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利亚战争：乌克兰危机的“孪生子”
叙利亚战争：乌克兰危机的“孪生子”
乌克兰危机与叙利亚战争，好像是欧亚大陆棋盘上的一对孪生子：两者不光是息息相关，而且是相互策应，相互帮助，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早在2013年底乌克兰危机发生之前，俄罗斯面临“阿拉伯之春”的乱局时就开始了逐步介入叙利亚战争，在中东安兵布阵。而当乌克兰危机经久不衰、无法终结之时，叙利亚战场在客观上又成为俄罗斯摆脱僵局寻求出路的一步大棋。
21世纪第一个十年结束的前后，一方面，金融危机来势汹涌之下，西方世界主导世界事务的能力引起普遍责疑。若干年来，美欧推动中东、北非及原苏联地区名为“革命”的一连串政权更替后，“革命后遗症”不断显现。在这一背景之下，俄罗斯对于其在中东的战略经过了多年反思和筹划，进入一个新的调整阶段：力图通过主动积极的部署，着力于运用传统优势，旨在打破美国与一些欧洲国家主导中东地区事务的局面，以更为灵活多变的姿态，力争赢得战略腾挪空间。
观察这一阶段俄罗斯对该地区外交战略的决策特点、演化路径和成败得失，不仅便于把握俄外交发展脉络，国际格局的整体走势，特别是尚在延续中的乌克兰危机，与俄在其他地区战略推进的相互关系。
一、先发制人的主动出击
2011年叙利亚战争爆发后的最初一个阶段中，俄罗斯总体保持着全面观察、谨慎参与的姿态。关键性的转变自2013年秋天之后开始出现。俄罗斯先是通过“化武换和平”倡议的巧妙构思，不仅及时阻断当时西方可能实施的对叙利亚政府军的进攻，换来了叙利亚一段时间的宝贵和平，也获得了国际舆论的一片喝彩。时隔两年后，正当巴沙尔政权又一次陷于危机重重的境地之时，俄罗斯通过周密部署空中和海上打击力量，在 2015年9月29日，对于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势力实行坚决打击，又一次扭转了叙利亚战局的形势，从而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从叙利亚战局演进来观察俄罗斯对于这一地区的战略变化，可以清晰地看出：先发制人的主动出击，是普京主导下俄罗斯战略的一个重要特征。
从美国开始组建联盟宣布打击“伊斯兰国”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伊斯兰国”盘踞的疆域不见缩小，反而扩大。在叙、伊境内和其他地区的恐怖主义活动更加猖狂。2015年春夏之交，形势更为严峻。一年之前，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丁·登普西（Martin Dempsey）宣布，美国出资5亿美元，为叙利亚反对派培训1.5万名武装人员。但培训项目启动之后，根据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不仅大量武器装备落入“伊斯兰国”手中，而且，经美国培训在叙利亚境内作战的“温和反对派”人员仅剩四五人。事后奥巴马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采访时承认：“我从一开始就对在叙利亚建立这种准军事武装的想法表示怀疑。”美国的反恐部署在叙利亚陷入捉襟见肘的境地，反映出奥巴马政权一方面冀图在中东维持影响，但另一方面又急待收缩的进退两难的矛盾局面。因此，俄罗斯的军事打击行动选择在叙利亚战争陷于危局，无论是巴沙尔政权还是美国都难以招架时骤然降临，可谓情理之中，又适得其时。
笔者近年来参加瓦尔代论坛，有机会多次听到普京对“阿拉伯之春”后中东北非局势的评价。一向冷静的普京，谈及此事显得痛心疾首。他曾尖锐地指出，不管卡扎菲是否为独裁者，但美国是凭借扩大范围使用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案的手段，对利比亚进行空中打击，才摧毁了卡扎菲政权。在2015年的瓦尔代论坛上，普京又直率地批评美国推动的反恐联盟搞双重标准：“别玩文字游戏，把恐怖分子分为温和派和非温和派！如果把一部分恐怖分子当作推翻合法政权的攻城锤，等以后再解决这帮恐怖分子，说服他们放弃政权，这纯属痴心妄想。利比亚的现状就是典型的例证。”看来，中东、北非“革命”所带来的所谓独裁者“人头落地”而遭致地区陷入更大冲突的乱局，是推动普京决心先手打击恐怖分子的一个直接背景。
