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俄罗斯外交主体的争论

第一节
有关俄罗斯外交主体的争论

俄罗斯外交主体的问题，主要是指俄罗斯究竟作为怎样的一种国家身份、带有怎样的体制特征，以及处于怎样一种特定历史地位在与外部世界发生关系。讨论身份政治的好处，是可以通过归类让每个国家对号入座，安得其所，然后确定其与整个国际体系之间的带有很大动态性的相互关系。但是其中一个还未被充分研究的问题是，几乎所有这些概念与范畴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人为构建，难免带有各不相同的时代特征、利益背景和意识形态的烙印，从而，使得这些概念本身引发了无尽的争论。虽然，几乎所有这些争执都远无定论，但毕竟使我们有了一个较为广谱的思考空间，便于在“后真相”“后事实”时代的扑朔迷离中去探究真谛。这里所选择做介绍与分析的，是比较能够体现俄罗斯外交特质的有关主体与身份的若干争论。

一、关于俄罗斯是不是“地区国家”和“冷战失败者”的辩论

冷战终结、苏联解体之后，对于俄罗斯国际地位的争论中，有两个问题颇为值得注意。其一，认为俄罗斯已从世界大国迅速沦为“地区国家”；其二，与这一范畴相关的更为众说纷纭的说法，认为俄罗斯是一个“冷战的失败者”。

（一）俄罗斯仅仅是一个“地区国家”吗？

2008年奥巴马执政后，为推行“重启”美俄关系，一度无论对于俄罗斯的内政还是外交，都表现得十分容忍。“美国政府数年来第一次几乎没有对俄罗斯的国内政体进行公开指责，也没有把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义务与俄罗斯的民主缺陷关联起来。”⁽¹⁾但是，2013年底乌克兰危机事发，特别当危机进入2014年3月18日，克里米亚被纳入俄罗斯囊中之际，美国政要忍无可忍了。很快，3月25日奥巴马在海牙核峰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罗斯不过是一个威胁近邻的区域性国家，这并非由于其强大，而恰恰是因为它的虚弱。”⁽²⁾把俄罗斯称作“区域性国家”这一明显表示藐视俄罗斯的说法，一改“重启”以来奥巴马本人对俄立场的谨慎态度，而且半年之后，奥巴马进一步称俄罗斯是与埃博拉、“伊斯兰国”并列的美国面临的“三大威胁”之一，并且决定把俄罗斯逐出七国集团。⁽³⁾相比之下，2006年德国还曾专门将七国集团主席国的位置让位于俄罗斯。奥巴马上述说法后来招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的严肃批评。⁽⁴⁾也如美国驻苏联的最后一任大使马特洛克（Jack F.Matlock）在2014年瓦尔代论坛讲演时所直言，是美国的傲慢导致了莫斯科的非常反应。⁽⁵⁾

俄罗斯究竟是一个地区性大国，还是依然有着全球影响力的大国？根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世界上最强实力国家”（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Countries）2020年排行榜统计，俄罗斯居第二位，美国第一位，中国第三位。⁽⁶⁾而据丹佛大学弗雷德里克·S.帕迪国际未来中心（Parde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Future）2020年7月发布的对国家实力的分析模型，按国家占全球实力百分比的排序为：美国第一（18.6%），中国第二（16.74%），印度第三（8.45%），俄罗斯第四（3.3%），日本第五（1.49%）。⁽⁷⁾在俄罗斯被“降格”为“地区国家”的问题上，各方认知还是有很大差距。毫无疑问，2008年以后从国际金融危机一直到乌克兰危机后西方的连续制裁，确实对俄罗斯实力地位构成巨大而全面的削弱。尤其，当2020年欧亚地区的白俄罗斯、纳卡地区、吉尔吉斯斯坦等地区出现动荡形势时，有分析认为：俄罗斯主导欧亚的前苏联区域模式已经“终结”。然而，在俄罗斯周边形势动荡的同时，人们却又看到了俄罗斯在东亚、北极、拉美和中东的全局伸展。俄罗斯影响全球的战略力量、能源资源领域的优长潜能、在全球议程问题上的丰厚经验积累，以及俄罗斯辽阔疆域和独特地理位置所造成横跨全球的政治经济辐射力，都远非一个“地区国家”的范畴所能覆盖。无论西方国家对此问题有多少争议，至少俄罗斯人自己对此尚具自信。在他们看来：俄罗斯依然是一个虽非处处领先、但毫无疑问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这也是它未来能够得以继续伸展和抗争的认知基础之所在。无论从地缘政治、还是从世界历史观点来看，包括美国的俄罗斯学界也有学者认为：大国尊严的挫伤感必将使其难以再回归俄罗斯与西方热切相处的年代。但不光奥巴马本人已经提出了这样一个带有对俄罗斯贬抑色彩的官方判断，实际上，这一判断多半还来自美国国内的“主流精英”们的解读。而且，包括自20世纪90年代起驻俄工作多年的美国使节，以及驻俄主要智库的代表也大抵如此。无疑，这一观点势必影响美方对俄交往态度。用美国老资格的俄罗斯问题专家、曾在白宫工作多年、同时是乔治敦大学著名教授的安琪拉·斯登特的话来说，这些现在白宫主持工作，但并没有对俄罗斯问题真正下过苦功的年轻人，他们专业知识的缺乏，才是美国决策问题中的关键之所在。这是美国学术界和决策界一个非常致命的“社会学问题”。⁽⁸⁾

