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史中的新定位：俄罗斯在叙事—话语建构领域的探索与问题
大 历史中的新定位：俄罗斯在叙事—话语建构领域的探索与问题
21世纪以来国际社会所发生的一系列重要变化，已经不仅仅是近10年前的欧债危机——而后酿成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也不只是连年刀光剑影中的乌克兰冲突和叙利亚战争，如今人们面对的是欧洲难民危机、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及美国政治中心——国会大厦遭受冲击这样一系列发生在西方世界深处的出人意料的剧变。而事情的另一面，乃是新兴国家的集体崛起，也包括俄罗斯在面对诸多的艰难挑战之后，始终还维持着开拓、守成和坚持不懈的进取状态。总体而言，在国际局势如此“非常规发展”的背景之下，特别是在国际力量结构、大国发展取向、国际思潮变化等方面都已经出现迅速改变的迹象时，人们似乎已经不能不去关注预言家们的说辞：一个重大的历史转变的时刻正在到来。
然而，任何重大的历史转折，都是在一个一个领域的基础性构筑发生变化的长期铺垫之下的渐进积累过程。值得去观察的是，一旦面临变局，作为大国的俄罗斯已聚合了怎样的思考，以及它将如何进一步做出应对？人们通常会较多关注俄罗斯与西方强劲对峙的实力博弈，也会估算这个世界上疆域最为辽阔的国家还有多少资源可以用来对付危机局面，包括近年来大家注意到，俄罗斯的“软实力”有所长进：“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卫星通讯社以活跃的姿态传播着俄罗斯的声音。然而，更为重要的，可能还不是这些媒体在多大程度上在西方国家实现了当地化，以及延请了多少欧美媒体大牌主持来站台造势，而是这个有着独特历史文化传统的大国，在多大程度上已作好准备为自身主体的叙事—话语系统的构建，愿意经受前所未见的思想与心灵的磨难与考验。
本节内容拟从政治思想谱段的定位、现代性问题争议中的价值取向、以文明为基础的认同构建、发展空间的优先选择，以及本国历史的重新诠释等几个方面，着重介绍和分析近年来俄罗斯在政治、思想和历史的叙事—话语建构领域的探索与争议。
一、“保守现实主义”转向的由来与内涵
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政坛的一个新现象，是和欧美国家国内政治通常以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来划分各种政治力量的做法相似，也出现了以类似的思想意识形态立场来称呼和刻画国内政治生态和政治立场分野的现象。在21世纪以来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尽管俄罗斯国内各派力量之间竞争依然存在，但是政界上层奉行“非意识形态”路线，普京很少言称“主义”。变化的出现大体与国际金融危机同时发生——2008年前后。笔者在瓦尔代论坛的交流中，初次听到普京称自己为“保守主义者”。这一称谓具有怎样的思想含义？预示着俄罗斯社会政治领域将会有怎样的发展前景呢？笔者当时所思索的这两个问题，一直到多年以后，才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答案。
2016年年末，具有广泛影响的俄罗斯学者谢尔盖·卡拉加诺夫在他一篇题为《2016年——保守现实主义者的胜利》文章中曾经这样写道：“2014年冬天，在克里米亚事件发生之前两个月，当人们清楚地知道与西方的对抗变得越来越紧张时，笔者又重读了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我被一个以前没有引起我太多注意的短语所打动：‘一个决心坚定地争取胜利的人赢得了一场战斗。’我意识到，俄罗斯将决战到底，并赢得胜利。”卡拉加诺夫并非没有看到俄罗斯所面临的种种艰难挑战：经济基础薄弱；改革、反腐败斗争和精英阶层的变化进展缓慢。但是，他非常自信而肯定地表示：“在对外政策上俄罗斯坚持不懈，几乎在所有领域都取得了胜利，大大加强了国际地位。”在对俄罗斯取得对外成就的原因进行解释时，卡拉加诺夫认为：“意志、多数人和精英的统一、卓越的外交和战略远见的能力”，造就了俄罗斯对外战略的进展。卡拉加诺夫特别强调说：“这也是好运所致——运气还是偏爱那些坚定不移、取向保守的现实主义者。”这些“保守的现实主义者”，既避免了把俄罗斯重新拉回冷战式的两极对抗，同时，也没有让国家落入西方所要求的“不断进步”、而实际只是有利于他们自己的发展轨道。他认为：在这场地缘政治和思想的较量当中，俄罗斯站到了“历史正确的这一边”。(1)
俄罗斯与西方这样一场博弈带来了怎样的结果呢？卡拉加诺夫提出了“两种时代的终结”的观点。他说：“这是在冷战模式消逝之后，西方所一直企图实现的单极时代的终结。”尽管，美国还想通过地缘政治恢复其势力范围，但是，亚洲和中国的崛起、欧洲的危机、以民族国家所组成的世界以新的全球规模的重新回归等所有这些客观因素的共同作用，一起推动着这个时代的终结。在他看来的“时代终结”的另一层含义在于：经历了20多年来的急剧变化，俄罗斯有幸没有重复20世纪30年代魏玛共和国的悲剧，而是通过积极有为的主动进取，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在大多数精英和民众的心目中，特别就精神和心理层面而言，俄罗斯正在加速从欧洲联盟的“一个外省”，变成为欧亚地区的中心；正在逐渐地摆脱一个“后现代的欧洲”，而大幅度向亚洲靠拢，并吸取历史教训，在不过多地做出全球承诺的前提下，富于前瞻性地成为一个横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大国。(2)
卡拉加诺夫关于“两种时代的终结”的看法，是俄罗斯精英对于目前本国所处时代的历史地位和国际环境的一个颇有代表性的结论。尽管依然存在争论，但是，这一立场显然已相当明显地体现在了俄罗斯的对外战略选择之中。在卡拉加诺夫的分析中，有几个方面的含义值得关注：其一，他一直强调俄罗斯对外战略的形成过程乃是一个主客观相互结合的进程。一方面，这是普京、政治精英和多数民众的主动选择，若无主观意志的坚忍不拔，在一个众说纷纭、方向难辨的变动中的时代，难以汇聚人心，形成战略目标。同时，卡拉加诺夫十分清楚，这也是机缘所致：除了新兴国家的集体崛起，特别是当西方准备再度出手惩罚俄罗斯的时候，“他们自己脚下的地基却正在塌陷”。其二，卡拉加诺夫描绘出的是一条介于左右之间，介于一边倒全盘接受西方主张、另一边倒主张全面恢复本土传统的这两种极端之间的中间路线。在普京多年的执政生涯中，一直可以看到这样一条中间路线的轨迹。其三，卡拉加诺夫的叙述明显基于本国经验，既有对于列夫·托尔斯泰式的本土情怀的承继，也有对于20世纪以来，特别是近20多年来创痛的历史总结。对本国历史的敬畏与拥抱，而不是虚无主义式地全盘否定，看来乃是当代俄罗斯主流精英的一个显著特点。其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卡拉加诺夫以“保守现实主义”的政治哲学范畴对当代俄罗斯政治转向，做出了一个明确的界定。这应是他本人所说的“两种时代终结”之外的又一个重要结论——这个判断是从深层思想演进的阶段变化出发，基于各种政治谱段的仔细比较，从而描述出了当代俄罗斯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3)
在多大程度上，卡拉加诺夫的“保守现实主义”范畴是对俄罗斯政治转向的一个切合实际的描述呢？在2014年10月的瓦尔代论坛上，笔者曾经向普京总统提出过这样的一个问题：“近年来您已经多次提到过一个重要概念——保守主义。我认为，对于俄罗斯的现代化进程而言，这是一个非常关键而重要的概念。您一定非常清楚地知道，在欧洲、美国，包括亚洲也有保守主义的概念。您能不能解释一下您的关于保守主义的概念有着自己怎样的特点？与上述其他的保守主义类型有何区别？这究竟是对于整个俄罗斯现代化进程都将发挥主导作用，还是暂时地对于某一些特定阶段发挥作用的概念？”普京一边点头，一边仔细听完问题，并当场做了以下一番回答，他说：“首先，并不是我们发明了保守主义的概念。我所说的保守主义概念，与传统理解这一现象，或这一秩序的概念相比，并没有多少差别。我这里说的保守主义——完全不意味着某种闭关自守和阻滞发展。健康的保守主义主张，为了保障实现持续的发展，要运用一切优秀的传统，也要推动具有前瞻性的创新。然而，在达到今天的发展水平之前，总是有些东西要被打破、被摧毁的。需要搞清楚怎样开展工作的新机制。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因此，为了确保社会的存在，需要支持一些最基本的东西，而这是几个世纪来人类生活的结晶：这里指的是对母亲和儿童的保护，指的是对于自己历史的尊重，包括对自身历史所取得成就、我们的各种传统和传统宗教的尊重。俄罗斯国家的法律规定有四种传统宗教，它们是非常不同的宗教。为此，要尽我们所能确立牢固基础，使之有助于形成俄罗斯自己的多民族国家和多民族社会的认同。但这完全不意味着我们对任何新的、有效运作着的事物采取排斥态度，这些将会是推动世界增长的因素。毫无疑问，我们将运用所有这些因素。所以，我想请所有的同仁千万不要望文生义，似乎如果我们谈论保守主义，就意味着我们会保守僵化。这与真正的实际情况和我们正在推行的计划，毫无共同之处。”(4)
