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色革命”：欧亚大博弈的前奏

第二节
“颜色革命”：欧亚大博弈的前奏

从2003年到2005年，原苏联地区的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是否还应该包括乌兹别克斯坦尚有争议——连续爆发了被称为“颜色革命”的相近似的现象：在欧亚地区几个国家连续出现伴有大规模社会抗议运动的国内执政阶层的更替。这一场变动，究竟是走向民主政治的“革命”高歌凯旋？还是苏联式“帝国解体”的继续塌陷？究竟是一场新的地缘政治博弈的滥觞，还是一场更深层次宏大社会政治结构变动的开端？

如何看待这场“颜色革命”，历来东西对立，众说纷纭。由于在这场所谓“革命”的背后，还有太多尚未认真梳理的故事。随着事态真相的逐步披露，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化，一定还会有更多层出不穷的分析解读。但是，第一，“颜色革命”虽然时过境迁，但对这一重大事件截然不同的反应和立场，依然强劲地作用于当今国际政治进程。显然，对“颜色革命”的解读与当下欧亚政治、大国关系有着非常直接的关联。第二，“颜色革命”后十多年来，各国研究专家——无论带有强烈政治倾向，还是比较倾向于从学术角度客观地对这一事件进行解读——都已经提供了大量著述和分析，包括参与当时决策者、这一进程见证者，以及各个学科的学者所提供的文献与资料。这是深入研究的初始基础。第三，尤为重要者，被称为“颜色革命”的政治现象，十多年来以十分近似的面貌、频繁而反复出现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不由得引起人们认真思考：“颜色革命”究竟是一时一地之偶然，还是当代政治中难以再视而不见的具有深层逻辑的挑战。至少出于这三个原因，有必要对“颜色革命”，做一番哪怕仅仅是初步、但力求较为多面的梳理和反思。

一、“颜色革命”的深层国际背景

对于像“颜色革命”这样的重大事变——既是多国国内的，也是国际的进程；既是当下突发，也是具有连续延伸的历史背景的综合性事态——我们可以先从“横剖面”和“纵向度”这两个方面来展开讨论。

先从“颜色革命”的“横向”国际环境来看：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欧亚大陆上同时出现了几个重要的趋势。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这样几个方面：

其一，随着北约与欧盟整合和扩张节奏的加速，美国以反恐为名加紧介入欧亚事务，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的衰败中加速重返大国地位，中国强劲而迅速地崛起，围绕着欧亚大陆形势极为脆弱多变的原苏联地区的博弈迅速升温。聚焦于这一地区的较量，不光只是东西方空间利益和权势之争，而且，又夹杂着意识形态和文明取向的复杂较量。

其二，上述各方——包括美国、欧盟、俄罗斯与独联体国家，乃至中国的内部态势也在经历深刻变化。以享有冷战结束的和平红利为基础，美国借“9·11”事件之机以全球规模推广民主政治为己任。此后的很多年中才得以逐渐昭然于世的一个深层问题是：这些年过度运用霸权所引发的欧美体制内部的矛盾，正在日益加深。与之对应的现象却是，作为发展中、转型中大国的俄罗斯与中国，经历了对传统体制历史经历的深刻反思，以及新旧体制转型的艰难挑战，对于如何构建适合自身国情的制度模式，有了比较深切的体验。正是在世纪之初的这几年当中，尽管程度不等，中俄几乎不约而同出现了既是继续改革，同时也加强国家治理能力的若干最初步骤。与欧美表面扩张、内在矛盾激化的趋势相对应，作为新兴国家的俄罗斯与中国在调整发展战略、强化内部治理的同时，孕育着重新崛起的历史模态。

其三，世纪之初，来自东西方的不同版本的强调“国家建构”和“加强治理”的呼吁和努力，在发展中、转型中社会都在得以推进。与此相伴生的重要现象是，随着全球化迅速推进和现代信息革命向广大民众所提供的前所未有的资讯条件和工具，一个以基层民众为基础的社会抗议运动正在世界各地悄然而起。以1989年东欧激变中“天鹅绒革命”街头运动为模式，又经2000年西雅图反全球化的大规模跨国抗议游行的激励，2003—2005年“颜色革命”乃是这一潮流演进中承前启后的一个重要节点。如果，再推进到2010—2012年的“中东之春”，及在尔后若干年中在全球各地出现的一波又一波的大规模街头动乱和社会抗争，这都说明，与强化治理的要求相伴而行的社会抗议运动，恰好似现代社会中反向推进、相互对峙的两个平行进程。其中，发人深思的现象是：强化治理与社会抗议这一对逆向而行的重要现象，经常被简单地描绘成“专制”与“民主”的对立，而被加以戏剧化的运用，乃至触发几乎是无所不在一波又一波连绵不断的“革命”。人们究竟应该如何来理解和应对这样前所未见的变局？看来，“颜色革命”是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再从“纵向”的国际潮流演变的来龙去脉来看，“颜色革命”的发生并非无本之木。21世纪初“颜色革命”发生之前的整整三十年中，按照塞缪尔·亨廷顿的说法，这类潮流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首先发生于葡萄牙、西班牙、希腊等地民众抗议浪潮中，导致当地军人与独裁统治的垮台。这一股潮流波及拉美的原葡萄牙、西班牙殖民地，在巴西等拉美主要国家同样出现了军人政权的倒台。80年代中后期，东亚地区韩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各国也先后接连不断地出现了以民主体制取代威权统治为方向的潮流。而与“颜色革命”直接关联的则是20世纪80年代末东欧剧变和1991年底苏联解体这一波声势更加浩大、指向更加直接、影响也更加广泛的国际大变动。无论从这一波各国国内政治变化所发生的地域，还是这一进程的相互关联性而言，在乌克兰、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包括有所争议的乌兹别克斯坦所发生的“颜色革命”，很容易被视为上一场“尚未结束的革命”的自然延续。⁽¹⁸⁾

二、文明结合部视野下的“颜色革命”

如果继续“横剖面”与“纵向度”相结合的思考，那么，我们在探讨“颜色革命”起源问题的时候，不可忘却一个关键性的范畴：也即，地处欧亚大陆中部的各大文明交界之处，也被称为欧亚大陆“枢纽地带”的文明结合部的这一特定区位，对于21世纪以来的这场“颜色革命”的发生所产生的深刻影响。这一区位，大体上处于欧亚大陆的西端和东端之间的广袤地带，与苏联疆域在地理上大体吻合。无论是已经出现了“颜色革命”的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还是或多或少、或前或后发生了类似的动荡局势的乌兹别克斯坦、摩尔多瓦以及亚美尼亚等地，都处于欧亚大陆的这一世界上最大的东西方文明结合部。苏联解体之后，结合部文明赋予这一地区的乌克兰、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等国的独特遗产在于：一方面让他们实现了民族独立的千年梦想，也开始了民主化和市场化的探索；但另一方面这一地区千百年来的多种文明你来我往、交融竞争，犹如万花筒一般造就着这些国家独特的民族个性与传统、社会结构与取向，在看似不知不觉之中为“颜色革命”的爆发埋下伏笔。

（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关系

从乌克兰的南部海岸穿越地中海向东，越过俄罗斯海边名城——索契，到达大陆同一边的高加索山地南侧，就是格鲁吉亚的疆域了。格鲁吉亚面积6.9万平方公里，人口仅500万，却有着悠久的民族文化，独一无二的古老文字、语言和独特文化认同。格鲁吉亚处于东欧与西亚之间重要的人文和经济交通枢纽。格鲁吉亚在公元4世纪就皈依基督教，乃是世界上最早开始信奉基督教的民族之一。公元8世纪以后，格鲁吉亚人已活跃在南高加索地区。11世纪初巴格拉提王朝统一了除阿布哈泽之外今天所有格鲁吉亚的领土。11—12世纪是格鲁吉亚的鼎盛时期，和基辅罗斯公国建立了包括联姻在内的相当紧密的关系。13世纪后，蒙古帝国入主包括格鲁吉亚在内的高加索地区。15世纪蒙古帝国衰落之后，该地区又处在土耳其和波斯的争夺之中。到了16世纪，这一地区出现了一个新的强大竞争者——伊凡三世之后的走向大一统的俄罗斯强大国家。但是，高加索山地南部一带，包括克里米亚还是一直被蒙古帝国的残部所控制。在16—17世纪，俄国在这一地区的控制还不十分稳固。尽管此时已经信奉东正教的格鲁吉亚王国曾经多次要求得到俄国的庇护，但当时的俄国还不是实力强大的波斯和土耳其的对手，俄国与格鲁吉亚之间只是保持着人员和经济贸易的往来。18世纪初期，俄国在北方战争之后成为欧洲强国，继续南下征战，打败了波斯和土耳其，成为高加索地区的霸主。1783年，沙俄帝国和格鲁吉亚签订条约，伊拉克里二世承认叶卡捷琳娜女皇统治的俄罗斯帝国为其宗主国。1800年12月沙皇巴维尔一世颁发诏书，宣布格鲁吉亚划归俄罗斯。19世纪的前十几年中，沙俄帝国通过武力征战和外交交涉等手段获得了外高加索的大部分地区。⁽¹⁹⁾俄罗斯帝国虽然取得了对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的统治权，但是，此后的很多年中一直影响着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严峻问题，乃是格鲁吉亚始终存在着阿布哈泽、南奥塞梯、阿策尔等“国中之国”：这些“国中之国”不接受格鲁吉亚的主权管辖，但是，却与苏联或俄罗斯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这一复杂的历史格局，一直持续到苏联解体之后的21世纪初，成为触发“颜色革命”的背景之一。