客观地说，俄罗斯联邦是作为苏联法定继承国而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这意味着，一方面俄罗斯与解体后的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其他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一样，都是独立平等的国际主体；但是另一方面，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凸显出俄罗斯不同于一般的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地位与影响力状况。其一，经过国际协商，俄罗斯独自承担了苏联时期遗留下来的大量战略核武器的储存与监管，这意味着俄罗斯依然是一个具有法律地位、与西方就战略核武器进行对等谈判与合作，同时也有实力对西方进行反制的核大国。其二，俄罗斯作为苏联国际地位的法定继承国，拥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这不仅表明从苏联到俄罗斯的世界大国地位的延续性，而且这是以和平方式实现国际体制演进的一个重要标志。其三，俄罗斯是冷战终结、苏联解体后一系列重要国际组织的发起者和推动者，如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欧亚经济联盟、上海合作组织与金砖国家组织等，也是一系列多边活动的组织者，这说明仍然需要俄罗斯承担处理原苏联地区与全球事务的一定责任。其四，作为苏联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影响力的最大承载者与后继者，俄罗斯维系着这一遗产，与世界各国家与地区保持着超过一般原苏联加盟共和国水平的传统关系。

事实上，在美俄关系“重启”的过程中，奥巴马正是因为曾把俄罗斯当作一个全球大国来看待，才得以与俄罗斯达成一系列重要协议；而一旦低估其实力，藐视其存在，势必会引发动荡。如安琪拉·斯登特所言：“许多俄罗斯人认为，对于苏联解体后那种创伤和动荡的影响程度，美国一直都没有理解。事后看来，我们可以指出，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应对从国家掌控经济演变到准市场经济这种转换的过程中，取得了无可置疑的进步。克林顿政府将俄罗斯邻国的非核化、市场经济起步、实现差额选举、拥有更大的言论自由，以及确保俄罗斯在巴尔干与美方合作，都视为其成就的一部分。然而，在新的欧洲—大西洋安全构架中，美国无法给俄罗斯提供一个有意义的角色，无法给俄罗斯提供一种利益。”

苦于90年代实力不张，俄罗斯在当时无法与美国公开叫板和抗衡。但是，“十年黄金时段”之后，俄罗斯国力有所复苏，特别是在普京威望抬升的背景之下，就很难再接受西方的这一类轻蔑贬损之词了。⁽⁹⁾

（二）普里马科夫对冷战“失败者”说的辩驳

如果俄罗斯是“冷战失败者”，是否意味着俄罗斯只能接受在其原有势力范围内的西方扩张？如果认为，因冷战的和平结束，俄罗斯并未告负，那么俄罗斯是否应该受到大国间的平等对待？这两种不同的判断，会形成两种不同的战略。两种不同的言辞，也会产生两种不同的身份认同。

没人能够否认，冷战结束过程中戈尔巴乔夫主动退却让步，以及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综合国力急剧萎缩的事实。包括叶利钦政治顾问格·萨塔罗夫在回忆录中既含蓄但又明白地承认：“许多国家（应该包括俄罗斯）外交政策中已没有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对世界领导地位的追求，日益明显地出现了无条件向‘冷战’胜利者投降，什么也不追求的倾向。”⁽¹⁰⁾实际上，根据笔者多年来与西方精英交往的感受，大多数人尽管会在场面上做出“冷战无败者”这样的宣示，但是，实际上，美国的战略决策依据，都是从苏联已经解体、俄罗斯已然衰落，已经不是当年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因此，俄罗斯没有资格和美国坐到一张桌子上来平等对话，也没有权利和美国讨价还价这样的立场出发。这是美国，乃至于整个西方“深层话语”的基本心态。“9·11”事件以后，普京全力支持反恐，高举回归欧洲大旗，不光要求加入欧盟，而且希望加入北约，但是，欧美对此也多半不放在眼里，更多将之视为俄罗斯的示弱。从美国坚持北约东扩、在2002年决意退出反导谈判进程等举措来看，大体上，就是因为有着这样的一个深层心理背景在起作用。

