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三大板块互相接近的经济、结构与理念诸因素

第三节
推动三大板块互相接近的经济、结构与理念诸因素

推动欧亚大陆三大板块出现互相接近趋势的动力，不光显著地来自经济领域，同时，也来自国际力量彼此消长的结构变迁，更来自观念形态所出现的深层变化。以下就此三个方面的动态依次展开分析。

一、三大板块互相接近的经济动力

冷战结束以来，来自经济贸易关系、基础设施建设、产业—价值—信息的链接为推动欧亚大陆各方交往提供了的巨大空间与机会。

（一）冷战后三大板块间的相互经济引力

关于欧亚大陆各大政治经济板块相互间的联系问题，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之时，就有人提了出来。欧盟1991年为帮助俄罗斯推进转型提出过塔西斯（TASIC）计划，1993年格鲁吉亚前总统谢瓦尔德纳泽也提出过“欧洲—高加索—亚洲运输走廊”。欧盟曾经提议要通过加强欧亚大陆之间的铁路和基础设施，拓展欧盟在中国、俄罗斯、中亚等各个地区的影响力。90年代中期，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舆论为当时从连云港到鹿特丹的亚欧大陆桥开通而激动。欧亚大陆各方的一个可贵共识是，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是推动大陆内部各方贯通的基本动因。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欧亚间的“日益一体化在多大程度上将会重塑全球经济政治秩序，取代世界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跨大西洋路线”的话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研究所的尼古拉斯·默斯（Nicholas Moes）认为：欧亚大陆间的商品贸易在过去10年中一直是跨大西洋贸易的两倍多，早在2013年已达1.8万亿美元。据荷兰商业银行2018年的报告，亚洲和欧洲之间的贸易额（不包括欧盟国家之间的贸易）已占世界贸易的28％。⁽⁶⁾如此强劲的发展态势，势必要求欧亚大陆的各大主体寻求新型的相互关系，以适应变局。

（二）近年来三大板块间经贸关系的持续推升

以近两年统计，2018年中欧贸易额已达到6 822亿美元，同比增长10.6%，创历史新高。2018年，欧盟已经连续15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和进口来源地，中国连续14年是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⁷⁾

中俄双边贸易额2018年突破1 000亿美元的大关；同时，欧盟与俄罗斯之间的经贸关系虽受到危机制裁的严重干扰，同时在俄罗斯大力推动其经济东向发展的背景下，俄欧之间传统经贸纽带依然得到维持。截至2017年底，西向的欧洲仍是俄罗斯第一大出口市场，其占比仍远远高于亚太方向，二者之差超过20个百分点。⁽⁸⁾

到了2019年，中国无论是与整个欧洲还是欧盟的双边贸易额都继续上升。与德国、法国、英国等传统伙伴关系总体上不光继续上升，其中，尽管英国处于脱欧严峻形势之下，但中英双边贸易额增长了7%以上。包括与俄罗斯双边贸易取得了超过1 000亿美元大关的历史性突破。相比之下，中国与美国间的贸易关系出现了多年未见的大幅度下跌（见表13.1）。

到了2020年的第一季度，在新冠肺炎疫情流行的背景之下，尽管中国与西方主要大国的贸易往来受到严重打击，呈略有下降的态势，特别是中美经贸关系呈下降态势，但是，唯独中俄双边贸易还是非常不容易地实现了与去年同期相比的增长（见表13.2）。近两年来经济贸易关系势不可挡的态势，表明了中、俄、欧三方之间存在着无比强劲的接近与合作的潜能。

