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危机：新秩序的前奏，还是大混乱的征兆？

第二节
乌克兰危机：新秩序的前奏，还是大混乱的征兆？

乌克兰危机，是冷战终结近三十年来原苏联地区最大的一场危机。这不仅是发生在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也不光是发生在俄罗斯与西方之间，更是发生在国际权力转移敏感时刻一场多方力量之间复杂而深刻的国际冲突中。乌克兰危机，也是21世纪以来牵动全球秩序的重构、欧亚地区地缘政治格局重塑，以及人们对世界事务中关键问题重新认知的一项重大事件。因此，对乌克兰危机这样既敏感而又迁延时日的重大问题，本节试图从事件本身进程与深层结构的关联，从各方长期战略与近期决策的互动，包括从思想理论性问题的众说纷纭之中，努力把握这场危机的来龙去脉。

一、危机的动因、进程与特征

从较长期的角度来看，以下三个方面的基本变化引导着局势的日趋恶化。

首先，二十多年来，乌克兰国家政治发展方向不定，国内宪政体制多变，国家治理功能衰弱，社会经济长期波动，腐败盛行，民生艰难，这是造成本次动荡的一个长期的内部原因。弗朗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中，无论对“颜色革命”中被选上台的总统尤先科，还是2010年新当选总统亚努科维奇都给予了尖锐批评。他认为，在他们治理下的乌克兰是后冷战阶段充满“政治焦虑”的“民主失败”国家的典型。⁽¹¹⁾

其次，乌克兰地处东西方文明结合部最西端的特定历史地理位置。在后冷战地缘政治的特殊背景下，外来影响和当地传统犬牙交错，突出表现为东西方之间不可遏制的东拉西扯、相互冲撞，成为大国纷争的漩涡。与同样处于欧洲的东西南北文明结合部地带的其他国家，如瑞士、奥地利、西班牙等相比较，历史遗产、传统习俗和政治体制的差异，导致乌克兰难以复制上述欧洲国家那样的民族与区域建构的路径，并以此避免内外纷争。

最后，非常关键的动因在于，冷战终结以来，一方面，在对俄罗斯有着根深蒂固成见的背景下，西方在原苏联地区推行北约和欧盟持续东扩战略，策动了一连串的“颜色革命”；而另一方面，与20世纪90年代痛苦转型中的萧条和虚弱相比较，“黄金十年”中所获得的国力增长、普京所引导的强国精神，使得俄罗斯再也不愿以“冷战失败者”的身份与西方打交道。以上种种趋势逆袭而动的演进，为乌克兰危机的爆发早早埋下了伏笔。

从近期视角来看，乌克兰危机的直接诱因在于：其一，“文明离婚”式的苏联解体过程尚未终结，“苏联解体综合征”还深深困扰着艰难转型中的原苏联加盟共和国，而美国却是毫不留情地力推北约吸收乌克兰、格鲁吉亚等国入盟。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也采取排他性的乌欧联系国协定和“东部伙伴关系”（Eastern Partnership，简称EaP）计划，直逼俄罗斯的安全与经济命脉的底线，激起俄方的强烈反弹。其二，原来作为欧俄双边关系的“黏合剂”，并有一系列基础设施作为保障的欧俄能源合作体系，因乌克兰过境天然气危机、页岩气革命的骤然降临，以及欧洲政治的代际更替、跨大西洋关系的走向不明等新的不确定因素，正在发生动摇，致使俄欧关系趋于疏离对立。其三，俄罗斯为维护自身尊严，也为在周边地区稳住阵脚，以大国身份参与区域和国际秩序的重构，不惜以强硬的姿态投入抗争，也在软实力的构建方面表现出强劲潜能。其四，美国对乌克兰内部事务，特别是2014年2月以来，美国官方的直接干预和离间，表明美国不光企图在俄乌之间，而且还在俄欧之间插入楔子，力求继续掌控欧亚事务。但是，实力和意愿之间的差距，往往使其力不从心，捉襟见肘。其五，乌克兰危机过程中的多重冲突交织，不光有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纷争，有乌克兰东部和西部间的矛盾，有激进极右翼和寡头之间的角斗，还有其他各个政治利益集团之间的复杂博弈。因此，评论家认为：乌克兰政坛不像是一个政治家们的聚合处，更像是一批拳击手的竞技场，各方乐于寻租，罕言道义，也难有建设性动议，造成了危机的爆发和预后的处理都相当难以控制的局面。

总之，一方面，欧美凭借实力优势，企图主导欧亚地区的意愿依旧高涨，乌克兰冲突进程中一度表现出多年难得一见的西方内部合作姿态，但其影响力衰减，加上乌克兰局势本身的高度复杂性，大大降低了美欧掌控局势的能力。另一方面，俄罗斯多年旨在重返大国地位的苦心经营，积聚举国之力，捍卫地缘政治利益，虽历经挫折，依然以攻为守，反击西方的施压，折射出世界多样化发展进程中俄罗斯所独具的不折不挠的势头，从而使围绕乌克兰问题的角逐，进入了冷战结束近三十年来最为困难与纠结、并且持续多年的危机阶段。

乌克兰危机出现了先后相继的各个演进阶段。以下就各时段的要点，做简要梳理，便于观察事态的发展机理。

第一阶段：2013年11月21日乌政府从欧盟转向对俄合作的决定与大规模抗议。

2013年几乎整整一年,欧盟与乌克兰就欧盟联系国协定进行谈判。在欧盟基本上不与俄方沟通、不考虑其诉求的背景之下，俄罗斯决定以牙还牙，提供大量优惠条件，以说服乌克兰加入由几个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组成的“欧亚经济共同体”。11月21日，乌克兰政府决定暂停与欧盟谈判，同时，恢复与俄方的会谈。当晚以及次日，主张与欧盟发展关系的数千人群在基辅聚集，抗议政府的政策转向。12月1日，数十万民众涌向基辅的独立广场与欧洲广场举行集会，与警察发生冲突，并于12月2日占领广场，要求解散政府。12月17日，俄乌经过谈判达成一揽子合作协议，其中包括俄大幅度降低对乌天然气供应价格，并向乌提供150亿美元的财政支持。俄欧双方都已将乌克兰置于一个实际上排他性竞争的背景之下。俄欧面对各自战略意图的实现，都曾寄予过高期望；而双方对各方民意反应和内外复杂互动，都没有做好应有的充分准备。

第二阶段：2014年2月22日的政变。

2014年年初，亚努科维奇展开与反对派的对话，基辅的社会抗议一度趋缓。1月下旬后，尽管当局做出包括恢复2004年宪法规定的总统制、赦免抗议活动参与者法律责任、与反对派共同组成联合政府等一系列让步，但民众示威高潮重启，并于2月16日占领政府大楼，2月18日发起更大规模示威，大批警察受伤，部分民众和警察身亡。其间，美国加大干预，并力促欧盟联手对亚努科维奇政权施压。在内外夹击下，因执政阵营内部反戈而走投无路的亚努科维奇，不得不与反对派签署全面退让的2月21日政治协议，并邀请德国、法国、波兰，包括俄罗斯为之见证。但在一天内，这一为各方所确认的协议墨迹未干，便被更为激进的反对派所发动的政变所推翻。继之，亚努科维奇出走，季莫申科获释，乌克兰组成亲西方的过渡政府。

第三阶段：克里米亚宣布独立和加入俄罗斯。

2月下旬乌克兰境内的克里米亚形势依然动荡。2月23日，乌克兰议会废除《国家语言政策基础法》，取消俄语的官方地位，俄方反对。3月6日，克里米亚议会通过决议，宣布克里米亚将以联邦主体身份加入俄罗斯联邦。3月16日，克里米亚经全民公决提出了加入俄罗斯的要求。3月18日，普京总统发布重要讲话，高调支持克里米亚的独立和回归俄罗斯的要求。与俄罗斯精英和民众对此大比率的支持相比，西方舆论一片批评，但一时并无切实可行的实际举措。3月24日，西方八国集团峰会暂停邀请俄罗斯参加，但同时俄罗斯仍被邀请参加6月6日法国诺曼底登陆7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国关于克里米亚等问题的不予选边而理性表态的声明，获得各方认可。3月27日第6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有关乌克兰问题决议，申明对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承诺，敦促各方通过直接对话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

第四阶段：东部地区动荡和2014年4月17日日内瓦协议。

在克里米亚局势催化下，4月上旬，乌克兰东部地区相继出现动荡局势，哈尔科夫、卢甘斯克、顿涅茨克等地先后提出仿效克里米亚的或是独立、自治，或是加入俄罗斯的要求。西方开始对俄罗斯实行制裁。4月17日，俄罗斯、美国、欧盟、乌克兰四方外长在日内瓦举行会谈，要求各方停止对抗，并未取得实际进展。

第五阶段：2014年5月25日乌大选与6月6日的诺曼底会见。

乌克兰东部、南部和基辅政权的对抗态势进入白热化。5月2日，在南方城市敖德萨出现一百多名平民在冲突中死亡的令人震惊的消息。俄方对于乌克兰东部地区要求自治和归并俄罗斯的问题持谨慎立场。5月7日，普京有条件地支持乌克兰总统大选。5月25日乌克兰总统大选，“巧克力大王”波罗申科首轮当选后，表达和解意愿；但是，拒绝与东部亲俄势力和谈。6月6日，普京和西方首脑及波罗申科在诺曼底典礼上实现自危机以来的首次会见。6月7日，波罗申科发表就职演说，决意加入欧盟，排除联邦制，坚持打击乌克兰东部的分离武装，并强调乌克兰语为唯一国语。乌克兰危机形势未见缓转。

第六阶段：2014年7月17日的马航事件。

在乌克兰东部形势依然胶着的背景下，7月17日突发的马航事件成为一个重要转折点。在西方迅速发起的舆论攻势之下，俄罗斯面临巨大压力。7月22日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案，表示不做“有罪推定”、主张公正查核。但美国施加强大压力说服德国和其他盟国，于8月初开始实施冷战后最严厉的一次西方联手的对俄制裁。俄罗斯遂以禁止农产品的进口报以反制。局势又一次陷于白热化境地。

第七阶段：2014年8月中旬人道主义援助和四方会谈。

7月下旬，借助马航事件的舆论环境，乌克兰政府军对亲俄民间武装加大打击力度，波罗申科要求在两周之内解决东部问题。乌东民间武装则接连遭受重创，平民遭受严重伤害，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民间武装占领区域日渐收缩和被切割。8月初，俄罗斯提出以人道主义援助进行解救，经过国际协调，初步达成共识。8月17日，德法俄乌举行四国外长会议，围绕着人道主义援助进入乌克兰的路线、东部停火问题，再次进行艰难协商。危机出现一线缓转希望之际，乌东民间武装突然公开披露，俄方向其提供了装备和人员训练。俄官方予以否认；同时，乌克兰极右集团发出最后通牒，要求24小时内改组乌克兰内务部、释放日前被捕的广场抗议同伙，否则，将发动武装暴动相抗争。乌克兰冲突各方仍然高度对立。

第八阶段：2014年9月至2015年2月的明斯克协议和诺曼底会议。

2014年顿巴斯爆发流血冲突，乌克兰政府随后在东部地区进行“反恐行动”。9月5日由乌克兰、欧安组织、俄罗斯（三方联络小组）与乌克兰东部两个共和国代表签署《明斯克协议》。2015年2月11—12日由德国、法国、乌克兰、俄罗斯（诺曼底四方）和乌克兰东部“两共和国”代表签署《新明斯克协议》。协议旨在推进当年年底前实现全面停火，并制定和执行新的排雷计划、撤出部队和装备、释放和交换被扣人员等。各方表示愿意在“诺曼底模式”和三方联络小组（俄罗斯、乌克兰及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框架下，为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享有地方自治特殊地位的法律安排寻求共识。虽该协议还有许多模糊之处，主要条款而后并没有得到真正落实，但是，为缓解冲突留下余地。

第九阶段：上述两协议之后各方力量博弈和多年持续胶着时期。

早在2014年8月26日，乌安全局宣布，在乌克兰顿涅茨克州发现携带武器和证件的俄罗斯军人。俄罗斯则予以否认。《新明斯克协议》签订后，2015年3月18日波罗申科签署关于顿巴斯地方自治特殊制度的法律修正案。乌克兰民间武装称，因该修正案违反《新明斯克协议》中规定须与“两共和国”代表就选举问题进行协商的第12条，故不予承认此修正案。4月17日，美国300名空降旅军人抵达乌克兰。俄方指责，这违反了《新明斯克协议》。2015年起，俄乌双方多次就派遣维和部队事项进行谈判，无果而终。在此期间，俄罗斯与北约的对峙升级。2016年2月，欧安组织的无人机画面显示，反政府武装力量部署多管火箭炮。2017年12月美向乌出售反坦克导弹等致命性武器。双方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协议规定。2018年1月18日乌克兰议会通过“顿巴斯重新一体化方案”，称俄为“侵略国”，将顿巴斯认定为“被占领地”。俄方称此方案“葬送《明斯克协议》”。当年11月，“两共和国”自行宣布进行领导人和议会选举。欧盟与乌克兰均予否认。2014年至2019年美国向乌克兰拨款超过13亿美元。2020财政年度，美国还计划提供给乌2.5亿美元军援，另拨6.1亿美元用于对抗俄罗斯在欧洲、欧亚和中东的影响力。同时，乌克兰东正教会脱离俄独立，乌克兰加入北约和欧盟的宪法生效，《乌俄友好条约》被废除，俄乌在刻赤海峡发生冲突。作为回应，俄向乌“两共和国”居民发放护照，双方抗衡态势未见减缓，并时而激化。

