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俄：合作与竞争中的相互认知
中、美、俄：合作与竞争中的相互认知
如果说，21世纪以来的欧、美、俄三边关系经历了多次国际危机的直接冲击与考验，那么，这一时期的中、美、俄关系总体上尚未走到前台，像欧、美、俄关系那样处于国际博弈的风口浪尖。然而，就中、美、俄——这三个当今极其重要的国际角色的相互认知而言，同样事关重大。无论作为集体的历史记忆，还是作为对于未来国际社会走向的预判来说，这样的一种认知过程是需要不断地通过讨论和交流，通过校正和纠偏、提炼和总结，才能达到推动良性的国际互动的状态。反之，一旦偏执、僵化和愚昧占了上风，那么，离冲突与危机就只有一步之遥了。
为了比较全面地进行观察，笔者选择具有不同立场的俄罗斯、西方以及中国学者的观点进行介绍，以使读者把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这一组三边认知是如何为日后国际态势的演进做出铺垫的。
一、俄罗斯：东西均衡中对华积极认知的逐步形成
这一时期的俄罗斯学者对于中美俄三边关系的现状和发展，总体上说有着积极的态度，尽管立场各有不同，但是，大部分主张中俄之间要加强合作的观点。另一种观点是倾向于在对华合作的同时，也要与西方建立合作乃至于战略结盟关系。再有一种是主张俄罗斯首先应与西方之间加强合作。总的来看，在各种观点相互消长中，明显感觉得到俄对华的全面认知正在一步步形成。
首先，来看俄罗斯学者中的第一种立场，也即鉴于中俄之间的共同历史经历、互补的地缘政治经济环境，以及关于当前国际问题的一系列共同立场，主张中俄之间进一步发展紧密的合作。持有这一立场的学者认为，冷战结束以来，中俄边界问题的圆满解决、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中俄经贸关系的历史性发展以及政治高层的紧密合作关系，等等，体现了这一发展方向。这一种认知倾向不光体现在21世纪以来普京本人对发展中俄关系寄予厚望，也明确体现在2008年9月瓦尔代论坛上梅德韦杰夫总统在回答笔者问题时所提到的几个最新表达的观点当中：其一，俄罗斯是一个欧亚国家，发展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地区国家的关系，是与俄罗斯发展东部地区的经济战略目标完全一致的；其二，俄罗斯能源完全能够满足于同时供应东方和欧洲这两个大客户的需要，俄罗斯完全了解中国和亚太国家地区市场上所蕴含的巨大商机；其三，俄罗斯与中国等国之间的传统文化纽带是长期积累的结果，这一方面的努力对于发展两国关系尤其值得加以关注。(22)进一步言之，即使在自由派当政的90年代，主张对华友好合作、研究中国改革经验也大有人在，包括在各级关键岗位担任公职的高官和学术精英。
持有这一立场的学者当时还尖锐地抨击了西方媒体大肆宣扬的所谓中国对于俄罗斯的“威胁”。以远东和西伯利亚问题为例，俄罗斯学者有力地证明了，中国人口增长完全可以在自己境内的广袤土地上，包括在东北辽阔土地上被接纳和解决，完全不必要故意输出海外；作者认为中国海外出口的商业模式，仅仅是出于经济的动因，远不涉及海外扩张；因此，不仅有必要，而且也有可能深化中俄之间的战略合作，以应对挑战和压力。(23)
其次，主张在中美俄三边关系中偏重于与西方加紧合作的立场。可以以俄罗斯的采费辽夫和特罗依茨基于2007年11月在俄罗斯国际研究的专业刊物《全球政治》上所发表的《透过美国棱镜的俄罗斯与中国》这篇文章为代表。文章认为：第一，俄罗斯有着与西方打交道的一系列机制与体制。这里包括八国峰会机制、俄罗斯与北约理事会、俄罗斯与欧盟的合作与伙伴理事会，还有与欧洲委员会、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等机构的合作机制。因此，参与这一系列与西方沟通的机构和机制的工作，非常有利于俄罗斯和西方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有利于俄罗斯学习运用与执行国际机制，也有利于在中东、中亚等动荡地区与西方国家合作以稳定形势。在俄罗斯实力尚在恢复过程中的形势之下，与西方国家加强合作显然具有极大的好处。第二，俄罗斯的出路在于：既学习中国的经验，但是争取实现与西方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在与西方国家发展伙伴关系方面，俄罗斯实际上有着比中国更多的机会。虽然中国目前做得更好，但是，俄罗斯可以在“中国模式”和使自己安全利益依附于美国的“小伙伴”形式这两者之间找到自己的定位。(24)