与“国中之国”不断影响着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关系相比，格鲁吉亚历史文化自身所具有的特点同样深刻地左右着两者的相互认知。法国著名俄罗斯学家埃莱娜·卡·唐科斯在她的专著《分崩离析的帝国》中这样分析道：“在苏联所有各民族中，民族特征保持得最完整的可能是格鲁吉亚民族。格鲁吉亚族只要觉察到稍有损害它的民族特征，它就最公开、最猛烈地进行反抗。格鲁吉亚民族的反抗力量是由各种因素所构成的。首先，他们居住集中；（苏联晚期的1970年）只有5.3%的格鲁吉亚人散居外地。其次，悠久的历史，从公元4世纪就已经开始的基督教化，一直受到威胁的独立，这一切铸造了一个极其忠于自己传统和文化的民族。从格鲁吉亚的语言情况中就可以看出这种民族感情。所有生活在自己共和国境内的格鲁吉亚人和生活在共和国境外的格鲁吉亚人中——99.4%的人坚持使用格鲁吉亚语。”⁽²⁰⁾作为精神文化的载体，古老语言对养成格鲁吉亚独特民族性格的一个特殊功能在于：由于“使用格鲁吉亚语进行教学的高等教育质量很高，培养出了许多优秀人才。格鲁吉亚的高等学校毕业生与整个人口的比例之高，仅次于犹太人而名列第二——也因此而产生了格鲁吉亚优秀人才就业不足的问题。在格鲁吉亚培养的这些优秀人才尽管使用俄语，但他们不大愿意向外移居，而在自己共和国内又找不到工作。这些‘知识分子失业者’的不满情绪是格鲁吉亚民族主义的一个因素”⁽²¹⁾。曾经在相当长时期中领导苏联、作为苏联大国地位缔造者的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特殊历史条件之下，苏联一位著名导演阿布拉泽拍摄了一部带有批判反思性的电影《忏悔》。起先，因这部片子尖锐批评30年代斯大林时期的高度集权体制而被禁止上映。戈尔巴乔夫执政后，亲自下令解禁，在全国公演，引起广泛反响。笔者80年代中期在苏联作为进修教师工作期间，观看了这部名噪一时的影片。根据我在当时实地观察，无论资深人士还是一般民众，都为这部电影的现实政治冲击力所深深震撼。从政治文化变迁的角度看，毫不夸张地说，这部片子乃是引导苏联晚期的反斯大林主义的国内舆论从沉潜于民间而走向高潮，并产生重大现实政治影响的作品之一。而这位全苏联闻名的大导演阿布拉泽，就来自格鲁吉亚。

更值得关注的是，当长期积累的民族主义情绪与现实政治权力分配问题相互交织在一起，无论对于苏联解体，还是对于“颜色革命”的爆发而言，无疑都是具有巨大威胁的定时炸弹。尤其是当这样的复杂局面总是和一个关键政治人物密不可分的时候，引发局势动荡，就难以避免了。1972年，后来在苏联政治舞台上名声显赫、而当时年仅44岁的谢瓦尔德纳泽，取代前任领导姆日阿瓦纳泽，担任了格鲁吉亚的党委第一书记。虽然，苏共中央提出的官方理由是，作为前任，格鲁吉亚第一书记姆日阿瓦纳泽在任多年导致当地的严重腐败，但是，在格鲁吉亚人看来，这样一个在当地担任了19年第一把手的老资格政治家被赶下台，更多被理解成为中央政府为加强对当地的控制；谢瓦尔德纳泽本人也因此被看作俄罗斯人在格鲁吉亚的代理人。谢瓦尔德纳泽上台之后，并没有能缓和当地强烈的民族情绪，风波和危机不断。一直到苏联走向崩溃的关键阶段，谢瓦尔德纳泽与戈尔巴乔夫意气相投，担任了苏联外交部长，在贯彻戈尔巴乔夫与西方和解路线过程中发挥关键的作用。他因这段个人经历被相当一部分人看作葬送苏联的“叛国者”⁽²²⁾；90年代初他回到格鲁吉亚，1995年担任格鲁吉亚总统，每况愈下，政绩不彰，直到2003年在“玫瑰革命”中，被反对派撵下台来。从深层次看，这样一个曾在特殊历史时期发挥特殊作用，一度左右逢源的政治家、历朝重臣、老牌精英，却在多重文明尖锐碰撞又无法调和的背景之下，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

很多俄罗斯人认为，自己与格鲁吉亚有着特殊的纽带。安琪拉·斯登特提到：俄罗斯文学巨匠，如莱蒙托夫、普希金、托尔斯泰都在格鲁吉亚生活过，他们的作品中有着许多连接着俄罗斯和格鲁吉亚两个民族的精神世界的美妙故事。⁽²³⁾迄今为止，在俄罗斯精英阶层中，有着大量来自格鲁吉亚的知识分子；甚至，今天莫斯科街头的格鲁吉亚餐馆，还是颇为流行的时尚。而格鲁吉亚人虽然传统上也都很尊重俄罗斯文化，但所有这一切并不能避免处于文明结合部的独特环境与特定国际国内背景下，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相互关系中所遭逢的厄运。安琪拉·斯登特曾敏锐地察觉到：“历史地看，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关系，跟它与沙俄时代和苏联时期的其他地区的关系相比，要更加令人担忧。”⁽²⁴⁾

（二）俄罗斯与乌克兰：“冤家兄弟”？

与格鲁吉亚相比，乌克兰地处欧亚大陆东西方文明结合部的最西端，是夹在俄罗斯与西方两大政治空间之间的一个地域最为广大，也最为重要而难以跨越的政治单位。乌克兰曾经是作为俄罗斯多民族帝国的国家建构的发源地；基辅罗斯也因在公元988年皈依东正教，而成为俄罗斯文明的最重要渊源；乌克兰曾经是沙俄帝国和苏联的政治、经济以及地缘政治的一个最重要组成部分。以至于布热津斯基说：对于俄罗斯来说，“最麻烦的是丢掉了乌克兰。一个独立的乌克兰国家的出现不仅迫使所有俄国人重新思考他们自己的政治和民族特性的性质，而且也是俄国在地缘政治上遭受的重大挫折。……即使失去了波罗的海诸国和波兰，一个依然控制着乌克兰的俄罗斯仍可争取充当一个自信的欧亚帝国的领袖，主宰前苏联境内南部和东南部的非斯拉夫人。但丢掉了乌克兰及其5 200多万斯拉夫人，莫斯科任何重建欧亚帝国的图谋均有可能使俄国陷入与在民族和宗教方面已经觉醒的非斯拉夫人的持久冲突之中”⁽²⁵⁾。

然而，布热津斯基的警告不幸地由于苏联解体而正在成为现实，并且这一过程也正受到一个无情的历史现象的激励。也即，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乌克兰在欧亚大陆枢纽地区列强的纵横驰骋的争夺中，成了一个曾经长期被肢解、占领、统治，乃至于相当部分领土和人口都游离于俄罗斯的政治疆域之外的政治单位。中国乌克兰史研究的前辈赵云中先生的专著《乌克兰：沉重的历史脚步》曾详尽记载了这样一段复杂的历史：尽管从公元10世纪起基辅公国曾经是后来沙俄帝国和苏联的发祥之地，但是“从13世纪中期起，原加利奇—沃伦公国土地以及其他乌克兰土地，便成为周边兴起的一些强国追逐和争夺的猎物。在随后的200余年里，乌克兰的大部分土地被纳入立陶宛大公国的统治之下。16世纪中期，立陶宛大公国衰落，它与波兰王国合并成为立陶宛—波兰王国，原在立陶宛统治之下的乌克兰土地又转入波兰人手中，此后近100余年中备受波兰封建主的压迫。在这漫长的数百年时间里，乌克兰人作为一个民族，顽强而艰难地书写着自己的历史。然而，乌克兰此时只是作为一个地理学概念和民族学概念而存在，却不是一个政治学概念，因为不存在乌克兰这样一个国家，它成为立陶宛大王国或波兰王国版图中的一部分，乌克兰人成为一个丧失了自己国家的民族”⁽²⁶⁾。基辅罗斯立国迄今为止的千年历史中，就整个乌克兰而言是四百多年，而就乌克兰西部而言有近七百年的历史是游离于俄国版图之外的。从这样一个背景来看，苏联解体后，乌克兰的“离异”，以及“橙色革命”中尤先科的亲西方政权上台，不过是文明结合部漫长而复杂历史中的一个段落而已。

欧亚地区地缘政治和文明变迁的历史更替，直接造成了乌克兰国内东西部对立的色彩鲜明的政治版图。17世纪中期之后，乌克兰被一分为二：以第聂伯河为界，左岸乌克兰大体上听命于莫斯科；而右岸乌克兰则臣服于波兰。这种形势在此后的一百多年中辗转反复。直至18世纪末，在沙俄扩张政策之下，即所谓与奥地利、普鲁士“三次瓜分”波兰之后，俄罗斯控制将近80%的乌克兰土地。从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150年间，90%的乌克兰土地由沙俄控制，10%的地域由奥匈帝国控制。也即从根本上说，乌克兰是一个长期分裂的国家。即使19世纪乌克兰土地在沙皇控制之下相对统一，也并没有改变乌克兰东西部分各不相同的政治文化。这样一种历史背景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代乌克兰大体上是东部和南部亲俄、西部亲西方的政治发展态势。

