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1998年东亚—俄罗斯金融危机
1997—1998年东亚—俄罗斯金融危机
冷战结束以后，很少有像在东南亚首先发生，而后波及东亚，又诱发俄罗斯突发的金融危机，使整个国际社会感受到震撼的事了。让人们为之惊愕的不仅是危机的来临时机、背后所潜藏的国际竞争动因；还有这场危机所揭示的鲜明反差——发展中世界犹如拔地而起高楼般的成就背后，突然险象丛生。在当代信息社会之下，说人们一点儿都不具备危机意识，恐怕言之为过。经历过种种所谓“转型”“风险”一类概念熏陶的当代人，多少造就了一点处变不惊的本领。然而，人们对潜藏于危机表层下的结构性变迁，还难以一时间了然于胸。
笔者尝试把发生在东亚和俄罗斯的这两场危机，统称为“1997—1998年东亚—俄罗斯金融危机”，而不如通常分别地加以阐述，其原因在于：第一，东亚—俄罗斯金融危机有一个共同背景：作为既有国际秩序的核心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这两地危机中都起着重要影响。 一方面，以工业发达国家雄厚财力形成的基金为基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导、支持、规范发展中、转型中各国的宏观经济；另一方面，在“华盛顿共识”被视为唯一成功之道的氛围之下，该机构当时要求这些国家不切实际地过快开放国内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最终引发全面危机。东亚与俄罗斯所共同经历的危机，充分反映当时国际治理中所出现的这种两重性。第二，危机提示俄罗斯和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改革是必须的，但未必只能照搬西方模式。这一认知，开始推动中、俄两大国在内外改革问题上的立场接近。第三，透过金融危机进而可观察到的现象是：就全球层面而言，欧元区的即将问世，彰显美欧维持大西洋关系的同时，潜在竞争格局的逐步显现；在亚太地区日本、韩国、东盟群雄受挫背景下，中美双峰对峙局面初露冰山之角；在以俄罗斯为核心的欧亚地区，危机所暴露出90年代俄罗斯“休克疗法”式的改革弊端深重，成为普京上台后改弦更张的重要背景。所有这些变化，意味着1997—1998年的危机，远超出一般所认为的仅属于经济范畴，而具有全局的意义。正是在这场大危机之后，全球性的转型渐渐拉开了序幕。
一、危机的背景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金融力量已经前所未有地影响世界事务。诚如一位经济学家所言：“今后将是金融经济为主导的时代。”(30)
尤其对于发展中、转型中新兴市场而言，几万亿美元国际游资的左冲右突，金融杀手手中变幻莫测的衍生工具，再加之国际金融组织以恩威并济、软硬兼施推行自由化的不懈努力，使得金融因素无论如何也是发展中、转型中的新兴市场国家首先需要好生应付的严峻问题。这里所出现的关键性质疑是：新兴市场既要发展致富、又要安全维稳，如何进行制度与路径选择？面对来源复杂的国际资本，国际金融机构的管制力量是否能够有效应对？发展中、转型中的新兴金融体制是否必须不加节制地开放国内市场？金融危机越是来势凶猛，便越是暴露出现存秩序本身的弊端：当现有体制偏重于扩张抱负，却很少有抵御防范风险的功能之时，对这种秩序的改造也就提上日程了。
东亚—俄罗斯金融危机，乃是世界经济结构中的深层问题的聚焦和曝光。20世纪90年代，以美元为首的国际流动资本和以美国金融自由化为龙头的国际金融体制,其主要关注之点，是以高新技术和信息产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如何取得对于传统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的绝对优势。具体言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实现了计算机、通信、空间与生物技术领域的革命,大大提高了各经济领域产出的科技含量，特别是在美国推动了以微软等信息企业取代传统制造产业龙头地位,从而大大提高了竞争能力和资产总量。但是,发展中、转型中国家和地区在连续艰难推进改革，取得令人瞩目的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却依然没有摆脱世界经济体系中的附属地位。要么成为美国等国家和地区高新技术与信息产业的附庸,如中国台湾；要么与发达工业国家在信息产业及造船、汽车等传统工业领域竞争失势而陷于衰退,如韩国(31)；要么如大多数转型中、发展中的新生市场那样，产业发展水准低下、产品结构落后，如俄罗斯——虽不是传统意义上发展中国家，但长期依赖能源原材料出口为生，难以维持局面。正是这一系列结构性状态，决定了东亚与欧亚发展中的新兴国家在金融危机中难逃被动困局。
从企业组织的形式看,西方工业国家90年代以来的企业兼并连创新高,1995年收购企业金额达2 293亿美元，为1991年的一倍半，而1997年达3 660亿美元。波音与麦道公司合并后超大型企业的出现,既体现独霸市场的垄断化趋势,又凸显了西方工业国家的组织化优势。相形之下,韩国当时组建大集团战略的失败，是导致其危机发生的原因之一。俄罗斯在国内统一金融市场未臻成熟的背景下，组建金融工业集团，依靠大企业和专门为这一类企业服务的自有金融机构互相联合的做法，也未能在危机中幸免。