最后，俄罗斯学者中的第三种态度，是既主张发展中俄关系，同时也加紧向西方靠拢的这样一种较为中庸和方向不定的立场。2007年，长期旅美的俄学者爱德华特·洛赞斯基所撰写《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俄罗斯》一书，作者在强调中俄关系的现实可能性与重要性的同时，依然不放弃与美国紧密合作，甚至结盟的机会。他认为，第一，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俄罗斯与西方的紧密合作一度起于“9·11”事件之后，俄罗斯曾经真心诚意地让开两厢，让西方军队进入中亚腹地，这是西方国家在冷战时期根本无法设想的事情。但是，自从美国策动了“颜色革命”，俄罗斯开始“投桃报李”。而差不多同时，美国也开始将俄罗斯看作潜在的威胁，希望通过北约的扩大来加以遏制。于是俄罗斯对外政策逐渐向东方转移。在俄罗斯与美国和欧盟的关系正在变得越来越冷淡的时候，21世纪的俄罗斯将在东方和西方之间摆动。第二，洛赞斯基对于三边关系的主要观点是：俄罗斯必须与中国友好相处，同时，俄罗斯也必须有某一个像中国一样权重的国家作为对于中国的平衡物。从这个国家的特性来看，这个作为第三者的国家从骨子里希望俄罗斯是完全独立于中国。因此，除了美国之外，再也没有第二个国家能够充当这样的角色。第三，洛赞斯基表示，中俄之间进一步发展关系的未来可能性在于，中国不可能变成一个西方国家，但是，另一方面，在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激烈冲突对于俄罗斯未必是一件好事，因为这将迫使俄罗斯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今后中俄间战略伙伴关系的前景将有赖于中俄美之间新型的三角关系究竟如何发展，有赖于这三个国家能否和平地解决它们之间所发生的问题。(25)
综合上述的看法，此时俄罗斯学界关注三边关系的良性互动；重视与中国发展关系；特别是俄罗斯政治领袖对于发展中俄关系的坚定立场和民间所出现的对华接近的吁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对华舆论和对华政策的决策过程。
二、西方学者：对于中、美、俄的立场分化
西方学者历来对于中、美、俄三边关系有着诸多争议和不同的立场与看法。
首先，西方学者中对于中俄关系的接近持有敌视态度，并且，在意识形态与安全问题上都对中国与俄罗斯怀有敌对立场的人士依然具有相当的影响力。新保守派的扛鼎干将罗伯特·卡根所撰长文《梦想的终结与历史的回归》对于新保守派立场来说可谓做了一个较有代表性，也较为系统的描述。(26)
第一，罗伯特·卡根的长文非常独断地认定，中俄两国“敌视美国”。他认为：俄中两国在遏制美国霸权方面具有共同的和公开阐明的目标，上海合作组织即为一例。第二，罗伯特·卡根观察中俄美三边关系的立场的一个重要基点是意识形态。他说，全球意识形态的竞争死灰复燃，政治自由主义和专制主义之间的斗争继续进行，世界各国像过去一样根据意识形态划线。卡根的定论是“俄中崛起将促使专制主义在世界上的一些地区蔓延”。卡根甚至批评90年代后期的克林顿政府，他认为，克林顿政府寄希望于通过开放贸易的办法在政治上对中国施加影响力的做法被证明是错误的。言下之意，是要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通过同时施加压力来迫使中国就范。(27)第三，卡根对于中美俄关系的看法与冷战时期并无二致，他想强调的还是中俄与美国之间的对抗性前景。特别是当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开幕和同一天俄罗斯出手回击格鲁吉亚对于俄罗斯在南奥塞梯维和部队和平民的进攻时，卡根进一步狂妄断言，称这两个并不相关的事件在同一时间发生，乃是权威主义体制的合作宣言。