这可能是普京对于他所理解的保守主义概念的一次最完整的公开诠释了。第一，普京强调，俄罗斯的保守主义与东西方其他文明背景下的保守主义并无二致，这一诠释意味深长。他不但说明了俄罗斯的保守主义与东西方的同类概念同样具有存在的理由，而且强调了重拾保守主义概念作为俄罗斯施政路线核心内容的合理性。普京希望找到现代化进程与传统要素之间的紧密联系，找到过去与将来之间的稳定纽带。这对于一个历史丰富、国情复杂，而今又面临严峻挑战的大国而言，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第二，回顾普京执政以来的政治路线的演化过程，做出既是保守主义的、又是基于现实的思想原则的选择，是随着国内外情势的变化而逐渐发展形成的。执政初期，普京奉行的是“非意识形态”的思想路线——不做意识形态之争，不在左中右各方差异的立场中选边站，甚至当时不以任何党派作为自己的政治组织基础。在以这样的意识形态行动路线对俄罗斯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康复治理”之后，2006年苏尔科夫试探性地提出了“主权民主”理论。虽然，普京本人对此持有自己的见解，但很可能是由于这一概念本身内涵的切中时弊，也可能是因为这一概念是普京执政以后有关意识形态领域的第一次具体表达，所以，“主权民主”论当时还是激起了巨大的反响。根据每年瓦尔代论坛上普京发言所谈及的内容，他是从2007年和2008年起，逐渐提到政治保守主义的。一开始他只是偶尔表达，“我是一个保守主义者”，涉及的具体内容并不多。2013年普京在会议的演说中开始提到：西方国家“正在修正他们的道德价值标准和伦理规范，销蚀各民族和文化间的多样性传统和差异”。俄罗斯社会不接受这样的一种修正。俄罗斯人民继续忠于传统家庭、人类现实生活，包括宗教生活的价值；不仅关注物质生活的存在，而且也关注精神生活的存在；尊重人道主义和全球多样性的价值。普京明确地说：“当然，这就是保守主义立场。但是，如尼古拉·别尔嘉耶夫所言：保守主义本意并不在于阻挠任何前进和上进的趋向，相反，保守主义是为了不让社会倒退和下滑，也不让其陷于黑暗和倒退到原始野蛮状态。”(5)一直到2014年，他在回答笔者的问题时对保守主义作了较为全面的诠释。这是一个不断深化思考、间或不断试验与修正、逐渐地趋于成熟的过程。第三，俄罗斯历史上有过多种样式的保守主义思想传统。其中，既有19世纪上半叶尼古拉·卡拉姆津和谢尔盖·乌瓦洛夫（Карамзин и Уваров）强调“东正教、专制王权、民族性”这三位一体作为俄罗斯文化心理的保守主义；又有稍后的以斯拉夫主义为基础的保守主义，着重强调斯拉夫文化与西欧文化的原则区别，该流派与上述一派强调国家的重要作用不同，只认为国家是维护和发展俄罗斯民族文化的工具，注重于对人民无限之爱和俄罗斯文化的特殊使命。在此之外，更值得关注的是20世纪之初以别尔嘉耶夫为代表的所谓“自由保守主义”。别尔嘉耶夫并不认可传统保守派的反西方和孤立主义立场，他主张个人自由的优先权和民主法治国家，但他强调珍惜自己民族的传统，确认这是创造性能量的来源和社会成功发展的保障。看来，普京所主张的保守主义，是在对俄罗斯保守主义复杂而多样的传统认真思考之后的一种扬弃与继承的综合。而普京正式发言中对别尔嘉耶夫言论的引用，说明他对于“自由保守主义”尤其重视，但是在表达上采取了稳妥的方式。(6)第四，近10年来，国际政治生活最重大的变化之一，是西方世界内部先是发生金融危机，接着又是难民危机，甚至还有可能发生宪政危机这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剧烈动荡。其中，以各式各样保守主义右翼的崛起为其显著特征。新、老欧洲，一定程度上还包括美国的保守主义——或并不以保守主义命名、但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奉行保守主义路线——的政治家对于俄罗斯的关注，尤其是对普京本人政治立场和治理能力表示青睐，这已不是什么秘密。但是，俄罗斯保守主义与欧美保守主义，这两者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相互关联性？抑或相反，两者之间根本就没有任何关联性？这还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有待回答的问题。但是，俄罗斯的政治精英们在有所进取、受人关注的同时，总体上还是表现出相对谨慎的态度，不主张把同一时期内在各处出现的保守主义思潮混为一谈。(7)这是人们对保守主义概念做出各种比较之时，需要注意的一点。
卡拉加诺夫用“保守现实主义”来命名俄罗斯主流政治思想路线，较之曾经有过的诸如“自由保守主义”，或者“社会保守主义”等对于这一思潮的描述，可能更为符合实际。虽然普京还没有正式使用这一提法，但这是在对传统和当下、对国内情势和国际环境的现实状况做过精细梳理之后，才一步一步提出的一个政治概念。比起当年的“非意识形态”时期，在新历史条件之下，如果有一个能够起主导作用的意识形态范畴，当然会有利于复杂国情的治理，有利于应对外部尖锐挑战。对保守现实主义的具体理论内涵和范畴框架也许还可以做进一步的发挥，但是对于国际国内急剧转型期所亟须的政治指导原则来说，这一概念不言而喻正在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多元现代性的争论：“新现代”vs.“后现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关现代化问题的大多数西方社会科学经典论著，有一个基本的假定：即在欧洲现代性中得到发展的基本制度格局，其调整和整合模式，包括在西方得到发展的现代性文化规划，必将为所有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所“自然地”吸收，尽管会有地区差异，但是，这一现代性计划，连同其霸权性和同质化倾向，不仅在西方将得以继续，而且将盛行于全世界。冷战结束以后，虽然，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和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等著作，表明历史和思想文化的复杂变化已经超出政治经济的阀域，而成为现代化问题关注焦点，但是，更大范围的现代化进程是否会继续沿着西方化模式推进？抑或，当代世界是不是一个在现代化进程中败退下来、走向历史终结，或处于大规模文化冲突中的世界呢？
在这一背景下，世纪交替之际出现的多元现代性范式，强调存在着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社会政治状况所塑造的不同文化样式的现代性，声明这些不同形式的现代性在价值体系、各种制度以及其他诸多方面，依然将会持续存在差异。多元现代性问题的提出，不仅涉及历史文化传统和现代化进程的关系，而且直指各国发展取向，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家间、文明间的相互关系，乃至于未来的国际秩序构建等重大现实问题。(8)
在数百年来的历史进程中，俄罗斯从来就是现代化问题上最为特立独行的学习者、构建者、传播者，同时也是最为引人注目的反潮流者和雷厉风行的革命者。在晚近多元现代性范式的争论中，俄罗斯自然也不会甘于寂寞。21世纪以来，俄罗斯政治—学术精英有关现代性问题的讨论有一个鲜明的聚焦点，那就是现代性与俄罗斯的对外关系取向。就21世纪以来俄罗斯政治文化的焦点而言，帝国解体之后似将复起却又未能如愿；不仅东西方关系，而且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发展进程都面临重大变故，因此，俄罗斯政治—学术精英对于现代性的关注落脚于对外关系问题，是非常自然的。
关于现代性问题的思考和争议，首先集中在苏联解体和冷战终结之际的俄罗斯与欧洲的相互关系领域，然后，随着21世纪以来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下滑，俄与西方的观念对立逐渐明晰，特别是经过乌克兰危机的冲击，以及晚近俄罗斯与整个西方关系中一系列戏剧性变化的出现，俄罗斯政治—学术精英有关现代性问题的立场重构，成为其当代的话语—叙事建构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们先从欧洲的变化说起。政治学家罗伯特·库珀（Robert Cooper）在总结欧洲冷战终结的意义时曾经写道：“1989年，究竟结束了什么？”在他看来，1989年不仅终结了冷战，而且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直延续的欧洲处在两个超级大国夹缝中的地位。甚至，1989年所终结的（也许只有欧洲）乃是3个世纪以来的政治制度和结构关系——这里指的是，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以来所遵从的均势政治和帝国抱负，随着冷战的终结也飘散而去。冷战结束的同时，德国“用一个马克”换来了统一，而德国的统一又迅速推动着欧共体向不仅经济统一，而且政治也高度统一的欧盟突进。这一剧变意味着一个后现代的欧洲新体系的出现，其关键要素是，其与300多年前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时相比，不再依赖权力制衡，不再强调国家主权或国内外事务的分离，也不再如往昔那样强调国家主权的独立自主。第一，欧洲各国开始确立相互干预国内事务的深度合作；第二，迅速建立起基于公开和透明原则的一体化的国内和国家间全新的政治、经济与安全制度。对于欧洲来说，这是它自身政治制度的一场剧变。(9)
就上述变化本身而言，也许一开始与俄罗斯并没有太过直接的关系。也有欧洲政治家曾一度幻想，通过欧洲常规力量条约和欧安组织等一系列国际机制将俄罗斯纳入欧洲，使俄罗斯像欧洲国家一样来接受开放和相互依存的后现代性。俄罗斯政治精英当中也不乏谋求与欧美深化合作的种种构想。然而，后来事实发展的脉络却变得非常不同。俄罗斯选择了根据19世纪欧洲惯例和意识形态原则，而不是21世纪的欧洲思想来建立自己的国家。当然，事情还不止于此。作为一个大国的政治谱段选择，不可能没有对现实力量格局和道义背景的详尽考量。2006年后，苏尔科夫提出，一度影响广泛的主权民主理论与欧洲后现代式霸权并不相容。后来，俄罗斯退出欧洲常规力量条约，以及莫斯科阻止欧安组织对俄罗斯开展工作的决定，也都标志着冷战后欧洲秩序的结束。这同样是主权民主逻辑的表现。因此，尽管冷战已经结束，但俄罗斯与西方依然难以避免意识形态的冲突。与冷战时期的一个区别在于，在多数俄罗斯精英看来，当前意识形态冲突已不是民主与专制独裁之间的冲突。虽然西方学者对此不尽同意，但是，无论西方还是俄方，大多数精英还是基本认可如下的判断：这场思想领域的博弈，乃是欧洲联盟所体现的超越主权的后现代特性，与普京竭力维护的主权民主国家的现代主义特性之间的一场争斗。(10)