先发制人，尽早在叙利亚实施打击恐怖主义势力，是俄主动出击的另一重要动因。一段时间中，无论西方舆论，还是俄罗斯国内自由派都曾经渲染，俄罗斯旨在把本国和中亚极端主义势力引向叙利亚战场，认为这是普京出手打击“伊斯兰国”出自国内背景的考量。但是，与这些推测相比，普京本人的解释更为直接，他说：“2 000多名来自原苏联地区的武装分子正在叙利亚境内。他们有回来的危险。与其等着他们回来，不如帮助巴沙尔在叙利亚境内打击他们。”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主任谢尔盖·伊万诺夫也表明：“加入‘伊斯兰国’组织的俄罗斯公民和独联体其他国家公民的数量在不断上升。其中一些已经返回母国。因此，在境外提前采取行动以避免在俄罗斯境内遭遇这一麻烦是合情合理的。”在实施了空中打击三周后的瓦尔代论坛上，普京进一步公开阐述了缘由。他强调：一旦“伊斯兰国”占据了大马士革，就会形成进一步扩张的基础，向俄罗斯和中亚扩散。因此，“最好是在叙利亚打击恐怖分子，而不要在俄罗斯等着他们”。普京以其个性鲜明的口吻曾这样坦言：“早在50年前，列宁格勒街头就教会了我一条规则——如果打仗不可避免，那就先动手！”
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先下手打击的战略安排，并非没有事前信息沟通与政治磋商。从整个2015年的8—9月份之后，西方媒体上不断传出俄罗斯正调兵遣将，准备在叙利亚发动军事行动的消息。作为标志性的安排，乌克兰危机以后被停止使用的电话热线已经恢复。俄美双方军事情报人员，乃至于俄美国防部长之间也多次密切沟通关于叙利亚战局的发展。克里国务卿与拉夫罗夫外长多次通话，美方表示担忧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集结，但俄方坚持以打击“伊斯兰国”为由进行说服。在政治安排方面，普京早在9月4日就表示：“叙利亚总统愿与反对派分权。”克里对此的反应是，一方面既坚持“叙利亚总统巴沙尔必须下台，这是结束叙利亚内战的必要条件之一”，但他又暗示“巴沙尔下台的时间和方式可以商量”。克里甚至表示：“如果像俄军宣称的那样，在叙利亚的重点是打击‘伊斯兰国’而非支持巴沙尔当局，奥巴马政府表示欢迎。”卡内基莫斯科中心主任特列宁对此的解释显得意味深长：“美国先前不完全了解俄罗斯在叙利亚的计划。他们担心莫斯科可能帮助巴沙尔打击反对派，而部分反对派是美国人支持的。当俄方向美国担保自己在叙行动旨在反恐时，美国人变得更奉公守法了。”虽然，俄罗斯方面在空中轰炸行动开始之前的一个小时“通知”了美方有关信息，美方依然对此感到不满。但是，综上所述，俄罗斯在叙战中先发制人，并没有回避向有关各方说明自己的原则立场。当然，这样一种“说明”，并不等于有必要向美方通报军事行动的具体日程与细节。
作为先手打击的结果，按照2015年底的统计：俄战机共完成2 000多架次战斗飞行，消灭了数百名武装分子，摧毁了近3 000座设施，占“伊斯兰国”基础设施的40%。这一结果对于挫败“伊斯兰国”不断扩展进逼的势头，改变中东地区反恐的不利局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为未来大国关系的进一步调整做出了铺垫。
二、多层次的均衡交友结盟，辅佐军事推进
在2015年9月29日俄罗斯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武装发动空中袭击的两天之前，俄罗斯、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四国宣布，为了打击“伊斯兰国”武装力量，他们决定达成“共享信息安全”的协议，以阻止“伊斯兰国”组织的推进。在一场相当规模的空中袭击即将开始之前，四国安全信息合作（某种程度上，是包括黎巴嫩真主党在内的4+1模式）虽然不是军事联盟，但很自然地被国际舆论认为具有战时联盟性质。这一信息的发布，不光令美国措手不及，相形之下，还令早先美国主导的64国反恐联盟显得有名无实。
达成四国战时合作的关键，应属俄罗斯与伊朗之间的合作所起到的核心作用。在叙利亚问题上产生外部作用的大国有很多，但综合各种因素来看，其中，最为主要的是美国、俄罗斯、伊朗三国。在三国中，最有可能形成紧密合作的，是俄罗斯与伊朗的这组双边关系。虽然，按照俄前高官阿里克沙申卡的说法，俄罗斯与伊朗两国的官方人士中，从未宣称两国存在正式的战略伙伴关系。但是，两国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多方面的深入经济合作，在地区政治中都主张承认“势力范围”的实际作用，都奉行稳定国内政治的治理模式，都将巴沙尔政权视为在叙利亚的紧密伙伴，这些共同点促成了两国间紧密合作。而2015年10月伊朗核协议的达成，无疑为两国进一步合作打开了大门。此外，俄罗斯与叙利亚之间的合作自不待言，而伊拉克在此关键时刻，顶住美国压力，向俄罗斯过境战机开放领空，并且，将四国情报交换总部设在伊拉克，可见四国合作所达到的密切程度。