第十阶段：2019年5月20日泽连斯基当选乌克兰总统后的合作与抗衡。

泽连斯基当选总统后，乌克兰危机一度呈缓解迹象。此前，普京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愿意全面恢复与美国的关系；美国虽在2017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称中俄为“主要竞争对手”，但美在一系列地区冲突和双边问题上仍需与俄协调沟通。5月22日，普京与法德领导人通话，准备采取措施推进执行《明斯克协议》。但是俄乌双方就东部问题的立场仍有明显差异：普京坚持《明斯克协议》是解决冲突的唯一途径，乌克兰必须履行《明斯克协议》；而泽连斯基则坚持在收回克里米亚、不会在给东部冲突地区特殊地位的前提下进行谈判。在双方原则立场无法妥协的前提下，本可就双方停火、交换战俘、改善当地基础设施、必要时派遣维和人员等问题进行谈判，但是，在俄罗斯与美欧关系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危机仍难见松动。尽管2020年2月9日举行诺曼底会晤，10天之后双方交换部分战俘，但俄乌双方就一系列问题的立场未见根本改变。甚至，2020年年初东部地区又呈紧张局势。

综上所说，乌克兰危机的进程具有这样的几个突出特点：

其一，本次危机的角色众多，既有传统主权国家行为者，又有代表来自不同历史文明背景的利益群体；既有自诩当下国际秩序代表者（美、欧），又有被指为现存体制的“修正派”（俄罗斯）；既出现了联盟方式的行动集体（如北约和欧盟），也存在着大量抵制“选边”、并倾向于中立的政治单位（如中亚诸国以及俄罗斯之外的金砖国家等）。出场角色的纷繁复杂，反映了这场危机包含着多向度的政治与历史内涵，也大大增加了危机处理的难度。

其二，危机过程一波三折，复杂而多变：不但各方立场和战略随着各个阶段的问题导向因时而异，而且，犹如马航事件的突然发生、秘密外交和公开行动的相互交织、媒体战中的真相和谎言的真假难辨，令人目不暇接，使得整个危机处理过程扑朔迷离。加之，各国政要虽然一边通过热线直接对话，但是，一边仍恶语相伤，极大程度上影响着国家间信任的建立。所有这一切，不仅令政治家们的立场选择显得格外地艰难，也使大国关系的稳定倍受艰难考验。

其三，冲突中各方争斗的目标明确，存在着大量迎头相撞的高度风险。以欧、美、乌克兰为一方的总体实力和舆论影响力要高于俄罗斯，而俄罗斯一点也不甘示弱，在遭受经济的巨大压力下军备建设反而加强。旗鼓相当的格局，大大促使了局势激化的可能性。但鉴于本次危机是发生在全球化时代的特定历史条件之下，远不似战争时期或冷战年代，当事各方的相互关系黑白分明、非敌即友。当下争夺各方的相互间关系往往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掣肘甚多，有着一定的依存关系，利益与价值取向关系非常复杂。所以，这场危机势必会在时起时落的搏杀中，迁延时日，一时难分伯仲。

其四，当前这场变动牵动全球秩序的未来走向，涉及欧亚地缘政治格局的重塑，关联民族国家地位、大国间缓冲与过渡地带、区域合作和安全构架，以及一系列世界事务中关键性问题：如对冷战、遏制、制裁、结盟、中立、国际干预、国内制度变迁和对外政策相关性等问题的重新认知，因此，这场冲突将会日渐产生辐射效应，扩散至未来国际关系建构的各个环节和各个方面，其影响会相当深远。

总体来看，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的多年中，围绕危机的大国博弈出现了长时期抗争与间歇性弛缓相互交替的状态，大国关系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战略调整与更新时期。由乌克兰危机所激发和催生的这种调整与更新，与未来国际秩序的重组有着直接的关联。

二、从乌克兰国内态势看危机的起因

从乌克兰内部看，危机的发生来自一种综合病症：经济困境；精英分裂；话语失衡。这一病症也经常被称为“苏联解体综合征”，曾出现于90年代以来的原苏联加盟共和国。这三项短板，深刻地影响着乌克兰事态的整个过程。

（一）经济困境

2013年12月至2014年2月乌克兰大规模抗议运动，并不能够仅仅用经济突然的全面下跌这样的戏剧性理由来加以解释，但是，至少它是处于经济困难时刻出现的一场危机。

首先，乌克兰国内生产总值开始下降出现在2012年第三季度。该年第四季度的数据与上年相比，缩减2.5%； 2013年1月到9月的缩减规模则从-1.1%到-1.3%。但到2013年第四季度，乌政府宣布15个月来第一次出现增长。在此同时，按乌克兰政府统计机构的计算，2013年的增长为零，预计2014年经济下降为3%。

乌克兰对外经济形势也日益严峻，2013年出口下降7.7%。 2013年第三季度当通货紧缩为3.6%时，商品和服务的下降为7.8%。出口贸易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2011年的53.8%下降为2013年第三季度的45.9%。俄罗斯国内推进进口替代政策之时，乌克兰对俄出口下跌，2012—2013年出口下降24%。2013年8月后，乌克兰与俄罗斯及其他独联体国家经贸关系恶化，乌工业生产下降，就业岗位每月减少1.5万—2万个，贸易额损失37.5亿—50亿美元。与此相比，2013年，欧盟成为乌克兰最大的贸易伙伴，占有乌克兰出口的26.3%，而俄罗斯仅占23.8%，屈居第二。

一方面，俄罗斯还是在乌克兰制造的高附加值机械产品出口中占有大头，比如，在诸如核反应堆、锅炉、车辆等84种产品当中占有58%；在机车和电动机车的车头、移动船坞等86种大宗产品中占有71%。大多数产品都来自乌克兰东部地区。俄罗斯市场对乌克兰，特别是东部地区举足轻重。当时，另一方面的问题在于，2009—2013年作为乌克兰出口王牌的有色金属制品，其价格的上升低于石油价格的上升。同期冷轧、热轧和线材制品上升幅度在21%—67%之间，而石油价格上升则超过了200%，从35美元/桶上升到110美元/桶。2013年第四季度对乌克兰1 252家公司的定期调查中，有49%的企业家认为，能源价格上涨是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

在此背景下，连续经济下降时所积累的预算亏空和个人实际收入的迅速下降，引人注目：在2010年乌克兰的个人收入增长为16.2%，2011年为6.1%，2012年为9.7%。到了2013年，实际收入增长从年初的7.6%下降到7月份的1.9%。而实际工资增长下降得更快，从2012年的14.4%跌到2013年的8.3%。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乌克兰15—70岁年龄段的实际失业人口稳定在170万—180万之间，是官方统计数字的3.5倍。2013年3季度，只有6.2%的15—70岁年龄人口去登记失业，实际失业人口要高得多。2012年1—9月乌克兰失业率最高的是在以下地区：车尔尼雪夫（10.3%），利夫尼（10.2%），特诺皮尔（10.2%），朱托美尔（10.1%）。值得注意的是，自由广场暴动所需的大量车辆，以及对广场暴动的人道支持等活动的运输工具，正是从这些地区开往基辅的。

乌克兰经济困境的进一步表现为：（1）从2012年开始，乌克兰经济开始落后于全球增长的速度。亚努科维奇曾经寄希望于乌克兰能够成为全球经济增长领先的国家之一，现在则完全落空。2010年至2013年，乌克兰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0.408%下降到0.38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14年这一比重会下降为0.381%。（2）投资和政府开支大幅下降：按照国家统计局的计算，2013年固定资产总额下降了6.6%；固定资产投资下降了11.1%。根据国家银行的统计，2013年乌克兰直接投资净额从66.3亿美元下跌到33.5亿美元。2013年政府支出下降了39.5%。（3）债务的上升：内外债务的上升是乌克兰经济的关键问题。在经济紧缩15%的背景之下，2013年乌克兰主权债务上升13.4%，这是2008—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最严重的一年。2010—2013年亚努科维奇政府期间的主权债务上升了83.6%，达到了731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40.2%。 2013年内债上升了35%，达到321亿美元；直接外债上升6.9%，达到了279亿美元。将近40%的乌克兰主权债务将在两年内到期。乌克兰政府和国家银行联合持有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70亿美元债务和世界银行的33亿美元债务。到2013年12月底，乌克兰一共欠俄罗斯的债务估计在50亿—70亿美元之间。以上因素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危机的发生。

（二）精英离散

转型中国家一般不像发达工业国家那样，后者往往在社会经济利益比较充分地分化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明确利益导向的社会阶级和阶层，前者并不具备代表这些不同利益的政党和政治利益的成熟表达机制。在此客观条件下，发展中、转型中国家的社会精英，就会起到特殊的作用。不光在决策形成过程之中，而且，在决策的贯彻实施过程中，都可以看到精英所发挥的特殊功能。以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激进转型而言，虽然社会利益结构急剧变化，但未形成欧美工业国家所具有的上层社会、中产阶级、基层民众那样较稳定的利益划分；急剧转型中崛起的权势阶层充当了社会“精英”；旧体制下的“老精英”，也改头换面成了新的国家机器中的“新精英”。

20世纪90年代乌克兰独立之初，刚刚从旧体制下脱胎出来的政权形态一度曾经囊括三种精英：从影子资本家转变为合法商人的那一批具有从商经验的人；军人、原国家机构，特别是安全部门的官员；学者，特别是经济学学界专业人士。这三部分精英大量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但随后不久，乌克兰政治构架中的这种相互平衡被打破了。首先，军队本身的分裂，导致军人从最高权力层消失；市场因素的推广，安全和执法部门的商业化则剥夺了这些部门的独立性，它们不得不听从于支付其运转费用的主导性经济力量。结果，乌克兰的执政精英范围就集中来自经济领域，并且，逐渐变异为三个主要经济精英集团：代理商、银行家和制造商。乌克兰寡头和其他主要经济集团或以全部三种身份行动，或各有侧重，以地区分布来说，制造商在顿涅茨克占主导地位，代理商集中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而银行业则汇集于基辅和乌克兰西部。

迄至2014年5月25日大选，可以看到的一个鲜明现象是，在缺乏来自军人等强力部门和来自知识界精英支撑的失衡局面下，经济精英无处不在地掌控整个乌克兰的命脉。中央政府层面由波罗申科这样的超级寡头掌握权柄；地方层面很大程度上被分别操控于各家寡头集团手中。尽管“右翼集团”支持的独立广场造反派仇视寡头这一社会群体，但也无法改变由寡头实际执政的基本格局。

经济精英独掌大局，给乌克兰政治带来了深重的实用主义倾向和反复无常的政治动态。政治立场多变乃是乌克兰寡头的一个突出特点。比如，乌克兰的首富艾哈马托夫，相当长时期中对整个东部地区有着巨大影响力，也曾是亚努科维奇几十年的老朋友。但在2月政变的关键时刻，他的态度暧昧，导致了亚努科维奇的迅速倒台。媒体大王迪米特里·菲尔塔什在亚努科维奇时代不光控制着整个电视系统等传统媒体，而且还是网络系统的主要掌控者。但在基辅2014年2月政变中，他也迅速从政府立场转向反对派。“2月革命”后被任命为州长的科洛莫伊斯基，乃是乌克兰排行第四的富豪，曾被普京公开点名批评，指其骗了俄企业家阿布拉莫维奇的巨款。但在他担任乌克兰新政权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州长职务之后，一方面批评普京想要“恢复1913年沙俄帝国的疆界”，表示愿意为每一个与东部武装分子战斗的军人支付一万美元酬金；但另一方面，又不顾禁令，企图与俄罗斯的军工企业恢复合作关系。基辅一直流传于民间的评论是，亚努科维奇实际上不是被他的对手，而恰恰是被他的那些所谓左右摇摆的“老朋友”寡头们打垮在地的。

即使从2014年5月大选中当选总统的波罗申科的表现来看，也充分显示出他本人善于立场变幻的特点。波罗申科曾经是尤先科政府中的外交部长，但是，他却马上在作为对手的亚努科维奇政府中担任经济发展部长。危机过程中，波罗申科一度支持反对派，获取了不少政治资本。在稍后竞选总统的过程中，波罗申科虽然依然主张积极参与欧盟一体化进程，偏向于西方立场，然而他是以相对温和的姿态出现，立场比较中立，比较倾向于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问题。不像季莫申科，她虽然曾经和俄罗斯的高层，包括和普京本人有过非常深入的交往，但是，她在2月22日获释以后，却是以“反俄”形象出现，并扬言以“核武器”打击俄罗斯。这不光使她丢失了东部地区的大量选票，而且，也令原来非常支持她的西方国家不敢继续下注。这是季莫申科和波罗申科之所以第一轮选战中就分出输赢的一个重要原因。问题在于，波罗申科在当选之后，却又一改此前所说：当选之后的第一件事是“访问顿巴斯”。相反，他下令狠狠打击东部地区起事的民间武装，他的那句“不是花几个月，而是花几个小时消灭恐怖分子”的“名言”一时流传甚广，成为“寡头总统”留给东部地区的“见面礼”。波罗申科的对外政策态度也大体如此。在大选的前期，他曾极力主张乌克兰加入北约。但到临近大选之际，波罗申科改口，认为“加入北约问题不值得现在予以提出”，显示出在北约这一高度敏感问题上的不确定性。而到波罗申科执政晚期，“加入北约”又不时被波罗申科拿来作为对俄施压的工具。

