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危机交织下的科索沃战争
多重危机交织下的科索沃战争
如果说，1997—1998年的东亚—俄罗斯金融危机，和1999年西雅图世界贸易组织会议期间的大示威，是世纪之交全球化如火如荼推进之时所遭受的最初抵制，那么，1999年科索沃战争爆发，则是另一个划时代的重大事件。不仅因为这是美国主导下北约第一次跨越联合国对一个并未直接威胁自己和盟国的国家用兵；也不仅因为从这一时刻开始，俄罗斯与美国及西方在冷战后所建立起来的关系突现裂痕，并开始倒转。正是这场战争，把扑朔迷离的现象背后的深层悖论一一剥离，使人们看到，后冷战时期在意识形态与地缘政治之间，在全球化、区域化与民族国家主权之间，以及在东西方不同文明形态——不光是巴尔干地区的东正教、西方基督教、伊斯兰教——之下，而且也一定程度上包括西方阵营的欧洲与美国之间的一次复杂而全面的较量。
一、预言家德热拉斯
米洛万·德热拉斯（Milovan Djilas）曾经是20世纪一位声名显赫的人物。他曾是南斯拉夫共产党领袖铁托的高级私人代表，是与斯大林进行谈判的一位政治家，也是后因对铁托执政时期一系列做法表示怀疑，导致个人著作遭禁，连本人也受长期囚禁的一位南联盟持不同政见者。但是，在冷战后能对南联盟未来命运做出比较准确的预判者，除了德热拉斯，大概很难再有出其右者。
南斯拉夫处于欧亚大陆的东西方文明结合部的最西南端。这里不光是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之间，也是天主教、东正教、伊斯兰教各大宗教和势力犬牙交错、互相竞争博弈最为激烈的场所。第一次世界大战从这里开始引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这里被称为“火药桶”。雅尔塔体系之下的冷战期间，斯大林和丘吉尔之间著名的划分世界版图的大国交易，正是从巴尔干半岛开始的，欧洲被铁幕一分为二。
科索沃，原来是南斯拉夫境内的一个自治共和国。这是除了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斯尼雅－黑塞哥维那、马其顿、黑山等六个自治性质的共和国之外，在南斯拉夫境内最小的一个自治行政单位，主要居住着南斯拉夫人的邻居阿尔巴尼亚人。但是，在科索沃的北方又聚居着塞尔维亚人。科索沃本来就已经是南斯拉夫境内阿尔巴尼亚人的“国中之国”，而科索沃北方的这一片土地，堪称科索沃这一小块土地上的“族中之族”。一个被人们经常提到的事实是：南联盟作为形式上的联邦制国家，在冷战结束之后，它虽尚能够接受犹如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黑、马其顿、黑山等自治共和国的一一离去，但是，唯独科索沃的独立，乃是塞尔维亚人最不堪忍受之举：因为这里是塞尔维亚民族文明两千年前的发祥圣地之一。(65)
早在冷战期间，科索沃就有强烈的独立倾向。1981年阿尔巴尼亚人在科索沃发起要求独立的暴动之后，德热拉斯曾经预言：“我们的体制之所以建立起来，便于铁托的控制。既然，铁托已经不在了，我们的经济形势又变得至关重要，那么，就自然会出现权力更加集中的趋势。但是，这种集中却不会成功，因为它与各共和国的民族—政治的权力基础相冲突。这不是传统的民族主义，而是建立在经济私利基础上的更为危险的、官僚主义的民族主义。南联盟体制将以这种方式开始崩溃。”
到1982年，世界注意力被集中到刚刚上任的苏联领导人尤里·安德罗波夫身上，寄希望于他能够开始改革。德热拉斯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安德罗波夫热衷于收集匈牙利家具，几乎照单全收，“他没有新思路，只是一个过渡人物……只能为真正的改革者的随后出现铺路”。到了1985年，当全世界都对戈尔巴乔夫寄予极大希望之时，德热拉斯冷言道：“你会发现，戈尔巴乔夫也只是一个过渡人物。他会做出重要的改革，引进某种程度的市场经济，然后，体制中的真正危险就会变得显而易见，东欧的异化就会变得更加糟糕。”在德热拉斯眼里，南斯拉夫将会变得“像黎巴嫩一样。且等着看吧”。
