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对三边互动的意义与路径
“一带一路”对三边互动的意义与路径
如上所述，欧亚大陆三大主体间既存在互相接近与合作的强劲趋势与潜能，又面临着阻碍和牵制着它们之间接近与合作的一系列障碍。在这样同时存在着的两种局面与趋势之下，如何调处三大主体间的相互关系，便成为这一项宏大决策的关键性考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凸显出它的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价值。
一、“一带一路”凸显联通与互补的重要价值
冷战结束之后，欧亚大陆各个力量中心间曾尝试通过各不相同的方式来构建相互之间的关系，但其成败利弊引发反思。一种是“民主扩张式”的区域连接：北约与欧盟在东欧地区推动制度转型和扩大成员国进程之中，其作用虽然因地而异，不尽相同，但这一具较强意识形态色彩，伴有排他性、差等结构式的跨区域过程，引发了欧美与“被转型”国家间的不少问题。21世纪以来，欧亚地区的多次危机，特别是乌克兰危机证明：西方排他式区域建构无节制的扩张，导致各方对立，引起欧亚国家内部及东西方相互关系中的深重后遗症。乌克兰危机后，除俄罗斯等国对这一模式的尖锐批评，包括欧盟精英在内也开始对此进行反思。(42)
另一种连接，是“传统纽带式”的区域聚合：欧亚经济联盟力求运用原苏联传统基础设施、经济与人文关系的纽带，发掘该地区的合作潜能，模仿欧盟推进一体化。但问题是，不光受内陆地理条件限制，欧亚经济联盟无论是其对外交往受限制，还是其过度依赖资源的经济模式都已日益显示弊端。在此同时，苏联模式的阴影始终难以消散，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既保持同俄罗斯合作，同时大力发展多边外交，内聚力始终受到考验。因克里米亚危机，欧亚经济联盟与欧盟尚未恢复交往，与“一带一路”的对接也还刚刚开始，因此，欧亚经济联盟的真正发展机遇的出现，还有待时日。
再一种连接方式是“多元并存式”区域合作：如上海合作组织的跨区域进程，主张不同历史文明背景、不同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不同国力大小和发展程度的各国之间，平等友好相处，互利共赢发展。该模式发展也遇到了各种困难和挑战，如何在“非均质”的成员国之间有效推进合作，在实践中要比理论上和想象中艰难得多。问题之一，一方面，上海合作组织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外溢效应”提供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国际合作平台，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前所未有地进入了俄罗斯传统影响地带，在双边和多边层面上会经过很长时间的耦合，才能真正有效地推进合作。问题之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极其多样性，使得该组织在发展方向的选择、成员国内部关系的协调等方面会经过一个相当长时间的制度化过程。因上海合作组织的开放包容、平等互利的特性，使得各成员国能够在一个自己创造的新兴国家地区组织中相互适应、合作成长。但是，在当前国际变局之下的上海合作组织各项具体目标的实现和落地——特别是面向欧亚大陆纵深地带的推进有效合作——各方意向不一决策速度迟缓，因此尚需新的动力与新的路径。
上述对欧亚大陆三大区域建构的思考和评估，有助于探讨当代大变局下更为理性务实的相互连接和接近的新路径。
从形式上看，“一带一路”倡议并不具备欧盟和欧亚经济联盟那样的区域体制构建，如何与上述两种具有较为明确而固定体制构建的区域进程交往与合作，还是一个探索性的课题。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是：第一，欧盟和以此为楷模的欧亚经济联盟乃是区域合作建构中的“同质进程”，但是，这样的“同质结构”并没有排除它们相互间的关系擦枪走火，甚至正面对抗。原因在于，现有区域进程建构并没有能够解决两大板块之间，特别是在两大板块交错部分——比如欧盟与欧亚经济联盟在乌克兰——的利益切割与竞争性问题。第二，欧盟与俄罗斯两大区域建构之间虽然在经济结构上相互依赖，但是，这种结构上的相互依赖性的实现，还需要兼顾内部和外部的大量复杂因素。2014年后的乌克兰危机和克里米亚事件，说明在这两大区域建构之间互补潜能的存在，完全不排除同时还有着“对冲性”张力。