协议》中，乌克兰同意俄罗斯延期租借塞瓦斯托波尔军港为期四十年，俄罗斯也同意向乌克兰提供优惠天然气价格；在2010年年中所发表的“内外政策原则法”中乌克兰也明确宣布乌克兰不会加入北约。

但是，俄乌间关系的热度没有超过半年。“俄罗斯与乌克兰关系淡化的初步迹象是在2010年年中出现的。”⁽³¹⁾在梅德韦杰夫与亚努科维奇于2010年7月底的会谈中，乌方不光把与欧盟实现一体化作为“自觉的战略选择”，明确驳回了俄罗斯关于加入关税同盟、成立天然气运输集团等合作建议，而且，随后不顾俄罗斯的感受，依然加快了与北约之间的军事合作。⁽³²⁾对于俄乌已经达成的协议，乌克兰方面认为，塞瓦斯托波尔军港的租金太低，天然气价格结算方法还得重新谈判，特别是亚努科维奇不顾俄方的关切，坚持审判前总理季莫申科，此事直接威胁到俄乌间的天然气协议。按照卢基扬诺夫（Федор Лукьянов）的说法：“俄乌有关审判季莫申科的谈判破裂，表明亚努科维奇已经不再是俄罗斯的伙伴，他打算按自己的规则玩游戏。”⁽³³⁾

原本被视为“亲俄”的亚努科维奇，明确偏向欧盟的立场，产生了实际效果。2010年11月22日的欧盟—乌克兰峰会上，提出了关于欧盟与乌克兰互免签证的行动计划。实际上，互免签证问题曾经是欧盟与乌克兰双边关系的一个长期议程，居然在那一时刻得以有所突破。⁽³⁴⁾未来联系国协定框架中的关于形成深化自由贸易区问题的谈判，虽进行得相当艰难，但也于2011年底撤销了各个文件中的大量障碍。当时，乌克兰与欧盟间的主要障碍，集中在季莫申科诉讼案这一焦点上。亚努科维奇急于在内政问题上显示独立性，却得罪了东西两边的伙伴。但不管如何，欧盟与乌克兰的联系国计划还是得到了推进。2012年3 月30 日，长达1 700页的联系国协定中的170页内容还是得以在布鲁塞尔举行草签仪式。

亚努科维奇偏向欧盟的转变，使乌克兰民意也发生着急剧的转向。值得注意的是，进入新世纪的十多年来，总的来说，乌克兰民意中主张与俄罗斯保持传统联系的意见一直占有上风，而主张接近欧盟的民意处于少数。但是2010—2011年之后的一个明显变化，乃是主张与欧盟一体化的民意突然迅速上升，远远超过了主张保持与俄罗斯传统关系的意见部分，而主张与俄罗斯保持传统联系的民意比重，呈急剧下跌态势（见表8.1）。看来，这一变化与亚努科维奇政府在这一阶段的新欧盟政策有关。而这样一种民意格局变局，无疑又反过来作用于欧俄关系中原有矛盾的迅速激化。

亚努科维奇时期“东—西”取向中的第二次重大转折，发生在2013年的11月，就在准备签署联系国协定的维尔纽斯峰会之前一周，亚努科维奇突然戏剧性地宣布暂时中止与欧盟关于联系国问题的谈判。同时，俄罗斯与乌克兰签署了关于向乌克兰提供170亿美元贷款和优惠天然气供应价的协议。这一爆炸性决定的公布不光令所有国际观察家感到震惊，而且也使得乌克兰民众一下子无所适从。因为一年多来，乌克兰几乎所有的舆论工具，一直在致力于乌克兰被接受为欧盟联系国的宣传，几乎从来没有过关于乌克兰与俄罗斯重新在一体化进程中展开合作的正式舆论。⁽³⁵⁾正是在这样180度的政策转向的背景之下，乌克兰政治格局失衡，2013年底，激进力量涌上了街头。