时间推进到1989年的11月，当时的南斯拉夫国土上，无论是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包括塞尔维亚到处都洋溢着一片自由化的气氛，有人推测，推行着强硬路线、作为最后一个与西方对峙的塞尔维亚共产党领导人米洛舍维奇将会“是一个过气的明星”，很快就会被剥夺权力。德热拉斯却预言道：“米洛舍维奇仍然有希望。……你看到的自由化起因是很坏的。它是塞尔维亚和其他共和国之间民族主义竞争的后果。最终，南斯拉夫会像英联邦那样，是一个相互有贸易关系的国家之间松散的联盟。但恐怕先会有民族战争和叛乱。这里的仇恨实在是太强烈了。”(66)尽管德热拉斯所预言的米洛舍维奇也并没有在政坛滞留过久，他因西方所称“人道主义罪行”被囚，最终过世于狱中，但是，围绕着科索沃问题的征战搏杀，一直是此起彼伏。有时候看似对立各方正在走向妥协，但最终又重新趋于对抗。就这样一波接着一波，科索沃危机迄今已经二十余年，始终未得平息。
二、导火索——波黑冲突
要理解90年代末期的科索沃战争，离不开此前的波黑战争。这两场战争有着密切的关联性。
先来看一下波黑战争。历史上的波黑地区，主要居住的是塞尔维亚族和克罗地亚族两个民族的居民。但自从15世纪土耳其侵占该地之后，又有了大批信奉伊斯兰教的塞族居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塞族人为主导的大塞尔维亚王国，实行对克罗地亚的歧视政策，造成了克罗地亚人对塞尔维亚人的民族仇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克罗地亚人暗杀了塞尔维亚王国国王之后，投靠德国希特勒；并推行对塞尔维亚的种族屠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南联盟成立，铁托主张反对“大塞尔维亚主义”，但是并没有并行反对“大克罗地亚主义”。到了1971年，波黑境内的塞尔维亚族穆斯林成为人口主体，而塞族次之。1980年铁托去世之后，南共联盟式微，民主集中制难以为继，中央委员会由八个国家轮流坐庄。1991年6月，原来南联盟内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在德国影响之下，首先宣布独立。不久南联盟的波黑共和国也倾向独立。1993年3月，波黑境内的克黑两族宣布独立后，开始阶段在当时的欧共体协调之下，就国家体制的前途问题与塞族进行协商，也达成了一些协议。但是事过不久，1993年4月6日、7日，欧共体与美国相继率先承认波黑独立，这不光令世界舆论哗然，也让当时正在进行的谈判陷入停顿。7日，波黑战争爆发，当地人民陷于血族仇杀的灾难之中。当时，意大利民主党党首普拉尼曾指出，欧共体要对目前在波黑出现的乱象负责。同一天的《华盛顿邮报》也批评美国过早承认波黑独立。(67)四年波黑内战中，尽管西方竭力渲染波黑战争中塞族方面的“人道主义行径”，但是，出于对巴尔干最后一个倾向于共产党主导的国家的仇视，也出于对俄罗斯传统盟友——塞尔维亚的打压，欧美的立场若不偏袒波黑克族，也难以令人相信。以1994年3月的战事为例，当波黑穆族对塞族发起进攻时，北约和西方国家不问不顾。当塞族出手反击时，北约马上进行空袭轰炸。(68)最后，这场大战打了四年。到1995年年底，在美国大幅度介入之下，波黑战争宣告结束。其背景是，克林顿急于投入大选，希望从波黑战争脱身；但是，美国在欧洲国家干预不力的情况下，也不得不出面主导波黑等地区的安全事务。在美国主持之下，1995年各方签署但顿协议，把波黑共和国建成了穆—克联邦和塞族自治并存的，“一个国家、两个实体、三种军队”的相当独特的国家建构形式。其缘由，还在于主导整个过程的美国，希望削弱塞族以动摇其支持者塞尔维亚的存在；并为今后类似的美国干预行为立威。作为波黑战争的另一项遗产：由北约主导并掌管危机期间的整个军事行动，俄罗斯及欧洲国家作为参与者的角色，只是在听命于美国支配。这成为一种军事行动管理模式，在而后的科索沃危机中被延续；但同时，也深深地刺激了欧洲的不满，尤其是在日后激发起了俄罗斯的反弹。
