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关系的当代意义

第二节
中俄关系的当代意义

当俄罗斯做出“面向东方”和关键选择之际，毫无疑问，发展和提升与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乃是其中的首要内容。中国和俄罗斯（苏联）建交70年以来，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风云变幻，经历了冷战结束后国际国内政治经济转型的重大考验，尤其是21世纪国际局势的剧变，中俄（中苏）关系已成为当今国际舞台上最具有影响力的大国关系之一，并且势将成为推动未来国际局势的稳定发展的关键角色。但是，中俄关系越是显示其重要影响，越是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就越是需要对这一组双边关系的含义进行深入的阐发和体认。只有这样，才能在意见和舆论高度多样化的当今世界，使中俄关系真正起到既稳定和谐又革故更新的作用。

一、为何中俄关系对全球转型事关重大？

当今中俄关系之所以对于全球转型的历史进程而言事关重大，有着多重含义。中俄之间立足于“和而不同”的伙伴关系认知，以及自觉发掘的内生动力引领之下坚实的双边、区域、全球合作、高层紧密互动下的互信构建，都为当代国际政治提供着重要启示。

第一，近百年来中俄（苏）有着共同和相似的历史经历。无论是中国以“俄”为师的革命和建设时期，还是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并肩战斗，都为中俄两国和两国人民的交流与合作打下了无比深厚的基础。冷战终结之后的改革转型以及世纪之交中俄两国共同经历的一系列重大事件，都成为两国内外发展的共同背景。但是，中俄两国毕竟都是历史悠久且各具独特风貌的文明古国，即使近百年来是在为共同理想而奋斗，也都有基于自身国情的重大选择；在纷繁复杂的国际事务中，作为大国的中俄有着共同的原则立场，但是毕竟两国所面临的内外环境各有所异，具体的处理方式也不尽相同。所以，中俄关系事关重大的理由，一方面在于两国基于共同背景和经历形成的共同原则立场，而另一方面则在于更为可贵的高度互相尊重、和而不同、紧密合作和互通有无。这是70年来中俄双方对于相互关系不平凡发展历程的经验和教训的深刻总结。中俄从相互关系成长中深刻体悟到：在当前高度多样化的国际社会，对于多样性的尊重乃是国际社会和睦相处的基本准则。⁽⁵⁷⁾在尊重多样性基础上所形成的国家间关系，比之仅仅强调共同而排他性理念，以及自认为永远高于、优于他人社会制度基础上形成的国家间关系，显然更具普遍性，也因此更具典型意义。

第二，正是在这样的认知基础上，中俄关系在双边层面和全球和地区事务层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正如2018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联合声明》所指出的那样：中俄关系具有巨大的内生动力，双方不光着眼于当前事务，而且着眼于两国现代化长远目标，发展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各领域合作都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⁵⁸⁾同时，中俄通过在地区层面创建上海合作组织，在全球层面推进金砖合作，坚定不移地捍卫以联合国为核心、以世界贸易组织等一系列多边机制为标志的现行国际秩序。相比美国特朗普政府一边以领导自居，一边又大范围退出多边合作进程，处处以美国利益为先和欧盟国家遭逢“脱欧”与“民粹”风潮而难以自拔，中俄两国立场顺应大势、富于远见、公正合理且兼顾各方利益，明显为稳定时局、寻求共识提供了新选择。不言而喻，这将是今后国际发展的新范例。

第三，中俄关系之所以成功发展，还在于中俄政治高层之间的全面而密切、坦诚而有效的直接交往，为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做了非常重要的引领和铺垫。特别是，每逢重要时刻的高层互访，不仅为推动双边关系，也为当今条件下如何着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范例。2014年索契冬季奥运会开幕，正当欧美国家以抵制参与打压俄罗斯之际，习近平主席以“邻里有喜事，理当去访贺”的中国习俗，毅然前往祝贺，表达了对俄罗斯追求大国复兴抱负的高度尊重。而普京总统于2017年和2019年连续参加在北京举行的第一届和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也显示出他对于对接中俄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关切。同时，在两国高层的推动之下，中俄双方的制度化沟通与交往富有成效地实现了求同存异和合作共赢。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曾发表一份题为《中俄关系：大国关系的新模式》的研究报告指出：“中俄两国以高超的政治能力，付出巨大努力去经营双边关系。他们采取务实的、内部协调的方式去解决彼此之间的分歧，并且在公开声明中侧重于强调双边关系的正面进展。”⁽⁵⁹⁾2019年10月索契瓦尔代论坛举行之时，正值中共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当笔者向普京询问他对中共十九大和当前中俄关系的看法时，普京在对中共十九大和中俄关系成就给予高度评价之后，非常坦率地承认：“中俄之间不是没有问题，但是当我们发现问题后，我们非常及时、非常坦诚地进行了沟通。有时也会有争议，但是由于我们非常设身处地相互谅解、相互支持。所以，我们能够顺利地解决这样的问题。”

