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后俄、美、欧三边关系动荡中的启示
危机后俄、美、欧三边关系动荡中的启示
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俄、美、欧三边关系一直被视为国际史上的主导性大国关系。但是，乌克兰危机过程中，俄、美、欧三方的互动却未能为危机指引出路。这一组三边关系为何未能摆脱危机僵局？人们不得不转向更加宽广的视角，去寻求解答。
一、地缘政治与体制变迁如何影响俄、美、欧关系
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俄、美、欧三边关系动荡，在多大程度上起因于地缘政治博弈与各自内部体制变迁的影响？这是一个值得加以探讨的话题。而且，能否从俄、美、欧三边关系的构架、动态、认知与规范的各个方面去加以展开，分门别类地对于危机的来龙去脉加以梳理，这是剖析这一组三边关系问题的关键。
（一）从缓和走向激化的地缘政治格局
俄罗斯战略家谢尔盖·卡拉加诺夫（Sergei Karaganov）曾经认为：到20世纪70年代之后，实际上对于晚期苏联而言，并不存在任何来自西方致命性的威胁，苏联解体的原因主要是内部问题所引起。(1)即使根据2013年2月公布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的描述，认为尽管当前国际关系处于过渡期，其发展前景越来越难以预测，但是，“老西方主宰全球经济和政治的能力进一步减少。世界力量和发展权力趋于分散，向东方首先是亚太地区偏移”(2)。在此，美国与欧洲也并没有被俄罗斯视为主要的具有致命威胁的地缘政治对手。这明显区别于冷战早期苏联对美欧的看法，也不同于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方对于西方威胁的描述。
但是，从战略博弈的实际进程来看，俄罗斯与美、欧等西方国家和国家集团的战略竞争关系并没有被完全停止，随着一个个冲突热点问题的发生，这种潜在的竞争关系逐步地走向明朗化。2013年底爆发的乌克兰危机，全面揭示了这样一种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抗争性态势。
从全球层面来看，美国对于冷战终结原因的偏颇理解——比如过度强调里根整军经武和对抗苏联的意志力是“冷战告捷”的原因——以及对美国单极世界的过度沉湎，毫无疑问，导致后冷战时期在离国境线遥远之地接连发动战争，并且执着地推进北约东扩的地缘政治扩张。但是，被视为对手的俄罗斯不光依然具有当今世界最为辽阔的疆域，依然是拥有世界上最强大战略力量的两个大国之一。俄罗斯的能源、资源优势仍具有超越地域的广泛影响。但俄罗斯由于所遭受的困难与挑战，其实力往往被低估，这是导致美轻率施压，逐步加剧对抗的原因之一。
从地区层面来看，其一，美国部署在中东欧、东南欧地区的反导系统向来被俄罗斯视为心腹之患，在乌克兰危机之后这一部署有进一步强化的态势。这是高悬于俄罗斯国门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其二，被俄罗斯视为其外交之“特殊影响地带”的原苏联地区，特别是格鲁吉亚、乌克兰等地，受到来自美国和欧洲的直接干预，使得俄罗斯恢复在原苏联地区经济政治影响力的抱负，受到牵制。其三，美国，包括欧洲国家在中亚和阿富汗地区的留驻与影响力，被俄罗斯视为西方为展开地缘政治竞争，在独联体核心部位打入的楔子。其四，叙利亚和伊拉克等俄传统影响深厚之地，处于美国直接打击之下，为俄所难以容忍。
在这样的背景下，俄罗斯起而抵制美国称霸，主张以多极化推动国际秩序的改革，说明战略竞争依然在延续。乌克兰与叙利亚危机揭示了俄罗斯与美国之间在战略安全利益关系中存在的尖锐冲突。北约的存在，再次被视为影响俄罗斯安全的最主要威胁。
从俄罗斯与欧洲的战略安全关系来看，在金融危机之前，北约和欧盟东扩进程的暂告段落，使得俄罗斯西部地缘政治竞争关系，尚未发生大规模的激化。即使爆发了2008年俄罗斯—格鲁吉亚之间的“五日战争”以及随后的激烈争论，但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经过调解，大体上得以维持。即使已经出现了所谓“页岩气革命”，欧洲依然较大程度延续着与俄罗斯的紧密能源合作关系。这使得由传统的政治、人文、经济与能源关系而形成的俄欧相互依存状态依然发挥重要作用。俄罗斯与欧洲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发生戏剧性的突变。