三、科索沃战争中的大国关系转折
美国与欧盟的介入并没平息南联盟境内的动荡局面。4年后，也即1999年3月24日—6月10日，北约军队再次以“防止人道主义危机”为旗帜，发动了轰炸南联盟的科索沃战争。与波黑战争相比，首先，在科索沃战争中美军动用大量高科技武器，进行了大规模、高强度的打击。战争的规模大大超过了波黑战争的格局。第二，令人难以忘怀的，是美军在科索沃战争期间悍然违反国际法，用导弹袭击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致使三名中国年轻的外交人员献出了生命。第三，同样是发生在前南斯拉夫国土上的一场内战，在波黑战争中，还是以联合国决议形式，授权北约组成多国部队“使用必要手段”来维护稳定。然而，科索沃战争，则是美国经过了波黑战争的观察和实践，完全看清了当时的欧洲国家并无政治意志和决策能力来确保欧洲的安全稳定，遂单边行动，发动战争。对于这两场战争的原则性区别，连后来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麦克福尔都不得不承认：“科索沃不是波斯尼亚。科索沃是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一个组成部分，没有一个西方官员对此持有异议。因此，对波斯尼亚的干预是由在国际上获得承认的国家进行的，从而在国际法传统中是正当的，而对科索沃的干预没有联合国的授权，就侵害了一个国家的主权……。”(69)
通过对后果的考察，可以清楚看到：美国完全低估了俄罗斯对于科索沃战争的反应强度。虽然，一方面美国认为，俄罗斯即使开始时暴跳如雷地加以反对，但还是配合美国对米洛舍维奇施加压力，并在最后导致米洛舍维奇接受条件严苛的妥协，停止了战争。但是另一方面，按照麦克福尔的说法，俄罗斯似乎有一个“平行议程”：当俄罗斯军队的一个分遣队从波斯尼亚维和行动中，前往到达科索沃首府普里斯蒂纳，几乎引发了俄罗斯军队与美国军队之间的战斗。在两军对峙的“普里斯蒂纳停机坪上，1997年5月达成的北约—俄罗斯巴黎峰会的合作精神踪影全无”(70)。1999年4月的民调显示：90％的俄罗斯人认为北约轰炸南联盟是一个错误。65％俄罗斯人认为，北约是冲突中的侵略者。特别是俄罗斯年轻人对美国的看法转向负面，67％的18岁到35岁的俄罗斯人对美国的轰炸持负面看法。这是90年代以来俄罗斯民意一直对美国抱有持续好感之后第一次的大幅度滑坡跌落。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安德烈·韦斯认为：“科索沃战争引发了这一时刻令人难以置信的美俄关系破裂，我认为，我们任何人都不知道会有这种破裂。我们都想要制止米洛舍维奇，但就是没料到事情会这么糟糕，这么尖锐。事情确实很难看，远远超出了任何人的估算。”(71)
按照麦克福尔的记载，美国人对俄对于科索沃战争的激烈反应完全感到意外，此事本身就耐人寻味。值得观察的是，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美国人如此不明就里呢？从麦克福尔对于危机期间的美俄高层沟通的记载来看，美国方面非常得意的是，强权之下俄罗斯的让步。包括美方一些人认为：向叶利钦提供参与八国集团的机会，乃是诱使俄罗斯在科索沃问题上最终让步的妙棋。克林顿也认为这是在他总统任期内做得最聪明的一件事。