乌克兰精英分裂带来了几个必然结果。其一，“家族干预”成为众矢之的的严重问题：亚努科维奇执政以后，家族成员遍布于几乎所有的政府关键部门和商业机构的重要岗位。乌克兰大公司MACO的总裁是亚努科维奇的儿子；新精英迅速崛起背后面临着“老寡头”和政治竞争者的巨大压力。与此同时，精英分裂必然使得改革目标模糊不清：2012年阿扎洛夫重新被任命为总理之时，改革已经失去了动力。作为亚努科维奇最主要政策宣示的五年计划，也即题为“繁荣的社会、有竞争力的经济、有效率的国家”的改革方案，到2010—2011年，其执行程度为70%—90%，而到2013年其执行程度不到40%。

其二，带来了整个国家无处不在的腐败。与乌克兰主管官员的交往中，贿赂已经是必不可少的一种互动。税收警察、医生、教师都要“化缘”。在公务员薪金完全缺乏竞争性的情况下——以2014年1月的统计，乌克兰公务员平均工资为385美元/月——行贿和回扣成为体面生活的唯一可靠来源。卢基扬诺夫在华东师范大学座谈会上介绍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不同的腐败水平时，是这样说的：在俄罗斯受贿者拿钱办事，但是在乌克兰受贿者拿了钱，人就消失。换言之，腐败的水平更“高过一筹”。⁽¹²⁾

其三，国家机器信誉丧失殆尽：没有一位乌克兰政治家在公众口碑中还有正面的评价。按照“民主倡议基金”的材料，只有1/4的乌克兰人还相信自己国家的当权阶层。2013年7月，76.8%的乌克兰人不相信乌克兰“拉达”，也即国家议会；72.3%的人不相信法院；不相信内阁的人占71%；不相信警察的占70%；不相信总统的占68.9%；不相信国家检察官的占63.5%；不相信安全部门的占48.5%，不相信地方执政阶层的占47.3%。只有民间组织，诸如媒体和教会，相比之下受人信任的程度略高于上述其他部门。上述因素的综合影响使得选民系统变得越来越激进化：最初的变化实际上在2012年“拉达”选举中已经看得出来。大量选民主张：按极右翼和极左翼主张推动激进改革，大量选票投向了激进党，执政的地区党票数不多。18岁以上直至老人阶层中有65%的人认为，应改变国家发展方向，不相信政治家能够推动这种改变。

其四，此情景下，极端主义势力的泛滥已难以遏制，不光在2014年“2月革命”时期，反俄主义、反犹主义势力十分猖獗；2月21日协议之所以被瞬间推翻，就在于“右岸”激进势力以发动更为激进的武装暴动为威胁，把议会中立场动摇的议员们彻底压倒，也胁迫寡头接受了2月22日政变的结果。这一场较量清晰地暴露出乌克兰政治精英的涣散无能。

（三）话语失衡

乌克兰危机过程中，话语缺失带来的后果严重。如果说，几年之前，还可以看得到乌克兰政治家对媒体的影响力，但危机来临之前的普遍现象是，媒体往往通过掌控传播的通道，实际控制着政治家。在乌克兰的观察家们尤其深切地感受到：现在的世界不是被决策者们统治，而是被那些创造出政治用语的人们统治着。⁽¹³⁾民意显然更易于被来自外部的煽动所左右。

独立广场的组织者们发起了一场“语汇战争”，不仅制造警察与抗议者之间的肢体冲突，而且引发当局与抗议者之间的“语汇对抗”。当时，反对派几乎垄断着流传广泛的主要词汇，像“平等”“正义”“言论自由”“和平抗议”“欧洲价值”“孩子的未来”“欧洲的选择”，等等。他们极尽所能，以这些词汇引导民众，并将自己描绘成为民主的化身；又运用“犯罪”“独裁”“暴力”“残酷”等词汇描绘政府形象，激起人们对亚努科维奇政府的愤怒。同时，他们又通过“稳定”和“天然气”等少数被妖魔化的词汇，离间与讽刺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广场反对派几乎没人使用俄语词汇，似乎俄罗斯只给乌克兰带来了“稳定”和“天然气”这两个词汇。与此相比，西方支持反对派精心策划、积极传播上述这20个左右“自由”的近义词和30个左右“正义”的近义词。这一传播与反对派诉求相当吻合，由此迅速扩展了影响。⁽¹⁴⁾

乌克兰危机显然与这个国家领导阶层的行为文化相关：多年来乌克兰领导人要么就是实干而言拙，要么就是巧言令色而不干实事。以亚努科维奇政府为例，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曾指出，在2013年整整一年中，民众只知道政府在准备着与欧盟的谈判，似乎倒向欧洲一边是乌克兰的唯一选择。直到2013年11月21日，亚努科维奇与欧盟谈判受阻，又转而与俄罗斯谈判。尤其是当乌克兰政府已经与俄罗斯签署协议，并暂停与欧盟的联系国谈判之后，整个官方舆论机器并没有对此做过认真说明，几乎是完全丧失了国家面临重大变化时对于话语系统的掌控权。⁽¹⁵⁾乌克兰专家曾这样总结道：亚努科维奇政府垮台留下的教训是：金钱、资源、强权都不能取代看似并不起眼的“话语”的力量。

一个深刻的教训是，在苏联解体直到危机发生前的25年间，乌克兰和俄罗斯领导人通过缔结合作，共同创造了财富，但并没有创造出有说服力的俄乌合作的“意义”。在2013年11月的协议中，俄罗斯向乌克兰提供巨额贷款与天然气补贴，这项行动的目的，原本是展示俄罗斯政府的慷慨和俄乌友谊，但并未起到实际作用。乌克兰专家虽然挑剔，但也不无道理地说道：为什么俄罗斯不能做一个以下这样更接地气的说明——比如，“如果，乌克兰政府能够降低每个乌克兰人使用天然气的费用比例，那么，我们就向乌克兰提供廉价天然气”，如果这样做，俄罗斯的行动将能获得民心，并拥有公正、友谊、慷慨和亲密关系的意义。⁽¹⁶⁾

综上所说，以经济困境、精英离散、话语失衡为突出特点的乌克兰内部状况，势必深刻影响其内政外交。经济的全面溃败使得乌克兰“病急乱投医”，政治精英层的过度商业化使得乌克兰的国家发展流于实用主义，话语失衡使得乌克兰唯有运用民族主义才能形成共识，而完全顾不得国家发展的长远战略利益。

上述情况，既不同于原苏联地区、但属于异文化的政治单位，比如格鲁吉亚，或中亚等国；也不同于处理与西方国家之间关系时不伤元气的相互关系，也即，俄乌之间传统的血脉纽带、紧密的经济联系，一边使俄罗斯处处事事难释其怀，而俄乌之间的高度抗争和复仇情结，又使其特别的纠结和难以忍受。对于俄罗斯来说，乌克兰——这是一个梦魇缠绕的外交对手。

三、“战斗民族”的应对与背景

乌克兰危机以来，可从经济、社会政治、外交这三个方面来看俄罗斯的总体应对及其背景。

第一，同样面临挑战的俄罗斯经济。

和陷于困顿的乌克兰经济表现出近似态势，自2013年9月起，各大国际经济组织陆续修正原有对俄罗斯经济发展的指标，舆论对俄经济开始表现出悲观情绪。当时预测其2013年增长仅1.3%—1.4%，而2014年增长则进一步呈现比较大幅度的下降趋势。

其他一些数据表明，俄罗斯身处困境之下虽还有不少进步：2013年通胀为6.1%，比2012年稍有降低，2012年为6.8%；农业生产增长6.8%，比2012年5%的增长率稍好。国民关心的住宅建设，2012年增长5.6%，2013年增长率为12.1%。排除了通胀因素的实际工资，而不是名义工资增长为5.5%。而收入增长2011年为0.5%，2012年为4.6%，2013年为3.6%，这还是不错的指标。普京尤其高兴的是，据2013年1—10月最新统计，俄人口出现自然增长，这是1991年以来首次出现的一个变化。

但是，总体上说，诚如普京自己所坦言的，虽然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进入了世界五强，但是劳动生产率等关键性指标，还落后于主要国家2—3倍。知识产权买卖所产生的附加值对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不到1%，而美国为12%，德国为7%—8%，芬兰为20%。俄罗斯经济的离岸化，是被政府关注的重大问题，但是，2012年通过离岸公司和半离岸公司交易的商品总额大约为1 110亿美元，相当于整个出口的五分之一。俄罗斯对他国投资的500亿美元中有一半也是通过离岸公司进行，这表明资金流失现象依然十分严重。乌克兰危机之后，资金外流已达700亿美元。关键问题在于，改善俄罗斯经济对于能源资源产业过于依赖的努力仍未见成效，同时又遭遇了美国页岩气革命的巨大压力。俄罗斯经济的多样化发展和体制搞活还受到很大的掣肘。

从外部条件来看，固然欧洲尚未摆脱深陷危机的状况，对于一半的出口市场依赖于欧盟的俄罗斯来说，是最大的制约。但是，国内市场依然得不到迅速的发展，包括普京非常关注的远东西伯利亚的开发和开放进展缓慢，更是牵制着整个俄罗斯经济的前行。

第二，危机条件下的俄罗斯社会与政治发展。

根据社会学研究，当时俄罗斯社会关注的焦点，正从传统上对于恐怖主义威胁的关切，逐步转向于对于社会差距增大的担心。这也是21世纪第一个十年来，俄罗斯把反腐败工作提到前所未有高度的一个重要背景。俄罗斯最高领导人已经带头公布个人财产收入状况。笔者在瓦尔代论坛上，亲眼见到反对派的领导人可以毫无顾忌地公开质询关于高官的收入情况。

从2013年普京总统发表的年度国情咨文来看，前所未有地把社会领域的工作作为几乎是最大篇幅来介绍的问题。普京从地方治理问题谈起，谈到人口、家庭、医疗、教育、文化、体育、住房、生态、就业等事无巨细的各项工作。普京提出的新概念不光包括要成为“社会国家”、要加强“社会院”建设，还要建立“社会监督评估保障系统”，等等。看来普京不仅意在巩固政权的民意基础，而且在为未来市民社会建设着意铺垫。

从地方政治的角度来看，普京重新恢复了地方长官的民选。不光莫斯科，第三大城市叶卡德琳堡，以及一大批中心城市已经通过市民公开选举产生了新的地方行政长官。而且，除了莫斯科之外，包括叶卡德琳堡等地，也的确有一些真正来自基层的各式“非体制内人士”当选上台。笔者参加2013年度瓦尔代论坛的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一方面，地方选举中涌现了一批优秀人才参加了俄罗斯的地方行政管理。实事求是地说，民主选举取得了实际的进展。但是，另一方面，地方政治竞争局面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得到控制，还是一个非常令人关注的问题。当时的预计是，2014年的地方选举以后，将会出现一个比以前更为民主开放的国内政治格局，但是，普京主导下的强人政治不会消失。

在2013年9月19日的瓦尔代论坛上，笔者亲眼所见，普京公开邀请反对派的著名领袖人物雷日科夫向自己提问，这在当时被称为总统和反对派之间的“第一次历史性的公开对话”。到了2013年年底，一件更加轰动世界舆论的大事，发生在普京和被认为他的最大政敌——前尤科斯总裁霍多尔科夫斯基之间：普京接受了霍多尔科夫斯基提出因母亲的健康而请求赦免的要求，同意其前往德国。后续的信息表明，普京并不打算把这位最大的反对派人物拒斥于国门之外。从最初的国际、国内舆论反响来看，人们欢迎普京的这一举措；也有更多的评论认为，这体现普京政治自信心的进一步提升。从2003年霍多尔科夫斯基锒铛入狱，一直到2013年12月的赦免，经历了整整十年的普京与反对派关系紧张的阶段，人们拭目以待，普京此举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引领俄罗斯国内政治走向和谐。

值得关注的是，普京无论在其国情咨文，还是在2013年底记者招待会和听众的应答中，他并不回避谈到俄罗斯意识形态的保守主义特性。在他看来：强调尊重国家、尊重传统价值标准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并不意味着历史的倒退，相反，在一场历史大变动之后，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被人们指望能够扼制混乱和抵制倒退。

第三，强硬主动的先手外交战略。

2013年以来的俄罗斯和以往相比，似乎表现出其内部发展和对外战略明显的反差：即使国内遭逢困境，对外也决不示弱。一方面，其国内经济传来低迷信息，社会领域也面临诸多挑战，包括国内政治格局正经受着一系列严峻考验；但是，俄罗斯外交却反其道而行之，力图显示其强劲的活力。