乌克兰独特的政治文化传统造就了它的独立特行的社会阶层和群体心理。这尤其集中地体现在俄罗斯帝国南部疆域，即现在的乌克兰和俄罗斯等地所特有的“哥萨克”群体这一社会现象上。15世纪70年代起，史书所载的“哥萨克”现象，以其既反抗暴政、又为沙皇所用的“自由人”形象问世，而后流落边远地区，在与异族抗争中逐渐形成了一种亦兵亦农、采用原始民主制的特殊军事组织。哥萨克人在数百年征战中以骁勇善战、开放自由的鲜明特征在乌克兰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留下了独特一笔。哥萨克人豪放不羁、为自由抗争的品性，不仅在30年前的苏联解体、乌克兰成为主权独立国家的历程中获得了一个施展舞台，而且在此后与俄罗斯的较量中，哥萨克因素也被塑造成各种复杂面目而出现——包括在“颜色革命”以及后来乌克兰危机中的“广场革命分子”——从而深深影响了乌俄关系，也影响了乌克兰自身的发展。遗憾的是，眼花缭乱的当代政治并未能为乌克兰人的自由发展创设出一个更为有效合理的治理空间。

历史地看，围绕乌克兰问题，今天正在出现的东西方之间的“东拉西扯”，包括乌克兰自身的“左顾右盼”并非无本之木。也有鉴于这样一种重要而独特的地缘政治环境，自古以来乌克兰处于列强纷争之中，却又长袖善舞。17世纪中叶博赫丹·赫梅利尼茨基发动哥萨克大起义，然后，在俄国、波兰、克里米亚鞑靼人之间多年的巧妙周旋，最后，终于归顺俄国。这段历史充分刻画出一个游走于东西方之间、迫不得已暂时栖身于某一强国之下，而时过境迁之后又幡然改途，但却不甘沉沦、自强不息的弱小族群的鲜明形象。这样的历史痕迹经常可以在当代乌克兰精英的行为逻辑中得以显现。

无论如何，欧亚地区中令人印象更深刻，也更直接影响和制约着近现代该地区的历史遗产则在于：自18世纪晚期至20世纪初的约一个半世纪中，与14世纪后乌克兰领土分别处于波兰立陶宛公国、奥匈帝国控制下的四分五裂局面相比较，在沙皇俄国版图之内乌克兰领土的相对统一，特别是第聂伯河左岸与右岸的连成一片，对乌克兰经济和精神生活的统一带来了巨大便利。这不光使得乌克兰成为苏联70年历史中的一个政治行政单位，也为独立后乌克兰的政治认同的形成，做了重要铺垫。今天，在乌克兰事件中备受关注的克里米亚半岛等地，正是在18世纪下半叶的叶卡捷琳娜鼎盛时期被归并入俄国版图的。可见这一地区与俄国政治统治之间难以割断的强劲纽带。

考察“颜色革命”的来龙去脉之际，非常值得一提的，是欧洲历史上的革命与乌克兰的相互关系。法国大革命之后的19世纪初叶，拿破仑从先前的以战争输出革命，进一步走向了领土扩张的欧洲战争。被马克思称为“欧洲宪兵”的俄国曾数次参加反法联盟，但是屡战屡败。一直到1812年，拿破仑准备发动对俄本土战争的过程中，把乌克兰视为取得战争胜利的首要一环。拿破仑说：“如果我抓住基辅，我就抓住了俄国的脚；如果我掌握彼得堡，我就抓住了俄国的头；一旦占领莫斯科，我就击中了它的心脏。”⁽²⁷⁾最后，俄国人把入侵的拿破仑赶出了自己的国土，但是，乌克兰各个社会阶层对拿破仑的入侵也并没有统一的看法。大地主阶层出于护卫自己大地产的立场，大体站在俄国一边，抵制拿破仑的战争；而出身哥萨克的上层人士和刚刚获得贵族名分的乌克兰地主则希望通过战争推翻沙俄统治，享有乌克兰原有的自治地位。在面临外部干预时，乌克兰社会的这种分化状况，与今日历次危机中的情势，颇有相似之处。

苏联的诞生直接影响和制约着乌克兰的政治发展。1917年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这一时期，乃至于而后的国内战争时期，被称为“祖国”的俱乐部（也即乌克兰当代的政治流派季莫申科和亚采纽克所在党派沿用的名称）于1917年3月组织了中央拉达。“拉达”一词，即为以后的议会。当时的乌克兰中央拉达，主张在民族关系的自我认定和政治独立这两者之间，采取自治立场。俄国二月革命后的临时政府拒绝乌克兰的自治。而列宁一方面支持乌克兰实行充分自治，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主张在此基础上建立自由共和国联盟。但是，另一方面，他表示：“我们不赞成分裂成许多小国家，我们主张各国工人结成最紧密的联盟，反对‘本国的’和其他一切国家的资本家。”⁽²⁸⁾十月革命后，实际上出现了中央拉达支持之下的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和乌克兰布尔什维克政党之间的双重政权。在而后1918—1920年国内战争和波苏战争中，“各种不同的政治力量都尝试过在乌克兰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建立自己的政治体制：格鲁谢夫斯基倡导的议会内阁制，斯科罗帕茨基的个人军事独裁制，温尼琴科和彼得留拉的执政内阁制，邓尼金复辟沙俄旧制度的梦以及乌克兰布尔什维克斗争派共产党人独立建国独立建党的苏维埃体制。前面的四股力量都一个接一个地失败了。唯有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苏维埃制度在这场角逐中取得了胜利。尽管这个胜利在极大程度上是靠了苏俄在政治上领导和军事上介入而取得的。可是前面的那四种政治势力又何尝不曾借助外国的力量？这几乎是整个有文字记载的乌克兰历史的一大特色。从古至今，只要一打仗，几乎很难找出几次是不求助于外部力量介入的。这很值得深思。但是毕竟还得承认，乌克兰人确实参与了，进行了这场革命性的变革，乌克兰人民接受了苏维埃政权，接受了这个历史选择”⁽²⁹⁾。纵观今日乌克兰走向，虽然，社会经济形态乃至风物人事早已面目全非，然而，上述乌克兰历史中的斑斑痕迹，却又处处可以从当今乌克兰政治与对外关系进程中，乃至一个个活跃于国际舞台的政治家身上，得以寻觅。

（三）吉尔吉斯斯坦的“瑞士梦”

吉尔吉斯斯坦在中亚地区是一个人口近500万、面积仅为20万平方公里的小国，但它却是引人瞩目的一个国家。在欧亚文明结合部的大背景下，它有着不少看似互相矛盾，但却有着自身演进逻辑的不同侧面：其一，吉尔吉斯斯坦尽管是个小国，但其内部民族关系是中亚国家中最为复杂的一个。其二，吉尔吉斯斯坦地处欧亚大陆上最为闭塞的内陆地带，但却是从90年代一直到21世纪之初，被西方认为是“最为开放”的一个中亚国家。其三，吉尔吉斯斯坦国家规模狭小，发展水平也不高，但却是90年代初独联体国家中最热心地接受“华盛顿共识”的转型模式，并且在俄罗斯推进激进的休克疗法的时候，也能紧跟仿效的国家之一。其四，尽管吉尔吉斯斯坦作为一个民族主体，深受俄罗斯和苏联时期的现代化进程及其文化的深刻影响，也是苏联十五个加盟共和国中最小的政治行政单位之一，但是，在吉尔吉斯斯坦却出现了像艾特玛托夫这样不光在全苏联，而且在全世界闻名的文学巨匠。

90年代初期，吉尔吉斯斯坦奋力学习西方民主，一度实行议会制，总统由议会选举产生，总统权力受到议会比较大的限制。当时，吉尔吉斯斯坦精英采取了相当激进的方式，发展多党体制，大量引进西方媒体和非政府组织，希望通过这样的途径把本国政治经济体制与西方挂钩，以此来获得西方的全方位支持。90年代的最初几年，吉尔吉斯斯坦曾被西方吹捧为威权政治包围中的“民主岛”以及“中亚的瑞士”。但是，很快吉尔吉斯斯坦政治文化中的传统基因开始发挥效用，其一，千百年来依靠血缘关系而形成的部族纽带，渐渐地在现代民主政治的形式之下滋生成长。不光是游牧民族所特有的对于本部族领袖、本部族共同利益的“忠诚”，而且，对于其他部族的排斥，甚至“部族认同”高于“国家认同”的取向，大大削弱了“速成式”民主体制的规范和根基。其二，吉尔吉斯斯坦的地理文化版图上最为鲜明的特点乃是：以锡尔河为界的北方游牧地区和南方农耕文化之间的鲜明差别。北方居民相对而言比较接近于俄罗斯的南西伯利亚各民族；而南方居民与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等中亚的民族比较接近。北方社会的经济相对富裕；而南方则相对贫困。而从宗教意识的角度观察，南方居民信奉伊斯兰教要远较北方居民来得更为虔诚。⁽³⁰⁾苏联解体以来的吉尔吉斯斯坦国内政治，基本上就是南方和北方的轮流坐庄。比如，阿卡耶夫是北方地区的代表；而“郁金香革命”中上台的巴基耶夫毫无疑问就是南方地区的代表。

从1990年阿卡耶夫开始担任总统以后，南北分立和部族对峙这两种传统基因相互交织发挥作用。特别是随着90年代中期以后一次又一次的全民公决、修改宪法，实际上已经逐步取消了议会的权力，出现了大大加强个人集权的总统制的倾向。一方面，这一改变得到了部族体制的传统支持和强化；而另一方面，南北地区间矛盾的激化也已不可能在脆弱的民主体制中得以和解。以下两个图表所提供的数据，说明“郁金香革命”前夕，阿卡耶夫总统执政年代的2002—2004年总统办公厅和最重要政府机构领导人几乎全部来自北方民族（见表5.1）。

2004—2005年的吉尔吉斯斯坦最高权力阶层中仅仅只有极少数——约十分之一——的代表来自南方（见表5.2）。⁽³¹⁾这清晰地表明：吉尔吉斯斯坦的民主改革表象的背后，乃是世代积累的部族因素和南北对峙的传统结构在产生着关键的影响力。这一时刻，革命的发生难以避免，已经是浮出水面的高概率趋势。