有人认为，俄罗斯、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四国合作乃是俄罗斯与中东地区什叶派的联盟。但是，不仅普京本人坚决反对在中东教派之争中选边，他明确宣布，“我们从不将什叶派和逊尼派区别对待。我们无论如何都不会介入叙利亚的教派冲突”；而且，从俄罗斯在中东外交的实践来看，超越教派之争，建立伙伴关系，确系俄罗斯的一个重要原则。俄罗斯与逊尼派为主导的埃及关系的发展，就是其中的一个例证。在叙利亚战争发展之前，俄罗斯早就将埃及视为在中东地区的一个重要合作对象，而且，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埃及总统塞西的个人交往、俄埃之间密切的经济与军工合作，包括两国对于各自稳定国内局势的政治诉求，都为这一组双边关系提供了扎实的基础。
如果说，四国合作是俄罗斯中东战略的核心层关系，那么，俄罗斯在中东北非及其周边地区相当活跃的广泛结交，成为叙利亚战事的一个有力辅佐。这里不仅是指俄罗斯与传统友好国家希腊、塞浦路斯等国的积极交往，使得俄土战机之争发生之时，两国都表示了对俄罗斯的政治支持，而且还涉及像以色列这样地位敏感的国家。鉴于以色列希望保持叙以边境的稳定，特别是内塔尼亚胡在《伊朗核协议》确立之后急于打破孤立的境况，因此，俄以两国不仅保持各个层次的接触，而且，俄罗斯战机“误入”以色列国境时，以色列官方表示了谅解的友善态度。根据美国的俄罗斯问题专家安琪拉·斯登特的介绍，仅仅在2015年下半年，埃及、以色列、约旦、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等国的领导人都访问了莫斯科，不少国家与俄罗斯签订了军火协议，沙特阿拉伯则决定在俄投入100亿美元的资金，以发展两国之间的农业合作。
值得一提的是，西方阵营在俄罗斯空中行动之后的态度变化。首先，巴黎袭击案和俄客机在西奈半岛的坠落这两起事件的发生，迅速触发了一直在寻求机会的俄罗斯与法国之间的合作。普京于2015年11月17日下令俄罗斯在地中海的舰队“与法国人建立直接联系，以便和他们如盟军般一起工作”。同日，法国国防部长勒德里昂（Jean-Yves Le Drain）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正在发生“方向性的改变”，“或许与俄罗斯的联盟不是没有可能”。作为俄法合作的第一个成果，11月27日法国外交部长法比尤斯宣布：巴黎考虑在政治过渡期内与叙利亚政府军合作打击极端组织。11月18日的俄罗斯《观点报》报道，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Jens Stoltenberg）表示：“我欢迎俄罗斯加入这一进程（指北约寻求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的努力），欢迎俄罗斯坐下来与其他国家谈判，俄罗斯在叙利亚可以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包括美国，从原来奥巴马一再公开呼吁的“孤立”俄罗斯，到不得不确认与俄罗斯再度在叙利亚问题上携手合作，说明俄罗斯在中东交友结盟，取得了实际效果。
三、发挥空间优势，“围魏救赵”策应乌克兰战局
俄罗斯在叙利亚空中打击“伊斯兰国”，从地域上看，有着“围魏救赵”式解救乌克兰危局的考量；而从全局来看，显然还有着敲山震虎，向美国表明捍卫战略空间决心的意图。
就后者而言，尽管俄罗斯当下的总体实力不及西方，但俄罗斯在叙利亚战场所展示的各类新式武器和所显示的强劲战略实力，确实令西方舆论大跌眼镜。在俄罗斯空中打击执行过程中，从里海连续发射的中程巡航导弹，精确击中“伊斯兰国”的一批目标，有力地震慑了恐怖主义的嚣张气焰，就是鲜明例证。
就乌克兰问题而言，2015年9月之后，乌克兰东部地区的政府军和地方武装力量开始停火，双方各自撤走了一批重型武器，此后东部地区的战火稍见平息，但余波不断。战场形势的稍有和缓，远未证明乌克兰局势已经趋于好转。特别是政治上的困局越发扑朔迷离。2016年1月12日的德国《图片报》发表了采访普京的长篇报道。其中普京提道：“（乌克兰）宪法改革应当给东乌克兰地区带来自治，并在2015年底之前通过。但这并没有发生，而这一年就这样过去了。对此俄罗斯完全没有任何责任。”记者问道：“宪法改革难道不是要等俄罗斯支持的分裂分子和政府军不再于东乌克兰相互枪战了才实施吗？”普京明确地回答道：“不是，这里没有这么说。必须先进行宪法改革然后才能建立信任并保证边境。”普京还将一个载有这段文字的英文版的《明斯克协议》文本，当面送给了这位记者。
鉴于乌克兰国内局势的日趋复杂，也由于西方大国对于乌克兰的支持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撤销，舆论一直预期的2016年停止对俄制裁的传说，已是明日黄花。而俄罗斯对于乌克兰东部地区武装力量以及亲俄居民的保护和力挺，看来也将延续。因此，乌克兰危机的解决将延拖时日，甚至难免还会爆发规模不定的冲突。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俄罗斯与其和西方一味地在乌克兰僵持，还不如同时在叙利亚这样一个俄罗斯能够尽数发挥自己影响力的空间，特别是充分发挥自己在军事安全领域的储备和优势，在乌克兰继续与西方周旋的同时，也开拓叙利亚的新战场，既实现自身诸多利益，也捍卫自己的盟友。