（三）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引领之下欧亚通道建设显示强劲潜能

从目前欧亚之间货物交流通道来看，95％以上是由海运完成的，陆路通道和空运仅仅承载了5％。事实上铁路运输时间总体上仅为海路的三分之一，价格仅为空运的五分之一，可见陆地运输所蕴含的巨大发展空间。迄今陆路运输无法畅通的原因，人为的政治安全考量远甚于自然条件带来的障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条线式布局看，以欧亚国家之间的新铁路管线建设、中欧班列、公路合作、航空运输合作、能源管道设施合作、通信设施合作为标志的串联欧盟、欧亚经济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大通道建设的合作方兴未艾。其中，中蒙俄经济走廊、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等通道的建设明显提升了内陆国家的海外交往能力。尤其是中欧班列在各国推进通关便利化的举措之后，不仅班列的次数大幅增加；此前一直被困扰的回程物资较少的问题，得到改观；政府对班列的补贴有所减少，开始依靠市场机制运行。⁽⁹⁾东西走向能源管线建设在各大经济主体之间加速推进：不光在中俄之间、中国与中亚之间的天然气和石油管线，而且俄欧之间能源管道也冲破障碍加紧实施。从点状式基础设施建设布局看，巴基斯坦瓜达尔港、斯里兰卡班托港、希腊比雷埃夫斯港、阿联酋哈里发港等一系列重要港口的兴起，展示欧亚各方互联互通的强劲意愿，为未来欧亚大陆各方合作做出了重要的铺垫。(https://www.daowen.com)

（四）产业—信息—金融—价值链的构建为欧亚经贸和基础设施合作提供了发展空间

基于欧亚各方的多年努力，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一个以产业—信息—金融—价值链为构建目标的多边合作进程，一步步地展现其后劲。首先，2013—2018年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超过900亿美元，在沿线国家完成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超过4 000亿美元等一系列投入，按照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这些投入将使沿线国家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增加4.97％。⁽¹⁰⁾其次，中国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从最初57个创始成员国，到2018年底已经发展到93个成员国，累计批准贷款75亿美元，撬动其他投资400亿美元。至2019年7月，亚投行成员国达100个。“一带一路”概念下，国际产能合作得到推动，中英法三方参与的欣克利核电合作项目，堪称这一领域标志性成果。跨国产业园区建设发展迅速，中白工业园区的发展令人瞩目。在电信产业合作领域，尽管美国竭尽全力进行打击与干扰，但华为依然以5G技术领先优势，表现出推进欧亚大陆的电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强劲潜能。

以上进展表明，无论“一带一路”经受何等困难与挑战，各方谋求发展的内生动力，势将引领这一倡议的继续推进。

二、大国力量对比的结构变化引导三边关系的调整

观察欧亚大陆政治经济变化的一个较为普遍和常用的方法，就是从力量结构变动趋势来判定多边关系的前景。虽然，复杂的国际现实并不等同于相对抽象的几何力学结构，但是，把国际政治单位简约并抽象为作为力量要素组成的结构性现象，观察它们相互间的力量消长和纵横捭阖，至少，对判断国际政治复杂互动背后的深层结构性趋势，有一定参考意义。

（一）依然是一个多极、多样、多元并存的国际力量格局

对当今大国关系的结构类型，有不同的说法：是中美两极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抗“威权国家”组合、中美俄三方博弈、中美俄欧四边互动，还是由更多角色参与的多极化—多元化—多样化的力量在形成着当今国际社会的核心格局，迄今都还各执一词。但是可以发现，人们并非只是以可以验证的数量规模——GDP的排名，可统计的政治、经济、军事的实力等——而且还从能否作为一个独立决策单位，具有多大的、但未必可以数量表现的影响力的角度，来审视当今世界最为核心的权力结构构成。从这一角度来看，其一，尽管欧盟安全力量匮乏，政治决策能力受颇多牵制，但欧盟毕竟是当今世界最大经济体，也是区域体制建构最有经验（当然未必完全成功）的政治经济单位。欧盟以相当丰厚的政治、经济，包括文化资源影响着国际事务。其二，欧亚经济联盟虽然经济发展水平受限，但兼具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深厚基础；作为共同体，自然需顾及内外各方面的复杂关切，但俄罗斯的主导性影响还是十分强劲。其三，总体上说，中国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中国作为“一带一路”首倡国，得益于多年和平发展环境中的实力增长，逐渐进入了经济体量、结构水平、贸易规模和发展速度，都属于领先国家的行列，中国的稳定开放的步伐令世界瞩目。普京总统多次明言：大国之中只有中、美、俄三家才是能够独立外交决策的大国。⁽¹¹⁾但是，就体量、声望和实际影响力而言，欧盟显然也是当代大国关系中不可或缺的一方。换言之，在欧亚大陆上，中、欧、俄三方各主一方，各有千秋。这是遥居海外的超级大国美国之外最重要的国际主体。出于这样的现实状况，近期中国国际学者诸多发表中，不太倾向于当今世界格局纯属“中美两极对抗”的说法，而是比较多地认为，当今世界依然处于一个多极、多样、多元同时存在的力量格局状况。⁽¹²⁾

