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俄格冲突到国际金融海啸的“危机政治经济学”
从俄格冲突到国际金融海啸的“危机政治经济学”
2008年8月8日格鲁吉亚和俄罗斯冲突的发生，是冷战后欧亚地区的重大事件。这场冲突不光对2008年下半年以后俄罗斯与西方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透露出国际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的端倪。不久,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突然降临，进一步让人思考这场危机对于当时全球变迁的作用。
把格鲁吉亚与俄罗斯冲突与国际金融危机这两件看似无关的事情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其动因之一是，研究几乎同时发生的政治—安全冲突和经济危机这两个重要过程，有可能为冷战结束以来的“时代”的划分，获得一个更接近于事实的理解。
提出这样一种看法的另一个动因是：无论是格俄冲突还是国际金融危机，都囊括了美国、欧盟、俄罗斯、中国等大国的直接参与或者间接影响。因此，一方面，是几乎所有全球重要角色的介入，另一方面，则是几十年甚或百年未见的格局转换的开始。这两个过程相交织而留下的悬念，足以引发对危机与国际转型相互关系的进一步思索。
一、关于俄格冲突的大体过程
俄格冲突的形势可以分成以下的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2008年8月7日午夜（欧洲时间），格鲁吉亚向在其境内的南奥塞梯首府茨欣瓦利的俄罗斯军营内的维和部队和平民首先发动进攻。当时，格鲁吉亚国内关于是否发起这场战争的问题还有着不同的意见，战争是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一段战事的结果是格军攻入茨欣瓦利，同时造成了当地俄军和大量平民伤亡。据俄罗斯方面的消息，格鲁吉亚的进攻导致了一千多名当地居民和12名俄罗斯维和部队人员的死亡，另外，造成了大量城市建筑的破坏。(75)
第二阶段：在格鲁吉亚发动进攻12小时之后，俄罗斯军队开始大规模反击，不光有俄罗斯58军精锐部队越过边境的主力进攻，而且，还有空中力量全面配合，加上网络战的策应，将格鲁吉亚军队打了个措手不及。虽然，俄军在对抗中也付出了代价，但整个俄军迅速推进，一度相当接近格鲁吉亚的首府第比利斯。
第三阶段：从8月12日始，当任欧盟轮值国主席法国总统萨科齐充当欧盟的调停者。经过艰苦的，但同时也是时间紧凑的谈判，终于使得参与这场冲突的俄格两家达成关于停火的六点协议。而后又有了一个补充性的协定，其内容主要是：放弃使用武力；彻底停止使用军事行动；开展人道主义援助行动；格鲁吉亚军队回到出兵前的常驻地点；俄罗斯军队返回开始军事行动之前的位置，在国际维和机制形成之前，俄罗斯维和部队可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就南奥塞梯和阿布哈泽的未来地位及安全保障途径问题展开国际讨论。最后一条因格鲁吉亚方面的反对改成：举行国际对话以促进地区安全与稳定。从六点协议内容来看，既不如美国总统布什那样谴责俄罗斯是“入侵者”，也不如中国和上海合作组织那样着重于表示“关切”，以及希望俄罗斯在稳定当地局势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六点协议的主要内容，乃是将停火作为最为重要的问题来解决，但不谴责俄罗斯是“入侵者”；同时，实际上同意在冲突之后，俄罗斯军队依然有权留在阿布哈泽和南奥塞梯境内。对于这六点协议的结果虽有争议，但总体上被国际舆论和各相关国家当局所接受。
第四阶段：六点协议签署之后，格鲁吉亚地区的形势并未稳定下来，俄罗斯和美国相互之间仍继续就军事冲突进行争执，并相互以撤销和中止原有合作作为威胁。8月26日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正式宣布承认南奥塞梯和阿布哈泽两国作为主权国家的独立。此举引起了当时西方舆论进一步大规模地猛烈抨击俄罗斯。当时的欧洲主要国家和欧盟代表也相继表态加以谴责，而俄罗斯则坚决加以辩护。美国“麦克福尔”和“达拉斯”两艘巡洋舰以“向格鲁吉亚运送人道主义救援物资”为由停靠在格鲁吉亚的黑海港口。俄罗斯则相应派出包括“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在内的黑海舰队多艘舰船与美军隔海而视，形势一时间显得剑拔弩张。而欧盟在此同时也宣布暂时推迟欧盟与俄罗斯的双边关系框架协定的谈判，以此作为俄格冲突以来，欧盟对俄罗斯的唯一制裁措施。
第五阶段：自9月8日始，法国总统萨科齐、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负责外交与安全事务的高级代表索拉纳先后前往莫斯科和第比利斯，最后在莫斯科达成了一个六点条款的补充协议。内容包括：由欧盟担保格鲁吉亚不会再次对阿布哈泽和南奥塞梯发动军事进攻；俄格两国军队撤回冲突之前驻扎的地区；欧盟军事观察员进驻阿、南两地维和。按照这一协议的规定，俄罗斯军队必须从现在占领地段撤回阿布哈泽和南奥塞梯两地。此后的一周之内，欧盟两百名观察员进入格鲁吉亚冲突地带进行实地观察。
在欧盟的担保之下，俄罗斯和格鲁吉亚之间的冲突形势暂时告一段落，但是从这次冲突中所揭示的问题来看，争执双方以及相关各方的认知差异和实际利益的相互矛盾，却远远没有解决。
二、关于俄罗斯和格鲁吉亚冲突的若干争论意见
俄罗斯和格鲁吉亚冲突发生以来，国际社会关于这场冲突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争论不仅出现在国际媒体上，还表现在国际学术交往中，而且也发生在当时举行的一些重要的国际会议上，比如，在2008年9月初举行的瓦尔代论坛上。争论议题不光涉及俄罗斯和格鲁吉亚、俄罗斯和西方的关系，而且涉及了冷战后国际格局变迁的深层次全局问题。
（一）关于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冲突的原因
一种相当普遍的意见认为：冷战结束以来，欧美国家一直推行着北约东扩和欧盟东扩政策；21世纪以来又发生了以“颜色革命”为名的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和中亚等原苏联地区的在西方影响之下的政治变动；近年来美国又加紧准备在波兰和捷克部署“反导系统”，这一连串的战略推进无疑形成了对于俄罗斯的极大的外部压力。而因格鲁吉亚出兵南奥塞梯地区而引发的这场大规模冲突，不过是上述冷战后一系列客观的地缘政治变化的一个阶段性结果和反映而已。
另一种意见认为，从俄罗斯方面看，苏联解体十多年来的俄罗斯已经基本摆脱了当年的困难局面，特别是借助于国际能源市场的价格抬升，俄罗斯已经开始了一个复苏和增长的新阶段。同时，在普京强人政权的推动之下，国内局势趋于稳定、国际影响力回升，国内民意支持率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地步。在这样的形势之下，俄罗斯希望获得国际尊重的愿望，包括希望拓展国际影响力的吁求远远超过以往的任何时刻，更容不得类似格鲁吉亚那样向俄罗斯在原苏联地区的传统影响力发起挑战。
此外，从客观上看，高加索地区具有特殊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意义。从今后油气管线所体现的能源格局来看，与外高加索地区密切相关的巴-杰石油管线的开通，和同处里海、穿越欧亚的纳布科天然气管线的筹建，将会对欧洲依赖于俄罗斯能源的状况有一个较大幅度的改变。这样一种局面的出现，势必对于未来的俄罗斯和欧洲，及对于俄罗斯与外高加索地区的相互关系产生深远影响。另外，从北约东扩的下一个目标来看，无论是乌克兰还是格鲁吉亚，都将对今后一个时期之内黑海地区的战略力量的重新配置产生重大影响。在当时法国总统萨科齐大力推动下的欧盟“地中海战略”于近期的出台更是表明了，从战略与经济角度来看，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冲突不过是围绕着欧亚纵深地带的地缘政治竞争刚刚拉开序幕而已。因此，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这场冲突所包含的战略含义远远超出俄格双边关系本身。