总体而言，就俄罗斯中东战略近年实施的情况来看，尽管有以上的斩获，但是，还有不少超出原先预计的变化，使得俄罗斯决策精英势将面临不少严峻考验。其中包括：其一，普京原来预计花3—4个月时间对“伊斯兰国”进行空中打击，事后看来，仅仅3—4个月的空中打击没有彻底扭转叙利亚战局胶着的局面。而且，要彻底消灭“伊斯兰国”，地面战争不可避免。俄罗斯是否继续保持以往的打击势头，或者，加大与其他大国合作的力度取得胜算，还值得观察。其二，俄罗斯新的中东战略实施以来，特别是作为冷战后罕见地在中东地区相当规模的用兵之后，固然打开了在这一地区的局面，破除了美国和西方主导的神话，显示了俄罗斯的实力和博弈的决心。但是，也由此激发起西方若干内部力量的集聚，欲与之全面抗衡。这样一场未来的抗争未必是在叙利亚战场上，而会在更为宽广的各个领域中展开。无论这一场抗争会在哪里，以及以何种形式展开，叙利亚战场上俄罗斯已经留下的深深痕迹表明：“战斗民族”不甘在任何类似的抗争中束手就擒。
(1) 傅勇：《美俄关系“重启”的战略分析与借鉴》，《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第9期，第47—52页。
(2) 杨雷等：《美俄关系“重启”分析》，《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第11期，第46—51页。
(3) 郑羽：《重启的消亡：普京重新执政后的俄美关系》，《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4年第5期，第69—76页。
(4) ［美］安琪拉·斯登特：《有限伙伴：21世纪美俄关系新常态》，欧阳瑾等译，石油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第241页。
(5) 同上书，第242页。
(6) ［美］安琪拉·斯登特：《有限伙伴：21世纪美俄关系新常态》，第247页。
(7) ［美］安琪拉·斯登特：《有限伙伴：21世纪美俄关系新常态》，第252页。
(8) 同上书，第253页。(https://www.daowen.com)
(9) 在该年的瓦尔代论坛上，马特洛克做了一个关于美俄关系的讲演，普京在场聆听。笔者与马特洛克大使的交谈是在讲演之后的酒会之上进行的。
(10) ［美］安琪拉·斯登特：《有限伙伴：21世纪美俄关系新常态》，第254页。
(11) ［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第一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页。
(12) 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2014年5月在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的讲演。
(13) “Ukraine Crisis Prerequisites and Future Scenaries”, Working Report, Moscow-Kiev, April, 2004.
(14) “Ukraine Crisis Prerequisites and Future Scenaries”, Working Report, Moscow-Kiev, April, 2004.
(15) 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2014年在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的讲演。
(16) “Ukraine Crisis Prerequisites and Future Scenaries”, Working Report, Moscow-Kiev, April, 2004.
(17) Henry Kissinger, “Russia should not be considered a threat to the US”, Russia Direct, 2016-02-05, http://www.russia-direct.org/opinion/henry-kissinger-russia-should-not-be-considered-threat-us.
(18) 法新社，基辅，6月7日电。
(19) Владимир Мухин. Россия готовится к негативным сценариям в Украине//Независимая. 09.06.2014. https://www.ng.ru/armies/2014-06-09/1_ukraina.html.