但是，2009年以后，随着全球化过程中所出现的国际政治博弈从全球层面向地区层面的转移，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与俄罗斯“欧亚联盟战略”这两个在欧亚地区（主要是原苏联地区）相向而行、具有高度竞争关系的地区一体化计划，逐渐导致双方间的尖锐矛盾。乌克兰危机的直接导火索，即产生于此。与此同时，俄罗斯与欧盟间能源与商品市场的依赖关系出现深重裂痕，双边政治关系也几乎陷于破裂。乌克兰危机之后，欧盟与俄罗斯方面虽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现出缓解冲突的意愿，但是，新世纪以来通常是美俄关系恶化、欧俄关系趋近的三边关系正在出现变化。
（二）周期式的体制变迁与地缘政治博弈相交织
如果说，美俄胶着、欧俄趋近的地缘政治态势因2013年乌克兰危机的爆发而变化，那么，周期性内部制度变迁又使得这一态势因意识形态对立而愈发深刻而得以持续。观念形态与制度差异使得内部政治过程与对外战略之间的紧密交织。从80年代中期开始的将近30年时间里，苏联（俄罗斯）与美欧之间的关系，始终没有摆脱一种“调整—对峙—再调整—再对峙”这样的反复过程。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在改革为背景的总体形势之下，将与西方改善关系作为其执政的起点。但是，戈尔巴乔夫六年执政以苏联解体而告终，并且在解体过程中，美国和欧洲并没有给予实质性的帮助，令苏联精英和民众感到失望。叶利钦执政时期，虽然是以俄罗斯内外政策向西方的“一边倒”作为开局，却是以俄罗斯和西方之间在科索沃战争中几近发生直接军事冲突而告终。21世纪普京执政，同样是从与西方的交好作为开端，特别是在“9·11”事件的背景之下，普京以向美国开放在中亚的军事战略通道和允其驻留军事基地向西方示好。但是到了普京第二任期刚刚结束，出现了俄罗斯与西方之间关于“俄罗斯—格鲁吉亚战争”的重大争论。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在三任俄罗斯总统处理与西方关系的过程中几乎都出现了先交好、后相互抗衡的周期性现象。
究其原因，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周期性紧张，不仅仅在于相互之间关系的难以调停，而且也在于俄罗斯的内部体制因素成为分歧的焦点。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初，以改革为开局，推动政治多元化和民主化。但是，在其执政六年之后，戈尔巴乔夫拟将苏共总书记和苏联国家总统两个重要职务集于一身。在西方看来，这是一个集权化过程的卷土重来。叶利钦执政以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之下，当然是以全面推动政治民主化和市场经济的分权化为其施政重点。但是，到了90年代下半期，俄罗斯政治逐渐出现了向家族制度和寡头政治的倾斜，同样激起了西方舆论的不满。而到了普京时期，虽然一开始大体上维持叶利钦时期的政治格局，但到2003年以后，收回地方长官直接选举的权限，打击私人资本企图垄断国家战略资本的意向，同时，与法国和德国一起坚决反对美国发起伊拉克战争，国内政治开始收紧。作为对90年代转型所做的加强大国自主性的调整，被西方舆论视为“向苏联体制的重新回归”。
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普京三名俄罗斯政治领导人相继与西方关系最终出现僵局的观察中可以发现，俄罗斯内部政治体制的变动，始终成为与西方关系恶化的一个直接原因。更重要的是，与上述三十多年来俄国内制度周期性收紧、俄与西方关系相继恶化而同时出现的，总是轮番聚焦于俄周边的地缘政治问题：戈尔巴乔夫晚期内部制度变迁的同时，东西方关系表面缓和，而实质却埋下了以两德统一问题为背景的地缘政治隐患。叶利钦执政后期导致东西方关系恶化的地缘政治惊雷是科索沃战争。而普京执政后期掀动巨变的则是乌克兰问题。可见制度变迁、东西方关系恶化、与俄周边地缘政治问题始终是相伴相生。
