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不确定性挑战下的中、美、俄互动
高度不确定性挑战下的中、美、俄互动
大体上，可以分三个阶段来观察特朗普执政后的中、美、俄三方之间的复杂互动。第一阶段，从2016年美国大选开始到2017年底，这是美俄关系开始寻求再次“重启”，同时，中俄、中美关系仍有所推进的阶段。第二阶段，从2017年底到2020年初，美国将中、俄同时定位为最主要竞争对手，美国启动对华贸易战，俄罗斯深陷“通俄门”。这是一个美国对俄、对华关系两方面都严重恶化、美俄关系的缓转受美国国内局势深重牵制、而中国开始受到全面压制的时期。第三阶段，2020年初春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特朗普政权和美国的部分极端政治势力侧重于全方位地严厉打压中国；同时，特朗普所期待的美俄关系再次“重启”未成现实，依然处于历史低水平；而中俄关系在经受考验中稳步推进，在调整中显现强劲的定力。这是对这一关键时段中、美、俄三方互动轨迹的一个大体概述。
第一阶段：戏剧性的开端。
先从美俄关系和中美关系这两个侧面，来观察三边的互动。
一方面，2016年美国大选中，令人颇感意外之一的是作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特朗普，在对欧洲和亚洲的传统盟友施加压力、要求他们更多地承担防务责任的同时，对于美国传统对手的俄罗斯则表现出了极大好感。早在竞选过程中，特朗普亲口声明，克里米亚本来就该是俄罗斯的领土。他反对以“谋杀罪”为理由来妖魔化俄罗斯，一度曾经否认俄罗斯在美国总统竞选期间对美国发动的网络战。特朗普对普京总统本人的治国能力几乎毫不掩饰地一再吐露出由衷的赞赏。
但是，另一方面，迁延时日的乌克兰危机、叙利亚战争的不时激化，乃至于拥有最大核武器库的美俄又出现层出不穷新式武器的军备竞争，使冲突可能一触即发，而且，存在着酿成全局危机的风险。在这样背景之下，如果特朗普真正希望调整和改善对俄关系，这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来说，并非坏事。美俄间一旦冲突激化，容易酿成世界性、至少是地区性的危机。这不光使得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在具有复杂历史经纬的争端中受到影响，而且，其本身也会遭受大规模冲突的波及。
特朗普当选总统后，人们一度所预期的美俄关系的改善并没有出现。特别是2017年1月20日的美国总统就职典礼之后，先是特朗普亲自任命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顾问弗林在国内巨大政治争议之下被迫辞职，特朗普班子成员竞选期间与俄罗斯的私下交往成为敏感政治问题。然后，对俄罗斯在大选期间通过网络而“干扰大选”一事，美国建制派阵营、各主要情报部门谴责俄方的不妥协立场，迫使特朗普不得不予以让步。再后，总统战略问题特别顾问班农在压力下退出了国家安全部门领导成员会议。尤其是4月7日特朗普亲自下令，以叙利亚政府军使用化学武器为由，对叙利亚空军基地发射59枚导弹进行空袭，从而导致一度有可能出现的美俄合作态势，顿时改变。这不仅使得2016年大选后美俄间互相示好的合作氛围消失，而且，特朗普和普京两人就导弹袭击问题，直接发表针对对方的尖锐批评。美俄关系再次重回到冷战终结以来的“历史低点”。
再看三方互动的另一侧面——中美关系。
特朗普在竞选期间的对华政策一度要价颇高，不仅把中国称为“汇率操纵者”，大幅提高关税拟打压中国进口商品，甚至在极其敏感的“一个中国”政策立场上一度倒退。这使得中美关系蒙上了极大阴影。
从三方关系的结构形态上来看，似乎特朗普要逆转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美合作的态势，至少在客观上，要使美俄关系的接近对中国形成压力。犹如多年来一直持“超现实主义”立场的美国学者米尔斯海默多年来的公开声明：实现美俄联手，遏制中国的崛起。(1)
然而，当时的一个鲜明反差在于，与美俄关系一度恶化的情况正相反，新一任总统就职之后，经过双方努力，中美关系却一度趋于逐渐地改善。无论在双边经贸问题，还是在地区安全问题上，特朗普本人和其执政团队在施压的同时，也逐渐地释放改善对华关系的迹象。中美关系所出现的一个热点，是4月初的元首峰会。
