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转型”背景下的“2024议程”
“全球转型”背景下的“2024议程”
安德烈·齐甘科夫是提出“全球转型”这一问题的重要学者之一。他认为，关于大规模全球性变化的讨论虽然非常活跃，但始终没有取得共识。他从几个方面来观察已经展开的辩论过程：一些学者从现有国际秩序的延续或更新改造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比如，前面提到的伊肯伯里、基辛格、林德（Jennifer Lind）和沃尔福思（William Wohlforth）等。但是，这些来自不同地区与文化的不同力量之间的关系具有怎样的动态性质？他们之间的相互认知多大程度上会导致冲突，抑或反过来趋于取得共识？特别是各大国间很不相同的国内进程正在如何作用于“全球转型”？所有这些问题都还没有能够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而关键在于，倘若只是从外部结构，或简单地引用历史先例来寻找未来世界秩序发生与演进的轨迹，比如就像耸人听闻的“修昔底德陷阱”这类话题那样，是否能够如愿以偿？同时，齐甘科夫在研读了关于俄罗斯和当代全球性转型进程相互关系问题的文献后说，尽管近期以来萨科瓦、卡拉加诺夫、雷丁（Andrew Radin）和里奇（Clint Reach）等所提供的文献，已经和近30年来国际学界的所谓“转型学者”所写的关于向自由民主体制过渡的“转型研究”作品有了很大区别；但是既有研究还是非常有局限性。特别是在西方民主体制本身已经出现一系列问题，而原有的转型研究一向以西方为楷模的背景下，显然再也不能像30年前那样，盲目地坚持以“逆转科学共产主义模式”为目标的所谓“转型研究”，而全然不顾当今“转型中”的国家与地区的现实已经发生的深刻改变。于是，齐甘科夫认为，应该在：（1）总体国际秩序转型；（2）秩序转型背景下的国际关系；（3）国内制度变迁与上述两者的相适应，这三者相互结合的视角下，展开对问题的讨论。在他看来，对俄罗斯而言，有赖于以下三个方面的综合：为建立新世界秩序所做的努力；为维护在这个世界上的巨大利益所做的非对称性抗衡；以及为实现上述两个目标在国内必须推进的改革。(62)
实事求是地说，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大国可以轻松自如地应对当今世界的种种内外挑战，对俄罗斯而言如此，对美国同样如此。2020年初，围绕着俄罗斯政府改组和普京提出宪法修正案的一系列重要部署和广泛讨论，显然首先旨在着手解决当下社会经济的紧迫挑战；同时，又顺理成章地指向2024年现总统任期届满之后的中长期政治经济安排。本节将这一进程命名为 “2024议程”，不光意在说明2024年对于俄罗斯的重要意义，而拜登以78岁高龄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如何面对2024年的美国下一任总统大选，尤其值得高度关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像俄罗斯这样将当下困难问题的处理与未来长远发展的部署有机地加以联系，将本国内部事务的转型与未来世界发展的潮流相互衔接，的确值得加以关注。而尤其需要关注的是，在2024年内发生的政治领导更替进程将如何左右美俄两国和世界局势。
一、中短期的俄罗斯外交战略
由于上文已经对世界秩序问题有较多分析，笔者将简要阐述这一背景下的俄罗斯对外关系及国内政治经济进程。先来看俄罗斯对外关系发展的前景与部署。
俄罗斯外交事务委员会资深研究员伊万·季莫费耶夫（Иван Тимофеев）主编的《全球预测2019—2024》，可能是俄罗斯方面与“2024议程”这一话题关联最为直接的一部作品。(63)该作品重点研究世界秩序激变形势下的中短期预测。季莫费耶夫认为，在黑天鹅频出的如此动荡的时期，中短期预测要比长期预测困难得多。季莫费耶夫就未来四五年世界秩序的动态变化提供了以下四种前景分析。
