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论中的未来世界秩序
争论中的未来世界秩序
从本章所介绍的这三种来自不同背景和立场的国际秩序理念，可以明显地看出，它们之间并非没有若干趋于接近的，或者是可以作为对话的空间。但是，又必须承认，达成共识何其艰难。这里有几个问题值得探讨。
一、西方和新兴国家间在关键决策领域合作的可能性
伊肯伯里阐述“自由世界秩序”理念，以及普里马科夫“多极世界”思想的重要内容，就在于探讨：在秩序延续与转型过程中，关键决策领域的西方与新兴国家间能否合作共存。这一假设在当时的实践中并非没有重要反映：就在伊肯伯里写作这份美国版世界秩序报告的差不多同时，当时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与法国总统萨科齐一起，经过与中国等新兴国家领导人的磋商，在2008年金融危机背景之下，将协商世界经济政治重大问题的重要国际机制，从七国集团改为二十国集团，从而完成了国际秩序转型中决策程序的一个重大演进。究其原因，一方面，基辛格说得明白：“建立具有建设性的世界秩序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现在没有哪个国家，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能够像美国在冷战刚刚结束、在物质和心理上独步全球的时候那样，单独担负起领导世界的责任。”基辛格主张：“任何一国都不可能单枪匹马地建立世界秩序。”(53)而在笔者看来，另一方面的客观背景在于，在全球化进程欲罢不能的背景下，与其说当今世界是一个“极化的世界”，亦即人们常说的“单极”“两极”“多极”，诸如此类，还不如说，在全球化时代的经济、科技和信息条件之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当代世界前所未有地变成了一个“网结世界”。“极化世界”与“网结世界”的区别在于，当代世界的各个“极”，虽然依然是一个观察实力变化的重要向度，但是已远远不像四五十年前那样，各“极”之间可以互相隔离而不相往来。相反，产业、价值、信息、人文等各种各样的“链接”已使得各国、各地区、各种文明相互间的关联性，远比实际上难以真正计算的各个“极”的力量消长状态更为重要。因此，任何一个国家想轻而易举、来去自由地“脱钩”，也都不会那么简单和容易。
二、历史借鉴与现实经验可以为秩序转型提供路径
鉴于国际秩序的延续与转型高度复杂艰难的特点，基辛格说：“重建国际体系是对我们这个时代政治家才能的终极挑战。”(54)但是，历史与现实依然是未来国际转型的最好的老师。第一，多元共存的主张，实际上是得到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一直到冷战后的国际体系发展的历史所见证的重要经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乃是17世纪欧洲内部多元化过程的一次实现。法国大革命后所出现的1814—1815年维也纳体系，乃是当时欧洲拥有不同文明、不同宗教、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国力的几个大国之间的一次合作共存，实现了后来恩格斯所说的“百年和平”的长期相对稳定。(55)而雅尔塔体系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同意识形态大国之间合作的一次重要实践，尽管冷战对抗破坏了多元合作，但是多极化、多样化、多元化发展的格局一直深刻影响着国际局势。(https://www.daowen.com)
第二，历史上曾经经历过的多种国际秩序，无不为我们留下关于秩序延续和转型中各种有效功能机制的历史借鉴。比如，《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安身立命的一个关键，按照基辛格的提示，在于其将国际规范视为复杂利益交织中的“中立性”的体现，这几乎是一个被当代人所遗忘的重要功能。“中立性”这一原则至少能避免为所谓“互相对立的价值标准”而相互残酷搏杀。又比如，维也纳体系后的大国协调机制，虽然今天大众参与的局面大大影响了外交决策，“秘密外交”已不可能如同当年般存在，但是大国间协调的原则，特别是通过政治领导人会晤的形式进行交往沟通、密切磋商，甚至不同程度的互相承诺，仍然是转型期一项非常重要的机制。再比如，雅尔塔体系所确立的大国政治决策，安理会犹如世界警察般的作用，尽管众说纷纭，却依然实用。伊肯伯里提出的等级制留存的可能性，还是取决于整个国际体系的设计，而不是仅仅拘泥于形式上是否平等。包括冷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尽管在今天面临尖锐挑战，但是，这一秩序转型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产生于和平、而不是出现在大规模战争条件之下，这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所提供的一笔宝贵遗产，迄今值得世人珍惜。在“合法性与权力的平衡”这一原则之下，有太多历史遗产依然可以供今人发掘使用。