第三，事实表明，问题并不在于：需要合作的各个地区构建间是否具有相似的区域制度构建；经验证明的恰好是相反的事实：即使制度相似，一旦地缘政治与经济利益相悖，仍孕育着非常巨大的冲突风险。由此而来的启示是：当今欧亚大陆各大主体间的交往，需要通过非传统区域构建的设置，尤其是避免意识形态和安全利益方面人为排他性的构建设置，包括避免仅仅是以单一文明单位划分，而是以新的跨文明共同体形式的区域交往模式。就此而言，“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非区域性制度构建、非单一文明单位为基准、非意识形态和安全领域的人为排他性等特点，可以成为欧亚大陆各板块之间争取平等交往与互利合作的有效功能与路径。
二、“一带一路”以独特的体制创新服务于既定秩序的完善
“一带一路”倡议虽然没有提出关于未来区域体制构建的具体预设，但是，几年来的实践中已经出现了一些辅佐性的体制机制安排，旨在对现有秩序起到完善和改革的作用。
其一，亚投行的典范：以现有机构的示范助力于欧亚合作机制的演进。
中国与当今一百多个国家共同创设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包括金砖国家发展银行等一类多边合作机构，正在为欧亚合作提供机制上的铺垫。亚投行以其开放合作的价值观念、独特的内部治理结构、雄厚的资金实力，以及公平有效的贷款项目管理，不光吸引了英、德、法、意等工业发达国家的加入，而且，早在2017年就获得三大国际金融评估机构三A最高信用评级。亚投行在未来欧亚三大板块合作中所能够发挥的作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从笔者参与的有关欧亚大陆多边合作的国际研讨中，经常被提及的观点是，中亚可能是这一宏大合作进程成败与否的关键区域。有鉴于此，来自欧洲专门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资深学者法比耶纳·博叙主张从亚投行等金融机构的介入，来探讨未来欧亚接近与合作的路径。她提出：“在实践层面上，短期内以‘混合’的形式进行合作：欧盟可以提供一笔补充资金，以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发放贷款，然后再由中国主导的亚投行提供贷款。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已与亚投行共同为中亚地区的项目提供贷款。由于欧盟经常与中亚地区的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合作，并认为亚投行是符合国际规范的可靠合作伙伴，因此，作为小规模试验的这一做法，可以推动今后更大规模的联合融资计划。”她又补充道：“从长远来看，欧盟和中国开发银行（如中国开发银行和丝绸之路基金）之间的直接合作也是可能的。在中欧共同投资基金计划下，欧洲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该计划由欧洲投资基金和丝绸之路基金共同设立，旨在促进‘一带一路’和‘容克计划’之间的协同效应。在中期，欧盟与中国开发银行之间的直接合作可能在中亚地区成为现实。”(43)从长期效果看，这样的投融资合作机制势必有可能推动制度层面的互动、开放、合作的逐步深化。
其二，“17+1”：创设多边合作平台。
2019年中欧峰会期间，中国与中东欧十六国间的磋商平台进一步拓展成为吸收希腊以后的“17＋1”。尽管此前的2019年2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专访中东欧的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旨在对中俄等在该地区的合作施加压力，(44)但并未根本改变中国与欧盟成员国和非欧盟成员的欧洲中小国家间的合作意愿。其根本原因在于：当欧盟还不能如在欧洲核心地区那样关顾相对后进地区发展的时候，中国的存在弥补了这样的遗憾：无论这一平台设置将会遭遇怎样的困顿，从方向上说，这既有利于欧盟均衡发展，也成为中欧关系的有益补充。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之间的合作还吸收了“金砖＋”机制，以金砖国家为核心带动周边合作的经验，波兰“三海倡议”汇集了波罗的海、亚得里亚海、黑海周边的12个成员国，其中11个曾是“16＋1”的成员。虽然这一进程颇为曲折，但鉴于新欧洲不光在当今欧盟事务中，包括在欧美关系中的作用也令人注目，因此，借助新欧洲在当地的现有网络，实现增益效应，是一项值得进一步尝试的举措。迄今为止，尽管欧洲舆论对此还存在争议，但是这一进程是在高度体制化的欧盟和相当务实灵活的“一带一路”倡议这两个不同类型的进程之间，所形成的一个对话与合作的机制，其中积累了多方谋求发展合作的意愿和创新的实践。因此，尽管经受挑战，这一进程仍将在风浪中前行。