2017年4月6—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会见的前后，中、美、俄之间的三边互动成了全世界舆论关注的焦点。4月7日，海湖庄园中美元首的首次会见之际，一个出人意料的细节是，特朗普总统临时突然地告知习近平主席关于美国刚刚对叙利亚进行空中打击的消息。本来，习近平主席远道前往这次非同寻常的会晤，是通过政治领导人之间的个人交往，深化沟通，为解决中美双边、地区和全球问题提供良好基础，然而，特朗普的这一举动，显然又为这次举世关注的会见带来耐人寻味的戏剧性影响。
在叙利亚战场发生扑朔迷离的“化武案”背景下，中国坚决反对使用化学武器，支持联合国机构对此进行独立、全面的调查，主张以确凿证据为据，寻求经得起检验的结论的稳健主张，受到各方首肯。中国对安理会当时有关叙利亚提案所投下的弃权票，缓和了剑拔弩张的国际气氛。中国与俄罗斯保持密切协调和沟通，为维护叙利亚主权领土统一，推动叙利亚问题的和平、稳妥和公正解决，提供了必要的政治空间。
包括在令人关切的朝鲜半岛问题上，2017年2月，中俄公布了关于朝鲜核问题的“三阶段”政策主张，双方坚持推动美朝间和相关六方间的两种谈判进程，坚持朝鲜停止核试验和美韩也同步停止军事演习，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半岛事务。在半岛敏感形势一触即发背景下，中方协同各方，为以理性和稳妥方式解决朝鲜半岛冲突留下空间。总之，无论是试探，还是施压，并没有改变中俄关系的既定方向。
此外，美俄双方努力寻求改善关系的契机，又受到美国国内建制派阵营的全力阻止。2017年7月在举世关注的德国汉堡二十国集团峰会上，特朗普和普京以非常规方式、引人注目地举行了闭门会晤。这一非同寻常的会见，成为美国国内进一步推动对特朗普不信任案的重要由头。
总之，这是一个美俄寻求“重启”，而中俄、中美关系在起伏中依然继续推进的阶段。
第二阶段：美国对中、俄的同时出手。
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发表上台以来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和俄罗斯定位为美国的对手国家（rival powers）。(2)2018年初的总统国情咨文同时将中俄称为“挑战我们的利益、我们的经济和我们的价值观”的“对手”。(3)如此气氛下开始的2018年，是中、俄、美三方关系演变进程中第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这是普京第四任总统任期的第一年，也是中共十九大召开后谋篇布局的第一年。同时，这还是美国官方把中俄确定为主要竞争对手,并把中国置于俄罗斯之前的这一定位后的第一年。自90年代中期中俄间战略伙伴关系建立,而中美关系自70年代初后大体上一直以“非敌非友”的定位发展以来，这还是中国第一次面临比较具有实质性含义的重大战略变化。(https://www.daowen.com)
从美俄关系的发展来看，这一阶段有两条重要线索。其一，是围绕对俄制裁和而后“乌克兰门”的对特朗普本人弹劾案，美国国内政治斗争进入白热化状态。其二，是特朗普为改善对俄关系做出一连串努力，力图实现以俄制华的战略目标。这内外两个进程紧密交织、相互博弈，尽显美国国内政治与大国关系之间的扑朔迷离的相互关系。在这两年多的过程中，颇有几处非常值得回味的历史性场景。
首先，关于特朗普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会见。2017年5月的特朗普首次会晤拉夫罗夫，正好就发生在因对俄制裁案，特朗普刚刚解雇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之时。而2019年12月10日，时隔两年半之后特朗普与拉夫罗夫的第二次会见，也选择了一个戏剧性时刻——众议院民主党人就在这一天宣布了因“乌克兰门”而弹劾特朗普的条款。可见内政与外交之间的紧密纠缠。无论是对俄制裁案，还是对特朗普总统本人的弹劾案，最终都以特朗普被判定无罪，并由参议院投票通过否决对特朗普弹劾案而告终。这一关键事件的结果，宣告围绕着俄罗斯与乌克兰问题而打压对手的美国国内政治角逐告一段落，以特朗普胜出而结束。这一结果看似为特朗普推进对俄关系提供了国内政治支持，但实际进程依然扑朔迷离。