然而，在普里马科夫看来，“苏联的解体不能归结于其在冷战中的败北”。理由是：第一，“人民支持叶利钦绝不是因为他做出了使苏联解体的事情，而是因为大多数人不愿意回到过去极权时代”。换言之，这是人民自动所做的选择。第二，普里马科夫作为一个持有中左立场的老资格政治家，曾经冷静客观地断言，苏联解体过程中，“并没有国外势力的直接参与”。在他看来，美国西欧盼望苏联早日崩溃的人为数不少，但“同时他们还担心，苏联的解体会导致国家出现动乱，因为在该国各地部署着大量核武器”。第三，“苏联的解体不能归结为其在冷战中的败北，有一个事实毫无疑问可以作为佐证。后苏联时期的空间并没有陷入混乱，苏联的核力量依然完整地保存下来，仍矗立在解体国家的法定继承者俄罗斯的国土上。然而，正是基于冷战结束后形成的不对称认识，换句话说，就是指美国赢得了冷战而苏联输掉了冷战，华盛顿才认为，在世界事务中美国和俄罗斯的权利平等是‘不合理的’”。⁽¹¹⁾

从国际法角度来说，以和平为终结的这场较量并没有法律规范意义上的失败者。普里马科夫据理力争的要害是，俄罗斯是作为前超级大国与美国一起终结了冷战。⁽¹²⁾显然，普里马科夫这一表述不仅在俄罗斯是较有代表性的官方立场，也反映相当部分民众看法。但是，冷战终结多年之后，这并没能改变绝大多数西方精英认为毫无疑问地仍是把自己视为“唯一胜利者”的态度与立场。

二、当代俄罗斯：前现代、现代还是后现代国家？

从带有时间涵义的现代性视角来看，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究竟是不是一个需要完成自身的——首先是国家政治建构的——现代化的国家，而不是像欧盟国家那样已经完成了这一进程，处于超越主权阶段的后现代国家？抑或，俄罗斯是一个既有大量前现代特征，又面临现代化的紧迫任务，同时，又伴随着大量的后现代禀赋的具有多重身份的大国？

从现代性的角度讨论国际关系中的行为主体的身份属性，并不是纸上谈兵。苏联解体留下了一系列尚未能解决的问题，都与现代国家的身份密切相关。比如，乌克兰与格鲁吉亚危机中暴露出来的名义上主权独立，而实际上处于领土难以管辖的状态；即使多年转型也未能真正地按照西方样式构建起国家、社会与市场间的持续稳定体制；欧亚区域化进程中的新兴独立国家相处的法律原则与传统“潜规则”之间的相互抵充，等等。这些都是与现代化水平实际状况和以现代性要求的国家建构中的重大反差。21世纪以来的各种各样的欧亚地区冲突——格鲁吉亚冲突、乌克兰危机，包括先前的颜色革命——大都因上述未完成的国家建构问题而起。21世纪以来欧盟与俄罗斯一系列争端中的一个基本认知问题在于“现代性”之争：欧盟认为，自己已经是一个超越国家主权，并是以超越主权的国家联盟方式存在的身份主体；同时认为俄罗斯还是一个尚停留于主权构建阶段的国家。因此就现代化发展水平而言，欧盟要“高于”俄罗斯。欧洲资深专家曾说：俄罗斯还停留在19世纪。但问题在于，俄罗斯另有主见。在俄罗斯专家看来：捍卫主权，就是在捍卫欧洲传统价值，同时，这更加符合时代潮流。俄罗斯精英对来自欧洲的批评毫不留情地反唇相讥：因为欧盟抛弃了主权观念，才真正是自乱阵脚，失去了方寸。而英国脱欧，正是这一观念之争所导致的现实写照。(https://www.daowen.com)

从现代性角度来看待俄罗斯身份属性问题，之所以产生争议，因为这与如何重新阐述与现代化相伴随的世界历史进程的问题紧密关联。迈克·大卫-福克斯曾专门著文介绍与“前苏联”、苏联、“后苏联”各个时期相关的历史文献（主要是出自英美的历史文献）中，运用“现代性”概念进行研究的方法问题。虽然，现代性的概念是大多数历史学家的研究基础，但它的意义仍各不相同。迈克·大卫-福克斯归纳说，当现代性概念被用于俄罗斯之时，至少有四种基本方法。第一种方法的代表们，反对俄罗斯存在过现代性的观念：对他们来说，俄罗斯仍然是一个前现代国家。第二种方法认为，俄罗斯存在着现代性，本质上类似于其他国家的现代性；它是普遍国际历史发展进程的一部分。而在第三种方法看来，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现代性，每个国家和地区有着自己独特的现代性。俄罗斯也是其中之一。最后，第四种方法提出：各种不同的现代性是能够在互相交织发展的背景之下，与多种传统元素相共处，并且创造出各种样式的混合体。⁽¹³⁾