在国际经济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全球化”开始引发争议。一种意见认为，世界资本市场不断增长的规模、流动性和一体化将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强大动力,随着各国金融、动力、电信、传媒和运输部门的开放与消除管制,全球化将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经济全球化迫使作为竞争者的各国、各地区与各个公司要么加倍发力、要么退出竞争而沦为附庸。(32)但另一种意见认为：经济全球化不过是美国及其自由市场经济原则的追随者们把一个描述现象的词汇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全球化概念本身还有许多模糊不清之处。全球化没有体现市场化原则的当地特征，经济的全球化没有能体现社会公平与公正的价值。(33)全球化过程所蕴含的两面性，在20多年前的这场危机中，早已显露端倪。俄罗斯一开始就在全球化问题上的有所保留，与其当年所承受的压力是息息相关的。
东亚—俄罗斯金融危机所昭示的不仅是金融、经济中正在发生的变化,它还反映了与经济结构相互依存的国际范围内的社会结构变动趋势。当时的中产阶级地位还相对稳固，但掌握金融工具的投机食利者阶层，与从事传统制造业及相关行业的劳工阶层的地位差异，正在急速出现。但这种变化，又被许多互相交叉的现象弄得异常复杂而难以辨认。比如,国际资本中以共同基金等形式存在的新的社会利益群体，从原则上说，不排除是国际性投机资本的获利者,但同时又是所在国传统产业中的普通员工，或退休员工。比如，俄罗斯私有化进程中企业员工、大量中小银行股份持有者，他们虽曾握有大量企业证券，但其中很多人的资产在金融危机中最终还是被“洗劫一空”。(34)金融巨头运用体制和工具的优势，超越国界，直接撼动发展中、转型中国家的社会稳定，其冲击与震撼令人印象深刻。至少，未来国际格局何去何从的问题，并非与大众无关。
二、国际金融危机与东亚经济模式
国际危机中的博弈与角逐，往往透过体制模式而展开。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两大支柱。世界银行主导发展援助，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管对发展中、转型中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指导、调节与监控。一般而言，世界银行由美国主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领导人则选自欧洲。但是，不光由于美国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大的股东，而且，根据麦克福尔的观点，“在关键问题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遵照七国集团的指示。而七国集团则遵照美国的要求”(35)。
在东亚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经对东盟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提出过警告，同时，也曾是帮助东亚摆脱金融危机的积极参与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解决东亚各国危机的措施大体是：持续地提高银行利率以阻止通货贬值；关闭已经无法存活的金融机构；按照国际规范进行簿记和对金融机构加以监管；提高政府部门和合作部门的政策透明度；促进私人部门发挥更大作用；扩大对亚洲各国市场的外国参与程度。(36)在实施上述计划的基础上,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财政援助。用基辛格的话来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防止金融危机走向局势完全崩溃的唯一机构。从金融危机发生到1997年12月初,该机构及其所带动的多国国际援助——包括世界银行和其他国家银行共投放了1 130亿美元的资金。
但是,恰恰是这个似乎“乐善好施”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批评。这些批评不光来自广大发展中国家与地区,而且，来自美国老一辈政治家如基辛格、舒尔茨，甚至也来自曾经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偏好的“休克疗法”的经济改革倡导者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