但是，科索沃战争的结局，究竟多大程度上能够作用于长期的地缘政治意义上的美俄战略合作呢？麦克福尔认为：第一，“因为科索沃事件，（美俄）常设联合委员会的共同磋商和决策论坛未能发展起来，2002年北约与俄罗斯决定将其取代。但科索沃提醒每个人，不允许俄罗斯否决北约行动，乃是确保北约一旦如果需要则能够行动的关键”(72)。而这又成为损坏俄美关系的最为关键的步骤。第二，麦克福尔合乎逻辑地体认到：“作为科索沃战争的后果，俄罗斯政治家们开始支持俄中联盟反对美国。”其具体结果，在美国人看来，就是中俄间签署了20年的友好合作条约，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在2001年的正式成立。第三，冷战后欧美盟友间开始出现裂痕也在科索沃战争中得以一窥：对欧洲来说，是一直听命于美国的指挥棒，还是欧洲国家能够实施独立的决策权，这始终是围绕科索沃危机的一道难题。正当俄罗斯的特种部队迅速地从波黑战场降临普里斯蒂纳机场之际，两军严重对峙，一触即发。情势确有类似于叶利钦所威胁的“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迹象。在此背景下，北约盟军最高指挥官韦斯利·克拉克将军和英国盟军地面部队指挥官迈克尔·杰克逊将军之间有过一场争论。坚决不听从美国将军克拉克指挥的英军将领杰克逊在激烈的争辩之后，最终占了上风，他坚决不执行克拉克将军关于用阿帕奇直升机去堵住机场跑道的做法，而是封锁了进出机场的通道，使得没有援兵的俄罗斯军队控制不了机场。最后，俄军反而向英国军队要求提供食品和饮用水。(73)尽管，欧洲军队始终不是科索沃战场的主角，但是，欧洲利用近在咫尺的优势，以及老谋深算的筹划，已经预示着它会在下一阶段的科索沃事务当中尽情显现出自己的能量。
四、扑朔迷离的“科索沃独立”进程
科索沃战争结束后，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1244号决议，重申南联盟对科索沃地区拥有主权，要求所有联合国成员尊重南联盟对科索沃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同时，科索沃由联合国特派团进行管理，北约领导的国际维和部队提供安全保障。联合国托管科索沃后，南联盟及其更名后的塞尔维亚和黑山，及如今的塞尔维亚，都要求按照联合国安理会第1244号决议，反对科索沃独立；但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则坚持要求科索沃的完全独立。
2005年以后曾进行过关于科索沃地位问题的谈判，未有成果。2007年3月联合国特使、曾主张科索沃战争由北约主导危机管理的芬兰总统阿赫蒂萨里向联合国递交关于在国际监管下实现科索沃独立的建议，因俄罗斯的反对，未被通过。又经过几年的无效谈判，科索沃阿族于2008年2月17日单方面宣布独立。对此，美欧支持，俄中反对。按照实际一直主张科索沃危机应由美欧主导的阿赫蒂萨里的说法，科索沃应经过三个阶段实现独立：第一，1999年战争结束至2008年2月，即联合国托管阶段，为“事实上的独立”阶段；第二，2008年至2012年9月，“有条件独立”，也即“无完整主权”阶段，并由联合国特派团监督，转化到由欧盟使团监督；第三，“完全独立”，即由科索沃当局宣布的独立阶段。但是，塞尔维亚和俄罗斯都不承认由美欧催生下的所谓科索沃“独立”。
2012年9月由欧美等25国组成的科索沃国际指导小组宣布：结束科索沃“独立”四年后的国际监管。国际法院也在2010年曾宣布科索沃实现“完全独立”。塞尔维亚和俄罗斯对上述立场宣示，并不以为然。它们坚持认为，科索沃独立问题只能在塞尔维亚和科索沃之间会谈的基础上产生。
值得注意的是科索沃危机中的北约和欧盟的立场。2006年12月北约的里加峰会上，塞尔维亚曾被接受为“北约和平伙伴计划成员”。次年，塞尔维亚议会通过塞尔维亚保持军事中立的协议。其含义是并非塞尔维亚不愿与北约合作，而是该届政府并不打算加入北约。2009年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Anders Rasmussen）曾经宣布，包括塞尔维亚在内的西巴尔干国家都将“入盟”。2011年10月，北约在贝尔格莱德举行北约及其伙伴关系国家会议，但这并不意味着塞尔维亚加入北约。