亚努科维奇时期的乌克兰“东—西”取向中的第三次重大转折，发生在2014年2月21日。当时，乌克兰危机已发生，自由广场动乱也已出现。经过德国、法国、波兰等大国的斡旋与见证，亚努科维奇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经过艰难谈判达成协议，同意采取提前举行总统大选等一系列应急措施。但是，未过一天，2月22日突然发生由乌克兰右翼集团发起的伴有武力的政变，亚努科维奇被迫出走。此时，先前已达成的协议实际已被废止，一个由欧盟和美国支持的新政权上台。在全世界媒体众目睽睽之下，一起参与见证2月21日协议合法性的欧洲大国则似乎也忘却了一天之前，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政治妥协的文件。乌克兰伴随着大国立场的激变和内战的动荡，迅速走上了“脱俄入欧”的轨道。

概括一下，围绕着乌克兰“东—西”取向的欧、俄、乌三方博弈，是如何导致俄罗斯与欧盟从合作、甚而一度考虑结盟，反而跌入互相抗争的泥潭，特别是亚努科维奇时期的三次重大转折如何使欧俄关系迅速恶化？

第一，这是同一地区的两个直面竞争的一体化进程之间的零和式博弈所导致的路径依赖过程。尽管，无论是“东部伙伴关系”计划还是“欧亚经济联盟”，都有着一整套自我论证的逻辑依据，但是，在欧亚地区文明结合部的复杂条件之下，要以零和博弈的一方通吃，解决像乌克兰这样居于文明结合部国家的取向问题，不光难以奏效，而且，势必导致各方的连锁反应。总体而言，“东部伙伴关系”计划推进在先，而作为地缘政治反应的“欧亚经济联盟”形成在后，作为“成熟的民主与市场体制”和区域合作先行者的欧盟，自然会具有较多的国际吸引力。但是，据此而不顾还曾被视为“伙伴”的俄罗斯利益，对于失却近邻依傍之后俄方的实际感受视而不见，并且，缺乏明确战略目标而听任“路径依赖”效应膨胀，因此，在上述意识形态争论的激发之下，迟早会触动危机的爆发。诚如卡拉加诺夫所言：“欧俄关系倒退的原因中，最为重要的，是没有意愿、或者没有能力去设定一个共同的战略目标。”⁽³⁶⁾乌克兰危机之后，欧盟内部展开对于“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严肃反思,是对于这一判断的一种佐证。⁽³⁷⁾

第二，作为处于各国际力量中心夹缝之中的乌克兰，如何在面对外部竞争的压力和诱惑之下，以深思熟虑的战略把握，取代“东拉西扯”随波逐流，听任“路径效应”的盲目支配，这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当今多边国际争端中的普遍现象，乃是中小国发挥着自己的能动作用，甚而引领大国的走向。尤其是内部政治经济困难、文明与民族状况比较复杂的中小国家，通常需要比较合宜的国际环境，比较充分和理性的知识、思想和物质准备，才能在周边多方力量中心的竞争中做出理性选择。如果缺乏这样的条件，听任“政治精英”在复杂取向之下的“玩火”，那么，“寻租”不成，反而会出现乌克兰所遭逢的悲剧。诚如著名评论家克里斯托弗·布克（Christopher Booker）所指出：“几个月以来，西方不断地妖魔化普京，比如，威尔士亲王和希拉里·克林顿就将其与希特勒做对比，而完全忽略了正是由于乌克兰本身操之过急地要加入欧盟才是这场危机的根源。”⁽³⁸⁾

第三，欧俄关系之所以会从合作迅速跌入危机状态，还在于是否顺应了现代社会的对话与沟通的基本交往原则。欧俄区域竞争的路径依赖过程虽难以逆转，但是，通过对话和沟通，增信释疑，减缓冲突，还是可能至少降低和推迟危机的发生。值得深思的是，富于在文化多样性条件下处理国际纷争经验的欧盟，包括与欧洲有着如此深厚渊源关系的俄罗斯，居然在推进同一地区但完全对立的区域进程时，未能及时有效地对话与沟通。从欧盟方面的记载来看，曾经有过一些与此有关的沟通，但是，卡拉加诺夫对于欧俄之间的有关交往，有着这样一个总结：“20世纪90年代初期，当时的俄罗斯总理一度谈及加入欧盟的可能性。但是90年代早期当时欧盟流行的观点是，俄罗斯只能作为欧盟的一个小伙伴。俄罗斯在1999—2000年普京担任总理和以后担任总统的时期，提出过许多大胆的建议，旨在恢复主权和建立平等关系。但是，这些倡议被忽视了。到了21世纪，取代原有伙伴和合作协定的新协议从未签订。每年两次的峰会，算是提供给俄罗斯的特殊地位，但是白费力气。此后，欧俄之间的谈判议程尽是一些次要话题，诸如：如何为飞越西伯利亚安排支付，禁止波兰的肉类转口入境，限制向芬兰出口原木等等。俄欧之间没有能够启动教育互换和科学一体化项目，这是双边关系走向失败的另一个证明。俄欧之间的合作项目有不少名号，比如，最近的一项是‘为了实现现代化的伙伴关系’，俄罗斯高层精英就此向欧盟提出许多建议，但从不见进展。欧盟始终是把俄罗斯作为小伙伴来看待。俄罗斯为维持与欧盟的双边关系最后一次重要的努力，是邀请欧盟参与和关税同盟之间的对话，当然，这也是力图在欧盟法律框架之内建立起对话，并为了推进今后一体化进程。但是，布鲁塞尔拒绝对话，取而代之的是继续重申这是它自己的利益区域。最后，当欧盟答应要进行对话的时候，那已经是在乌克兰危机发生之后了。”⁽³⁹⁾