三、文明多样性基础上可能形成秩序共识吗？
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基辛格并非没有保留。一方面，他主张：“要建立真正的世界秩序，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在保持自身价值的同时，还需要有一种全球性、结构性和法理性的文化，这就是超越任何一个地区或国家视角和理想的秩序观。”(56)但是，他具体回答这一问题时，含蓄地提到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成功签署，得益于当时两百个来自欧洲各方的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的共同努力：“他们之所以克服了重重障碍，是因为他们都经历了惨烈的‘三十年战争’，决心不让战争重现。我们这个时代的前景更加严峻，必须应势而动，否则就会被挑战吞没。”(57)但是，当年欧洲在有限的范围内，而且在近似的文化基础上达成的政治妥协，能否在今天各种距离遥远，甚至经历了上千年互相敌对的历史悠久而十分辉煌的文明之间重现？今天人类能否重现当年的克制、宽容、理智和远见？基辛格在表达对当今国际秩序深切担忧之时，对此并没有给予明确的回答。
可能正是基于这种担忧，基辛格并没有忘记提醒，“美国的领导作用始终不可或缺”。他甚至强调：“除了美国，没有其他大国能把改善人类境遇作为战略目标之一。”(58)但他在强调美国的领导作用时，还不忘发出警告：虽然美国“一直寻求保持稳定和倡导普世价值之间的平衡，但这种平衡并不总是与不干涉主权或尊重他国历史经验的原则相吻合”(59)。在这里，人们看到一个智者在向世界提供建议的同时，并没有忘记提醒美国会向国际社会索要的代价。然而，美国究竟能否担当这一角色？人们记忆犹新的是：冷战结束之初，当时执政的共和党提出“单极世界”的主张，明白地表露出美国想成为“同心圆式”的世界秩序的中心。而2008年金融危机后，民主党人奥巴马也提出了美国还要领导世界一百年的豪言壮语。但是，特朗普上台后退出国际多边合作机制，视中俄为最大的竞争对手（有时近乎“敌人”），以美国利益至上的口号取代作为领导者国家的国际责任，强调单边主义、重商主义、民粹主义，刻意淡化意识形态原则。似乎与现行国际体制“脱钩”，才是美国的选择。正如基辛格所说，“在塑造当代世界秩序方面，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一样发挥了如此决定性的作用，也没有哪个国家参与世界秩序的态度令人如此难以参透。美国笃信自己的道路将塑造人类的命运，然而在历史上，它在世界秩序问题上却扮演了矛盾的角色”(60)。
面对如此矛盾的局面，既然已经不能重回历史老路听凭一个互相残杀的国际无政府状态重现，也不能够相信任何救世主，抑或世界霸主会拯救人类，那么就只能相信，经由人类的良知，事在人为，去争取实现一个和谐安宁的世界。
从悲观论的、反思的立场来看，可能还应回到基辛格，即人类只是在面临灾难与毁灭的深渊面前才会悬崖勒马，去寻求共存之道。《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是由于可怕的三十年战争，维也纳体系的诞生是出于反对拿破仑发动的颠覆欧洲秩序、推广革命的全面战争，雅尔塔体系的确立是由于20世纪人类饱尝两次大战的断崖式悲剧，而晚近冷战格局的终结，则是出于人类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造成巨大伤害中预感到的核恐怖时代全面对抗性冲突可能带来的灾难。换言之，几乎任何一次国际秩序的重大转型都源自当时人们对战争或灾变的恐惧。
从乐观主义的国际演进的观念来看，第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多元共存思想是每一次国际秩序演进中所积累起来的宝贵财富。第二，在“权力与合法性的平衡”基础上构建国际秩序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非排他性规则，如规则的中立性、价值标准的非绝对性、程序的渐进性、行动规划的务实与可预见性，以及唯有人类才有能力构建的平等对话的公平性，等等，明智的政治家可以借此推进多元文明的合作与团结。历经多年冲突对峙后的美俄关系正在酝酿的对话突破，中美经过艰难谈判终于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这些都表明，即使在当前一片朦胧混沌的国际格局中，依然可以对多元并存的前景抱有谨慎乐观的期待。
2017年，笔者在瓦尔代论坛上曾有幸请教普京总统，在经历了人类社会诸多国际秩序模式之后，如何看待未来的国际秩序模式。普京充满自信地回答说：“当今世界面临着如此丰富复杂的变化，经济科技如此高速的发展，我们怎么能够想象，今后国际秩序还是以前任何一种国际体制的简单重复？我认为，今后的国际秩序一定是和以前任何一种国际秩序不一样的重新构建。”(61)笔者以为，对未来世界无限发展与变化前景的敬畏和预期，以及对人类参与构建未来秩序的丰富想象力和创造性的坚定信念，是对多样性文明能够形成秩序共识的一个难以撼动的总体理性基础。诚如鲁迅所言：“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