其次，如果说，卡根想强调这样一种可怕前景的原因，是想证明新保守派理念的正确性，那么，在美国朝野目前更为广泛地流行的观点则是美国与俄罗斯关系的恶化正在为中俄关系的接近做出铺垫。在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美国贝勒大学亚洲研究项目负责人克里斯托弗·马什在《国家利益》上发表的一篇题为《俄罗斯打出“中国牌”》的文章。
作者的核心思想是：第一，由于美国在东欧和中亚的利益与俄罗斯根本性的对立，因此，美俄关系结束了冷战结束以后的蜜月期，从而进入冷淡状态。同时中美之间的关系因军事扩张、美国的全球军事行动以及台湾问题而依然复杂。在这种情况下，中俄正以历史上鲜见的方式互相接近。可以说，是美俄摩擦为中俄关系的迅速升温扫清了障碍。第二，作者提出，一个外交政策更加独立、更加强大的俄罗斯最符合中国的利益，因此，中国希望俄罗斯成为与美国保持一定距离的务实派角色。俄罗斯虽然担心中国的崛起，不想被中国所取代，但是比其他强国更希望与中国合作。就目前而言，中俄两国都把美国看成自己安全的最大威胁。第三，作者认为，今天的中俄关系的情况好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美英关系，俄罗斯就像当年的英国，虽然国力衰弱，但是依然希望参与从科索沃事件到朝鲜半岛事务的所有国际事务，以证明自己的影响力。而中国就像当年作为新兴大国的美国，虽然不再称俄罗斯为“老大哥”，但是也没有把自己看作兄长，而是确实希望与俄罗斯平等相处。中俄两国对中亚等地区并没有领土抱负。第四，作者警告称，鉴于俄罗斯和中国都将崛起为大国，美国应当重新调整其对俄和对华政策。如果美国与俄中两国的关系继续恶化，“执迷不悟的美国政策可能会推动莫斯科和北京结盟”。(28)
最后，西方学界关于中俄美三边关系的第三种观点较为务实谨慎，主张三边关系发展存在多趋向格局。特别是来自西方各大智库、主管部门的较为年轻一代的专家学者。他们与各自的政府高层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或者曾经在政府决策部门工作，受过相当扎实的专业知识训练，熟悉三边关系中各个国家的情况，有过在所研究国家的较长期工作经验，因此，这些专业人员的研究成果往往较为冷静务实，也与西方各国的外交决策有着较为直接的关联。
安德鲁·库钦斯（Andrew Kuchins）是21世纪以来相当活跃的来自西方的俄罗斯问题专家，他曾经很长时间担任卡内基基金会驻莫斯科中心的主任，对于俄罗斯事务有着长期的实践经验。库钦斯认为，第一，中俄关系虽然被称为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但是中俄关系的发展，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战略方面都还主要是为了解决各自的问题，仅仅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地区和全局性问题。第二，在库钦斯看来，从战略角度来看，毕竟中俄之间的一系列合作对于美国形成了较为直接的影响。比如，一旦上海合作组织与联合国在对敏感地区军售方面达成合作，那么，美国的行动多少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或者，如果美国准备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可以预见到也将受到中国和俄罗斯方面的共同反对；即便是美国准备在原苏联地区以民主和人权为由进行干预，也将会促使中国和俄罗斯之间更为紧密的合作。与很多西方学者的观点不同的是，库钦斯并不把中俄结盟作为一种主导性的前景来看待，他一直强调中俄合作主要是为了解决各自的实际问题，对于美国的威胁有限。第三，从历史、文化、地理以及经济等方面的原因来看，与中国相比，俄罗斯理应比较接近于西方，只有当特别重大的事端发生的情况下，俄罗斯才有可能偏离自冷战结束以来一直所奉行的与西方合作的行动轨迹。(29)(https://www.daowen.com)
另外一位在欧洲学术界崛起的新一代俄罗斯问题专家波波·罗，他对中俄美三边关系的看法与库钦斯有异曲同工之处。在他2007年完成的著作《便利轴心——莫斯科、北京和新地缘政治》一书中也对三边关系进行了自己的分析。