特朗普与普京本人的几次会见，透露出重重障碍下双边进程的戏剧性效应。2018年7月16日，普京与特朗普在赫尔辛基首次正式会晤。时隔一个月不到，令国际舆论唏嘘不已的是，双方称本次会晤极其成功的热情洋溢的氛围还未消散，特朗普马上签署因俄特工中毒案而实施的第二轮制裁令。这说明美国国内形势依然对特朗普有着巨大牵制。但是，2018年11月与12月在巴黎举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百年纪念活动庆典上，特朗普与普京几乎是冲破东道主故意阻隔而进行了交谈；稍后的12月1日，两人在阿根廷二十国集团峰会上的简短交谈之后不到三周，特朗普突然宣布美军撤出叙利亚。这与一年半以前特朗普同样突然对叙利亚发起空袭与出兵的部署相比较，无论美方的主观动机如何，这次是给俄罗斯一个极大的利好消息。几周以后，俄罗斯《观点报》网站发表了题为《特朗普政策符合俄罗斯国家利益》的文章，认为：“12月19日，特朗普又完成了自己的一项承诺——宣布美军撤离叙利亚，……他扩大了自己本来就不错的连任机会。……尽管重新进行力量部署……他可能失败，但他目前的所作所为，完全符合俄罗斯的国家利益。”(4)
与美俄关系的戏剧性变化相比，中美关系开始经历一个更为复杂激烈而跌宕起伏的大国较量的时期。
2018年3月23日特朗普宣布，将对从中国进口的6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一直要到2020年1月16日中美贸易第一阶段协议的签订，标志着中美两国经历将近两年十多个回合激荡起伏的争议与谈判，终于使得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中美双边贸易争端，有了一个阶段性结果。毫无疑问，协议的签订不过是一个阶段性的和解。中美两国的经济关系从此开始一个前所未有的艰难复杂的博弈过程。
也正是在中美贸易争端交锋最为激烈的时刻，美国要求加拿大将于2018年12月1日晚在加拿大逮捕的华为副总裁引渡到美国。美国全面打压中国骨干企业的活剧由此全面拉开序幕。
对于中美关系的急剧变化，国际舆论还有着不同评价。来自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约翰·鲁德（John Rood）的评论认为：“虽然中国是美国的长期战略挑战，但鉴于俄罗斯掌握的致命核武器库及其在全球各地对美国采取的动作，俄罗斯才是近期的更大威胁。”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所长罗宾·尼布利特（Robin Niblett）也明确表示：“我不认为美国把中国看作是其国际安全上最直接的威胁。而且，中国也不可能在亚太地区替代美国，中国现在可能也不希望美国退出。”(5)但是长期驻北京的老资格俄罗斯记者斯科瑟列夫在《独立报》著文认为：虽然美国战略重点转向并不意味着俄美关系将有所改善，但“中国已成为美国的主要对手”(6)。华盛顿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中国问题专家葛来仪（Bonnie S.Glaser）称：“我认为本届政府一致认为中国是竞争对手，因此美国的努力其实聚焦的是我们如何拥有相对于中国而言更有效的竞争战略。”(7)
而这一阶段的中俄关系同样引人注目：一方面，中俄间依然大张旗鼓地展示军事战略合作的决心。2018年8月至9月，中俄之间规模最大的联合军演“东方-2018”，及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以来新型作战力量运用最多的“和平使命军事演习”震撼了世界舆论；另一方面，面临变局的俄罗斯朝野，十分明确地表示，不会容许美国打俄罗斯牌对付中国。著名战略家卡拉加诺夫提出了关于中俄合作的新主张：两国应该成为欧亚轴心，推动全方位合作。知名评论家阿科波夫著文认为：“普京不会放弃与中国接近，也不会抛却构建后美国世界秩序的共同路线。”2019年6月，中俄两国元首发表重要的联合声明，强调中俄关系发展具有强劲的内生动力，重申发展双边关系的坚定决心，并宣布了在一系列重要领域继续推进合作的部署。(8)