第一种前景，自由世界秩序的转型：重回特朗普掌权之前的美国全球领导地位，方针是对盟友与伙伴关系中严格的实用主义、毁坏经济上不利于美国的所有体制与机制、以民族利己主义来代替国际责任。内政是这类政策的触发器，因为特朗普正在全力以赴旨在实现2020年总统连任。问题在于，这样的政策非常可能在政治变动中被重新替代。一旦特朗普竞选失败，将会出现以下变化：（1）大西洋关系得到巩固，与亚太盟友的防务合作会加强；（2）重启美国与亚太和欧洲的自由贸易区项目；（3）谨慎处理对华关系，在对华暂时妥协的基础上集中精力对付俄罗斯；（4）对俄罗斯施加集体的经济与防务压力；（5）在对伊朗施压的前提下有选择地参与中东事务；（6）增加对乌克兰的经济与防务支持；（7）保持单极经济优势。这样的发展趋势显然对俄罗斯不利，孤立和潜能削弱会继续，迫使俄罗斯或是大幅增加军事开支穷于应对，或是在没有任何保障的前提下与西方妥协，实际上是使俄罗斯丧失平等对话的地位，沦落到投降的境地。“集体的西方”会觉得自己有能力迫使俄罗斯就范。
第二种前景，新多极世界：这一前景发生在美国转向务实单边主义路线难以被逆转的情况之下。俄罗斯与中国相互独立地发挥作用，印度偏于传统的自治方针，欧盟对美国单边政策的不满导致其独立倾向增长，企图恢复前特朗普时期的自由国际秩序的努力失败。于是新多极世界表现出以下态势：（1）在欧盟自治趋势抬升之下，北约仍得保持对俄罗斯实行遏制；（2）由于腐败和体制无能，乌克兰前景灰暗；（3）以美国为中心的若干地区贸易体制举步维艰，地区玩家自行其是；（4）中国的实力增长，谨慎处理与莫斯科的伙伴关系，不转向军事同盟，中美冲突受到控制；（5）伊朗适应美国制裁，在中东事务中俄罗斯发挥积极作用，中国也增加参与度。对俄罗斯来说，新多极世界的前景更容易被接受。俄罗斯有了与伙伴们周旋的更大空间，对孤立俄罗斯的企图的抵制能力增强，会有更多运作海外外交资产的可能性。但处于这种新多极世界，一点也不比与“自由世界秩序”打交道省力，玩家们各顾自己，谁也不能犯错，否则在内政上引起的后果代价巨大。
第三种前景，两极世界的恢复：这一前景发生在中美冲突激化的情况下，美国因中国科技进步和变成国际军火市场的有力竞争者而加大对华压力。中美矛盾不可逆转：贸易冲突变成了经济制裁，亚洲武器竞赛加速。中美两大国的尖锐冲突刺激着原来盟友关系的巩固，并新增盟友参与。其中：（1）美国联合亚洲盟友日本、韩国等，旨在加强安全领域的分担责任；美国还旨在与印度和越南建立“软盟友关系”；（2）俄罗斯与中国建立的针对美国的军事—政治联盟得以全面加强；（3）由于对美国的战略依附关系，欧盟丧失独立性；（4）中国在支持俄罗斯在中东、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提出自己的相关发展模式。这一前景对俄罗斯的好处是，有保障地克服了被隔离孤立的状态，由于伙伴关系运作而稳固了自己的安全性。但是这些好处也带来缺点：丧失了回旋余地，成为中国的伙伴后，可能会对其出现过多的战略依赖。
第四种前景，丧失稳定并且各关键力量中心之间发生冲突：这一冲突前景仅可能由于偶然或局部原因所导致，一旦冲突扩大会导致严重后果。特别是大国间冲突由于动用盟友关系和资源规模，会进一步刺激政治经济形势的紧张。这一前景可能的触发因素：（1）在叙利亚、黑海和波罗的海等美俄双方都有参与的敏感地区，冲突易于升级；（2）针对军事和重要基础设施的计算机系统，与军事冲突有关的数字领域；（3）中美在南海爆发摩擦与美俄间冲突相比，一般尚可控制，但不排除冲突的迅速升级；（4）对于有关行动和意愿的单方面解读（比如，对于重大军事演习），以及企图先发制人的侵略行动。
