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退群”中的俄欧关系双重性
美国“退群”中的俄欧关系双重性
从历史上看，欧俄关系历来是世界进程中牵动全局的一个重要方面。自从俄罗斯以大国身份介入欧洲事务以来，可以看到一个反复出现的现象：每一次俄罗斯与欧洲国家关系的重大调整，几乎都导致了国际体系的重新构建。19世纪之初，俄与法、英、奥、普等国敌友关系的变换，导致了拿破仑帝国垮台和维也纳体系的确立。19世纪晚期，俄德关系蜕变、俄转而接近英、法，在列强关系变幻的背景下，酿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参加反法西斯联盟，更是成为战争胜利和雅尔塔体系确立的关键因素。而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主动放弃在欧洲与西方对抗，乃是国际社会进入后冷战历史阶段的决定性前提。
事过境迁，历史上由于欧俄关系变化所导致的国际格局更替不会再简单地重演。但是，后冷战时期的俄欧关系将如何参与世界秩序的重塑，仍需拭目以待。
人们可以获得的清晰印象是：一方面，随着国际力量对比的深刻变化，2008年以来，特别是乌克兰冲突发生后俄欧关系的危机丛生；而另一方面，欧俄间互利互补的特性并没有消失，历史地理的深刻关联性依然一而再、再而三地使得欧俄合作难以被彻底颠覆。当今俄欧关系既抗争又合作的两重性状态的反复交替出现，以及这种两重性将如何作用于全球进程，值得给以专门的关注。
当代欧俄关系转入危机与合作并存，甚而危机多于合作的状态，有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2008年格鲁吉亚战争、2011年叙利亚战争、2013年末乌克兰冲突和2014年克里米亚回归俄罗斯，一步一步将当代俄欧关系引入了更多的危机状态。而2018年初伦敦斯克里帕尔毒杀案所引发，以及随后的欧洲多国追随美国参与对叙利亚空中袭击和联合制裁的集体行动，标志着俄欧关系的进一步全面恶化。但是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2007年欧债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给跨大西洋关系造成的巨大冲击，特别是特朗普上任之后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伊朗核问题协议等一系列多边机制，既给俄欧关系带来挑战，同时也提供了新的合作空间。在这一连串变故之下，当代俄欧关系的双重性质体现在多个领域。
其一，模糊不清的敌友关系。
冷战时代，国际社会有相对比较清晰的敌友关系分野。冷战结束之后将近20年的时间里，欧俄间合作总体而言代替了以往的敌友认知。但是，到2008年几乎与国际金融危机同时出现的格鲁吉亚战争，又使得潜隐中的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较量重新浮上水面。但是，这时发生在欧俄间的大国纷争，既不是当年王朝争霸，也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争胜，而是掺杂着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同观念的冲撞、不同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利益的竞争、不同文明传统之间角逐的相当复杂的博弈过程。也正因此，一直被用来推动结盟搏杀的敌友关系，此刻呈现出前所未见的模糊不清的局面。
经验证明，强调东西方关系的敌对性，历来是用来动员进行对抗竞争的有效工具。尤其当这一类抗争被意识形态加以包装，以及在北约、欧盟一类战略与政治经济联盟名号下被沿用的时候。在美、欧、俄的政界、学界都颇具影响的乔治敦大学欧亚项目主任安琪拉·斯登特教授多次说过：当前面临巨大挑战的情况下，唯有加强西方联盟，强化意识形态对抗的程度，这才是西方能够避免衰落的唯一出路。(4)与此相应，从前欧盟高官、各国重要智库，一直到大学教授和媒体代表也都有类似的表述：俄罗斯的“虚假强大”是缘于西方的软弱，因此加强西方联盟与之抗衡，势在必行。
