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危机以来的中、美、俄三边关系
乌克兰危机以来的中、美、俄三边关系
在乌克兰危机中的俄、美、欧三方关系陷于僵局而难以自拔之时，人们对于中、美、俄三边关系的高度关注，越来越成为当代国际政治生活中一个突出的现象。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人们会高度关注中、美、俄之间的相互关系？中、美、俄三边关系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国家间关系？在乌克兰危机以来的国际事务中，中、美、俄之间究竟如何互动？新态势下中、美、俄三边关系具有怎样的特点，并且将如何影响未来局势？
一、为什么人们高度关注中、美、俄三边关系？
首先，人们关注当今中、美、俄三大国本身的体量、地位及其影响力：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多元化的背景下，美国对于世界事务的影响力有所削弱，但无疑依然是最强大的西方发达国家的领导者；中国是迅速成长中的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乃是一系列国际变化的重要背景之一；对俄罗斯来说，尽管经历了种种艰难挑战，国际社会对之有着几乎是完全不同的评价。但是，无论就其政治影响、经济潜能、战略实力、外交经验、地缘空间的综合优势而言，俄罗斯显然远不只是奥巴马所言的一个“地区国家”(10)，而依然是具有全球性影响力的一个最大转型中国家。
实事求是地说，当今世界真正能够独立自主地推行外交政策的大国，恐怕也仅有中、美、俄这几家。其余的大国或地区主导性国家，要么由于与超级大国的结盟关系，早已把外交权力进行了实际上的让渡；要么由于战略安全与经济力量的匮乏，不得不基本上听命于霸权国家的颐指气使；要么是由于区域化进程中的主权让渡，使得传统意义上的国家竞争力在“后现代”框架之下，实际上受到了大大的削弱。因此，在对国际行为主体的类型进行归纳之后，剔除依附性角色，图景显得更加洁净明了。可以理解，人们聚焦于中、美、俄三大国，也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结果。
问题尤其在于，国际力量对比与组合的急剧变迁，正在激起前所未见的复杂预期，使得人们不光聚焦于主要大国本身在国际结构中的权重，而且，尤其关切由此而导致的国际社会未来走向。中、美、俄三国在当今世界的现代化、全球化进程中各自所蕴含的独特历史意义，和他们各自所独具的抱负和理想，使得人们关注中、美、俄相互关系的变化对于未来国际社会取向的影响。所以，人们的关切实际上远不止是，或并不是一种单纯地缘政治式的力量格局变化：比如未来国际社会是否依然美国称霸天下？还是新兴的中国有朝一日取而代之？抑或是俄罗斯所主张的多极世界的早日来临？更深层次的关切乃是：未来的国际社会究竟会发生怎样的质的变化，这种变化究竟会使国际社会走向何方？
要回答以上的问题，还必须考虑到乌克兰危机以后的中、美、俄三边关系本身的变化，实际上，这组相互关系的变动已经成为冷战后国际关系正在走向一个新阶段的重要动因。
以笔者之见，1989—1991年以来20多年国际政治演进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大体上，可以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为界。如果与1989—1991年以后直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所谓冷战后初期的国际关系进程相比较，从内部来讲，当时的新兴国家和前社会主义国家以欧美为模仿对象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政治经济转型。中国与俄罗斯可以被认为是这一方面的代表性国家。但是，21世纪之后，这些国家地区的内部社会经济体制转型过程越来越多地出现了强调主体性、自主性、当地性，并且关注外来经验与本土实践相互结合的新趋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使得这样一种体制转型，越来越具有更为明确的理念指导。2008年胡锦涛基于现行体制的强劲潜能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在中共十七大上正式载入中共党章；而普京在这一时期开始提出保守主义的思想政治路线，这两者可以被视为这一趋势明朗化的标志。几乎在此同时的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一方面继续着“领导世界”的强势，另一方面，其国内政治制度凸显诸种弊端。用美国前总统卡特的话来说，美国的民主制度已经死亡。(11) 中、美、俄三者自身的变化，标志着世界不光进一步趋于力量多极化，而从深层的观察来看，则是进一步走向制度、观念乃至生活方式的多元化与多样化。
