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一去不复返？
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一去不复返？
“自由国际体系”这一范畴是美国的官方意识形态，很多年来是美国两党共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受到新老自由主义者的多年辩护，与美国霸权地位的盛衰息息相关。毫无疑问，这是讨论未来国际秩序问题时最核心的范畴之一。即使在既有的国际秩序风雨飘摇之际，这一范畴还是会受到强劲的辩护。
一、伊肯伯里的“自由国际秩序”
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是在国际秩序研究方面最具影响力的美国学者之一。2006年，由他领衔撰写、并成为民主党竞选纲领的“普林斯顿报告”发表后，伊肯伯里率高级学术代表团在中国各地访问交流，当时曾参与京沪一系列学术活动的中国国际问题学者可能对此还记忆犹新。(3)2009年，伊肯伯里发表《3.0版自由国际主义：美国和关于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争论》的长篇报告。该报告阐述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历史沿革，全面勾画了其内容框架，深入分析了国际秩序演进的各种愿景。虽然此报告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刚刚发生过后作者的思考和表述，带有深重的理想主义色彩，经过十多年来各种前所未见的国际冲突和激进演变之后，该文写作时的背景也已时过境迁，但仍不失一定的可借鉴之处。在未来国际秩序构建这一问题上，无论怀有怎样的意愿和构想，也无论形势变化如何令人眼花缭乱，都有必要回到国际秩序构建——既是一个现实的国际政治议题，同时也是一个智识领域——的原则和设计构架本身，进行有根有据的全面系统的思辨和讨论。伊肯伯里的报告可以作为讨论这一问题一个基础性文本。(4)
（一）“自由国际秩序”的历史性沿革
伊肯伯里的研究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是“自由国际秩序”的历史性沿革，另一方面则是这种历史性变化逻辑所包含的各种维度。
伊肯伯里提出，历史地看，“自由国际秩序”有1.0、2.0、3.0等各种版本。所谓1.0版“自由国际秩序”，乃借助于伍德罗·威尔逊的思想而产生。威尔逊主义起源于民族国家涌现、民族主义兴盛的年代。虽威尔逊主义主张国家主权和民族自治原则，但在20世纪20—30年代的复杂国际背景之下，“自由国际秩序”并未被真正实施。美国自己也不想执行有关和平与战争的协定，而是回到19世纪早期运用国际仲裁方式来解决争端的状态。因此，当时的国际秩序只能算是一个0.5版的“自由国际秩序”。
伊肯伯里认为，2.0版“自由国际秩序”大体上是冷战时期的国际体制。20世纪40年代，罗斯福像威尔逊一样，希望建立大国合作与强制下实现和平的体制。美国通过重建欧洲、对战败国的德国和日本实现一体化、确认承诺、开放市场、提供安全保障、遏制苏联，奠定了国际秩序的基础。在冷战阴影之下，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霸权的国际秩序逻辑也宣告形成。
战后第1个10年，“自由国际秩序”原是由西方主导、多层次、有多种机制加以保障的。但是，局势的变化逐渐使得美国开始行使直接的政治和经济管理。此后10年，欧洲孱弱、苏联抗争，建立秩序的各种复杂需求，使美国主导的市场、美元、冷战同盟等机制，成为战后国际体制的关键所在。美国不仅觉得自己是国际秩序的领导者和支持者，而且是一个所有者和行动者。于是，自由主义的、但同时是霸权式的国际体制出现了。
伊肯伯里认为，以下因素大大推进了3.0版“自由国际秩序”的问世：
第一，冷战的终结，对手一度消失，同时也使美国式的霸权逻辑客观上趋于终结；
第二，支配式的等级制关系，逐渐变成了讨价还价；
第三，究竟是美国式的单边行动还是联合国更具权威，日益成为问题；