伊万·克拉斯杰夫（Иван Крастев）是欧洲较早从现代性角度对俄罗斯与欧洲关系进行分析的学者。早在2007年，克拉斯杰夫就著文提到了俄罗斯与欧洲关系中正在出现“意识形态回归”的问题。他全面比较了俄罗斯与欧洲围绕现代性问题所存在的分歧，指出：第一，“克里姆林宫感到威胁的是由欧盟在国际关系领域推动开放性和相互依存的政策；与此同时，欧洲联盟的存在也受到俄罗斯所坚持的主权国家在欧洲事务中占主导地位这一原则的威胁”。第二，“俄罗斯把欧洲联盟视为一个暂时现象，一个没有未来的有趣实验。在莫斯科看来，欧盟只是一个已过时的乌托邦。俄罗斯的欧洲战略是基于主权国家，而不是由欧盟来决定欧洲的未来。而布鲁塞尔认为，俄罗斯的主权民主论是欺骗历史，俄罗斯国家走向开放只是时间问题”。第三，在克拉斯杰夫看来，“欧洲的后现代性与俄罗斯主权民主之间的共存，可能比苏联共产主义和西方民主国家并存更加困难和危险”。因为，对后现代国家来说，“主权是一席之位”，但对俄罗斯来说，“主权是政府在其领土上做自己想做的事”。最令人不安的，也许是这位保加利亚出身、与俄罗斯和欧洲两边都有密切联系的政治理论家的预言：“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是个谜。即使，俄罗斯变得越来越资本主义化和西方化，但它的政策，也仍将越来越反西方。”(11)
显然是受到伊万·克拉斯杰夫的影响，俄罗斯学者鲍里斯·梅茹耶夫（Борис Межуев）在一年之后的2008年写了《现代的俄罗斯与后现代的欧洲》一文，文中专门有一节“后现代主义与现代社会”，其中写道：首先，俄罗斯现在的这个国家还不能被看作一个现代化的模式，即一个适宜并能被广泛接受的现代化的社会实体。然而，这不是问题的核心。真正重要的是，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寻求自决，并以一种现代主义的主权观为指导。这引起欧洲精英们的怨恨和恼怒。其二，俄罗斯发现自己的处境很奇怪：在欧洲已经告别现代性的时代，享受着新的、迄今尚未充分发展的社会制度的同时，自己却还经历着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俄罗斯似乎一再被要求：如它要求融入欧洲世界，它首先必须从根本上重建其价值体系，但这无法做到；如果出于全欧洲的和平与福祉，那么，俄罗斯还必须首先放弃政治独立，这更是天方夜谭。其三，梅茹耶夫指出，俄罗斯不太可能理解，它将无权在自己境内使用武力镇压分裂主义。但是欧洲则不太可能接受一个准备通过战争来保护其领土完整的国家。也很难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如果俄罗斯想成为欧洲共同体的正式成员，它会同意自己的自然资源不仅应该属于它的公民，而且，也属于整个欧洲所有。梅茹耶夫断言，人们希望未来几年能看到俄罗斯成为一个相当民主的国家，但它不会成为一个后现代主义国家。最后梅茹耶夫认为，俄罗斯和欧洲必须学会如何在不了解对方的情况下生活与合作。在某种程度上，保持差异和被误解的权利是双方的价值坐标能够靠拢的起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者都必须承认——俄罗斯和欧洲并不是注定要生活在一个屋檐下，或要在21世纪联合成一个家庭。我们期望的是，能够过上友好与好客的邻居生活。(12)
需要说明：无论是2007年还是2008年，尽管，俄罗斯与欧盟之间关系已经开始出现问题，尽管双方在这场关于“现代性”的争论中就自身国家所处地位，都已毫不客气地揭示了问题的焦点所在，但各方仍然有所克制，大家都还对未来相互关系的前景寄予不小的期待。
到2013年秋，乌克兰危机爆发。同时，叙利亚战场陷入血肉搏杀的残酷角逐。欧盟超越原有区域界限，向欧亚地区的乌克兰、格鲁吉亚、摩尔多瓦等地强行推行“东部伙伴关系”计划，俄罗斯与欧洲间的政治分野清楚地显现出来了。包括美国政要在乌克兰危机中直接插手，进一步激化了事态。这些变故使得俄罗斯精英对于“解构国家”主题之下的现代性问题争议，有了更明确的立场。2013—2014年间，卡拉加诺夫多次强调的观点是：“俄罗斯与欧洲的当代发展道路，实际上是被处于两种概念之下的。当俄罗斯恢复主权和国家建构之时，欧盟正好试图克服主权与国家民族主义，从事建设超国家共同体。”换言之，俄罗斯尚处于强化国家建构的“现代”，而欧洲早已进入了要消解国家建构的“后现代”。卡拉加诺夫认为，俄罗斯与欧盟的价值观系统，基本上是在朝相反的方向发展：大部分俄罗斯人在努力恢复旧体制下被破坏的传统道德标准，恢复基督教信仰，弘扬保守主义传统，努力回到1917年以前的民族国家阶段。但是，在欧洲精英看来，这些价值观念不仅已经过时，而且甚至是反动的。因此，“俄罗斯与欧洲正好是处于两个极端”。(13)
俄罗斯与欧美之间的关系危机一直延伸到2016—2017年，不但俄欧关系陷于停滞，而且俄美关系的恢复也相当扑朔迷离。同时，金融危机的延续和难民危机所激起的震荡，暴露了欧美世界本身的深刻问题。俄罗斯学者对现代性与国际政治相互关系问题的讨论，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中一份较具代表性的作品是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РСМД）主任安德烈·科尔图诺夫（Андрей Кортунов）的《从后现代主义走向新现代主义》这篇长文。(14)
科尔图诺夫提出，后现代主义是在20世纪70—80年代后，在法国哲学影响之下，进入国际关系知识体系的。这是以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等为代表的法国知识分子的普遍主义的最后一次崛起。科尔图诺夫认为，后现代主义所包容的不可知论、实用主义、折衷主义、无政府民主，以“解构” “复制” “无主题”“娱乐化”为象征和隐喻，与古典现代主义始终一贯和清晰的理性主义相比较，这些思想理论的特征，毫无疑问显得含混不清。事实上，许多后现代主义创始人都把它看作西方良知危机的在哲学上的反映。(15)
但是科尔图诺夫同样认为，人们不应忽视后现代主义强大的一面，它的广泛的包容性，巨大的冲击力，以及后现代主义所具有的为复杂、异质、分裂和矛盾的当代西方社会提供“共同特性”的能力。因此，后现代方法不仅适用于西方社会，而且适用于极其复杂、异质、分裂和相互矛盾的后发展世界，这一概念在国际关系中被广泛运用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尽管如此，科尔图诺夫强调，后现代主义的消极作用明显。就国际关系而言，后现代主义不可知论通过国际法的各种基本规范，使得相对主义取得合法地位：由于国际法基本规范（主权、不干涉他国的内部事务、拒绝使用武力等）的运用受制于政治行情，也由于行为者需求的客观局限，造成了外交决策的滞后，经常被“涣散且复杂状态下的世界舆论”所左右。后现代主义的实用主义助长了经济决定论，也导致世界范围内的长期政治计划遭到拒绝。科尔图诺夫提到，联合国改革和北约需要被改革为包容东西方的普遍的欧洲—大西洋安全组织的计划，这样的项目需要大量的政治投资和很长的回收周期。从实用主义角度看，这是不切实际的，似乎唯有最低成本和最低风险才合乎逻辑。折中主义则可以在诸多奉行双重标准、相互矛盾而前后不一的外交叙事、普遍虚伪、故意的忽略、所谓“政治正确”等众多实例中被明显地观察到。外交战术被运用到了远高于战略的地位，而政治辞令则远离政治实践。为满足多如牛毛的集团利益愿望，在关键国际问题上保持脆弱的共识，重大的政治突破在实际上已经不再可能。最后，无政府主义的民主至少表现在两个层面上：国家在决定和执行一国外交政策方面的主导作用受到非国家行为者的重大牵制，如大公司、公共组织、区域当局和市政当局、政党和宗教团体、民粹运动；而在政府间层面，几乎所有的区域和全球国际组织都面临“地缘政治的解构”的严峻挑战。(16)
在科尔图诺夫看来，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哲学和社会学建构，反映西方社会的日渐疲惫，特别表现出曾经在现代主义时代一度占主导地位的动员能力和不容妥协的理性主义原则，都不得不宣告趋于松弛。作为一个全球性的政治现象，后现代主义的出现表明了国际社会不得不放松严格的等级制度——这样，便释放出具有高度自由的“原子化”的个人；而冷战时代的消逝，也使曾经受到冷战时期严格规范制约的民族国家和其他主体得以解禁。这种松弛和软化，说明后现代思潮具有明显的吸引力，但也暴露了其历史观的局限性。迄今为止，没有一个人能够以后现代文化中盛行的模仿和赝品来代替真正的行动，以花言巧语的言辞来代替明确的政策，以局部的策略来代替宏大战略构思，以投机取巧来代替原则，以所谓“政治正确”来代替对长时段问题的冷静而严肃的分析。因此，后现代主义在世界事务中影响力的下降是必然的趋势。(17)
国际事务中的后现代统治受到挑战，究竟从何时开始的？在科尔图诺夫看来，这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有人说，2016年是一个分水岭——英国脱欧和唐纳德·特朗普的胜选。也有人认为，乌克兰危机爆发和欧洲一体化的受挫，是后现代国际政治范式开始失败之时。还有人认为，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运动，乃至更早的2008—2009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应是后现代主义退出历史舞台的转折点，因为，后现代世界精英们不能也不愿意做出任何适当的反应，为共同利益做出必要的牺牲，并将国际货币和金融制度推向一个新的施政水平。(18)
科尔图诺夫提出的一个值得关注的命题是：今天国际关系进入一个新现代主义的时期。在科尔图诺夫看来，毫无疑问，普京作为一个具有全球性行动策划能力的领导人，是新现代主义国际政治的代表性人物。新现代主义政治家这一群体中每一个人都以这种或者那种方式挑战后现代主义范式，他们从自身的基本特征出发，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或整个国际社会提供他/她们自己的新现代主义的议程。那么，后现代主义为何能够被新现代主义所取代呢？科尔图诺夫认为：人们往往归因于新现代主义领导人的个人魅力，或者对手的战术失误，或往往被解释为：他们善于调动处于边缘状态的人们，催眠群众，激起公众心理中下意识的深处，并称这是“正常”的后现代主义政治家们绝不敢撬动的部分。但是，科尔图诺夫断言，更为关键的原因，是后现代国际政治本身已经不可持续。(19)