从外部来讲，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导之下的国际秩序仍在延续。但是，新兴国家前所未有地提出了对之进行切实改革的要求，并且，一步一步地通过自身团结合作，推动国际秩序的演进。当然，从1989—1991年开始的冷战后国际秩序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过渡，并不是一个时间点上所发生的激变，乃是一个较长的渐进过程。大体上，2008年金融危机是一个重要界碑，先是建立二十国集团机制，而后随着应对一系列危机与挑战，相继出现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银行、丝绸之路基金等以中俄等新兴国家力量为代表的新多边机制。中东革命后的动荡、与乌克兰危机洗礼下的中、美、俄三国及其相互关系，直接或间接地成为这一新趋势的共同的推动者。冷战后第二阶段的国际关系正是以这样一种新态势作为起点而展开的。
顺便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两个因素促使人们关注中、美、俄三边关系。其一，在国际关系的迅速转型期，历史惯性所形成的认知与心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人们记忆犹新的是：20世纪后半期的中、苏、美关系演进，最终导致了冷战的终结，成为国际关系历史上沧桑巨变的一段经典。虽然，这段历史上罕见的大国关系经历难以重演，但是，这种具有全局意义的大国三角关系所造就的历史记忆，很难磨灭。一旦出现急剧变动的国际环境，大国三角关系的故事就非常可能被重新编造与复制流传，不管正确与否，影响着后人对于世界事务的看法。实际上，21世纪以来的国际深层变迁中，没有离开过从中、美、俄这三个最大的国际主体的互动来观察世界走向的偏好。从小布什、奥巴马一直到特朗普尝试调整对俄关系的动机中，始终显露着当年大三角战略的流风余韵。
另一个重要的动因，乃是乌克兰危机的发生。一个多世纪以来，尤其是冷战终结以后依然存在的俄、美、欧三边关系，一直是被作为影响世界事务的主导性大国关系结构来看待的。但是，这组三边关系在乌克兰危机进程中受到了巨大的挫折：不光是原来维系俄、美、欧三边关系的基础性机制出现崩坏，而且，事态表明，这三者对于原来共享的理念——诸如“民主”“自由”等原则的认知出现了重大分歧。乌克兰危机的延续不断向世界表明，原来左右大局的这组三边关系向对抗性方向的转换，于是人们不得不把目光转向另一组三边关系——中、美、俄三边关系。事实上，早在乌克兰危机发生之前，无论是俄罗斯转向“东方”，还是美国重返亚太，都已经把中、美、俄三边关系推向国际政治的前沿，但是，乌克兰危机的发生大大加速了这一组三边关系迅速进入世界事务的焦点。
二、如何理解中、美、俄之间的相互关系本身？
在中、美、俄关系受到如此重视的同时，人们并没有停止对于这种特殊的国际关系结构自身的追问。
事实上，当代国际政治生活中，是否真正存在所谓中、美、俄之间的“三边关系”，对此还一直存有争议。一种意见认为，由于从来没有过任何只是以中、美、俄三国首脑为对象的“中美俄三边峰会”，也没有过任何纯粹是以中、美、俄三方为成员，或者是以这三方利益为基准的国际协议与机制，因此，当代国际政治进程中并不存在所谓“中、美、俄三边关系”。然而另一种观点认为，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三个大国——中、美、俄之间的互动，尽管并不处于唯有三者所在的单一空间之内，但却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国际认知的偏好，改变着国际力量的结构，影响着国际社会的发展方向。因此，无论中、美、俄之间是否实际存在“三边峰会”或者其他正式互动机制，这样一种大国间相互作用的本身——有时候是三大国各自互相影响，有时候则是通过三大国构成的三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俄美关系、中俄关系）而发生互相影响——无论是物质性的，还是精神上、心理上的相互作用，已经构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实质性的国际关系系统，从而制约和引导着其他各个角色、各组关系的复杂变化。
中国外交部蓝厅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70周年的公开论坛上，有一位记者向作为演讲人之一的笔者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中俄关系与中美关系有什么区别，中俄关系是否也属于新型大国关系？
当时我大体是这样回答的：中美关系乃是当今世界依然最强大、最发达，也是最有影响力的大国——美国，与一个当今世界成长速度最快、具有全球性影响，同时也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之间的相互关系。中美关系是否正常，这不仅事关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国家，而且，事关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不言而喻，中美关系当然是当代新型大国关系构建过程中最引人瞩目、也最具有全局性影响的一组双边关系。
与中美关系相比较，中俄关系是具有不同维度与内涵的双边关系。第一，中俄两大国具有各自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第二，中俄两国当今都面临着深刻的社会转型；第三，中俄两大国都以不断进取的现代化目标作为自己的奋斗方向；第四，总体上说，中俄是程度不等地属于非西方世界；第五，中俄不同于中美关系，既非盟国，但又是紧密的战略伙伴关系；第六，中俄以如此巨大的疆域、如此不同的文明背景、如此漫长的共同边境线，比邻而居；第七，中俄是在不同领域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大国。中俄关系虽然未必有中美关系的全面影响力，但是有着同样重要的，甚至是更为丰富复杂的内涵。