二、俄、美、欧三边关系：从乌克兰冲突到叙利亚危机
作为一种结构性框架，冷战后的俄、美、欧之间的三边互动关系，是相互协调，还是刚性对抗，决定着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走向。其中，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其一，当美俄发生抗争时，欧洲能否起到调解作用，事关重大。当美欧关系停滞不前时，美俄关系能否有所突破，对总体的俄罗斯与西方关系能够有所缓和。包括当美欧关系出现裂痕之际，俄罗斯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总之，值得估量的是，俄、美、欧之间的三边互动，无论是作为实现均势的杠杆，还是作为防止对抗性冲突的外部制约，对于俄与西方之间的关系，发挥着何种影响？
（一）俄、美、欧三边关系的基本结构
从结构形态上看，俄、美、欧三边关系既作为一种起均衡作用的国际机制而存在，同时也是作为规范制约作用的动态式多边关系结构而出现的。一方面，这种三边关系既是在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OSCE）、曾经的八国集团等具有专门指向的国际机制当中存在，也以应对各种重要事件而产生的多边平台，比如，应对伊朗核问题的六国机制、应对乌克兰问题的诺曼底机制、应对叙利亚问题的日内瓦机制等形式而存在。当然，联合国安理会等全球舞台是三边关系的最主要的互动框架。另一方面，俄、美、欧三边关系也随着全球的、地区的、双边关系层面的各类问题出现而活跃互动。这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三边力量关系之一，既相互抗争，也有过良好合作，在潮流变化中，不断地探寻新的组合方式。(https://www.daowen.com)
总体而言，冷战终结30多年来，前10多年中，俄罗斯与美欧间的关系相对比较明晰，也即俄罗斯总体上处于和欧美之间推进合作的阶段，俄美关系和俄欧关系这两者之间没有太大的差异。但从叶利钦执政晚期所发生的科索沃战争之后，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出现恶化。特别是俄罗斯对美国的好感一落千丈，这是一个从民间到官方关系都急剧下跌的重要转折点。
21世纪以来的10多年时间里，也即普京主政时期，发生了一系列与俄、美、欧三边关系相关的事件：2001年的“9·11”事件、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2004年以后的“颜色革命”、差不多同时期急剧推进的欧盟东扩和北约东扩、2006年俄乌之间的天然气争端、2008年俄罗斯与格鲁吉亚战争、2008年以后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随之发生的一系列国际治理结构的重大变化，包括近两年的“中东北非革命”、乌克兰危机、叙利亚危机等一系列事态演变。
从这些过程来看，相对美国而言，欧洲比较容忍和接近于俄罗斯，美国则对俄罗斯持有较为强硬而疏远的态度。尽管金融危机发生前后，俄罗斯与欧洲的关系一度停滞，而美国与俄罗斯之间在2009年之后则反而短暂“重启”关系。但是，总体上说，美俄间关系的“重启”未能持久，也并没有改变欧洲与俄罗斯相对接近、而美俄关系相对比较僵硬的基本态势。
俄、美、欧三边互动的总的趋势，与三者各自之间的经济、贸易、政治与安全战略关系水平是互相匹配的。俄欧之间紧密的能源与经济合作，历史悠久的文化交往，相对较为接近的欧洲大陆型法律与社会制度构建，包括近在咫尺的地理交往条件，所有这一切都大大制约着三边关系中的俄欧的趋近要相对超过俄美关系的程度。尽管，意识形态与安全需求使欧洲离不开美国，但是，欧俄间的结构性关系还是来得更为丰富而深刻。
问题在于，从2013年底乌克兰冲突以来，包括稍前出现的、而后一直伴随着整个乌克兰事件的叙利亚危机期间，俄、美、欧三边关系从其动态过程来看是否还能如以前那样发挥主动而稳定大局的作用？这一组三边关系的运作机理是否仅限于纵横捭阖式的势力均衡？三边关系中究竟还有哪些深层结构性因素在发挥作用？
（二）危机条件下三边关系动态变化