虽然所有这些前景预测都会受到具体条件的局限，但在季莫费耶夫看来，新多极世界的发展模式尽管也需要付出代价，但对于俄罗斯最为有利。因为在这一前景下，多向度政策运用、自由回旋的余地、运用外交政策来解决国内发展的任务，依然是俄罗斯外交的最高使命。(64)对于中短期俄罗斯对外战略来说，季莫费耶夫的评估不无道理。第一，在中短期立足于新多极世界的立场，最大限度地基于主权国家立场，保持独立自主的外交运作，发挥俄罗斯的大国优势，服务于国内发展的需要，这是俄罗斯的基本立场。第二，前述俄罗斯学界对于“多极化”问题的含义及其延续时段的反思，可能会成为此后4—5年间俄罗斯外交战略的一个特点：前一阶段，对于推进俄罗斯武装部队装备现代化已经做出了极大的努力，为下阶段俄罗斯争取与美国在战略武器领域的谈判和博弈提供了基础和回旋空间。而且俄罗斯对外战略会尽可能显示其弹性，在坚持强硬立场的同时，也不放弃一切谈判妥协以实现国家利益的机会。第三，俄罗斯外交在近年来实际上已经展示出一个与2014年乌克兰危机时期不尽相同的面貌：除了稳固俄罗斯在周边地区以及传统的伙伴关系以外，不仅围绕乌克兰问题的俄罗斯与欧洲之间的谈判既僵持，而又具多种发展前景；而且俄罗斯居然在受到西方严厉制裁、国内经济发展受到打压的形势下，跃出外线发展，在中东、亚太、拉美、非洲都有所伸展。显然这已经不能够以苏联时期的“全球扩张”这一简单的判断来描摹，而是一个尽管暂处弱势，但是通过搞活外交，以提振信心为宗旨，通过首先在中东、然后拓展至在全球布局，以精心选择的目标、有限的投入以及灵活多样的战略战术，广泛建立伙伴关系，也不排除与美国强硬对抗，这就需要在世界各关键地区打下楔子，以备长远之用。俄罗斯在叙利亚那样异常复杂艰难的环境中，能够一步步地站稳脚跟，以实力、智慧和信誉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这是俄罗斯新时期大国外交的一个缩影。第四，俄罗斯力争通过这样的全局安排，在此后四五年内排兵布阵，以维护自己的大国影响力。同时，为在一个较长时期的世界秩序转型过程中，不仅是以“战斗民族”，而且也以昔日运作大国外交的丰厚积累，来赢得自己的地位和份额。
二、“全球转型”下俄罗斯的“危机国际政治经济学”
2020年初，普京总统通过及时改组政府、大力推动解决国内经济民生问题，提出以2024年为完成期限的12项直接事关民生的国家规划；同时提出宪法修正案，把改善当前社会经济状况与2024年前后是否推进政治更替等问题联系起来，以期统筹解决俄罗斯所面临的政治经济挑战。在全球转型的背景之下，要打造一个能够维持长治久安的欧亚大国，使一个曾经千疮百孔的经济走向稳定发展，对俄罗斯来说并非易事。第一，从经济上看，俄罗斯在过去30年里以十年为一个周期发生变化：1989—1999年，是苏联经济崩塌和俄罗斯痛苦转型的阶段；1999—2009年，是俄罗斯经济开始复苏增长的“黄金十年”，但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打击下，2009年俄罗斯是二十国集团中滑坡最严重的国家；2009—2019年在乌克兰危机和遭遇西方制裁之下，俄罗斯经济表现被经常持尖锐批评态度的人称作“失去的十年”。俄罗斯学者伊诺泽姆采夫（Владислав Иноземцев）认为，与其说俄罗斯目前的经济状况是由能源为主的结构性问题所导致的，还不如说是由于过于倚重国家储备基金，指望通过以国家为后盾的储备基金来推动经济所造成的。这最终导致了消费不振、私人部门萎缩。(65)现在的问题在于，俄罗斯能否在一个短时期内，依然在能源主导的经济结构之下，通过削弱国家支持、发展私人部门，来赢得迅速发展呢？20世纪90年代“休克疗法”式的经济改革方案，就是旨在通过类似的路径来解决问题，结果却适得其反。对于这段历史，人们是否还记忆犹新？俄罗斯作为一个超大体量的国家，在其独特的自然人文条件之下，尤其在整整70年厉行政治经济集权模式之后，如何来发展市场经济，是否能够在一个短时期内就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呢？看来，这一系列问题依然令俄罗斯精英百思而难得其解。