在“路径依赖”之下，首先上述三次急剧政策逆转时期，欧俄双方交往功能“失声”，听任事态的恶化。同时，特别是由于欧俄双方缺乏成熟战略目标的引领和规定，听凭意识形态和一己利益的盲目支配，使双方身不由己地跌入危机而不能自拔。

四、欧、俄、乌三边关系框架中的制约性缺失

通过对在从观念形态的激发、对危机发生的“路径依赖”过程的分析之后，让我们转入从外部环境来观察危机的成因。

外交史上的任何一对双边关系，都是在各个不同的三边关系互动的框架之内运行的。比如，欧俄关系，不可能脱离欧盟、俄罗斯、乌克兰三边互动框架的外部制约。历史地看，欧、俄、乌三边关系如若稳定，那么，乌克兰选择“东—西”取向的过程会较为顺利；欧、俄、乌三边关系如若动荡，那么，不光乌克兰难以做出抉择，而且，无论是欧盟还是俄罗斯，都无法在区域合作问题上如愿获得拓展的机会，欧、俄关系本身也必将受到拖累和牵制。

2004年的“颜色革命”，2006年后的俄乌天然气冲突，包括具有相关性的2008年的俄格“五日战争”的危机处理过程中，欧盟与俄罗斯之间虽然分歧明显，但仍保持较为有效的对话与合作。但是，2009年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和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推出之后，则可以明显发现，围绕着乌克兰的“东—西”取向问题，俄欧之间原有对话和沟通形同虚设，两者间的抗争性迅速抬升。这表明，与金融危机之前的情况相比，金融危机之后的欧、俄、乌三边关系已经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对于欧俄关系而言，这一重要外部制约性条件明显受到了削弱。

第一，由于历史文化影响、制度示范效应、现实经济利益，特别是冷战终结本身的冲击等多方面的原因，作为转型国家的乌克兰和俄罗斯，都曾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把对欧盟政策置于其外交政策的最主要方面。但是，21世纪以来，特别是“颜色革命”、金融危机之后，欧洲各国的政治气氛既不像冷战刚结束时那样较为一致地愿意摒弃冷战态势，也不像彼时的转型国家那样几乎千篇一律地把欧美市场与民主制度奉为体制转型的楷模，包括当时欧盟的东向扩张，一度是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纷纷效尤的潮流，但现在却遭到了抵制。“颜色革命”和金融危机之后的欧、俄、乌三边关系，一方面，依然寄希望于欧盟成熟体制、雄厚实力和老到经验的支持和调解，但是，裂痕已经比比皆是：欧盟与俄罗斯之间，越来越可以感受得到互相忽视和互相贬抑的态度，并且类似的言论近乎公开、溢于言表⁽⁴⁰⁾；欧盟内部的新欧洲因素崛起，前所未见地显现出对于乌克兰局势的影响力；欧洲之外的美国因素，对乌克兰事务始终“不离不弃”，影响深远。欧盟、俄罗斯与乌克兰相互之间发生冲突之后，欧盟虽依然出面调停，但是，或被认为“劝偏架”，或是利益冲突过于尖锐与直接，调停效果大不如前。作为区域冲突的制动器的三边框架本身呈现高度的不确定性。