第四，国际主体大幅度增加，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的崛起。
伊肯伯里认为，3.0版的“自由国际秩序”，也即后霸权式的“自由国际秩序”，目前还只是部分地出现，其完整的面貌和逻辑还处于远不确定的状态。
（二）“自由国际秩序”阶段性演进的特点与路径(5)
伊肯伯里认为，“自由国际秩序”的三种版本各有其特点。就1.0版本而言，按照国际法的秩序，威斯特伐利亚式的主权观念被确认，国家独立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也得到尊重。该体系的政治层级较为均等。该体系按照国际法来执行规则和规范。同时，当时仅有很少的政策空间，可以用来限制各国间的开放性贸易和建立集体安全体系。在2.0版本当中，出现了以西方为主导性取向的安全和经济体系，对威斯特伐利亚主权观念也出现了修正。该体系中的新型等级体制的特征表现为：美国霸权提供公共产品，以美国式规则为导向，在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确立起了保护人和委托人式的关系，但各自仍具有相互作用、讨价还价、表达意愿的机会。该体系强调经济规制、保护人权等领域的政策运作，政策空间也获得扩展。在未来的3.0版本中，非西方国家前所未有地可以被扩展成为核心治理机制的成员，该秩序覆盖全球范围。后威斯特伐利亚式的主权观念成为主流，同时，伴有干涉性、相互依赖性的经济与安全体制。出现后霸权式的等级制度，各种不同的具有领导地位的国家组成了不同的集团，占据着国际治理体制中的各种岗位。以规则为基础的体系得到扩展，与诸多网络型合作的新领域相互匹配。该体系的政策运作空间进一步得到扩展。
那么，当下有哪几种国际秩序演进的路径呢？伊肯伯里认为，至少有三种与前一阶段“自由国际秩序”2.0版本不同的路径。而每一种路径都包含着主权、规则、机制、权威等要素的不同组合。
第一种路径，就是“自由国际秩序”3.0版本。这种理想中的模式与以往美国霸权式的自由国际秩序相去甚远。美国将会在这一体制中丢失不少支配性和监控性的规则和机制。以往由美国通过北约等组织所提供的西方一家在多边机构中的主导性，将让位于“公共的”治理规则和机制。在3.0版本里，国际治理中的权威岗位将转向吸收整个国际社会的成员。同时，威斯特伐利亚式的主权也将受到进一步的侵蚀。后霸权时代的等级制度将由若干主导国家所组成的群体来奠定基础。他们将会在联合国安理会、布雷顿森林体系等各国际治理机构取得关键岗位，提供以前由美国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并确保市场开放和提供安全保障。美国将会把自己的传统霸权让位于加强合作，将会在非正式和网络式的协议中得到自己的份额。这是一个与美国和西方霸权较少联系的秩序，但是，将会更依赖共同规则和强化集体行动。
第二种路径，将会是“自由国际秩序”的2.5版本。联合国将会和先前10年那样，保持与各方之间的协调与讨价还价，但是将作为霸权体制的领导者。在2.5版本里，美国将会让出部分特权，但会保留其余部分。美国将与伙伴共享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权威，但是美国无论如何会保持在军事战略领域的霸权。美国可能不参加国际法院。
第三种路径，如果“自由国际秩序”变得封闭和法制消失，那么该秩序将会被打破。“自由国际秩序”2.0版本中的政治、经济、军事战略等各种因素将会变得碎片化，转化成为竞争性的地缘政治集团。这样的全球秩序的崩溃不一定是指原有秩序的完全瓦解，然而，只要停止开放贸易，终止以法治为规范，否定以多边决策为基础，那么既有的国际秩序就告结束了。这时的国际秩序就会演变成一个较少合作、地区层面更加分裂、各方更加互不往来的竞争性地缘政治环境。
（三）美国可能的几种选择及其条件
伊肯伯里提出，究竟选择这三种路径中的哪一种，取决于在国际秩序沿革过程中主要参与者的意愿及其能力，这里还存在着几种可能的选择。
第一种可能，美国主动放弃垄断特权，让渡给国际共同体。即使是国际权力分配出现急转弯，美国在未来几十年当中依然还是世界舞台上最强大的国家。同时，世界上还是有不少国家希望美国发挥领导作用。美国可能也会认为，这样一种协商式的“自由国际秩序”，比起任何别的选择要来得更好。问题是，美国是否愿意做出这样的选择？如美国转向2.5版本尚且困难，那就更不用说转向3.0版本了。如果出现更加分散化的趋势，那么，很可能只是留下少数几个关键伙伴国家与美国保持着安全领域的联系。