(20) Jonathan Masters, “Ukraine： Conflict at Crossroads of Europea and Russia”, February 5, 2020,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https://www.cfr.org/backgrounder/ukraine-conflict-crossroads-europe-and-russia.
(21) 2019年12月清华大学国际安全战略研究中心国际会议上，笔者与卡拉加诺夫的对话。
(22) Jonathan Masters, “Ukraine： Conflict at Crossroads of Europea and Russia”, February 5, 2020,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https://www.cfr.org/backgrounder/ukraine-conflict-crossroads-europe-and-russia.
(23) Фёдор Лукьянов. Украинский вопрос для будущего России.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о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Том 16. №2-3. Март -Июнь 2018. С.170—181.
(24) Vlad Mykhnenko,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War in Eastern Ukraine: An Ecoonomic Geography Perspective”, Europe-Asia Studies, Vol.72, No.3, 2020, pp.528—560.
(25) Vlad Mykhnenko,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War in Eastern Ukraine: An Ecoonomic Geography Perspective”, Europe-Asia Studies, Vol.72, No.3, 2020, pp.528—560.
(26) Vlad Mykhnenko,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War in Eastern Ukraine: An Ecoonomic Geography Perspective”.
(27) EASLG（欧洲—大西洋安全领导小组）：2020年2月14日，发表于RIAC（俄国际事务理事会）。
(28) 《走向和平的十二步几乎变成了走向战争的一步》，俄罗斯外交事务理事会网站，俄文版，2020-02-21。
(29) 关于后几次民族自决案例时间的比较，可参见Joshua Keating, “Who Gets to Sel-determine?” Slte, March 10, 2013。
(30) 张昕、冯绍雷：《乌克兰危机的理论透视》，《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6期，第145—155页。
(31) Rein Müllerson, “Two Worlds—Two Kinds of International Law?”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No.2, 2014, https://eng.globalaffairs.ru/articles/two-worlds-two-kinds-of-international-law/.
(32) 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2014年在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的讲演。
(33) Konstantin Bondarenko, “Ukraine's Federalization: Opportunities and Reality”, in “Ukraine: Crisis Prerequisites and Future Scenarios”, Moscow-Kiev, April, 2014.
(34) Александр Караваев. Децентрализация Украины как вариант мяг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2014.5.30. http://politcom.ru/17657.html.
(35) Josh Cohen, “A Federal Model for Ukraine”, The Moscow Time, March 30, 2014. https://www.themoscowtimes.com/2014/03/30/a-federal-model-for-ukraine-a33453.
(36) Константин Скоркин. Вирусное перерождение. Как эпидемия меняет внешнюю и внутреннюю политику Украины. Московский центр карнеги. 2020.3.24. htpps://carnelie.ru/commentary/81344.
(37) “Ukraine's federalization will split and destroy the Ukraine state—Lukashenko”, ITAR-TASS Daily, April 13, 2014, Moscow, Russia.
(38) Винсент Д.С. По-европейски: федеративные модели для Украины.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Том 16. №2-3. Март -Июнь 2018. С.90—99.
(39) Джереми Шапиро. “Война по доверенности” На украине станет катастрофой//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19.04.2018. https://globalaffairs.ru/articles/vojna-po-doverennosti-na-ukraine-stanet-katastrofoj/.
(40) 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2014年在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的讲演。
(41) Zbigniew Brzezinski, “Putin's three choices on Ukraine”, Washington Post, July 8, 2014,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zbigniew-brzezinski-putins-three-choices-on-ukraine/2014/07/08/ba1e62ae-0620-11e4-a0dd-f2b22a257353_story.html.
(42) Глеб павловский: Прогулки с мечтателями.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2. 2018. cc.34—52.
(43) Томас Грэм, Джозеф Хаберман, “цена мира в Донбассе”, Foreign Affairs（CIIIA）, 2020.02.26. htpps://inosmi.ru/pulitic/20200227/246933701.html.
(44) Lilia Shevtsova, “Russia's Ukraine Obsess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31, No.1, 2020. https://www.journalofdemocracy.org/articles/russias-ukraine-obsession/.
(45) Kataryna Wolczuk, Haana Shelest, “Could Zelenskyy's Strategy for Donbas Lead Ukraine Intoa Kremlin Trap?” 24 February, 2020, https://www.chathamhouse.org/expert/comment/could-zelenskyy-s-strategy-donbas-lead-ukraine-kremlin-trap.
(46) Andrei Czgangkev：《诺曼底的人质：乌克兰危机是一个系统性问题》，12-12-2019, http://ru.valdaiclub.com/a/highlights/normanskie-zalozhijiki-ukra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