（二）国际史上的罕见现象：“一超”同时挑战“诸强”

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把中俄同时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美欧关系也由于美国不断对欧洲施压而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敏感状态。美国和中、俄、欧三方虽不同程度、但几乎都同时处于关系恶化的状态。有学者提出：最主要的国际力量单位——如中、欧、俄、美——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出现三方合作而同时反对第四方的，几乎仅见于21世纪以来中、俄、欧联手反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单边主义。⁽¹³⁾从21世纪初的伊拉克战争，一直到晚近的《巴黎协定》、伊朗核问题协议、巴以争端、《中导条约》、古巴地位，以及关于贸易保护主义的争论。包括在2018年联合国大会期间，英、法、德、欧与中俄代表共同会商如何应对美国的“长臂管辖”，欧盟推出旨在绕开美国的“特别目的工具”，得到了中俄的支持。有学者认为：这是近年来国际政治的一种“新常态”。⁽¹⁴⁾2020年疫情流行背景下，美国完全不顾及包括中、俄、欧在内的国际舆论要求加强世界卫生组织在对抗疫情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立场，一意孤行地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的做法，表明美国以“脱群”为标志的孤立主义和单边主义立场，已达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诚如德国外交部长海科·马斯（Heiko Maas）所言：即使特朗普之后的民主党执政，跨大西洋关系也未必会有乐观前景。这就说明，美国与中、俄、欧这三大主体间的相互关系有可能在一定时期内都难以回到过去。“一超”如此打压“多强”，这在国际关系历史上实属罕见。

（三）“弱者”的接近与合作：以弱制强的必然逻辑

当前的国际现实是，一方面，冷战终结以来相对和平开放格局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以实力解决各自难题成了较为普遍的趋势。但是，一个并不具备霸权式的“硬实力”、却拥有诸多“软实力”的欧盟，身不由己地、相对较多地受到合作者的注意。中欧之间，尽管在一系列关键领域出现了新的亟须互相适应、调整化解的重大问题，但是，双方在战略竞争与合作之间仍表现出寻求均衡的诚意和努力；俄欧之间，虽然纷争不断，但是无论是传统历史文化纽带，还是当代大规模经济贸易关系都使其难以分离；当然，也难以想象，美欧间意识形态、经济政治和战略合作会顷刻之间消失。欧盟通常被描述成为：一个主要基于民事、似乎不大会成为中、美、俄三方“安全威胁”的共同体——包括对于俄罗斯的安全威胁主要还是来自美国，小部分来自欧洲。因而，在多方互动之中，欧盟相对地更多处于折衷机动的地位。⁽¹⁵⁾欧盟对于美国结盟关系的疏离，对于中俄虽有抵制但保持距离下的探求合作，特别是基于在气候变化、伊朗核问题、世界卫生组织等一系列多边合作问题上的相互接近的立场，使得中、俄、欧不光在欧亚大陆内部，而且，也是在全球形势曲折多变下，寻求新的合作空间和相互联系的纽带。