笔者之所以这样说，还与中俄关系的另一个突出特点相关，历史地看，两国间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前所未有地紧密交织。近百年来，作为一个现代化道路上的先行者——苏俄，曾经给予中国的社会制度和政治经济进程从未有过的全面深刻的影响。无论对这一段历史做怎样的反思，这是任何其他大国所并不曾具备的与中国的直接而深刻的关联性之所在。对于这样一种从制度到观念、从传统到现代的内在关联性的存在，无论如何也不能够低估其影响的存在。在此同时，战争年代的共同抗击法西斯侵略、建设时期的帮助中国确立现代化经济基础，以及改革开放年代的互利共赢、战略协作关系，为中俄两国的未来发展，留下了丰厚的积累。
必须说明，中俄不是没有自己各自的复杂历史。中俄两国几乎是于20世纪末叶，进入了一波有各自特点的深刻反思与改革的时期。这是一个相当艰难、但又难以回避的“炼狱”过程，同时，这也是一个需要时间、需要内部的共识、需要外部世界的理解与支持的复杂过程。最近的二三十年来，中俄两国对于改革进程中的种种艰难困苦的相互之间的体察，远远超过了西方同行对此的认知。这是中俄两国能够不断深化相互间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认知和心理背景。
作为世界上罕有的紧密相邻，又是最大体量的国家间双边交往，数百年来的中俄关系的演进也远非一帆风顺，甚至一直有着各自难以忘怀的民族创痛。在后冷战阶段，中俄两国经过多年艰苦的协商谈判，终于彻底解决了两国间存留的边界领土问题。笔者第一次与普京总统见面时，曾问起过他对这一段中俄关系的看法，他爽快地回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像我们这样解决了如此复杂的历史边界问题。这样的问题解决了，我们就能够没有后顾之忧地集中精力从事国内建设。既然连这样的问题我们都能够解决，那么，我们还有什么问题不能够解决和面对呢？”(12)对于这一段中俄关系的历史性进步，笔者在不少国际场合，还曾经亲耳听到过不少西方资深外交家和国际专家对此的坦诚赞赏和首肯。
我想，正是出于这样的背景，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3月第一次访问俄罗斯时曾明确表示：“中俄关系已从上世纪90年代建立的不同于冷战时期的新型大国关系，上升到21世纪前10年逐步建立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3)可见，在后冷战时期的初期，中俄之间就已经建立了新型大国关系，这是明显早于在中美关系间使用这一提法。此外，从习主席的表述中来看，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比新型大国关系的位阶，还要高出一筹。
总之，第一，中、美、俄三边关系远不止是人们常用各种几何图形——等腰三角形、等边三角形——那样可以简单图解的大国关系模式，这一组三边关系的复杂多样、瞬息万变及其影响全局的程度，可能远远超过任何抽象结构关系所展示的各种模式。这是一种充满着复杂历史文化积累的、人与人的交往深深参与其间的国家间行为方式。第二，中美俄三边关系也不光是仅仅靠数量化的物质与权力关系能够加以表述。“强权决定一切”“赢者通吃”的原则，远不能够全面说明中、美、俄关系的全部。与简单的权力关系模式相反，相当程度上这是在合作与竞争中理念与认知的一个非常复杂的形成过程。它需要的不仅是实力，也需要知识、价值、交往、情感、判断力，还包括规范构建与战略意志。
三、乌克兰危机后的中、美、俄三边互动
为了深入观察和分析中美俄三边之间的互动，这里选择乌克兰危机以来至特朗普执政之前的几个重要领域的事态进程，来作为案例。这样的一些案例在地理区位上具有不同的环境和背景；就冲突本身而言，也具有不同角色和冲突结构；对于区域以及总体的国际发展具有不同的影响力。本节以期通过这样的回顾，深化对于中美俄三边关系特征的认识。
（一）叙利亚危机中的中、美、俄互动：抗衡中的艰难合作
2011年3月以来的叙利亚危机，是中、美、俄三方立场互动的一个重要平台。围绕叙利亚问题的大国博弈虽然出现于乌克兰危机之前，但是，却始终与乌克兰危机的进程相伴随，并且时有高潮迭起，互相作用而不可分离。以笔者的看法，并不如默克尔总理在2015年明斯克会晤时所言：叙利亚态势与乌克兰危机两不相干。(14)
叙利亚在历史上一直在东西方关系上占有突出的地位。早在中世纪早期，十字军东征止步于大马士革城下的事实，并非偶然地说明，叙利亚就已经居于东西方冲突——当时是穆斯林与基督教世界冲撞——的最前沿。在冷战时代，叙利亚又一次成了美苏争霸的聚焦处，在这里不光有着苏联最早的海外军事基地，而且20世纪70年代初期，基辛格也在这里展开了著名的“穿梭外交”，为稳定美国的影响作了重要铺垫。这一历史的回顾表明，叙利亚问题要远比任何当代“民主和平论”治下的“政权更替”方案具有更为复杂的政治与战略内容。
2011年3月叙利亚动荡形势的出现，显然与此前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地一连串的革命相关联。包括奥巴马本人在内的美国权势精英，并未充分认知当地复杂的宗教教派背景，也并未构想出一整套在当地行之有效的现代化路线，贸然推动“革命”，开启了中东国家急剧动荡的局面。这是叙利亚冲突的一个关键性政治背景。
