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大国关系的转机
世纪之交大国关系的转机
“9·11”事件，原本更多是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相互关系中的一件大事，但迅速地演化为影响整个国际社会何去何从的头等大事。首先，美国抓住这一契机，以反恐作为一个重要支点，转被动为主动，重构21世纪的美国对外战略。俄罗斯也不失时机地力图首先突破美俄关系，为其社会经济复苏和重返强国之路，营造国际空间。
一、 变化中的美国对俄政策
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美国对俄政策发生过多次转折，不光出现于民主、共和两党轮流执政的交替过程中，而且，也出现在两党各自执政期间。
无论在2000年乔治·W.布什竞选期间，还是2001年就任之初，小布什都曾刻意改变克林顿时期的对外政策基调。共和党外交团队曾经尖锐地批评克林顿90年代的对俄方针：“投入了太多时间和资源，设法在内部改变俄罗斯”，但是“在像俄罗斯这样的战略性国家推进制度变革，并不是美国的国家安全优先”。小布什团队并不在意是否像克林顿那样“将俄罗斯整合进西方国家体系”，也不在乎“如何管理俄罗斯”；布什及其助手反对克林顿过于倚重私人关系；就中国与俄罗斯而言，布什更主张推行“强硬现实主义”的对策。2001年小布什就任初期，美俄双方互相驱赶被指责犯有间谍罪行的外交官，美国支持并正式接待俄罗斯车臣反政府武装代表，小布什政府还降低了主要负责处理俄罗斯事务的“新独立国家办公室”在美国国务院系统的层级，等等。所有这些举措，表现出小布什政府上台之初，对俄罗斯的敌对和轻视。(1)这一态势一度令人十分担忧，世纪初的俄罗斯与美国关系将会重陷深谷。
但是，小布什对俄强硬路线并没有持续很久。变化出现在2001年6月布什与普京在斯洛文尼亚会见之前。发生这种变化的动因之一，来自美国对中国政策的重新考量。2001年4月1日，在临近中国海域发生的中美撞机事件，国际与两国国内舆论都受到了震动。其间布什政府也有意采取措施提升对台关系，受到中国坚决抵制。虽然，中美双方在危机处理过程中还都有所克制，避免双边关系受到过大影响，但显然中美关系受到了冲击。美俄斯洛文尼亚6月峰会前，小布什召集专家政策咨询会议。曾经参会的麦克福尔见证道：“2001年春天，对于布什政府中许多人来说，中国似乎是成了美国未来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而俄罗斯可以成为遏制中国行动的潜在伙伴。”这位美国资深俄罗斯问题专家进一步说明：“实行这一平衡中国力量的战略，要求较少关注俄罗斯的内部缺陷，而更多专注于美俄两国之间的安全议程。这与尼克松20世纪70年代在这一战略三角上实行的战略相同，只是如今，俄罗斯与中国换了位置。”(2)
看来，对华施压的需要，在让小布什重回父辈的所谓“现实主义”外交路线。然而，小布什对俄政策还有其另一方面，那就是，他决意在俄罗斯元气尚未恢复，还没有能力做出反应的情况下，退出《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Treaty on the Limitation of Anti-Ballistic Missile Systems, ABM），以摆脱俄罗斯在全球战略均衡的问题上与美国缠斗。这被视为是“9·11”事件前美国对俄政策的最高目标。(3)虽然，乔治·W.布什在外交上是个新手，但是他还是很快在身边老资格国际事务顾问们的协助之下，调整了对俄罗斯的立场。为实现上述总体外交调整的需要，小布什甚至不惜重新回到曾被自己指责过的克林顿时期所谓“强调私人关系”的对俄战略。