二、中俄关系与世界历史的统一性和多样性

中俄关系70年所走过的道路，尤其是中俄关系的当前态势，与人们正热议之中的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普遍性和特殊性问题有着紧密的关系。这里至少包含着三个问题。

第一，近代世界历史进程，究竟仅仅以西欧为中心，还是相当长时间中存在着西欧的、东亚的及西欧与东亚之间的欧亚地区的不同的历史发展模式。至少欧亚大陆上存在着以市民社会为基础、以民主和法制为导向的欧洲历史模式，西欧与东亚板块之间的蒙古帝国扩张及其后续俄罗斯帝国模式，以及以中国为主导的东亚模式这样三种历史体系。近二三十年来关于内亚史⁽⁶⁰⁾、蒙元史、欧亚史的研究方兴未艾。尽管其中争议纷呈，但主要凸显的是对于西方垄断的线性式世界历史话语体系的不满。笔者以为：在充分认识欧洲迄今为止在历史上居主导地位这一客观事实的同时，还须强调西欧话语体系是否需要通过其他历史模式——比如东亚模式、欧亚文明接合部的俄罗斯帝国模式——的丰富和补充，才能真正地体现世界历史进程中客观存在的统一性和多样性之间的丰富复杂的辩证关系。不言而喻，这场关于世界历史进程问题的争论，将会深刻影响人们对当下和未来国际进程的话语和认知。

第二，以什么样的态度来看待东西方曾存在过的不同区域国际模式？16—17世纪西欧构建的民族国家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毋庸置疑开启了一个带有普遍历史意义的世界进程。但近年来学者们提出：建立民族国家体系的确是历史进步，但是伴随着群雄崛起，欧洲各国间的战争连绵不断且遗患无穷，甚至最后未能避免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⁶¹⁾如果单从国家间关系的战争与和平这一面来看，相比之下亚洲的民族国家化的进程虽然晚了近四百年，但一直到19世纪晚期都很少发生大规模的全面战争，国家间关系相对比较稳定。因此，不能简单地以排他式、歧视式、厚此薄彼的态度来看待东西方曾存在过的不同区域国际模式。

第三，以什么样的态度来看待非西欧的国家治理模式？四五百年前的中国与俄国还不是西欧式的民族国家，但1689年中俄两大帝国之间由康熙皇帝和彼得大帝签订的《尼布楚条约》在欧洲一片战乱局面之下，反而使得中俄接壤的欧亚大片土地保持了将近两个世纪的、来之不易的和平，并且一直延续到19世纪后期清廷衰败、沙俄大举东扩之前。这证明西欧模式尚未主导欧亚大陆核心地带和东亚地区之时，非西欧的治理模式曾经在一段长时期中发挥着重要的稳定作用。由此观之，中俄建交70年的成就并非偶然，而是有着相当深厚的历史底蕴铺垫。

从世界历史多样性和统一性视角来观察中俄关系，所获得的启示在于：在肯定世界历史一般进程意义的前提之下，中俄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独特性、主体性及中俄相互关系的历史地位，是个需要大力发掘其内涵与意义的话题。以多样性来丰富普遍性，而不是以普遍性否定多样性；反之，不能简单地以地域独特性来否认世界历史进程的统一性，这是中俄关系乃至两国生存、发展的思想根基所在。

三、中俄关系折射东西方关系的百年范式巨变

当前有关中俄关系的讨论中，部分舆论依然停留在20世纪80—90年代“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的命题，忽略了东西方关系百年巨变的实质乃是一个包含经济、政治、安全与文化关系全面沿革的深刻转折。

两次世界大战和此前1904—1905年日俄战争说明：20世纪的亚洲始终没有逃脱西方强加的战争厄运。⁽⁶²⁾甚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结束后、西方各国彼此息兵止战休养生息后，在亚洲范围内仍然连续出现了几场大战：1950—1953年朝鲜战争以及20世纪50—60年代以后的两场印度支那战争。⁽⁶³⁾有学者尖锐地指出：西方列强之间的和平，是要靠在东方战场上的搏杀才能得以维持。⁽⁶⁴⁾