虽然，当今叙利亚问题乃是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教派之争，是阿萨德政权与反对派之间的政治较量，包括这显然是美俄两家地缘政治利益之间的复杂博弈，但是，随着“伊斯兰国”的突然崛起，使得这一场危机又很快地转化成激进恐怖主义势力与国际反恐力量之间的一场生死角逐。这使得叙利亚危机除了是一场出于地缘政治等内涵的复杂角逐之外，还具有了明确的道义内容，并出现了国际社会的共同敌人。因此，在如此复杂的局面之下，是以大局为重，集中力量打击恐怖主义势力，维持地区的稳定，促成以政治对话解决纷争；还是仅仅恪守一己私利、以意识形态划线，仅以争夺势力范围为目的，靠战争手段决定一切，这是对能否真正称得起负责任大国的真正考验。
多年以来，中俄在联合国安理会等平台密切配合，主张通过政治手段解决叙利亚问题，强调由叙利亚人民自主决定国家的未来命运，坚持推进包容性的政治过程，努力促成全国各派政治力量的和解，同时，反对美国所主张的推翻阿萨德合法政权，反对仅仅倚重军事手段解决争端，反对武装叙利亚反对派人员（后来相当部分反对派变成了“伊斯兰国”的成员）。中俄之间这一系列基于共同原则立场的协作，促使在2013年俄罗斯通过“化武换和平”的方式，暂时避免了颠覆性的“政权更替”；当“伊斯兰国”崛起时，使叙利亚政府尚能成为抵御恐怖主义势力的一个重要支柱；至少也为未来推进叙利亚国内包容性的民主改革进程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回顾多年来的危机进程，中俄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平台围绕叙利亚问题多年坚持互相协作与配合，实际上也是当时美俄尝试接触，走向寻求合作的一个重要背景。这是中、美、俄三边良性互动在艰难形势下取得进展的一个实例。
迄至2015年9月30日，俄罗斯正式出动空中力量打击“伊斯兰国”军事设施，叙利亚危机进入了一个更加扑朔迷离的新阶段。一方面，暂时停止了对叙利亚反对派的军事训练；美国也终于不得不在实际上默认，叙利亚“政权更替”并非当务之急；同时不得不与俄罗斯军方开始探讨打击“伊斯兰国”的军事协作，使得“伊斯兰国”的恐怖主义行径有可能得到遏制。但是，另一方面，叙利亚问题还远远没有看到解决出路，美俄双方还互相猜忌、互相攻击，甚至还孕育着冲突升级的巨大可能。在这样的状态下，中国一方面明确支持在叙利亚的进一步反恐国际合作，同时，也期待参与各方之间的有效沟通，确保国际反恐合作顺利推进。
2013年4月在摩洛哥马尔喀什举行的国际研讨大会上，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纳乌姆金（Виталий Наумкин）所长在回答笔者的问题时说：“为何俄罗斯与美国会寻求以日内瓦会议机制来解决叙利亚冲突，一句话，就是因为我们之间存在着共同的敌人——恐怖主义。”(15)事过几年，更加证明了这样的道理：唯有大国间的合作，才能为真正地解决叙利亚危机提供出路。
（二）乌克兰冲突中的中、美、俄互动：寻求转机
与叙利亚事件相比，乌克兰危机是发生在欧亚文明结合部最西端之处的另一场全面冲突。从历史条件与当下环境来看，沙俄帝国时代与苏联时期的大国沙文主义、过时的意识形态，与乌克兰民族自主、自强、自立的抱负之间的深重对立，严重影响着俄罗斯与乌克兰相互关系。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历史恩怨，在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之下进一步蔓延。与叙利亚危机相比，如果说，前者是一场各种文明间的冲突与抗争，那么，乌克兰危机更大程度上是东斯拉夫文明内部的一场危机。兄弟阋墙，是比与外来者对抗更加可怕的事情。
俄罗斯著名学者米格拉尼扬（Андраник Мигранян）教授曾经不无深意地指出，乌克兰危机的实质是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的一场较量。(16)此说虽然比较极端，但是清晰地揭示出这场危机中两个最重要角色之间的互动。事实上，乌克兰危机的发生远非偶然，这是冷战后国际变局的一个自然结果。换言之，一方面，是“冷战胜利者”的“高歌凯旋”——北约东扩、欧盟东扩，包括美国支持之下的“东部伙伴关系”计划，毫不留情地把西方势力范围向着原苏联纵深地区推进；另一方面，是作为“东扩”副产品的一系列“革命”——美国发挥着重要作用的“郁金香革命”“橙色革命”“自由广场革命”，直接威胁着欧亚地区的政治稳定；再一方面，美国在俄罗斯周边地区执意部署反导系统，矛头直指俄罗斯核心利益。即使在被美国作为部署反导借口的伊朗同意签署限核协议之后，美国依然毫不动摇地坚持执行既定方针。这一切都表明，乌克兰危机是迟早要发生的一场国际冲突。
与叙利亚冲突有所不同的是，迄今为止，在乌克兰问题上并没有出现如打击“伊斯兰国”这样的共同战略目标，并以此聚合有关方面的利益和能量。相反，在欧亚地区出现了北约、欧盟、俄罗斯的分庭抗礼和目标对冲的区域化进程。
事实上，无论就欧盟还是欧亚经济联盟而言，原先各自都有着推行区域一体化建设的合理动因和内生基础。但是，当一定阶段之内本来具有合理性的区域合作过程逐渐发生质变，并在乌克兰发生直接冲撞的时候，无论是原有的独联体、集体安全组织、“古阿姆”（GUAM）；还是乌克兰危机后新产生的日内瓦会谈、“诺曼底机制”以及《明斯克协议》，一时间都无法真正有效地阻遏危机。