（二）关于萨卡什维利发兵南奥塞梯和俄罗斯出兵格鲁吉亚的问题
除了以上所说的宏观背景，国际学术界关于所谓“五日战争”的起因问题也有着激烈的争论。
一个复杂的背景是，格鲁吉亚内部长期存在着分离主义的趋势，同时俄罗斯又与格鲁吉亚内部局势的历史发展过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历史上看，格鲁吉亚境内的阿布哈泽和南奥塞梯等地，在当年苏联成立的时候，要早于格鲁吉亚建立苏维埃政权；而在苏联解体的时候，要早于苏联解体而宣布退出格鲁吉亚。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他们迄今从未承认自己是从属于格鲁吉亚的一部分，因而，也从不承认格鲁吉亚的统一，从来只承认自己是一个独立国家。而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曾经多次受邀参与斡旋解决格鲁吉亚内部的分离和独立的问题，并在当时的情况之下，按照1994年5月14日独联体的有关协议在格鲁吉亚境内留有军事基地。
2004年，在所谓“颜色革命”的背景之下，萨卡什维利执政之后，大幅度改变了在其前任谢瓦尔德纳泽执政期间与俄罗斯就格鲁吉亚的地区问题保持协调和磋商的传统做法。于是，本来就异常复杂的分离问题立即尖锐起来。格鲁吉亚指责俄罗斯是南奥塞梯、阿布哈泽等内部分离问题的外部政治背景，而俄罗斯则批评格鲁吉亚是车臣等地的恐怖分子以及震惊世界的“别斯兰事件”中恐怖活动的主要来源地。2008年8月7日夜，格鲁吉亚政府军以南奥塞梯军队违反停火规定袭击格鲁吉亚村落为由，起兵攻击南奥塞梯，并占领南奥塞梯首府茨欣瓦利。而俄罗斯方面在静观了12个小时以后迅速出手反击。冲突双方迄今关于这场冲突起初阶段的军事行动合法性问题争执不下，但是有关的一些争论内容还是相当值得注意：一个相当令人玩味的情况是，8月12日，在与俄格双方成功调停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当有记者问到，所签署的“六点协议”中为何一点都不提及格鲁吉亚是一个主权统一的国家之时，欧盟轮值主席、法国总统萨科齐巧妙地回答道：从未否认格鲁吉亚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但此行专程为了解决冲突问题，其他问题容后讨论；而梅德韦杰夫总统对于类似问题的回答则更加令人注目：他说，承认格鲁吉亚是一个主权统一国家，但是，作为主权国家，不排除其领土完整情况从来是有着各式各样的复杂状况。(76)从两位政治家的回答中，人们可以看到，萨科齐是把解决冲突问题和国家主权相分割，而梅德韦杰夫是把主权国家问题本身和主权国家的领土完整状况问题加以区分，从而揭示了格鲁吉亚问题本身所存在的复杂状况。
换言之，格鲁吉亚出兵的理由是实现国家的主权统一，而俄罗斯出兵回击的理由，则是在地处格鲁吉亚内部的、不承认格鲁吉亚为主权国家，并且已经宣布独立的一个地区里来捍卫持有俄罗斯护照居民和俄罗斯的合法维和部队士兵的安全，其所基于的理由也是国家主权与国际法。可见，在国际法本身尚无法对于上述情况作出完全适用的解释之前，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冲突本身的复杂程度，要远远超过从当时各方政治需要出发所提出的一般批评。
包括俄罗斯出兵格鲁吉亚是否合乎国内法的问题，也有着激烈的争论。而且，这样的相反观点并非绝对以俄罗斯和西方人员为界限的。也即，一方面，俄罗斯人中也有批评战争的“非法”，比如，俄罗斯右翼联盟的自由派新领导人、原来是国际象棋大师的卡斯帕洛夫，公开批评俄罗斯出兵格鲁吉亚是违反宪法，认为此番出兵仅仅是国家武装部队最高领导人的决定，而没有征得国会同意；而按照当时刚刚“转岗”的普京总理和梅德韦杰夫总统的表态，这次俄罗斯出兵“绝对是作为国家最高统帅的梅德韦杰夫的独自决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俄罗斯方面出兵的决策背景。但是，另一方面，在格俄冲突中对于俄罗斯寄予了同情的专家，也不仅仅是俄罗斯人，比如，德国著名学者亚历山大·拉尔认为：美国出兵伊拉克时，美国总统也没有征得国会的同意，而不过是事后追认通过。因此，也不必过于指责俄罗斯出兵格鲁吉亚就是违宪。可见这场争论所涉及的广泛程度。
（三）关于所谓“适度反应”问题
与当时西方媒体上几乎以压倒性舆论的压力来批评俄罗斯的情况正好相反，那就是在比较知情的国际学术界的讨论中，学者对于格鲁吉亚率先出兵攻打南奥塞梯的首府，给予了尖锐的批评。包括美国学者在内的许多西方学者都批评是格方——首先是格鲁吉亚总统萨卡什维利本人挑起了战争祸患。美国哈佛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蒂莫西·科尔顿（Timothy Colton）在瓦尔代论坛上公开表示，格鲁吉亚率先出兵这是百分之百的错误。实际上，连美国驻俄罗斯大使也早在冲突发生之后，就在公开的场合明确地表示，格鲁吉亚错误地发动了这一场战争，美国一直在劝说格鲁吉亚放弃这次冒险，直至开战之前的最后一刻。对于俄罗斯的批评意见，则是俄罗斯对于格鲁吉亚局势所做“反应过度”。然而，对于这一批评，当时普京一点不留面子地给予了尖锐的回击。瓦尔代论坛上普京情绪颇为激动地说：“什么叫作‘均衡反应’，难道俄罗斯公民遭受到了大规模的屠杀，我们可以按兵不动？我们今天不还手，那就意味着今后要挨更多的打击和惩罚。”(77)
（四）关于俄罗斯承认南奥塞梯和阿布哈泽独立的法理问题
8月26日梅德韦杰夫总统宣布正式承认南奥塞梯和阿布哈泽独立之后，国际舆论激起了更大的反响。连起先一直主张与俄罗斯磋商协调的欧盟国家也开始用强烈的语言谴责俄罗斯。但是，俄罗斯方面却反唇相讥，提出俄罗斯只不过是在按照“欧洲的逻辑”行事，也即，为什么欧盟和美国能够支持科索沃从塞尔维亚独立，俄罗斯就不能承认南奥塞梯和阿布哈泽从格鲁吉亚独立。
事实上，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科索沃的独立并不具有充分的法理支撑。当联合国秘书长特使阿赫蒂萨里在起草“秘书长特使关于科索沃未来地位的报告”时，所强调的只是“科索沃不可能重新加入塞尔维亚”，“继续实行国际管理无法维持”等非法律方面的理由，而始终回避使用“人民自决权”这一原则。实际上，当今条件之下，历来使用“人民自决权”来论证少数民族独立合法性的传统做法已经面临巨大的挑战，包括西方学者在论证科索沃独立的合法性时也大都强调的只是科索沃的特殊性，强调其“不可比拟性”，旨在避免类似的悲剧重演。(78)笔者与欧盟高官的接触中所获得的印象是，欧盟专家在解释科索沃独立问题的立场时，也主要是引用其客观形势的紧迫性和这一案例的不可重复性。
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也有一些学者开始反思俄罗斯在承认南奥塞梯和阿布哈泽独立的问题上的立场。比如，亚历山大·卢金在《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2008年第4期上发文公开表示：“匆忙地正式承认阿布哈泽和南奥塞梯未必会增强俄罗斯的声望。既然，这个局面无法改变，那就需要说明，拒绝承认格鲁吉亚的领土完整是个特殊情况，它是由格鲁吉亚不加掩饰的民族主义和反俄政策造成的。”(79)
可见,无论是哪一方面都对于援引“人民自决权”原则持有谨慎态度。同时如果都是以援引科索沃独立这样的个案，来推理同样地承认格鲁吉亚的阿布哈泽和南奥塞梯这两块飞地的合法性，还只是一种“以牙还牙”的做法。这样可以彰显各方所持立场，也显示实力，但同样也会冒加深危机的风险。
