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各板块间的接近与合作又为何远非易事？
大陆各板块间的接近与合作又为何远非易事？
欧亚大陆各大板块之间要真正推进高水平的、稳定且持续的相互连接与合作进程，无论从其内部和外部来看，都远非轻而易举。
第一个问题，从地缘政治角度看，欧亚大陆内体量巨大的各大板块的聚合，难以避免在域外引起反应，首先是来自美国的反响。
其一，欧盟、欧亚经济联盟、“一带一路”倡议这三者之间尽管各自都很不相同，但是却都在世界事务的排行榜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就这组三边关系的能级而言，欧盟是当今世界体量最大的经济共同体，欧亚经济联盟则占据了最为广大的地域，而“一带一路”倡议的相关国家则拥有当今世界最多的人口数量和最为活跃的经济发展态势。(30)在这三者巨大动能的作用之下，欧亚大陆何去何从，势必牵动世界发展的走向。尤其是，欧亚大陆内部三大板块间相互关系态势始终与美国——这个身处欧亚大陆之外的“世界安全岛”，同时又是这一当今世界的最强大的实体——须臾不可分离。欧盟，是美国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传统伙伴；俄罗斯，是当今唯一与美国匹敌的军事战略竞争对手；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当今最大经济体。三大板块中的任何一方自身体量的消长，以及与美国关系的改变，都会引起美国的巨大反响。更不必说，正处动态变化中的三大板块之间的接近与合作一旦加强，美国更是会超乎寻常地做出应对。尤其，是当美国意识到自身对世界局势的掌控已远不如以往，而美国例外论的影响也大不如前的时候，它对于中、欧、俄三者间相互关系的走向，不言而喻地会格外敏感。
其二，从地缘政治因素将会恒久作用于国际政治变化的这一定则来看，海洋地缘政治与大陆地缘政治的差异与惯性，深刻作用于当代大国关系。大陆地缘政治凭借着陆地空间相互连续性的优势，便于形成互相连接的大陆政治经济合作；而海洋地缘政治以空间的非连续性为基本特点，以遥居海外的优势，回应欧亚大陆内部的种种聚合分离以及对于海外的影响；甚至，海外力量不必要大规模直接介入大陆内部利益分配，而只需要在大陆各个板块的复杂互动过程中，加上一个砝码，就很容易改变态势，使之有利于海外地缘政治态势。马克思在其名著《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中曾提出：取得制海权后英国的根本利益在于：防止另一个海洋强国的崛起；并且，在大陆国家之间维持均势。马克思通过英国的案例对海陆地缘政治特性的这一判断是可供而后历史演变的一项深刻借鉴。(31)
其三，21世纪以来，多次实践证明，一旦中、俄、欧相互接近态势出现，美国便会出手阻断。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不仅旨在打击中东反美势力，控制能源产地，也敲山震虎，以期在俄罗斯与欧洲之间打进楔子，离间两者关系。(32)在此背景下，出现了当时俄罗斯总统普京、法国总统希拉克、德国总理施罗德“三驾马车”同时飞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抵制美国入侵伊拉克的这一幕。当时中国也坚决地反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可见，欧亚大陆各大板块的聚合水平敏锐反映着海洋与欧亚大陆两种地缘政治模式博弈的态势。有学者敏感地指出：“经营中、俄、欧三角关系可能是中国外交在二十一世纪上半叶所面临的重大挑战。”(33)伊拉克战争后，全球地缘政治形势更趋复杂：一方面，北约与欧盟维持东扩的惯性，策动“颜色革命”；另一方面，21世纪初，国际能源价格的大幅上升给俄罗斯带来经济振兴。强人普京聚合民意，不甘忍受西方压力，反呈强硬对抗的局面。