而俄罗斯方面，正在经历一场与叶利钦时代治国路线大相径庭的改朝换代。这场改变并不是以俄罗斯常有的疾风暴雨的形式出现，而是经过了世纪之交大约三四年的循序渐进，才逐渐地得见真容。在这场经过深思熟虑、认真部署的改变中，普京首先是以一个90年代自由派执政集团政治继承者的面貌出现的。他的执政班子中不少是前朝老臣，他奉行的经济路线基本上延续自由主义的原则，他首先出访的重要国家是英国，他真诚表示愿意与美国建立友好关系，他上任后一再表达希望加入北约，他非常明白俄罗斯现代化需要来自西方的投资和技术。同时，普京一点也没有遮掩他自己的理念，他在上任之际发表的《世纪之交的俄罗斯》这篇长文中表明：他决心建立俄罗斯的强大国家；他在2000年正式发表的《外交政策原则》中承诺，俄罗斯寻求“多极化的国际关系体系”；他针锋相对地明确表示：作为战略平衡的基石的《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必须加以保留；就飞赴卢布尔雅那与小布什首次会见的前一天，普京在上海西郊宾馆，与中国和中亚领导人共同见证了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
从双方认知的基本面来看，美国政党轮替背景下，小布什已经放弃了克林顿式的支持俄罗斯内部制度变迁，“把叶利钦的事情变成美国的事情”的那种政策。当时美国决策圈偏重于认为：俄罗斯已不是苏联，需要将其作为兼具冲突与合作的大国身份看待；包括企图借助俄罗斯来打压中国等背景的转换之下，美国主流精英也并没完全改变对俄罗斯的总体看法，其中最核心之点，乃是苏联解体之后反差巨大的“俄罗斯与美国之间的不对称关系”，犹如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在2000年所提交的《2015年的全球趋势》报告中所称：在接下来的15年中，俄罗斯将遭遇极大的挑战，需要调整将其视为世界领袖的期望，以适应俄罗斯急剧减少的资源。在俄罗斯处于明显弱势的背景下，美国应抓紧构建合乎本国利益的安全构架。此后多年发酵的美国以单边方式退出《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的问题，就是以这样的考量为基本出发点的。
对于绝大多数俄罗斯人来说，看法正好相反。刚刚经历过的90年代的动荡折腾、贫困失业、丢失自尊，被认为大都与美国相关。曾在90年代前期对美国抱有好感的精英，也因北约东扩、1998年金融危机、科索沃战争等一连串危机而逐步改变立场。与美国所推动的民主自由相比，俄罗斯人越来越偏重于大国尊严、稳定有序的正常生活状态。甚至俄罗斯精英阶层认为，即使力量对比已然变化，但俄罗斯也不该就此甘拜下风。普京的出现，正是这样的社会心态的鲜明反映。
在双方精心筹划之下，2001年6月16日，作为俄美两国新首脑的普京和小布什，在斯洛文尼亚首次会晤。从会晤结果来看，双方都认为这是“走向建设性和相互尊重关系的第一步”，但是在关键性的美国准备退出《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以及俄罗斯提出加入北约的问题上，未获进展。当时，小布什曾说过一句后来被广为流传的他对普京的评价：“我曾经正视过这个人，我发现他非常坦率、非常值得信赖；我能够感受到他的灵魂。”但是，需要补充一个并未被得到更多说明的重要细节是：小布什与普京会晤结束说了这句“致命的话”之后(4)，当时，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康多莉扎·赖斯正好在现场不远处，当她“听到这些话后，明显地紧张起来”。她感到：“这将成为一个问题。”至于小布什本人，当时确曾多次说过：普京是“一个诚实、坦率且热爱自己国家的人。他爱自己的家人。我们有许多相同的价值观。我认为他是一个出色的领导人”。但是，后来布什也懊恼地回顾道：“在最初的那些年里，普京总是让我有理由改变自己的观点。”(5)以上记载的小布什和赖斯说过的那些话，是在世纪之交的微妙时期美俄关系跌宕起伏的一幅生动写照。
如果说，2001年斯洛文尼亚美俄首脑的首次峰会，开始使美俄关系重新回到克林顿时期那种注重私人关系的轨道，那么，“9·11”事件的发生，更是提供了一个促使美俄关系大步接近的重要机会。
二、“9·11”事件后俄美关系的转机