三、俄罗斯政治家对于俄格冲突及国际局势的认知
从俄罗斯方面来看，不光是普京总理，还是梅德韦杰夫总统都在俄罗斯和格鲁吉亚危机时期较为充分地表达了他们既作为个人，同时也作为政治家的对于国际政治问题的认知和理解，而且其中还包含着不少俄罗斯人根据事态变化所提出的新的概念，这些新的提法和概念的出现，显然便于理解俄罗斯对于当时国际形势的看法。
（一）俄罗斯领导人对于俄格冲突的直接反应
无论是普京总理还是梅德韦杰夫总统在这次格俄冲突中都发表了大量演说，与来自国外的高层专家学者和媒体人士，包括政府首脑进行了广泛的沟通，在这些交往中较为充分地表达了俄罗斯方面的政治意愿，使得人们有机会能够比较清晰地了解危机期间俄罗斯方面的决策背景。这样的决策背景不光包含着俄罗斯政治领导人物的政治意志、决策的国内支持程度，也包括着俄罗斯与西方政治精英交往时的行为方式，以及他们对于复杂事态的理解和判断程度。
第一，对于格鲁吉亚方面的率先动武，俄罗斯政治领袖表达了毫不留情的坚决谴责。从这一点看，俄罗斯方面的反应实际上与西方，包括与美国方面的事后表态没有原则性的分歧（连美国驻格鲁吉亚大使都批评萨卡什维利的冒失动武）。
第二，梅普两位对于以下状况的发生表示异常愤慨：也即最初俄罗斯方面在南奥塞梯挨打时，国际媒体几乎很少反应，而对于而后在俄罗斯采取反击手段时，西方媒体却大肆攻击俄罗斯，梅普两位认为西方媒体的有欠公平，令俄罗斯无法接受。在格鲁吉亚危机时期西方媒体的这一状况，的确是相当集中地体现了西方的媒体在类似国际事件报道中较为普遍的偏颇。
第三，梅普两人毫不掩饰地表达出他们对于格鲁吉亚总统萨卡什维利的不满，认为唯有格鲁吉亚领导人更替才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
第四，梅普两位领导人还透露出在北京奥运会期间曾经与美国领导人密切磋商而毫无结果的信息。在过去的8年中，普京和布什所建立起来的个人政治信任在这场俄格冲突之中，看来几乎已经被消耗殆尽。
第五，梅普两人的政治决策的逻辑也十分清晰，特别是在承认南奥塞梯和阿布哈泽独立的问题上，他们公开质问：为什么科索沃可以得到西方国家的承认，而几乎同样情况的阿布哈泽和南奥塞梯的独立，却不能够得到俄罗斯的支持。
最后，这两位俄罗斯政治领导人在危机阶段所表现出来的一个鲜明个性，便是毫不犹豫地承担政治责任。普京公开说，梅德韦杰夫总统是一个非常有教养、与人为善的领导人，是一个好小伙子，但是，西方要逼得他在就任之初，就不得不下决心坚决地在南奥塞梯问题上表示自己的态度。当然，他说，出兵格鲁吉亚的命令是梅德韦杰夫总统一个人的决定，他本人并没有提出过任何建议。梅德韦杰夫也一改平时被认为是“谦谦君子”的姿态，在诸多公众场合坚定地表示，如果，没他作为三军最高统帅的命令，没有一辆坦克，也没有一架飞机能够飞出国境去。从梅德韦杰夫和普京的表达中，不光是要通过南奥塞梯冲突，明显地突出梅德韦杰夫的独立决策地位，而且，也是表达了俄罗斯在这场危机中的强硬态度：一旦政治领袖的个人声誉已经和时局放到了一起，那么，可以想象出这样的政治事件在政治领导人心目中已经具有非同一般的重要地位。
（二）关于俄格冲突事件的意义
总的来说，俄罗斯政治精英对于8月8日这一天所发生的冲突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关注。按照梅德韦杰夫和普京几乎一致的看法，如同“9·11”事件一样，“8·8事件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俄罗斯”。对于这一提法的内涵，普京和梅德韦杰夫从多个角度进行阐述：
其一，俄罗斯方面认为，事实证明，单极世界根本应付不了当前世界所发生的各种危机，包括今天格鲁吉亚与俄罗斯之间的冲突，所以，这个单极世界已经没有了出路。
其二，格俄冲突表明：恰恰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国际和欧洲的安全结构中也没有俄罗斯的位置。而鉴于俄罗斯的大国地位，特别是由于俄罗斯已经不再是90年代的俄罗斯，国力已经大大地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是指金融危机之前），因此，俄罗斯想要公开地宣布实现自己的大国利益。
其三，俄罗斯宣示实现自己的大国利益的一个核心概念，那就是梅德韦杰夫总统在8月13日瓦尔代论坛上公开宣布俄罗斯有着自己的“专属势力范围”。梅德韦杰夫在回答哪些是俄罗斯利益区域的问题时，明确地表达，凡是俄罗斯存在着传统友好关系和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传统双边和多边利益的地区，都是俄罗斯特别关注的地区。(80)
（三）关于“新冷战”问题
关于南奥塞梯冲突是否意味着冷战形势已经到来的问题，曾在国际学术论坛和媒体上引起激烈争论。近几个月来，俄罗斯国防与外交委员会主席谢尔盖·卡拉加诺夫和俄罗斯政治基金会主席维尼科诺夫等人提出，南奥塞梯冲突已经根本改变了世界，西方正在形成对于俄罗斯的新的遏制；作为反应，俄罗斯对外政策从来没有这样以强硬理由，力陈“新冷战的形势已经到来”的观点。西方学者中也不乏有人出自各种不同的理由，强调“新冷战”局势已然出现。这里既有像波波·罗这样的学者从揭示全球化进程掩盖着新的国际对抗的现象这一角度出发，认为现在是有人口是心非地利用全球化的机遇，企图以新的地缘政治竞争，唯图一己之私利，并指出这已经形成当今国际格局中的国与国之间普遍恶性竞争的局面；(81)也有像罗伯特·卡根这样的新保守主义派别的学者，以8月8日那一天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和俄罗斯反击格鲁吉亚挑衅这两件大事为由，预言出现了“新冷战”的局面。
所幸的是，在此激烈论战的局面下，多数舆论都不同意目前已经面临着冷战形势的观点，包括在瓦尔代论坛上，如“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主编卢基扬诺夫公开反对，并提出：通常意义上的冷战，并不可能卷土重来；目前冲突形势中的军事政策只是总体形势中的一部分。相当多的学者认为，虽然，新的地缘政治形势已经出现，但这不等于集团军事对抗，而集团对抗才是冷战最主要的标志。虽然，国际关系非意识形态化的主张受到了新保守主义、民族主义的挑战，但是，一定程度上，非意识形态化的潮流看来依然是主要的方面。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普京和梅德韦杰夫都在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冲突中坚决地表达了强硬的立场，但是，他们两人一致地认为，作为冷战标志的集团对抗性现象并没有出现，也不存在意识形态的对抗性状态，尤其是今天的俄罗斯已经不是当年的苏联，所以，冷战并不可能重新出现。同时，梅德韦杰夫强调（在这一点上与普京非常近似，在2007年的瓦尔代论坛上，普京开宗明义讲的第一句话就是，任何国家的对外政策首先就是为了本国利益服务），任何国家的对外政策首先是服务于国内政治目标。从这个角度出发，两位俄罗斯领导人均强调了俄罗斯国内还有太多的事情要做，比如，发展经济、反腐败、提高出生率、实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目标、发展金融和基金市场，等等，因此，根本没有理由再对“新的冷战”感兴趣。
从俄罗斯政治领导人对这场冲突的直接态度，以及在此前后所表达的关于当前若干重大问题的理论观点来看，显然，俄罗斯领导人虽然具有在更大规模上参与全球事务的抱负，如绝对无法容忍格鲁吉亚的先发制人，也不满意于西方依然将已经表现出合作意愿的俄罗斯拒之门外的态度，坚决地回击来自格鲁吉亚方面的挑战，但是，从总的意向来看，他们并不打算将一场俄格危机，立即转化成为东西方之间的全面对抗。俄罗斯领导人向国际社会所释放出信息的含义是俄罗斯不准备再做退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立场的不可妥协。在危机中，俄罗斯所表现出来的前所未有的强硬姿态，至多意味着这是俄罗斯对外战略中的以攻为守的一种新的立场和态度。