然而，虽然加强西方联盟、打压俄罗斯的呼声不绝，但实际行动则表现不一。2018年3月下旬，欧盟就伦敦间谍毒杀案、叙利亚化武事件联合驱逐俄罗斯外交官的联合行动当中，28个成员国中仅有16国采取驱逐行动，比利时、奥地利、希腊、保加利亚等12国拒不参与。德国等国就参与攻击叙利亚联合行动在国内展开了激烈争论。根据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4月16日报道：伦敦毒杀案后，特蕾莎·梅（Theresa May）尽管立场强硬，但是最终驱逐俄外交官的数目限制在23名，法国和德国各自仅仅驱逐4名，相形之下，美国反倒一下子驱逐俄外交官多达60名。为此特朗普曾深感后悔。(5)事实上，在欧洲的舆论中，“西方不该把俄罗斯当成替罪羊”的呼声相当普遍。尤其在5月间，特朗普宣布退出伊朗核问题协议、向欧洲征收贸易关税之时，欧盟理事会主席唐纳德·图斯克（Donarld Tusk）愤怒地公开抨击特朗普的“反复无常和独断专行”，认为他更像是敌人，而不是朋友。(6)
其二，心猿意马的军事抗衡。
有学者用“冷和平”一词，来描述当下东西方关系。但原则上说，从1999年美国轰炸南联盟的那一刻起，欧洲的和平格局实际已遭严重破坏。人们也还普遍使用“新冷战”这一术语来描绘目前欧洲的抗争态势。但是，当下欧洲地区俄罗斯与西方的冲突，与冷战时期相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冷战时期，虽有包括原子武器在内的东西方全面对峙，但是在欧洲正面战场上，则基本没有发生热战。而如今，处于东西方前沿的乌克兰东部地区战场上硝烟弥漫，局部热战乃是事实。(https://www.daowen.com)
西方与俄罗斯在欧洲的对抗升级，欧洲国家并没有置身事外。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北约“三位一体”式的东扩进程：首先，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东扩；其次，乌克兰危机以后北约首次建立了专门针对俄罗斯的新军事指挥系统，并在与俄罗斯相互战略关系的敏感地带，包括波罗的海地区，以前所未有的规模部署武装力量；最后，美国主导的、在北约成员国罗马尼亚等地直接部署反导系统，打破了美俄间在战略武器领域本来已经摇摇欲坠的平衡，成为俄罗斯与西方之间战略博弈的关键问题。
尽管上述在战略抗衡过程中，欧洲爬上了美国的战车，但是，欧洲参与东西方军事抗衡，始终心猿意马。早在2008年峰会上，虽然在美国的压力下北约确认了将乌克兰等国最终纳入这一冷战式战略组织的目标，但因德法的阻拦，终于没有在当时就把乌克兰纳入北约，从而激起更大规模的抗争。事至2017年底，美国决定对乌克兰提供致命性武器的军事援助。对此，里根时期的总统特别顾问、凯托学会高级研究员道格·班多坦率地承认：“提供致命武器会分裂美国与欧洲国家，因为许多欧洲国家反对进一步与俄罗斯对抗，尤其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对抗。”(7)2018年5月，伴随着默克尔、马克龙相继访问莫斯科，欧洲舆论呼吁打造新的对俄战略的声音又一次趋于高涨。其关注的焦点在于：在全球局势处于高度不确定性的时刻，把克里米亚作为对俄政策的全部，究竟是否有意义？鉴于俄罗斯已经拥有的新战略武器，而美国战略防御能力依然有限的背景下，是否需要对战略防御技术制定新的规范，实行新的有效监督？一旦如人们预言，在俄罗斯、美国、中国参与之下构建新雅尔塔体系，欧洲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归根到底，欧洲国家既担心俄罗斯的影响力过于扩展，希望美国能够出手遏制；又担心美国的过度干预会导致俄罗斯的强劲反弹，使欧洲始终处于东西军事抗争的水深火热之中。
其三，错综交织的经济关系。
欧洲与俄罗斯的经济能源关系，虽然在政治与安全争端中，受到美国和大大小小寻租者的威逼利诱，但始终难以被彻底抛弃。这里有着非常现实的利害关系。