第二，与上述情况相联系，21世纪以来，欧盟、俄罗斯和乌克兰三者之间原本存在着政治、经济、文化、人员往来上的不可分割的相互关系，正在出现松弛。在希拉克、布莱尔、施罗德等为普京所熟悉的老一辈欧洲政治家相继离去之后，至少给欧盟与俄罗斯之间的高层政治家人际直接交往关系留下断层。包括默克尔与普京之间的相互关系也远不可与其前任相比。“颜色革命”之后的欧美学术界出现了不少质疑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传统人文纽带关系的学术著作，显然是意在从根本上消解欧亚地区的历史文化认同，为欧盟的进一步东向扩展做铺垫。⁽⁴¹⁾穿越乌克兰而横跨俄罗斯和欧盟东西两头的庞大能源管道系统，曾经是欧俄之间稳定关系的标志性基础设施。但是，2006—2009年的能源冲突，以及随后欧洲能源供应多元化进程，包括全球能源供需行情的迅速变化，使得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传统基础设施的稳定作用开始被削弱。欧、俄、乌三方合作中，不光传统的人文合作基础被淡化了，而且，多年持续的物质性基础也被深深动摇了。

第三，21世纪以来的十多年中，在欧、俄、乌三方无论任何一方的内外事务中，都越来越崇尚自主决策，而不倾向于伙伴的对话与合作。从苏俄帝国传统之下摆脱出来的乌克兰，从各个社会层面和各个沟通管道，日益表现出难以遏制的主体意识。特别是亚努科维奇时期一系列重要政治事件，例如，季莫申科审理案的出现，表明乌克兰当政者既不想讨好俄罗斯，也不想巴结欧盟，究其深层考量，乃是乌克兰自主性的一种非常特殊的表现。21世纪以来，从“华盛顿共识”的转型范式之下刚刚得以解脱的转型大国俄罗斯，在普京治下竭力追寻自己的独特发展模式。按卡拉加诺夫的判断，此时“指望俄罗斯会选择欧洲道路，已经不再可能。而欧洲本身也在不断变化中；革命之后，欧洲对俄罗斯已经没有吸引力”⁽⁴²⁾。包括从冷战阴影之下得以脱身的欧盟，特别是经过金融危机的教训，也尽其所能构建有别于美国、适合于欧陆的当代共和政治。这样一种各有主旨、也各行其是的多样化格局，尽显出原来尚称稳定的欧、俄、乌三边关系框架中，早已经暗流涌动。

第四，与自主性凸显相映成趣的另一个侧面则在于，虽然各方的自主意识大幅度提升，但是欧盟、俄罗斯和乌克兰三方各自的内部政治建构，正在经历重大变化和深刻挑战，大大增加了对外事务的复杂性。欧盟一体化进程本身，正处于欧债危机后的严重结构性和体制性挑战的十字路口；俄罗斯也始终没有摆脱一个欧亚传统大国内部体制转型的痛苦；而乌克兰则远远没有完成一个典型民族国家所必须具备的政治建构。这样一种内部政治构建的困境，与其对外的自主性的增长，正好形成一个逆向并脆弱的反馈机制。一旦有事，非常容易形成由内部问题而引发的外部震荡。因此，就欧、俄、乌三者关系而言，对外事务的敏感易变，始终与内部进程的动荡互相缠绕、互相作用，而金融危机之后，则尤显突出。

上述欧盟、俄罗斯与乌克兰三边关系中的新趋势，无疑表明这一关系框架表现出的高度动态性、其发展方向的不确定性，以及三边关系结构的不平衡性，这使得原来尚能调控俄罗斯与欧盟关系的某种外部制约性，已经大打折扣。