四、欧盟与美国对于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冲突的态度
非常耐人寻味的是欧盟与美国在俄格冲突中的态度。就美国而言，从冲突还没发生的那一刻起就表现出“骑墙”态度。多年以来，美国一方面坚决地支持格鲁吉亚加入北约，支持格鲁吉亚在一系列问题上向俄罗斯叫板，但另一方面，根据美国驻俄罗斯大使的透露，直到战争发生前的最后一刻，美国一直在劝阻格鲁吉亚不要轻举妄动，但是，格鲁吉亚坚持不听从美国的劝告。直到危机发展到俄罗斯承认南奥塞梯和阿布哈泽、而美国副总统切尼和国务卿赖斯均前往格鲁吉亚以示支持的时刻，美国仍然一直避免采取强硬制裁手段对付俄罗斯。即使是两位美国总统候选人的表态，大体上也没有超出这一立场。
欧盟国家的态度更是耐人寻味。
从法国来看，为何萨科齐积极出面调停，首先因为法国总统是欧盟轮值国主席，必得有所举动；其次，鉴于萨科齐本人给人的印象是亲美派，远比希拉克更容易在对美关系上与美国拉开距离；在此同时，萨科齐是一个在对俄政策方面立场强硬的政治人物，他对俄格冲突进行调解，反倒可能获得意外效果。加上当时法国总统国内国际形象有待提升，他本人急于要在国际事务中有所作为，格俄冲突就成了他最好的舞台；此外，俄罗斯及时接盘、聪明应对，以及传统的法俄关系，包括萨科齐在处理这次突发事件中所采取的务实态度，都在这次调停成功中起了作用。
至于德国在这次俄格冲突中的表现尤为耐人寻味。德国国内外形势变化很快。
首先是当时的多数民意支持与俄罗斯维持良好关系，还有多数民意认为，这次错在格鲁吉亚，是萨卡什维利首先越过了红线。据德国学者的判断，甚至相当部分的德国民众认为俄罗斯对于格鲁吉亚的反击是有道理的，所以，默克尔不得不考虑民意向背。其次，虽然默克尔本人承受了来自美国方面非常大的压力，要求德国强硬谴责俄罗斯在格鲁吉亚危机上的态度。但是，冷战结束以来，德国国民意识中一个非常强烈的意识是希望成为一个“道义国家”，因此，要求就国际问题自主发表意见，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默克尔仅在一些无关紧要的场合说了一些强硬的话，大体上基本不按美国人的调子发言。当然，德国在施罗德时期的遗产，包括与俄罗斯的能源合作，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德国不得不采取与俄罗斯的合作态度。
法德的态度，再加上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在传统上就与俄罗斯比较接近，所以，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俄罗斯在欧洲的说客还真是大有人在。
至于英国的态度，据前英国驻俄罗斯大使莱因的说法,戈登·布朗只想在外交上改变布莱尔时期的政策，但是自己又拿不出多少像样的主张，外交部长又甚为年轻，并没有与俄罗斯打交道的经验，所以使得英国与俄罗斯双边关系的形势越来越激化。同时，布朗执政以来的经济形势每况愈下，甚至达到50年来最糟糕的状况，而布朗本人还想采用新工党的激进治国方法，使得布朗的民意支持率极低，这些因素造成了英国虽有心但无力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的状况。
波罗的海和中东欧等与俄罗斯关系敏感的国家，虽然牵制着欧洲与俄罗斯妥协和改善关系，但是，中东欧国家内部还是有着不同的声音。比如，虽然一般认为，中东欧国家，特别是波兰有着较强的反俄情绪，但事实也非全然如此。前波兰副总理科沃德克认为，在金融危机之后，俄罗斯依然会在欧洲地区的政治经济事务中发挥重要影响。因此，美国以为“只要削弱俄罗斯，西方就会强大”的思维是短视的。相反，科沃德克提出，应该帮助俄罗斯在新的世界划分中获得应有的地位，这也符合欧洲利益。他希望波兰能够与俄罗斯保持睦邻关系，这符合波兰的国家利益。(82)可见，欧盟内部的复杂态势使其对俄战略决策的力度不能不大打折扣。
总之，在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紧张的大背景下，欧盟与美国在处理格鲁吉亚与俄罗斯危机问题上的明显不同态度，为俄罗斯今后外交上的施展留下了一个可观的空间。
五、金融危机下的俄罗斯与西方关系
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冲突不光对于俄罗斯的内部和外部发展都具有重大影响，使得欧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呈现出更加复杂的态势。从中短期趋势来看，俄罗斯与西方的相互关系将是此后一个阶段作用于欧亚地区、乃至于整个国际格局走势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关于俄罗斯的国内走向
从梅德韦杰夫当选总统以后的一个阶段来看，特别是在俄格冲突过程中可以发现，梅普合作相当默契。一方面，这是长期密切的个人关系积累所致，再加上双方具有相同的治国理念,当然也是得力于普京的继续大力支持。虽然，如前文所指出，关于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冲突过程中的所有各方立场并非没有一点争论，但是必须承认，无论是普京还是梅德韦杰夫的态度，都得到了俄罗斯国内民意的多数支持。俄罗斯这一阶段的媒体评论认为，有“两个头”要比“一个头”好(83)，这反映了国内民众对于“双头政治”的肯定。根据2008年9月19日公布的列瓦达分析中心的报告，83%的民众肯定了梅德韦杰夫总统的施政表现。这一数据远远高于民众对他在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冲突之前的施政表现。普京和梅德韦杰夫两人不光在国家政务的分工方面能够有一定的回旋余地，“总理主内、总统主外”的宪政格局使得两人能够既保持统一声音，同时又能够有所侧重地专注于国家的内外事务。而且，需要的时候，甚至普京和梅德韦杰夫两人还能够分别在政治意识形态上有所侧重，以“一左一右”的方式推行“俄罗斯式的民主政治”。总的来说，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冲突不光没有削弱，相反是加强了普京路线的政治稳定度。从一个长时期来看，甚至可以在修正版的“主权民主”理论指导下有限度地出现政治松弛和与西方关系的再调整。
（二）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对于俄罗斯的影响
与政治情况相比，金融危机的发生猛烈地冲击了俄罗斯既定国家发展目标的实现。一段时间内油价的持续下跌、资金的迅速外流、卢布的贬值、大量累积的债务，以及在此情况之下俄罗斯公司面临的尖锐挑战。用副总理库德林的话来说，2009年俄罗斯将面临非常严峻的形势。
在这场危机之前，俄罗斯政治精英对于俄罗斯经济发展有着很明确的思路。其一，普京一再表示，俄罗斯不愿意做超级能源大国。可见，普京对于过度依赖自然资源并不利于市场发展的定则是了然于胸的；其二，俄罗斯国家精英的几乎一致立场是下决心发展高新技术、金融服务，同时也发展俄罗斯领先的若干传统部门，包括军事工业、航天技术等，以此来引领整个经济的发展；其三，俄罗斯非常愿意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来实现与世界经济的接轨，但是，俄罗斯也恪守利益原则，不会在国家核心产业发展的问题上过分让步；同时，俄罗斯的外向型经济战略面向东方和西方这两个向度，力求通过东西方之间的博弈和平衡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然而，2008年春暖花开之际，即俄罗斯的油气产业部门面临着前所未见的大好形势之时，越来越多地听到来自俄罗斯政要的声音：凭借俄罗斯当时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头，以及自从1998年以来卢布的坚挺态势，要扩大卢布的运行范围，包括梅德韦杰夫本人提出：“俄罗斯要成为国际金融的一个中心。”