于是，犹如资深政治家苏尔科夫所言，对于一个“长久国家”的需求出现了。这是从国家政治建构的角度来看待俄罗斯当前走向的第二个问题。那么如何来强化国家建构呢？欧洲现代民主国家发端于欧洲式的民族国家体系和市民社会传统。但俄罗斯并不是一个欧洲式的民族国家，也不存在欧洲式的市民阶层基础。俄罗斯是一个延续了千年生命的宏大帝国。俄罗斯学习西方四百多年，习得大量政治经济与人文成果，但并没有使自己变成一个西欧式的民族国家。十月革命使俄罗斯走上了与西方决然对立的另一条道路，这使得俄苏国家建构与欧美相去更远。冷战终结，苏联解体，似乎有机会使其变成一个类似于欧洲国家式的政治单位，但是转型失败、地缘政治抗争加剧，使得这样的期待又告落空。与此同时，一个前所未见的“全球转型”开始了，先是新兴国家（包括老牌但相对落后的俄罗斯）崛起，西方本身根基动摇，出现了数百年未见的，尤其是来自西方自身内部的挑战，包括其国家建构。在这一大变动中，俄罗斯开始按其传统轨迹，构建理想中的“长久国家”，旨在以强劲而富于动员能力的国家建构，来解决复杂而尖锐的内外挑战。这一过程中，俄罗斯没有放弃将这样的“长久国家”置于独具个性的现代民主基础之上的尝试。多年来，普京一直对于苏尔科夫的“主权民主论”持谨慎态度，他认为：“主权主外，而民主主内，两者是何关系，还值得深入研究。”(66)并不如流传所说，普京支持“主权民主理论”。近年来，普京曾高度关注2024年后的宪政体制如何作妥善安排。其一，在统一国家不被分裂、大国地位不被削弱的前提下，如何既保持稳定，又同时推进民主。其二，无论俄罗斯议会在任命国家机构领导人的问题上是否会拥有更大的权力，俄罗斯仍然会是一个强有力的总统制国家。其三，普京意在通过全民公决的方式决定是否以及如何推进宪政改革。其意图显然在于：在“全球转型”的背景下，无论就国家内部建构而言，还是对国家间关系来说，采用更为国际社会所公认的政治安排，这是“合法性与权力的平衡”的一次重要考验。
最后的问题，“2024议程”所透露出来的不仅是挽救经济的“经济学问题”，也不仅是政治经济一揽子推进的“政治经济学问题”，而是顺应世界秩序转型的大势，以国内政治经济改革应对国际变局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问题。进一步言之，这也是一个应对不确定背景下危机丛生、挑战纷呈的“危机国际政治经济学”问题。其一，迄今为止，欧美国家依然流行的观念是：西方与中俄间不可逾越的障碍是价值观念的对立。虽然事实上无论东方与西方，民主、自由、安全、发展、独立、互相尊重，所有这些观念都是各国普遍追求的理念，但是东西方不同历史背景之下的不同道路、不同时间和不同方式实施这些理念所引起的歧见依然隔阂深重。在这样的背景下，俄罗斯“2024议程”既明确强调维护主权，但又力图关注公意，努力超越和克服国际歧见，这一点值得关注。其二，具体而言，俄罗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依然会坚定地推进多极化进程，但是在目标定位、实现方式和时间观念方面呈现多种选择。换言之，在相对宽松有利的国际环境下，俄未必过多强调多极化目标；如若相反，俄必将以“多极化”为武器展开抗争。今后这几年中，俄罗斯是否能够超越“危机应对式”的外交战略阶段，进入一个新的面向全球排兵布阵的格局；抑或是关注全方位的“权力与合法性的平衡”——既有政治与经济的均衡，兼顾俄罗斯本身处境与大国之间的均衡；抑或是在面临巨大外部压力的情况下，冲破常规，不顾一切地进行国际抗争。2024年前的这几年，显然是人们观看俄罗斯这一幕大戏的一个重要阶段。(67)
(1) 俄罗斯的“2024议程”这一提法，乃是笔者对于2020年初以来围绕着普京总统提出的俄罗斯宪法修改草案，将2024年以后俄罗斯国内的宪政安排、经济复兴计划（包括巧妙地将这一安排与当前改善经济的短期措施相结合），以及俄罗斯外交战略的调整，这几件大事的长远规划和统筹部署的统称。笔者认为，这是在当前全球转型的背景下，俄罗斯内政外交与之互动的一个非常值得观察的重要进程。
(2) Andrei Tsygankov, “From Global Order to Global Transition”,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2019, No.1.