2011年，叙利亚战争爆发，在延续两年之后，阿萨德政权面临着被指控使用化学武器和遭到西方严厉制裁而丢失政权的巨大风险。在此关键时刻，首先，俄罗斯以四两拨千斤的巧劲，提出了通过阿萨德政权交出并销毁化学武器以换取和平的方案，一下子扭转了中东地区的战乱局面，避免了一场更大规模的动乱。早在2013年4月笔者受邀在摩洛哥参加国际大会时得知，当时美俄双方实际上几乎已经接近于就和平达成协议，其原因在于，美俄双方都不能够承受恐怖主义势力在当地泛滥所造成的祸患。同时，美国在中东北非的影响力下降也确实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2013年6月轰动世界视听的斯诺登事件，一时曾经引起从媒体到政界、从平民到学术界的一片争议。更为重要的是，这一事件开启了世界舆论广泛谴责过度使用电子监听手段，包括在盟友政要之间实行监听所带来的破坏。俄罗斯通过一系列巧妙的安排，接受了斯诺登在俄罗斯的避难居留，彰显了俄罗斯外交的勇气；但是，普京又通过宣布不愿意看到由于斯诺登事件而损害美国利益，避免过度刺激美国。

2013年几乎整整一年，处于俄罗斯和欧盟之间的乌克兰一直对于未来的“选边”举棋不定。俄罗斯看出了欧盟正在就关于东扩问题进行自身的反思，难以满足乌克兰巨大财政亏损背景下提出的要求。乌克兰方面也担忧欧盟提出的一系列有关法律和赦免政治人物季莫申科所带来的后患，而乌克兰前总统亚努科维奇原本意在能够在2015年的大选中获胜，因而，更加关注能够在短期内获得外来经济援助进而摆脱困境。由此，2013年11月下旬，俄罗斯断然提出向乌克兰提供150亿美元以购买国债，把提供给乌克兰的天然气价格削减三分之一的大礼单，使亚努科维奇下决心中断了签署加入欧盟伙伴联系国的协议。俄罗斯的目的在于，力图把乌克兰留在重建中的欧亚经济联盟框架之内（乌原为该机构前身的欧亚经济共同体的观察员国家）。至少一段时间之内，确保从原有欧亚经济共同体向欧亚经济联盟的转型过程，不至于受到来自西方的过大冲击；也使得俄罗斯安全边界不至于被迅速向东推移，以至于一打开国门就面临着强敌兵临城下。

在乌克兰危机中毫不含糊地与西方正面对峙的同时，普京大力筹备索契冬奥会。尽管受到了危机形势和西方领导的集体抵制而未能取得预期效果，但是，至少在表达俄罗斯维护自己大国尊严的同时，显示俄罗斯仍希望合作，也期待西方能够改变对于俄罗斯的成见。至少在这一点上，西方舆论，包括基辛格等人予以充分肯定。在基辛格看来，一个愿意花六百亿美元举办索契冬奥会的国家，不应该怀疑它是否真心诚意与西方建立良好的关系。⁽¹⁷⁾

2014年也是中俄关系得到实质性提升的重要一年，不仅是由于中国和俄罗斯方面相互宣布把中俄关系视为双方外交之首位，而且，中俄之间在叙利亚、伊朗、朝鲜半岛事务等重大问题的合作与默契，以及中俄在能源合作等双边事务中的一系列关系升格，在上海合作组织等一系列问题上的推进，引起了世界的普遍关注。

但是，乌克兰局势持续恶化，俄罗斯又接连受到西方制裁，2015—2016年间能源价格下跌，卢布汇率大跌。在此形势之下，俄罗斯精英有关外交战略不同意见的争论一度趋于激化。

表现之一，关于世界大战的讨论成为媒体热议的话题。卢基扬诺夫等评论家曾多次表示，形势激化条件下，不排除俄罗斯会进一步向乌克兰东部地区出兵。俄罗斯总统国民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什多尔提出，“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如果北约在乌克兰布置军队、美国视乌克兰为自己的主要伙伴，这意味着一场大规模国际冲突的开始”。包括立场中右的评论家娜塔莉亚称：普京本人在2015年7月22日俄罗斯国家安全会议的一篇讲话中并不排除战争的前景。而立场偏于中左的总统私人经济顾问格拉济耶夫则明确表示：“根据现有的智力、经济和战争动员能力，俄罗斯在2015年至2018年的（国际）冲突中，未必落败，因为美国及其追随者尚未做好公开侵略的准备。”

表现之二，俄罗斯国内舆论关于“结盟”问题的讨论迅速公开化。尽管，普京在22日国家安全会议的重要讲话中表示：幸亏俄罗斯没有参与（与西方）结盟，否则会致使俄罗斯的主权和领土统一遭到损害。但是，俄罗斯国防与外交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这样的核心精英人物，对于俄罗斯是否继续保持“不结盟”状态，也公开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他认为，虽然俄罗斯并非已经有了当下选择，但是，对于长期趋势而言，金砖国家如若继续处于离散状态，将会推进艰难；欧亚经济联盟实际上已经使参与国的部分主权受到限制，在他看来，俄罗斯难免趋于结盟。他强调说：“处于上升状态中的大国，如果一定程度地参与结盟，不光有可能运用外部可能性去解决内部任务，而且，可能安抚周边区域，并对于自己作出一定的自我限制。”身为总统经济顾问的格拉济耶夫，明确提出：“如果俄罗斯不去建立自己的联盟，那么，美国所构建的联盟将会吞噬和中立化那些本可以成为俄罗斯潜在盟友的对象。”包括身份特殊的在美俄罗斯资深专家兹罗平，于网上公开感叹：普京所说到俄罗斯没有盟友的状况，一点也不使人感到安慰，俄国只有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才会这样讲，俄罗斯只有陆军和舰队才是自己的盟友。他说，“所谓盟友，即意味着支持，包括在所有现有国际结构下的投票支持”。与以往遭逢国际压力之下，俄罗斯的矜持状态相比，这一阶段俄国内精英层对于“结盟”问题的反应，说明俄正面临前所未见的巨大压力。

表现之三，精英立场出现微妙的分化：强硬派普遍认为目前的俄罗斯立场软弱，而面向国际的企业界则认为，必须对现有俄对外政策作出调整。颇有影响力的亚历山大·卢金（俄罗斯人权委员会主席、曾参与见证亚努科维奇与反对派签署著名的2月21日协议的俄方唯一官方代表弗拉基米尔·卢金之子）提出：俄罗斯既不可过于强硬、也不可回到90年代，而应“保持理性适度的爱国主义”，表达出了外交调整的必要性。

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危机加深背景之下，精英舆论有所分歧，究竟是对普京外交战略的牵制，还是反而会为普京的运作留出空间？就西方国家决策体制结构而言，舆论的分化有可能更多形成对于决策的掣肘。但是，就俄罗斯这种决策权力相当集中的政治结构而言，精英立场的有所分化，反而可能为普京提供机会。因为，唯有众说纷纭之下，才便于普京形成更为周全均衡的选择，也方显普京最后决策的一言九鼎。

四、乌克兰危机的后果

乌克兰危机持续的时间，远远超过危机爆发时人们的估计，同时，危机带来的对峙与破坏也深深影响着各个方面。

（一）大国恶性竞争的长期延续

从乌克兰危机后的态势来看，美国对俄战略志在必得，有其客观背景。美国在中东插手引起局势动乱，重返亚洲难以进一步得手，唯有乌克兰事件可能是显示其外交有所进取之所在。在危机后马航事件等天灾人祸之下，对俄加紧打压，乃是最好时机。切断俄罗斯与欧盟的联系也是美国一个深层的战略考量。特别是当奥巴马面临国内巨大压力下，更是在乌克兰问题上急于求成：美国内部精英层面和各大智库之间的激烈争论，并没阻止新保守主义和民主党阵营在反俄问题上的联手崛起。相形之下，以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为代表的稳健力量主张在欧洲敏感地带保持势力均衡的传统政治观点，明显处于边缘地位，无法阻挡美国对俄强硬派的声势。

美国外交不但继续受到意识形态的严重牵制，而且在“重启”美俄关系失败后，出于党派政治考虑，而故意表明强硬立场的奥巴马，似乎并不担心更深地卷入乌克兰危机的漩涡。2011年、2014年奥巴马先后两次访问波兰等东欧国家，力挺波罗的海国家对俄立场，包括给予乌克兰坚决支持。然而，这一切大大地提高了未来冲突的风险程度。奥巴马于2015年3月在西点军校的演讲，大体反映了他的外交选择及其所存在的矛盾：其一，奥巴马宣布美国还要当100年的世界领袖，但在地区冲突问题上，更多却只能怂恿盟国及追随者上前打斗。比如，在利比亚问题上，奥巴马显然希望美国退居二线，而让欧洲盟国打头阵。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很难有人心甘情愿当炮灰，或上美国战车。因此，美国的海外干预意愿下降而动员盟国的需求上升。这两者间的矛盾如何解决，还尚无良策。其二，美国的动武标准是自己的制度和生活方式是否受到威胁，但是，却又声称要把国际法作为实施外交的基础。美国在伊拉克和科索沃冲突中带头违背国际法，却又在乌克兰问题上把自己描绘成国际规范的捍卫者，言论和实践互相抵冲，难以取信。其三，乌克兰危机显示，美国已经降低对外军事干预的门槛，重武器不断流入乌克兰东部地区。虽然，美国宣称会保留单边动武的最后权力，但是，乌东局势一旦恶化，非常可能造成危机升级。美国是否有能力管控事态进程？

尽管乌克兰事件已经成为奥巴马上述互相矛盾的外交原则的一个雷区，但是，无论从美国在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利益，还是将对外推进“自由议程”作为美国国家利益的基石而言，美国都无法承受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输局。一直到特朗普时期，虽然特朗普曾经对普京“情有独钟”，竞选时期甚至公开表示连克里米亚都应归俄罗斯所有。但是一旦执政，特朗普还是无法撼动美国主流政治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政治正确”，也即美国朝野对俄罗斯日益恶化的心理认知与政治立场深深地制约着任何两党领导人的对俄取向。即使当乌克兰新任总统泽连斯基企图绕开克里米亚问题，寻求解决乌克兰东部问题并缓和乌俄关系的时候，特朗普深陷于“通俄门”事件，受到民主党人和媒体的穷追猛打，而对原来企图实施缓和美俄冲突的这一目标，基本上也是无能为力。

克里米亚事件后，欧洲追随美国参与对俄制裁，这既是美国施加巨大压力后的不得已而为之，同时，欧盟也的确面临内部舆论压力，必须强化对俄立场。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德国立场的变化。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随着德国愈来愈在欧洲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中生代政治精英对俄罗斯国内出现保守化政治趋势的不满；在克里米亚事件、马航事件等催生之下，德俄关系的迅速恶化，成为这一波美欧趋于联手的重要背景。

危机之后，乌克兰与欧盟已经签署联系国协定的“政治条款”。波罗申科曾提出，希望与欧盟加快签署联系国协定的“经济条款”，稳住欧盟对乌克兰的经济支持。犹如法国外长法比尤斯所云：波罗申科发表的演说“非常亲欧盟，可能比欧盟国家准备好能接受的更多”；但是，“当波罗申科说出联系国协定是乌克兰成为欧盟成员国的第一步时，我同我们的欧洲伙伴对此进行了讨论，大部分人并不这样认为，这很清楚”。⁽¹⁸⁾法比尤斯这里所说的大多数欧盟国家并不赞同乌克兰加入欧盟，首先是指德国和法国等“老欧洲”国家，他们不光担心乌克兰的加入会过多刺激俄罗斯，也更担心欧盟现在的内部问题堆积如山，而发展水平和治理状况远不乐观的乌克兰的加入，势必引发更多的麻烦，而且，会大大减弱欧盟的决策能力。相比之下，欧盟的新成员诸如波兰等国，与乌克兰互为邻国，贸易关系密切，如果乌克兰能够入盟，那么波兰本身的市场和经济能力将得到大大提升。再加上美国对于波兰的特殊影响力，因此，力挺乌克兰入盟就自然成为波兰的国策。但是，至少目前的情况下，乌克兰入盟的问题还得由多数“老欧洲”的成员国来加以定夺。

就欧盟而言，更为紧迫的问题是乌克兰大选之后的俄罗斯、欧盟与乌克兰的能源关系问题。虽然欧盟已经帮助乌克兰向俄罗斯支付了大量的天然气欠款，这还只是整个欠款的一小部分。同时，连续多次三边能源对话，远没有解决关键性的天然气价格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欧盟还不得不更多地承受来自俄罗斯的压力。在地区事务上，无论是伊朗核问题的六边会谈，还是叙利亚国内局势，在这样的重要议程方面，欧盟还只能与俄罗斯打交道，完全还没有乌克兰可以参与的空间。

乌克兰危机以来，一个有所变化的趋势是欧盟国家对于“东部伙伴关系”计划开始反思。无论是德国还是法国都对于排他式的区域一体化进程重新有所认识，认为这样一种排他式的安排，导致了乌克兰问题上的冲突激化。而学界和舆论比官方立场更进一步，经常可以看到的是，法德两国的民意对于乌克兰冲突的态度，远比官方来得更为中立。但是特朗普执政之后，不光在北约军费开支问题上对欧洲盟友毫不留情地进行打压，在北溪能源管道问题上直接蛮横地向默克尔施压，这就促使包括德国在内的欧盟主要国家在乌克兰问题上更多地倾向于以欧洲方式——比如诺曼底模式或者明斯克模式——来寻求危机的解决之道。