总之，东西方文明结合部这一区位特征，第一，造就了不光是来自欧美与俄罗斯的各大主流文明体系，而且也包括或以民族国家为承载，或不具备民族国家为载体的各种大小文明形态在这一地区的纷繁复杂的相互关系。这样一种多文明交织的形态，深深影响着这一地区和国家的实体和认知的建构过程。第二，如就冷战终结后前十余年的力量对比而言，欧美国家借助于传统和当代影响力的扩张绝对地占有上风，但这并不完全意味着俄罗斯的彻底败退。相反，“颜色革命”成为力量对比转化的关键转折点：在此借用普里马科夫的话来说，“一打开国门就是别人的军事集团”这种使其感到极其不安的局面，让俄罗斯痛定思痛。也正由此开始迅速启动了一个借助于文明传统而重新集结，走向奋起抗争的新的历程。

三、欧亚地缘政治博弈的滥觞

除了意识形态的竞争，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地缘政治经济的重要性，也深深吸引着美国、欧盟、俄罗斯，包括欧亚地区诸多中小国家的关注。“颜色革命”前后这一地区地缘政治局面的基本差别在于：“颜色革命”之前，面临着欧盟与北约的大举扩张，俄罗斯在总体上处于守势，并未聚集起力量，也没有在深思熟虑之后形成的政治意志，真正出手回击。但在“颜色革命”酝酿与推进过程中，特别是在“革命”之后，美国企图在原苏联地区的版图之内进一步挤压、遏制俄罗斯的战略意图暴露无遗，俄罗斯再也无法忍受“一打开国门就是别人的军事集团”的局面，开始起而还击。

（一）格、乌、吉三国地缘政治态势

在美国眼中，格鲁吉亚“地处世界上一个既具战略意义，又危险重重的地区。南高加索地区为美国提供了前往中亚地区和阿富汗的通道，而在这一地区上空过境权，又让美国可以将兵力投入全球反恐战争的主战场中去。此外，有近700名车臣武装分子利用格鲁吉亚的潘基斯峡谷，把此处当成是他们向俄罗斯发动战争的基地”。“从能源安全的角度来看，格鲁吉亚对美国与欧洲也具有战略意义。该国是将里海的石油和天然气运往世界市场的一个重要过境国，而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BTC）输油管道也经过该国领土。BTC项目起初是由克林顿政府构想出来，并在小布什时期完工的，它使得里海地区的石油无须跨越俄罗斯领土便可到达地中海，从而实现了美国能源供应多元化这一重要的政策目标。”⁽³²⁾

对美国来说，乌克兰的地缘政治地位要远远高于格鲁吉亚，不光其人口十倍于格鲁吉亚，而且，在经济上，乌克兰是苏联时期重要的工业基地，也是欧俄之间最重要的能源通道，80%的俄罗斯输欧天然气要经过乌克兰；在战略上，俄罗斯黑海舰队就驻扎在克里米亚的塞瓦斯托波尔军港；在政治上，乌克兰在面向西方还是东方问题上的取向，直接决定着俄罗斯的未来命运；在文化上，没有了乌克兰支持的东斯拉夫文明就显得残缺不全，短少了雄踞一方的文明古国的底蕴。“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与德国均已成为基辅分立特性的有力支持者。1996年7月，美国国防部长宣称，‘我无论怎么说都不会夸大乌克兰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对整个欧洲安全与稳定的重要性’；9月，德国总理虽然坚定地支持叶利钦总统，却也进一步宣称‘乌克兰在欧洲的地位再也不能受到任何人的挑战，谁也不能再对乌克兰的独立和领土完整提出争议’。”这是美国最权威的地缘政治专家之一布热津斯基对冷战后乌克兰地缘政治地位的描述。90年代中期，他在《大棋局》一书中，曾就未来北约、欧盟东扩与乌克兰间的相互关系，提出了一份由他所设计的、“纯属推测但又谨慎地符合实际的发展阶段的时间表”：“1.到1999年，首批中欧新成员国将被接纳入北约，尽管它们加入欧盟的时间可能不会早于2002年或2003年。2.同时，欧盟将启动与波罗的海国家的入盟谈判，北约也将开始运作以解决波罗的海国家和罗马尼亚加入的问题。这些国家可能于2005年完成加入北约的程序。在此阶段的某个时候，其他巴尔干国家也可能成为加入的对象。3.波罗的海国家加入北约可能会激励瑞典和芬兰考虑加入北约。4.在2005年至2010年之间的某个时候，乌克兰应能随时与欧盟和北约开始认真的谈判，特别是在这段时间中，该国在国内改革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并成功地被外界更为明确地认定为是一个中欧国家。”布热津斯基特别提出：“鉴于德国和波兰在乌克兰独立问题上有特殊的地缘政治利益，乌克兰最终很可能也被逐渐吸纳进法国—德国—波兰的特殊关系。到2010年时，包括2.3亿人口的法国—德国—波兰—乌克兰政治合作关系可能演化成一种加大欧洲地缘政治战略纵深的伙伴关系。”⁽³³⁾布热津斯基在这段文字之后所提供的一幅地图（如图5.1），鲜明地表达了至少是美国在欧洲核心部位的地缘政治诉求。⁽³⁴⁾

至于俄罗斯会如何反应，布热津斯基认为：“应不断地向俄罗斯做出保证欧洲的大门对俄国是敞开的，”“然而，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事实，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会正式提出俄罗斯入盟的问题。”⁽³⁵⁾看来，布热津斯基所描绘的时间表和路线图相当准确地预言了此后十多年中北约和欧盟与乌克兰的相互关系，然而，这样的地缘政治盘算不可避免地刺激着俄罗斯的反弹。

至于吉尔吉斯斯坦，虽然其地缘政治意义不能与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相比拟，但小布什政府对于该国的兴趣，主要在于美国在首都比什凯克近郊所建立的玛纳斯机场的军事基地。这一机场在阿富汗战争中成为美国本土通往欧亚大陆的重要的运输通道。此外，在欧亚大陆的核心部位，特别是在中国与俄罗斯两大国疆域之间能够有一个作为“民主窗口”、对西方言听计从的国家，对美国来说又何乐而不为。

（二）欧美与俄罗斯在三国的角力

出于地缘政治的现实需要，美国毫不犹豫地把这三国视为与俄罗斯展开博弈的东西方前哨阵地，欧盟也通过欧盟一体化的进程，与俄罗斯展开在欧亚地区的激烈竞争。

早在1994年6月，乌克兰与欧盟签署合作协议，这是欧盟与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签署的第一份此类协议。同年，乌克兰成为独联体与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中第一个与北约达成和平伙伴关系协议的国家。在这同一年，乌克兰与俄、美、英签订《布达佩斯安全保障备忘录》，在向俄罗斯移交在乌境内的核武器的同时，俄、美、英三大国确认乌克兰作为独立国家的领土主权完整。1997年乌克兰与北约又签署了特殊伙伴关系纲要，进一步深化了合作，在基辅创建了一个北约情报中心。1998年，乌克兰与欧盟四年前签署的协议生效，向乌克兰展示了与西方富裕伙伴间展开合作的令人乐观的前景。北约从2002年开始同时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最有实力的国家研究机构展开了科技合作。最为关键的是，2004年5月1日欧盟吸收了包括原苏联的波罗的海国家在内的东欧10国入盟，给乌克兰以相当大的刺激。尤先科曾说：“加入欧盟是值得一生努力的目标”，当时“乌克兰的外交官们竭力将‘橙色革命’为乌克兰在西方带来的正面形象转化为资本，打算赶上欧盟扩大化这趟列车”。⁽³⁶⁾2001年夏天和2002年6月北约成员国和伙伴国在格鲁吉亚接连两年举行多国军事演习。虽然，演习的科目仅仅是维和行动中的多国合作，但是，这两场演习为格鲁吉亚国内欲求加入北约的呼声打开了大门。

与北约与欧盟咄咄逼人的扩展进程相对照，显然欧美没有引起充分重视的是，俄罗斯直到进入21世纪以后，还在探讨加入北约的可能；也没有充分理解俄罗斯在“9·11”事件后主动让开大陆使美国得以进入中亚的主动态度；更没有在把波罗的海国家收入囊中之后，还要进一步向原苏联纵深地带推进可能引起俄罗斯的反弹这一件大事，放在心上。

正是在此背景下，俄罗斯在进入21世纪以后，改变方式旨在加强与“邻近周边”国家关系。一方面，俄罗斯改变了原来对独联体国家战略过于侧重于整体效应——比如，只顾及建立和维持独联体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做法，改为专注双边关系的推进。另一方面，针对欧美加大对原苏联加盟共和国施加影响，俄罗斯也强化了与基辅对话。21世纪初，在乌克兰国内局势恶化、库奇马急需外援的背景下，俄乌关系还出现了一波回暖。原来令乌克兰头痛的与燃料和动力系统有关的许多问题得到了解决，战争遗留爆炸物方面的合作得到了加强。自2000年后俄乌双边贸易增长约三倍。通过签署《关于刻赤海峡制度、水管理和亚速海大陆架的协定》，解决了边界冲突。在吉尔吉斯斯坦，加强国内控制的阿卡耶夫于2002年底也做出了一个历史性的决定，同意俄罗斯空军集团部署在自己的领土上。2003年9月22日俄罗斯和吉尔吉斯斯坦签署了在戛特开设俄罗斯军事基地的协议。该基地的持续运作，在某种程度上平衡了北约国家在吉尔吉斯斯坦（玛纳斯机场）的军事存在。但是，就总体形势而言，在当时北约与欧盟同时东扩的强劲势头之下，俄罗斯显然还没有能力全面抵御西方地缘政治扩张的压力。⁽³⁷⁾