现代性考量下的俄罗斯外交身份问题，之所以值得讨论，因为它既不像一些欧洲专家是基于线性式时间概念，而且是单一的线性式所描述的那么简单明了：超越主权的“先进”的欧盟vs.维护主权的“落后”的俄罗斯；也并不全如俄罗斯一些专家以“回归保守”抵制“后现代”现象的评价来得那么消极，犹如俄罗斯知名学者科尔图诺夫（Andrey Kortunov）所言：“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哲学和社会学建构，反映西方社会的日渐疲惫，特别表现出曾经在现代主义时代一度占主导地位的动员能力和不容妥协的理性主义原则，都不得不宣告趋于松弛。”⁽¹⁴⁾看来，关键问题还在于如何来理解“现代性”这一概念本身。

法国年鉴学派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当代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夫·夏尔勒（Christophe Charle）认为：现代性就是“存在于当下的未来”，或进一步来说就是“被视为能真实存在的最好的一种未来”。按照这样的定义，夏尔勒指出：“围绕未来的话语（指现代性）不仅会根据假想的未来重新诠释现在，还必然会重新诠释过去；而与之相反，以往的历史性体制则会以维系过去（‘传统’‘风俗’‘先例’‘遗产’）为目标来构想现在和未来。”一个非常关键性的理解在于：在夏尔勒看来，第一，他是把“现代性”与“历史性体制”这两个概念加以区分。现代性话语主张：按“能真实存在的最好的一种未来”的要求重新构建过去、现在与将来三者之间的关系，而“以往历史性体制”只在于“维系过去”。第二，“现代性的高潮与低谷则指示了此种话语的制造与其传播能力的不平衡性”。换言之，现代化的发展水平取决于对过去、现在与未来三者相互关系的诠释与构建能力。也即，如果能够合理允当地构建起在过去、现在与未来这三者之间的叙事体系，那么，就能够切实有效地引领现代化的实际进程。第三，现代性的当代主题，是“在经历了充满疑虑困惑的‘后现代’时代之后，尝试以讨论‘多元现代性’与历史进程差别化的加速度来革新有关现代性的话语”。换言之，调处不同时间维度、不同文明背景下的现代性——如何去解决当代人缺乏共时性的这一深刻弊端——此乃当代的现代性争议的关键。在夏尔勒看来，欧洲精英欲将其自身的“现代性”强加于世，酿成了20世纪的两次大战的祸害；而盲目地模仿1848年“民族之春”的当代一系列不同文明与时间维度之下的所谓“颜色革命”，其实质都是停留于过去的集体记忆，无法应对变化无定的当代世界。⁽¹⁵⁾

换言之，如果“现代性”仅仅停留在以西方经验来解释世界，以西方式国家认知来评判国家属性是否“现代”，而忘却了放在更为广阔的空间、文明范畴下，在不同时间性的维度之下来对之进行评说，诚如巴瑞·亨德斯所言，这样的“现代性”的理论基础就有了偏差。⁽¹⁶⁾

现代性视角下的俄罗斯身份争议，明显左右着各方的对外立场，显然是各种争端的由头之一。但是，相形之下，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尽管提出了不少颇有意义的假设与命题，却远没有能形成共识。特别是还远远没有办法来对俄罗斯的“现代性归属”做出一个系统周全且令人信服的定义。在这样的背景下，至少“多元现代性”的提出，使得人们能够对不同时间维度、不同文明环境下的身份认知问题，提供一个还不那么教条、比较宽容开放的认定。换言之，使人们有一个更为广谱的视角来确定俄罗斯在国际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身份问题。⁽¹⁷⁾就此角度而言，至少，俄罗斯是在现代化进程中一个独立特行的世界性大国：无论是人们广为赞叹的思想、科技、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拔得头筹的引领世界的重大进步，还是在尚存尖锐争论的政治、军事、安全等领域的制度创设、社会革命、地缘竞争对世界现代化所带来的深刻影响，俄罗斯这个巨人的落后与赶超、学习与反叛、模仿与创新、隐忍与奋起，都将会是在“多元现代性”的国际讨论中最值得关注的大国之一。

三、冷战后的俄罗斯：“帝国”还是“民族国家”？

如果不从现代化进程的线性视角，而是从政治属性的谱系视角出发，对俄罗斯外交主体的特性归属进行评判，那么至少涉及两个问题，也即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究竟是否已经成为一个标准的“民族国家”，抑或俄罗斯依然是一个“帝国”？

（一）从“民族国家”向“帝国”的倒转

“帝国”作为一个描述治理模式的中性概念，存在于世已经有数千年历史。比起当今任何号称具有现代建构的国家范式，俄苏有着时间更长、十分庞杂，但也丰富异常的与帝国有关的治理传统。在世纪之交的全球化、西方化的大潮之下，转向现代民族国家，毫无疑问，成为包括俄罗斯在内所有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基本政治要求。