莫斯科时间2001年9月12日，也即美国东部时间9月11日，笔者在俄罗斯出差的最后一刻，在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招待所的电视转播中，目睹了突发的“9·11”事件的悲惨场面。看完转播，我立即打车去谢列梅捷瓦机场回国。出租司机是一位苏联时期国营化工企业的总工程师。当我问起，如何看待当天纽约发生的事件时，这位总工程师一边开车，一边非常严肃而肯定地告诉笔者：“毫无疑问，这是恐怖主义暴行，是人类文明的一场悲剧。”“9·11”事件后，普京总统迅速出现在电视屏幕上，非常恳切地向美国人民表达了真诚哀悼和坚决支持，同时，成千上万的莫斯科市民完全是自发地前往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追悼献花。此后20年中，每当我思索美俄两大国之间的情仇爱恨，“9·11”事件后在莫斯科所亲见的这一幕，一直在脑海萦绕。
的确，“9·11”事件之后的国际事务发展中一个引人注目、也有所进展的方面，就是美俄关系。而美俄关系在当时之所以发生改变，恐怕离不开笔者刚才所叙述的这几个并非不重要的细节。(https://www.daowen.com)
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如果把“9·11”事件发生的2001年往前倒推15年，也即1986年年底，苏联首脑戈尔巴乔夫与美国总统里根的雷克雅未克会谈，同样是苏联新领导人上台一年半后的第一次与美国首脑正式会谈；同样是一个把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与战略防御体系挂钩的一揽子谈判；同样是正式会谈前两国舆论与媒体大肆炒作，出现了可能取得历史性突破的很高预期，但最终在关键问题上却未能达成共识。当时，是戈尔巴乔夫提出了美苏各自取消设置在欧洲的所有战略核武器（所谓“零点方案”），仅在苏联的亚洲地区和美国各自设置100枚战略核导弹，期待以此迫使里根撤销当时被俗称为“星球大战”计划的战略防御体系。美苏的实力差距和冷战背景下高度对峙的战略意图与利益，使得雷克雅未克会谈无果而终。
1986年，笔者是在苏联举国关注的氛围之下，在当地观察了这一进程，而2001年笔者则是在华盛顿，亲身体验重大事变之下美俄双方的心路历程，不无沧桑之感。
15年后美俄力量对比，早不似当年冷战时代。但是，出于各自需要，美俄仍然维持着大国对话的架势。2001年6月卢布尔雅那两国元首会晤，双方虽未能解决美俄实质性的重大矛盾，但均愿开展建设性对话。7月，布什和普京在意大利参加八国集团首脑峰会时再次会晤。双方同意未来的俄美军备谈判，将把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与导弹防御问题结合起来进行深入讨论。
9月9日，也即“9·11”事件突发前两天，普京曾致电小布什，向他通报了阿富汗反塔利班的北方联盟负责人马苏德在自家院子遭到恐怖分子袭击身亡的消息。普京提醒小布什，这“预示着一场规模更大的恐怖行动即将开始”。普京说：“我跟他说，我有一种预感，可能要发生什么事情，发生什么策划已久的事情。”两天后，导致3 000人丧生的“9·11”事件发生了。普京第一个与小布什通话表示声援：“善良终将战胜邪恶。我希望您能明白，在这场斗争中，我们将并肩作战。”(6)紧接着，俄罗斯说服中亚各国允许美国在当地建立反恐军事基地，这是冷战对抗年代不可想象的对美显示善意和让步；同时俄罗斯宣布，关闭位于古巴的信号监听情报站，关闭位于金兰湾的俄罗斯海军基地。9月底，普京在联邦德国议会表示：“冷战已经结束，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应当合作打击恐怖主义。”当时主张对俄关系正常化的康多莉扎·赖斯则兴奋地表示：“在情报共享方面，在支持美方在中亚地区以外的军事行动方面，俄罗斯已经成为我国最好的盟友之一；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种极其重要的关系，实际上也是我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证明我们与俄罗斯在安全合作方面拥有了一种新的基础。”(7)
“9·11”事件之后的11月，普京访问美国，与布什在白宫再次会晤。本次会谈令世人关注之点是：美俄两国达成了大幅度削减各自战略核武器的协议，双方承诺：要把两国各自拥有的核弹头削减三分之二。这为两国今后各自的战略调整与发展留下空间：实力不支的俄罗斯早已不堪承受维持庞大核武库的压力，而美国旨在腾出手来，集中精力于战略防御体系及其他方面的调整与拓展；对国际社会而言，一个危害人类的核武库有可能得到裁减，反映了追求稳定与安宁的某种期待。