四、“抗争”“输入”与“革命”的爆发

“颜色革命”与苏联解体前后爆发的前一波“革命”有关联，但也有很大不同。固然，“颜色革命”的发生与民众对于国内经济政治——经常被称为“苏联解体综合征”——的不满与抗议有着极大的关联，然而，“外部输入”“内部操纵”的相互交织显然对局势的演变发挥着极大作用。包括，通过现代媒体手段对于社会情绪的引导和运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所有这些内外因素，搅和在一起成为“颜色革命”的触发器。

（一）“苏联解体综合征”中的民众不满与抗议

一般而言，社会紧张局势加剧，经常会起源于社会经济条件的恶化。比如，经济下降、通货膨胀、失业率上升等等。第二种情况，则因为管理不善、腐败盛行、分配不均，直接威胁社会稳定，引发社会冲突和民族分离倾向。从发生“颜色革命”的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等地的情况来看，虽然存在着苏联解体以来社会经济低迷不振的长期影响，但是对于社会不公和腐败盛行的不满和愤懑，更多地威胁着民众心理和社会稳定。

就国民经济总体发展趋势而言，上述三国在“颜色革命”发生之前的几年当中，无论是哪一国都还大体呈现有所增长的态势。有的增长态势较为稳定，有的出现了波动但大体还能维持发展的格局。包括乌克兰一度还出现了令人寄予希望的经济回升（见图5.2）。

此外，从联合国开发署设置的国别年度“人类发展指数”（HDI）——涵盖健康、教育维度、生活水平、国民收入等宏观指标综合而成的发展指数来看，乌克兰、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三国在“革命”之前也都还表现出总体处于上升的态势（见表5.3）。

值得关注的是另外两个更直接说明问题的指标。其一，关于这三国就业情况的统计。数字显示：乌克兰在世纪之初的若干年里出现了就业情况的略有好转，而格鲁吉亚失业状况出现了两位数的上升，吉尔吉斯斯坦甚至在2002年出现了就业状况的大幅度恶化。

其二，关于腐败状况的统计，这里还是选用国际透明度组织所提供的关于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三国世纪初这几年腐败状况的统计。数字表明，与俄罗斯相比较，这三国腐败状况的指标在“颜色革命”之前的几年迅速下滑。

所以，就社会经济领域的情况来看，就业情况与腐败现象在世纪初几年的迅速恶化，表明了三国国内的社会经济与治理状况的确出现了严重问题。但是，由于整个宏观经济和人类发展指数所表征的社会及发展态势还没有陷入严重危机或衰退状况，换言之，仅仅以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而言，似乎还没发展到“人们已经不能按照原来的样子生活下去”，从而引发革命的状况。⁽³⁸⁾

相比较社会经济形势而言，更引起民众关注的是政治领域的情况，特别是与选举有关的政治权力的分配。就三国而言，各国政治领域的具体情况又各不相同。对格鲁吉亚来说，2003年11月议会选举，是国内政局变更的重要节点。议会选举前，高度关注的美国已经预感到格鲁吉亚国内因腐败贿选而局势不稳，于是派出曾在冷战终结时作为谢瓦尔德纳泽谈判伙伴的前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前往调停。贝克斡旋的结果，劝说了反对派不要再举行大规模街头抗议示威，同时一方面组成支持谢瓦尔德纳泽的中央选举委员会，但也确保反对党在议会占有更多席位；承诺要减少舞弊的可能。然而，贝克刚刚离开，反对派立即推翻与贝克协商的结果，成立了由反对派占主导的选举委员会。虽然，11月2日选举当天，该委员会还是承认谢瓦尔德纳泽的政党取得多数的结果，但是，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成立的“民主制度与人权办公室”（ODIHR）反而宣布选举未达国际公认的民主标准。11月22日，谢瓦尔德纳泽召集新一届国会，企图扭转不利局面，但反对党代表人物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及其支持者，手持玫瑰花，冲进国会，逼迫谢瓦尔德纳泽下台。“玫瑰革命”因此而得名。紧接着社会抗议大规模爆发，军队倒戈，媒体反水。一度，俄罗斯也派出外交部长伊戈尔·伊万诺夫前往调停。尽管，伊万诺夫与谢瓦尔德纳泽熟识，与反对党也有交往，从而达成了让谢瓦尔德纳泽保留位子的协议，但是，最终谢瓦尔德纳泽又因食言，被迫辞职。社会一片乱象之下，2004年1月4日，作为反对派领袖的萨卡什维利，以反对腐败、公正选举为口号参加总统竞选。他本人获有美国学位，能说几种外语，身材魁梧，无论在西方还是格鲁吉亚国内都富有号召力，还曾经担任谢瓦尔德纳泽的司法部长，这一切使得他在再次投票中以94%的选票当选格鲁吉亚总统。⁽³⁹⁾

从格鲁吉亚“革命”的过程来看，其一，事态发展并不按参与调停者的意向发展，调停结果往往事与愿违，这说明民众抗议运动有着自己的演进逻辑。其二，民粹主义发挥着重要影响。萨卡什维利当时作为政治新人而登上历史舞台，乃是一个政治上精心设计、大众民意以及个人魅力这样几个方面因素相互交织而产生的结果。

与格鲁吉亚相比，乌克兰“颜色革命”进程中的相似之处在于，也是在对一场被认为不公平大选的大规模抗议中，实现了政治更替。两地的不同之处在于，乌克兰国家的规模、地位要重要得多，因而，乌克兰局势更多地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在21世纪最初的这几年中，乌克兰的寡头政治、腐败官僚、犯罪群体三者沆瀣一气，国内形势日趋恶化。执政多年的库奇马当局早已为民众所不满，特别是年轻群体要求建立一个“没有库奇马的乌克兰”。2003年初的调查中，超过90%的被调查者认为国家需要变革。但乌克兰民众并不知道他们想要什么样的未来，社会处于混乱和分裂状态：在民主和专制的选择中，61%的人主张民主，39%的人主张专制；而在东西方的取舍中，55%的人认为，乌克兰应更加接近俄罗斯，45%的人则主张与西方接近。……此外，90年代初赞成国家独立的激进情绪也逐渐下降：1991年12月公民投票90%以上的选民投票，赞成脱离苏联、国家独立。但到2001年，这一数字降为51.3%。根据2003年的调查结果，只有46.5%的答复者回答说，如果举行新的全民投票，他们再次支持乌克兰的独立。……总之，乌克兰社会内部分化的典型特点，在选举之前一度表现得非常清晰。⁽⁴⁰⁾虽然，双方旗鼓相当，但当俄罗斯所支持的亚努科维奇获得11月21日初选胜利之时，被反对派认为选举不公。大约百万乌克兰人涌上街头，集会抗议。此时，不光欧盟国家被动员起来支持尤先科，而且，军队和媒体犹如在格鲁吉亚一样，倒向反对派。在竞选过程中，一度被毁容的尤先科，尤其博得了民众的广泛同情与支持。最后，经所谓“外部调停”下，乌克兰最高法院宣布初选无效。12月26日选举中，尤先科终于以51.99%的过半选票，击败了亚努科维奇，并于2005年1月就任总统。乌克兰在“橙色革命”中完成了政治更替。

客观地说，当整个社会已无法容忍被认为是腐败的执政集团继续苟且之时，社会的高度分裂局面唯有通过或是大选投票的对决，或是强力的压制，才能进行政治方向的选择。在这种势均力敌、难以妥协的态势之下，任何火花都可能引发整个社会的动荡——即“革命”局面。乌克兰所出现的就是这样一幅图景。⁽⁴¹⁾

两三个月之后，吉尔吉斯斯坦再次发生了“颜色革命”第三波：“郁金香革命”。虽然，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更替没有像格鲁吉亚和乌克兰那样耸动视听，但是这几乎是在相当一致的“脚本”之下被重复着的政治更替的故事。21世纪初以来，吉尔吉斯斯坦的局势越来越趋于不稳。阿卡耶夫政权愈益明显地加快朝向更为集权的总统制方向发展。其中，包括阿卡耶夫强行将前驻美大使、女议员奥通巴耶娃的议席，让给自己的女儿贝尔梅特。在人民忧患不断加重的背景下，2005年2月和3月两场议会选举，都被认为是欺骗。无论是首都比什凯克，还是南方谷地的奥什，先后爆发大规模抗议和骚乱，政府机关受到严重的冲击。虽然，吉尔吉斯斯坦的反对派并不具有像格鲁吉亚和乌克兰那样的规模和组织，但来自南方的反对派代表巴基耶夫，在一场新的选举中当选为吉尔吉斯斯坦的新总统。阿卡耶夫逃亡至莫斯科。⁽⁴²⁾

从三个国家几乎重复出现的“革命”现象而言，先是出现全面信任危机：格鲁吉亚危机前，75%民意不相信谢瓦尔德纳泽；乌克兰2004年3月的民调中不信任议会与政府的比信任的要高出39%，而对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不信任要高出信任的41%；吉尔吉斯斯坦的阿卡耶夫的民调同样迅速下降。然后，是围绕着选举而出现国内政治分裂，紧接着出现大规模抗议风潮，最后，通过选举方式，导致政权更替。⁽⁴³⁾

总之，在执政阶层与反对派无法妥协、精英阶层急剧分裂的背景下，民众对国内政治和选举状况的普遍不满和大规模抗议，形成发生“革命”的直接社会基础。

（二）内外交织的“输入”与“操纵”

三国“革命”进程中，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如果只有社会基层民众的不满和抗议，而没有内外结合、精心准备的输入、策划和组织，特别是没有推广意识形态和造势舆论的一系列工具和手段的运用，不可能达到“颜色革命”中所表现出的规模和效能。