这种批评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应该助长“道德风险”，也即本应由市场解决的问题（比如通过破产）,不应由美国的纳税者去帮助解决。另一方面则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解决各国危机的办法过于生硬,不适用于东亚的情况。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一副总裁斯坦利·菲舍尔也认为：“所有这些改革措施要求各国的商业实践、合作文化与政府行为作出极大的改变,还需要花费很多时间。而且，当整个过程运作起来,总会出现一些‘戏剧性局面’。”(37)这里的“戏剧性局面”,显然是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严苛的援助条件造成90年代以来在俄罗斯与中东欧等地所激起的震荡。有鉴于此,上述西方学者认为：东亚—俄罗斯金融危机的实质是政治性的,并不能简单地用千篇一律的紧缩经济的办法来加以解决。美国式的全球主义与多元化民主模式并未曾预见到这场危机,也无法给予出路。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身援助计划缺乏透明度,也引起学术界的尖锐批评。
仅从国际金融发展的进程而言,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相当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是美元的强势地位和作为现有秩序支柱的国际金融机构在处理危机中大显神通,包括通过加强欧亚合作、对现有秩序起修补性作用的1998年4月亚欧会议,在其会议声明中也明确提出：应该增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解决亚洲金融危机方面的重要作用。(38)但另一方面,是来自各方面的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处理危机方案的批评。这一批评中，既包含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90年代以来在俄罗斯与中东欧国家的“休克疗法”实验的反思,也充满了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的东亚国家强烈的本土情绪。包括上述亚欧会议声明,也明确提出要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行改革措施,以加强它在防止金融危机方面的能力。这些措施包括：增加配额和尽快批准新的借贷安排,增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监控系统的透明度等。(39)在金融高度自由化的背景下,历来都是主要发达国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发展中国家开放金融市场,而未在防范风险、抑制过度投机方面有所作为。实际上，这是强烈呼吁要改革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支柱的世界金融秩序。截至1998年4月上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身也已明确表示，将提高工作透明度。这一现象表明，美国作为经济霸主的地位已经开始受到挑战。(40)
危机中另一项重要争论聚焦于：此次金融危机与曾经长期推动亚洲经济发展的东亚模式本身是否有关。一种意见认为有关。理由大致是：第一,在生产全面过剩的国际环境中,东亚模式所倡导的出口导向型战略已无发展的余地；第二,东亚模式所维护的政府与企业间的紧密联系和政府的高度动员能力恰恰是造成泡沫经济、不良资产以及腐败风气的根源；第三,有人认为,高度一致的、全民性的增长预期成为经济过热和投机资本的温床。(41)这种意见的较极端表达是金融危机宣告了东亚模式的破产；而较为温和的说法则是金融风波导致了东亚模式走向危机的开始。保罗·克鲁格曼早在东亚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四年就发表他的观点，堪称这一派中执牛耳者。在他看来，由于苏联的衰落、日本增速的降低、新加坡无法在世界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以及中国很难长期保持现有增速，且发展质量低下。因此，西方并未丧失传统优势，世界经济重心并未向亚洲转移，少民主、多计划的东方经济并不优于西方经济，因而“亚洲经济的奇迹”只是神话而已。(42)
而另一方则以以下理由为东亚模式辩护,认为金融危机与东亚模式本身无关。值得注意的是,欧美学者中有不少坚持为东亚模式辩护。理由是，东亚模式的特点在于其勤劳节俭的东方传统、协调一致的集体意识、重视教育的丰厚潜力。
批评者们反驳说：传统意义上的东方特征在多大程度上能成为东方国家国民的认同基础已经很成问题。马克斯·韦伯也曾声称,资本主义风行于天下的原因在于清教徒节欲、勤俭的本色。所以,勤俭与节欲未必仅仅是亚洲特色。至于协调一致的集体意识,有人提示：现代欧美国家公民一致的场合与事例远不亚于现今的东方民族。说到教育,更有谁能肯定，东方国家的现有教育水准大大地超过欧美呢？