科尔图诺夫认为，与后现代国际政治的特点针锋相对，新现代主义的国际政治也具有四个基本特征。首先，是民族主义。科尔图诺夫提出，新的时代要求强调各具体国家的国家利益，而反对后现代主义所强调的全球普遍性。民族主义是与国家在世界政治中核心作用密切相关的一种强烈信念。后现代主义试图挑战合法性等级，把国家作为全球政治参与者之一的地位随意抹去，这是不负责任、也是站不住脚的。其次，是交易合作论。科尔图诺夫主张合作伙伴和对手在国际舞台上建立各类业务关系，各方通过谈判进行讨价还价，以实现自己的最佳选项。这一观点不接受后现代主义的抽象概念，如“共同价值观”或“世界舆论”等，认为这些概念通常难以敷用，也并不反映关键优先事项。三是主张世界事务的整体论，而不是后现代主义所提倡的经济决定论。这一原则排除经济在外交政策序列中的优先地位，同样非常重视国家安全、民族文化身份和国家主权等要素，而不仅仅是经济。四是主张历史决定论。科尔图诺夫认为，所有后现代主义领导人的灵感都来自对人类未来世界的幻想，他们所宣扬的“正常国家”概念，企图排斥新现代主义的重视历史差异性的立场。而新现代主义者都更愿意在自己民族的历史当中，去寻找政治抉择的灯塔。这一趋势有着复兴似乎已被遗忘的“大叙事”的倾向。(20)
纵观十余年来俄罗斯学界对于现代性问题的思辨考量，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对于多元现代性立场的恪守，还是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或者对新现代主义的弘扬，都需要将现代性问题与相关的历史文化、制度变迁、内外环境等非常复杂的问题联系起来加以深入考察，才能做出更为系统的梳理。
在科尔图诺夫看来，如同后现代主义一样，刚刚问世的新现代主义还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民族主义原则的理论和实践当中，也还存在大量值得探讨的理论学术问题，所以，国际政治与现代性相互关系的问题，还是一个刚刚被开垦的学术处女地。第二，这项研究之所以十分重要，正是因为无论哪一种国际政治的范式，都必定与各国和各地区的现代化水平密切相关、须臾不可分离。即以本题内容而言，俄罗斯精英对现代性问题的话语构筑中，有一条清晰的红线贯穿始终，那就是主权国家合法性地位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伊万·克拉斯杰夫、谢尔盖·卡拉加诺夫等对于欧洲后现代思潮的批判，一直到安德烈·科尔图诺夫对新现代主义的弘扬，始终围绕着主权国家的利益和地位而展开。苏联解体的切肤之痛，深深地刺激着俄罗斯精英念念不忘以维护主权国家作为意识形态话语构建的根本。这是一个可能在相当长时间内影响当代国际政治的深层次问题。第三，当今国际政治任何一种思潮的潮起潮落，都有其异常复杂的主客观背景。在强调全球化、区域化进程的时候，不可忽略主权国家的存在，欧盟已经在这方面提供了教训。而当民族主义思潮汹涌而起的时候，同样，不可忽略的是全球进程和普遍性价值的存在意义。此外，当现代社会面临着一系列不确定、过渡态、可复制、弥散性、无主题、多变异等客观现象的深刻挑战时，后现代主义是否已经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与空间？后现代主义是否普遍地否认经济的重要性？人类共同价值是否只是空话？民族主义在倚重本土传统的同时，是否也不能排斥全球化的重要性？看来，即使要以现代主义、新现代主义取代后现代的国际政治范式，伸张主权民族国家的现代价值，也还需要对于上述一系列问题做出进一步的解答。无论如何，科尔图诺夫等人对于现行国际政治叙事模式的反思，始终是一个值得下大功夫研究的重大问题。
三、“俄罗斯世界”：以文明为基础的认同构建
以文明为基础的认同构建，是话语—叙事体系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俄罗斯这样一个具有丰厚历史传统和独特文明个性的国家而言，不光需要构建现代的主权民族国家的法律和政治认同，而且，以历史传统积累来强化其文明归属，稳固其生存发展和安全环境，显然是其“软实力”形成中的一项必不可免的工作。
在当代俄罗斯人文与社会科学和媒体的词汇表中，“俄罗斯世界”（Русский мир）这一范畴的出现，以及围绕有关“俄罗斯世界”问题的讨论变为热门话题，不过是最近十年的事情。在这十年之中，“俄罗斯世界”这一范畴被迅速推广，有着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这是观察当代俄罗斯政治思想历史演进的关键环节。
2007年，“俄罗斯世界基金会”在莫斯科正式成立。这是“俄罗斯世界”这一概念开始被广泛运用的第一个值得关注的时间节点。这不光是指，在以后不太长的时间之内，在40多个国家创办了90多个“俄罗斯世界”中心；然后以此为中心在80多个国家举办了一系列相关的学术交流活动。俄罗斯政府作为这一组织形式的推动者，期待以“俄罗斯世界”的名义所创设的机构和所进行的活动，不仅仅是推广俄罗斯文化、联络海外俄罗斯侨民的基点，而且，由此而构建一个“全球性项目”，为俄罗斯具有更大可能性推进与外部世界的合作而形成新的认同。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世界”这一概念在2007年的迅速传播，恰好与同年2月普京在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上的著名讲话相映成趣：前者是对俄罗斯现象的世界历史意义的系统正面阐述，而后者是俄罗斯面对20世纪90年代西方在欧亚地区扩张准备开始全面反击的一个重要宣言。
“俄罗斯世界”这一范畴，究竟指的是怎样一个社会活动空间和人类群体呢？若在十年之前的很长历史时期中，“俄罗斯世界”这一词汇所包蕴和反映的，主要还是在宗教和艺术领域的现象和含义。比如，亚历山大·奥斯特罗日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Острожский）曾经提到过的“生活于同一信仰、礼仪和习俗中的人们”，指的是人类学意义上俄罗斯人生存所系的同一文明环境；还有其他人曾强调俄语在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的功能：居住于古代罗斯各地的人们“用这样的或那样的俄语在交流”，形成了“最初始的俄罗斯世界”。(21)而在当代条件之下，“俄罗斯世界”的含义，显然已经大大超出了传统的宗教与文化艺术的阀域。俄罗斯工商协会——《俄罗斯世界》基金会主要的经济支持者——负责人雷巴科夫（А.М. Рыбаков）认为：“‘俄罗斯世界’和国外的俄罗斯社群已经存在了150年的历史，不仅成为跨文化相互理解的一个范例，而且也是理解俄罗斯本国历史，以及这一历史传统在经济、文化、教育各界潜能的卓越基础。在世界各地的俄罗斯同胞们，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关切，乃是俄罗斯联邦外交工作的基本方向之一。”(22)当代俄罗斯在民族理论研究界具有广泛影响的季什科夫院士（В.А. Тишков）这样总结：“俄罗斯世界”这一词汇，已经变成由一系列范畴概念装备起来的、被描述成为国际的、跨国的、跨洲的人类共同体，这一共同体或者是被组合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或者是指那些迄今仍在使用俄罗斯语言，以及忠诚于或热衷于俄罗斯文化的人群。(23)之所以说，作为政治话语的“俄罗斯世界”概念在2007年才开始广泛使用，因为在此之前，这个词语所指的是居住在俄罗斯境外的人和社区的网络；但被纳入了俄罗斯的文化和语言媒介的系统诠释之后，这一概念具有了历史与哲学内涵。它比“同胞”一词更为宽泛，“同胞”的概念依赖于法律规范和定义，而“俄罗斯世界”则更多的是一种与人的自我认同有关的概念。(24)
如果说，2007年“俄罗斯世界”这一政治词汇的出现乃是标志着俄罗斯政治思想的主体性确立的转折阶段的核心内容之一，那么，在2013年底爆发、2014年春酿成全面冲突的乌克兰危机复杂国际背景之下，“俄罗斯世界”这一概念便成为一个从思想层面直接介入反击西方扩张、维护自身战略安全空间的战略博弈工具。这是冷战结束后，欧亚地区政治思想历史发展的又一个重要节点。2014年，在莫斯科出版的六卷本集体著作《20世纪的“俄罗斯世界”》的序言中这样写道：“俄罗斯世界”被解释成为一个“文明的、社会文化的、准民族的空间”，其中生活着人类总数的将近二十分之一、也即三亿多说俄语的居民，这部分居民具有俄罗斯文化所特有的精神和心理特征，怀有对俄罗斯在世界上地位和命运的同样关切。这篇序言的作者进一步指出：从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角度来解释“俄罗斯世界”的时候，可以发现：东正教、俄语和俄罗斯文化、共同的历史记忆、对社会发展的共同的观点，乃是“俄罗斯世界”的最主要支柱。(25)这一部关于“俄罗斯世界”的集体著作是开始于2008—2009年的一个重要研究项目的总结。无论参与这一项目的研究者们当时是否意识到尔后爆发的乌克兰危机的严重后果，但是他们所研究的“俄罗斯世界”这一范畴，却在这场国际博弈中发挥了不可忽略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国际政治理论学者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所提出的“关于角色的意象和认知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的观点，为理解当代国际政治现象提供了基础。在杰维斯看来：“一旦脱离了有关决策者的信仰和对于世界认知的资料，往往无法解释他们的重大决策和政策。”杰维斯认为，最重要的问题不是谁对谁错，而是人们对世界的看法为何不同。之后，他提出：“人们对世界和其他行动者的看法不同，是由于我们尚未能够发现的事实，以及我们尚未理解的原因。”杰维斯把认知问题作为当代国际政治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来研究不无道理。(26)