第二种可能，美国的安全能力可以转化成为广泛的经济和政治协议。美国具有极其强大的军事力量，美国一国的军事开支甚至远超过其他所有国家军费的总和。问题在于，美国的军事力量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构建全球规则和体制的谈判能力？如其他国家指望进行安全对峙，那就正好给予美国一个机会，重新返回霸权体系。
第三种可能，选择未来国际秩序的多种可能性。如果若干个领导国家在全球治理问题上各奔东西，欧洲将会继续乐意削弱威斯特伐利亚主权。但是，如果非西方国家，像中国和印度，一旦倾向于寻求完全不同的国际秩序，他们未必一定倾向于“自由国际秩序”的开放和法制。但是，另一种可能是，他们确实认为：他们的利益可以在“自由国际秩序”之内得到关照。如果第二种可能成为现实，那么从“自由国际秩序”2.0引申出来的路向，应该是侧重于“自由国际秩序”内的参与和分享权威，而不是“自由国际秩序”原有的实质性特征被改造。
在上述不同方向的选择中，伊肯伯里提出了对“自由国际秩序”未来演进的两个判断：
第一，在没有战争和经济灾难的情况下，“自由国际秩序”看来不会被彻底打破或者消失。就像过去一样，“自由国际秩序”将会不断地演进。国际治理的特征将会随着各国共享并实践权力与威权而得到改变。重要的是，领导国家和新兴国家并没有想推翻“自由国际秩序”的基本逻辑和法制秩序。压力和动机来自治理方式和处于该系统中的责任承担状况的改变。
第二，美国是“自由国际秩序”的主要倡导者和支持者，今天的问题在于，这一体制如何演进？美国在主导性不如以往的情况之下，如何继续支持这一体制的发展？在多大程度上，美国还要继续成为稳定并且发挥“自由国际秩序”作用的领导者？美国如何在较少特权的前提下支持这一体制？美国正处在深刻的动摇和犹豫当中——美国的力量可能提升，也可能衰落。但美国必须适应这样的新局面，即，扩大和深化“自由国际秩序”，乃是当今的现实。(6)
伊肯伯里的基本立场无疑是力求维持“自由国际秩序”的生存与发展。值得关注的是，伊肯伯里的构想生动反映了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之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难以自保，期待通过对原有秩序的修正和转型，包括国际决策机制中领导权的有限重组，来适应国际格局急剧变化的立场。问题在于，伊肯伯里完成报告之后所发生一系列重要变化，包括乌克兰危机、叙利亚战争、特朗普当选、英国脱欧、中国崛起等现象的出现，究竟是否意味着原有考量的基础不复存在？这需要从进一步拓宽视野的思辨中去寻找答案。
二、“自由国际秩序”的全球性争议
伊肯伯里发表这篇长篇报告之后，有关国际秩序的争论有增无减，特别是近三四年，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成为国际学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为便于把握从伊肯伯里报告直到最近这一领域争议的发展，笔者提供以下关于国际秩序辩论中诸多观点的一些不同的分类，至少可以划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第一类，中国旅美学者、美国威滕伯格大学（Wittenberg University）资深教授于滨在《俄罗斯研究》撰文提出，目前的辩论主要发生在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立场之间。其一是自由主义派别内部的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之争。悲观主义者认为，因出现中俄等现体制的“修正主义者”，或因西方内部反建制势力的打击，“自由国际秩序”已经“寿终正寝”；乐观主义者则认为，西方主导的国际体制依然有回天之力。其二是现实主义质疑派批评“自由国际秩序”“既不自由、又非一统天下、鲜有秩序井然”。