1．“自由议程”的意识形态导向

安琪拉·斯登特在她的《有限伙伴》这部著作中曾经多次强调一个重要事实，也即小布什执政以后，特别是在其执政的第二任期，接过了民主党“自由国际主义的新阐述”，提出了“自由议程”的构想，成为其执政时期，特别是对俄政策的核心主题。小布什在2005年1月第二个任期的就职演说中，明确表示：“我们这个世界保持和平的最大希望，寄托在将自由广波到世界的每个角落这一点上。因此，美国的政策就是寻求并支持每一个国家、每一种文化中民主运动和民主制度的发展。而且，美国的最终目标就是结束世界上的暴政。”小布什还强调：“我认为，北约扩张是推进自由议程的一种强大工具。”他认为：“俄罗斯在自由议程中的表现，令人非常失望。”⁽⁴⁴⁾实际上，当时美国政府内部关于如何在原苏联加盟共和国推广“自由议程”的问题上，看法也并不一致。小布什任内的切尼副总统主张对俄罗斯采取严厉的政策，广泛支持俄罗斯的各个邻国。“副总统办公室将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看作是检验‘自由议程’的试金石。”但是，先后在国务院、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担任要职的托马斯·格雷厄姆，包括在国防部里一直与俄罗斯打交道的军方人士，却并不同意切尼的意见，倾向于同俄罗斯增加合作。但是最终切尼这一派的观点占了上风。“在2003年至2004年间，俄罗斯邻国的事态发展，说明‘自由议程’计划的破坏力变得极其强大了。一个新的问题开始影响美俄关系，这就是美国在俄罗斯的后院支持‘颜色革命’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苏联的各个加盟共和国，已经变成美俄两国角力的战场了。”⁽⁴⁵⁾

冷战结束之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的一个不平衡的国际局面在于，就俄罗斯而言，已经放弃了原有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立场，但是欧美却反而大大加强意识形态立场，并以此作为推动扩张的工具。起源于欧美的现代民主虽成为广泛模仿学习的对象，但是否能在后冷战艰难转型条件下，在具有悠久而复杂历史背景的原苏联地区被迅速而成功地推广，对这个问题，无论在俄罗斯、还是在美国本身，都还充满歧见。“颜色革命”，便是能否在这一区域迅速复制欧美民主模式的争论中的一场前哨战。

2．输入“革命”

“颜色革命”在原苏联空间的第一次出现，被认为是1998年斯洛伐克的议会选举。⁽⁴⁶⁾

在1998年底斯洛伐克议会的大选中,执政多年的“争取民主斯洛伐克运动”，因经济形势急剧恶化，丢失民心。企图代之而起的“斯洛伐克民主联盟”将非暴力的街头政治、媒体造势与反对派运动紧密结合，并获得了当时来自美国和欧盟的全力支持。最后，通过选举中的压倒性胜利，将“争取民主斯洛伐克运动”的执政领导人梅恰尔总理赶下台。虽然，斯洛伐克经济在政权更替之后并未见好转，但因这次政治变动已经具备了以后被称为“颜色革命”的所有要素，因此，1998年选举被认为是原苏联政治空间的“颜色革命”的起点。

紧接着的2000年9月，在塞尔维亚总统大选中，美国与欧盟投入了8 000万美元的资金，支持反对派，伴之以北约轰炸塞尔维亚，对米洛舍维奇政权进行打击。最终，以社会抗议和选举相结合的方式，推翻了米洛舍维奇政府。这进一步把在原苏联地区推广政治更替的活剧又进行了一次生动的演练。米洛舍维奇倒台之后不久，根据美国媒体正式报道：在推翻米洛舍维奇的社会抗议运动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是塞尔维亚青年组织（OTPOR）。这个被称为OTPOR的组织，远不是一个自发成立、只顾逍遥娱乐的业余爱好者组织。该组织是由美国的国际共和党人研究所（IRI）、国家民主捐助基金（NED）、美国国际发展署（USAID）投入了数百万美元重点赞助的一个专门机构。⁽⁴⁷⁾早在塞尔维亚大选举行半年之前的2000年3月，美国共和党人研究所在布达佩斯的希尔顿酒店里曾经举行了一个秘密的讨论会。正是在这里，OTPOR的成员受到了有关“非暴力抗议”的专门技术训练和“革命总是需要革命者”的理论指导。⁽⁴⁸⁾

米洛舍维奇政权被推翻后，贝尔格莱德成了一所学习“革命”的大学，热衷于从事政权更迭的青年学生蜂拥而至寻求“革命”经验与建议。塞尔维亚OTPOR的“老战士们”纷纷变成“改革导师”“民主学院院长和革命学校校长”。未来的格鲁吉亚总统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正是在这一段时间中前往贝尔格莱德“取经”。而前OTPOR激进分子则受邀前往第比利斯进行训练。就在11月22日萨卡什维利高举玫瑰花冲击议会大楼的三天之后，《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玫瑰革命”的详尽报道：“推翻格鲁吉亚总统谢瓦尔德纳泽的不流血‘玫瑰革命’，虽然是发生在第比利斯的大街上，但它却从贝尔格莱德街头运动中受到启发。格鲁吉亚反对派模仿2000年10月的推翻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的社会抗议模式，甚至连口号都是照搬的。反对派领导人前往贝尔格莱德‘取经’，并将塞尔维亚反对派同行请回第比利斯。成千上万格鲁吉亚人在贝尔格莱德接受政治技术的训练。反对派还说服了格鲁吉亚独立电视网在十天时间里，两次播放了一部关于塞尔维亚街头暴动的实况纪录片。格鲁吉亚民族运动党的总书记伊凡·梅拉比什维利说：‘最重要的就是这部电影’，由此导致了叛乱。‘所有的示威者都很清楚革命的策略，因为有了这部清晰显示革命过程的纪录片。每个人都知道该怎么做。这是贝尔格莱德那场革命的复制品，而且声势更大。’”⁽⁴⁹⁾虽然作为知情者的安琪拉·斯登特不太同意流传的看法：中央情报局与索罗斯两者的合谋将萨卡什维利捧上格鲁吉亚总统宝座，但是，她还是非常坦率地表示，格鲁吉亚“玫瑰革命”发生很久之前，美国就对这个国家大下赌注。她说道：“20世纪90年代，格鲁吉亚就已经是世界上人均接受美国的民主援助和发展援助数额最大的国家之一；谢瓦尔德纳泽在任的那11年里，此种援助总计高达近10亿美元。美国在格鲁吉亚下了很大的血本，既有政治血本，也有经济血本。”⁽⁵⁰⁾

美国对乌克兰进行援助的情况同样如此。“从克林顿政府起，美国就开始尽力支持乌克兰独立。在一个乌克兰裔美籍离散者群体进行有效活动的影响下，美国政府向乌克兰投入了大量资金，使得乌克兰成了世界上第三大美国援助接受国，仅次于以色列和埃及。”⁽⁵¹⁾犹如安琪拉·斯登特所表明的那样：美国为数不少的前政要走马灯般地到乌克兰“考察与合作”，“欧洲和美国的一些非政府组织，与格鲁吉亚、塞尔维亚两国及其他一些民间社团合作，就像在格鲁吉亚大选中那样，为乌克兰的各个团体提供策略培训，比如选举监督和平行计票。尽管美国表示，自己对乌克兰总统候选人没有什么明显的倾向性，但尤先科自担任乌克兰央行行长一职后，就一直受到华盛顿的青睐”。“设在乌克兰境内的索罗斯基金会，向乌克兰非政府组织捐赠了130万美元，而美国国际开发总署（USAID）也捐献了140万美元，用于与选举有关的活动，包括像在格鲁吉亚一样，对乌克兰中央选举委员会进行培训。”⁽⁵²⁾

至于吉尔吉斯斯坦，该国是早在1998年所有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中第一个被批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国家。而吉尔吉斯斯坦所打出的“民主牌”，更是大大地吸引了美国的注意力。美国通过《自由促进法案》和《丝绸之路战略法案》（1999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资助中亚各国，吉尔吉斯斯坦接受援助较多，美国又是最主要的“输血者”。⁽⁵³⁾“9·11”事件后，美国大幅度提升中亚在其对外战略构建中的地位，尤其对吉尔吉斯斯坦表现出更大的兴趣。美国在该国租用玛纳斯机场，每年提供1.5亿美元的费用，并将“巩固民主作为持久稳定的基础”作为该资金用途的重要条款。虽然，美国对90年代后期阿卡耶夫集权化的趋势不满，也并不满意于他对美俄两头下注的立场，一度表示要阿卡耶夫放弃竞选总统，但是，美国从未放弃对于吉尔吉斯斯坦多渠道地施加影响。

3．“政治技术”的比拼

后冷战时期的国际政治与地区研究的语境中，出现了一个广泛使用的新词：“政治技术”（political techenolegy）。这一词汇不仅被用来描述当代政治进程中的策略谋划与技术安排，还出现了以“政治技术”为名的专门研究机构，包括在俄罗斯。而这一词汇尤其被运用于刻画“颜色革命”过程中的各类战略战术与政治技巧。若从这样的视角来比较欧美及其指导下的反对派与俄罗斯及其支持下的政治影响力的比拼，还是可以从中体悟出，为什么“颜色革命”以现有结果而告终。

其一，选举策略的比较。在格鲁吉亚“玫瑰革命”进程中，欧美国家——无论是来自政府还是非政府组织——经过精心策划而在街头抗议和大选中所显示的压倒性影响力，使俄罗斯深感震惊。尽管俄罗斯事前与格鲁吉亚各方均有沟通，在大选关键时刻派出外交部长伊万诺夫进行斡旋，一度还取得了有效进展。但是，光是靠伊万诺夫的欧洲古典式谈判外交，以及精英层面的沟通协商，难以适应格鲁吉亚社会抗议中已经被动员起来的激昂民意。反对派经过了长期准备和在西方训练之下所具有的优势，为俄罗斯所难以抵挡。