最近的一个半世纪以来，乃至于在更长的历史阶段中，关于俄罗斯身份认同及其在世界上的作用问题，一直争论不断。这远非学者书斋里的文字游戏，从来就对现实政治产生着重大的影响。如果说19世纪中叶以后争论主要集中在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之间展开，那么到了苏联解体之后，大体上被归结为三个主要思想流派之间的争论：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国家主义。自由派主张把俄罗斯归入西方世界，视俄罗斯为大欧洲之一部分，强调与欧美世界的合作。民族主义的国家主义者，包括新帝国论者，也包括民族主义者，力陈俄罗斯与欧美的区别，主张恢复俄罗斯在欧亚地区传统影响和势力范围。现实主义者则是俄罗斯国内对于国际问题决策影响最强大的派别。(27)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北约东扩为代表的西方世界的扩张，迫使其中倾向于自由国际主义立场的一部分成员，转向为在国内主张加强集中权力、在国际方面主张加强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的影响力，并抵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所策动的“颜色革命”。21世纪之初，民族主义与现实主义两者立场的强化和接近成为显著趋势，特别是普京本人也不拒斥继续吸收自由主义派别中的积极成分，来完善和健全上述趋势。
2014年之前的两年中，俄罗斯国内曾经围绕“俄罗斯世界”及其相关问题展开争论。政治学博士伊戈尔·泽韦列夫（Igor Zevelev，Игорь Зевелев）在《“俄罗斯世界”的边界》一文中曾经做过如下总结：“俄罗斯统治精英最终选择的思想工具具有以下功能：能够使得体制取得合法性，巩固国家主权、保障俄罗斯国家的实力和影响力。这一语境之下的两个观点乃是关键。第一，俄罗斯必须是一个强大而独立的大国，它是所有反对由美国和欧洲强加给世界的革命、混乱和自由思想的一个保守主义力量的堡垒。第二个含义是指，存在着一个更大范围的‘俄罗斯世界’，它超越了俄罗斯国界，超越了俄罗斯文明的界限。‘俄罗斯世界’不同于西方文明，与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文明话语并不容易共存；而在西方，这经常被认为是一种陈旧的知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莫斯科对乌克兰采取的行动（指归并克里米亚），是大多数西方领导人和专家所完全意想不到的：他们没有很好地钻研俄罗斯关于身份认同的话语。从全球趋势角度来看，俄罗斯正变得越来越独树一帜。”(28)
直到2014春季之前，关于俄罗斯新的民族认同、包括“俄罗斯世界”概念的讨论，与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议程，并没有太多直接的关系。但是，当2014年2月21日乌克兰亚努科维奇政权被具有西方背景的政变所推翻，当2014年3月克里米亚居民准备公投回归俄罗斯之际，2014年3月7日，普京的新闻秘书德米特里·佩斯科夫令人醒目地公开表示：俄罗斯联邦总统是“俄罗斯世界”安全的保障者。(29)这一声明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出俄罗斯对于所承担的安全问题责任区域的官方立场的重大改变？它是否标志着俄罗斯安全责任区域从民族国家一级向一个比民族国家更大的共同体水平的转变？这个信号在多大程度上表明：“俄罗斯世界”的提法已经被迅速地作为地区安全事务中的关键概念？虽然这些问题都还有待作进一步的观察与考量，但是，当时的争议显然与这一概念有着密切关联。在西方看来，克里米亚事件是对于后冷战时期的欧洲民族国家主权的侵犯。但是在俄罗斯看来，从北约东扩、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毫不犹豫地推行，一直到西方参与策动的乌克兰政治变化，这是对俄罗斯在近邻地区重大利益的一笔勾销。正如普京所说：“在乌克兰，我们的西方伙伴已经越过了这条红线……无论如何，他们完全知道，有数百万俄罗斯人生活在乌克兰和克里米亚……俄罗斯发现自己已经在一个它不能后退的位置上。如果你压缩弹簧，一直到它的极限，它就会强烈反弹。”(30)普京所提到的“红线”，无疑包含着“俄罗斯世界”这一范畴所勾画出的利益攸关方面的警示。
泽韦列夫的结论是：2014年3月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是此前两年俄罗斯民族认同发生变化的一种具体表现。这些变化标志着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原则，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修正。莫斯科在乌克兰的行动，其实并不出人意料。事实上，这是自2011年秋天普京宣布决定参加总统竞选以后，俄罗斯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转变的逻辑结果。(31)
在2007年以来整整十年的时间里，一方面，人们可以看到，“俄罗斯世界”这一范畴的创设所带来的效能：推动人民聚合，促进认同形成，深化文明内部和跨文明的交往，甚至能够在尖锐复杂的国际博弈中成为激发民众情绪的思想武器。但是另一方面，依然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有关“俄罗斯世界”这一范畴的争议依然存在。因而，这一范畴如何有效地被运用，如何能真正构建一个有利于俄罗斯稳定发展的认同基础，也还依然面临理论和实践上的挑战。
俄罗斯社会学家佩图霍夫（В.В. Петухов）和巴拉什（Р.Э. Бараш）指出，“俄罗斯世界”这一概念在当今复杂现实条件之下，具有不可忽略的意义，它建立了一个能够自由地进行自我确定、自我认同的广阔空间。同时，这两位社会学家也坦率地表示：第一，从理论上说，对于当代世界而言，关键问题与其说是要界定“俄罗斯特性”，还不如说正好相反，“俄罗斯特性”的界限正在被扩展而来得更为重要。这里指的是，正在被积极引入“俄罗斯世界”和俄罗斯文化的那些成员，在多大程度上认为此两者是自己可以亲和接近的，在多大程度上他们准备促进俄罗斯文化的进步和发展。这两位学者所提供的民调实证材料表明：“俄罗斯特性”作为俄罗斯一般公民认同基础，总体来说还停留于象征性的层面；俄罗斯的近邻国家经常表现出不太愿意与“内陆型的俄罗斯”认同一体化的趋势。(32)第二，从实践上说，“俄罗斯世界”这一概念，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俄罗斯国家内部的自我认同形成过程？“俄罗斯世界”这一概念是否能够将“俄罗斯特性”变成政治权力的有效工具？或者只能够在“帝国神话”的基础上形成国民团结的基础？“俄罗斯世界”这一概念，与苏联时期的“进步人类”的观念之间，究竟有何根本的区别？所有这些问题，在佩图霍夫和巴拉什这两位学者看来，还有待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进一步去雾廓清。(33)
四、从“大欧亚”到“转向东方”的发展空间选择
如果说，“俄罗斯世界”这一范畴是从“俄罗斯特性”的基点出发，侧重于从历史人文角度，来营建俄罗斯作为政治实体的内外结构，那么，“大欧亚”这一概念则更多地从经济视角出发，着意于构筑一个能够最大限度地运用和发挥俄罗斯潜能的发展空间。
21世纪以来，作为俄罗斯对外发展战略的“大欧亚”概念本身尚有一个形成与发展的过程，这一概念首先来自20世纪90年代“欧亚主义”讨论热潮的直接启示，来源于1994年纳扎尔巴耶夫对于发起欧亚经济合作共同体呼吁的推动，也受到了俄罗斯推进关税同盟和欧亚经济联盟的一系列实践的激发，同时，很明显地受到了欧亚地区本身如何与迅速上升中的亚太地区共处和合作的重大变化的激励。就概念形式而言，先后出现过“欧亚主义”“中央欧亚”“大欧亚”，乃至最近的“大欧亚伙伴关系”等多种表达。但是，有一点值得注意，从概念形成和演变的过程来看，以欧亚地区为依托、先后以关税同盟和欧亚经济联盟为名的区域合作和发展进程，只是稍稍地早于俄罗斯“转向东方”路线的提出。换言之，“大欧亚”与“转向东方”的战略，差不多是同一个历史时期的产物。“大欧亚”和“转向东方”这两个范畴，各有所向，各不相同，但是，却是紧密联系而不可分割的两个进程。
从“大欧亚”到“转向东方”的战略选择，在俄罗斯国内所引起的激烈争论表明，这场争论的涉及面，远远超出经济阀域的命题，囊括了从人文思想到现代性争议，从地缘政治经济竞争一直到区域治理各个领域的深层和长期的问题。这是多样化发展的大历史时代的一个重要而复杂的区域合作与竞争空间的发展开端，显然，它还有待于人们的创造性构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俄罗斯精英在这一领域的探索和尝试具有特殊的意义。
2011年10月5日，《消息报》网站发表了当时担任俄罗斯总理的普京的一篇文章：《欧亚大陆新一体化计划——未来诞生于今日》。这篇文章宣布：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统一经济空间，将于2012年1月1日启动。这个计划以三国关税同盟和统一经济空间作为将要努力推进的欧亚联盟的基础，建立超国家的联合体模式。普京明确地表示：“与欧盟对话的现在是关税同盟，将来则是欧亚联盟。于是，加入欧盟除了可获得直接的经济好处之外，还可以使每个成员更快地、更强势地融入欧洲。”(34)可见，先是三国关税同盟、后是欧亚经济联盟建立的初衷，一是基于对欧盟经济一体化模式的仿效，二是立足于欧亚国家能够集体“融入欧盟”的考量。当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次年俄罗斯经济以7.9%的幅度迅速下降，欧盟虽然也面临严重困境，但并未遭遇尔后才有的根本性挑战，欧盟对于俄罗斯的吸引力依然没有消失。此外，普京曾经多次强调，原苏联空间内部的经济与人文联系依然存在，在此基础之上，独联体国家之间的抱团取暖，未必不是一种选择。再言之，在当时普京本人非常可能重回总统位置的政治态势之下，通过建设欧亚联盟，稳固俄罗斯在欧亚地区的影响，同时实现俄罗斯作为世界一极的地缘政治地位，这些都还是有着一定现实基础和政治经济需要的谋划。