从美国和欧盟对乌克兰的政策目标和实施来看，有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美欧一致推进的政策领域。这些政策是基于美欧近似的地缘政治与意识形态立场。布热津斯基1994年初在《外交事务》杂志（Foreign Affairs）上撰文说：一个健康稳定的乌克兰是制衡俄罗斯的关键力量，是他所倡导的冷战后美国新大国战略的核心立场。他写道：“没有乌克兰，俄罗斯就不再是一个帝国，但一旦乌克兰被征服，俄罗斯就会自动成为一个帝国，这一点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布热津斯基的文章发表后，美国、英国和俄罗斯通过布达佩斯宣言，承诺尊重乌克兰的独立和主权，以换取乌克兰成为一个无核国家。乌克兰危机发生后，美欧共同致力于恢复乌克兰领土和主权完整，不承认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主权，并鼓励俄罗斯通过《明斯克协议》解决顿巴斯冲突。同时，美国及其盟友也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采取了报复性行动。多年来，华盛顿对数百名俄罗斯人以及一些俄罗斯经济部门实施了制裁，包括国防、能源和金融部门。欧盟、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日本也实施了类似的惩罚措施。

第二，政策具体实施过程中，美欧间各有所侧重。在法国和德国的斡旋并参与下，俄乌两国于2014年和2015年签署《明斯克协议》。协议要求停火，撤出重型武器，乌克兰控制其与俄罗斯的边境，以及在该地区的某些地区举行地方选举和给予特别政治地位。美国对此表示支持。但对美国而言，乌克兰是美对外援助的首选目的地，平均每年接受2亿多美元的援助，为回应俄罗斯的干预，华盛顿加强了对基辅的支持，每年提供6亿多美元的发展安全援助。美国军方为乌克兰提供了训练和装备，包括狙击步枪、手榴弹、发射装置、夜视设备、雷达和反坦克导弹。北约每年都与乌克兰举行联合演习，其中包括“海风”和“三叉戟”导弹。正是在这样的支持下，尽管乌克兰不是北约成员，但是，基辅通过宪法确认了最终成为北约正式成员国的目标。可见，在乌克兰与对俄政策问题上，一定程度上而言，美欧之间有红脸与白脸之分。

第三，美国与欧盟对乌克兰问题的政策目标还是有着明显的背离之处。其一，2020年6月新冠肺炎疫情缓转后，特朗普有意重启八国集团，因为乌克兰危机中七国集团曾无限期地将俄罗斯除名。但当特朗普企图重邀俄罗斯返回八国集团时，不光欧盟国家反对，俄罗斯自己也表示异议。其二，美国对“北溪-2”俄欧能源合作项目施加了很大压力，特朗普称，这个项目若成功实施会赋予俄罗斯更大的政治影响力。2019年末，华盛顿对参与管道建设的公司实施了制裁。这一分歧深刻影响了美欧传统关系。其三，美欧的国内政治对乌克兰问题所发挥的作用并不一样。近年来，美国民主与共和两党围绕着特朗普是否曾利用乌克兰问题打击竞选对手拜登展开激烈争论。而总体而言，欧洲并没有这样毫无节制的国内纷争影响重大的外交决策。

总之，美国对俄强硬，欧盟刚柔相济，俄罗斯则毫不退让。三者态度不同的背后，乃是美国依然握有超越所有玩家的强权，而欧洲靠的是组织与协调这套“软功夫”以“尽地主之谊”，至于俄罗斯犹如已被逼到墙角的困兽犹斗，但仍有以牙还牙、持续博弈的强劲能力。因此，在乌克兰问题上俄罗斯与西方的对峙状态，不光出于意识形态，还大量缘自地缘政治的抗争，更有各方之间千丝万缕的利益抵充与交合关系。这些相互交织的难题在相当长的时期中无法解决；即使在局部问题上或者在短时期内会有所调整，但一个较长时期内，抗争状态似乎难以改变。

（二）乌克兰国内格局难以出现转机

2014年5月大选后，作为乌克兰新总统波罗申科的就职演说以承诺和平、停止冲突、访问东部的顿巴斯地区、赦免一切放下武器的东部居民、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下放中央政府权力到地方、与俄罗斯关系正常化，以及在国内反对腐败等一系列内政外交的表态作为开端，基本上表达出了各方相似的意见。同年6月8日，波罗申科进一步表态将会停止在东部地区的军事行动。如果当时这一切能够得到落实，缓解乌克兰危机也不是没有希望。然而，波罗申科在就职演讲中严正声明的三项原则性立场：一是重申乌克兰不会放弃克里米亚；二是再次强调乌克兰转向欧盟的不可逆转；三是坚称乌克兰的国家单一制结构不可更改。在此原则立场前提下，从波罗申科一直到晚近的泽连斯基，任何弛缓危机局势的努力，都显得动辄得咎。

一段时间以来，无论是来自欧洲，甚或来自美国的一些官方人士在表达种种官方立场之后，不少人都会“非正式地”附上一句：“克里米亚问题应该是一个例外。”言下之意，此事应属“下不为例”之列。但是，要使得乌克兰上述官方立场有任何松动，又谈何容易。纵观近二十年来乌克兰民意对于欧盟、美国和俄罗斯三方的态度，也可见乌克兰在这一组三边关系中的确是难做决断。根据乌克兰智库Razumkov Center的民调资料，2002年时，愿意以欧盟作为主要外交选择的民意比例是31.4%，愿意以美国为主要外交选择的比例为4%，愿意以俄罗斯为主要外交选择的比例为31.6%。到了2012年11月，也即欧盟发动对乌克兰的“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前夕，愿意以欧盟为主要外交选择的比例上升为40.8%，愿意以美国为主要外交选择的比例下降为1.2%，而愿意以俄罗斯为主要外交选择的比例依然高居35.5%。笔者熟悉的乌克兰学者曾多次告诉笔者，即使在危机爆发很难协调的背景下，除了对于美国的偏好有所减弱，对欧、对俄的民意偏好虽时有起伏，并没有改变乌克兰民意对于欧盟与俄罗斯态度的基本定势。在此态势之下，就民意而言，乌克兰做出既面向欧洲，同时也维持与俄罗斯传统合作关系的妥协，在当时来说，不是没有可能。

但是，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的这七年中，形势出现比较大的变化。根据皮尤民调结果，乌克兰民众对欧美接近，但同时，对俄罗斯大幅疏远的态度不利于任何可能的妥协。即使近年来乌克兰民众对俄罗斯的好感有所回升，也远远没有达到危机之前的亲西方与亲俄民意旗鼓相当的水平。因此，从近期看，并没有任何会让各方妥协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可能（见表7.1）。

（三）俄方面临持续挑战，但依然有强劲的抗衡能力

无论从国内民意支持，还是从政策层面看，在和乌克兰关系处于胶着状态的俄罗斯，并非没有持续博弈和周旋的能力。

俄罗斯外交与国防委员会主席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在2014年乌克兰大选一周之后，曾明确地表达了以下意见：第一，5月25日的乌克兰大选为未来的政治对话做了重要铺设，虽然合法性还是有问题，但是俄罗斯愿意接受。第二，这场独立广场运动以原先政治系统的崩溃，以及领土的丢失为代价，并没有出现任何新的政治领袖，也没有出现任何政治精英。几乎所有的事情都被颠覆，但是原先的寡头却照样存活。第三，乌克兰东部地区是不能够被轻视的，基辅必须寻找合适的方式与之对话，并重组他们的权力与利益。第四，当时的基辅和顿涅茨克都在十字路口，一方面，波罗申科需要与原来乌克兰过渡政府划清界限，停止“反恐斗争”；另一方面，东部地区的分裂口号也无法维持更久。第五，乌克兰的选民——在失去150万克里米亚选民之后——依然面向西方，这是俄罗斯无法更改的事实，但是如果乌克兰政治系统重蹈覆辙，则必定动乱不已。第六，俄罗斯显然并不准备对东部地区的局势承担法律和物质责任；但同时没有莫斯科的支持，东部地区的混乱难以终结。第七，乌克兰相关地区必须有保障的中立化，对俄来说，东南部有必要转化成建设性的亲俄力量，成为在乌克兰政治结构中有影响力的角色。第八，在所有相关方的参与之下，推进乌克兰内部的非中央集权化，没有俄罗斯与欧盟的合作，不可能有任何结果，因此俄罗斯应成为相关协议中的主要一方。第九，按照1995年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代顿协议》解决乌克兰国内政治构架。第十，莫斯科应当向欧美提供认真研究过的方案，西方也应该相应地接受妥协、实行和解。

但是，观察家穆欣判断：2014年大选之后，俄罗斯宁可准备一个更为悲观的前景。按照俄军事专家尤里·涅卡乔夫中将的分析：波罗申科在就职演说上关于克里米亚的这番话表明：“要收回克里米亚，除了使用武力之外，别无可能；因此，这意味着俄罗斯军队应有能力应对所有会出现的可能性。”涅卡乔夫中将进一步公开表示：“波罗申科排除了国家联邦制结构的可能性，意在消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进行反抗的民兵，这意味着基辅新政权所有的‘和平’计划如前一样，听来令人感到心寒。这说明，乌克兰国内战争还会继续，直至6月中旬还在使用火炮和空军，因此，结论只能是正在发生一场人道主义的灾难。”⁽¹⁹⁾

如果说卢基扬诺夫的观点代表着一个比较具有建设性的妥协方案的话，那么，俄罗斯军方立场乃是对最坏方案的应对底线。俄罗斯的最终决策基本上会在上述区间内摆动。

从目标和结果的角度看，可以分为近期和长期两种方式的探讨。

从近期看，俄罗斯为何在乌克兰问题上和自己同文同宗的兄弟邻国，以及整个西方世界发生冲突与对峙？对此，西方学者的看法也不一致。有的强调北约东扩是根源，俄罗斯视其为红线。2004年第五批东扩，其中包括了波罗的海的原苏联加盟共和国。2008年北约峰会后几个星期，普京警告美国外交官，吸收乌克兰加入北约“将被视为敌对俄罗斯的行为”。几周后发生了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五日战争”。还有些学者认为：俄罗斯干预乌克兰的最大因素，是普京担心在国内失去控制。特别是在面临2011年末的国内大规模抗议运动之后，普京以美国为大敌来强化他的政治基础。正是通过这种冷战式反思，普京选择干预乌克兰。事实证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干预在一段时期中在国内受到普遍支持，普京的国内支持率在相当一个时期里都超过80%。⁽²⁰⁾一直到最近几年都还基本上保持着高于60%的支持率。⁽²¹⁾因此，从近期战略目标的实现来说，无论是顶住北约东扩，还是保持国内稳定，这两个目标在相当程度上说，都已经得到实现。

至于长期战略目标角度的评价，看法并不一致。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教授、曾任瓦尔代论坛双主席之一的谢尔盖·卡拉加诺夫在从乌克兰危机爆发开始，一直到最近与苏斯洛夫教授联合发表有关俄罗斯外交战略新思想的重要文章中，都非常明确地表示：俄罗斯对于乌克兰危机的处理，和俄罗斯对外战略的选择都是正确的。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国际事务教授杰拉德·托尔（Gerard Toal）认为：“让俄罗斯恢复欧亚大陆北部大国的地位，一直是普京的目的”，“最终目标不是重建苏联，而是让俄罗斯再次强大起来。”因为，俄罗斯通过占领克里米亚，可以巩固黑海地区的一个关键地带。随着俄罗斯拥有更多的影响力，便可以投射到地中海、中东、北非。而传统上，俄罗斯在这些地区能力有限。与此同时，俄罗斯也正在加强另外一个黑海大国土耳其的军事与能源关系。从托尔的角度看来，与卡拉加诺夫的观点较为接近。⁽²²⁾但是，从瓦尔代论坛的现任主席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的观点来看：由于对乌克兰和其他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相互关系中的技术官僚式的实用主义立场和缺乏远见，及价值观基础极其薄弱，因此，在乌克兰问题上，“俄罗斯政治是失败的。从1990年以来，俄罗斯几乎一成不变地被解决短期波动性变化的那种必要性所引导，而并没有达到任何长期目标中的一个——无论是地缘政治目标、经济目标，还是文化或人文主义的目标”⁽²³⁾。

但无论持有何种立场，也无论做怎样的反思，俄罗斯精英围绕乌克兰问题总体而言的强劲而持续的抗衡能力，是显而易见的。

（四）争议地带的困境

乌克兰东部地区的困顿，乃是危机留下的巨大创伤。乌克兰顿巴斯作为一个典型的萎缩的老工业区，在后苏维埃时期本来就遭受迅速的非工业化和持续的人口流失。俄乌战争在这一时期给该地区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根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2019年报告，从2014年4月14日到2019年2月15日，乌克兰东部战争伤亡人数达4万—4.3万人，估计12 800—13 000人丧生；2016年7月4日，乌克兰境内正式流离失所者达1 790 267人。同年早些时候，在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境内的乌克兰难民人数已经超过150万人。于是，乌克兰局势演变成为20世纪90年代南斯拉夫战争以来欧洲最大的人道主义灾难，乌克兰人占欧洲境内流离失所人口的85%（按照联合国难民署2018年统计）。目前顿巴斯居民中，2017年有200万—300万人留在了非政府控制的地区，正式名称为“顿涅茨克-卢甘斯克省的独立地区”；大约60万人困在所谓“灰色地带”，也即457公里前线两侧各5公里长的地带，他们大多数住在地下室和临时掩体中，没有水、暖气或电力，也无法获得医疗、商店、工作或社会服务，不断有关于他们严重营养不良和缺乏基本食物的报告（2017年联合国难民署报告）。