就当下论，类似于2003年伊拉克战争这样带有深刻的海陆地缘政治色彩的较量，历史上不乏其事，今后也不绝于世。（1）特朗普上台后一再宣布从叙利亚、阿富汗撤军，但不光难以脱身，却相反大张旗鼓地介入中东的阿以之争，同时与伊朗紧张军事对峙，这说明海洋地缘政治力量并不甘放弃对于大陆内部政治经济走势的干预和影响，也望借重这种欧亚大陆内部的不均衡状态为自己谋利。（2）2019年起，美国反导系统在东欧的波兰、罗马尼亚的部署——反导系统是以美国、而不是北约的名义在欧洲部署。这一部署表面上声称为对付伊朗，实际上，毫无疑问直指俄罗斯战略力量；同时，也大大制约西欧的走向。2020年6月，特朗普宣布将从德国撤下的美军调往波兰部署，明显地是以北约军费开支为由，既施压于德国，又威慑俄罗斯，也为讨好波兰。一箭多雕，历来是海外势力介入大陆地缘政治的传统手法。（3）近两年来，围绕5G问题如何对待中国企业华为的欧美间的不同立场，包括围绕欧俄能源合作的尖锐分歧，表明美国不惜赤膊上阵，孤注一掷，也充分说明美欧间地缘政治经济利益的深刻反差。（4）2019年5月下旬的欧洲议会选举显示：传统政党力量有所削弱、自由党与绿党崛起、欧洲各地选举版图进一步碎片化。有学者指出：对于美国而言，在以下的这三个假设性选项中：“袖手旁观让欧洲自生自灭；积极介入让欧盟为美所用；粗暴干涉让欧盟加速崩溃”，特朗普很有可能采取“袖手旁观、釜底抽薪、加上积极介入欧盟的策略”。(34)总之，一有风吹草动，欧亚大陆的聚合与分离态势，都不可避免地引起域外政治力量，尤其是美国的高度关注和多方干预。
第二个问题，欧亚大陆三大板块之间被意识形态与地缘政治强化的身份认同，始终牵制着他们相互之间的接近。
意识形态问题，首先反映在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中国与欧盟间的相互关系上。总体上说，欧盟不支持特朗普政府与中国全面对抗的政策，但是欧盟始终声明欧盟与美国拥有共同的价值观与利益。欧盟与中国都支持多边主义立场，但是，欧盟一直认为这两种多边主义政策基于对原则问题不同的理解。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颁布后，欧盟不主张对中国过度施压，但还是同意成员国中止与中国香港地区的引渡法案。2014年中国与欧盟宣布建立“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但2016年以后，欧方对此很少主动提及；2019年后欧方单方面对中国提出“合作伙伴、谈判伙伴、经济竞争对手和制度性对手”的提法。(35)2020年欧盟轮值主席默克尔接受媒体采访时还表示：“中国的例子显示，一个不民主的国家也可以取得经济上的成功，这对我们的自由民主政体是一个很大的挑战。”(36)令人十分感慨的是，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中国与欧洲间曾经以“超越意识形态发展关系”这一命题大步走出冷战对抗的阴影，如今虽难言时光倒流，但是意识形态的老调重弹，却实实在在地严重掣肘了双方接近与合作的进程。(https://www.daowen.com)
地缘政治问题突出地体现在欧盟与欧亚经济联盟的相互关系上。冷战终结后，作为苏联国际法意义上的继承人，俄罗斯放弃了原有意识形态，但是，地缘政治博弈从未消失。面对着原苏联地区出现的一大批新兴独立国家，作为地区力量的中心——原有的大国也处于国家体制重构的过程中。这时便出现地缘政治与国家建构两重因素复杂相互交织：国家建构要求明确自身政治边界，固化自身的直接管辖与周边势力范围；而大陆地缘政治空间延续性的特征，使各比邻政治单位间的历史联系难以割断。帝国惯性与新兴独立国家之间的认同张力不断挑战着稳定现状的努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政治疆界并不太清晰的现实，反而是历史的常态。欧盟与欧亚经济联盟对于乌克兰的东拉西扯的争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各大板块内部，意识形态与地缘政治或是与身份认同紧密关联，或是间接折射，但都深刻影响着它们的相互关系。以欧盟一体化为例，它的区域化进程历史最为长久，经验最为丰富。但是，无论是难民危机、还是英国脱欧；包括疫情来临之后维护各国自主安全，以及加强欧盟整体救助能力等事态所揭示的欧盟内部国家自主性和地区一体化进程这两者间的深层矛盾问题，还只是刚刚露出冰山一角。