但是，即便在当时，俄罗斯学术和战略研究界也很快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问题之一，是如何处理与迅速发展中的、处于亚洲的中国之间的关系问题。普京关于欧亚经济联盟的文章发表之后的一个月，老资格专家尤里·塔夫罗夫斯基（Ю.Тавровский）在《独立报》公开发表以《在欧亚联盟的轮廓中亚洲路线尚不清晰》为题的署名文章。文章提出：计划中的欧亚联盟与中国参与的一体化进程有所重叠和交织；俄罗斯与西方加强协作固然重要，但同时应向东发展；在这个时候，明确提出俄罗斯将涉及中国的新战略计划十分重要；两个大国从协同发展中将可以获得很多好处。(35)
问题之二，计划中的欧亚经济联盟从一开始，不光就发展思路、还是一体化计划的执行与发展状况，始终处于争论状态。一方面，随着欧亚经济联盟功能性合作的逐渐地、但十分坚定地推进和深化，证明欧亚一体化发展并非形式主义；欧亚各国对参与联盟虽各有想法，但是，都不反对参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合作；欧亚经济联盟与集体安全组织的共存，从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互补性的角度也证明了，在当前条件下，除欧亚联盟之外，并没有更好的办法能够维持欧亚地区的稳定，推动欧亚经济的发展。但是问题在于，由于2013年年末乌克兰危机突然发生，2014—2015年间随之而来的西方经济制裁、国际能源价格跳水、卢布价格贬值，以及俄罗斯自身的经济危机的发生，欧亚经济联盟的前景又一次面临严峻考验。经济学家亚历山大·利布曼认为：乌克兰危机和俄罗斯经济危机这两场危机，给欧亚经济联盟带来了复杂多样的影响。政治危机既使得欧亚经济联盟的小成员国更加担心俄罗斯不断增长的影响力，但同样也加深着对于俄罗斯的依赖。而经济危机将使得各国更倾向于回避俄罗斯传播其经济危机影响的通道，并同时消耗掉这些国家宝贵的储备和预算收入，更倾向于贸易保护主义和重商主义政策。利布曼认为：欧亚经济联盟虽然取得不少成就，同时这一组织构架即使仅仅是得以维持，也能够发挥作用；但是，在危机条件之下，作为地区一体化组织的效率和发展前景，尚不明朗。(36)
在此关键时刻，“转向东方”、也即“转向亚洲”的经济发展路线，再一次引起了俄罗斯朝野的热议。事实上，2011年瓦尔代论坛已经从前一年“与欧洲结盟”的主题，迅速转变成为2012年的“转向亚洲”的新议题。在2012年总统大选的关键时刻，普京连续发表七篇表述他的第三任总统期间执政思路的文章，明确提出“借中国之风、扬俄罗斯经济之帆”。这表明，俄罗斯已经很快地认清外部经济环境的重大变化趋势，再次调整了对外经济发展的思路。
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俄罗斯精英层起先一度疑虑重重，俄国内也经历了一段时间激烈的辩论和思考，在2014年2月6日索契冬奥会之前的习普峰会上，普京终于做出了积极的反应。而在此同时，在俄罗斯遭遇乌克兰危机和自身经济危机的双重困难的局面之下，中俄经济合作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性进展。这一事实预示着俄罗斯“转向东方”所蕴含的巨大契机。到了2015年，卡拉加诺夫等人以“瓦尔代论坛系列报告”的形式，提出“构建中央欧亚：‘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国家协同发展优先事项”的一系列论点。这一批相当有影响力的俄罗斯学者，在多年来扎实掌握国内国际相关变化的系统知识和信息的基础上，深入思考俄罗斯对外取向问题，系统而集中地表达了“转向东方”的战略思路。其一，充分肯定欧亚经济联盟对于地区发展和稳定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其二，明确表明了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之间相辅相成的战略合作关系；其三，强调俄罗斯整体地“转向东方”的背景下，其内部发展和对外经济的相互关联性，特别提出加速远东西伯利亚经济的开放发展，是俄罗斯成为21世纪强国的必要途径；其四，俄罗斯“转向东方”并不意味着将会放弃与欧洲的合作，同时，尤其强调“转向亚洲”不仅只是转向中国，而且，同时也转向日本、韩国、东盟等一系列亚太地区的合作伙伴。(37)
到了2016年以后，人们看到的是俄罗斯“转向东方”的一系列外交、经济和安全合作措施的推进。其中，远东西伯利亚经济开发与开放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规模被提上日程，声势浩大的“远东经济论坛”创设，俄日关系开始调整，俄罗斯与一系列东盟国家之间经贸、科技、军工合作被推进，俄罗斯对朝鲜半岛事务立场积极化，等等，当然，不言而喻地包含着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全面发展和提升。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以下几个方面的事态发展：
其一，2016年6月，中俄峰会期间明确了“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进行相互“对接”的重要思路，从而在“大欧亚”和“转向东方”这两大进程之间开始构筑起“大欧亚伙伴关系”的顶层设计框架。
其二，2017年11月瓦尔代论坛在韩国首尔举行研讨大会，专门讨论亚洲地区未来的政治与安全前景。这表明俄罗斯精英正一步一步把本国外向选择与亚太地区总体政治安全构架的建设相互结合起来，进行构思。
其三，2017年7月，卡拉加诺夫发表题为《从“转向东方”到“大欧亚”》的长篇文章，进一步提出：第一，作为一个总体框架，“大欧亚伙伴关系”得到中俄领导人正式支持。这首先是制定欧亚大陆国家合作方向的理念框架。它的目标应当是共同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复兴，发展数十个曾经落后的欧亚国家，将欧亚大陆变成全球经济和政治中心。它将囊括东亚、东南亚、南亚、欧亚大陆中心的国家，俄罗斯以及欧洲次大陆国家及其组织，推动它们有能力、有意愿地进行建设性合作。第二，世界从多极走向两极的趋势开始形成。一极以美国为中心，另一极在欧亚。中国看起来是后者的经济中心。然而，只有在中国不谋求霸权的情况下，欧亚中心才能形成。第三，构建新共同体——大欧亚伙伴关系的想法，也是俄罗斯在未来实施地缘战略和地缘经济时自我定位的理念框架，起初在其中扮演领导角色的应是俄罗斯—中国的组合。在朝大欧亚前进的同时，除了强化俄罗斯未来几年朝向亚洲的转向，还应思考在新的政治、经济和理念基础上与欧洲这一传统伙伴落实合作。第四，上海合作组织是建立大欧亚伙伴关系的天然谈判平台，前提是赋予该组织更多的活力和开放性。上海合作组织本身应该从单纯地区组织，变为安排各种层次和各种组织进行讨论的平台，应该从过去的互相避免单边占据主导地位，变为真正共赢协作的平台。第五，应制定“大欧亚伙伴关系”实现共同目标的路线图：经济上，以贯通南北的大欧亚交通运输网络，多边金融、贸易、技术、网络合作等为基础；安全上，构建欧亚大陆的安全体系，取代过时的欧安组织，其优先途径是推动国际主要角色（首先是俄罗斯、中国和美国）的不结盟和中立。卡拉加诺夫认为，俄罗斯客观上是地区和全球安全的最大供应者。(38)从卡拉加诺夫的叙述中，可以明显感觉到，俄罗斯精英阶层对于“大欧亚伙伴关系”这一概念所赋予的广泛周详思考和所寄予的极高期待。
不言而喻，上述地区合作规划与构思过程始终伴随着激烈的争论。这里既有对“转向东方”的否定，认为“转向东方”根本无助于俄罗斯摆脱经济困境，亚洲市场无法取代俄罗斯与欧洲的传统联系，过于猛烈、缺乏深思熟虑的转向可能引起消极后果，提出应该首先通过结构性改革优化增长模式，然后再确定对外政策与贸易定位的问题；(39)也有专家主张俄罗斯无须在东西方之间进行选择，认为俄罗斯不可能完全地融入世界某个大洲，因为这样就意味着俄罗斯对美国或者中国的从属地位。格奥尔基·托洛拉亚（Георгий Толорая）这位老资格专家提出，俄罗斯需要的远不只是简单地转向东方，而是要在解决与西方问题的同时，积极构建与亚太地区的关系。(40)毫无疑问的是，俄罗斯面临的是一个将会决定今后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历史发展阶段面临的重大战略选择。因此，第一，不可能对当下远远超过俄罗斯与亚洲地区规模、曾经具有4 000多亿美元贸易总额和营建了半个多世纪的能源管道基础设施的俄罗斯—欧洲经济关系无动于衷。第二，纵然不去考虑当下所涉及的各类经济利益集团（包括官僚主管部门）的重大关切和利益差异，仅仅从数百年“欧洲化”观念意识形态在俄罗斯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惯性所言，要真正实现“转向东方”，远远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当然，无论从远东西伯利亚的开发开放、还是中俄之间关于欧亚联盟和“一带一路”规划的“对接”，也无论从俄罗斯精英十分投入的激烈争论、还是卡拉加诺夫一篇又一篇的巨制宏论，由“大欧亚”概念和“转向东方”的战略构想中，逐渐演化和提炼而来的关于“大欧亚伙伴关系”的各种分析与描述，至少正在把处于一片混沌中的国际和地区格局走势，梳理成一个能略窥知其一二的客观进程。这是有关“大欧亚”和“转向东方”大争论的意义所在。
五、历史叙事模式的重构
悉尼大学教授、国际中东欧研究理事会（ICCEES）主席G.吉尔（Graeme Gill）2012年来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访问时，曾经做过一个关于俄罗斯历史叙事构建问题的演讲。他指出：随着苏联政权的崩溃，俄罗斯新领导者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如何处置那些体现苏联时代的符号？如何采取措施与过去切割？然而，关键是需要一种新的叙事。尤其是当政治发生剧变时，新的叙事就更为必要了。叶利钦时期，由于采取强烈的“反共”姿态，最大限度地否认苏联时代对俄罗斯的经历有任何积极的贡献，结果，以此为基础的叙事受到俄罗斯社会诸多派别的反对，引发了激烈的政治争论。新的叙事系统，应该在全面地研究苏联历史、对苏联时期做出有意义阐述的基础上形成。这种有意义的、具有连贯性的叙事，能够为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提供合法性的长期基础。(41)