五、德国—俄罗斯关系变化所起的作用

俄罗斯与欧盟相互关系变化中的一个关键性因素，乃是俄德关系。德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东欧、俄罗斯和中亚项目负责人斯特凡·迈斯特（Stefan Meister）有一篇比较完整表达当前德国对俄政策及其背景的文章。这篇文章较之官方声明，更为明确而坦率地表达了俄德关系正在展开过程中的关键问题。在这篇文章中，斯特凡·迈斯特非常清晰地谈道：“德俄关系的疏远，是从梅德韦杰夫时期结束和普京在2012年重新担任总统这一时刻开始的。而2006年默克尔取代施罗德担任德国总理，这一变化不光是改变了气氛，而且导致俄罗斯在德国领导阶层中的地位下降。俄罗斯商业环境改善缓慢，与腐败斗争处于停滞，法制作用有限，邻国关系普遍紧张，使得人们对双边关系感到失望。但是，总的来说，而后的乌克兰危机，特别是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导致德国在冷战后的俄罗斯和东方政策的终结。这是（俄德之间签署的）‘现代化伙伴关系’项目的失败，也是20世纪70年代后的‘新东方政策’，和在柏林墙倒塌后延续了25年的威廉·勃兰特政策及其后继者的失败。这一政策的原本目的，旨在‘通过睦邻关系推动改变’，包括支持民主、法制和通过经济合作，把俄罗斯融入欧洲一体化。”⁽⁴³⁾

“德国完全失去了对现任俄罗斯领导人的信任，尤其由于默克尔和普京个人关系恶化，严重地破坏了双边关系。对于德国政治精英来说，乌克兰危机就是俄罗斯的危机。……结果使得大多数对德俄关系寄予希望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终于相信，俄罗斯和德国并没有共同的价值标准，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有着不同利益。……由于德国政治精英对于纳粹的教训异常敏感，因此，德国不能接受俄罗斯通过兼并克里米亚而破坏国际法，挑战他国主权。这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即使德国社会的一部分和德国商业界完全不同意默克尔总理的一贯政策。”⁽⁴⁴⁾

斯特凡·迈斯特特别地强调了一个重要背景：“乌克兰危机是发生在这样的一个时刻，也即，德国精英正准备不光是在欧洲，而且，在世界的其余部分推进更为进取的外交政策的时候。2014年早先的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上，无论是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总统高克（Joachim Ganck），还是国防部长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等人众口一词的发言，都充分说明了这一变化。特别是外长施泰因迈尔，他把德国外交政策的重构看作他这一任期最重要的政治议程。毫无疑问，与欧盟整个经济和体制危机相比较，增长中的经济和政治权力大大加强了柏林在整个欧洲的权重。德国以往一直强调它的经济权力，但是，近年来在外交圈子里非常热烈的讨论表明，德国政治精英意识到必须对当今世界的危机管理和维和承担更多责任。从德国的观点看来，美国强权的衰落和伴随着的世界多极化与脆弱性，要求欧洲以欧盟方式在世界事务中承担责任。这也与德国经济利益相关联，它需要更加稳定和开放的市场、法制，以及旨在走向繁荣的国家功能。”⁽⁴⁵⁾

斯特凡·迈斯特进一步解释道：“德国在一系列协调性事务中，从一开始就发挥了领导作用。2014年2月，德国与法国和波兰一起重新发起‘魏玛三角’功能，旨在制止（乌克兰）强力部门和自由广场分子之间的骚乱。在2014年6月胜利日德国发挥关键作用，与法国、俄罗斯、乌克兰一起发起了‘诺曼底方式’。此外，默克尔与施泰因迈尔定期地与普京和拉夫罗夫举行会面。在此同时，在克里米亚被兼并以及俄罗斯支持顿巴斯地区的战争之后，默克尔支持对俄罗斯进行制裁。”⁽⁴⁶⁾

俄罗斯如何来看待这一场变化呢？莫斯科学者卡拉加诺夫的观点依然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他认为：“德俄关系的疏远，乃是欧盟的主要失败之一。（俄德关系）这一欧洲和平的支柱，是经过了从勃兰特、施密特、科尔、施罗德等多届政府总理与苏俄伙伴共建的。另外的一个支柱欧盟，其核心是正在衰落中的法德轴心。如果俄德支柱破裂，法德关系还将进一步扩大裂痕。”⁽⁴⁷⁾

在卡拉加诺夫看来：“当民族自由主义还没有那么膨胀，只是偶然卷入类似轰炸南联盟，或者阿富汗战争那样的运动的时候，德国主要是通过运用它的经济实力，来捍卫和发展它所建立的新的认同。德国在使自己成为欧盟领袖方面，是做得非常成功的。第三帝国崩溃之后，德国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也许是世界上最有效的制度之一。”卡拉加诺夫在比较了德、俄不同发展模式之后，指出：“俄罗斯在重新进行国家构建和确立认同的时候，采用的是俾斯麦式的老派德国方法，这样的方式基本上是与现代德国政治的观念相互对立的。遗憾的是，没有多少人认真努力地去分析发生在两国历史经历和发展路径方面的这种差异。”⁽⁴⁸⁾