一位颇具影响力的学者在2003年的一篇文章中，对正处转型中的俄罗斯外交主体的属性问题，曾明确提出：“既然，俄帝国由于苏联的解体已正式结束，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欲重振帝国旧梦是不现实的。虽然，从过去十年的历史经验来看,俄罗斯转型确实经历了一个极其痛苦的过程。目前可以肯定的是，俄外交从帝国式走向大国——民族国家式的转型已大致完成。”⁽¹⁸⁾然而，人们发现，即使苏联解体，俄罗斯精英仍念念不忘地从“帝国”范式取得借鉴。尤其，当这一地区推行欧美传统的民族国家建构的实践受到至少来自两方面的挑战：一是新独立的民族国家迫切地希望加入北约与欧盟的政治选择，严重削弱俄罗斯与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传统联系，深刻影响地区稳定；二是俄罗斯联邦在构建“民族国家”过程中，本身也面临着分离主义的严重威胁。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但凡希望脱离俄罗斯，或者希望从联邦中央获得更多权益的联邦主体，都曾经以“民族国家”范式，作为与联邦中央进行博弈的工具。尤其是21世纪地区危机接连爆发的情况下，从帝国治理模式中寻找借鉴，已成为俄罗斯精英公开讨论的一个话题。

在乌克兰危机发生五周年的时候，俄罗斯最有影响的国际研究刊物《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曾经专门组织了一场重要讨论。在这场讨论中，一方面俄罗斯学者与国际学者尖锐批评欧洲在20世纪中叶摧毁了自身的帝国模式之后，并没能真正成为民族国家；但是又快速转入“一体化”进程，并在冷战终结后的90年代到21世纪最初几年走向顶峰；然而，又在这样短暂的一体化高潮之后迅速坠入内部动荡。这场讨论对此提供了一个新的诠释，认为这一曲折变化的实质在于：人为主观臆断地构建了过去的“帝国”、现代的“民族国家”、面向未来的“一体化”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这导致了欧盟国家地区今天的混乱局面。另一方面学者们又提出：既不愿意、也无法加入欧洲“一体化”的俄罗斯，不能重回帝国，也成不了以欧洲式宪政与市民社会传统基础上的“民族国家”，于是，就需要在当代条件下对帝国遗产提出重新解释，以求运用传统治理机制的积累来摆脱“国家建构”和地区冲突的困境。⁽¹⁹⁾值得关注的是，这一场讨论不仅把国家内部构建与对外关系相互联系了起来，而且，关注从历史经纬的视野，来评判当代国际政治的进程。相比较于把“帝国”“民族国家”“一体化”这些概念简单搬用、就事论事，或者停留于意识形态宣传的做法，这场讨论的语境，似乎更是为了接近于当代国际事务多元化进程中的复杂现实。

（二）危机深化中的民族主义因素

对于人们习以为常的通用观念的反思，首先是从以下这一问题开始的：民族国家构建的范式是否带来了后苏联地区的局势稳定呢？看来，事实比任何理论假设都要来得更为残酷。埃里卡·哈里斯（Erika Harris）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作为两个尚在构建中的后共产主义的民族国家（post-communist nationalizing states）之间的冲突，往往太多从地缘政治角度来加以诠释，而实际上，应该转向揭示民族主义和种族因素在危机中所起的作用。哈里斯认为，一方面历史记忆，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事件被人为地玩弄了，历史形成的社会分裂被投射到当代冲突中。例如，早已被揭露和批判的乌克兰西部地区曾经依附纳粹的势力，现在却被描绘成为这是出于对俄罗斯的抗拒；战争时代“为独立而战的战士们”被描述成在苏联一直遭受牺牲和逮捕的民族发展的历史叙事的主角。而另一方面，后共产主义背景下，语言认同成为种族的代表，并越来越政治化。在各不相让的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语言认同被利用、被扭曲、被简单地视为一种政治立场。哈里斯认为：当下的俄罗斯与乌克兰冲突，基本上是一个其中每一方都要通过对方才能对自己的民族定位进行重新梳理的互动过程。当乌克兰努力寻找如何从俄罗斯势力范围中得以解脱的时候，俄罗斯则致力于重新构建传统的叙事关系。哈里斯在这里讨论的对争议性历史记忆的民族主义诠释，对政治化了的种族—语言差异的大肆宣扬，的确在冲突中发挥了作用。实际上，这是一场“角色的战争”，因为种族、语言、传统这些要素正在各自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重新确定着各自的身份，这足以使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冲突升级。⁽²⁰⁾