(3) 冯绍雷：《普林斯顿报告的背景、内容与评估》，《中国战略观察》2007年第3期。
(4) John Ikenberry,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3.0: American and the Dilemmas of Liberal World Order”,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7, No.1, 2009, pp.71—87.
(5) 为使读者确切理解“自由国际秩序”演进中的结构性要素，也避免正文过于冗长，兹将伊肯伯里提出的有关国际秩序转型的五个关键向度置于注释中，便于查阅：（1）可供参与的范围：这里指的是，国际体制参与者仅允许是西方民主国家的排他性集团，还是对全球所有国家开放。（2）主权独立程度：亦即，国家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在领土范围内宣示其权威，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在国际承认的范围内显示其统辖国内事务和执行职责的合法权利，包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向超国家体制割舍主权，或者通过协议降低自主决策的程度。（3）主权平等水平：是指在国际秩序内等级制的实现水平。自由体制主张平等，但自由体制也可以在具有等级的情况下被组织起来。（4）法制规范性：指秩序运行中，在多大程度上按照法制原则办事。“自由国际秩序”的法制状况呈多样性：国家间互动可以严格恪守法律条文，但也可以讨价还价。（5）政策实施的宽度和深度：国际秩序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在国家间推行共同政策，包括社会、经济、人权、安全政策。能够实施更多共同政策，显然也具有更多功能，包括在国家间实行干预、监督、规制、保护等举措。
(6) 冯绍雷：《普林斯顿报告的背景、内容与评估》。
(7) 于滨：《中俄与“自由国际秩序”之兴衰》，《俄罗斯研究》2019年第1期，第21—55页。
(8) J.Mearshieimer, The Great Delusion: Liberal Dream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18,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Preface.
(9) 于滨：《中俄与“自由国际秩序”之兴衰》。
(10) Richard Sakwa,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Models of Global Order”,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2019, No.3.
(11) Richard Sakwa,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Models of Global Order”,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2019, No.3.
(12) Andrei Tsygankov, “From Global Order to Global Transition”.
(13) “Munich Security Report 2020—Westlessness”, Feb.16, 2020, https://securityconference.org/assets/user_upload/MunichSecurityReport2020.pdf.
(14) 柯贵福、陶庆梅：《新型全球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载汪晖、王湘穗、曹锦清等著：《新周期：逆全球化、智能浪潮与大流动时代》，辽宁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15) ［俄］普里马科夫：《没有俄罗斯，世界会怎样？》，李成滋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1—2页。
(16) 同上书，第2页。
(17) ［俄］普里马科夫：《没有俄罗斯，世界会怎样？》，第7页。
(18) 同上书，第3—12页。
(19) ［俄］普里马科夫：《没有俄罗斯，世界会怎样？》，第2—3页。
(20) 同上书，第10页。
(21) 转引自冯绍雷：《大历史中的新定位——俄罗斯在叙事—话语建构领域的进展与问题》，《俄罗斯研究》2017年第4期，第29页。原文参见Сергей Караганов. От поворота на Восток к Большой Евраз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2017. №.5. C.6—18。
(22) 参见克利福德·库普乾2020年1月11—12日在清华大学国际安全研究中心所举行的高端国际研讨会上所做的发言。
(23) A.Kortunov, “Between Polycentrism and Bipolarity: On Russia's World Evolution Narratives”,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2019, No.1, pp.10—11.