卡拉加诺夫还透露了俄罗斯方面存在更为悲观的观点，他说：“俄罗斯精英和社会在看待围绕乌克兰的俄德冲突时，认为这是‘（德国）总理被美国安全部门套牢了’，或者认为，柏林是让一个旧式的世界去适应它自己的‘德国的欧洲’的需要。另外一种更加令人关注的观点是，德国已经决定要建立‘第四帝国’，乌克兰乃是这一计划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⁴⁹⁾

卡拉加诺夫进一步阐述道：“德国相信，俄罗斯在德国和乌克兰问题上的政策动因，是起源于普京体制希望保留权力的意愿。所以，德国必须作为欧洲和平的捍卫者，保持原状（status quo ante）以留存和平体制。而俄罗斯的眼界在于，它是一个超越欧洲之外的国家，制约着在南斯拉夫、伊拉克、利比亚的莽撞蛮横、无法无天的状态；而西方反而支持自杀式的‘阿拉伯之春’，这实际上是在毁坏整个国际体系。”⁽⁵⁰⁾

卡拉加诺夫认为：“对抗是不是不可避免呢？从某些方面来说，是的。比起苏联解体时曾经有过的各个国家间、社会间的相互认知水平，现在并没有多少长进。……对抗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各国精英的糟糕情况所引起的。这些精英并不想相互了解，也没有能力去设置共同的现实的长远发展目标。……俄罗斯人宽恕了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罪行，但是，如果让过去的历史重新回潮，那么，会进一步涉及一些反德情绪更加高涨的欧洲的其他地方。欧洲大陆在道德上可能会回到50年前。普京和默克尔之间已经没有了相互之间的专门联系纽带，德国人和俄罗斯人又将面临历史性的挑战。因此，他们必须担保历史不会重演。”⁽⁵¹⁾

无论是德国，还是俄罗斯的学者都察觉到，德国社会舆论对当时德国外交转向和俄德关系还是存在着歧见。就是这位来自德国外交协会的斯特凡·迈斯特承认：根据2014年5月的民调，60%的德国人反对更多参与国际事务，仅37%赞成。这一情况与1994年的情况正好相反，当时62%的德国人支持参与更多国际事务，而37%反对。关于德国外交的优先次序时，66%主张人权事务，59%主张环境和气候保障，57%主张能源安全，而保障德国经济利益仅排第13位、占25%，支持弱小国家反对外来侵略只占26%。但是，根据2014年4月的民调，支持与俄罗斯发展紧密关系的仅占32%，与之相比，2009年为55%。⁽⁵²⁾

从上述有限的表达当中，可以清楚地感受到：第一，俄德关系，不光对于欧俄关系举足轻重，而且，事关更为宽广的国际事务领域。第二，俄德关系的倒退远不止始于乌克兰危机，后者不过是一连串变化中的“催化剂”，也因此，即使乌克兰危机结束之后，俄罗斯与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方之间的对立也未必停止。⁽⁵³⁾第三，俄德矛盾既涉及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竞争，但是，又显然关系到更为深层的理念与价值观的差异。俄罗斯方面对此也是有所反省，犹如卡内基莫斯科中心主任特列宁所言：“在柏林墙推倒后，很多俄罗斯人只将欧洲视为本国能源的销售市场、存放资本的保险箱和度假地。这一时代已经过去，我们需要重新关注欧洲，尤其是德国。”⁽⁵⁴⁾第四，俄德关系的另一个重大背景，乃是俄罗斯与整个西方的关系。2008年，布加勒斯特峰会上美国所提出的乌克兰加入北约的立场，乃是而后整个西方的对俄战略的一个起点。也即，无论德国还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西方国家，都接受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原则；但同时，在德国反对之下，乌克兰没有能够在当时加入“北约成员国行动计划”。⁽⁵⁵⁾默克尔曾经确认，这样的一种双重原则的立场将会在长期内支配德国外交。无疑，这是2008年以后俄罗斯与包括德国在内的整个西方国家关系既趋于紧张，但同时也不得不有所节制的重要源头之一。