三、疫情冲击下的重大挑战和发展调整的机缘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挑战，既给中、俄、欧三方造成巨大挑战，但同时，也带来中、俄、欧三边关系调整与发展的重大机遇。(https://www.daowen.com)
一方面，美国面临疫情迁延传播而无法控制的局面，打乱了特朗普谋求连任的计划，于是企图以“甩锅”中国、抹黑俄罗斯、打压欧盟等一系列手段，嫁祸于人。特朗普试图进一步以“脱钩”“退群”“制裁”等手段大幅度毁坏多年来构建而成的建设性大国关系。观其结果，除四处树敌之外，特朗普政权一无所获。从深层次看，特朗普政权的胡作非为反映的是全球化进程遭逢逆转、欧美发达工业国家处于衰落的全面调整之中、保守主义与极端主义势力崛起，再加上面临着疫情危机、能源金融危机、大国关系危机、文明与种族间危机等综合性危机同时爆发，从而使得中、俄、欧诸大国处于前所未见的艰难局面之下。
在此同时，疫情大流行和美国霸凌政策在客观上又给中、俄、欧这三大板块的接近，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机遇。
其一，疫情期间，美国再一次同时挑战中、俄、欧三方，犯下国际政治中企图“长臂施压”而伸展过度之大忌。本来，2020年1月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定的签署，以及疫情的来临，为中美两大国的接近带来了机会。但是美国肆无忌惮地对中国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舆论攻击、经济阻遏和在南海地区以及台湾海峡的军事威胁，企图将中美关系拉回到尼克松访华之前的对抗状态。美俄关系本来是两国政治精英寄予厚望能够得以调整的一个领域，但是，美国坚持要退出《中导条约》《外层空间条约》《新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等一系列美俄之间重要双边军事安全条约。加上大选来临之际，所谓“俄罗斯干涉美国大选”的话题旧事重提，使得半年内普京与特朗普之间已经五次元首通话旨在改善美俄关系的努力，难见突破。美欧关系也原本是处于力量不对称格局之下的西方盟友关系。但欧盟在处于弱势的背景之下，面对美国在伊朗、古巴、国际刑事法院以及国际气候问题上一系列对欧洲严重不利的举措，特别是在“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和“土耳其溪”二线工程项目上的连续打压，欧方官员忍无可忍。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何塞普·博雷利（Josep Borrell）声明：美国实施“域外制裁”违反国际法。德国外交部长马斯表示：反对美国对参与“北溪-2”输气管道项目的相关企业实施制裁，欧洲能源政策应由欧洲制定。(45)表面上看，美国出于疫情无法控制，以及大选中的激烈竞争，特朗普政权方寸大乱，急不择路，于是向中、俄、欧三大主体发难。实际上，这还是国际大变局下，美国霸权衰落、而欧亚大陆三大主体有意趋于互相接近与合作这一趋势的反映。
其二，疫情凸显了“一带一路”倡议所蕴含的巨大潜能。
近年来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过程中，国际舆论广泛关注有关中欧班列、希腊比雷埃夫斯港项目、塞匈铁路、中白工业园区、5G合作等大型标志性项目的推进。疫情期间，令人振奋的是，以上几乎所有项目在面临十分严峻的国际挑战面前，都拿出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单。
疫情下，全球贸易与交通运输急剧下降。但“一带一路”沿线投资依然增长11.7%；贸易额增长3.2%。其中，得力于中欧班列的巨大贡献。2020年1—4月中欧班列开行数与发货量同期上升24%和27%，累计运送8 000吨抗疫物资。
继2019年底中国承建和运营的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完成565万标准集装箱（TEU）运输量，从而使得十年前濒临破产的该港口到如今已经跃升成为地中海第一大港、欧洲第四大港。疫情之下，该港口坚决配合希腊政府防疫举措。在严格管理之下，整个公司上千名中外员工在当地严重疫情下，无一人受感染，同时，2020年1—4月比港的三个码头集装箱货运量同比增长2%。