在欧洲范围内主导大局的更多是德国。德国发挥着突出的作用，引导着整个欧盟度过了2008年欧债危机以来最困难的时期。逐渐明显的趋势是，对于区域和总体战略问题的思考，德国要超过其他老牌的欧洲国家。对于此后欧盟一体化，包括“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走向，特别是近在咫尺的欧亚地区的反响，德国自然最为关切。毕竟，欧盟东扩至基辅城下，利害相关度最大的还是德国。在德国内部，虽然有着激烈的争论，但是，以默克尔总理为首的中右翼，不光在德国内部，通过联合政府，成功地把社会民主党这个本来可能是外部的反对派，巧妙地变成为政权系统内部的合作者，取得了整个国内事务的主导权。而且，2014年春以后，德国主导欧盟事务的领导意向也越来越明显。在这样的背景下，德国偏向于联手美国，推进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深化大西洋两岸关系。乌克兰危机发生之初，默克尔一反前任历届德国政府相对比较亲俄的路线，在保持协调立场的前提下，偏重于打压俄罗斯。特别是在2014年7月马航事件发生，更加激起舆论对俄罗斯的批评。但是，随着围绕乌克兰危机的局势日益复杂，对各方的风险日益增加，特别是地处中东的“伊斯兰国”突然崛起之后，2015年初以后，德国联手法国，大大加强了对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明斯克机制”的参与。此后，可以看到乌克兰东部地区冲突逐渐趋于缓解。特别是2015年的秋后继续达成的关于乌东地区停火并撤走重型武器，以及关于推迟乌克兰东部地区选举的各方共识与协议，可以被视为在德国作为主要干预者之一的努力之下，朝向解决危机的重要步骤。尽管默克尔强调，叙利亚危机与乌克兰冲突之间没有相互关系(3)，但是，当今世界近在咫尺的这两场地区冲突，怎么会没有相互之间的紧密关联呢？这不过是默克尔的说辞而已。关键在于，德国一度重新偏向于美国的立场，俄与西方之间失却协调性杠杆，这使得俄、美、欧三边关系出现严重倾覆的危险。
有人认为，就乌克兰危机而言，最重要的一组博弈对手，还是美国和俄罗斯这两家。老资格理论家、俄罗斯“威权主义理论”倡导者米格拉尼扬（Андраник Мигранян），早就点破此题。按他的说法，有关乌克兰冲突的所有事项，实际上都取决于美俄间的相互关系。(4)迄今依然是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按照奥巴马的说法，至少“还要领导世界一百年”，自然不甘于完全退出欧亚大陆上的欧洲和欧亚地区这两大摊事务。此外，页岩气革命所带来的机会预示欧亚、中东地缘经济格局势将发生重大变化。美国几乎在西方世界的经济业绩中“一枝独秀”，这使它在乌克兰危机中所握有的重要筹码。这些背景不仅决定了美国跃跃欲试地要向乌克兰提供进攻性武器，而且，从美国内部政治的趋势来看，无论是2016年民主党、共和党推出的总统人选，都比奥巴马对俄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作为对立面，当今世界之中，即使俄罗斯所拥有的实力已不能与冷战时同日而语，但俄罗斯所拥有的一系列杀手锏依然令对手头痛，而最敢出头与美国叫板的，也还是俄罗斯这个老对手。因此，唯有美俄之间才是乌克兰问题的“最终解决者”的说法，未必没有道理。就2015年以后的局势来看，奥巴马坚持将俄罗斯作为等同于埃博拉病毒、“伊斯兰国”的“三害之一”，这是因为他在面临巨大的国内压力的背景之下，难与俄罗斯就乌克兰问题达成根本妥协。问题在于，奥巴马政权在叙利亚危机中的战略失败已经招致了大量的批评，特别是2015年9月30日俄罗斯精准掌握时机，主动地出手有效打击“伊斯兰国”之后，既迫使美国不得不与俄罗斯围绕叙利亚问题进行军事对话，同时也不得不停止向反对派提供武装训练，而且，不得不在实际上听任俄罗斯与巴沙尔政权名正言顺地开展反恐合作。恐怖主义的存在，乃是美欧一度重新接近俄罗斯的重要动因。但是俄与西方关系的总体崩塌几成定势。