一旦上述的各种多边机制在乌克兰危机中都失效、哑火之时，人们还是自然地把目光移向中国。虽然中国并非这场危机的当事国，但是，在俄与西方相持不下的时候，出于公正道义和大国责任，中国还是努力通过表明立场，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遵从自己的国家利益，同时，也是从稳定冷战后国际社会的原则与立场出发，一再明确而公开地表示：中国一贯主张维护独立国家的领土与主权完整。与此同时，中国一再说明，至于克里米亚问题，由于当地有着非常复杂的“历史经纬”，主张就具体领土归属问题展开积极对话，并通过政治手段解决争端问题。中国反对以制裁代替政治对话，反对在危机形势下突发事件真相不明的情况下嫁祸于人，也反对在危机形势下对平民的杀戮。中国在俄罗斯遭受经济困难的时候，明确提出了广泛的合作建议，包括实现了被媒体称作“金融换能源”的大规模长时段的双边合作。中国坚决反对以各种形式孤立俄罗斯的政策。尤其是，无论是在2014年索契冬奥会开幕式，还是2015年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70周年的红场阅兵式，尽管俄罗斯与西方诸国关系高度敏感，特别是西方政要拒绝参加本可以成为沟通机会的多边会面，但习近平主席都欣然应邀前往。诚如英国《金融时报》网站上一篇文章所提出的看法：“任何人只要一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了多大的苦难，就注定会对周六不去莫斯科感到后悔”，“西方领导人应该抓住机会表明，不管与普京有什么分歧，他们与俄罗斯人民并没有隔阂。”(17)
无论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场合之下，中国所表达的官方立场，还是乌克兰危机期间中俄之间的经贸关系与安全合作关系的大幅推进，都表明中国既不愿意看到现有国际秩序遭到破坏，也不会在任何不公正的舆论和压力面前保持缄默。中国期待通过自己的独立、自主、均衡、公正的立场，寻求摆脱乌克兰危机的出路。
值得注意的是，在缺乏共同敌人作为合作背景的前提下，俄罗斯与美国的政治家，也还不放弃在艰难局势之下，寻求缓和的努力。令笔者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乌克兰危机期间，普京总统本人在多次阐述重要国际立场，尖锐批评美国的同时，总是会强调美俄之间还是保留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友时的良好记忆。普京总统公开演讲中谈及当年美俄合作时，甚至语气都变得比较柔和。(18)这一明显的姿态显示，这是为一旦可能出现的沟通，留下余地。而国务卿克里、助理国务卿亚历山大·纽兰在2015年春季的两次主动拜访普京总统，也留下了无限悬念，使人们在激烈抗争的氛围之下，依然对未来可能的关系缓和与妥协寄予一丝希望。
总之，乌克兰危机中，中、美、俄三边之间的微妙互动，预示着尖锐冲突的背景之下，依然还是存在着未来寻求合作的玄机。
（三）中、美、俄在中亚：探索以“对接”限制对抗
中亚地区乃是传统地缘政治理论描述中的欧亚大陆“轴心区域”之一。冷战终结之后，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将之称为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黑洞”。(19)但是，中亚不光是大国间竞争，同时也是国际合作的一个主要区域。这首先是因为中亚新兴国家在取得独立之后，把发展与安全置于重要的地位，努力寻求多边国际合作背景下的发展机遇。
值得注意的是，人类文明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处于西欧和东亚之间的欧亚地区，曾经是多种文明相互更替、相互交织，在这一地区发生影响。而晚近的300多年中，俄罗斯显然是该地区居于主导地位的政治力量。20世纪末的苏联解体，使得欧亚地缘政治态势又一次呈现剧变，但是俄罗斯尽管受到严重削弱，在中亚地区依然具有举足轻重的传统影响。
普京在第三任期之初就非常明确地提出，建立欧亚经济联盟是其第三任期的首要对外战略任务。普京在瓦尔代论坛上接受中国学者提问时，曾经表示，利用原苏联各国之内的共同基础设施、共同经济空间、共同人文纽带的既有潜能，加强这一区域各国之间的经济合作，提升市场经济水平，推动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的生活，这是推动欧亚经济一体化建设的目的和依据。(20)几年来，在关税同盟的基础上，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诸国，加上新近加入的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克服了种种困难，推动着欧亚经济联盟的建设。
对于美国来说，在“9·11”事件之前，中亚地区并不是美国重要战略利益关切之所在。但“9·11”事件改变了这一格局。美国发动了阿富汗战争之后，深深卷入阿富汗和周边中亚事务，身陷泥淖。奥巴马执政后所宣布的从阿富汗撤军，既是美国战略力量从当地的解脱，但又不可能、也不甘心全盘丢下曾经为之浴血奋战的这块土地。2011年美国正式提出了《新丝绸之路》方案，正是这样一种状况的写真。(21)这是在1999年美国国会所通过的《丝绸之路战略法案》（Silk Road Strategy Act of 1999）基础上，所提出的一个新的战略规划。(22)与当年希望经发展中亚与北高加索之间的联系，从而切断中亚与伊朗的联系的战略构想有所不同，奥巴马提出的《新丝绸之路》方案，是针对美国阿富汗撤军以后的善后事务所提出的一个战略计划，旨在通过发展基础设施建设，诸如，修建阿富汗国内和周边地区的铁路建设，建立土库曼斯坦和阿富汗之间的天然气管道（TAPE），修建阿富汗罗甘坝水电站，以及发展中亚地区对外贸易关系，发展中亚与印度关系等方面的举措，实现美军撤离后保持美国在阿富汗地区的战略影响。从执行数年的成绩看，除了阿富汗境内的公路和铁路建设有明显进展之外，其余各项都收效不大。这里既有战略意愿之难以提振，也有实际财政经费筹集的困难。