关键的问题在于，美俄首脑仍未在“反弹道导弹协议”问题上取得突破。但是美国宣布推迟进行拟议中的战略防御系统的试验；也并不像2001年春天所宣布的那样在2001年11月单方面退出《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而是把这一期限至少推迟到2002年春天；同时接受俄方提出的把削减进攻性武器与修改《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挂钩，并同意单方面大幅度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美国放缓了退出《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的节奏。而普京在峰会中再三表明俄具有“灵活性”，俄与美之间在这一问题上尽管方法不同，但目的一致，这些表态似乎为未来的谈判留下了空间。
美俄峰会前夕，一个突出的变化是俄罗斯接近北约的积极态度。在首脑会谈以及普京与美国各方精英人物的谈话中，普京也不止一次假设性地提到了俄加入北约的可能性问题。普京认为，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苏联政府就提出过加入北约的问题，他说：“我们准备与北约扩大合作，北约盟国能接受到什么程度我们就准备推进到什么程度。”(8)虽然北约盟国对此表示“并未作好准备”，但布什还是表现出了北约与俄罗斯重新构建相互关系的建设性姿态。
在反恐问题上,美俄首脑达成关于“后塔里班”阿富汗政府构成的共识，基本排除了塔里班激进势力参与新政府的可能性。有人惊呼：从中依稀可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英苏三大国协商划分战后势力范围的影子。
对于俄方寄予颇高期望的经济合作问题，美国谨慎地承诺“开始与国会磋商”有关撤销1974年“杰克逊-瓦尼克法案”，以及给予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国的地位问题，从而为顺应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作一定的铺设；同时,推动“爱克森-莫比尔”公司在俄撒哈林油区作首期40亿美元、二期130亿美元的巨额投资。
鉴于布什曾表示过：他能从普京的眼神中“感受到他的灵魂”，而这一次普京在行前就对美国记者表示：“俄罗斯之所以在与前任美国总统在战略问题上持强硬立场，就是因为准备与那些在今后四年，甚至八年都留在白宫的人打交道，这样的人出现了，那就是布什。”在得州之行中，普京投桃报李地称道：“布什是个说到做到的人。”
直到2001年12月上旬北约秘书长罗伯逊与俄首脑会晤，对俄加入北约的问题仍然未置可否。2002年5月下旬，在圣彼得堡举行的俄美峰会和在罗马举行的俄与北约峰会上所签订的《美俄削减进攻性战略力量条约》《美俄新战略关系联合宣言》，以及以“二十国”合作机制为核心建立的俄罗斯—北约理事会。无论如何，这是美俄关系在“9·11”事件后取得发展的一个阶段性标志，也是自1989年东欧政治剧变以及1991年底苏联解体以来，被称为“冷战结束”的历史过程整整延续了十二三年之后，以法律框架形式真正告一段落的历史性象征。尽管美俄之间无论在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都存在大量有待解决的问题，但美俄峰会之后，美国政府迅速承认俄罗斯为“市场经济国家”，意在释放善意。
美俄关系能否取得进一步推进，实际上，还取决于以下各种因素。