笔者认为，更为关键的问题在于：东亚模式的优长未必仅仅是出口导向，对开发内部市场也存有强劲动力；东亚国家的强政府行为不只体现于产业导向、资源动员过程之中，而且也有能力遏制腐败贪污；相对低的劳动力成本和高储蓄率，在国际劳动分工中并非只能被动地被国际资本打压，如日本学者中岛清所言,东亚模式可以从“外国直接投资主导型增长”转向以自力为主、对外资依赖为辅的增长模式。东亚金融危机的事实表明：相比之下，同样是面临国际游资的冲击，中国和新加坡还是较好地规避了这次风波的打击。特别是中国政府对香港所承受危机冲击时所表现的坚定支持，中国在亚洲国家接连降低汇率的大潮中始终保持汇率稳定，体现负责任大国的姿态，受到国际社会的肯定。这说明即使是东亚模式也非千篇一律，掌控得当，可以有效抵御危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经济秩序是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为基础而得以存在的。冷战终结后,美国依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构成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主要支撑。但东亚模式历经危机考验，引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成为整个世界发展的动因之一。因此，东亚金融危机中，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东亚模式的争论,预示着未来结构性变动的前奏。
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俄罗斯金融危机
俄罗斯金融危机与亚洲危机大体发生在同一时期。与其他国家相比，俄罗斯直接受到了东亚金融危机的冲击。
1997年7月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在开始时对俄罗斯并没有太过直接的影响。就像10年之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刚刚爆发时一样，似乎俄罗斯人在一开始也并没有作出应有的明确反应。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1994年以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断扩大对俄贷款规模。到1995年，俄罗斯经济一度出现了接近谷底的迹象。1996年开始向国际资本开放本国资本市场，外资进入加快。1997年7月1日外国投资累计180亿美元。(43)由于当时资产价格处于历史低位,大量外资涌入股市、债市,促成了俄罗斯资本市场一度的景气。1997年上半年俄股市上升，50种主要股票的“莫斯科时报指数”上升了140％，远远超过同期世界上其他股市的行情。一时间，似乎“盖达尔式休克疗法的痛苦终于开始消退。卢布对美元的汇率已稳定了近一年。通货膨胀率缓慢下降，已发行十几年的政府国库券利率也在下降……俄罗斯的交易系统（RTS）从1996年的首发起点100点升至1997年底的500多点。投资银行家们为在股市暴涨中大把赚钱而兴奋得发疯。每个人都知道当天市场的收盘价是多少，而讨论的焦点往往是：下一个将出现哪个行业或‘伟大的、不可宣布的’上市公司”(44)。然而，疯狂淘金热中的俄罗斯人忘记了一个严酷的事实：截至危机爆发,俄罗斯累计引进外资218亿美元,但是外商直接投资只占其中的37%,大量外资被投入证券市场,外国金融机构持有短期国债总额的33%,约70%的股票交易量和40%的国债交易额由外资掌握。而根据另一数据，1997年7月1日外国投资累计180亿美元，其中直接投资不足80亿美元，其余均为证券投资和短期资金，占实际外资总额55％。(45)换言之,只要有任何风吹草动，再加上资本项目的盲目开放和卢布自由兑换,来去自由的国际资金，已构成爆发金融危机的必要条件。(https://www.daowen.com)
亚洲金融风暴的早期,尤其俄股市的上升期，甚至还有部分国际资本流入俄罗斯，以躲避危机的影响。俄罗斯危机肇始于一个不太令人关注的现象：来自韩国的投资当时在俄罗斯占有一定比例。随着东亚金融危机爆发，韩国开始撤离资金。恰恰是这一举动，导致了其他外资纷纷撤出。1997年10月28日到11月10日,俄罗斯股票市场大跌30%。央行救市措施未能挽回投资者信心,于是，100多亿美元的外资流出俄罗斯。这是危机的第一波。
到1998年年中，俄金融市场继续动荡。当年5—6月间，俄罗斯内债和外债余额已高达2 000亿美元，外汇储备下降140亿美元，1998年政府预算中债务偿本付息额已占到财政支出的58%，债务问题直逼而来。(46)艰难形势下，叶利钦一方面任命盖达尔为特别代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谈判，争取到了后者同意在原有的92亿美元贷款中提前发放6.7亿美元。另一方面，叶利钦力排众议，擢拔年仅37岁的基里延科担任总理一职。新政府为了改善财政、加强对外资管理，推动杜马修法,决意改变外资持有俄罗斯公司股份的比例。但这次修法引发国际资本对俄罗斯政府的不信任,反而加快了资金流出速度。随着卢布大幅贬值,俄罗斯金融资产开始无人问津。严重的财政问题从内部又诱发了俄罗斯的第二波危机。(47)