一方面看，欧美之间保持着互为最重要的商品和投资市场的紧密关系。跨大西洋经济体每年提供55万亿商业销售额，每年有1 500万工作岗位为双边经济服务。世界上这一最富裕、也是最大的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提供了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中的约三分之一。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欧洲那样吸引着美国的直接投资。2010年以来，欧洲吸引了58.5％的美国直接投资。这一数额超过以往任何一个十年。2016年美国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中的70％前往欧洲，相比之下，仅21％前往亚太地区。同年，欧洲在全球FDI中的72％前往美国，总计为3 850亿美元。欧美相互之间互为最大贸易伙伴，2016年贸易总额为6 870亿美元，2017年达7 000亿美元。与21世纪之初相比，翻了一番。同时，欧美之间也是相互间最为重要的服务业伙伴国。仅从以上数据表明，不光欧美之间投资贸易关系始终互为最重要国家的行列，而且近年来美国对欧盟贸易逆差的猛增，美国对欧洲的贸易赤字从2016年起由原来的90亿猛增到1 460亿，2017年达1 510亿美元。据2017年统计，欧盟最主要的顺差来源国是美国。就此而言，美国对欧盟施压势在必行。相比之下，2017年欧盟自俄罗斯的进口为1 478亿美元，在欧盟进口国中排第三，同年向俄罗斯的出口仅为967亿美元，在欧盟出口国中位居第四，与美欧之间的投资贸易关系相比，尚有差距。(8)但是，2013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前，欧俄之间贸易总额在4 000亿美元之上，只是对俄实行制裁之后，才大幅下降。这表明，俄欧之间的经济关系虽不如跨大西洋关系联系紧密，但同样具有巨大规模和潜能而不可小看。苏联解体之后的20多年来，欧洲国家，特别是德国在俄罗斯的深耕细作，建立了广泛的经济合作关系。经济纽带对于欧俄关系的总体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如果从能源经济角度来看，欧盟与俄罗斯之间的相互关系更难解难分。总体上说，其一，乌克兰危机以后，欧洲大力推行绿色能源，但是，对俄罗斯的传统能源合作依然有着巨大需求。其二，“北溪-1”建立以来，大体运行顺利，这为眼下正在紧锣密鼓推出的“北溪-2”项目做了重要的铺垫。其三，尽管，欧俄能源合作受到美国页岩气出口的巨大压力，2017年六家欧洲公司一度放弃参与“北溪-2”项目建设；波兰、乌克兰等国出于过境国家的利益，也大力游说施压，但是，毕竟俄罗斯所提供的天然气无论价格还是运输便利，远较远道而来的美国页岩气来得合算；再加上能源地缘政治的考量，欧盟难以舍近就远。默克尔5月的莫斯科之行，目的之一显然意在大力推进“北溪-2”项目。
总体来看，欧洲与俄罗斯之间在经济能源领域的合作，如安全战略领域那样，既受制于欧洲安全力量的孱弱，又直接受到来自美国的巨大牵制。
其四，顾盼权衡中的危机处理。
2008年以来在欧洲和俄罗斯之间的地域空间所发生的一系列冲突和危机，几乎可以发现一种明显的惯性：作为“战斗民族”的俄罗斯坚决抵制西方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的压力，美国出于维系霸权考量一再使用强权企图威逼俄罗斯就范，而欧洲则处于美俄两端之间，左右斡旋，力图在道义和强权之间维持均衡。虽然特朗普当政之后，不屑于眷顾跨大西洋关系，激起欧美关系的很大波动，但是，后冷战阶段的俄、美、欧三家各自定位基本上得以延续。
从当前的趋势来看，当美国在经济上企图以单边的贸易保护主义向欧洲施压，在政治和安全问题上加大对俄罗斯制裁力度的背景下，在叙利亚战场、乌克兰危机、伊朗核问题和一系列突发事件的危机处理过程中，欧洲与俄罗斯之间明显有了较前更宽广的交流与合作空间。
叙利亚战争七年艰难历程，虽还很难说已经见到了走出困境的曙光。但是马克龙尽管追随美国参与了对于叙利亚的新一轮空袭，但是，他又明确宣布已经不对阿萨德政权去留问题持有立场，显然这是在叙利亚问题上欧俄趋近的一大迹象。乌克兰危机历时七年的跌宕起伏，欧洲越来越表示出期待通过谈判，而非军事施压解决问题的立场；明斯克进程虽然还前景不明，但这是欧洲和俄罗斯自己来合作解决争端的平台，美国并不占有主导地位。伊朗核问题的演进趋势更加清晰地表明，包括英国在内的所有欧洲主要国家和俄罗斯持有接近的立场。因此，总的来看，特朗普治下的美国自动退出多边进程，确实给欧俄关系发展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