新冠肺炎疫情来临之时，面对特朗普政权的蛮横而又日益自我孤立的态势，中、俄、欧三方之间的接近与合作，是任何时代自主自立、由弱求强的自然而然的逻辑要求。疫情暴发后：其一，中俄合作持续改变着国际力量的对比，并在疫情形势下经受住了考验。其二，俄欧间因乌克兰危机虽然胶着对峙，但双方明显萌动了通过对话寻找出路的意愿：2019年8月马克龙在法国外交使节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释放要求改善对俄关系的讯号；2020年底欧、俄、乌就解决乌克兰东部问题所做的新一轮虽未成功但十分重要的推动；以及2020年2月，由欧、美、俄各方权威人士所组成的欧洲—大西洋安全领导小组发布以走向乌克兰和欧洲—大西洋地区安全为题的解决乌东问题的十二个步骤的声明⁽¹⁶⁾，皆可被视为佐证。同时，欧俄之间的能源合作经受了美国的粗暴而无情冲击，依然坚定地得以推进。这是俄、欧、美三边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变化。其三，美欧间传统伙伴关系前所未有地出现了深刻裂痕。总体来看，欧方虽然还不愿也不可能以西方意识形态联盟的解体为代价，但从北约费用、俄欧能源合作的受打击，一直到驻德美军的迁移，表明美国与欧盟间的传统关系下降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水平。其四，中欧2020年6月视频峰会前后，默克尔坦承欧盟将依然是“西方利益共同体可依赖的伙伴”，表现出其旨在维系欧盟最大国际运作空间的巨大惯性；但在此同时声明“欧洲不是中立体而是西方政治的一部分”，肯定“中国参与国际秩序的决心”，赞扬中国“坚持多边主义”立场。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9月，正当香港局势动荡之时，默克尔坚持率领庞大经济代表团访问北京，以示与中国发展合作的决心。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德国等欧盟国家在维持施压的同时，不追随美国退出多边构架、不与中国搞战略对抗、不放弃与中国合作的基本立场。其五，综合实力最强大的美国的特朗普政权，对欧盟国家普遍施加的巨大压力；挑拨新、老欧洲国家间关系；对中亚地区以新的“1+5”方式的介入；包括一直寻找在中俄关系之间打进“楔子”，美国绝不会放弃为一己之利而在欧亚大陆分化离间的战略谋划。但其权重和威望已经大打折扣。

总的看来，中、俄、欧、美之间的结构性变化蕴含着未来多种发展的可能。有学者准确地说道：“经营中、俄、欧三角关系可能是中国外交在二十一世纪上半叶所面临的重大挑战。”⁽¹⁷⁾但其基本的趋势是：在总体国际格局依然保持着多极化—多元化—多样化的基本态势，而并非只是“两极对抗”的形势之下，欧亚大陆各大力量在遭逢不确定性风险，包括来自内部和外部巨大压力面前，出现了趋于加强连接与合作的结构性条件。欧亚大陆各大板块的聚合水平敏锐反映着海洋与欧亚大陆两种地缘政治模式博弈的态势。对欧亚大陆的国际主体来说，没有理由放弃机遇，理当积极推进当下中、俄、欧等各方的相互接近与合作，同时，也理性冷静地调处与美国的相互关系。

三、观念变化推动着对欧亚新格局的探索

在一个财富涌流、物质力量的威力高度呈现的世界，思想并没有全然消失。相反，智识演进的态势显示出，观念的力量依然具有宽广的空间。与欧亚大陆发展现状与前景相关联，当代思想潮流繁衍播迁的基本特征是：四五百年来主导世界潮流的西方处于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衰落之下，依然顽强地以意识形态的霸凌姿态维护传统地位，而与此同时，新兴国家走向多元与自主，兼顾合作与竞争，欧亚大陆的各政治主体之间吁求多边互动、互相接近的意愿显著抬升，与此相伴的思想观念不断呈现。