(7)尤其是主张国际社会是“无政府社会”、提出大国争霸必有一战的“超现实主义者”米尔斯海默，称“自由霸权体系注定失败——一个基本事实是，大多数美国人难以接受（自由主义的）政策——它的外交政策精英总是生来就仇视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但是这一想法只会给国家外交带来麻烦。美国决策者应该理智地抛弃对自由霸权的追求”。(8)其三，注重东西方历史差异的学者，批评现实主义派别错误地认为，任何新兴力量的崛起似乎都是在破坏现有秩序，他们尖锐地指出，对现行国际秩序进行最大修正的不是别人，而正是美国自己。经过综合比较，于滨教授的意见是：尽管“‘自由国际秩序’困难重重，这需要国际社会的集体努力来修复、修改和完善。在没有全球性危机的情况下，如果把‘婴儿’（自由国际秩序）和脏了的‘洗澡水’一起倒掉，没有人会从中受益”(9)。
第二种分类，由英国肯特大学国际与欧亚问题教授理查德·萨科瓦（Richard Sakwa）在《全球事务中的俄罗斯》上所发表的文章中提出。(10)在他看来，有四种类型的争夺霸权模式。第一种是“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但冷战后西方主导的“民主国际主义”激进扩张正在引起普遍反对。第二种是变革性（革命性）国际主义：冷战时苏联阵营革命性对抗已是过去，但当下面临着以气候变暖、恐怖主义、分裂主义、种族主义等期望国际秩序发生质变的左右激进社会运动。第三种是美国式重商主义的民族主义：以美国第一、民粹主义、保护主义、民族主义来否定国际秩序效能。第四种是保守的（或主权的）国际主义：以中俄为代表，伸张主权与新区域建构、坚持在无霸权的国际主义基础上改革而不是颠覆现有国际秩序。萨科瓦的分类，显然受到了英国国际问题研究学派的影响，强调社会向度；同时把中俄列为国际秩序演进中的一大主题，凸显当今国际社会多样化、多极化、多元化的现实。萨科瓦的结论是，比起霸权主义，一个在多个模型之间进行竞争的国际体系可能更加平衡、有序和创新，并可更加协调地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11)
第三种分类，旅美俄罗斯学者、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安德烈·齐甘科夫（Andrei Tsygankov）侧重于对在国际秩序的转型问题上所出现的各类观点进行归纳和划分。按照他的划分：其一是“警世危言派”，比如，瓦尔代论坛2018年度报告强调，美国改变力量平衡的企图正引起不可估量的后果，“一系列的国际机制和次结构正在加速走向解体和衰朽的全球趋势”，“该趋势不可逆转，也不可能在全球规制的基础上得以重新恢复”；此外，俄罗斯的卡拉加诺夫（Сергей Караганов）、美国的科恩（Stephen Cohen）、莱格沃尔德（Robert Legvold）等著名学者也都持类似观点。其二是“支持稳定派”，如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包括伊肯伯里在内，这派观点不仅认为国际秩序的危机被夸大了，“现行国际秩序在后冷战时期出现被改变后的留存，不但可能而且应该”；“现行国际秩序的问题只是执行中的问题，而不是其生存原则出现了问题”。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主任科尔图诺夫（Андрей Кортунов）提出：“虽然美国和西方急剧削弱，但依然是政治、科技、经济各领域的世界领袖，它们能够在不远的将来恢复力量，现有国际秩序不需要根本改造，而只是需要改善。即使美国不如预期，俄罗斯也会寄希望于欧洲，视之为与其一体化的国际秩序的一部分”。其三是“双重趋势派”，齐甘科夫本人认为：“‘警世危言派’忽略了现有国际秩序同时存在着建构和解构两种过程，而‘支持稳定派’过于悲观地看待非西方力量克服技术差距、创建稳定国际政治机制的能力。”在他看来，当今始终同时存在着破坏性和创造性进程两种态势，因此，大体上也属于支持国际秩序稳健转型的一派。(12)