国际媒体多年聚焦的塞匈铁路项目，于疫情之下的2020年4月24日，在国家发改委推动下，中国进出口银行与匈牙利财政部签署匈牙利路段贷款协议，标志着这条曾经推迟多年的国际铁路项目正式进入实施阶段。该项目于2019年5月中匈企业联合体经过关键性的公开招标程序成为项目主承包商，并签署工程总承包（EPC）合同。2020年5月19日，匈牙利国民议会以133票赞成、58票反对和3票弃权通过了塞匈铁路升级改造工程法案。这说明塞匈铁路完成了极其关键的一项法律程序。
中国最大的海外工业园区——中白工业园区于2020年2月25日正式宣布成为白俄罗斯首个5G应用技术试验平台，并由华为白俄罗斯公司提供5G设备。该工业园区的5G项目试验将推动无人机、无人车、无人仓库等一系列项目落地，并由白俄罗斯向周边地区推广。
在疫情的艰难形势下，“一带一路”大型标志性项目的显著推进，标志着中国与当地政府与合作方共同推进“一带一路”的坚定决心，也说明即使在疫情的非常时期，“一带一路”项目所具有的巨大潜能和影响力。
其三，“一带一路”倡议对于中、俄、欧长期合作的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一带一路”大型标志性项目在疫情下坚定不移地向前推进这一现象所蕴含的长时段作用与意义。
首先，“一带一路”成为欧亚大陆贯通南北东西贸易运输通道的重要铺垫。联通欧亚大陆两端的东亚与欧洲，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初衷。目前，联通欧亚大陆东西两端有三条贸易通道：第一条传统航道是从中国和日本等东亚地区，经南海，进入马六甲海峡，再经印度洋、阿拉伯海、红海，出苏伊士运河，横穿地中海，出直布罗陀海峡，再北上西欧和北欧各个港口，然后通过陆地交通辐射整个欧洲。这是目前最主要的以海运为主的贸易通道。第二条是中国与欧亚伙伴近几年创建出来，从中国武汉、义乌、乌鲁木齐等各城市出发的中欧班列，经俄罗斯、中亚、东欧，然后到德国、奥地利等欧洲核心地区。显然，这一条贸易通道对于欧亚大陆纵深地带的内陆国家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第三条中欧海陆快线，从远东地区港口出发，到达希腊比雷埃夫斯港，通过建造中的塞匈铁路，经马其顿、塞尔维亚、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等中东欧国家，未来将辐射整个欧洲大陆。这条海陆快线结合海洋运输的低成本和铁路运输的时间优势，时间上比传统海运路线缩短7—11天，运营成本不到从中国出发的中欧班列的四分之一。(46)短短的几年中，横贯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贸易通道从一条增加到三条，这不能不被看作“一带一路”倡议为中、欧、俄三方互联互通所做的重要铺垫。尤其重要的是，目前连接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运输通道日益活跃，但相比之下，在欧亚大陆中部地区能够在波罗的海与地中海、黑海之间贯穿南北的交通干道，欧盟与俄罗斯虽都有期待，但却难以推进。在此背景下，从比雷埃夫斯港经过塞匈铁路而深入欧亚大陆的线路，不仅着意于打通南北，而且将欧亚大陆的东西走向和南北走向的通道，能够逐步连成一片，推动欧亚大陆各方的联通。
其次，“一带一路”为跨国、跨领域、跨行业的超大型复杂项目提供积累。
“一带一路”标志性项目的一个特点，在于促使了多国、多领域、多行业在前所未有的宽广而复杂范围内的国际大项目合作的经验积累。
上述海陆快线通道，包含了比雷埃夫斯港口和塞匈铁路两个大型跨国项目。虽然，这两个项目涉及许多国家与地区，但是由于这两个项目对于欧盟国家，特别是经济较为后进的南欧、中东欧与东南欧地区国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因此，尽管无论是欧盟还是项目所在地国家都对十年前就已经提出的这个项目的立项过程给予高度重视和严格要求。经过了长时间的谈判和沟通，其中还包括2016年来自欧盟对于该项目的专门调查。历经重重考验，欧方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个项目。2018年9月，欧盟提出“欧亚互联互通”战略，系统地阐述了欧盟对于欧亚大陆互联互通的构想与实施路径，表示愿意同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加强合作。(47)从现有文献看，鉴于海陆快线项目涉及不光是东西方十几个大小不同背景的国家，而且涉及海陆运输、基础设施建设、国际国内法律事务、项目规划管理、技术标准和知识产权等异常纷繁复杂的跨国、跨行业、跨领域的知识与信息，毫无疑问，这一项目对于加强各国间的沟通和合作，对于优化各领域的复杂知识、信息和技术准备，对于促进这一复杂系统中的各方衔接，以推动互联互通，都有极大的好处。(48)