至于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阿斯塔纳正式提出的“一带一路”构想，则是在当时国际国内背景之下富于远见的重大倡议：当时美国等西方国家提出更高水平的多边合作协议（如《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至少不接受中方参与，这使得中国面临亚太地区既有多边区域合作功能被肢解的紧迫挑战；同时，中国国内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也意味着必须寻找新的机会，推动进一步改革开放，其中包括加强国际产能合作与国际金融合作，以真正提升中国参与其间的新型国际产业链，提高中国与“一带一路”地区国家的市场经济水平，扩大发展空间。
与叙利亚、乌克兰问题中的中、美、俄三边关系不同，在中亚地区，中、美、俄的三边互动，既有着以解决中亚地区的基础设施、发展地区贸易等问题为目标的各自方案，同时，显然中、美、俄三家又各自提出了具有不同程度的竞争性与互补性并存的发展规划。处理得好，中亚地区有望趋于稳定，获得发展的机遇；处理不好，则非常可能为进一步冲突埋下伏笔。
2014年2月6日，习近平主席在索契冬奥会前夕对俄罗斯的访问中，向普京总统当面介绍了有关“一带一路”的构想，而普京总统当即给予相当积极正面的回应。2015年3月中方公布了有关“一带一路”建设行动纲领和愿景之后，5月8日习近平与普京在红场阅兵式前夕的会见中共同提出，将欧亚经济联盟与“一带一路”计划进行“对接”。在这样的重大战略发展的问题上，历来是国家最高领导人的直接沟通和对话，决定着事态的关键性进展。
“一带一路”计划并不是在真空中推进，必然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构想、战略和政策相关联。首先，从欧亚大陆各个板块相比较而言，大陆两端的西欧和东亚的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走在较前面。而地处西欧和东亚两端之间的欧亚地区则无论在市场发展，还是在对外交往方面，存在着更多的困难。因此，不光是东亚和西欧之间本身需要更多的直接交往，而且，这种横跨欧亚大陆的交往本身将会有利于主要是地处内陆的欧亚地区的发展和对外沟通。如果俄罗斯、中亚、高加索地区国家所在的欧亚地区的市场化水平、交通运输和基础设施状况有所改善，显然不光有利于当地，而且，也将大大地有利于整个欧亚大陆的发展和稳定，有利于世界的安宁与福祉。
因此，在欧亚大陆推进“一带一路”，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要在俄罗斯所依然主导的欧亚地区和“一带一路”行动路线之间确立对接的方面，真正找到能够维护地区稳定、实现经济互补、使得当地能够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合作切入点。这是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在未来若干年中的一个最重要课题。
与中俄在中亚的利益关切度相比，美国国内对是否在当地维持大规模的战略存在，早就有着不同的立场。奥巴马从阿富汗战场的撤军，加强了这一趋势。但是，无论是从实现阿富汗撤军以后的当地稳定，还是从保持战略存在以牵制中俄，并与之形成抗争对峙的考量出发，显然美国在中亚的存在仍将继续维持。尤其是考虑到中亚一些国家，包括阿富汗，对于美国（包括欧洲）介入的程度不等的开放态度来看，美国在中亚保持存在，中亚国际力量格局的平衡，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当地国际秩序的构建，还会需要一个过渡过程。
因此，除了中俄之间已经开始的对于欧亚经济联盟和“一带一路”之间“对接”问题的思考、研究与合作，将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置于何种地位，虽不是当务之急，但并不是一个可以回避的问题。在最乐观的预期之下，通过逐步建立政治信任，包括在其他冲突地带形势缓转的背景下，也即在不损害各自核心利益，有助于当地的政治稳定和对外合作开放的条件下，尽可能在上述三个都是指向中亚地区的战略构想之间，形成与各自权重和利益相称的某种工作框架。为此有必要在时机合适的情况下，对于未来的这一选项保持沟通。自然，从短时期来看，要对此给予过多期待，显然远远不合时宜。
（四）中、美、俄在亚太：事关大局的三边关系
与叙利亚、乌克兰、中亚的中、美、俄三边互动关系相比较，在亚太地区的中、美、俄三者互动，更加具有全局性影响。其一，因为亚太地区是当今经济发展最快，合作与竞争最活跃、也最激烈的地区；其二，与欧洲及其边缘地带相比，亚太地区还远没有构成较为成熟的区域安全体制，而这一区域安全体制一旦构建完成，势必将牵动全局；其三，在乌克兰危机之前就已经出现的美国“重返亚太”，以及俄罗斯“面向东方”战略，都已经把亚太地区视为今后的经略与发展重点，这就使得亚太地区无疑成了未来全球大国互动的重点。