对于这一阶段微妙而深刻的变化来说，到底哪些台前台后的关键因素在推动呢？值得加以关注。其一，2017年底美国宣布中俄为“对手国家”这一刻的前后，国际舆论正在经历重要的变化。按照格雷厄姆·艾利森的说法：“整个美国为中国崛起的强劲势头而感到震惊。”(9)其二，2018年美国政治高层的一连串人事变化，特别是担任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的退役将军赫伯特·麦克马斯特（Herbert McMaster）、颇具威望的国防部长马蒂斯、阅历广泛的国务卿蒂勒森、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加里·科恩（Gary Cohn）在2018年底前后的先后辞职，意味着能够在政府内部对特朗普施加重要影响的所谓“成人轴心”的消失，也意味着一批更激进的政治势力已经替代了这批老任重臣。这预示着一个更不确定的国际与国内政治前景。其三，无论对于中、美、俄相互关系有多少不同的看法，关键问题在于，特朗普本人对于中、美、俄三方关系的态度有了新的表达。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8月18日特朗普本人的一条推文：“那帮只知道盯着俄罗斯的傻瓜，应该也看看别的方向，中国。”(10)
2017年末至2020年初的中、美、俄三方关系的变化，并非仅仅是由偶然性变化所造成，而是有着上述复杂多样、但依然脉络可寻的各种主客观动因所推动的一个前所未见的急剧变化的过程。
第三阶段：中美关系滑坡与美俄关系的难以“重启”。
2020年初到2020年11月3日美国大选投票日的到来，中、美、俄三方关系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一阶段的中、美、俄三方关系既是前两个阶段的自然延续，又表现出自己的特征。
其一，2020年3月以后，中美关系的急速下滑，俄美关系有所调整但仍难以全面重启，乃是这一阶段的基本面。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而施政不力的特朗普政府，在经济下滑、国内形势动荡及大选形势不利的局面下，急于甩锅，嫁祸于人，把中国作为转嫁矛盾的主要打击对象，发动了一场包含贸易战、技术封锁、国家形象抹黑、拉帮结派地推行军事与战略恐吓、趁《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颁行之际蛮横实施制裁，甚至意在挑起文明和种族冲突的全面攻击。虽然，作为中美双方交往唯一纽带的第一阶段中美贸易协定尚在维持，但是双边关系面临着全面倒退的严重威胁。
其二，就美俄关系而言，在弹劾案终结之后，以特朗普与普京两位国家元首在疫情期间的多次电话沟通为标志，美俄关系的调整出现转机。作为美俄战略核武器领域唯一的现存重要协议，眼看就要在2021年到期，终于在艰苦努力之后重开谈判。虽然，未能达成关于该协议延期的任何正式决定，但是，仍存机会。特朗普一再邀请普京回到七国集团峰会的建议，及美俄在疫苗领域开展合作，这对缓转两国剑拔弩张的气氛有所作用。然而，无论在乌克兰危机等一系列地区冲突问题，还是北约东扩、反导系统对峙、新型武器装备竞赛等重大战略问题上，一无进展。难怪俄罗斯资深学者科尔图诺夫认为：美国大选结果对俄罗斯没有多大意义，只有获得国内广泛稳定支持的“强总统”，而不是像特朗普和拜登这样的“弱总统”，才能带来希望，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精英阶层的反俄情绪依然十分稳定。(11)
其三，中俄合作尽管经受着各种挑战与压力，但依然坚定不移地向前推进。面临美国单边霸凌政策，中俄之间加强协调，互相策应。对于美国在疫情问题上的无端甩锅、肆意打压中国企业，或拿香港问题围堵中国，都能够在第一时间听到俄罗斯官方，特别是普京总统、外长拉夫罗夫本人，以及朝野知名人士对美国无理表现的严正而及时的公开批评。同时2020年虽然疫情泛滥，但俄罗斯国际政治领域的专家们依然提供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报告。2020年早春，以卡拉加诺夫为首的高等经济大学团队所写的《俄罗斯外交政策的新思想》、瓦尔代专家的瓦尔代论坛2020年度报告等一批文献，批评美国的单边主义霸权政策，警告当代国际政治的无序状态，提倡重新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表明了俄罗斯对华合作优先，同时无意在中美对抗中选边的重要立场。正当美国竭尽全力打压华为、Tik Tok 等企业的背景下，2020年8月22日俄外长拉夫罗夫宣布，俄罗斯将与华为就5G展开技术合作。
中、美、俄三方关系的戏剧性变化还在继续，三方关系的阶段性特征的演变还会层出不穷。但贯穿整个过程的，还是在其中引领全局的如下的若干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