为了避免危机殃及东欧与欧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迫使俄政府接受了严苛条件：也即，在俄必须执行紧缩型改革的前提下，同意1998年年底前提供266亿美元的补充贷款，此信息一度使俄市场行情趋于稳定。(48)然而，危机的结构性原因并未消除，在人心浮动的大环境之下，国际资本继续逃离市场,股市下跌不止,卢布继续贬值50%。紧接着，资本市场动荡引发了银行挤兑和居民抢购风潮,最终对实体经济产生严重冲击。通货膨胀率重新飙升至80%以上。1994年至1998年，俄政府企图用固定汇率来稳定经济的努力彻底告终。当时，整个国家的硬通货储备跌至仅仅60亿美元。直至8月17日，基里延科不得不放弃了这一计划。(49)这是俄罗斯金融危机的第三波。
如何评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俄罗斯金融危机前后的作用，一直存在着争议。争议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是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俄的宏观经济政策：“一些人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太过仁慈。一些人甚至指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非但没有帮助解决、反而延长了俄罗斯经济困境。另一些人则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过于严苛。”其二，关于危机中的资金供给：“一些人指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俄政府施压，使资本市场的私有化速度太快。还有一些人则谴责西方投资者给俄罗斯银行和政府提供资金太多、太快。另外第三派责备俄政府太依赖这类热钱为预算筹措资金。”其三，从更大范围内的政治角度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美国对俄政策的分析：一种观点认为，“政策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美国相当长时期以来一直假装俄罗斯仍然是个大国”，实际并非如此；另一种观点正好相反，认为恰好是因为“美国没有仍然将俄罗斯作为一个大国对待”。(50)
无论如何，20世纪90年代差不多整个十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援助俄罗斯方面扮演了核心角色”。实事求是地说，在1992—1999年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俄罗斯提供了220亿美元贷款，几乎占整个90年代俄所获国外多边贷款的四分之三。这并不是小数目。(51)但是，即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数百亿美元贷款，对俄罗斯这样处于异常复杂而艰难转型期的超大规模经济体而言，也仅是杯水车薪而已。基本的问题在于：90年代中期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将近一半是“影子经济”，企业行为和市场信息十分扭曲，要想在短时期内用“强制性休克”，来彻底改造俄罗斯经济，根本没有可能。同时，东亚金融危机使得国际能源价格急剧下跌，从1997年到1998年下跌40％，靠能源出口维持生计的俄罗斯1997年的经常项目还顺差39亿美元，到次年变为45亿美元逆差。这对俄罗斯的偿债能力是一个巨大打击。
俄经济整整十年难见起色，无论如何，与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贷款所附带的强制改革要求密切相关：在流行的货币主义理论影响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俄转型的政策要求是，其一，紧缩货币；其二，大幅提高利率以控制银根。其目标在于通过遏制通胀，稳定经济。1992年俄罗斯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时其国内通胀为2 500%，虽到1996年得到遏制，但是，上述两项措施同时导致了流通萎缩。由于央行不再超发货币，俄企业超过一半回到以货易货的自然经济状态；由于企业几乎无法获得贷款，大量俄企事业机构停发工资。1997年俄罗斯经济稍有复苏迹象，但公司上交应缴税收的不到10%。1997年财政赤字占GDP的7%，比3.2%的预定目标高出4个百分点。俄企业债务占GDP比重1993年为33.9%，而到1997年末危机来临时刻为55.4%。麦克福尔曾认为，1998年俄金融危机起源于财政危机，有一定道理。但是，实际上远不止此。(52)
在俄财政危机、资金奇缺的背景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急忙推动俄政府发行大量短期国债，引进外资。其本意是希望留住第一波危机发生之后急于外逃的外国投资者。因此，俄财政部过去一致抵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希望提高俄罗斯国债（GKO）债券回报率的建议，但到此时也不得不被迫接受。根据90年代长期驻莫斯科从事研究、21世纪后任美国驻俄罗斯大使的麦克福尔估计，当时短期国债中外资比重甚至超过三分之二。危机中资金大量流失。俄1998年经济滑坡幅度至少5%，1998年9月,联邦政府收入只有50亿卢布，且卢布已大幅贬值。俄罗斯外债超过了1 550亿美元,其中还不包括俄罗斯各银行和公司所欠500亿美元的债务。普通居民的财产缩水严重,银行储蓄损失一半。1998年夏,俄罗斯政府形同“破产”。(53)