金融危机的突如其来，使得俄罗斯面临一个措手不及的局面。但是，经过一段时间思考，俄罗斯态度有所改变。在梅德韦杰夫总统的主持下，推出了《俄罗斯联邦面向2020年的国家安全战略》。在这一重要文件中，俄罗斯依然坚定地重申在未来中期时段以内使国家成为世界五大经济体之一，并且将经济与社会安全标准放到了首位。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公开承认了，在未来的长时期中难以改变以能源为主的经济结构，尤其，也第一次公开表示将利用能源来增加政治影响力。但是转折出现了，梅德韦杰夫在2009年5月6日接见世界编程大赛冠军时坦率地承认：“老实说，到目前为止，我们在俄罗斯建立现代信息社会和发展创新经济的所有尝试都不怎么成功”，其中也包括对于俄罗斯要建成未来国际金融中心的许诺。
上述的表达，可以看作俄罗斯政治精英对于自身实力与状态，以及未来计划实现目标的一个尚属认真的反思。这样的反思实际上已经通过俄罗斯一系列的内外部署而逐渐得以体现，其中包括俄罗斯一连串的紧急救市计划，也包括对外经济中的一连串安排。
金融危机的发生不光使得俄罗斯必须集中精力首先解决国内经济所面临的巨大挑战，而且，俄罗斯国内已经出现了调整对外战略的呼声。在对外事务的首选方向方面，就像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所提出来的：金融危机波及了俄罗斯，表明了俄罗斯的经济能力和地缘政治能力的有限性，这场危机迫使俄罗斯不得不将精力和资源集中于欧亚政策和与欧洲的关系。(84)因此，有效地控制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冲突的升级，适当地调整与格鲁吉亚的关系，成为当时俄罗斯外交之首选。与此同时，在欧洲事务的层面上，总统梅德韦杰夫提出了就欧洲安全结构和西方进行对话的倡议，这一层面的对话构想既包括俄罗斯与北约、俄罗斯与欧洲安全合作组织重启谈判的完整构想，同时也包含着与一系列地区重要国家，包括欧盟国家、伊朗等方面进行合作与对话的安排，旨在从欧洲取得搞活外交的突破口。最后，利用金融危机的机会。俄罗斯也不放弃寻求机会，表达其大国理念、展示其大国影响。比如，普京总理在2009年2月在达沃斯论坛上对于金融大国所提出的批评，还有梅德韦杰夫总统在2009年4月二十国峰会上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几乎是共同提出的关于建立超主权货币的未来构想。
（三）俄格冲突与金融危机交织下的俄罗斯与西方关系
冲突之后俄罗斯与西方的相互关系走向，取决于对于这场冲突本身的认识。
关于俄格冲突是否具有如同“9·11”事件对于美国，乃至于对于世界格局而言的那种影响？还是仅仅是一场单纯的地区性冲突，从目前看，这还是各方意见不一的一个争论问题。
这里涉及的第一个问题是：“五日战争”是否导致了一场全局性的国际地缘政治变化。一种意见认为这场冲突还算不上是一场全局性的变动，因为从冲突所发生的地域及其影响来看，主要还是发生在俄罗斯以西的欧洲地区或欧亚地区，还没有引起全局性的波动。但是另一种意见认为：这场冲突实际上已经波及了主要超级大国美国、最大的经济体欧盟，以及最大的转型国家俄罗斯等世界级的大国。而且，冲突所涉及的内容主要是大国关系在今后如何走向的问题，因此具有全局性的意义，不过这种全局性的影响因为金融危机的发生而被转移了视线而已。
安琪拉·斯登特总结道：
这场战争中，各方并非都毫无损失。人们认为，格鲁吉亚是不计后果地挑起了这场战争；俄罗斯是过度地使用了武力来进行反击；欧洲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漠不关心，直到事后才让萨科齐迅速行动起来；而美国呢，虽然口头上支持格鲁吉亚的领域完整，却未能阻止这个盟国发动进攻，并且在战争爆发之后又退缩到了一边。所以，这场战争中并没有什么赢家。但是，通过这场战争，俄罗斯划定了一条红线，而西方国家显然也理解了这条底线。南高加索地区的国家，则从这场战争中各自吸取到了教训；一旦想起这场战争，此种教训便会提醒它们：它们位于何处；在这个地区，究竟是哪个国家拥有强大的实力。无论小布什会怎样评价自己的“自由议程”计划，欧洲—大西洋安全框架一体化的进程，似乎都会在苏联的边界地区止下步来。
2008年8月爆发的这场“2008年俄格战争”，毁掉了普京与小布什关于重启两国关系的措施中所遗留下来的一切，使得华盛顿与莫斯科之间的关系降到了自苏联解体以来的最低点。战争也破坏了莫斯科与第比利斯之间的官方联系，使得格鲁吉亚依然是华盛顿与莫斯科之间最容易产生争执的问题之一。我们可能会在很长时间内都无法彻底了解此次战争的起源，而交战双方对于战争起源的说明，也仍会大相径庭。但是，在停火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此战在美国、欧洲、俄罗斯三者关系中留下的后遗症却依然存在。此战极大地震动了欧洲各国，因为它们曾经都希望，南斯拉夫冲突会是自己身边发生的最后一场战争。此战还突出了大西洋两岸国家在如何对待俄罗斯格鲁吉亚这一问题上的分歧，而这一分歧，在布加勒斯特峰会上就已经表现出来了。(85)
逻辑上说，的确俄罗斯在金融危机来临之后已经调整了对外战略部署，其中包括发出与欧洲以及与美国进行对话和解的呼声。俄罗斯不光就欧洲安全框架问题已经恢复了与欧洲的对话，而且，与北约的接触也已经正式恢复。事实上，通过俄罗斯向阿富汗地区运送物资的通道始终在保持运行。但是，俄罗斯始终没有放弃在拉美地区加紧外交活动，以及梅德韦杰夫在奥巴马声明当选的当天宣布，要在加里宁格勒部署导弹的行动。从这些行动来看，俄罗斯当时的基调是：一方面，仍借机向西方显示强硬姿态，延续俄格冲突阶段的高调，以显示保护俄罗斯周边地区核心利益的决心；另一方面，调整现有外交部署以应对金融危机的挑战，不过度反应引起总体紧张局势。总体上看，目前俄罗斯的战略特点还是“以攻为守”，同时加上“适度调整”。
俄罗斯的这种调整是与目前出现在格鲁吉亚、欧洲以及美国的动向大体吻合的。
冲突之后的格鲁吉亚已经大幅度地撤换了在冲突期间几乎所有的重要官员，包括原有的国防部长、外交部长以及国家安全会议秘书。新任命的外交部长瓦沙泽虽是前任的副手，但他毕业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是80年代曾在苏联外交部供职的格俄双重国籍拥有者。俄罗斯方面虽然不会认为瓦沙泽是“朋友”，但是显然认为能够和此人一起工作。相应地，一向主张改善与俄罗斯关系的前格鲁吉亚驻俄罗斯大使阿巴什泽，曾经多次批评现政权与俄罗斯的冲突，也被正式任命为格鲁吉亚的文化部长。这两个重要人物的出现，标志着俄罗斯和格鲁吉亚的关系有可能得到改善。甚至连俄罗斯国家杜马外交委员会主席康斯坦丁·科萨切夫都发表了看法：2009年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关系有可能得到改善。(86)
然而，之所以说当时的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关系还只是存在着改善的“可能”，是因为无论是俄罗斯还是美国的外交战略的长远定势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印证这样一种判断的重要标志是2009年1月9日，美国与格鲁吉亚正式签署“美国与格鲁吉亚伙伴关系宪章”。即将卸任的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毫不退让地在“宪章”的签署仪式上宣布：格鲁吉亚是美国非常重要的伙伴、价值观念一致的伙伴；美国将支持格鲁吉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格鲁吉亚在欧洲—大西洋地区施展抱负，支持格鲁吉亚与欧洲—大西洋机构的一体化；同时，格鲁吉亚加入北约的速度将取决于格鲁吉亚自己的意愿和格鲁吉亚达到北约标准的能力。还有十一天即将离任的该届政府，却要签署这样的一个重要而敏感的外交条约，显然是要显示美国并不甘心在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冲突中暂处下风，而且也意在对于奥巴马接任这一地区事务的立场产生重要的制约。