一些学者认为，民族国家的叙事模式并不合用于解决乌克兰危机，同时也并不合用于危机中的俄罗斯：其一，俄罗斯在历史上虽然努力学习西方，但并不存在西欧式的市民社会基础，而是富于宏大帝国的传统；其二，70余年处于对抗性条件之下的高度集权和计划经济阶段，更是远离民族国家建构的范式；其三，在当代条件下，无论从内部还是外部来说，也很难简单地模仿欧美式的民族国家建构，反倒是有可能更多接受来自帝国辉煌拓展时期的遗产，来加强作为一个大国建设的体制上和思想精神上的基础。

总之，危机披露了一个重要信息：一度被认为是冷战终结后从帝国向民族国家演化的“正常化”的路径，现在却成为欧亚地区危机深化的缘由。

（三）历史上的帝国已然离去，民族国家则姗姗来迟

乌克兰危机之后，俄罗斯出现了两种明显的回归传统的趋向。其一，2018年年中，也即乌克兰危机过去将近五年之际，《全球事务中的俄罗斯》这份重要刊物上出现了两篇站在帝国研究立场上来观察这场危机后果的文章。在一篇题为《没有乌克兰的俄罗斯：大叙事的转型》的文章中，作者安德烈·特斯拉这样写道：“为了回答有关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身份认同问题，非常有必要先搞清楚：乌克兰历史叙事的两种基本模式。”特斯拉认为：首先是“短时段”模式。这一模式见于19世纪10年代末到20年代初问世的《俄罗斯历史》（尼古拉亚·科斯塔马洛夫[1817—1885年]）的文本。当时，乌克兰历史与哥萨克历史在很多方面是互为同一的。其次，在另一个古老的版本中，它可以追溯到弗拉基米尔·安东诺维奇（1834—1908年）和他的学生迈克尔·格鲁舍夫斯基（1866—1934年）的时代。这一版本则直接与俄罗斯历史“通常的”模式相矛盾。特斯拉认为：第一种“短时段”模式的特点，虽缺乏历史深度，但它与俄罗斯的历史叙事模式很少冲突。该模式中的乌克兰历史似乎就只是编年体历史，聚焦于最近几百年的事件，且也主要聚焦于第聂伯河流域地区。这一模式提供了宗教与民族认同的相互联系，因为它把赫梅利尼茨基起义描述成为国家历史上的关键事件，并将其解释成为一种为信仰而战的“宗教战争”。这一模式并没有让乌克兰历史上的关键事件与原有的大俄罗斯的叙事相抗衡。而莫斯科国君强调的正是历史和信仰的统一。但是，第二种所谓“长时段”的模式，却强调希腊天主教与东正教的信仰差异，特别是在加利西亚等地区。这就与一系列有关俄罗斯的“统一性”的概念发生了直接矛盾。“长时段历史”模式保障的是乌克兰叙事中民族主义运动的偏好：“哥萨克”的故事在这一历史叙事框架中就成了乌克兰民族复兴的基础；基辅罗斯的历史按照构建乌克兰的“黄金时代”的要求被塑造成“回归历史的时刻”。换句话说，只需要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对所有现成的象征物一一加以对号入座而已。因此，特斯拉总结道：乌克兰历史中的“短时段”和“长时段”模式，是对于帝国历史框架的很不一样的两种立场。前一种立场允许无痛的“包容”，而另一种立场则正好相反，对俄罗斯帝国历史叙事加以坚决地反对。

面对着历史叙事中的鲜明对立，特斯拉颇为伤感地提出：“作为俄罗斯的自我书写和自我理解，是否需要和不可避免地把描述乌克兰的叙事作为前提？俄罗斯能不能在没有乌克兰的背景下进行思考？鉴于上述历史回顾，帝国框架并不认为乌克兰是必须的组成部分。此外，帝国结构本质上是动态的，没有任何领土或民族元素是不可或缺的（帝国是存在于谱系移动之中的）。在乌克兰民族主义历史叙事的两种版本中，俄罗斯并不是作为实体要素，而是作为‘敌人’存在的。乌克兰历史叙事是将俄罗斯作为敌人来构建自己的国家整体叙事的。”特斯拉的结论是：“俄罗斯身份问题则不同，它有能力彻底重建帝国的叙事，提供一个不同版本的帝国历史，它来自现实逻辑，而不是过去的某一历史社区。……从宏大历史中分离出某种关于俄罗斯的叙事，作为一个独立的逻辑过程。”⁽²¹⁾ 看来，经过危机后多年的折腾，一部分俄罗斯精英已显得没有太多耐心，与乌克兰在传统的同一叙事框架下共处。