若以欧亚经济联盟为例，这是在冷战结束以来最为困顿条件之下建立起来的区域合作组织。尽管以欧盟为模版，然而主权国家依然是其底色。在欧亚地区的区域化进程中，不光有关主权让渡水平的争议依然牵制着欧亚经济联盟的发展，而且，俄罗斯与周边国家在不同地缘政治经济与身份认同考量下的内外多方博弈，还牵制着欧亚经济联盟的走向。其中的一类变化是，一旦热点冲突发生，比如乌克兰危机过程中的克里米亚归属变化，国际媒体便马上敏感地关注俄罗斯与其他周边国家关系的新变化。另一类变化，比如，近年来中亚五国内部自主合作进程有所加强，一向被视为难题的各国政治交替过程显示出较为稳健的态势，同时，中亚发展多方向外交与跨地区战略合作的抱负有所提升。这对于欧亚经济联盟的凝聚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再有一类的变化是，从欧亚经济联盟的外部来看，美国在形式上也改变了“颜色革命”时期所惯用的“政权更替式”的令中亚各国不安的战略路径，而是改为“支持中亚五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新的政策口径。2015年“5＋1方式”确立后，美国大力加强与中亚五国，特别是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关系。美国对中亚政策的调整，显然是期待在介入欧亚大陆核心区域时发挥更显著的作用。(37)所有这些变化，都是欧亚经济联盟在成长过程中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第三个问题，三种区域进程相互交织，却又各自结构差异巨大，三者之间的互动和对接会是一个复杂长期的渐进积累过程，难免反复和曲折，尤须长期艰苦努力的准备。
从三大板块中的各组双边合作的实际进程来看，欧亚经济联盟与“一带一路”倡议确认通过“对接”来推进合作。这一政治意愿的表达和确认，为未来合作留下了极大空间，双方也有足够的资源与智慧来实现这一目标。但是，“对接”的全面实施将会是一个长期磨合和逐步推进的复杂过程。“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之间互联互通并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经济合作问题，而且还是一个长时段、多领域、富于人文内涵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问题。无论铁路轨距的宽窄，还是园区建设的定位，也无论银行贷款的利率选择，还是企业员工当地化的水平，都关系到中国、俄罗斯，以及其他相关国家之间复杂而敏感的社会心态、政治文化、安全认知等各个方面。这远远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2019年10月25日，李克强总理和欧亚经济联盟各成员国总理共同发表《关于2018年5月17日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协定〉生效的联合声明》，其中关键性内容在于：逐步按照WTO原则来构建未来“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间的经济合作关系，从而将中国与该地区的合作从项目推进提升到一个体制共建的新阶段。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即使如此，中国与欧亚国家也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通过从“构建规则”逐步地向“构建体制”的艰苦过渡，才能够真正使“扩员”“对接”有所推进，特别是在大国关系激变、疫情冲击等突如其来的新形势下，在探索与实践中去解决多边利益、多领域交织的复杂问题。