处于金融危机之中的欧美国家并不会急于就这一欧亚地区的纵深地带事务作出仓促的战略安排，但是，打下一个类似于“美国与格鲁吉亚伙伴关系的宪章”的楔子，显然旨在为未来的进一步复杂多变的竞争作好铺垫。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调整与俄罗斯的关系本来就未必有太多的空间。
当时，对外高加索地区可能的前景有以下几种判断：
其一，外高加索地区的中立化。这种前景所需要具备的条件包括：俄罗斯经济政治的基本稳定，西方对于格鲁吉亚采取冷淡或排斥态度，格鲁吉亚等国本身接受中立化的状态。但从一个较长的时期看，已经不具备这种前景的可能性。
其二，外高加索地区的进一步西方化。其必要前提是美国大选后的新领导人表现出强有力的支持格鲁吉亚的决心，西方（特别是欧盟）一致同意进一步推动格鲁吉亚等国加入北约的步伐；而俄罗斯强硬对抗的决心被动摇。当时，这样的态势也不太可能，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对于西方各国产生巨大压力的背景之下。
其三，较长时间之内，外高加索的形势处于不稳定状态，乃至于出现阵发性的动荡，俄罗斯与西方势力在该地区处于拉锯状态。这是当时各方估计最可能出现的一种态势。其根据是，在瓦尔代论坛上有不少专家私下表示，当时作出判断的信息远不充分，各方还在相互摸底的过程当中；包括当时的南奥塞梯冲突，实际上不过是背后更大的乌克兰危机的预演而已，2017年俄罗斯黑海舰队塞瓦斯托波尔军港租期届满，围绕着这一问题的冲突与协调日后势必浮上水面；西方虽然内部分化速度加快，又身陷经济危机，但事关战略大局不可能不作最大的竞争努力；而俄罗斯虽然实力依然有诸多限制，但是恢复大国地位的决心，以及多年来所累积起来的实力增长将会推动俄罗斯在欧亚地区的战略竞争中不甘示弱。特别是，危机以来的国际能源形势一波三折，包括若干年来世界能源价格的持续攀升，这又为俄罗斯的经济反弹注入生机。所以，此后一个时期中，俄罗斯和西方各国相互以进攻性的姿态进行试探，同时，以较为有弹性的立场回旋应对，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持续地处于低度紧张、同时存在着间歇性的危机迸发状态。这样的一种国际政治态势实际上已经成为国际金融危机整个过程的一道佐餐，与危机形势相伴始终。(https://www.daowen.com)
六、俄格冲突中的“危机国际政治经济学”
如果说，一般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侧重于对较为稳定状态下的国际主体环境的互动，那么，危机条件下的这种互动则表现出更为具体的动态性，在深层次上有更多因素参与，并具有更不确定的前景等特性。
第一，无论是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武装冲突、还是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都是同时作用于国际进程的关键因素，两者内在联系、不可偏废。一方面，俄格冲突激发着俄罗斯的大国抱负，即便是实力有限，却依然表现出不光是要维护原苏联地区的传统影响能力，而且准备冲击国际体系中的不合理部分。从另一方面看，国际金融的冲击严重地限制了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行动能力，而使得欧亚地区与俄罗斯对峙的局势不得不苟且于现状，甚至于准备作出让步。这两种因素的并存，使得军事冲突和金融危机相互借重又相互制约。
以上的发展态势来源于两个从学理角度的判断：首先，谁掌握有一种稳定的国际货币，谁就掌握了当今的国际货币体系；而谁掌握了当今国际货币体系，谁就掌握了整个世界——这样的三段式分析依然具有实际效用，美国依然是2008年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然而，两场危机进一步表明：任何一种经济秩序的稳定和重构，都有赖于大国间的政治与战略合作；谁能在这种合作中有合宜主动的表现，谁就能具有更大的实际影响力。以此来看，金融危机下的欧美无力自保，无暇力挺格鲁吉亚；尤其是以法德为代表的“老欧洲”，在2008年年初欧洲安全峰会上，抵制格鲁吉亚、乌克兰加入北约。危机局势下，欧洲以基本中立的立场，调解冲突；而俄罗斯即使在危机条件下，仍不放弃与欧美有限的合作。这使得三方有惊无险地渡过了这场危机。这就是“危机政治经济学”下的基本局面。
第二，当时的危机格局下，既有国内政治经济体制的转型，同时也出现了国际政治经济，乃至国际安全体制的转型。这两种不同的转型进程互相发生着有机的联系：也即，由不同的内部体制转型所激发和外溢的能量，要有相应的国际体制加以重新安置和协调其利益与功能。反过来，地区冲突如能得到控制，那么也会反向引导国际体制的良性转型。
于是，就至少出现了这样的三种主张：
第一种主张，类似于2006年伊肯伯里主导的“普林斯顿报告”（即《铸造法治之下的自由世界：21世纪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所提出的意见，认为当前的国际体制基本上能够容纳，或者，经过一定的调整，能够吸收转型国家进入这样的国际体制，然后，在这样一个基本上由西方主导的体制之内，推动国际和各国内部的发展和进步。
第二种主张，类似于美国的“新保守主义”的主张，也即主要通过外力，类似于托洛茨基“不断革命”理论，基本上不顾及各地的历史和传统，不断地推广民主和市场体制。
第三种主张，比较合理和可行的路径，还是通过互动和对话的方式，来实现内部体制变迁和外部秩序重构之间的协调。这是俄格冲突之所以突然发生但又较快得到控制的一个深层机理。值得关注的是，正是由于俄格冲突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与水平之内，不光使尔后的美俄关系“重启”得以发生，而且国际秩序的重大变革得以问世，也即，由七国集团向二十国集团的转变。
第三，就国际层面上来说，无论是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冲突，还是金融危机的突然发生，都揭示了一个前所未见的重要趋势，那就是“西方的分裂”(87)。如表5.5所示，是这一过程的大体概括。
表5.5 冷战结束以来美、欧、俄相互关系的变化路径
这里表达的意思是仅仅以21世纪以来俄罗斯、美国与欧洲的相互关系来看，我们所见到的是一个三家之间的关系不断地遭到冲击。相对而言，历次危机中，俄罗斯与欧洲较为接近，而欧洲与俄罗斯同时与美国较为疏远。特别是从格鲁吉亚与俄罗斯冲突，以及国际金融危机之下的俄、美、欧三家的相互关系来看，西方内部的裂痕深重，乃是十分明显的趋势。但是，俄格战争中最主要的角色——俄罗斯与美国相互克制的态度还是为此后美俄关系“重启”作了铺垫。
第四，与上述过程相应的是在上述三家之间的关系构架之外，相对地处于一个较为超脱的中国立场：支持一切有利于国际社会与区域稳定的趋势，反对霸权主义，也反对国际事务中的种种不合理、不公平。
中国所主张的协商、和解、合作、建设性地处理大国关系的立场，折射出一个更大的变局。因为，2008年俄格冲突和金融危机这两件大事所揭示的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性转机的出现：多少年以来，由七国集团工业发达国家凭借其优势而主导国际政治经济的局面已经被改变。历史上第一次由欧美国家与新兴国家共同协调世界宏观经济的二十国集团正式问世。