第一，美俄两国的政治文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认同发展合作。“9·11”事件之后，普京是第一个向美国表示声援的外国元首。当时，如笔者所述，俄罗斯居民自发地向遇难者献花哀悼，民意测验中85%的居民表示了对恐怖主义的谴责。这是民意的真实写照。因俄罗斯多年来苦于与车臣恐怖主义者、分离主义者的冲突，近年来又屡遭炸楼、劫机、毁车等恐怖行径的惊扰，包括受到来自塔里班的对俄南部地区的巨大威胁，这些因素都促使了俄美在反恐怖主义问题上立场的接近。问题在于，因“9·11”事件而引发的同情与关切，是否能够转化为两国进一步发展合作的政治文化基础。根据普京访美前夕俄居民的民意测验，可以发现俄居民对科索沃战争以来俄美关系的迅速变化仍有歧见：41%赞成美国对阿富汗开战，57%反对；47%认为俄应中立，41%认为俄应支持美国。也许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以下这则民调材料：虽然，普京越来越强调俄罗斯属于欧洲文明体系，“回归欧洲”是当然之则。但是11月2—5日的民调显示，承认俄属于西方文明类型的只有13%，感到难以回答的是17%，而高达71%的民意认为俄罗斯属于特殊的欧亚型文明，或者东正教文明，并申明西方式的发展道路是走不通的。乔治敦大学俄国研究中心主任安琪拉·斯登特认为：如何在不久前科索沃战争中表现出来的俄国国民强烈反美的欧亚主义情结与当前迅速产生的亲西方心态之间掌握平衡，对其领导人是一个考验。(9)
其次，“9·11”事件之后俄罗斯对美国的合作与支持的姿态，是否理应得到回报？从俄美两国各自的舆论中，一派意见认为：“9·11”事件中俄罗斯给予美国的支持甚于其西方盟国，这是难得的推进双边关系的好机会，要尽可能满足俄罗斯方面提出的诸如尽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减免俄欠西方债务、大幅度推动对俄投资等要求。值得注意的是，代表俄中间派力量的主要精英，如普里马科夫、弗拉基米尔·卢金、德米特里·罗戈津、沃尔斯基等原来曾是主张对美较为强硬的人物，这次联名致信普京，提出权衡利弊后，俄应迅速改善与美国关系，“以免被卷进那些落后、不满、没有希望以及支持激进分子和恐怖分子的国家行列中去”。而自由派的代表性人物，如“亚博卢”联盟的主席、俄政治家亚夫林斯基，更是坚决反对在此时向美国提出更多的要求，以求改善对美关系。
但艰难问题还在于，第一，俄罗斯与北约的相互关系，第二，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的挂钩谈判。以俄与北约的关系而论，首先，北约吸取新成员历来有一整套所谓标准，其中，包括民主化管理的程度、公民对军事力量的监督、与邻国的和平关系、国内少数民族的前途、可用于北约其他国家的武装力量，等等。俄罗斯是否符合这些条件，尤其是是否愿意放下架子，像中东欧一些小国那样接受北约的审核都是非常棘手的问题。其次，如果北约扩至俄罗斯，则其疆域要扩展到整个欧亚大陆，要面临不可胜数的新的地缘政治问题。北约本身根本还没有这样的心理乃至技术准备。最后，如俄罗斯不再作为敌人而存在，那么北约作为冷战最终遗产，其自身存在的合理性，都会因对手的消失而受到挑战。“9·11”事件后北约的欧洲盟国抱怨美国，光顾及与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发展结盟关系，而无暇顾及欧洲盟国。从更深层次看，面对冷战后，包括“9·11”事件之后的国际新格局，早就有学者提出，北约应该成为类似于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这样的区域安全组织。到这个时候，不光北约早已面目全非，而且离后来特朗普式的自动疏离北约也相距不远了。
虽然，当时的国际舆论乐观地认为，2002年春天，布什回访莫斯科之时，也许是俄美关系的一个更为关键的转折点。一方面，扑朔迷离的《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谈判已无太多拖延搁置的余地。另一方面，布什与普京也应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就战后最为复杂的战略问题做出考虑与决定，不光使俄美两国，也使整个国际社会真正有可能走出冷战阴影。但是，有专家认为，所有有关上述美俄关系的成就，不过是90年代旧日议程的翻版而已。事实上，2002年小布什与普京签署的一系列协议，既是美俄关系当时所达到的高峰，同时，也是开始走向下跌的开端。而之所以重新开始下跌的背景在于，虽然出现重大转机，但美俄关系的基本面却愈益呈现复杂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