吉尔教授所提到的叙事构建主张，看来在21世纪第1个10年，正在俄罗斯思想和学术界一步一步地得到实践。当然，要在历史上的俄国、苏联和今天的俄罗斯这一极其复杂的进程之间建立起真正承前启后、各方接受的历史叙事体系，远非轻而易举之事。
值得注意的首先是以下两方面的进取：第一，贯穿于整个20世纪的意识形态争论，在俄苏历史叙事形成方面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如何直面被意识形态和文化偏见所带来的无知曲解乃至恶意贬低，回归本国、包括西方历史研究优秀传统，为俄国历史的叙事构建正本清源，这是俄罗斯学术界正努力推进的一项工作。第二，与此有关，2017年是十月革命一百周年纪念日，围绕这样一个不仅对俄罗斯极其重要，而且世界各国都高度关注的重大历史事件纪念日，主管部门将如何确定基调、如何组织和开展活动，包括如何展开进一步深入的学术研究等各个方面，俄罗斯政治—学术精英的思考和筹划正在体现出一个富有丰厚历史传统的大国所具有的积累和特色。本书拟以以下两个案例来具体展示上述两方面的重要变化。
（一）卢金兄弟关于俄国史和政治文化的新阐述
至少经过了近20年的深入研究，作为俄罗斯国际问题研究专家，同时尤其是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亚历山大·卢金（Александр Лукин），和他的弟弟俄罗斯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帕·卢金（Павел Лукин），最近几年合作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系统阐述俄国历史和政治文化传统问题，批评欧美学术界，尤其是史学界对俄国历史的误解和歪曲，这些文章于2015年以《用头脑理解俄罗斯：后苏联政治文化与本国历史》为名结集出版，引起广泛反响和关注，堪称这一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进展。(42)
卢金兄弟从古罗斯时期开始，系统分析俄国历史和政治文化特点。他们对西方俄国史学结论的批评，集中在“俄国自古以来的专制主义传统”这一观点。由英国学者斯蒂芬·怀特（Stephen White）、阿奇·布朗（Archibald Haworth Brown），美国学者布热津斯基、比林顿（James Billington）等人广泛演绎传播的这一观点，不仅在西方学者中非常流行，而且在俄罗斯学术界，甚至在民间都有广泛影响。但卢金兄弟认为，这一观点充满谬误，因为自基辅罗斯早年的维彻民主，16—17世纪的等级代表制的缙绅会议，莫斯科罗斯时期的由选举伴生的地方自治，19世纪亚历山大二世时期的土地、司法、地方行政诸项改革进程，包括1906年以后国家杜马中多党体制活动中，都有自由主义法治精神和自治管理的不同程度的发展，这一系列历史事实，都证明了西方政治—历史研究中有关俄罗斯政治文化“一贯奉行专制”的相关概念存在偏差。(43)
卢金兄弟的研究有其重点。其一，卢金兄弟集中研究了诺夫哥罗德（Novgorod）城市民主传统，他们认为：从中世纪的诺夫哥罗德开始，俄国就已经开始探寻自治管理。作者详尽研究了维彻民主——诺夫哥罗德社会构成、市民大会的特点、地方行政长官、主教的治理功能和当时已经存在的社会冲突调解机制等，他们以大量的历史材料证明，俄罗斯有自己的政治民主传统，并不一直是专制统治。其二，针对西方政治学家以农村公社和集体主义生活方式的存在，作为“自古以来的俄罗斯威权主义”的历史依据的观点，卢金兄弟反驳道：有充分的历史材料证明，平均主义的重分式农村公社的出现，并不早于16世纪前半期，因此，根本谈不上这是“自古以来的威权主义传统”的基础，相反，卢金兄弟提出：俄罗斯农村公社曾经是自治管理组织、基层直接民主传统的承担者。其三，卢金兄弟认为，西方学者（主要是50年代冷战年代）有关俄罗斯政治文化和俄国历史进程属于东方而并不属于西方的结论，忽视了俄罗斯政治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层次性。卢金兄弟提出，12—15世纪蒙古的入侵并没有很严重地阻碍俄罗斯文化的发展。顺便指出，卢金兄弟的这一结论，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关于蒙古入侵在俄罗斯当地的影响的结论相类似。(44)其四，对于布热津斯基、理查德·派普斯（Richard Pipes）等学者多年来强调的俄国历史与苏联政治文化之间的连续性，认为苏联的“全权主义”乃是俄罗斯政治威权主义传统的延续的观点，卢金兄弟认为，尽管从某些方面的确存在着这样和那样的联系，但十月革命是与俄罗斯民族国家政治文化和宗教道德传统的彻底断裂。(45)
对于俄国千年历史的复杂沉淀，自从近现代俄国史学确立以来就一直有着无尽的争议，但是卢金兄弟的著述所指出的，冷战终结以来俄罗斯历史观念受到西方意识形态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一事实，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警讯。无论布热津斯基还是派普斯这些名声显赫的大学者，都曾是美国外交决策体系身居高位的官员，他们的学术观点带有意识形态和文化偏见是难以避免的。卢氏兄弟对于俄国历史和政治文化的重新论述，对于转型期俄罗斯思想文化主体性的构建提出了一个显然有着重要意义、但需大量去芜存菁工作的紧迫问题。
（二）对于俄国革命百年进程的历史反思与纪念
苏联刚刚解体时，传统意识形态被彻底颠覆，整个舆论界一边倒倾向于否定苏联时期的历史。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欧亚主义思潮的兴起，对苏联时期的历史评价稍稍有所回摆。21世纪初，普京执政后所推动撰写的萨哈罗夫两卷本《苏联史》，对苏联历史作了较为折中和稳健的评价。而2009年安德烈·祖波夫两卷本《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又重新回复到大幅度否定苏联时期的立场。直到2013年，经俄官方认定的“历史教科书纲要”的颁行，再次主张全面均衡地评价包括十月革命在内的苏联历史问题，这一基本态势大体上延续至今。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30多年中，俄罗斯学术界对于本国历史评价的反复摇摆，反映出帝国崩溃的特殊历史阶段历史评价问题的高度复杂和尖锐的意识形态分歧，折射出80年代中期以来俄罗斯社会急剧变动下政治文化和意见分化的不稳定状态。显然，无论是对于历史问题的保守封闭、讳疾忌医，还是对历史问题的虚无主义、随意抹黑，由于历史认知的分裂对社会稳定所造成的巨大伤害，迄今还很难估量。俄罗斯的学术和政治精英正是在这样的体认下，自21世纪以来逐步地倾向于以客观、公正、专业、开明为目标，以历史研究应该有助于在多年震荡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为前提，追求对历史问题作尽可能妥善的处置。2014年11月5日，亦即十月革命节前夕，普京在一次谈话中公开表示，“要对十月革命问题做出非常客观深入的、有专业水准的评价”，丧失了这一立场，科学将不复存在。他认为，这不只是历史问题，不要因历史问题“将社会重新编码”，也不要因地缘政治原因“篡改历史”。普京并不想恢复苏联，但是不主张对苏联一笔抹杀。(46)
对于俄国十月革命百年纪念活动的思考研究和组织部署，大体上围绕这一背景而展开。总体而言，普京主张全面、公正、专业、客观地评价苏联历史问题，避免因尖锐争论而破坏来之不易的大体社会稳定。普京本人对于包括十月革命在内的苏联时期重大历史问题有着自己公开而独到的评价。普京本人不满意苏联模式实践当中出现的保守僵化、批评苏联早期不当运用民族自决权，并认为苏联是在自我封闭下失去了与世界同步发展经济与科技的机会，以及在某些历史阶段过度使用暴力。这既与普京个人的政治保守主义取向有关——他不主张通过破坏式的激进方式推进社会变革；也与他的爱国主义立场相联系——根据俄主管官员的评价，普京不赞成因“国际主义而损害本国的主权与利益”。(47)普京恪守爱国主义，关注国家发展的延续性，寻求稳定与和谐，避免激进变革，这是普京历史观念中的基本方面。2013年颁定统一历史教科书，普京认为需在流行的“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俄国的大政变”这两种提法之间做出选择。其结果，就是在统一教科书《纲要》中出现的变化：第一，把对于十月革命的传统提法改为“俄国大革命”——类似对法国大革命的提法；第二，把1917年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和而后三年国内战争，相互联系起来统称为“俄国大革命”。这一变化的含义在于：其一，尽可能减少对十月革命提法的意识形态色彩；其二，把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联系在一起，以示俄国大革命与法国大革命等世界上重要革命进程之间的相互关联性。值得注意的是，从普京担任总统的2000年开始，就明确表示过尊重人民在苏联时期的奉献和创造，直到2016年1月还表示，他曾是“一个有理想的党员”，怀念以往作为经典思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所以，对于普京有关俄国历史的看法，还需要放到他对于整个历史进程的理解中去加以总体的认知与把握。(48)