（一）对“华盛顿共识”的反思助推欧亚新格局

冷战终结后，顺应客观需求而形成的全球化进程，在当时西方主导的历史背景下，身不由己地在其行进中夹带着欧美意识形态的深深印痕。因此全球化不光推动着世界经济融为一体，也伴随着西方模式在各地被普遍复制。因此，20世纪80—90年代欧亚各地盛行自由化浪潮过后，自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对于“华盛顿共识”的反思。21世纪之后，在全球层面上，经过“9·11”事件、伊拉克战争、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在欧亚地区层面上，经过了从科索沃战争一直到乌克兰危机等地区危机的博弈，不仅从新兴国家，而且从欧美国家自身最有影响力的精英知识分子开始，广泛出现了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评，同时伴随着对西方文明体系开始走向衰落的深刻揭示。20世纪90年代前期，曾具有极其广泛影响力的“休克疗法”的大力推动者、哈佛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自世纪之交开始，逐渐地转换自己的原先立场，并于2017年著文明确表示：“当今世界最大的地缘政治趋势并不是‘美国第一’……也不是西方与俄罗斯死灰复燃的冷战，而是欧洲与亚洲，尤其是欧盟与中国的经济一体化……一个重要的受益群体将是处在西欧和东亚之间的地区，包括俄罗斯与中亚的大部分地区。新基础设施将更加有效地把这些欧亚大陆腹地的国家与西欧和东亚联系起来。”⁽¹⁸⁾杰弗里·萨克斯是从当年“华盛顿共识”立场逐步转向接受中国发展道路的众多精英中较具代表性的一个。从他的表述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历史见证者对该地区沧桑沉浮的反思，和他对未来欧亚大陆新格局与实现路径的期待。

（二）“历史多元”vs.“西方中心”：国际史观的新视点

20世纪80年代以来，针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无论在人文研究还是社会科学领域，都出现了对于世界历史进程的多线发展与多样性特征的大量反思性的研究与诠释。这一股潮流经久不衰，反过来成为推动当代国际政治经济进一步走向多元、多极状态的强劲动力。在这一过程中，西方各领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思想转向。就欧亚大陆三大板块的历史地位的研究而言，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国际政治理论家巴里·布赞从“欧洲中心论”的国际关系历史观，转向以多文明共同创造国际关系历史的新视角，为各大板块多元、多样、多极态势的发展，提供了耳目一新的启示。2020年5月8日，国立莫斯科高等经济大学邀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巴里·布赞教授做演讲，题目为：“国际关系的非外省化：从全球军事观点出发的重要日期”。布赞提出：此前流行的国际关系历史分段，诸如，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1815年维也纳体系、1919年凡尔赛体系、1945年雅尔塔体系、1989年冷战结束，较多侧重于西方中心主义的视角。在他看来，其中，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与中国似乎没有关联。按照他的初步最新研究，至少可以将最近五六百年以来的国际关系历史以新的划分标准加以分段：1453年奥斯曼帝国攻占君士坦丁堡，1689年中俄签署《尼布楚条约》（意味着中俄两大帝国确立边界、相当长时期中能够维持大体和平，并结束草原帝国的历史），1519—1521年西班牙征服阿兹特克人，1839—1842年第一次中英鸦片战争，1975年美国越战失败，2001年全球反恐战争爆发。布赞认为：“这种重新思考历史的努力，可能会迫使人们转向从全球视角来决定国际关系的分段时期。这是必要的，因为西方在世界上的统治即将结束。”从“欧洲中心”转向“多主体世界历史进程”的思想谱系衍变，昭示了对于世界历史进程的认知与偏好正在酝酿着十分重要的转变。⁽¹⁹⁾