按照麦克福尔的记载，90年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本上由美国主导。而美国主导之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俄政策，特别是克林顿本人，主要是基于“政治考量”，把推动俄按西方模式改革，视为民主制度的胜利。(54)叶利钦1996年面临俄共挑战，异常艰难才赢得大选。为了确保政局稳定，避免政权落入俄共手中，同时，也为顺势推进当时正紧锣密鼓筹划的北约东扩，克林顿确实一再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俄注资。但当时这些具有极大风险的决策在政治经济混乱、精英阶层无力担当的局面下，难以被执行。基里延科政府被迫于8月23日宣布解散，叶利钦提名前总理切尔诺梅尔金重出江湖，但是杜马两次否决这一提名。迫于无奈，叶利钦只好把双方当时都能接受的普里马科夫，送上了总理“宝座”。叶利钦的支持率也下降到了仅仅只有几个百分点。11月5日，叶利钦本人被俄宪法法院裁定不能参加下届总统选举。深重的政治危机，使得任何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助都无济于事了。而在此同时，白宫的“莱温斯基案”突发，克林顿本人也无暇顾及解救俄罗斯的危机了。
“一百年来俄罗斯经济困局第一次波及整个世界经济。”(55)卢布贬值和经济恶化导致美国股市和债市的下跌。作为俄罗斯最大的债权国,德国的商业银行产生了大量坏账。独联体国家更是深受其害,乌克兰货币贬值35%,白俄罗斯货币贬值70%。一位美国金融家当时告诉《金融时报》：投资者“可能宁可吃核废料”，也不愿再把钱放到俄罗斯。
普里马科夫在总结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的时候，曾说道，“到1998年年中已经清楚，‘自由主义者’的经济方针将国家带进了死胡同”，“给普通居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他认为危机“最严重的后果是全面的信任危机”，“国内形成了对转入市场关系想法本身相当广泛的不信任情绪”。(56)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秘书长康德苏当时也不得不公开承认对俄事务中的错误：“资本自由化搞得很混乱，经常违反健康的思维。”(57)
四、东亚—俄罗斯金融危机与冷战后的国际格局转型
从危机过程看，冷战后国际格局变迁只有当以下条件同时出现时才会发生。第一,只有当科技、金融、经济的变革和竞争所导致的国际力量对比失衡，因此而起的冲突难以控制的时候，国际格局的变化才可能发生；第二,支撑现有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础，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与地方性进程和治理模式——如东亚模式或作为大国的俄罗斯体制重构进程这两者之间出现深刻矛盾时，也会导致国际格局的相应变化。东亚—俄罗斯金融危机的发生,好像长夜闪电,提供了一种从全球角度重新审视发展中、转型中国家取向的机会。也即，不光是从东亚—俄罗斯金融危机所在的地区进行观察；还可以从全球层面上来观察世界力量对比所发生的变化。
就全球的层次而言,首先是美、欧、日的力量对比。先来看美国。英国学者斯特兰奇在其所著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中曾经有一段精彩描述,勾画了国际金融与国际格局之间的相互关系。她认为：19世纪的欧洲之所以出现长达将近百年的和平,是与不列颠帝国的强盛有关,而不列颠帝国之所以称霸世界，是与以稳定的英镑为支撑的金本位制相联系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为什么西方世界内部能够保持稳定,除冷战对峙的因素之外,国际金融同样起了重要作用。美国之所以能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领衔西方、称霸世界,也是与坚挺美元为背景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相关联。(58)于是,可以得出这样一个三段式：国际格局的稳定，有赖于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而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有赖于主要国家货币的稳定。
以这样的观点来看待冷战后的国际关系,可以发现尽管冷战结束后国际金融界的风波不断，比如1992年的英镑、里拉大贬值,1993年莫斯科的“黑色星期二”,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5年美元、日元、马克的汇率风波,近几年接连不断的各主要金融机构倒闭与丑闻,包括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但国际局势总的发展趋势尚称平稳。由此看来,美元大体上保持坚挺与稳定,是一个关键因素。