在当时异常复杂的背景下，中国如何运用自然形成的态势，因势利导，为构建新的国际体制，承担起更多的国际责任，这是一个万众瞩目、尤须三思而行的时刻。(88)中国处理俄格危机的立场，与尔后处理重大国际争端的做法，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在危机与秩序构建的互动与挑战中，中国外交一步步臻于成熟。
(1) 参见冯绍雷：《伊拉克战争与地缘政治的复归》，《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第30—37页。
(2) 同上书，第30—31页。
(3) ［英］杰弗里·帕克：《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201—208页。
(4) Алексей Ефимов. Воен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роман. 2003-04-02. https://www.ng.ru/economics/2003-04-02/1_roman.html2003.
(5) Stephen G.Brooks and William C.Wohlforth, “American Primacy in Perspective”, Foreign Affairs, Jul.-Aug., Vol.81, No.4. 2002, pp.20—33.
(6) Richard N.Haass，“Sovereignty: Existing Rights, Evolving Responsibilities，Remarks to the School of Foreign Service and the Mortara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Georgetown University，January 14, 2003，https://2001-2009.state.gov/s/p/rem/2003/16648.htm.
(7) Niall Ferguson, “The Empire That Dare Not Speak Its Name”，Sunday Times, 2003年4月13日。
(8) ［美］理查德·哈斯：《主权：现有权利和演变中的责任》，这是理查德·哈斯于2003年1月14日在华盛顿的乔治敦大学的一篇演讲。
(9) ［美］法里德·扎卡里亚：《傲慢帝国》，《新闻周刊》2003年3月24日。
(10) ［美］约瑟夫·奈：《美国将需要盟友》，法国《问题》周刊2003年3月28日。
(11) 2005年，南京大学中美研究中心为福山举行的学术报告会，由钱乘旦教授主持，本人受邀参加。
(12) ［美］法里德·扎卡里亚：《傲慢帝国》，《新闻周刊》2003年3月24日。
(13) 相蓝欣教授于2003年4月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的“伊拉克战争后的地缘政治形势研讨会”上发言时提出了上述观点。
(14) 冯绍雷：《失之偏颇的预测》，载王缉思主编：《文明与国际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5—150页。
(15) Robert Kagan, “Power and Weakness,” Policy Review, No.113（June and July 2002）.
(16) Charles Kupchan,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ra: U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Geopolitic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Vintage, 2002.引文内容来自该书扉页的介绍。
(17) ［美］戴维·卡莱欧：《欧洲的未来》，冯绍雷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序言”。
(18) ［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序言”。
(19) Артур Цуциев. Атлас эт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Кавказа（1774—2004）.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Европа》·Москва·2007，Стр.14.
(20) ［法］埃莱娜·卡·唐科斯：《分崩离析的帝国》，郗文译，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第206页。
(21) 同上书，第173页。
(22) ［美］安琪拉·斯登特：《有限伙伴：21世纪美俄关系新常态》，第122页。
(23) 同上书，第21页。
(24) 同上书，第121页。
(25)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1页。
(26) 赵云中：《乌克兰：沉重的历史脚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6页。
(27) 孙成木：《俄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38—439页。
(28) 《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2—313页。
(29) 赵云中：《乌克兰：沉重的历史脚步》，第450页。
(30) 焦一强：《从“民主岛”到“郁金香革命”——吉尔吉斯斯坦政治体制转型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9—158页。
(31) 焦一强：《从“民主岛”到“郁金香革命”——吉尔吉斯斯坦政治体制转型研究》，第210—213页。
(32) 焦一强：《从“民主岛”到“郁金香革命”——吉尔吉斯斯坦政治体制转型研究》，第125—126页。
(33)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第113页。
(34) 同上书，第112页。
(35)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第113页。
(36) ［美］浦洛基：《欧洲之门：乌克兰2000年史》，曾毅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468页。
(37) Н. ФЕДУЛОВА. Mirovaia ekonomika i mezhdunarodnye otnosheniia. 2006-01-3，No.1, Точка зрения. РОССИЯ-СНГ: ВРЕМЯ СОБИРАТЬ КАМНИ； C.104—111.
(38) 《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39页。
(39) ［美］安琪拉·斯登特：《有限伙伴：21世纪美俄关系新常态》，第121—126页。
(40) Г. Зимон.Европа: новые реалии. РЕВОЛЮЦИЯ В ОРАНЖЕВЫХ ТОНАХ: УКРАИНСКИЙ ПУТЬ К ДЕМОКРАТИИ. Mirovaia ekonomika i mezhdunarodnye otnosheniia. 2005-10-31. No.010. С.20—32.