不少战略家曾经把今天的亚太地区视为一个安全战略和经济合作的“双重性地区”：也即，亚太国家，特别是西太平洋地区许多国家在安全领域寻求与美国的合作，而在经济上则更多地期待在中国寻找发展机会。(23)实际上，不可忽略俄罗斯未来在亚太地区在这两方面都具有的巨大潜能。尽管不能够与冷战时期相比拟，但是俄罗斯多年以来始终在亚太各国防务领域具有一定的影响；俄罗斯不光是亚太地区不少国家的能源、资源供应国，而且，远东西伯利亚开发开放的前景，与亚太国家之间具有多方面潜在的互补性。这一趋势使得亚太地区的将来更多可能呈现出一个多极并立的格局。
乌克兰危机对于亚太地区的安全事务也并非没有关联性的影响。美国助理国务卿拉塞尔，借乌克兰冲突之际，暗示中国在中国南海、东海争端中给亚太地区带来的“威胁”，声称亚太地区也会发生类似于“克里米亚事件”的一类危机，冀图为美国重返亚太铺路，也同时强化其结盟关系。(24)从表面上，似乎西太平洋地区与乌克兰所在欧亚地区的争端有类似之处。比如，都是新兴大国或者转型中大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与疆域之争；中国与俄罗斯多年以来也一直都是被西方一些劣质媒体妖魔化的对象；在中国与周边领土申诉国，俄罗斯与乌克兰、格鲁吉亚等国的中间，又都有着以美国为盟主的西方联盟在为后者拉帮结派、撑腰打气。实事求是地说，这样一种比附，的确会蒙蔽一部分视听。但是，这一论调所忘记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乌克兰危机的发生，直接与冷战终结后在欧亚地区所出现的北约东扩、“颜色革命”等一连串伴有政权更迭的重大地缘政治变化相关联。换言之，如果没有这样的地缘政治变化，就不会有乌克兰危机的发生。而在西太平洋地区，尽管领土纷争不断，但是并没有出现类似于苏联解体后的一系列政权更迭和大规模地缘政治变化。两岸事务也只是中国统一进程中的内部问题，不同于作为主权国家之间的俄乌冲突。因此，不能简单地将亚太地区比附于乌克兰危机所发生的欧亚地区。
事态的发展也在表明：亚太地区虽然存在令人担忧的领土纷争，但是，中美两大国相互关系的发展，并非按照似是而非的“修昔底德陷阱”的路数在自我推演。相反，2015年9月下旬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正式访问，及其所获得的一系列重要成果，体现了中美两大国对于构建未来的务实协调关系的某种期待。中美不光在有关避免突发性危机的机制建设、加强军事安全互信、深化双方人员交往、加强双边经贸关系、规制网络安全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而具体的成果，而且，在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上表现出积极合作的相互接近意向。如果与习主席出访之前，一度在太平洋两岸都可以感觉得到的悲观气氛相比，2015年习主席出访美国的成果是超出预想的。
中美两大国之间的相互沟通与合作，不光有助于亚太地区的稳定，也会对第三国，特别是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交往带来正面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乌克兰危机以来被终止的美俄首脑峰会，正是在中美深化交往的同时进行的——无论俄美关系而后如何发展，普京和奥巴马9月28日在纽约的会见，乃是当时敏感情势之下一个具有风向标式的进展。乌克兰危机后第一次美俄峰会至少为避免危机进一步深化提供了一次沟通机会。
未来亚太地区的中、美、俄三边关系显然将会经受一系列考验。当年在亚太经济领域，美国作为主导国主持之下的TPP进程并非没有对中国施加压力的考量，甚至连白宫发言人的公开表态，都毫不隐晦地表明了这一事实。(25)但是中国十分自信和大度的反应，看来是预示着未来中美之间既会有激烈竞争，但并非不可合作的前景，甚至中方表示了存在着中国参与TPP进程的可能性。(26)这一表达，见诸2020年底《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协议签署之后，中方表示愿意进一步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更高等级的亚太区域合作进程。中国的这一反应，是以中国深化体制改革的坚定决心，和多年来在周边地区形成的一系列区域和全球合作机制为基础的，其中，俄罗斯当然是中国最为重要和紧密的战略伙伴之一。可以期待，中国所承诺的互利共赢、义利并举的立场，将会在中、美、俄之间这一场前所未有的博弈和交往中一步一步地发挥作用。
亚太地区未来安全体制的构建，将会是中、美、俄三边关系的另一份试卷。一个偌大的太平洋不光容得下中美两大国的共存，也将会、并且也需要接受俄罗斯的进入，更需要建立起包容性、可持续的体制来确保亚太地区的安宁。其一，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两大国联手，以对付第三者的做法之所以不合时宜，不仅因为潮流已变，尤其因为可以通过主张全球和区域合作的国际体制来约束大国的行为。其二，众多处于中间地位国家的存在并不希望大国纷争殃及自身，也期待通过规制性安排来加以制约。其三，亚太地区安全体制的建立有必要学习历史、学习他者的经验，但是，不可能照抄照搬外来的模式。一度专家们期待曾经导致了冷战终结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可以成为亚太地区仿效的模式，但是，乌克兰危机之后，这样一种过于乐观的期待就逐渐隐退。更符合实际状况的是，奉行坚持主权的合作路线，是亚太区域进程的基调。其四，亚太地区并未有类似于欧洲地区那样全整式的覆盖所有地区的安全体制，更多的是局部的、次区域合作基础上的一个个体制建设的经历。这样一种“碎片式”的区域化合作状态，是否会是未来构建总体亚太安全体制的一条路径，有待观察。但无论如何，无可置疑的是，中、美、俄三大国将会持续地发挥微妙而不可替代的作用。