更为独特而重要的一个角色还是俄罗斯。乌克兰危机之后，尽管俄罗斯面临巨大经济和政治压力，未必没有表示过愿意与西方在乌克兰问题上有所妥协。但是，俄罗斯并非禁不起折腾的弹丸小国。普京本人更非等闲之辈。在历经一年多艰难复杂的危机之后，特别是经历了能源价格跳水、卢布汇率下跌、西方严厉制裁等一系列打击之下，普京个人的支持率还保持在80%左右的高位，这是大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难得的记录。曾有预测，认为重压之下，俄罗斯有可能出现类似于2012年“博洛尼亚”那样的街头抗议风潮。但是，2015年新年长假之后，来自俄国内外的多名著名社会学家济济一堂，探讨时局，得出结论，认为俄罗斯在外部重压之下，可能反而会在俄罗斯国民中强化“要塞心态”，抵制外来干预，拥戴领袖威权。而曾经对于“博洛尼亚事件”做出过精确预测的社会学家德米特里耶夫（Mikhail Dmitriev），这次也预判，认为本次情况不同于2012年那样单纯的国内政治动荡，即使有抗议风潮，也仅仅可能出现在几年之后。(5)在俄罗斯国内认知依然具有相当程度的共识，而无论美国还是德国在叙利亚危机激化之后，还不得不继续保持对俄高压的前提下，开始倾向于与之寻求妥协。早在2015年春天，国务卿克里与助理国务卿纽兰突然飞赴俄罗斯拜访普京，乃是这一趋势的清晰证明。
总之，乌克兰危机、叙利亚危机以来，从俄罗斯、德国与美国三方关系来看，形式上，大体还是延续着21世纪以来的惯性，在德国与俄罗斯一度关系相当对立之后，还是力图逐渐恢复到既有对峙，同时也寻求妥协的状态；另一方面，芥蒂更深的美国虽试图保持高压姿态，逼俄罗斯就范，但“伊斯兰国”突然出现，俄罗斯找准机会对之实行猛烈的空袭，打乱了美国的套路。俄罗斯“以攻为守”的战略迫使美欧不得不重回谈判桌边。
虽然，俄、美、欧三边关系中的各方仍在寻求机会，力图维持既有大国地位和各方的平衡，但叙利亚战争和乌克兰危机的久拖不决表现，已经难以再凭借这一级三边关系结构来为危机找到出路了。严冰下的暗流涌动昭示着未来更大的动荡。
三、三边关系中深层结构的决定性作用
俄、美、欧关系陷于困顿而难有出路，这是有着一系列的深层原因的。
乌克兰危机之后，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乃是克里米亚被收归为俄罗斯之所有，认为这是破坏了冷战后民族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统一。如果一般地说，这的确是当今国际政治不可被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尤其对于新生国家而言，领土主权完整和统一乃是其安全生存、安身立命的根本问题之所在。然而，值得注意的另一方面，在冷战后国际政治环境下，对于民族国家主权和领土统一原则的“破坏”，并非就此一端。曾被西方认为“下不为例”的科索沃宣布脱离塞尔维亚事件，就是这样一个先例。如果国际社会要对克里米亚问题施以重压，那么科索沃问题将何以处置呢？虽然这两者还有若干区别，但是就其所涉原则，并无二致。所以，领土主权完整是必须遵守的国际法原则，但是，克里米亚问题的具体处理，还必须在复杂的“历史经纬”的前提下，通过政治对话，予以妥善解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普京总统曾高度评价中国对于克里米亚问题的官方立场。(6)
在2014年10月17日的瓦尔代论坛上，普京在发表长篇演讲之后，回答《金融时报》记者所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您是否认为乌克兰是一个现实的统一国家？”时的应对，耐人寻味。普京回答说：“乌克兰当然是一个现实的统一国家，但是，这个统一国家的领土形成的历史是长期和复杂的。”(7)普京显然并不否认，作为民族国家基本规范的领土主权完整的重要性，但是他所提出的问题是，就具体国家而言，主权规范的形成乃是一个历史过程。特别是在1991年苏联解体和2014年乌克兰本身发生政变的特殊环境之下，需要关注的是这一类领土变动背景的高度复杂性。
2014年瓦尔代论坛的另一项令人关注的辩论，乃是西方国家尖锐抨击俄罗斯“违反了自己签署的承认乌克兰边界的1994年布达佩斯条约”。而俄罗斯的反击则强调，20世纪90年代初期，西方曾经多次担保，确认对于俄罗斯在原苏联地区的传统影响范围，但北约和欧盟的一再东扩打破了自己的承诺。看来，问题不光在于乌克兰的具体政治边界如何确定，还得回溯到冷战终结时，美苏双方究竟是如何作出承诺的。作为俄方重要政论家，卢基扬诺夫明确提出，不仅是北约东扩，而且曾经确认整个二战后欧洲政治边界的1975年《赫尔辛基条约》，才是更为根本的问题。