俄罗斯在与乌克兰的战争中曾经使用俄罗斯新型的主战坦克、机械化步兵、自动和牵引式火炮、火箭发射系统、迫击炮、防空和电子战武器。乌克兰空军还部署了攻击机和战斗机，而俄方则使用了非常先进的防空武器。据报道，在这场战争中，炮兵部队的伤亡人数占总伤亡人数的85%，远高于世界大战的纪录。由于大多数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火炮系统发射的是区域火力而不是精确火力，许多交战发生在距离人口密集的城市地区10—15公里的地区，带来了巨大的伤亡。战争对该地区的影响是毁灭性的。数万家企业被关闭，抢劫、拆除、走私不断，大量基础设施遭到破坏，顿巴斯地区现在成为世界上第三大地雷污染区，占地约16 000平方公里（2017年联合国难民署报告）。⁽²⁴⁾

在整个乌克兰空间经济中，顿巴斯所占比重超过一半，包括非政府控制领土上的剩余经济活动。但在冲突的头四年，官方记录的地区国内生产总值总量按本地不变价格计算暴跌61.1%。 2014—2018年，永久性资产损失总额按2013年价格超过846亿美元。在第一次四年的战争之后，顿巴斯工人们只拿到大约60%的工资，政府控制地区的同行收入仅为战前的三分之一，按购买力计算损失了62%—66%。而俄罗斯维持武装部队的费用仅按2015年的计算就已达到50亿美元。⁽²⁵⁾

与2013年工业产出相比，卢甘斯克省下降了84.3%，顿涅茨克省下降了一半。以前利润丰厚的对外贸易已经崩溃，顿省出口下降61.7%；卢省出口几乎完全消失。所有证据都表明，两地区完全依赖俄罗斯生存，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经济上，超过90%的两地区行政管理的公共开支，包括支付给教师、护士、医生、市政人员的工资，以及社会救济和老年人的补助，定期从莫斯科来往的交通开支。除了战争的费用，俄罗斯还为当地支付天然气、燃料、石油等费用。顿巴斯地区在乌克兰整个经济中所占比重已经下降一半。两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更不用说作为两个独立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在经济上和人口结构上都不具备足够的基础，不可能成为一个在经济和物质上都可持续的独立小国。被占领地区严重依赖俄罗斯，实际上由俄罗斯跨部门委员会正式管理，该委员会扮演影子政府的角色。每年武装部队开支为10亿美元。考虑到俄罗斯金融资产有5 070亿美元，暂时还承担得起。但从中期看，成本高昂。国际社会与国内压力都会增加。但是，俄罗斯长期控制格鲁吉亚飞地的先例显示，俄罗斯未必没有此种长期的持续能力。顿巴斯与乌克兰其他地方相比，既没有特别的繁荣，也没有经济上的极度萧条，也不会出现地方的武装起义。总之，这是一场涉及地缘政治、观念竞争、地方利益等多方面的冲突，需要从多重视角加以审视。⁽²⁶⁾

（五）多边协调机制——2020年《十二步骤方案》的搁浅

观察乌克兰危机现象的一个基本指标，乃是多边协商机制的作用。但从截至2020年春天各种方案的进展而言，非常有限。2020年2月，由冲突各方权威人士所组成的欧洲—大西洋安全领导小组发布以走向乌克兰和欧洲—大西洋地区安全的十二个步骤为主要内容的声明。该声明称：乌克兰内外的冲突对所有受暴力影响的人来说是一场悲剧，是灾难性的误判，是对欧洲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持续威胁。声明提出政治解决方案对于结束顿巴斯地区的武装冲突，改善乌克兰—俄罗斯对话前景（包括克里米亚问题）至关重要。现在必须采取行动，帮助受到伤害的人，建立解决冲突的基础，以解决紧迫的安全、人道主义、经济和政治问题。这样的行动有助于缓解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紧张关系，也有助于在欧洲—大西洋地区建立一个可持续的相互安全架构，包括加强在减少核威胁方面的威胁。

声明认为，最近的事态发展为多边协调取得进展开启了道路。包括：（1）2019年俄乌双方释放战俘和确定非武力接触的补充地区；（2）10月份就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两地区的选举进程及一旦被欧安组织确认为自由和公正选举后两地区特殊地位的协议；（3）12月法国、德国、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巴黎举行的诺曼底峰会，各方领导人强调了他们对欧洲可持续的信任和安全构架的承诺，为此解决在乌克兰的冲突，包括为组织地方选举建立建设性的政治与安全条件，乃是几个重要的步骤之一。声明强调，过去六年，这场战争已经导致1.3万人死亡，2.5万人受伤，250万人流离失所。因此，为解决冲突，不可错失当前机会。该声明提出了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多边协调步骤。

1．安全步骤

2014年3月应乌克兰要求和欧安组织所有57个成员国的一致决定，欧安组织特别监测团（SMM）被部署在乌克兰境内，以促进和平、安全与稳定。2014年9月，SMM开始支持《明斯克协议》的实施。同月，乌克兰和俄罗斯成立了控制和协调联合中心（JCCC），重点是停火和稳定不可接触线，以及执行《明斯克协议》。2017年12月18日，俄罗斯驻JCCC代表宣布次日将离开乌克兰。

第一步，恢复JCCC：（1）以增强《明斯克协议》的执行能力；（2）协助确保对违反协定的行为做出迅速反应；（3）支持恢复关键基础设施和排雷。

第二步，建立诺曼底模式的军事危机管理对话机制。

第三步，改善不受限制的人员出入和行动自由。

2．人道主义步骤

2014年以来，已有数百万人因难民逃离、战斗、报复和绑架而失踪。

第四步，依靠红十字会以及民间组织帮助解决寻找失踪人员问题。

第五步，计划和执行人道主义的排雷任务。

3．经济步骤

武装冲突导致接触线两边经济崩溃、贫困和欠发达现象在乌克兰根深蒂固，尤其对领取养老金人员打击严重。

第六步，推进顿巴斯的重建。2019年10月在乌克兰马里乌波尔建立的投资论坛，和在2020年3月建立的Delphl经济论坛应该发展成为在欧盟支持下的重建顿巴斯国际框架，也可以借助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投资者国际会议。前提是建立可信的经济评估，为其复苏确立基础。

第七步，探索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区已经被用来振兴受战争破坏的地区。利益攸关方应探讨与欧盟、俄罗斯共同建立乌克兰自由贸易区（落实欧盟与乌克兰达成的深度全面自由贸易协定）的专家层面的，以及支持出口的重点措施。

第八步，支持制裁路线图。必须确定一个进程，以便更好确定在执行《明斯克协议》方面的具体行动如何能够导致制裁的相应变化，跟踪这方面的工作可能是一个合适的开始。

第九步，处理放射性危害。大约1 200个用于医疗、工业或科学目的的放射源分布在顿涅茨克及其周边地区。一些已经达到了使用寿命的极限，从而带来了健康、安全和生态方面的特别的风险。这一类风险已经被三边经济工作小组所关注。在顿巴斯地区建立有关消除辐射危害的工作将会带来重要的经济、人道主义和生态安全的效益，并且也是建立信任的宝贵步骤。利益攸关方应该与欧安组织、三方接触小组和诺曼底模式的国家合作，就确保和安全地将高辐射性的废弃放射源运出顿巴斯地区的措施达成一致。此外，应商定措施，监测目前在顿巴斯地区用于医疗或工业目的的高放射性来源的安全和保障。

4．政治步骤

欧洲—大西洋地区各国尚未确定、同意或执行一种能确保和平、独立和所有人免于暴力恐怖的安全方法。在与俄罗斯关系的五项指导原则的背景下，欧盟承诺在2016年进行“选择性接触”。但这种接触的积极议程仍然难以琢磨。在乌克兰国内，以及乌克兰和邻国之间由历史记忆和政治认同所造成的社会改变依然作用于现实，并影响当前决策。

第十步，引导欧洲—大西洋国家就建立共同安全展开新的对话。这种新的对话必须得到政治领导人的授权，并通过直接处理关键分歧的动态过程来解决核心安全问题。这样的对话有助于加深合作和相互了解，并可防止今后的冲突。欧洲与大西洋国家领导小组可以为这项工作提供一个基础，它应该涉及整个地区的外交部门的规划和战略部门的建立。

第十一步，欧盟与俄罗斯应该优先在2020年进行有选择的接触，支持《明斯克协议》的实施。他们还应该在有强烈共同利益的领域采取步骤（例如，科学和研究、跨境与区域合作、气候变化与环境合作）。因此，他们可以认识到，进展可以相互加强。应进一步发展现有人力和经济联系。

第十二步，乌克兰全国范围内新的、包容性的全国对话是可取的，而且会尽快启动。这种对话应该包括舆论制造者、顶级学者和国际公认的专家。应该努力与乌克兰的邻国，特别是波兰、匈牙利、俄罗斯的专家进行接触。这一对话应该涉及历史和民族记忆、语言、身份和少数民族经历等主题。它应该包括在国内和国际环境中对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派的容忍和尊重，以增加参与、包容和社会凝聚力。

该声明的俄方参与者是前外交部长伊戈尔·伊万诺夫，包括一些美国与欧洲重量级政治家与学者，如核威胁倡议组织主席、欧洲领袖工作网络董事会主席、英国前防务大臣德斯·布朗（Des Browne），美国前能源部长厄内斯特·莫尼兹（Ernest Moniz），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主席沃尔夫冈·伊申格尔（Wolfgang Ischinger），等等。⁽²⁷⁾

问题在于，在乌克兰政治精英那里，“十二步计划”所获反响极其负面。俄罗斯学者评论说，在乌克兰，差不多就只剩下以战争面对这一呼吁。特别是关于乌克兰公民身份的条款在乌克兰引起反感。虽然，多元民族国家都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比如，当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的领土主权完整时，俄罗斯一定会特别呼吁对少数语言人口的保护。从事态看，在东部地区，从扫雷到经济复苏，都非常紧迫了。然而，在十分需要第三方居中调节的关键点上，却难以寻觅开始推进缓和的对话基础。⁽²⁸⁾

五、症结所在：规范之争

乌克兰危机发展中的每一个关键环节的处理是否符合通行的国际规范，无论对于精英还是一般公众而言，都是判断和考量的重要依据。但是，关于这一问题所发生的种种争议，折射出危机局势下对于国际规范问题的认知与把握，面临着尖锐对立。

（一）关于2014年2月22日乌克兰的政权与宪法更替

随着2013年12月初反对派开始在基辅独立广场安营扎寨，亚努科维奇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对峙和骚乱升级。同时，外部力量参与下各派之间的暗中谈判紧锣密鼓。2014年2月18日，基辅发生三个月来伤亡最严重的暴力冲突，造成包括军警和记者在内26人死亡、388人受伤。在欧美强烈干预下，亚努科维奇政府于2月19日开始与反对派谈判，21日上午终于达成协议。在当时的复杂形势之下，至少有两个重要环节值得关注。

第一个环节，是2014年2月22日和23日乌克兰议会（最高拉达）通过的一系列决议，这在当时意味着乌克兰反对派推动的“二月革命”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但无论从法理还是从政治原则而言，乌克兰反对派所取得的成功存在着争议。首先，一天之前的2月21日，经各方艰苦协调，亚努科维奇政府和乌克兰反对派在法国、德国、波兰和俄罗斯等四方外交代表的见证之下，达成了正式的协议，这一协议的要点是乌克兰恢复2004年宪法、重新实行议会总统制，以及提前举行总统大选。尽管这一协议明显地偏向于欧盟和独立广场反对派，但一天之后，在基辅街头反对派中更为激进的力量和议会合力之下，这一协议还是即刻被推翻，亚努科维奇总统及其政府被罢黜，基辅新政权大幅度倒向西方。

推翻2月21日经由国际见证的乌克兰和解协议，以及罢黜法定总统亚努科维奇的整个过程意味着乌克兰的政权变更。其要点在于： 一、现政府主要领导人被推翻；二、这个推翻的过程是否遵循宪法程序；三、这个推翻过程由现在政治体系内的内部领导者发起；四、该过程涉及使用暴力或者威胁使用暴力。 尤其在于，其一，在非常时期经由国际见证而艰难达成的2月21日和解协议，一天之后被立即推翻。无论是西方和乌克兰反对派对此从无评说。俄方认为，这不应是正当的国际协议应有的命运。其二，根据2月22日议会投票时还有效的乌克兰宪法（简称1996—2010年宪法）中第108条到第112条，现任总统只有四种情况可以在两次选举中间离开自己的职位：辞职、因健康原因无法履行总统职务、弹劾和死亡。现实是亚努科维奇没有辞职，也没有健康问题和死亡的可能。而由宪法第111条规定的弹劾过程也相当复杂。但现实过程中，乌克兰议会在22日仅采用了直接投票的简单方式。尽管在450席议会中出席投票的334名议员中有328人投了赞成票，但对此反对者认为：投票结果也并不符合弹劾的程序。