(24) S.W. Littlejohn, Theories of human communication, Belmont, Calif.: Wudth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1994, pp.28—29.(https://www.daowen.com)
(25) Andrey Kortunov, “Why the World is Not Becoming Multipolar”,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29 June 2018, https://eng.globalaffairs.ru/book/Why-the-World-is-Not-Becoming-Multipolar-19642.
(26) Andrey Kortunov, “Why the World is Not Becoming Multipolar”.
(27) Andrey Kortunov, “Why the World is Not Becoming Multipolar”.
(28) Федор Лукьянов. Дом, который построил кто?//Огонёк. 24 декабря 2018. С.22.
(29) Путин В.В.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на Заседан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дискуссионного клуба Валдай. 27 Октября 2019.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3151.
(30) Лавров: многие политики являются сторонниками теории управляемого хаоса. 11 августа 2017. https://tass.ru/politika/4477015.
(31) “Lavrov Notes Polycentric World will Take Decades to Establish”, TASS, 25 Feb.2019, https://tass.com/politics/1046245.
(32)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Ф, утверждена Указом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30 ноября 2016 г. №.640. http://www.kremlin.ru/acts/bank/41451.
(33) A. Kortunov, “Between Polycentrism and Bipolarity: On Russia's World Evolution Narratives”.
(34) Andrei Tsygankov, “From Global Order to Global Transition”.
(35) ［英］尼尔·弗格森：《基辛格：理想主义者》，陈毅平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
(36) ［美］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序言，第ⅩⅧ页。
(37) ［美］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第9页。
(38) ［美］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第9页。
(39) ［美］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第9页。
(40) 同上书，序言，第Ⅷ页。
(41) 同上书，序言，第ⅩⅧ页。
(42) ［美］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第97—98页。
(43) 同上书，第16页。
(44) 同上书，第3页。
(45) 同上书，第11页。
(46) 同上书，第332页。
(47) 同上书，第85页。
(48) ［美］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第481页。
(49) 同上书，第18页。
(50) 同上书，序言，第ⅪⅩ页。
(51) ［美］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第481页。
(52) ［美］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序言，第ⅪⅩ页。
(53) ［美］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第486页。
(54) ［美］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第486页。
(55) 国际关系史界对此有争论，有人认为19世纪60—70年代德国统一战争期间已经打破均势，也有人认为，早在19世纪50年代的克里米亚战争中，局势已被打破。但是，19世纪的国际格局因维也纳体系而维持较长时期的稳定，乃是历史事实。
(56) ［美］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第489页。
(57) 同上书，第490页。
(58) ［美］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第430页。
(59) 同上书，第486页。
(60) 同上书，第305页。
(61) 在2017年瓦尔代论坛上笔者与普京总统的对话。
(62) Andrei Tsygankov, “From Global Order to Global Transition”.
(63) Глобальный прогноз РСМД 2019—2024: Cборник. Российский совет п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делам（РСМД）. М.: НП РСМДб, 2019.
(64) Иван Тимофеев. 《Парад планет》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ях и сценарии динамики мирового порядка// Глобальный прогноз РСМД 2019—2024. С.6—11.
(65) ［俄］弗拉季斯拉夫·伊诺泽姆采夫：《俄罗斯：经济停滞的帝国》，《财经》2020年年刊，“预测与战略”。
(66)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о встрече с участниками третьего заседан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дискуссионного клуба 《Валдай》. 9 сентября 2006 года.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23789.
(67) 本章内容曾以《“自由国际秩序”、多极化与俄罗斯的“2024议程”》为题发表于《俄罗斯研究》2020年第1期，第3—38页。经修改补充载入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