中国与欧盟之间反复曲折的竞争与合作过程。新世纪中欧合作从来是在一波三折的曲折中向前行进。从对中欧关系的简单回顾来看，2001年和2003年中欧分别宣告建立“全面伙伴关系”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04年后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08年金融危机中，中国成了欧盟在全球唯一增长的出口市场。一直到2016年，停顿十年之后，欧盟再次发表对华政策文件，规划对华战略。2018年中国发表最新对欧政策文件，呼应欧盟对华合作的愿望。(38)以近两年而言，2019年3—4月中国领导人访问欧洲，虽然过程极其复杂，但对于合作的期待，还是更主导的方面。临到2019年中欧峰会即将举行前，欧洲舆论不光放出该次中欧峰会不达成协议和不公布联合声明的口风；欧盟委员会3月12日更是发表措辞强硬的“十点声明”，前所未有地指认中国是“在追求技术领导地位过程中的经济对手”、是“谋求可取代性治理模式的制度竞争者”。但是，最终中欧还是达成了具有突破性意义的联合声明。(39)2020年6月疫情冲击的非常形势下，中欧双方以视频会议举行峰会，释放出力争在2020年底前达成被舆论视为中欧经贸关系2.0版的中欧投资协定的积极信号。不言而喻，这一进程始终十分艰难。一方面，欧盟抓住机遇、顶住内外压力、期待改变现状。但另一方面，欧盟对华认知总体上仍处于相当矛盾和纠结的十字路口：既想强硬对华施压，但实际利益又对之深深制约；既想在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问题上与华纠缠，但又显苍白无力，这样的瞻前顾后、动摇不定，还将会是欧盟在一个相当长时间中都难以避免的态度。2020年底，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成功，但是在具体执行和落实协议过程中，仍然有大量争端问题需要解决。
欧盟与欧亚经济联盟之间较为正式的互动，还在等待突破的时机。按照欧洲改革中心专家兰邦的意见，欧盟虽然意识到欧亚经济联盟的巨大存在，但始终在怀疑，这一进程是否可能更多是基于俄罗斯地缘政治范围影响之内的一个项目，而不是伙伴间平等合作项目。(40)欧盟与欧亚经济联盟这两大板块尽管在成员国水平上建立了大量正式交往关系，包括在俄罗斯与欧盟之间，但是两大联盟组织之间却没有任何正式合作条约。2020年6月30日，欧盟继续以“黑客入侵”为由，再次延长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一直到2021年1月30日。俄罗斯则决定以牙还牙，进行反制。与此同时，欧盟与中亚地区经济政治联系多年来并未中断。2019年5月19日，欧盟以外交和安全事务特别代表名义发表《欧盟与中亚：战略伙伴关系新机遇》的正式文件。该文件并没排除人权等传统议题，但强调“基于强劲相互利益的长期伙伴关系”，重申与上海合作组织、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关系，关注通过加强交通运输、贸易投资、边境管理等方面事务的欧洲与亚洲之间的紧密纽带。(41)但是，欧盟与中亚的双边合作在多大程度上能被融入未来可能的欧、俄、中之间总体多边合作框架，特别是俄罗斯依然处于欧盟国家经济制裁的严峻态势之下，欧盟与欧亚经济联盟之间的互动何时启动，尚待时日进行观察。包括，俄罗斯与欧洲之间的能源合作长期以来一直是两者之间稳定关系的基石。21世纪以来，“北溪-2”天然气管道的推进为俄罗斯与欧洲国家之间的能源合作开辟了一个很大的合作空间。但是，不光特朗普言之凿凿地警告俄欧能源合作将会带来的问题，彭佩奥于2019年、2020年春天接连访问中东欧诸国，显然刻意在俄欧之间打进楔子。2020年7月波兰的总统大选结果表明，尽管执政党将继续掌握政权，但在对欧盟、俄罗斯、美国的政策立场方面有所不同的胜负双方，民意支持率几乎不相上下。这说明，获得美国支持的波兰今后将如何牵制俄欧之间“北溪-2”的能源合作，依然是值得关注的一个领域。
总之，以上种种复杂因素还牵制着欧亚大陆上这三大板块之间的互动与趋近。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这三者之间的合作远非轻而易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