第二个环节，2月22—23日以后乌克兰到底实行哪一部宪法？22日议会是以提案并投票通过提案的方式，决定恢复2004年宪法，实质上重回议会总统制，将总统的相当一部分权力转移到议会。如果采用这样的修宪形式，议会通过的法案只有获得总统的签字才能生效成为真正的法律。但亚努科维奇没有签署这个法案。而乌克兰议会在该投票之后，就按照2004年宪法已经生效来运行。相应的是，23日新当选的议长是否能够代行总统职务也取决于究竟哪部宪法具有效力。因为如果1996—2010年宪法仍然生效，那么根据第112条的规定，总统因为健康原因不能履行职务或者辞职时，他的权力应该由总理代行直到下一次总统选举，而不是由2004年宪法中规定的议会议长代理。因此，如果严格按照宪法程序和规则，乌克兰议会可以做出的选择是：亚努科维奇虽不再实行任何实际的总统职权，而名义上仍然保留着总统职位直到5月25日大选。但乌克兰议会此时做出的决定是，由议长行使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权力。

在此形势之下，俄罗斯的基本立场是，虽然并不接受2月22日出现的基辅政权，而仅对乌克兰议会的部分权力予以确认。俄事实上也表示愿意与5月大选后当选的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打交道。

（二）关于2014年3月18日克里米亚归入俄罗斯

克里米亚是地处黑海沿岸、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一个半岛。历来是俄国与土耳其、英、法等国的兵家必争之地。叶卡捷琳娜女皇时期在克里米亚归并之后，在该岛西南部建立塞瓦斯托波尔军港。苏联建立之后，克里米亚州和塞瓦斯托波尔市都直辖于俄罗斯联邦。1954年在赫鲁晓夫力主之下，克里米亚划归乌克兰。在苏联统一国家框架下的克里米亚“转归”乌克兰，到苏联解体之后却成为俄罗斯与乌克兰两个独立国家之间的领土管辖问题。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人口三分之二为俄罗斯族、并有俄罗斯黑海舰队驻扎的克里米亚形势动荡。大多数的克里米亚当地居民把回归俄罗斯作为他们的政治目标。2014年3月16日，克里米亚举行关于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联邦的全民公决。国际舆论曾就此次公投引起广泛争议。因公投选票上的两个问题分别是：“您是否赞成克里米亚在享有俄罗斯联邦主体之权利的基础上加入俄罗斯联邦？”和“您是否赞成恢复克里米亚共和国1992年宪法并赞成克里米亚作为乌克兰的一部分？”赞成和反对公投的两派观点聚焦于：第一，公投支持者的一方认为，根据当地绝大多数的民意所作出的公投决定，完全符合道义和公理；反对者则认为，公投中没有明确给出“保持现状”的选项，两个问题中获得简单多数的选项胜出。换言之，公投问题和选择规则的设定决定了其结果或者是马上加入俄联邦，或者回到1992年的宪法。反对派称：这是预设前提。第二，公投支持者认为：2月21日之后基辅政府失去了合法性，公投可以不必取得基辅政府的同意；但反对者认为：根据1992年克里米亚宪法，克里米亚是乌克兰的一部分，但是与乌克兰其他省份不同，克里米亚和基辅的关系必须建立在双边协议基础上。第三，公投支持者认为，克里米亚居民受到非人道的待遇或者威胁，这一条曾是科索沃公投中被使用的原则。他们引证基辅街头运动和新政府中的极右翼势力和各种反俄、反犹信号，认为克里米亚政府和俄方有必要对此采取预先防范措施；而反对公投的一方认为，克里米亚的俄罗斯人没有受到直接的威胁，2月22日罢黜亚努科维奇之后基辅议会虽然提出了取消俄语合法地位的提案，但很快被代理总统否决。第四，公投的支持者认为，西方支持科索沃独立，因此，俄罗斯完全有理由接受克里米亚的独立；而反对者认为，俄罗斯接受克里米亚作为俄罗斯联邦一个新的联邦主体为冷战后所未见：在没有获得分离领土的母国政府同意的前提下，接受母国的一块领土，这和科索沃、东帝汶、南奥塞梯、阿布哈兹和苏丹等情况都有所不同。⁽²⁹⁾

在这两派意见争执不下时，值得关注的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院长西蒙·切斯特曼（Simon Chesterman）从国际法专业角度，为克里米亚公投所做的法理解释。在他的解释中包括以下内容：第一，他认为，俄罗斯军队在克里米亚并没有实施“侵略”，而只是进行了有限的“武装干预”，这里有重要的区别。第二，美国支持下的北约在1999年毫无道理地不顾俄罗斯的反对，绕过联合国，支持科索沃独立，并宣布下不为例，但实际上很难不被俄罗斯援引为先例，并接受克里米亚的独立。第三，国际法院在科索沃独立时，就未曾表态反对公投，因而，也没有理由宣布克里米亚公投为非法。第四，国际法本身并不禁止克里米亚的独立。⁽³⁰⁾

更值得关注的，是既受到国际法学界推崇，同时也受到俄罗斯尊重的爱沙尼亚国际法学家雷恩·缪勒尔松（Rein Müllerson）于2014年在俄罗斯十分重要的学术刊物《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公开发表的一篇文章，题为《两个世界——两种法律？》。在雷恩·缪勒尔松看来：第一，“乌克兰与其周边地区的冲突，是该政府在局势最终‘爆炸’之前濒临崩溃的许多原因的结果。无论是地方精英，还是参与这一进程的外部力量，都从未为整个乌克兰人民服务。但是，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这也是它本身的一场危机。因为，国际法从对于合法性的衡量变成了政治工具。对于法律的解释取决于其使用者的意愿。”

第二，雷恩·缪勒尔松颇为不满地谈道：“基辅开始大规模抗议，作为对停签对欧联系国协议的社会回应，但这还只是乌克兰内部事务。西方国家的代表们为乌克兰总统‘背弃’他们而感到气愤，从而又拒绝了世界政治的一个基本原则——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今天法律意识的谬误竟是如此荒唐。以至于许多人，包括政府官员，都不明白：美国和欧盟官员对独立广场的访问，承诺支持，违反了国际法。更不用说各方之间的妥协已经变得不可能。尽管外国援助的规格被夸大也无所谓，因为革命的支持者相信外部势力会做任何事情来帮他们赢得胜利。在历史、种族和文化分裂的乌克兰社会中，任何关于权利公平分配的安排都被排除在外。”雷恩说道：“冷战期间，大多数专家和国家至少口头上承认了不干涉的原则。即使华盛顿和莫斯科参与了‘后院’事件，他们是秘密地、以地下方式地、而不是公开表示对主权的不尊重。现在许多人认为，这一原则已经过时。”

第三，雷恩非常不满意地指出：“我们看到不使用武力和不干涉内政原则令人不安地被模糊了。俄罗斯与西方对乌克兰的竞争就像是13世纪欧洲帝国为非洲而战。”在他看来：“俄罗斯方面为在克里米亚的行动辩护时，援引了科索沃的先例。俄罗斯曾经非常强烈地（这完全正确）批评西方在科索沃的行动对国际法的违反。大多数西方国家全然不顾联合国安理会的一系列决议，悍然承认科索沃独立。包括在此前（从1998年9月23日的第1199号决议一直到1998年10月24日的第1203号决议），以及北约入侵之后（1999年6月10日的决议）。这些决议强调了确保南联盟领土完整的重要性。例如，第1244号决议确认：‘根据赫尔辛基最后法案和附件之二，所有成员国对南联盟和该地区其他主权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的承诺’。”雷恩把批评的矛头还指向了国际法院，他阐述道：“2010年7月22日国际法院的一份咨询意见指出：宣布科索沃独立‘并不违反国际法’（俄罗斯总统在3月8日联邦会议讲话中引用了这句话）。虽然，从形式上看可以这么认为，但实质上这不过是自我说服而已，而就其后果而言，此乃潜在地导致爆炸性危险的先例。科索沃自行宣布的独立，可能并不破坏国际法。但是这一宣布仅仅是在北约采取反对塞尔维亚的军事行动之后。这就不能不使人对此怀有极端的疑虑。”

第四，雷恩尖锐地指出，科索沃与克里米亚这两个事件有着相关性：“西方国家对科索沃独立的认可，使克里姆林宫更容易接受两个脱离格鲁吉亚而独立的自治国家，并鼓励克里米亚的闪电战。”雷恩认为：“合法性”与“是否符合国际法规范”这两个问题的被混淆，是当今国际政治中的通病。他说：“我们再次看到，这和1999年北约对塞尔维亚的干预有相似之处。以理查德·戈德斯通（Richard Goldstone）法官为首的科索沃问题独立国际委员会曾经认定：对塞尔维亚的干预‘不合国际法，但却是具有合法性的行动’。回过头来看俄罗斯：俄罗斯现在也以广泛使用‘合法性’一词来代替‘合乎法律’。在旁观者看来：‘合法性’一词比起‘合乎法律’一词更为模糊，更具有主观性。”

最后，雷恩作为一个资深国际法专家，非常有见地地指出了当下既与国际法相关，但是又被大大忽略的一些重要问题。在他看来，其一，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严重干扰了国际秩序。他说：“相信会走向（西方式的）自由民主的普遍胜利，与不符合自由民主标准的政权斗争是一件善举，……但这种方法至少面临两个严重问题：首先，长期历史预测通常是错误的，我们不知道世界将走向何方。没有一个社会、经济或政治体系是永恒的。其次，如果自由民主真的是为尚未实现的社会而设的乐土，那么，加速民主的努力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冲突和混乱，而不排除内战、甚至国家间的战争。世界可能会看到，往往并不是以扩大自由民主为其结果。在这种背景下，遵守不干涉原则，尽管可能会导致某些独裁者有罪不罚，但代价相对较低。地缘政治因素扭曲了有关法律事实的辩论。但现在连基辛格出场说话也难以扭转极端偏颇的舆论。”雷恩始终认为：“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2004年的橙色革命，2014年的危机，那是西方毫不放松地遏制俄罗斯。美国有权宣布，这与地缘政治无关，只是为了民主自由。但无论如何，基辅无法成为欧盟成员。不能说，美国没有推进民主的考虑，但与地缘政治相比，这始终是次要的。在这方面，美国是俄罗斯的老师。”其二，雷恩同意萨科瓦的观点：现代国际体制没有一种吸收非西方大国的机制。人权问题被转移到国际领域，会带来副作用。雷恩补充道：在单极世界，国际法并不是很有效，在那里，对于规则和原则的解释是由一个中心决定的。但是这地球太大。还是要回到多元主义，说不定未来还是要看儒家如何发挥作用。雷恩意味深长地加了一句：“应该向中国学习。”⁽³¹⁾

总之，在评价乌克兰危机所引起的一系列国际法问题时，我们看到了以往所未见的一些新现象：第一，关于主权领土完整原则与人权民主原则的相互关系问题。以往，通常是转型中、发展中国家以领土与主权完整为诉求，而对于西方国家破坏领土主权完整的做法提出抗议，而西方国家则以人权和民主原则被践踏为由，将领土主权原则置于次要地位。但这一次则是美国和欧洲率先以领土主权原则作为武器，抨击俄罗斯对于克里米亚的占领，而俄罗斯则反过来以在乌克兰的俄语居民人权受威胁，民主程序被践踏为由，为接受克里米亚的回归进行申辩。这显然是一个在当今国际政治中的重要议题，尤其对于发展中、转型中的新兴国家的国家发展路径具有现实意义。

第二，关于领土主权原则和民族自决原则的相互关系问题。特别是关于科索沃问题的先例能否重演，这又是国际法的一个关键问题。俄罗斯回归克里米亚的理由，在于克里米亚地区的历史归属性、迄今为止与俄罗斯的天然联系问题，以及冷战后西方处理科索沃问题时都已经援引这一出现过的先例。欧洲与美国方面的反驳则在于科索沃问题具有不可重复性，以及克里米亚问题和科索沃问题的不同性质。争论所揭示的一个重要背景，如同卢基扬诺夫所言，乌克兰危机反映的是冷战以来的国际范式是否已经被根本改变，也即，当俄罗斯二十余年来对于西方步步紧逼之下的扩张已经无法忍让，与其接连不断地被西方一步步断肢截臂式地肢解，还不如改变应对方式，干脆予以绝地反击。⁽³²⁾

乌克兰问题有着复杂的历史经纬和现实因素，涉及各方利益和关切，解决这一问题应该兼顾公平正义和各方诉求。当务之急是缓和紧张局势，通过对话协商弥合分歧，努力寻求共识，推动政治解决。中方所持的这一立场不仅受到包括普京在内的各方首肯，而且也为日后类似冲突的解决提供了可供选择的路径。

六、“中间地带”的国家内部建构

俄罗斯的国际地位问题，不仅事关一个欧亚大陆重要政治实体的本身存在，还涉及与其接壤的其他政治实体之间的相互关系，甚至还会密切关联到大国周边地区的内部政治构建的问题。当人们说到，地缘政治是专门研究国家间，特别是大国间空间关系的一门学问时，实际上还包含着与大国空间关系相互关联的内部国家建构问题。