（三）地缘政治思想变化预示大国关系的新可能

21世纪以来，地缘政治思想领域对欧亚大陆各大板块之间相互关系的描述，正在发生变化。一方面，传统的对抗型地缘政治思想远未绝迹，甚至以更变本加厉的方式在误导决策与民众。这里，既有新保守主义为底蕴的“先发制人”“不断革命”；又有超现实主义的“大国关系必然走向冲突”；还有种种形式民粹主义、种族主义在明或在暗地推波助澜。但另一方面，当代国际关系领域更富远见的思想探索，既不是冷战意识形态对抗；也不简单地仅仅是北约、欧盟的排他式扩张，而是出现了一种构建新型地缘政治关系的尝试。第一，传统对抗性的地缘政治思想依然存在，但正在出现向多方互动与协调方向的微妙转变。美国战略思想家布热津斯基在2010年6月俄罗斯雅罗斯拉夫论坛上，配合着美俄关系“重启”，曾公开呼吁建立包括俄罗斯、美国、加拿大、西欧、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内的“北半球民主共同体”。⁽²⁰⁾这是从北约东扩、“颜色革命”，一直到美俄关系“重启”期间的一个带有明显意识形态排他性、含有一定程度对抗性的战略倡议。但是，到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目睹欧亚大陆危机日趋深重，布热津斯基、基辛格等地缘政治大家则多次呼吁重视和建立中国、美国、俄罗斯之间的三边合作关系，一直到布氏的逝世。这一转向的含义意味深长。⁽²¹⁾第二，无论美国还是欧洲学界，都出现强调美、欧、俄等各大传统地缘政治主体的合理存在，而不是强调相互间的排他性、对抗性的新动向。欧洲资深学者萨科瓦在他的新著中引用十多年前美国地缘政治专家、霍普金斯大学欧洲系前主任戴维·卡莱欧教授的思想：强调美国、西欧以及以俄罗斯为主干的欧亚地区的各自独立存在、自成一体；主张在这样的基础上展开欧、美、俄之间的合作，而不是北约东扩式的扩张。⁽²²⁾在类似权威人物的出版物中，也可见当年曾参与美国北约东扩酝酿阶段政策设计的前国防部长威廉·佩里的认真反思。他的基本观点是，为北约东扩曾经忽略对俄罗斯战略利益考量而感到深深的遗憾。⁽²³⁾第三，在对欧亚大陆地缘政治走向的描述中，美国“可被取代性”的假设得到强调与关注。颇有影响的美国当代地缘政治研究家罗伯特·卡普兰描绘了未来欧亚力量分布的图景，直言美国作为“最后一个帝国”可被取代的前景。他认为：尽管“未来可能扮演地区稳定力量的势力——印度、俄罗斯、中国和欧盟”还有着各自的问题，“二三十年后，孕育新体系的条件可能会成熟，这一体系中有多个有影响力的行动者，以不断有机演化的依存关系为基础，组成新的政体结构”。虽然，“在那个时代来临之前，维持最低限度的秩序和稳定，仍主要是美国的任务”。但是“如果我们足够明智，就能认识到一个基本事实：我们是一个短暂的帝国霸权，我们受命经营一个帝国，而这个帝国正等待着自己被淘汰”。⁽²⁴⁾卡普兰的这一表述，实际上，与布热津斯基在20多年前的名著《大棋局》中把美国作为欧亚大陆“最后一个帝国”的“具有可替代性”的表述甚为接近。⁽²⁵⁾

俄罗斯地缘政治学说90年代以来重新走红。但是与90年代以来具有广泛影响的“新欧亚主义者”亚历山大·杜金的地缘政治思想相比较，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俄罗斯国防与外交委员会名誉主席谢尔盖·卡拉加诺夫所提出的“大欧亚伙伴关系”的理论主张，看来更多地被转化为俄罗斯官方立场。与杜金有所区别，在卡拉加诺夫有关“大欧亚伙伴关系”的最新阐述中，除了依然突出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地位之外，强调“在其中扮演领导角色的应是俄罗斯—中国的组合。在朝大欧亚前进的同时，除了强化俄罗斯未来几年朝向亚洲的转向，还应思考在新的政治、经济和理念基础上与欧洲——这一传统伙伴落实合作”。⁽²⁶⁾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乌克兰危机以来，俄罗斯与欧盟之间摩擦不断，但是，俄罗斯主流精英还是不放弃要把欧盟纳入他们自己所构想的“大欧亚伙伴关系”的框架。