美元保持强势,当然是与美国经济处于上升阶段的周期性变化密切相关的。冷战的结束、苏联的解体、和平红利的取得，宣告了美国在政治、经济上的优势。东亚金融危机所反映出的美国优势依然明显，其经济地位并没有像有些人所预言的那样,随着对手苏联的解体马上趋于衰落。美国实力尚存的最显著表现，是经过多年的努力经营,成为当今世界以信息技术为主干的产业革命领头羊。传统产业向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产业的转移,信息技术向管理、金融等领域的大幅度渗透,使得美国取得了对欧、日等对手前所未有的优势。在1997年东亚—俄罗斯金融危机中，可以清晰地看见美国所具有的一个直接的制度优势,乃是80年代美国大幅度放松对金融业的管制,发展到90年代美国金融力量以投资基金等形式，进入国际市场，特别是在新兴市场呼风唤雨。(59)
美国不光具有国内经济制度的优势,还充分利用自己的影响,建立了在主要国际组织内的规制权,主导了国际经济体制，尤其是国际金融制度的变化。世界贸易组织当时就国际金融服务的自由化和信息产业自由化所达成的协议，明显地带有美国的痕迹,并进一步为美国经济势力的扩张影响创造空间。
换言之,美国在国际范围内所具有的制度优势,既表现为以实力增长为背景的金融自由化,也表现为在国际经济组织的传统影响,还体现为以美国国内法上升成为国际法，并以此制约国际规范的形成与制定的规制主导权。上述这几个方面的优势，无一不在金融危机期间得到。尽管东亚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和道·琼斯指数的起跌都有过一定影响,但显然这些影响有限，一时还未危及美国经济优势的基础。
再来看欧洲。总的说来,东亚金融危机对欧洲经济的冲击不大。根据欧洲委员会负责国际金融经济问题的主管官员在1999年3月初宣布：欧洲委员会认为,亚洲金融危机最多会给全欧盟的GDP在1997年减少0.1%,在1998年减少0.3%。因此欧盟的经济增长率1998年原来预测是3%,现在可修正为2.7%,同样,1999年的经济增长率也相应地降低2.5%—3%左右。其余各项预测大体也持相仿的评价。
之所以影响不大的原因在于：第一,亚洲金融危机主要发生在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与韩国。欧盟对这些国家的出口只占总额的6.5%,在整个欧盟的GDP中只占0.5%。第二,欧洲经济进入以设备投资为主导的恢复增长时期,内需明显增加,所以外需减少对其经济增长影响有限。第三,间接地看,欧盟与美国经济关系密切。美国也受到金融危机影响,但也增加了有利于汇率与物价稳定、甚至增加了收购低价优质资产的机会。在美国受危机影响有限的情况下,欧洲宏观经济不至于受到大的波动。
但是,危机仍凸显负面效应。其一,东亚金融危机毕竟危及中国与日本,而欧盟对中日两国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四分之一，占GDP总额的2%。尤其对于主要依赖出口推动增长的德、法等国来说,影响尤甚。其二，危机对欧洲各国银行业也有相当显著的影响。鉴于欧洲银行对亚洲的贷款要比日、美两国银行多,到1996年底亚洲对欧洲银行欠款共达1 466亿美元，占未偿还主要国际银行贷款总额的40%（超过亚洲对日本银行的欠款1 186亿美元，对日欠款为总额的32%）。根据国际清算银行材料，德国的银行对亚洲放款最多，其次为法国与英国。(60)
正是在东亚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欧洲战略家纷纷提出，把加速货币一体化进程作为抵制危机影响的重要步骤,希望通过货币统一来形成稳定的机制,提高竞争能力。当1995年,美元、马克、日元三种货币汇率大幅波动的时刻,有人曾经预言,将出现美元、马克、日元三种货币鼎足天下的格局。事实上,因日本经济尔后的一蹶不振和日元疲软,以及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种种掣肘,使得三分天下的金融新格局付之阙如。但是欧元的诞生显然将使美元有了一个潜在的有力对手。根据英国经济学情报研究机构（EIU）当时报告,欧元问世的未来影响巨大，并认为这种影响还尚未得到世人的充分注意。戴维·柯里的这份报告认为：1999年欧元产生的第一波将波及11个国家、2.9亿人口,而美国人口总数仅为2.7亿；预计欧洲经货联盟（EMU）出口统计为世界总量的12%,美国为15%；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统计,美元与欧元在包括外汇交易在内的世界总交易量中所占比重为41%∶35%,外汇储备比重为26%∶6%,国际债务结构中所占比重为37%∶34%。按此估计,戴维·柯里认为：预计此后10年,用欧元进行结算和作为资产的比例，将相当接近于现在美元所占的地位。(61)尽管这一预言远远没有变成现实，但在20世纪90年代末，欧元的出现折射出欧盟的巨大抱负。