第一，波波·罗认为，苏联解体之后，美国的独大、俄罗斯变为“黑洞”，以及中国非常谨慎地但坚定地走出自我封闭的阴影，这样的一种状态给予中美俄三边关系以新的生命力。事实上，从一开始，三边主义并不是俄罗斯的初衷。在苏联刚刚解体，中国还处于沉默的时候，俄罗斯追求的是与美国“共管”世界。华盛顿拒绝了俄罗斯的这种要求，因为，这显然将导致俄罗斯重新追求超级大国的地位的努力。但是1993年的秋天，地缘政治状况重新显示出俄罗斯追求这一目标的努力，这首先反映在一系列的概念当中，比如：冷战的“共同胜利”“地缘政治平衡”“多极世界”等，这一系列的概念变化反映出一种从西方所理解的比较正面的“相互依存”已经在转变为人们曾经非常熟悉的“地缘政治平衡”的观念。这时候的“三边主义”的立场变成了决策圈子里的一种时髦，其含义包括俄罗斯所理解的东西方的平衡以及俄罗斯可以成为东西方之间的桥梁这样的构想。第二，波波·罗提出，90年代上半段俄罗斯的上述构想基本上反映出它还是倾向于欧洲中心主义的立场，一直要到1996年叶利钦任命普里马科夫担任总理，那时候才真正出现了观念的转变。从俄罗斯方面来看，在三边主义的框架之下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可以增加俄罗斯的战略弹性，减少对于西方的依赖；可以迫使西方对于俄罗斯的利益做出更多的反应；可以增加俄罗斯在成为东西方桥梁这一方面努力中的空间和机会；最后，中国与俄罗斯可以一起为构建“多极世界”做出努力。第三，波波·罗认为，90年代三边主义曾遭遇极大困难，因为莫斯科运用中美俄三边关系的努力，其结果是失败的。非但没有得到预想中想要得到的战略弹性与空间，相反，莫斯科在西方所失去的机会也没有能在亚太地区获得。在这样的情况下，俄罗斯非但没有成为“东西方之间的桥梁”和“欧洲文明的捍卫者”，相反成了“东西方的边缘”。第四，针对当前态势，波波·罗提出了一个正在“重新燃起的希望”。他认为，一个非常令人惊异的现象正在重新出现，那就是关于“三边主义”的理念重新获得市场。其理由是美国、俄罗斯和中国这三个大国目前正处于一个从未有过的平起平坐状态。美国的困境与俄罗斯的复活几乎是同步发生。普京非常幸运地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当然，相当部分也取决于普京能够把握机遇。能源价格的上升、俄罗斯经济的复苏，使得俄罗斯可以不在乎西方的指责，而在国际舞台上大胆表演。当然，中国的崛起是一个更为决定性的因素，尽管中国面临诸多问题，比如资源和能源问题、环境问题。第五，波波·罗的一个核心观点是，作为中美俄三边关系的一个重要背景，当今世界地缘无政府状态正在再现。在解决地缘无政府状态的问题上，中国将会起到一种实现稳定和繁荣经济的领导作用，从而成为弥补美国的缺点和局限性的另一种可替代力量。在这个意义上，中俄的便利轴心将会成为这个时代精神的一种反映。说到底，中俄关系就像任何一种双边关系一样是一种正常的双边关系，同时，也在多边或三边关系中运行。(30)波波·罗的观点在西方一时流传甚广。
从西方学者看待中美俄关系的总的倾向来看，虽然，类似于新保守主义一类的理念远远没有绝迹，甚至依然在美国朝野发挥着一定的影响力，但是，主张通过三边关系的互动来维持国际秩序稳定，以及实现相互之间利益最大化的政策主张的声音超过了前者。同时，这一主张认为三边关系未来的前景具有多样性的选择，这种多样性选择的最后确定有赖于各方内政外交这两者相互间的互动，当然包括各国间的互动。
三、中国学者：起步中的中、美、俄三边关系研究
中国学者在三边关系的研究方面有着深厚的历史积累，但是如何将古人和老一代革命家关于三边关系的杰出智慧运用于当代，依然是对于当代中国学术与决策界的一个考验。21世纪之初的“9·11”事件之后，中国学者关于三边关系的走向曾经有过一场有意思的讨论。