冷战后期，历史轨迹出现倒转：欧洲冷战对抗还在紧张持续，但1971年中美关系破冰，此后，中国与日本和很多西方国家恢复关系，大大提前了冷战在亚洲终结的进程。如果说20世纪50—60年代列强在欧洲的和平要靠在亚洲的搏杀来维持，那么，这一时期西方世界的秩序则需要靠在亚洲的缓和来维持。换言之，冷战真正结束，在欧洲一直要到1989—1991年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才出现。但在亚洲，冷战终结的开始提前了整整20年。

此后，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政治经济转型曾席卷全球。亚洲地区中国等国的政治经济转型，与更多受西方影响、被称为“休克疗法”式改革的苏联地区转型，出现了很不一样的结果。前者相对稳健、关注改革与传统的衔接，而后者比较激进，出现了颠覆性的革命。这两场转型的进程与结果差异，引发了对西方所倡导转型模式的全面反思。这一反思也成为21世纪以来亚洲强调在政治稳定的前提下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强劲而持续的思想动力。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东西方发展轨迹的分殊更加清晰：西方世界面临重大的内部动荡。几百年来曾经一直是推动西方发展、进步的基本结构性因素出现逆转：民主，遭遇了民粹的挑战；开放，受到了难民潮的冲击；西方赖以发展的实证主义传统，出现了“后真相”“后事实”的令人哭笑不得的捣乱，乃至于“以撒谎、造谣、欺骗为荣耀”的无耻之谈。⁽⁶⁵⁾不争的事实是，亚洲始终维持较高速度增长，基本社会制度在渐进性改革的同时，没发生类似“脱欧”、难民潮这样的跨区域社会动荡，也没有发生像乌克兰战争这样的重大地缘政治冲突。可以预见，在中俄合作继续保持稳固的前提下，这样的发展势头还能维持相当长的时间。

可见，东西方关系在经济、政治、安全、文化领域均发生巨变，并以中国崛起、俄罗斯反思和西方相对受挫为标志。中俄关系的发展，在历史大潮浩浩荡荡的流变中具有重要的标杆意义，有着深刻逻辑含义，这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也不以任何人的疑虑为转移。

四、从海陆地缘政治看中俄长期合作的必要性

作为一种思想理论方法和认知工具的地缘政治，其主要内容指的是国家间政治与战略缘起于各国政治在不同地理空间背景下的相互关系及其配置运作。马克思在《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这部经典著作中曾经深刻揭示了作为海洋帝国代表的英国的地缘政治战略的实质。⁽⁶⁶⁾20世纪晚期以来，国际史学界最为受人关注的“年鉴学派”也曾以强调地理、文明等长时段因素而著称于世。令笔者印象深刻的是：普京曾多次言说，地缘政治要比意识形态来得更为深刻。⁽⁶⁷⁾这是俄罗斯在抛弃意识形态立场后依然遭西方无情打压，痛定思痛之后的切肤之感。

第一，目前东西方不同的地缘政治格局，既源自俄罗斯对自身与西方关系的反思，也受益于中俄关系的定力，预设着未来中俄的基本发展路径。北约东扩、欧盟东扩，曾使原本想接近西方的俄罗斯不堪承受压力，俄与西方在欧洲出现了一系列重大地缘冲突与对抗。亚洲也曾借鉴欧洲进程，推进地区合作，但没有搞欧盟式超越民族国家主权界限的一体化。因此，亚洲虽有诸多复杂矛盾和纠纷，但始终没出现北约东扩本身和俄罗斯对其反弹的大规模地缘政治界限的变动。这是中国和俄罗斯的友好合作发挥稳定作用，同时也仰仗本地域文明传统的坚韧顽强，刻苦耐劳是亚洲取得发展机遇的极其重要的地缘文明与政治背景。

第二，还必须非常清醒地看到，欧洲冷战全面终结后，包括作为冷战标志的德国实现统一，但在亚洲的朝鲜半岛却始终残留着朝鲜和韩国这两个因冷战分裂而没有实现统一的国家。这一事态表明：大陆地缘政治与海洋地缘政治之间的对峙几乎是一个永恒话题。海洋地缘政治的空间不连续性特征，不但使其可免于像大陆各政治单位之间那样的相互扰动的弊端，而且会始终利用这一弊端力图打破大陆空间连续性基础上形成的合作，以避免大陆政治合作对海洋霸权的潜在威胁；当然，海洋霸权也会在大陆各方的统一与合作之中打进楔子以图分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样的海陆地缘政治惯性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