更为重要的，则是该杂志的主编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Fyodor Lukyanov）在同一期杂志中所撰写的总结。在卢基扬诺夫看来：不光帝国叙事适用于俄罗斯，同样也适用于当代欧洲的政治建构。他认为，首先，“鉴于耶鲁大学历史学家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ider）所提出，任何欧洲国家都不可能建立起自己的民族国家（甚至像一些大国，如法国、英国、德国），它们要么是在帝国方式之下，要么只是在欧洲共同体的形式之下（研究者似乎有意抛弃了一些案例，比如斯堪的纳维亚；但是对于东欧，似乎结论更有道理——原作者注）。所以，如果坚持它自己独立的民族国家建构的那一套，那么，乌克兰注定会失败，因为欧洲共同体根本无法接纳乌克兰”。在卢基扬诺夫看来：“欧盟本身的命运，尚且在未定之天。”他引用了来自奥地利维也纳人文研究所的老朋友伊万·克拉斯采夫所说的话：“对于现代欧洲而言，最为尖锐的问题在于，需要克服的并不是‘二战’的后果。而是‘一战’，因为它破坏了一个曾经是帝国的世界。”其次，卢基扬诺夫认为：“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期所发生的事件，表明当时普遍接受的观点是——要按照西欧的观念来对整个欧洲进行激进的改造。俄罗斯反驳了这一企图（这里有一点简单化了，但是，俄罗斯反对被纳入按照大西洋模板的‘大欧洲’，在这一方面是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原作者注），但是，它自己却发现处于一个完全不同的地缘政治和文化心理情况之下。”第三，卢基扬诺夫指出：“蒂莫西·斯奈德认为欧洲国家无法克服帝国解体的创伤，只有欧洲一体化才取代了身份的丧失（或许值得回忆一下，前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坦率地说过，欧盟是一个新类型的帝国）。这对俄罗斯很重要。俄罗斯并没有成为一个民族国家，许多人正是这样看待解体之后俄罗斯的发展方向。”卢基扬诺夫又引用了圣彼得堡欧洲大学的阿列克谢·米勒（Alexey Miller）所言：“将民族国家视为一种规范，是现代俄罗斯政治思想中的缺乏批判性的欧洲中心主义的一个例子……苏联遗产的特点，正是在于通过制度化和采用领土划分的方式巩固了多样化种族的存在。这使得在俄罗斯构建民族国家就再也不可能。”然后，卢基扬诺夫补充道：“回到帝国当然不可能，……但是，俄罗斯也并不是建立在别人的民族架构的基础之上。正像安德烈·特斯拉所说，需要对帝国现象有新的理解。”

其二，什么才是对于帝国现象的新的理解呢？卢基扬诺夫特别强调：“‘俄罗斯世界’的概念在经历了乌克兰冲突的震荡之后，如果将它与领土收复主义、沙文主义相区别的话，这可以成为当代重新探讨帝国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2014年3月18日，普京总统关于接受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联邦的议会讲演，可被视为出自历史和文明立场对其对外战略进行解释的一个重要例证。普京的原则起点是一个特定的世界观，即认为存在一个特殊的、统一的精神和文明共同体的“俄罗斯世界”（Русский мир）。这个共同体以俄罗斯为核心，“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这三个东斯拉夫民族构成的社区则是这个世界的基础。普京不止一次地强调俄乌关系的特殊性。而普京自2012年以来大力推动的政治目标——欧亚联盟——就是建立在这个文化核心基础上。这个基本定位为俄罗斯外交，尤其是在欧亚空间内的政策画上了浓重的文明色彩。3月18日讲演不光强调乌克兰对俄罗斯文明作为多样化世界一部分的重要地位；而且直截了当地论证了1954年克里米亚归于乌克兰乃是历史的错误；并以此证明，今日收回克里米亚的历史合理性。⁽²²⁾

从文明认同的另一面来看，与“俄罗斯世界”的正面形象相对应的是作为阻碍“俄罗斯世界”的敌人：“西方”。后者由此构成了俄罗斯世界的“反题”。自2012年普京的第三任期以来，在价值观和文化意义上，普京表现出明显的保守转向，对于西方价值体系表达了日益明确的批评。普京提出：“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欧洲—大西洋国家实际上正在抛弃他们的根基，包括那些构成西方文明的基督教价值观。他们在否认道义标准和所有的传统身份认同：民族的、文化的、宗教的、甚至是性别的。”⁽²³⁾乌克兰事件把俄罗斯官方这样的表达推高到一个全新的高度：俄罗斯不再将西方视为一个可信的伙伴。

（四）俄罗斯：被重新发现的“多样差异性帝国”

就俄罗斯帝国的研究本身而言，21世纪的一个重要学术变化，乃是来自西方的当代权威历史学家，当然也包括俄罗斯政治学家与历史学家提出了要对俄帝国历史进行重新认识的呼吁。