苏格等教授认为，冷战结束后，中美俄关系呈现出新的形态，再用传统的“三角关系”概念审视三国关系已不合时宜。进入21世纪，我们应“与时俱进”，努力推动并行不悖的中美、中俄“双边”关系，以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31)但是，也曾有学者持更谨慎的观点，如“9·11”事件之后，施晓慧认为，俄罗斯在经历了冷战后十几年的试探徘徊之后，走上了与西方合作与融合之路，美俄关系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面对这一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形势最深刻和重大的变化，如何界定这种新形势下的中美俄“三角关系”，美俄关系的改善是否会给中俄、中美关系带来负面影响，成为人们关注的重要问题。(32)而当时的郭震远等人则认为，“9·11”事件虽然使三国关系发生重要变化，但也没有改变冷战后中美俄关系发展变化的大趋势。三边关系中合作—竞争的内涵更为明显，中国在三边关系中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改善。(33)当时的这场讨论，体现出中国学者已认识到，三边关系是一个在长时期中影响国际格局走势和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问题。
四、认知与现实之间：非对称的三边关系
首先，中美俄三边关系的相互认知显然已经比冷战时期有了进步：对于传统意识形态的超越、对于集团政治对抗倾向的高度警惕、对于冷战后和平格局可持续性的高度关切，等等。所有这些方面，表现出冷战后国际社会面临力量格局的过渡状态，不同的历史记忆和对于未来期盼的意见多元化是一个总的趋势。但是，当时的总体认知基本上依然是认为美国和西方力量占据相对主导地位，倾向于认为，国际社会的这一格局还不至于发生根本性的逆转。
第二，问题的另一面是美国也已经不再享有冷战结束当年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一场伊拉克战争已经将美国拖进了深重的困境之中，而中国与俄罗斯的重新崛起无疑是进一步催化了这样的一种局面。
第三，自90年代中期以来俄罗斯与中国相互接近的事实是冷战后地缘政治深刻变动的一个体现。首先，这两个大国几乎同时遭受来自西方和亚太地区的由美国推动的结盟遏制的压力。正是这种地缘政治上的压力使得俄罗斯与中国客观上面临着相似的挑战。在西边，从北约包括欧盟东扩到“颜色革命”，直到在中东欧国家部署反导武器这一系列安排，无不显示出对于冷战中老对手俄罗斯的深深疑虑；而在东方，从美国在东亚集合传统盟国势力以形成对于中国的牵制之势，也都表现了美国对于一个正在兴起的新兴大国的处处防范。虽然，中国和美国及其盟国之间的交往周旋看似较俄罗斯与西方的对抗性较量更富于弹性。但是，从实质上说，俄罗斯和中国所面临的地缘政治压力大同而小异。
第四，中国与俄罗斯的国内体制架构又一次出现接近或相似的趋势，两国都倾向于在强而有力的行政主导力量推动之下，结合本国特点逐步地而不是一步到位、简单模仿地实现市场化以及民主法制建设的目标。
第五，从目前的架构而言，中、美、俄三边关系原则上说还是处于一个相对不对称的动态过程之中。
首先，就经济关系而言，中美经济关系当然要大大地优于俄罗斯与美国之间的交往。甚至于已经出现了由中国和美国共同推动国际经济前进的相当普遍的期盼，如果，把能源合作也考虑在内的话，俄美之间若干年前还非常强调两者之间的能源互补关系，但是，在俄美能源合作止步不前的同时，中俄之间的能源合作则取得了进步。所以，在经济领域可以发现中国是在三边关系中交往最活跃的一个，它与其他两边都保持着紧密的经济合作关系。
其次，就战略关系而言，本来，俄罗斯与美国的战略合作要比中美之间的交流深入得多。两个拥有世界最大核武库的国家在冷战之后首先在战略领域取得密切的合作，乃是顺理成章之事。但是，近年来中美之间的战略合作也出现了向前推进的姿态，虽然尚不能与美俄之间的合作层次相比，但是从战略的回旋余地来说，中国拥有相当宽广的空间。
然后，从中美俄在国际组织中所占有的地位来看，总体上美国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但是，美国在联合国的地位日益受到挑战，相反，中俄在联合国合作中有相当的权重，就最有影响力的国际组织中的力量对比而言，美国并不占绝对上风。此外，中俄首创的上海合作组织，尽管进程艰难，但是已经对美国在中亚地区的战略扩张形成一定的扼制。这是三边力量对比结构中的一个重要侧面。就中俄的比较而言，俄罗斯当时是八国集团的正式成员，已经和北约这个唯一的国际性安全组织有了机构性的工作关系；但俄罗斯还没有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中国与俄罗斯的情况相比，恰好相反，也即俄罗斯已经发展了的关系，中国未必有之；而中国已经加入的重要国际组织，俄罗斯尚未加入，两者处于既相似、又具反差的状态。