俄罗斯与西方间的恩怨不光在于地缘政治空间的博弈，还在于双方是否真正愿意与原来对手之间互相尊重，化干戈为玉帛。2014年瓦尔代论坛上，普京讲到了一段美俄间的往事。他说，2001年，美俄之间因反恐曾出现合作机遇。当时，俄罗斯主动示好，让开中亚战略要地，帮助美国打击恐怖主义势力。但几乎在同时，2002年，美国反而以单边退出美俄《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的谈判来作为回报。普京在大会讲演中明确地表示，美国对于美俄关系的毁坏，就是从2002年单方面撤出《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开始的。由此，可以联想到而后2014年的索契冬奥会。普京注下巨资，本来是满心希望以此来改善西方对于俄罗斯的传统偏见，但是西方领袖的集体抵制，大大挫伤了俄罗斯人的自尊。诚如美国驻苏联的最后一任大使马特洛克，在乌克兰危机发生之后所写的文章中提出的公开批评：正是美国的傲慢，才引起了俄罗斯的反弹。(8)
俄罗斯与西方间关系的症结，还在于一个更深层的问题，那就是文明间抗争所造成的祸患。世界历史发展未必取决于亨廷顿所言的“文明冲突”，但是，文明间抗争有可能导致无序状态。特别当美俄两家都强调其文明特殊性，不光奥巴马言称“美国文化特殊”，普京作为应对，也强调“俄罗斯世界”的独特重要性的时候，世界文明历史进程中的普遍性和独特性之间的均衡，显然就难以达获。
所以，在俄、美、欧三方抗争胶着之际，当人们对于民族国家原则是否能从现实中真正得以体现、对于冷战后国际秩序究竟是否合理、对于文明间关系是否能够相互得到尊重，等等，在所有这些深层次结构性重大问题上都持有互相分歧和对立的立场之时，要寻求和解，就无法单靠三边互动的均衡抵冲这些表层因素来解决问题了。
四、“三位一体”的规范缺失
从根本上说，俄、美、欧三边关系陷于僵局缘起于国际格局和平过渡的历史条件下“三位一体”的规范缺失。当前国际格局所具有的基本特点在于，一方面，历史正在进入冷战后国际格局的第二个阶段，这与1989—1991年冷战终结时最大的不同在于，虽然美国依然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但是其控制国际事务的能力已经发生了根本上的动摇。一个更为多元化、更为多样化、更为多力量中心的世界正在加速出现。而另一方面，冷战的终结并不如此前的威斯特伐利亚、维也纳、凡尔赛、雅尔塔等任何一次国际格局的重大变迁，大体上都是经过大规模战争，分出胜负，然后按照胜利者意志所订立的文本式的国际条约，明确地规定着无论是战败国还是战胜国的利益空间和历史地位。冷战的大体和平终结，使得并没有形成以往这样的总体规范性条约，来明确冷战后各个国际角色的自身定位。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使得人们要解决类似于乌克兰危机的一类冲突，显得难有章法可循。
这里远不是说，既有的国际法的基本准则可以被置之不顾，相反，在当今的纷乱世界之中，国际法起着尤为重要的作用。但是，国际法本身丰富复杂的体系，如何被运用于各种各样的具体场景，这又需要有一定的基础。
每一次国际秩序的更替历史证明，只有当基辛格所说的“合法性与权力的相统一”，也只有当国际国内的合法性、历史与文化认同的合理性、地缘政治的竞争性这三方面得以兼顾的情况之下，类似乌克兰危机、叙利亚危机一类国际冲突，才有可能真正得到解决。这样一种“三位一体”的视角大体上是基于以下的理由。
其一，因为“三位一体”中的每一视角都是具有根本性意义的要素和范畴的构成。所谓“国际国内合法性”的视角，包含从国际法、国内宪政以及一般行为规则出发的规范性的审视，具有可约束性的涵义，强调的是处事的“当然之则”。所谓“历史与文化认同”的视角，则是从历史缘由和来龙去脉的视角，提供一个基于人类多样性和普遍性相交融的原则，作为观察和弄清所有现存现象的道义的、人类学的和社会学的基本前提，重视的是事态渊源的可追溯性，强调的是“因然之则”。所谓“地缘政治”视角，则是从国际政治经济力量实际存在的“自然状态”出发，观察和判断各种力量之间的相互关系起落消长和空间形态配置的自然趋势，包含对合作与竞争意愿的承认与尊重，这里强调的是“自然之则”。