与此同时，在欧盟多年的施压之后，2012年2月，塞尔维亚与科索沃之间达成“地区合作协议”：同意科索沃可以“科索沃＊”的名义参加多边国际会议，而塞尔维亚则获得欧盟候选国的地位。对此，欧盟宣扬这是科索沃走向独立的“历史性胜利”。美国则担心此结果有利于塞方，主张加大力度，把支持科索沃独立的国家从90多个提升为130个，从而跳过中俄所在的安理会，争取直接取得在联合国大会上的通过。而俄罗斯总体上并不反对塞尔维亚加入欧盟，但是反对塞尔维亚加入北约。俄方认为，这将改变巴尔干的战略格局和地缘政治态势。2015年8月25日，在欧盟的进一步施压和斡旋之下，塞尔维亚和科索沃经过马拉松式谈判，达成关于“北部门”的协议：（1）科索沃获得自己能与世界沟通的电话区位号；（2）塞、科两地电网无障碍连接；（3）连接特罗维察市的伊伯尔河大桥自由通行；（4）科索沃的塞族居民建立具有广泛自治权的联合体。协议达成之后，虽然各方都有不同解读，但是多数评论认为：其一，自此，塞尔维亚可以开始与欧盟的入盟谈判；其二，科索沃当地局势有望得到改善；其三，对科索沃问题的表述依然是在联合国安理会第1224号决议的范围之内。
迄今为止，科索沃问题并没有得到最终解决。在多年拉锯之下，各方立场没有根本改变，当地形势还时有激化。但是，若干趋势性现象在一步一步地得以表露：第一，巴尔干国家的主权归属问题，依然是核心所在；第二，北约虽依然对科索沃事务有实质性的影响力，但是欧盟正逐渐地取得对于科索沃问题更大程度上的议程权和话语权；第三，虽然实力有限，但是作为与美欧同时并存的三驾马车之一的俄罗斯，对塞尔维亚问题的立场依然在发挥重要作用；第四，中国立场不光受到关注和期待，包括中国以“一国两制”处理香港事务的经验，在科索沃问题的国际多边议程中也受到各方借鉴。(74)
五、21世纪国际格局变更的起点：科索沃战争
对于俄罗斯而言，虽然，从表面上看，科索沃危机事发之后俄罗斯似乎一直处于西方的打压之下。但是，实际上，俄罗斯以自己的特殊手段争取到了与西方共同，或者部分地参与解决科索沃地位的权力。首先，毕竟宣告结束科索沃战争的联合国安理会第1244号决议，规定武装力量应该以联合国的名义，而不是以北约的名义进入科索沃。尽管实际的主导权还在北约手中，但是，联合国的名分得以保全，为以后维护联合国威望的努力，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先例。同时，联合国决议在主张从科索沃撤出所有军队的同时，还规定了要解散科索沃解放军，并解除其武装，这是在以前的《朗布依埃协议》中所没有的内容。此外，俄罗斯在战争期间的非常规军事行动——俄突击队突然降落在普里斯蒂纳机场——实际上得到了西方的默认。当时，西方还不得不接受俄罗斯参加八国集团峰会。同时，科索沃战争之后，美俄当时曾经确认“第三阶段限制战略核武器会谈”将与“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协议”挂钩。从世纪初的微妙形势来看，这是西方向俄提供的有关战略大国对话的一个重要平台。处于困境中的俄罗斯需要这样的平台，来彰显自己依然属于“大国”的身份。
科索沃冲突对于俄罗斯人来说，还在于提供了一项可供其所用的重要例证。俄罗斯新任总统梅德韦杰夫在2008年8月12日与法国总统萨科齐共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如有任何俄政府官员因为是在美国压力之下，接受科索沃的独立，那么为什么俄罗斯不能够让其在格鲁吉亚的几块飞地：南奥塞梯、阿布哈泽同时独立呢？(75)不仅如此，事实上直到2013年底乌克兰危机的发生，俄罗斯之所以决定“回归”克里米亚，相当程度上，也是参照了西方影响之下的科索沃寻求独立的模式。普京本人曾经在瓦尔代论坛上非常清晰地表明：应用于科索沃独立的原则，为何不能够应用于克里米亚呢？(76)