最后，就文化关系而言，虽然，俄罗斯与美国同属基督教世界，但是东正教和西方基督教之间的差异使得俄美两国从大众文化到意识形态都尽显不同之处，而中国与这两个国家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对于俄罗斯和美国的了解都不亚于这两个国家对于中国的理解，甚至于有时要超过这两国对于中国的了解。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在三边文化沟通方面也占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
第六，在这一非对称性三边关系中，一种态度是在动态中求得平衡、在平衡的前提下实现民族国家利益最大化的传统“均势战略”；但是另一种更为重要、更为积极的态度，那就是波波·罗所说的，“不是简单地采用战略平衡，而是更加关注差别和战略包容”，这种观点主张认识差异、强调思想和利益的相互包容和交叉，较之简单地依然“一物降一物”式的战略平衡，也许是在艰难中走出冷战的一条捷径。
五、从三边关系看和平地构建国际秩序是否可能？
对于未来国际局势的走向，笔者的结论是倾向于存在着多种趋势前景下的谨慎乐观。之所以说具有多种发展前景，是因为国际力量格局的变迁的确是一个不太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博弈过程，否则，就不会有人们在历经战乱之后，还会被诱导到人类血腥屠杀的两次世界大战之中。但是，确实也同时存在着人类的历史进程中有着比较长久地能够得以维持和平与稳定的时候，比如19世纪维也纳体系之下的所谓“百年和平”。如果细究19世纪这一段历史，至少有两点值得后人记取。
其一，19世纪的维也纳体系确立之后，欧洲大体上是经典的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不是苏联式的）以及民族主义三种思潮复杂交织而同时存在的时代，这一点，也大体上与2008年前后三边关系中的基本潮流相吻合。从表面上看，虽然西方媒体依然以意识形态工具对于中俄的体制进行攻击，但是，中美俄没有一个大国不是基于现代市场经济、民主法制作为长远的努力方向。从更加强调民族国家本位这一点来看，这三个大国看来也远比欧洲更像是回到了威斯特伐利亚时代。甚至于当美国动用国家宏观财政力量企图解救美国当下的金融危局之时，有媒体惊呼，美国在“走向社会主义”。此语虽有嘲讽之意，但是，危急关头动用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也确实是每一个国家机器本身发挥作用的题中应有之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三边关系中尽管是存在着人所共知的巨大差异，但还是应当寻找更多思想和体制的交集点，以作为共存包容的基础。
其二，如果说，三种思潮的复杂交织乃是19世纪欧洲出现“百年和平”的一个重要前提，那么，维也纳体制下的力量格局基本上是一个被多元思潮作为生存基础的多头竞争与平衡的所谓“梅特涅时代”。国际多元力量结构的存在，虽然还不是21世纪初国际格局的现实，但却暗合于国际局势中正在缓慢出现的趋势。所以，如果当年能以多元思潮并存和多头力量平衡来实现欧洲的“百年和平”，那么今天为何不能为之而努力呢？
19世纪的欧洲与今天有所不同者，可能是当时欧洲之外的殖民体系的存在，欧洲列强是通过以欧洲之外的博弈来取得在欧洲本土的力量平衡与和平格局。但是，今天世界却以全球化的大趋势，为国与国、区域与区域之间的物质与思想的和平交流提供了机会。从这样的一个大视角来看，人类的和平前景还不至于那么悲观。对此，作为大国的中美俄三家，比别人有更多的体验，自然也理应做出更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