其二，如果单单从“三位一体”的某个单一视角判断，不光难以断定像乌克兰危机这样的复杂国际政治现象，而且，也无从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比如，从合法性视角的观察，尽管有着必要的规范依据，但在危机形势下，连基本事实和证据的提取往往都非常困难，更何况法理和法律运用上的诸多歧义，都会导致争端和冲突的难以解决。所以不能够简单地以某一法律条文来确定复杂的国际事实。又如，从历史和文化认同立场出发的解释虽然具有很强的诠释力，但历史文化状态的复杂性，特别是乌克兰危机所处的极为复杂的结合部文明现象的错综交织，难以对现实的利益和权益关系做出界定。再如，从地缘政治的竞争与合作角度的切入，固然是传统国际政治最为直接和普遍接受的机理和方法，但简单地以权力和利益关系作为判断是非曲直的依据，也未必符合公正和正义。
遗憾的是，在当今和平过渡并加速走向多元、多极、多样的国际趋势之下，俄、美、欧三大主体虽然大体拥有了充分诠释“三位一体”中任何一个原则立场的能力，但却始终难以从非排他性立场取得共识。因此对于乌克兰、叙利亚一类危机的处置，并非没有是非标准，只是无法简单地按照“三位一体”中的某一方面的立场行事。比如，不可能只是按照任何“民主与专制”一类的意识形态标准；也不可能仅仅按照一国的民粹主义要求；更不可能单纯以攻城略地式地缘政治考量为底格。它首先需要的是理性与包容、综合与均衡的立场。
美国欧洲问题专家戴维·卡莱欧曾经强调：美国、欧洲和俄罗斯，这是三足鼎立、各自独立而又互相关联的三大地缘政治板块。这一局面不光是出现于冷战之后，甚至在冷战终结之前，就已经初露端倪。(9)在“三位一体”的原则基础上，从讲究合法性的“当然之则”出发，俄罗斯、欧洲、美国，包括乌克兰，当然是各不相同的受到国际法和国内法保护的政治实体。从强调历史文化渊源的“因然之则”来看，俄、美、欧这三大文明既有共同的起源，但经过千百年的陶冶，已经完全独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具有自己的鲜明特点。从关注地缘政治—经济博弈的“自然之则”而言，俄、美、欧这三家已经不光有着自己独成体系的政治、经济与安全结构，而且对周边区域各自都有着程度不等的主导性影响。俄、美、欧三个地缘政治—经济—文化板块的独立存在，毫无异议。问题在于，如果只是俄、美、欧这三者各自强调自身价值强调的普适性，只是坚持利益的排他性，那么，任何人类经验的积累与教训，都是无济于事的。
在这样的视角下相互组合关系，究竟是冷战后一度被期待的三者俱在但显然是美国担任领导者、俄罗斯作为小兄弟的“北半球民主共同体”应被奉为圭臬？或是“欧俄结盟”，或是欧洲为主、把俄罗斯囊括在内的“大欧洲”才能被各方接受？或是俄罗斯为主、合作欧洲的“大欧亚”（Great Eurasia）可以称雄一方？或是强调中俄联手、合作欧洲的“中部欧亚”（Central Eurasia）才是更具持续性的区域建构？笔者认为，第一，冷战后第一阶段，也即大体上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至21世纪之前这一阶段，如果说“北半球民主共同体”尚有可能存在，那么，现在的局面早已时过境迁。第二，曾经被亨廷顿所预言过的“欧俄结盟”，不光为美国所不容，而且在乌克兰和叙利亚两场危机之后，已经完全不合时宜。此外，如同欧盟很难以一般成员身份那样吸收俄罗斯加入，俄罗斯也难以对此表示接受。至于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大欧洲”概念，虽行之已久，但至多有教化作用，难以按此建章立制。第三，强调中俄联手、联合欧洲的“中部欧亚”概念，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俄之间的紧密伙伴与政治信任关系，在此基础上合作欧洲也并非不能作为前景。但关键在于，如何构想和安置美国在欧亚构架中的地位？
当前俄、美、欧三边关系的问题在于：并不能按照“三位一体”的要求，真正实现当然之则、因然之则、自然之则之间的相互统一。换言之，在合法性、多元文明和地缘竞争这三个向度上难以形成自我制约的互相默契、互相匹配的行动路线和规则构架。因此俄、美、欧三边关系作为一种关系结构，难以成为任何危机的真正制约性构架；也难以在三方之间起码起到均衡持平的作用。于是俄、美、欧三边关系不得不要么诉诸对抗性冲突，要么开始寻求来自外部的更有分量和定力的新的力量角色，来维持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