相比之下，科索沃问题无疑大大暴露了欧盟的困境：一方面,欧盟内部难以就此达成统一协议。比如，对于塞浦路斯而言，如果承认科索沃的独立，就等于承认其北部类似背景之下的少数民族独立。另一方面，欧盟面临的棘手问题在于，“如果一旦美国决定承认科索沃独立，而欧盟如若不从，那就会是天大的灾难”(77)。鉴于从波黑战争一直到科索沃战争中欧盟的力不从心、无所作为，外交官们私下一直在传说，科索沃危机的解决似乎毫无疑义地取决于美国和俄罗斯，而不是欧盟。西班牙的欧盟事务部长阿尔波莱德·纳瓦罗曾坦陈：“我完全相信，科索沃的未来既取决于华盛顿，部分也取决于俄罗斯，但是好像欧盟对此沾不上边。”另有观察员更直截了当地说：科索沃危机就像是美国与俄罗斯合起伙来羞辱欧洲。(78)正是这样的屈辱感刺激着欧盟，在科索沃2008年宣布独立及独立以后与塞尔维亚关系的问题上，欧盟终于“揭竿而起”，更大程度地承担起了协调各方的责任。虽然，依然没有最终解决科索沃的“独立”问题，但是显然，欧盟已经走上了巴尔干外交和战略竞争的第一线。
至于科索沃危机对美国的影响，不仅在于揭开了与俄罗斯交恶的序幕，而且美国单边主义也逐渐成为众矢之的。美国在世纪之交走向历史性的挫折，正是从卷入科索沃战争那一刻开始的。
(1) ［美］ 戴维·卡莱欧：《欧洲的未来》，冯绍雷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33页。
(2) ［美］ 戴维·卡莱欧：《欧洲的未来》，第341页。
(3) 威尔顿庄园会议（Wilton Park Conference）是一个历史悠久、享有一定国际威望的高级别国际事务论坛。隶属于英国外交部，该论坛鼓励各方发表和充分交流各自的学术观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笔者多次受邀参加这一论坛的国际会议。
(4) 2001年，笔者作为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关系研究院（SAIS）欧洲系的访问学者，在华盛顿特区工作一年，曾有多次机会向布热津斯基、卡莱欧等美国资深学者请教。
(5)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5页。
(6)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第133页。
(7) ［俄］格·萨塔罗夫：《叶利钦时代》，高增训等译，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第598页。
(8) 自戈尔巴乔夫时期起，米格拉尼扬就担任总统顾问委员会成员，资深政治学家，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一直是威权主义理论的支持者。
(9) ［俄］格·萨塔罗夫：《叶利钦时代》，第595—597页。
(10) 同上书，第598页。
(11) James M.Goldgeier, “Not Whether but When： The US Decision to Enlarge NATO”, Brookings,1999, pp.14—17. The Genscher quote is in Stepohen F.Szabo, The Diplomacy of German Unification, St.Martin's Press, 1992, pp.57—58, 转引自［美］詹姆斯·戈德盖尔、迈克尔·麦克福尔：《权力与意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25页。
(12) Zelikov and Rice，Germany Unified and Europe Transformed: A Study in Statecraft, Harverd University Press, pp.180—183, 转引自《权力与意图》，第225页。
(13) Zelikov and Rice, Germany Unified and Europe Transformed: A Study in Statecraft.