曾被称为当今西方学界唯一曾预测到苏联解体，来自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历史学家多米尼克·列文（Dominic Lieven），在2000年写下《帝国》这部与西方传统对俄认知有明显区别的重要著作。⁽²⁴⁾他在此书序言中态度鲜明地表示：在他广泛阅读西方出版的有关俄帝国的历史学著作后，惊讶地发现“居然没有任何一个（西方）历史学家希望从俄罗斯自身的视角来从事和写作帝国历史。大多数从事帝国研究的历史学家执著地将俄罗斯排除在本领域之外。对他们来说，俄罗斯问题就像是由一群凶猛而略显怪异的学术看门狗在严加巡逻的一片荒芜神秘的沼泽地。包括1991年之前苏联时期在内的帝国研究，不光是在智力供应方面令人感到气馁，而且，在政治上也是令人生疑的”⁽²⁵⁾。无独有偶，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家南希·科尔曼（Nancy Kollmann）2017年出版了《俄罗斯帝国 1450—1801》（The Russian Empire 1450—1801），与传统西方史学界侧重于批判性地描述俄帝国历史的著作有所不同，科尔曼提出：第一，俄罗斯在最低限度上确定中央控制的手段，允许驯顺的人民保持他们自己各不相同的语言、宗教、文化、精英、法律和社会制度，创造出一个“具有多样差异性的帝国”。第二，通过交纳赋税，节省地方政府支出，保障社会稳定，建立了一个“便宜的帝国”。第三，俄罗斯是一个专制和多民族的帝国，但彼得大帝提倡学习西方，创造了欧洲化的高水平文化。科尔曼强调：正当新兴国家（如法国和其他帝国）正在与疆域之内不同的语言和法律体系进行斗争的时候，俄帝国实现国家统一的能力，令人印象非常深刻。⁽²⁶⁾可见，在科尔曼笔下，俄罗斯是一个与西方并不一样的“大一统的帝国”。

多米尼克·列文、南希·科尔曼及其他学者对于西方学界对俄帝国研究现状所提出的批评，以及他们——这里还不包括俄罗斯自身的大量反思性历史文献——提出关于重新认识俄罗斯帝国历史的见解，显然为全面理解俄罗斯国际角色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其一，帝国并不仅仅是一个消极观念，同时也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时间最长、褒贬参半的一种治理建构模式。其二，俄罗斯帝国与其他东西方的帝国相比，都有过扩张、压迫、杀戮的黑暗历史（其中包括卡尔·马克思对俄罗斯帝国现象的深刻批判），但同时也提供了多民族、多文明的治理经验。俄罗斯与一般的帝国这两者之间在多大程度上有其相异或相近之处？这是一个值得花大工夫探讨的问题。

顺便指出，在当前的辩论中，俄罗斯学界甚而又进一步提出了俄罗斯既非帝国，也非民族国家，而是居于中间状态这样新身份的观点。2017年年底，在《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编辑部所组织的一场讨论中，俄罗斯学者提出：“（俄罗斯）肯定不是一个帝国。这种状态已过时。它也不是一个民族国家。在俄罗斯当前现实之下，建立一个民族国家是不可能的。缺乏政治参与是其中问题之一。……俄罗斯甚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联邦，因为，这种国家体制意味着拥有高度自治的区域政治行动者的存在。”帕特里耶克·基里尔（Patriarch Kirill）因此认为：“俄罗斯属于在民族国家和帝国之间存在着的一种‘文明状态’。”⁽²⁷⁾

总之，随着国际环境和俄罗斯本身的变化，无论就冷战胜负、地区或全球角色、东西方之间定位，还是民族国家与帝国之间的区分这些方面而言，未必就能够生搬硬套地把一些本身就尚存争议的定义，或者虽然非常流行、但本身意义还需界定的范畴用来界定俄罗斯的国际身份。比如，对于一场大体以和平方式而告终、历史与现实内涵极其复杂的宏大国际竞争来说，非常值得反思的问题是：“冷战胜负者”的划分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实际作用？地区与全球角色的划分等级，有助于衡量国力的大小，但是，在当今复杂情势下，无法机械地断定一国在千变万化的国际情势下的实际影响力。至于是民族国家还是帝国的身份认同，前者有利于以平等身份栖身于现代国际共同体，而后者则仰仗于以传统纽带与威望拓展影响力。对于俄罗斯而言，既无法彻底“告别帝国”，也难以像一般欧洲国家那样认同欧洲式的现代民族国家身份。在美国工作多年的俄罗斯裔学者齐甘科夫曾经深刻指出：身份认同问题对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重要影响在于，比起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的直接抨击，对于俄罗斯国际身份的难以掩饰的藐视，是直接导致俄罗斯与西方走向分裂的动因。⁽²⁸⁾西方对俄罗斯身份认同的认知错位，不可避免地使得俄罗斯奋起反击，以历史与文化认同为武器，包括追溯帝国治理的效用和借助历史文明共同体的叙事，大大加强其国际抱负的合法性的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