（五）中、美、俄在各地域互动的比较及其总结
首先，从中、美、俄之间的互动在各地区的表现来看：在叙利亚危机进程中，从中俄与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立场对峙，一步一步走向三者之间在反恐大目标下，突破僵局，伺机合作的格局。尽管叙利亚局势依然十分严峻，但是“伊斯兰国”的出现，迫使大国合作成为必不可免的选择。多年以来，俄罗斯的主动出击、美国立场的有所调整、中国对于国际反恐合作的支持，使得叙利亚局势朝向有利于遏制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的合作方向演进。
在乌克兰问题上，还没有出现像“伊斯兰国”这样的共同敌人，但是危机所带来的巨大灾难与未来风险，同样使得各方把降低冲突水平视为当务之急，取得了显著的实效，各方都期待着中、美、俄之间进一步合作，并与有关各方，特别是欧盟与乌克兰本身，寻求转机，共同推进欧亚地区的稳定。
在中亚，在中、美、俄各自提出有关当地的发展战略的前提下，中俄间决心通过长期努力“对接”欧亚经济联盟与“一带一路”战略；而未来中、美、俄之间均衡互动、合作应对共同风险的前景依然存在。
在亚太地区，尽管并没有出现犹如欧洲式的区域地缘政治和政权更替状况；美国与俄罗斯又几乎是在同时推进但目标模式、内容方式并不一样的“重返亚太”，令中国周边态势面临新的课题。然而，中美之间有着可以避免冲突、发展合作的巨大空间；中俄之间也有着一系列有待发掘的深化战略伙伴关系的新领域。
总之，从中、美、俄在各个地区互动的态势来看，这样一种从未在全球范围内出现的涉及广泛的三边关系，虽然带来了对于三家各自利益与既有认知的巨大而尖锐的挑战，但是，与在欧洲地区各方面利益和意愿直接对冲的相对狭隘空间不一样，亚太地区存在着推动中、美、俄之间良性互动，进行各种利益互换和妥协的腾挪空间，存在更多的来自非结盟的中小国家避免危机冲突的政治意愿。乌克兰危机以后，包括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老一辈战略家多次呼吁加强中、美、俄三者合作是这一动向的鲜明体现。这是未来国际局势稳定和缓和的希望之所在。
其次，亚太地区的中、美、俄三方关系无论是当下还是未来的一段时间之内，如何避免冷战时期那样的全面性抗争，如何让各个不同问题领域的竞争与合作给本地区带来和平与发展的更多机会？今天的国际局势毕竟大大不同于冷战时期，没有太多人再对那种僵化过时的意识形态争论感兴趣；中俄两家坚持和平时期的不结盟立场，也使得继续拉帮结伙的老式做法，难以再自言其说；军事竞争的水平虽然在大幅提升，但是也完全不是当年“核恐怖平衡”那样的危险状态。随着国际社会发展的愈益多样化、多元化，也包括多极化的趋势，中、美、俄有可能更多地围绕着一个个较为具体的问题领域，以各种不同的组合展开互动。就像上述各个地区三边关系的展开，主题、利益偏好、冲突焦点、盟友组合状况都会有所不同，但是，三者的博弈与合作，忽明忽暗，永远存在。
同时，可以关注的一个现象是，中、美、俄三大国中无论是哪一家，都表现出愿意作为中介型角色，来平衡其他两大国之间可能出现的纷争。俄罗斯曾经多次表示过可以为中美之间的纷争充当调解人的角色，中国愿意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为缓和美俄间的冲突作出努力，而美国更是有着介入广泛纷争的经验和资源。这样的一种始终存在的政治意愿，未必仅仅是一种外交谋略的权衡之计，至少，要远远好过于三角争斗、落井下石的那种局面。一定程度上说，这样一种趋势带有时代的特征，有可能成为未来国际合作的前提。
但是，不容乐观之处在于，第一，意识形态的独断和排他性始终会是未来国际合作的巨大障碍。已被强化成为西方外交基础，但是又没有得到合理诠释的“民主”原则，看来还会继续成为大国外交，尤其是中、美、俄三边交往中的一道难以跨越的门槛。
第二，往往被忽略的一个重要背景是，民族国家理念已经成为普天之下被接受的观念，但是仅仅欧洲式民族国家理念并不能够简单地用来作为理解当今国际进程的基础。甚至中、美、俄三大国之间，至少中俄两大国还没有彻底完成作为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过程。这不像美国，它并不存在中国所面临要解决的统一民族国家的尖锐挑战；而超越威斯特伐利亚主权原则的欧洲式的“后现代”国家发展阶段，也与俄罗斯的主权关切相距甚远。在这一前提下的各方认知差异，以及内部政治对于外部政治的影响，始终会是对于合作的挑战。
最后，可能在很多国家冲突当中，一开始问题并不出现在上述的意识形态差异、战略利益分歧等重大问题上，而恰恰是发生在进行多边互动的沟通能力，以及对合理决策的执行能力这些方面。乌克兰危机本身也部分地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这是需要长时间的培养与教育才能够解决的问题。与真刀实枪的较量相比，提升认知与交往能力，这是一项远不轻松的长期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