(14) ［德］维尔纳·魏登费尔德等：《德国统一史》（第四卷），欧阳甦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413页。
(15) ［美］乔治·凯南：《凯南日记》，曹明玉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593、595页。
(16) ［美］乔治·凯南：《凯南日记》，p.lxiii、193。
(17) 《华盛顿邮报》2008年8月7日，转引自［俄］ 叶·普里马科夫：《没有俄罗斯世界会怎样？——地缘战略是否会令美俄重现冷战》，李成滋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122页。
(18) ［俄］ 叶·普里马科夫：《没有俄罗斯世界会怎样？——地缘战略是否会令美俄重现冷战》，第122页。
(19) ［美］威廉·佩里：《我在核战争边缘的历程》，忠华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188、190、191页。
(20) ［美］威廉·佩里：《我在核战争边缘的历程》，第198页。
(21) 同上书，第238页。
(22) ［美］安琪拉·斯登特：《有限伙伴：21世纪美俄关系新常态》，欧阳瑾等译，石油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第46页。(https://www.daowen.com)
(23) 同上书，第46—47页。
(24) ［美］佩里·安德森：《新的旧世界》，高福进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75页。
(25) ［美］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等译，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765页。
(26) ［美］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等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345页。
(27) ［美］基辛格：《大外交》，第765页。
(28) ［美］基辛格：《大外交》，第761页。
(29) ［美］基辛格：《世界秩序》，第107页。
(30) 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于宗先先生在第四届“中华经济协作系统”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1998年2月23—26日于澳门。
(31) 林毅夫：《东南亚金融危机给我们带来什么》，《新闻报》理论版，1998年3月21日。
(32) ［美］简·弗雷泽、杰里米·奥本海姆：《对具有全球观的企业来说,世界是他们可以获利的地方》,《国际先驱论坛报》（美国），1997年9月22日。
(33) 荷兰工党新党章主要起草者,阿姆斯特丹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布什马克1998年3月24日在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所做题为“欧洲统一与福利国家”的演讲。
(34) 后来成为普京首任总统经济顾问的俄罗斯经济学家伊拉·里奥诺夫告诉笔者：正是1998年金融危机之后，俄罗斯中小银行大规模因破产而消失。
(35) ［美］詹姆斯·戈德盖尔、迈克尔·麦克福尔：《权力与意图》，第273页。
(36) Stanley Fiescher, “The Asian Crisis: A View from the IMF”, January 22, 1998. https://www.imf.org/en/News/Articles/2015/09/28/04/53/sp012298.
(37) Stanley Fischer, “The Asian Crisis: A View from the IMF”.
(38) 《第二届欧亚会议发表声明》，《解放日报》1998年4月5日第1版。
(39) 《第二届欧亚会议发表声明》。
(40) 樊纲执笔：《东南亚危机对我们的教训》,《开放导报》1998年3月18日。
(41) 秦海、李宝民：《金融危机与东亚模式》,《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1期，第71—76页。
(42) Paul Krugman, “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 Foreign Affairs, Vol.73, No.6, 1994, pp.62—78.
(43) 冯舜华：《俄罗斯金融危机析》，《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年第9期，第3—5页。
(44) Ben Aris, “Remembering Russia's 1998 Financial Crisis（Op-ed）The whole economy fell to pieces all at once”, Moscow Time, Aug.22, 2018, https://www.themoscowtimes.com/2018/08/22/remembering-russias-1998-financial-crash-op-ed-a62595.