再来看日本。可以认为,日本是东亚金融危机中最大的失败者。(62)相比于8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在日本的投资失败，以及90年代以来日本在泡沫经济中所形成的经济滑坡,这次金融危机给日本造成的损失更为惨重。东亚金融危机之所以成为“东亚的”,而不仅仅是“东南亚的”危机,是因为日本等东亚国家与东南亚的紧密关系。根据不完全的统计,1997年6月底之前,日本银行业对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不含新加坡与中国香港）的贷款金额为31万亿日元（约合2 714亿美元）,其中一大半约1 820亿美元是回收困难的不良资产,这相当于日本主要10家大银行年收益的13倍。这既表明日本卷入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程度之深,也表明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未得到复苏之前,日本经济难有起死回生的机缘。(63)这里还不包括金融危机给日本的出口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也不包括危机条件下实施日本金融体制改革所需支付的巨大成本,包括政治上所需付出的代价。
总之，从全球角度看：美、欧、日三强之中，日本虽身居当时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但其影响已大为衰减。余下的两强中,美国显然在21世纪初相当一段时间内仍将独占鳌头。而在经济与货币完成一体化基础上的新欧洲，会增强与美国抗争的能力。美欧之间关系的变化，给世界其余地区带来回旋的空间。
东亚金融危机之下的中国，处于非常特殊的地位。作为一个曾经落后的发展中大国,中国以改革开放为取向,但是也没有选择类似于其他国家那样过度开放，或彻底西化的战略,使中国在金融危机来临时刻，仍然有可能运用传统的体制资源，来抵御危机。
首先，得益于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才有其经济成就的集体记忆，这是中国持续改革开放的极大动力。同时，大国的复杂经济社会条件，又迫使中国改革家们须谨慎防止任何战略上和操作上的颠覆性错误。正是目睹这场危机中许多东亚国家金融制度过度开放带来的风险，中国改变了原本希望加快推进开放汇率制度的日程表。而后很多年稳定的汇率制度等于修筑了一道防水大堤，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了极其重要的稳定和促进作用。
东亚金融危机不仅在体制改革问题上,对中国提出了更为严峻的要求：即如何在继续开放和扩大内需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而且,在对外关系上也要求中国既要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同时，也要积极参加国际合作,维护地区和全局的稳定，通过共同努力来避免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中国不仅没有像日本等其他国家通过降低汇率来自保，相反，是坚持汇率水平的稳定，防止经济下滑。同时，1997年7月香港回归之前，中国政府就已经承诺，自己的1 800亿美元外汇储备可用于支持港币的稳定。显然，这是香港能够最终稳定局势的重要支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虽然在危机中依然有出手相助的实力，和对发展中、转型中世界的宏观经济给予“指导”的能力，但这种“指导”所带来程度不等的灾难，令人难忘，尤其在俄罗斯。因此东亚—俄罗斯金融危机所开启的，不仅是对于解救危机的规制与战略的反思，而且，中俄在这一关键点上的认知开始趋近，两大国越来越认识到，需要寻找适合自己的制度模式。这预示着，东西方力量对比的天平也从这一刻开始倾斜。
自东亚—俄罗斯金融危机以来，亚太国际关系结构开始透露出双峰对峙的局面：也即一方面是以雄厚的金融与产业实力作后盾，并有国际化作为背景的体制优势的美国；另一方面是尚能在金融危机面前站稳脚跟，并且成为稳定东亚经济关键因素的中国。虽然,就经济实力而言,中国无法与美国相比。但是,从传统、地区格局以及制度模式等角度而言,中国的突出地位仍然受到了诸多因素的支撑。很难否认,中国的这一突出地位，导致了1998年中美高峰会谈的提前举行，以及经过艰难谈判，中国在几年后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国际格局中的根本性变动，往往伴随着各国内部治理模式的变革。犹如斯特兰奇所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形成的主导哲学是货币主义，而不是凯恩斯主义、反通胀的，它反对的是财政赤字、国家所有权以及福利补贴。它一直没有深入了解亚洲（也包括没有深入了解俄罗斯），因为它流露出过多的美国观点以及西方殖民主义的态度。”(64)更重要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要求的银行管制改革，实际上蕴含着对于强劲且有效的政府治理的需求。而这正是21世纪之后中俄两国政治经济发展的重要诉求。正是在这一点上，这场东亚—俄罗斯金融危机不仅展开了国际阀域内，尤其是国际治理领域的更深层变化的前景。这成为以后大国关系演进的一个重要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