2017年1月23日成立了十月革命纪念活动组织委员会。这一重要举措反映了普京的立场。该委员会主席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院长A.托尔库诺夫（Анатолий Торкунов）。他所著的俄国通史富于专业水准而稳健平衡，受到俄罗斯专业主管部门推荐。组委会成员包括文化部第一副部长F.阿里斯塔尔洛夫、国际历史博物馆馆长A.列弗尔金、国家历史图书馆馆长M.阿法纳西耶夫、圣彼得堡市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当年冬宫所在地）馆长M.彼得洛夫斯基、莫斯科东正教会负责人F.列戈达，以及著名导演A.冈察洛夫斯基等。从这一人员构成来看，显然，更为强调政府的协调作用，凸显了十月革命纪念活动安排的非意识形态和务实倾向。
俄罗斯民调表明，上述对十月革命的立场与处理方法与俄罗斯民意大体吻合。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戈尔什科夫统计认为，45%的俄罗斯人正面评价十月革命（根据2014年数据）。与此近似，列瓦达调查中心的数据如下：认为十月革命开创俄罗斯各族人民历史新时代的占25%，认为十月革命推动了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占29%，两者相加为54%；而认为十月革命阻止了社会发展的占19%，认为是社会灾难的占8%，20%的人难以回答（根据2011年数据）。(49)根据2017年6月戈尔什科夫所长的最新评价：当代俄罗斯人对于十月革命的理解既完全不同于苏联时期刻板思维模式，也不同于自由主义者们宣称十月革命意味着“垮台”，2017年4月列瓦达中心民调显示：48％的俄罗斯人把十月革命视为“不可避免”，而32％的俄罗斯人持有相反观点。在苏联解体以来如此复杂的政治生态之下，如此数量的俄罗斯人依然持有对十月革命的正面历史记忆，实属不易。
十月革命对于俄罗斯历史叙事具有怎样的特殊意义呢？首先，十月革命是当代世界历史多样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方面和节点。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提出：“十月革命之所以可以载入史册，因为，在欧洲当时遍布社会主义影响的背景之下，这是一次历史性的实验，反映了那一时代对社会主义的不舍追求，也包含着这一实践是建立在俄国式的集体主义、甚至是村社的古老基础之上这样的特点。”(50)可见，今天重新思考十月革命的重要意义在于：苏联的十月革命是世界多样化发展潮流之中一个不可替代的方面。苏联模式并不等于社会主义这一人类追求和理想制度的全部，但苏联模式确实是带有深重俄国社会历史特征，同时也是十分广泛丰富的社会主义思想与实践大潮中的一个重要体现。
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不同于欧美模式的多种文明、多层次的社会建构下的“多元现代性”纷呈而来。直到一百年之后，也即2017年2月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上，“后西方”世界的观念才正式作为峰会名称被提出。这表明一个自十月革命始、经百年探索之后，连西方自己也开始逐渐接受的多样化、多元化的历史认知，已经在被确立的过程之中。这对于新兴国家而言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需要进一步做出及时诠释的全球历史文明发展的背景。
第二，十月革命是世界地缘政治领域的一场剧变，深刻影响着当代国际政治。苏联曾与西方鼎足而立，形成两极世界。两极除了对峙之外，还维持着整个世界那么多年没有发生全面战争，究竟机理何在？究竟对后人具有何种意义？虽然迄今争论不休，但十月革命之后的国际政治显现出了新的地缘政治意义：偏向于以地理空间断裂为特点、侧重于通过均衡大陆的权力关系从而维护自身安全的大洋型地缘政治，与偏向于地理空间的连续性、侧重于周边地区稳定的大陆型地缘政治之间的大国空间关系，与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合二为一，不仅使得俄苏与西方大国之间的争斗显得更加错综复杂，同时，更表现出地理空间因素与意识形态因素相互结合之后的巨大影响力。这后一点，迄今还深刻影响着当代国际博弈。(51)
第三，十月革命的评价涉及现代化进程中重大现实问题的诸多考量。首先，关于革命、发展和改革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西方的“革命研究”（往往指对法国、俄国、中国三大革命的比较研究）认为，革命并不是“人民群众无法像以前一样生活下去”的情况下才发生，而恰恰是在往往经济状况还不算太糟糕的情况下出现，这是由于“人们相对被剥夺”的感受大大加强。(52)而在斯托雷平土地改革之后发生十月革命的事实表明：革命的爆发，也并非仅仅由于不进行改革，而恰恰是由于改革而引起社会不平等。(53)这是历史上革命发生的深刻背景，值得后世借鉴。同时，如何区分真正推动社会政治体制变革的“严肃革命”和外部势力强行推动下发生的“颜色革命”、如何区分革命正当性和过度使用暴力、如何区分革命首创精神和工农民众的自发性等等的重大问题，在十月革命百年纪念的过程中，也是一个很好的研究和总结的机会。
第四，在十月革命的百年纪念之际，如何提升人文社会科学的水平与能力，直面社会历史的尖锐问题，增强其解释、形塑、传播、教化的功能，正当其时。有关十月革命问题的思想阐述和学术评价，从来就南辕北辙，大相径庭。这里，不但有着东西方之间意识形态的高度差异，而且也有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水平与方法的高下之分。当今俄罗斯很有影响力的左翼理论家之一卡拉·穆尔扎，曾痛心疾首地认为，被大家所忽略的苏联解体的深刻原因之一，乃是苏联的人文社会科学的严重落后与封闭状态。(54)而当代思想界检讨西方左翼的影响力急剧衰减的深层原因，就在于完全回避了对于社会公平正义这一类根本问题的正面阐述，而只是侧重于性别、身份、话语等一类相对比较间接性问题的争议，从而，造成西方左翼力量在民粹崛起下的失语，导致了欧美社会发展的全面失衡，乃至世界秩序的混乱状态。从这一角度看，对十月革命问题的回答，是直面当代危机的一种理论和道义担当，也是为改进和超越人文社会科学所面临困境、避免悲剧重演的一项固本求进的根本性思想与理论建设。
从这些角度来看，俄罗斯政治与学术精英既着眼于当下稳定、也诉诸历史公平和正义，他们所深入思考和安排的十月革命百年纪念，自然是整个话语—叙事系统构建中的重要环节。
俄罗斯话语—叙事构建正在经历一个深刻的变化。从政治思想谱段的确立定位、现代性问题争议中的价值取向、以文明为基础的认同构建、发展空间的优先选择，以及对于本国历史中一系列重大问题的重新阐述等这几个方面来看，俄罗斯政治思想和文化领域正在经历的变化，堪与其历史上最具有影响力的时期相比拟。俄罗斯不光是一个“战斗民族”，事实表明，俄罗斯也是一个“思想民族”。俄罗斯精英在生逢历史剧变之下，所要构建的不仅仅是一个一个互相单独的思想概念，他们所要建立的是一个类似于“产业链”的互相贯通的“思想链”，力图在思想定位、现代性争议、认同构建、发展空间选择，以及历史再诠释等各个重要领域之间，筑起一道新的战线，以应对内外的艰难挑战。看来，俄罗斯精英明白，大国崛起首先在于思想的健全；而且，他们正在全身投入叙事构建的实践。没有这样一种思想的磨炼，难成大业。
问题的另一方面在于，像俄罗斯这样历史悠久、积累丰厚的结合部文明类型大国，在构建自身的叙事体系方面，虽然有着充沛历史资源的支撑，有着巨大资源支持和丰富阅历的辅佐。但是，作为具有多样历史文明来源的结合部文化大国，特别是经历了近百年复杂历史进程的考验之后，在刷选外来影响、形成自身认同、勾画治理方略、确定发展空间等叙事—话语系统的构建方面，显然也还存在着长期的挑战。
在一次瓦尔代论坛上的会面时，笔者有幸请教普京这样一个问题：“您对于俄罗斯知识分子一直给予高度评价，你早先对文化史学者德米特里·利哈乔夫给予高度赞赏，而后您经常引用哲学家伊万·伊里因的思想，”说到这里，普京微笑着，很有礼貌地插了一句话：“我对列夫·古米廖夫也非常重视。”我应答道：“是的，他是一位卓越的历史地理学家。”我接着说：“然后，您又亲自拜访了文学家索尔仁尼琴，授予他国家勋章。但问题是，所有这些知识分子都具有自己各不相同的思想取向，那么，您在给予这些知识分子高度评价的时候，考虑要将俄罗斯引导到哪一个方向呢？”普京总统略作思考，然后非常简要而清晰，同时也不无幽默地回答道：“俄罗斯是一个欧洲国家。俄罗斯信奉基督教，基督教教导我们要善待邻居，所以，我们一定要对中国友好。”(55)然后，普京总统就展开了他对关于发展中俄合作的一大篇论述。虽然，普京总统对于问题的回答非常简单，但是，他明确强调，俄罗斯是一个“欧洲国家”。我尤其注意到，普京在谈到基督教的时候，所使用的是俄文中的“Христианство”（基督教），而不是一般会用到的“Православие”（东正教）。十分明显，普京延续着俄罗斯作为一个欧洲国家的文明认同，强调的是东正教还是作为基督教传统的一支。多少个世纪来，俄罗斯作为一个欧洲大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活动，不言而喻地成为欧洲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出于种种复杂原因，俄罗斯难以被欧洲国家所接纳的事实，一直困扰着俄罗斯与欧洲国家间的相互关系。当俄罗斯又一次面临历史大变局之下的重新选择，当俄罗斯一再表示并已经切实启动面向东方的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之际，如何处置既要面向东方，同时又要保持欧洲国家一员的角色，显然，还面临着一系列考验。
俄罗斯有着自己独特的经济基础、文化传统、社会阶层结构、社会发展目标。与此相关，在俄罗斯的叙事构建过程中，并不是简单地重复欧洲政治文化中的左、中、右，或者欧洲式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民族主义这样一类政治思想的谱段分野，而是既有广谱的汲取，也有批判性的建树。俄罗斯要构建的是基于自己历史特性和当下现实需求的文明接合部大国的叙事系统。这也是我们关注俄罗斯的叙事构建的努力之时，需要思考借鉴和认真考量的一个方面。(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