(45) 冯舜华：《俄罗斯金融危机析》，第3—5页。
(46) 张康琴：《俄罗斯金融危机》，《东欧中亚研究》1999年第1期，第3—5页；杨攻研、曲文轶：《俄罗斯政府债务演进的政治经济逻辑及风险研究》,《俄罗斯研究》2018年第2期，第77—100页。
(47) 张康琴：《俄罗斯金融危机》，第3—5页。
(48) 冯舜华：《俄罗斯金融危机析》，第3—5页。
(49) Ben Aris, “Remembering Russia's 1998 Financial Crisis（Op-ed）The whole economy fell to pieces all at once”.
(50) ［美］詹姆斯·M.戈德盖尔、迈克尔·麦克福尔：《权力与意图——后冷战时期美国对俄罗斯政策》，第293—294页。
(51) 同上书，第137页。
(52) ［美］詹姆斯·M.戈德盖尔、迈克尔·麦克福尔：《权力与意图——后冷战时期美国对俄罗斯政策》，第264—266页。
(53) 同上书，第266—267页。
(54) ［美］詹姆斯·M.戈德盖尔、迈克尔·麦克福尔：《权力与意图——后冷战时期美国对俄罗斯政策》，第273页。
(55) 同上书，第284—285页。
(56) ［俄］叶·普里马科夫：《临危受命》，高增训译，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第30页。
(57) 同上书，第101页。
(58) ［英］苏珊·斯特兰奇：《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国家与市场》，杨宇光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13—129页。
(59) 朱文晖、王玉清：《东亚金融危机与世界经济新格局》，《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1期，第63—70页。
(60) 朱文晖、王玉清：《东亚金融危机与世界经济新格局》，第63—70页。
(61) David Currie, “Will the Euro Work?”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London, 1998, pp.31—32.
(62) 朱文晖、王玉清：《东亚金融危机与世界经济新格局》，第63—70页。
(63) 朱文晖、王玉清：《东亚金融危机与世界经济新格局》，第63—70页。
(64) ［英］苏珊·斯特兰奇：《疯狂的金钱》，杨雪冬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9—206页。
(65) ［美］罗伯特·卡普兰：《巴尔干两千年》，赵秀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00—101页。
(66) ［美］罗伯特·卡普兰：《巴尔干两千年》，第100—101页。
(67) 耿立强：《波黑战争史鉴》，《今日东欧中亚》1996年第5期，第11—14页。
(68) 耿立强：《波黑战争史鉴》，《今日东欧中亚》1996年第5期，第11—14页。
(69) ［美］詹姆斯·M.戈德盖尔、迈克尔·麦克福尔：《权力与意图——后冷战时期美国对俄罗斯政策》，第306页。
(70) ［美］詹姆斯·M.戈德盖尔、迈克尔·麦克福尔：《权力与意图——后冷战时期美国对俄罗斯政策》，第306页。
(71) ［美］詹姆斯·M.戈德盖尔、迈克尔·麦克福尔：《权力与意图——后冷战时期美国对俄罗斯政策》，第313页。
(72) 同上书，第328页。
(73) ［美］詹姆斯·M.戈德盖尔、迈克尔·麦克福尔：《权力与意图——后冷战时期美国对俄罗斯政策》，第325页。
(74) James Ker-Lindsay, “Kosovo—The Path to Contested Statehood in the Balgans”, I.B.Tauris, London, 2012, p.106.
(75) “Press Statement following Negotiation with French President Nicolas Sarkozy”, The Kremlin, Moscow, 12 August, 2008.
(76) 2014年普京在瓦尔代论坛上的讲演与回答问题。
(77) “U.S. and Germany to recognize Kosovo independence, diplomats say”,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10, Jan, 2008.
(78) James Ker-Lindsay，“Kosovo—The Path to Contested Statehood in the Balgans”, p.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