六、从技术层面的一个思考

在对如此剑拔弩张、各不相让的立场做系统考察之后，还是让我们再回到技术层面，来反思欧盟与俄罗斯之间的这场所谓“一体化争议”。有趣的是，来自美国权威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塞缪尔·查拉普认为：其实，并没有必要一定使得欧俄之间闹到这般互不妥协的地步。⁽⁵⁶⁾

尽管，在他看来，两种一体化之间的争议从一开始就是非常尖锐的：其一，“东部伙伴关系”计划针对六个国家，实际上有一个清晰的选择标准，那就是针对除了俄罗斯之外所有欧洲地区新独立的原苏联加盟共和国；而这六个国家相互之间除了是“俄罗斯之外的所有”（all but Russia）这一地区国家的特点之外，几乎没有其他任何的共同之处；甚至不像俄罗斯还与欧盟直接接壤，这六国中有三国与欧盟完全没有共同的边界。由于“东部伙伴关系”计划不同于传统的自由贸易协定，这一协议要求成员国采用欧盟法规，与欧盟经济—法律空间实行一体化，并要求实际上摆脱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其他伙伴。由于这六国中，有四国已经是独联体自由贸易区的伙伴国，因此，欧盟境内的商品和服务由此可以大规模地进入俄罗斯市场。所以，毫不奇怪，莫斯科将欧盟与六国之间的“深化和全面自由贸易协定”（DCFTAs）视为对其经济安全的威胁。⁽⁵⁷⁾

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在乌克兰危机之后5—10年内，将会努力推动在欧亚联盟框架内的共同经济政策；力争动员“东部伙伴关系”计划国家加入欧亚联盟；一旦乌克兰正式签署DCFTAs，俄罗斯将严格审核来自乌克兰的所有商品，以免来自欧盟的产品进入俄罗斯市场；俄罗斯当局向乌克兰方面提交了关于乌克兰向俄罗斯出口商品的有关规则和法律的正式信函，实际上是宣布停止从乌克兰的进口。欧盟怀着老羞成怒的情绪对此做出反应。在欧盟负责东扩和邻国的政策问题专员富勒（Stefan Füle）向欧洲议会所做的演讲中，斥责“俄罗斯是以断然态度在行事”，他再次强调了“关税同盟与DCFTAs的互相不兼容性”。富勒以亚美尼亚加入关税同盟一事杀鸡儆猴，警告说：这就使得亚美尼亚在维尔纽斯峰会上不可能再推进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⁵⁸⁾

其实，事实并非必须如此。塞缪尔·查拉普认为：“DCFTAs与关税同盟本身并不是不可兼容的。首先，这两者都是世界贸易组织的从属性体制，欧盟和俄罗斯也都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欧盟委员会贸易事务专员富勒2013年9月在欧洲议会的讲话中还说过，关税同盟与DCFTAs的区别仅仅在于关税水平。他说：‘关税同盟成员与DCFTAs是不可兼容的……你不可能既作为DCFTAs成员降低关税，同时又作为关税同盟成员去提高关税水平。’这里尽管看上去存在着不同，但是，并没有任何法律，可以阻止政策制定者通过创新规制以避免这两者之间的冲突。以当时美国正在同时推进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为例，并没有发生这样的冲突和零和式对抗。换言之，两种一体化倡议中的任何互不兼容，都是被设计出来的，因此，解决这一问题完全有赖于创制者如何来对待这一问题。”⁽⁵⁹⁾

也许，导致欧盟与俄罗斯由合作走向对立的这场危机，可以从技术层面来找到出路。尽管，有着那么多意识形态与观念差异，那么多纠缠不清的地缘政治经济纷争，那么多的历史恩怨，包括也总有那么多的寻租者不甘于寂寞，弄出点事端，浑水摸鱼。但是，如若认真反思，恐怕，并不是任何一项激起纷争的所谓原因和理由，都必然地指向非要走向一场全面冲突不可。

这就是本书研究与写作的初衷所在：揭示纷争的缘由，反过来，再看看这些纷争有没有必然存在的理由。虽然，局面已经是非常困难，但是否还是能够尽力找到排遣纷争的合理出路。⁽⁶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