(41) Г. Зимон.Европа: новые реалии. РЕВОЛЮЦИЯ В ОРАНЖЕВЫХ ТОНАХ: УКРАИНСКИЙ ПУТЬ К ДЕМОКРАТИИ. Mirovaia ekonomika i mezhdunarodnye otnosheniia，2005-10-31，No.010. С.20—32.
(42) ［美］安琪拉·斯登特：《有限伙伴：21世纪美俄关系新常态》，第134—135页。
(43) Алишер Феномен. “Цветных революций”: от классической теории к непредсказуемой практике//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И КАВКАЗ. No.1. 2007. С.:37—53.
(44) ［美］安琪拉·斯登特：《有限伙伴：21世纪美俄关系新常态》，第97—98页。
(45) ［美］安琪拉·斯登特：《有限伙伴：21世纪美俄关系新常态》，第115页。
(46) The Color Revolution Virus and Authoritarian Antidotes Political Protestand Regime Counter Attacks in Post-Communist Spaces，ABEL POLESE AND DONNACHA Ó BEACHÁ IN.
(47) Michael Dobbs, “U.S. Advice Guided Miloševic Opposition: Political Consultants Helped Yugoslav Opposition Topple Authoritarian Leader”, The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11, 2000; and Robert Cohen, “Who Really Brought Down Miloševic?”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November 26, 2000, available at http://www.nytimes.com/library/magazine/home/20001126mag-serbia.html（accessed March 20, 2011）.
(48) Srdja Popovic, “An Analytical Overview of the Application of Gene Sharp's Theory of Nonviolent Action in Milošević's Serbia”, January 31, 2001, available at http://nonviolentaction.net/?p=70 （accessed March 20, 2011）.
(49) Peter Baker, “Tbilisi's ‘Revolution of Roses’ Mentored by Serbian Activists”, The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25, 2003.
(50) ［美］安琪拉·斯登特：《有限伙伴：21世纪美俄关系新常态》，第123页。
(51) 同上书，第129—130页。
(52) 同上书，第131页。
(53) 焦一强：《从“民主岛”到“郁金香革命”——吉尔吉斯斯坦政治体制转型研究》，第233页。
(54) ［美］安琪拉·斯登特：《有限伙伴：21世纪美俄关系新常态》，第134页。
(55) Peter Baker, “Tbilisi's ‘Revolution of Roses’ Mentored by Serbian Activists”.
(56) 转引自［美］安琪拉·斯登特：《有限伙伴：21世纪美俄关系新常态》，第142页。
(57) Татьяна Фаж.“ДЖОРДЖ БУШ ОБЪЯСНИЛ СМЫСЛ”ЦВЕТНЫХ РЕВОЛЮЦИЙ. “Gazeta”. No.31. 02.26. 2006. https://dlib.eastview.com/browse/doc/9063642.
(58) Путин высказывается против попыток “экспорта демократии”//Интерфакс. 2005. 18 сент.，转引自“ЦВЕТНЫЕ РЕВОЛЮЦИИ”: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Й И ПРИКЛАДНОЙ АСПЕКТЫ В.А.БАРСАМОВ. No.8, 8 2006, C.57—66.
(59) БАРСАМОВ.В.А.ЦВЕТНЫЕ РЕВОЛЮЦИИ: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Й И ПРИКЛАДНОЙ АСПЕКТЫ. No.8. 08. 2006. C.57—66.
(60)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ПРИЗВАЛ НЕ ДОПУСТИТЬ “ЦВЕТНЫХ РЕВОЛЮЦИЙ” В РОССИИ. TACC/2014.11.20. https://tass.ru/politika/1586366.
(61) Алишер Tастенов. ЦВЕТНЫХ РЕВОЛЮЦИЙ”: ОТ КЛАССИЧЕСКОЙ ТЕОРИИ К НЕПРЕДСКАЗУЕМОЙ ПРАКТИКЕ.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И КАВКАЗ. No.1. 2007. C.37—53.
(62) П. ГАНЧЕВ. ЕВРОПЕЙСКИЙ СОЮЗ И РОССИЯ. Ми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Янв. 2006. №.1.С.112—114.
(63) Ирина Cитнова. Cравнительный анализ “Цветных революций” В странах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г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Зарубежный опыт. No.5. 2011. С.144—147.
(64) Mark. R.Beissinger, “Structure and Example in Modular Political Phenomena”,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5, No.2, 2007; Lucan Way, “The Real Causes of the Color Revolu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19, No.3, 2008.
(65) В. Б. ПАСТУХОВ. УКРАИНА — НЕ С РОССИЕЙ. Причины 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х просчет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по отношению к Украине. ПОЛИС.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2005-02-28.No.1. C.25—37.
(66) В. Б. ПАСТУХОВ. УКРАИНА-НЕ С РОССИЕЙ. Причины 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х просчет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по отношению к Украине. ПОЛИС.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2005-02-28. No.1. C.25—37.
(67) David Lane，“Coloured Revolution' as a Political Phenomenon”, 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and Transition Politics, pp.1743—9116（Online）, https://www.tandfonline.com/loi/fjcs20.
(68) ［德］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4—78、79—89页。
(69) ［俄］斯·日兹宁：《国际能源政治与外交》，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0页。
(70) 普京在2006年瓦尔代论坛上的演讲，https://www.newsru.com/russia/11sep2006/valday.html。
(71) ［俄］阿·舍格罗夫：《北方管线等候着美国人的到来》，2005年10月25日，www.strana.ru。
(72) ［德］亚历山大·拉尔：《关于俄罗斯与乌克兰天然气争端的采访》，2006年1月9日，www.strana.ru。
(73) Райс позвонила Ющенко. чтобы услышать “Спасибо”. https://www.pravda.com.ua/rus/news/2006/01/10/4395734/.
(74) Буш высоко оценил диалог с Путиным. https://ria.ru/20030927/440361.html.
(75) 吴宏伟主编：《俄美新较量——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冲突》，长春出版社2009年版，第四章。
(76) 参见Johson List 2008年8月13日关于法国和俄罗斯两国总统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有关报道。
(77) 参见俄罗斯总统网站所发表的关于2008年瓦尔代论坛的普京发言记录。
(78) 吴宏伟主编：《俄美新较量——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冲突》，“第四章”。
(79) Alexander V.Lukin, “From A Post-Soviet to a Russian Foreign Policy”,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No.4, 2008, October/December. https://eng.globalaffairs.ru/articles/from-a-post-soviet-to-a-russian-foreign-policy/.
(80) 参见俄罗斯总统网站所发表的关于2008年瓦尔代论坛的普京发言记录。
(81) Bobo Lo，Axis of Convennience，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8, p.159.
(82) ［波兰］G.科沃德克：《应该帮助俄罗斯得到应有的地位》，《新闻时报》，莫斯科，2008年10月。
(83) Maxim Glinkin, Marie Tsveksei, “Two Heads Are Better”, Johson List, Dec.30, 2008.
(84) ［俄］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俄罗斯的有益危机》，《星期日法兰克福汇报》2008年11月30日。
(85) ［美］安琪拉·斯登特：《有限伙伴：21世纪美俄关系新常态》，第190—191页。
(86) Kosachyov, “Improvement In Russia—Georgia Relations Possible In 2009”, Tass: Moscow, December 26, 2008.
(87) 这场危机的六年前，美国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欧洲系的著名学者戴维·卡莱欧教授于2002年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的“大国关系”研讨会上提出过这一概念。
(88) 本章内容曾发表于《俄罗斯研究》2009年第3期，第68—86页；并且，在2008年日本东京的国际斯拉夫学会学术会议上宣读，经过修改补充载入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