而在稍后美俄两国都深深介入的乌克兰大选来临之际，俄罗斯决意改变策略，以主动进攻的姿态来改变在格鲁吉亚选战中的被动。一方面，普京总统曾多次出面，亲自力挺来自东部的候选人亚努科维奇。甚至，当着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赖斯的面，普京亲口向她推介这位已被“认定为”俄方中意的候选人。另一方面，俄方派出了由尼科诺夫、巴甫洛夫斯基、马尔科夫等资深专家前往格鲁吉亚进行具体的指导和协助。俄方搬用了在国内竞选中经常被有效使用的“集中主题”式的宣传方式，目标明确地为亚努科维奇当选而造势。而美国，一方面是从老布什总统、前外交部长奥尔布赖特、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到老资格民主党人霍尔布鲁克等人接二连三地走马灯似的访问基辅，为美国所看重的候选人尤先科打气助威。另一方面，美国支持乌克兰反对派的战略则更多是采用后发制人，也即：表面上宣称，美国无论谁来执政，只关注选举的公正透明，而并不在意由谁当选。美国支持下的反对派，只是在初选得票情况公布其暂居弱势的情况下，才全面发动声势强大的反击。相比较之下，在当时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弥漫着选举不公的民意认知的氛围之下，这一助选战略显得更为老练有效，并且相当具有针对性。俄罗斯评论家斯坦尼斯拉夫·贝尔科夫斯基事后这样评论道：“美国的策略要比俄罗斯的策略更老练、更恰当，因为俄罗斯把希望寄托在维克多·亚努科维奇获胜这样一种毫无根据的幻想上，直到最后一刻。”⁽⁵⁴⁾

其二，影响心理与情感策略的较量。无论在格鲁吉亚、乌克兰还是吉尔吉斯斯坦的抗议运动中，反对派广泛使用了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民众情绪的政治口号标语、电影电视的即时报道、幽默调侃式的卡通广告、日常传播的民间传语。在乌克兰街头抗议中，反对派经常故意通过广为散发“橙色”的旗帜、标语、T恤等各种工具制造声势，甚至，在街头整桶整桶地泼洒橙汁，以形成满地一片“橙色”的感官刺激。与这样全方位动员的社会抗议相比较，尽管亚努科维奇也邀请了美国公关公司帮忙，但无论是亚努科维奇还是俄罗斯方面，都显得力不从心。

《华盛顿邮报》当时曾经这样介绍“玫瑰革命”的场景：“街上并没有出现军队，没有紧张的迹象。三周内关闭的商店示威活动未受影响地重新开张。唯一看得见的损坏，是国会、州总理府，政府总部的破窗户，还有一扇被震碎的玻璃门。这场运动自始至终被证明是纪律严明、和平的。在萨卡什维利领导抗议者手持玫瑰闯入政府大楼后，他立即派活动人士看守，以防止抢劫或毁灭。除了小规模的混乱之外，涉及数万人的街头抗议，没有产生任何类似于90年代权力斗争中的国家陷入内战的伤亡人数结果。”“谢瓦尔德纳泽的国家安全顾问泰多·贾帕里泽（Tedo Japaridze）坦承：‘这件事做得太巧妙了。’他在一次采访中补充道，反对派成功地在走得太远之前已经取得胜利。不然的话，‘几分钟后，这件事很有可能被认为是非法的’。”这篇报道写道：“当这里已像在南联盟一样，出现了以推翻米洛舍维奇为目标的活跃态势，美国政府资助的项目为任何有这样需要的独立民主机构提供了指导。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西方高级外交官这样评价道：‘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一个对于一般民主进程的更通用和更为传统的支持方式。’11月初，萨卡什维利带领抗议者走上街头，声称议会选举是被操纵时，他们的组织技巧已经显而易见。在进行抗议的三周里，反对派领导人几乎每天都在议会外派驻抗议示威的人群。那些在政府外示威过夜的人能够吃上面包和鸡汤这样的早餐。当抗议临近最终的高潮时，反对派动员了来自各地的几十辆公共汽车增援首都。最后，至少有五万人聚集在第比利斯街头，请求警察和军队保持中立，甚至同时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加入抗议行列。在此时刻，谢瓦尔德纳泽显然已经无法抗拒这样的精心而娴熟组织之下的巨大压力。”⁽⁵⁵⁾

五、“颜色革命”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吗？

“颜色革命”是否算得上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历来有大相径庭的说法。

第一种立场，美国政要肯定“颜色革命”是一场革命。如当时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曾说道：“所谓的‘颜色革命’，让具有改革意识和亲西方倾向的领导人上台，掌握了乌克兰、格鲁吉亚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的大权。这些民主改革，证明了小布什总统传播自由之努力所具有的实际意义和道德价值。”小布什本人于“颜色革命”后的2005年5月访问莫斯科，受到冷遇。但是在随后访问格鲁吉亚时，却得到了大大的补偿。他在格鲁吉亚受到热烈而隆重的欢迎后，这样写道：“与萨卡什维利这位真正热爱自由的人并肩而立，是一种了不起的荣耀。站在自由广场上庆祝18个月前发生的那场和平革命，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经历。”⁽⁵⁶⁾2006年初，小布什在美国爱国者军人协会的一次演说中，更加明确地提出：“我们是通过在全世界进行民主变革和推广自由的方式，来巩固我们自身的安全。历史表明，自由民族，这是和平的民族。”小布什称：“25年前，也即80年代初，世界上只有45个民主国家。现在已经达到122个国家。而最近四年当中，1.1亿人口获得了自由。”他又强调：“颜色革命”符合美国的利益，“我们见证了‘玫瑰革命’‘橙色革命’‘紫色革命’‘郁金香革命’‘雪松革命’。这还是刚刚开始，自由正在走向全世界。当全世界人民还没有获得自由的时候，我们不会止步不前。”⁽⁵⁷⁾

第二种立场，来自俄罗斯和其他方面的对于“颜色革命”的反思和批评。

俄罗斯对这个问题的评价，和欧美官方的舆论正好相反。2005年总统致俄罗斯联邦议会的国情咨文中强调：“俄罗斯民族在欧亚大陆的文明使命必须继续下去的想法，它现在正受到严峻挑战。”（笔者注：此处普京提到的“欧亚大陆”，并不是指包含整个亚洲和欧洲的欧亚大陆，而是指原苏联所在、处于欧洲与亚洲之间的特指的“欧亚”地区）普京表示：必须足够小心地“反对出口革命”，民主不能从一个国家出口到另一个国家。正如不能出口革命一样，不能出口意识形态。⁽⁵⁸⁾总统办公厅副主任V.苏尔科夫表示，他并不认为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的事件属于革命。他认为，20世纪90年代那些国家才发生了革命。在苏尔科夫看来：“对于俄罗斯有信心，我们不会有起义。”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A.维西尼亚克夫也赞同这一观点。“在这些国家发生的变化，从确切意义上说，并不是革命。无论就他们的目的，也无论其结果如何，社会和经济制度都没有发生变化——事实上，在这些国家，只是通过竞争更换了怀有自己的集团利益的执政精英阶层（或他们的一部分）。”⁽⁵⁹⁾

2014年11月，乌克兰危机爆发一年之后，普京在俄罗斯安全理事会会议上，批准了俄政府的反极端主义战略的草案，并再次正式声明：“在当今世界，极端主义被用作地缘政治和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工具；我们看到所谓颜色革命浪潮所造成的悲惨后果。由于那些不负责任的暗中组织的社会试验，有时，甚至就像我们所说的那样，粗暴地将来自外部的干涉，输入到我们的生活中间。这些国家的人民经历了何等冲击。”普京警告说：“这是给我们的教训和警告，”“我们必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这种情况在俄罗斯永远不会发生。”⁽⁶⁰⁾

第三种立场，主要是来自学术界对这场政治变动的观察、研究与反思：主张超越单单从意识形态，或者单单从地缘政治立场的诠释；而是从政治转型和革命的社会学视角分析来探究这场政治变动。出于这样的考量，一些学者不同意美国官方立场把2003—2005年发生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更替的动荡局面，简单地称为“革命”。他们认为：从学术角度来看，三国出现的政治变化，仅仅是代表不同集团利益的执政精英阶层的更替，并没有出现社会结构、社会制度和社会发展取向的根本变动。因此，很难将此视为一场严肃的社会革命。第二，如美国政治精英所承认，这场被称为“颜色革命”的政治变动，倒是更为直接地与美国自身的地缘政治利益相关。不过是披挂着民主的外衣，使其更具合法性。但实际上，却是借“革命”之名义而营私。

A.塔斯特诺夫敏锐地指出：真正的“革命”和社会抗议中仅仅使用“革命的隐喻”，这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他说：

最重要的是，在使用“革命隐喻”时，不仅要注意到这些事件的相似性，而且，还应该注意到它们之间不同的“起源属性”。这些起源不同的进程，似乎已经被纳入某种逻辑上一致和合理的历史过程之中。抵抗，似乎不仅仅是维持秩序或“权力连续性”的表现，而是被描述为对确定不移、不可更改的历史进程的一种保守主义的反应。此外，这一过程以“革命性”的印记为标志，但其特点受到“革命隐喻”本身的制约。

须将这些在后苏联国家发生的事件，视为一种在普遍使用革命手段和方法背景下的特殊形式的国家政变。在革命和国家政变这两者之间，仅有的共同点是：其一，大规模的民众参与；其二，相对非暴力的权力转移（抑或权力的夺取）。

真正的革命，乃是政治和社会变革的一种最广泛和最激进的形式。在后苏联国家里，人们看到的，只是以民主“变革”的形式而出现的精英—官僚阶层的轮替。也即逐渐发生的权力的再分配。我们必须强调，这只是一种执政集团内部先后不同的精英阶层之间的对立。