第三，中国不会重蹈列强争霸的地缘政治模式。中国客观上作为介于海洋地缘政治与大陆地缘政治之间的大国，有必要反制两种地缘政治逻辑对抗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以介乎大陆和海洋文明之间的空间优势，包容务实与意识形态超越性，连接东西两端，寻求合作机遇，弛缓和消弭冲突与对峙。“一带一路”就是这样的空间逻辑的一种反映。所以，在这样客观的地缘政治逻辑之下，中俄两国间不光有巨大的合作空间，而且还有以中俄合作为基础进一步寻求更大空间范围的大国合作的逻辑可能。

五、尚未最终解决的“现代性”争议

中俄关系70年的发展，不光在国际政治领域，而且在现代性问题研究领域也是一个带有普遍性含义的话题。

20世纪60—70年代以后，有关现代性问题的谈论和争议乃是思想学术界影响最为广泛且直接作用于国内国际思想发展的重要命题。当时的一个基本取向是把欧美视为“现代”的标杆，把尚未达获欧美标准的地区和国家的进程视为向欧美为标志的现代性的过渡，或干脆处于“前现代”状态。一切非西方国家必须经过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所称的“祛巫”过程才能进入“现代”状态。实事求是地说，这一学说对于推动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曾起到过重要作用，但它并非认知的终端。

冷战终结之后，西方意识形态强劲引领之下一个更大规模的“祛巫”过程在苏联等前社会主义国家，及众多发展中、转型中国家加以推广。然而，事与愿违，以“休克疗法”推广新自由主义转型模式的企图，遭遇了并不具备欧美文明历史条件的国家地区的现实和传统的不同程度的反弹，在俄罗斯等传统大国则出现全面逆转。于是，以“现代”取代“前现代”的线性的进步主义模式，迅速地被“多元现代性”的范式所取代。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一直到21世纪的初期，世界历史进程的“多样性”“多元性”甚至“多极性”话题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这一潮流也因此成为推动沿革的巨大动力。但是，这同样也不是“现代性”问题辩论的终点。

当下的挑战在于，虽然简单地以西化的“现代”取代发展中、转型中地区的“前现代”的线性思维的弊端明显，但如果仅仅是以“多样性”“多元性”甚至“多极性”来取代“现代—前现代”范式，而忽略了必要的革故更新，一个缺乏现代性支撑的“多样性”进程是否也存在问题？在东西方力量对比还没有发生根本性逆转、在西方还具有相当雄厚优势的情况下，是否也有可能导致误判和不必要的对抗？

所以，关于“现代性”问题的思考，实际上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西方“现代性”思考中曾被大大忽略的广义的“安全”问题登堂入室——在人类自身生存问题都遭受到严重威胁的局面下，“安全”无疑成为当今国际关切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这也是中俄合作的深层次的且非常现实的背景。可见，如何将“现代—前现代”“多元现代性”推进到当下的构建“安全、多元、可持续的现代性”的新高度，已成为推进中俄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和理论前提。⁽⁶⁸⁾

当前，东西方力量对比虽发生重大转折，但是依然处于长期胶着状态，甚至传统的西方不光依然具有强劲的生存与创新能力；当世界历史进程中有关普遍性和特殊性两者之间何者更为重要的争论也尚未得出最终结论的时刻，对于中俄关系发展路径的把握，乃是一个将理论与实践相互紧密连接的十分重要的问题领域：从“现代性”问题高度反观中俄关系发展的意义，发掘其内在的思想动力，坚决地推进和深化中俄关系；同时从战略和政策运作的实施过程中，恰如其分地把握分寸，使之成为中国自身发展和国际社会稳定进步的一块难以撼动的基石。

总之，中俄关系的发展需要得到思想理论界坚定不移地支持，思想理论界本身也能够从中俄关系实践中取得灵感和启示。在当前的中俄关系取得进步与成就的同时，思考曾经有过的挫折与教训，将中俄关系的世界性历史与思想含义进行深入阐发，这与中国的大国地位相称，也合乎当下诠释国际事务之所需。⁽⁶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