（四）主张美国离异于传统欧洲文明的新观点

特朗普现象的出现，催生着思想精英的反思：欧洲与美国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一个统一整体，而在多大程度上欧洲文明与美国文明正走向离异。虽然，这一话题自2003年伊拉克战争之后就成为欧美学术界关注和争议的话题，曾经吸引了包括欧洲主要思想家哈贝马斯和美国新保守主义流派的学者之间的争论。但是今天在特朗普现象的刺激之下，从文明和思想源头上区分欧洲与美国之间的努力，似乎正在重新开始。居住于伊斯坦布尔、担任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非住所研究人员、Flint Global公司的顾问,并加盟中国人民大学的资深学者布鲁诺·马卡艾斯在其2020年出版的新著《历史已经开始——一个新美国的诞生》中提出：目前，美国正处于一个与其“欧洲过去”彻底切断的进程中，它将重塑自我，并作为一个完整的文明诞生。布鲁诺·马卡艾斯认为：受人尊敬的托克维尔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认为美国是欧洲梦的完美版本，但是，“美国与欧洲式的自由主义与启蒙运动有着巨大的区别，是一段与欧洲相互分离的”全新的开始。此书出版后引起了舆论的热议。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前主任基隆·斯金纳评论说：“这本见解深刻的书提出了大胆而违背直觉的论点。国际体系已为民族国家间文化和政治多样性的繁荣做好了准备。”⁽²⁷⁾无论马卡艾斯的这一论点引起多大争议，至少表明，美国与传统欧洲之间的鸿沟正在日益加深。从客观上说，这一趋势不可避免地会作用于欧盟与欧亚大陆其他主体间的互动。

（五）孕育中的未来欧亚观念格局的新形态

思想潮流的变换，推展着人们对未来欧亚地区格局，包括意识形态关系格局的种种考量。与上述对于布鲁诺·马卡艾斯有关欧美文明的割裂性的判断相反，中国学者施展在《枢纽》一书中提出：“现代世界秩序有三大构成性要素，分别是海洋秩序、大陆秩序，以及海陆中介／枢纽秩序。作为体系的中国，内在地包含着海洋和大陆等多种要素，它们通过历史的演化与现代的整合，而凝聚为一个共同体；中国因此得以同时嵌入在现代世界的海洋秩序与大陆秩序之中，作为海陆中介／枢纽，因其超大规模而获得动能，将人类秩序联为一体。这是中国作为世界秩序自变量的真实体现，是中国作为世界历史民族的责任担当。”⁽²⁸⁾施展强调，中国经40年改革开放介入世界经济大循环后，居于海洋法权和大陆法权体系之间的独特中介地位。这一独特而具有强劲势能的地位，不光凸显欧亚发展路径多样性，而且表达出对于不同治理空间之间的相互关联；作为兼具海洋性法权和大陆性法权特点的中国，其未来意识形态的构建，天然地承担着在主权界定与非主权界定两种形态之间相互连接的功能，必将在未来欧亚大陆各大板块内部合作与博弈进程之中，以及在调处与传统上居于主导地位的海外力量相互关系的复杂进程中，发挥重要而无可替代的作用。作为保守主义地缘政治思想家的亚历山大·杜金在2015年所著《多极世界理论》一书中对于中国所兼具的海陆地缘政治特征的刻画，曾经表达过与施展相类似的思想。⁽²⁹⁾

总的来说，谋求欧亚大陆各个板块的自主发展与互相联通的经贸实务正在不断探索中向前推进；21世纪以来国际力量对比的结构变动态势也表明中、俄、欧互相接近的逻辑可能；同时，对这种发展与连接所进行叙事体系的探索与建构，正在一步一步走向深化，并开始发挥实际影响。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以这样浩大规模与介入深度被推进的欧亚大陆强化内部联系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