事实上，在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克兰（包括先前在塞尔维亚），被看作政治制度变更的新形式的那种进展——事实上，不过是体系之内的精英和反精英集团之间的激烈对抗（在外部因素的积极参与下）获得了一个社会冲突的形式，并没有发生属于传统革命进程特有的意识形态冲突。当然，长期积累的社会抗议压力，伴随“政权—社会”两相对立的叙事系统中矛盾的综合性扩散、经济的困境、这些国家社会环境中的其他先决条件，以及它所特有的对于“精英关系”的依赖，所有这些因素都客观上促使了这一激进型的改变。然而，在很大程度上，本来权力资源有限的反对派精英团体充分利用了这一潜在趋势，使之成为对政权施加激进压力的一种有效手段。

A.塔斯特诺夫十分清晰地指出了这种“革命隐喻”在不同社会环境下的社会功能。他说：

关于“天鹅绒革命”具有“民主性质”的说法被获得积极推广，这被视为一种“填补意识形态真空”的独特来源。正是在这一真空，发生着各派精英和支持他们的社会团体之间的冲突。事实上，“天鹅绒革命”是在诋毁民主。因为对其一个基本机制——选举进程——的质疑，通常取而代之的是“政变”。“政变”已经成为一种更广泛的革命样式。然而，如果不与“天鹅绒革命”挂上钩，客观上就无法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支持；而社会需要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意识形态支持，它可以把不满情绪的隐性和消极方面都发掘、动员和加强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客观地可以归结为：对于“革命进程”的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操纵性”，乃是革命的主要特征之一。外部势力与内部政治派别的利益相关性，决定了“革命”是一种被操纵的广泛应用政治技术基础上的“动态”进程。在乌克兰、格鲁吉亚和吉尔吉斯斯坦，人们所看到的实现权力更替的革命脚本，表明“以外部因素为先导”和“灌输可操纵的民主”这两者间的相互结合已成为紧迫的现实。

然而，与真正的“天鹅绒革命”所具有的内源性特征——指的是在中东欧、东南欧地区所具有的悠久政治民主、市场和欧洲式市民社会传统——不一样，在原苏联地区，正是由于这些历史文化条件的缺乏，这种内外结合的“操纵性”就特别容易在“革命”的过程中得以表现。⁽⁶¹⁾

虽然，作者所指的所谓“天鹅绒革命”的民主、市场、欧洲传统的“内源性”，究竟是如何作用于1989年的中东欧政治激变过程，尚待研究。1989年中东欧政治变化是否算得上是一场革命，也还另当别论。但A.塔斯特诺夫所指出的，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与中东欧的“革命”具有不一样的“内源性”问题，以及在不同“内源性”的前提之下如何“操纵和输入革命”，这确实是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关键问题。

“颜色革命”刚一结束的那一时间段中，另一值得观察的现象是，俄罗斯学术媒体曾一度出现希望客观地讨论这一敏感问题的氛围。在莫斯科权威学术期刊公开发表的一些学术文章中，以比较中性的语调，提到了“原苏联空间正在被撕裂和经受分裂主义带来的动荡”⁽⁶²⁾，公开发表了来自对立面——代表格鲁吉亚立场的文章，详尽介绍格鲁吉亚方面的观点和理由，以使得公众能有机会对俄罗斯和格鲁吉亚双方观点进行比较和鉴别。也有专家提出：虽然“在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乌克兰的‘颜色革命’不能被视为充分意义上的革命。‘颜色革命’并没有改变现实，也不是反映社会组织的变化”，但是，“精英们提出的修辞，象征性的表述”值得引起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的高度关注。⁽⁶³⁾包括西方不少学术刊物上也出现从“结构—代理—输入”等视角，从现代传媒社会特点等方面，来分析“颜色革命”的文章，力图从多视角、长过程来展示21世纪初的这一重要政治现象。⁽⁶⁴⁾

不可忽略的是，乌克兰“橙色革命”刚刚发生不久，俄罗斯学术界和舆论界对这场变化的看法，除了批评西方干预和乌克兰所固有的国内弊端所起到的作用，实际上，在不少评论与文章中也出现了一定的反思与自我批评。比如，在当时俄罗斯学术界政治学界的权威学术刊物《政治学研究》上，帕斯图霍夫发表了题为《乌克兰，不是俄罗斯——对俄对乌战略失误原因和后果的解读》⁽⁶⁵⁾的长文。

该文作者指出：第一，“西方领导人的行动实际上是基于错误的意识形态动机”。他们“深信不疑自己有权和有必要在任何领土上，当然包括乌克兰，建立一个可以理解和自然属于西方的民主制度”。但是作者强调：“这场政治斗争不是一场游戏。认为‘橙色革命’只是群众自发表达意愿的结果，这是幼稚的。但认为这场运动似乎只是西方与俄罗斯之间的博弈，这也将是悲剧性的政治错误。西方对乌克兰事务的干预和俄罗斯的不同之处在于，欧洲和美国认为乌克兰存在着真正的革命运动，它有自己的逻辑；而俄罗斯却忽视了这一点，将其视为一个极为微小规模的政治过程。”

第二，“乌克兰自独立那一刻起，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宪法危机，其原因是国家无法控制乌克兰社会文化中各个多样化的组成部分。……乌克兰居民在政治观点、文化传统和社会经济条件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这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秘密。然而，该国的政治制度并没有适应在社会政治经济领域存在着如此深刻的地方化的条件下有效运作的需要。……目前乌克兰宪法中，没有任何的内部机制可用作控制和平衡区域极端主义的减震器，几乎任何冲突都可能一下子演变成‘西方与东方’的正面冲突。”帕斯图霍夫虽然未必完全准确地理解乌克兰局势，但是，他提出了俄方估量的不足：“乌克兰出现了典型的革命局势：那里有着处于贫困状态的群众，异常活跃的居民积极性，同时，政府处于瘫痪，——只是习惯于和精英打交道的政治技术受到空前的打击。”

第三，帕斯图霍夫还认为，一方面，“俄罗斯方面的所有这些算计，都没有考虑到俄罗斯在过去15年中所面临世界形势的根本变化。尽管外交辞令令人安心，尽管在国际贵族俱乐部还是名誉成员，但是，俄罗斯不再被西方视为平等的政治伙伴。西方并不倾向于同俄罗斯达成协议，正如它所希望的那样，西方打算发号施令。与强者讨价还价，总是强者取胜”。但重要的问题在于，“与俄国对乌克兰政策的简单与粗糙相比，欧洲和美国对乌克兰人的态度远没有那么居高临下和蛮横无理，反而力图表现出立场的中立和对民族感情的尊重。虽然，实际上，欧美方面对乌克兰内政的干涉规模要大得多，也更加纠缠不休，但是，却往往从乌克兰人民那里得到较多的认可。乌克兰知识分子几乎没有表现出对西方有意识操纵的应有警觉，因为，这些操纵经常是经过精心设计，也是能令人信服的”。

第四，帕斯图霍夫指出：“小俄罗斯（指乌克兰）的民族自豪感这一因素，在莫斯科政治中几乎是一个被完全忽视的因素。……当莫斯科正在你的国家里进行一场像在自己国家内一样的竞选运动的时候，比如，就好比在你的国家里、却要选举俄罗斯的库兹巴斯州州长一样——这完全是另一回事。……大多数人毕竟都厌恶粗暴和公开的压力。它只会导致人们的疏离。”

第五，作者认为：“俄罗斯总是出于政治考虑把自己与乌克兰经济相联系……现在似乎仍然是处在苏联时期，从我们所做的一切，还是经互会的那一套。而那些始终靠我们供养的合作伙伴们，则一直在寻找机会，远离我们而投奔西方。问题只是在于，如何离开得更快。在这方面，乌克兰一点也不例外。” “大部分居民将会长期保持他们的警惕性、被剥夺的自尊心，还有深重的疑虑，这将是俄罗斯—乌克兰关系中的既定背景。在这种情况下，假如以为只要给予好处，就能改变现状，那将会是天真的。”⁽⁶⁶⁾

六、“革命”的回声

在时隔多年以后对于“颜色革命”现象作重新思考的时候，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也即，相当数量研究这一问题的西方文献的作者几乎不约而同地承认：尽管在外部引导和内部操纵相互交织的强劲推动下，也尽管有着冷战后西方意识形态强势影响和当地抗议运动巨大能量的巧妙组合，但是，这场波及数国、延续多年的“颜色革命”的扩散过程，还是被中止了下来。即使后来其他一些国家多次出现了大规模的社会波动，但是，并没有发生类似于“颜色革命”这样的政权更替，比如在俄罗斯。于是，关于为什么“颜色革命”会在一些国家出现，而却不能在另一些国家有效推进的问题被提了出来。

对此问题的深入思考和回答，虽然，还是非常初步，但是聚焦到一个要点：也即，恰如剑桥大学资深国际问题研究专家戴维·莱恩教授认为，没被“颜色革命”病毒所击倒的这些国家，看来具有一种很强的学习能力。这种学习能力不光在挑战之下引导着执政当局发掘潜能，动员和聚合力量，抵制外部干预和内部的动荡；而且，这种学习能力还尤其体现在相当全面地运用执政优势，强化治理能力，推动根本制度的建设。特别是注重长时段考量之下的国家的发展方向和思想路线选择的深度反思。这种国家建构和思想路线的探索，无疑深深地作用于内外战略的革故更新。在这些西方学者眼中，俄罗斯无疑是这一方面一个比较典型的代表：尽管，面临巨大挑战和风险，但是在“颜色革命”刺激下所产生的“抗疫”能力，正在引导这个国家走向一个新的发展与抗争的维度。⁽⁶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