第四种分类，“西方缺失”主题下“自由国际秩序”的问题与挑战。这是2020年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报告就国际秩序争议提供的另一种不同分类方式。作为影响力广泛的世界级国际论坛，该报告基于欧洲立场，每年选择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针对性的分析，探究大变局之下如何维护自由国际秩序。《慕尼黑安全报告》醒目地提出了“西方缺失”这一范畴，认为对西方内部分裂的焦虑是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关注的重点。报告提出，“西方”作为一个相对紧密的地缘政治体走向衰败和“西方精神分裂”的局面，原因首先在于西方本身“出现了一个非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阵营”。该阵营中的人认为：“西方不是一个对所有持自由民主价值的人都开放的共同体。相反，它是一个由种族、文化或宗教标准组成的社区。”该派别认为“（白人基督教）的西方受到具有不同宗教信仰或文化背景的‘外来者’的威胁”。其中较温和者主张拒绝难民、封闭边界、反对“政治正确”；较激烈者将伊斯兰世界视为敌人；其中最极端的白人种族主义者则诉诸袭击、谋杀不同信仰的公民和政治家。《报告》点名批评作为执政者的特朗普和欧尔班·维克托“反对自由国际主义、主张新的民族主义的立场”；称“西方内部的非自由主义势力可能成为外国非自由主义势力在西方的‘特洛伊木马’”；并直指，“北约最大的危险，既不是其他大国的崛起，也不是其周边地区的不稳定，而是内部非自由主义的崛起和西方集体身份的不稳定”。《报告》自我批评道，西方盲目自信，对中俄终将采取自由价值观过于乐观，听任危机对自由国际秩序的损害，承认对此“还无法找到应对挑战的答案”。《报告》还提出“西方领导的联盟”任意发动“军事干预”和“在国际冲突中的军事优势”已不复存在；西方主要国家对自由国际秩序的核心机构的支持在减少，中国等对国际机构的关键影响力在增长；作为“自由国际秩序”支持者的北约与欧盟“苦苦挣扎”，“面临巨大挑战”。《报告》指出，美国收缩产生的政治效应、过度使用经济武器导致盟友与伙伴疏离，以及国内的分裂，将会使美国进入一个“战略停滞”时代；而欧盟在全球定位、内部政治与战略上的分歧，包括在5G等问题上既与美国脱钩、又无法达成内部一致，都“阻碍了欧盟全球竞争力的提升”。《报告》称，法国总统马克龙最近关于缓和与俄罗斯关系的提议，“招致了几乎全欧洲的批评”；美欧之间、欧洲内部围绕“北溪-2”管道的激烈争论；大多数欧洲国家在美俄、美中之间发生冲突时不会选边站，而会采取中立态度。《报告》认为，在此背景下，西方需要应对大国战略的“双轨战略”是：“在符合其最佳利益的情况下与专制国家合作，同时加强西方的凝聚力。”《报告》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自由主义的吸引力、民主国家占世界GDP总量的57%，这些原因使“西方应该能够捍卫自由国际秩序，同时承认全球权力转移将带来自由秩序必须与之共存的竞争模式”。(13)
通过对当前关于“自由国际秩序”的辩论的简要介绍，人们不仅看到了各种相关观点，同时也感悟到了这些观点背后纷繁复杂的思想谱系的激烈博弈。尽管这场前所未有的大辩论不会在一个短时间内落幕，但是，第一，总体而言，来自各方的多数专家倾向于认为：与“自由国际秩序”密切相关的当前国际体制需要经过改革才能留存。而其关键问题，正如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哈斯所言，“不是一个国家、两个国家来统治全球，而是由占有行使各种各样权力的多重主体来实施统治”(14)。第二，鉴于“解构”与“创新”两种趋势同时存在，西方与非西方国家的博弈一时还难分高下。比较多的意见倾向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有关国际秩序构建的合作还势必与竞争互相交织而同时存在。第三，与此同时，在关于对“自由国际秩序”的挑战究竟来自内部还是外部的争议中，至少在《慕尼黑安全报告》发表之后，认为西方内部分裂，包括美国自身与多边体制“脱钩”才是削弱“自由国际秩序”的主要原因的观点，看来一时占了上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