同时，“一带一路”在推动欧亚大陆内部合作时，兼顾海外主体的公平参与。欧亚大陆的中、俄、欧三方合作能否得到推进的一个关键，乃是如何调处与欧亚大陆之外的国际主体，特别是美国的参与。值得关注的是，“一带一路”的标志性项目从起步开始就关注到了这一重要环节。例如，中白工业园区是不同于一般的企业主导型的工业园区，它是在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政府大力推动之下的一个中国海外最大规模的工业园区。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曾亲自下令给予十年免税和99年土地使用权的优惠待遇；习近平主席在2010年和2015年先后两次亲自到“巨石”工业园区进行考察。截至2018年7月，中白“巨石”工业园区已经有36家企业与机构入驻。这36家入驻单位中，除了来自中国、白俄罗斯的企业，还有来自德国、美国、瑞典、以色列、奥地利、立陶宛等国的企业与机构。德国企业作为园区股东，还拥有0.67%的具有象征意义的股份。中白工业园区的这一开放式姿态，为其以后的进一步拓展和开放打下良好基础。(49)
美国智库对于“一带一路”的推进，一直是有着不同的反应。其中不无带有疑虑的立场。比如，或是强调以“多边化加以应对”；或是主张“应与中国良性竞争”，“旨在重获基础设施项目上的主动权，并先发制人地保护战略上非常重要地区不受未来中国投资的影响”。(50)同时，也有智库和学者提出较为积极合作的态度。比如有学者提出：“一带一路”是协调欧亚大陆内部聚合与美国利益之间关系的非常可能的有效途径，包括欧亚大陆之外的合作。比如，有学者建议，美国与澳、日、新等联手取得了巴布亚新几内亚国家电网17亿美元项目。由于巴布亚新几内亚已经加入“一带一路”倡议，所以，可以利用这样的空间寻求与中国的合作。(51)美国智库学者甚至开始讨论在“一带一路”比较关键的地域枢纽酝酿如何寻找合作的机会。比如，美国外交学者网站发表了萨贝娜·西笛基的文章提出：中国和巴基斯坦双边合作开发瓜达尔港的开通，大大缩短了中国与中东、非洲之间贸易距离。因此，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国近来也显示出参与瓜达尔港建设的巨大兴趣。如果这一趋势得以推进，那么，这不光将大大提升瓜达尔港本身的国际开放度，而且也将撬动与沙特阿拉伯等有着传统伙伴关系的美国等大国的合作。(52)
再有，“一带一路”经验有助于国内国际两大市场交织发力和深化改革。
自2011年3月首列中欧班列“渝新欧”开行以来，中欧班列的系统运行已经有将近十年的历史。该项目的目标之一，是打破欧亚地缘政治经济的国家间阻隔，缩短时空距离，推进跨国跨洲的陆路运输的常态化和便利化。经过各方共同努力已使得这一目标显著地得以实现。其中，包括疫情暴发后2020年2月24日中方提出“海关—铁路运营商推动中欧班列安全和快速通过伙伴合作计划”（“关铁通”）等十项举措的有力推动。目标之二，通过中欧班列来实现“磁场效应”，提升沿途城市的产业聚合和“溢出”效应。因“渝新欧”的启动，使得惠普、宏碁等笔记本电脑巨头落户重庆，重庆因而成为全球最大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之一；因“蓉欧快铁”，使得已在成都落户的戴尔、TCL、联想等企业扩大在成都的规模；也因中欧班列的开通，德国的汉堡、杜伊斯堡，波兰的华沙、罗兹、马拉舍维奇，以及俄罗斯的莫斯科等地进一步成为贸易集散枢纽。(53)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和延续不仅继续激励，并且证明中欧班列的巨大生命力；同时也提出了需要加以改进的新目标。一方面，要克服中欧班列目前还存在的“通而不畅”“线路重复”“信息滞后”等缺陷，把研究国际规则与改革国内体制紧密结合；(54)另一方面，要立足于战略对接的高度，真正落实习主席所讲的把“大写意”落实到“工笔画”的要求，通过中欧班列串联各地的境外合作园区、加工基地、仓储基地、基础设施建设基地，推动沿线国家经济发展与合作。中欧班列向欧亚大陆纵深地区推进的背景下，国内与国际两个市场形成循环和两种改革交织发力的前景是可以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