（一）中间地带的内部和外部问题

乌克兰危机所揭示的正是这样的问题：第一，作为具有传统影响力的地区大国是否可以具有自己的“势力范围”，以及如何来处理和经营这一“势力范围”的问题，在俄罗斯和西方之间历来各执一词。自冷战时期以来，苏联历来视与欧美国家之间的若干过渡地带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西方既有出自意识形态的考量，对苏联周围的任何势力范围诉求一概予以否认；但也有出自战略均衡的谋划，比如，60年代末期以后的东西方缓和时期，默认苏联掌控东欧阵营这一实际存在的客观态势。一直到乌克兰危机爆发，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资深战略家还是奉行“中间地带论”，主张对俄罗斯传统势力范围予以认可。第二，如果存在着“势力范围”，或者至少存在着关于“势力范围”问题争议的话，处于西欧和俄罗斯之间的乌克兰应该构建怎样的国内政体，与其自身诉求和周边国际环境相适应。这是危机过程中被高度关注的问题。

一个突出的争议问题是，就乌克兰本身未来的内部和外部政治构架而言，是否可能“中立化”和“联邦化”。

首先，布热津斯基在2月下旬形势急剧变化之下，曾提出过一个关于乌克兰“芬兰化”的建议。其内容包括，乌克兰可以像芬兰一样，采取实质上的中立政策。也即，政治上可以和所有的国家保持友好关系，经济上可以加入欧盟，但也可以和俄罗斯建立紧密合作。然而，军事上不加入任何被俄罗斯认为针对自己的军事组织。鉴于俄乌与俄芬之间的不同关系状态，这一考量未必会被俄方所接受。乌克兰作为欧亚地区版图最大的国家，能否如同小国真正实现中立，也有很多争论。包括西方是否愿意在克里米亚已经被俄罗斯占有之后依然同意乌克兰中立化的主张，尚存异议。但是，这一建议确实是有关乌克兰未来走向的一个来自资深战略决策圈的方案。布热津斯基在提出这一方案的时候，还曾感叹，幸好这场冲突不是发生在波罗的海国家；如果是，那么就可能发生俄罗斯与西方之间更加不可控制的严重冲突。布热津斯基的这一判断无非是指，相较于乌克兰而言，夹在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波罗的海国家地域狭窄，一旦发生冲突，更没有任何缓冲腹地可以用来缓解危机局势了。可见，东西方激烈抗争之下的缓冲地带，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讲，都是一种客观的存在，而不是意识形态或伦理道德的片面诠释可以掩盖的。

其次，与政治上中立化的吁求相呼应，有关乌克兰政治内部结构的联邦化，并不是一个晚近才开始议论的问题，实际上，乌克兰刚刚从苏联独立出来的时候，就有人提出过这一问题。鉴于乌克兰国内东西两部分的高度分殊，后来又曾多次探讨过这一话题。普京的总统私人经济顾问格拉济耶夫曾经在近年来推动欧亚经济联盟建设的背景下，提出过乌克兰“联邦化”的主张，认为乌克兰可以改变目前的“单一制”，而通过“联邦制”的构建，赋予地方自治和自主权力，使其能够在面向各方的经济合作过程中，有更大的自由选择度。显然，作为普京“欧亚经济联盟”方案主要设计者的格拉济耶夫，希望通过乌克兰国内政治结构的地方选择多样化，来逐渐适应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的主张。格氏的建议问世之后，当时作为乌克兰反对派领袖的亚采纽克并不同意，但反对派中也有认为乌克兰联邦制问题可以在将来予以考虑。在克里米亚归并俄罗斯后，乌克兰联邦化或邦联化的主张在实际政治博弈中的可能性已经大打折扣。但是，这始终是普京和奥巴马等西方政要多次长时间电话协商的主要内容。

（二）康斯坦丁·邦达连科的联邦化方案

在乌克兰危机最高峰阶段，乌克兰政治学者康斯坦丁·邦达连科（Konstantin Bondarenko）在2014年3月提出的预测分析中包括了四种“民族和解方案”以及一种“分裂”前景。总体上，邦达连科认为：危机以来，无论停止与欧盟谈判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还是外部军事干预的威胁，都未能成为将乌克兰联合起来的有力因素。这个国家分裂程度如此之深，分割线又如此泾渭分明，传统管理技术已不起作用。所以，他提出一些将乌克兰联合起来并回归和平稳定的不同方案，以及可能出现的看似消极、并非没有历史先例的前景。

邦达连科认为：“民族和解圆桌会议”“新封建主义联盟”“代顿进程”“联邦制”，以及“最终分裂”这几样未来前景的排列，已经包含了几乎所有未来政治发展的可能。从外部意愿，特别是来自俄罗斯的要求，以及国家实际政治发展的长远需要来看，联邦制问题乃是乌克兰国内局势中的一个关键，但又缺乏思想理论准备和民众动员基础，同时又是一个充满了利益结构冲突和高度政治分歧的命题。⁽³³⁾

事实上，自乌克兰独立以来，关于联邦化的讨论局限于一小群政治精英、记者和专家之内。联邦制在1991年曾受到短暂的欢迎，随后被“降级”至乌克兰政治的幕后，只有在选举活动时才被提起。直到现在，联邦制在公众意识中还处于“休眠”状态。联邦制也是执政精英的禁忌，一般情况下，其支持者会受到严厉批评和指责，在官方态度中，试图鼓励公众讨论联邦制，等同于分离主义。如果回顾一下，2004年11月28日北顿涅茨克的会议情况就充分反映了这样的一种情况。同时，国家和地区民调显示，多数民众不支持联邦制。人们不了解问题的核心，仅仅将其视为反制政府行动的一个可能举措，直到2014年3月18日之前，联邦制甚至在克里米亚地区都未获得多数支持。这就是波罗申科所说，联邦制问题始终是乌克兰人的一个心理问题。但在倾向于联邦制的精英看来：第一，最终实现联邦制并不是目的，而是促进乌克兰各地区自我发展的关键一步。不能将乌克兰联邦化置于各地区相互敌对的基础上。只有地区在行政、经济和财政上的自给自足才能保证乌克兰的国家统一。第二，社会应该准备一场关于联邦制的讨论。在公众动员方面，乌东南部远远落后于西部。当不与欧盟签订合作协议的决定引发政治与社会危机时，中央政府和东南部地方精英都没有一个媒体来说明和支持为何做出这个决定。当2月21日亚努科维奇政府倒台后，暴力抗争胜过了法治，顿巴斯地区暂时制约了极端与激进分子扩张，抵抗了来自现政府的压力，但远远没有解决问题。

邦达连科当时就表示，至少有三个问题还需要分析：其一，外部因素介入这一点本身的歧义和纷争如何协调，当然这里指的是俄罗斯与欧美之间关系的调处，现有方案还是展开不够。其二，对于乌克兰国内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动态多样性的复杂组合的分析也还不够充分。比如，对波罗申科本身是商业寡头，但是又承担国家管理职能的身份这样的一身而二任的独特现象，包括波罗申科执政之后的乌克兰国内的复杂政治结盟关系能否稳定。其三，美国是否意在通过挑唆，使得乌克兰东部和西部地区彻底分离，即形成冷战式的隔离，也有待观察。这已经远远不是联邦制范围内讨论的问题。凡此种种，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观察。

（三）波罗申科时期和泽连斯基时期关于联邦制问题的各种观点

多年以来，联邦制的问题一直是乌克兰国内政治中的一个争议性话题，当下乌克兰东部地区的武装分离状态，刺激着联邦制付诸现实的可能。而长期以来，俄罗斯对于乌克兰国内政体的联邦化有所期待，以期通过联邦制的安排，使得乌克兰国内高度分殊的地方利益，能够分别与东西两边相邻的俄罗斯与欧盟的市场同时接轨，使得俄罗斯不至于因为乌克兰的向西倾斜，而受到太多伤害。即使是2月22日政变而短暂执政的亚历山大·图尔奇诺夫和阿尔谢尼·亚采纽克也没有完全拒绝联邦制的主张，只是对此表示搁置而已。

但是，2014年6月7日波罗申科的总统就职演说却明确表示：“乌克兰没有联邦制的土壤。”看来，他是斩钉截铁地回绝了无论是国内还是俄罗斯的这一诉求。如果按照曾经讨论过的乌克兰联邦制的要求，其一，国内地方长官需要进行直选，而不是中央政府或总统任命；其二，地方拥有一定程度的税收支配权力；其三，由各地方自行确立俄语是否作为第二语言；其四，在发展对外经济联系方面，地方也拥有较大的决策自主权。按照俄罗斯专家先前的估计，对于乌克兰新政权来说，有理由来推进非中央集权制的联邦制改革。首先，是因为乌克兰需要真正对于地方权力进行事实上的重新配置，特别是对于一些关键地区的政治和财政监督。因为在这些关键性地区，大权已经落到了经济寡头、地方商业帝国集团的手中。

2014年2月，当时已被任命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州长，本人也是乌克兰巨富的科洛莫伊斯基，甚至提出了一个地方分权计划。他建议由乌克兰一批最富有的寡头分掌地方权力，比如由首富瑞纳特·艾哈迈托夫掌管顿涅茨克州，维克多·平丘克掌管扎波罗热州，谢尔盖·塔鲁塔掌管卢甘斯克州，瓦季姆·诺文斯基掌管克里米亚自治州，诸如此类。这样一来，实际上每一个寡头便分别在这些具有工业优势的地方拥有了一块自己的“封建领地”。这样一个局面一旦形成，任何政治财政权力的重新分配都是不可能的了，而只能是处于“新领主们”的掌控之下。因此，客观地说，需要有真正的联邦体制来对这样的“封建割据”趋势进行遏制。⁽³⁴⁾但是，俄罗斯专家认为，作为总统的波罗申科本人也是乌克兰排行第七的富豪，之所以拒绝联邦制，有其自身的逻辑。因为，他本人就已经在东部和西部地区都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同时，他除了掌管军队和强力部门，还可以通过新任基辅市长的维塔利·克利钦科（Vitali Klitschko）掌管首都。因此，与其通过实行联邦制来削弱中央政府的权力，并且听任地方出现不可控制的民选局面，还不如在一个局部统一的中央政府通过寡头之间的利益交换和协调来实现政治平衡。所以，联邦制未必最能切合占据主导地位的利益集团的考量。这就是为何波罗申科拒绝联邦制改革的原因所在。⁽³⁵⁾

泽连斯基就任乌克兰总统以后，曾于2019年7月11日发表过一个声明，提出乌克兰和摩尔多瓦不应该成为一个被强加接受联邦制模式的国家。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共同愿望是在我们的领土上不再有俄罗斯的军队，也不应该允许将所谓的联邦制方案强加于我们。”泽连斯基模仿当年的安排，比较倾向于单一制国家的结构之下，每一个寡头专门负责一个地区。⁽³⁶⁾

对于乌克兰是否推行非中央集权化的联邦制改革，国外的反响值得引起关注。除了俄罗斯明确表示支持联邦制之外，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提供了一个相当直率的评论。他在乌克兰政局最为动荡的2014年4月13日，曾通过伊塔尔-塔斯社发表了一篇谈话。在他看来：“联邦制会毁掉乌克兰整个国家。”他说：“如果你想保留乌克兰作为一个单一制国家，如果你想看到乌克兰作为一个内部统一的强大国家，那么，我们就不该推进联邦制。因为联邦制会在将来分裂国家，会最终破坏乌克兰整个国家。”他说：“我甚至不想讨论这个问题。我是坚决地反对联邦制，因为我主张单一制的统一的乌克兰。”在卢卡申科看来没有什么比迫使乌克兰推行联邦制更危险的事了。他一再强调：“这无论对乌克兰、俄罗斯以及西方都极具危险。乌克兰人将永远不会走这一条路，永远也不！”⁽³⁷⁾

乌克兰危机紧张对抗的高峰之后，对于联邦制问题的讨论始终没有平息。其中还包括有欧洲政治家的积极参与。2016年6月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上，意大利总理马泰奥·伦齐（Matteo Renzi）在他的大会发言中提出，借鉴欧洲的联邦制经验，可能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唯一出路。在他看来，自由民主主义所强调的个人权力高于集体权力的逻辑无法适用于解决乌克兰危机。相反，欧洲式的处理更值得关注。例如，加拿大魁北克省使用宪法赋予他们的语言和教育法律，以确保法语在其领土内享有国家语言的地位。所有新来者都必须把孩子送到法语学校，这样就可以确保人口的变化不会最终取代主导语言并将其转化为少数民族语言。在自由民主原则占主导地位的地方，这种语言条款将被视为侵犯基本人权，例如选择学校和就业的权力。但在魁北克领导人看来，这是唯一能够确保在北美英语主导背景下，文化和身份缺失的上述讲法语的多数人继续存在的保障。欧洲的瑞士联邦制度、西班牙自治地区和比利时联邦机构的权力分享协议具有普遍性。联邦制特别适合制定不同的解决争端的方法，在国家层面通过这一协议确保公共利益，而在地方层面则通过协议与立法，以此解决文化多样性和地方经济资源纠纷问题。马泰奥·伦齐强调：其一，外部因素可以利用权力分享协议来解决冲突，但前提是各方将这一协议视为保护和促进自身利益的手段。此外，外部参与者必须认真谈判，不是追求自己的狭隘利益。第三，不能简单挪用一般国际政治的先例，因为每一个主权单位的外部利益总是非常不一样的，要因地而异，平衡各种复杂利益关系。⁽³⁸⁾

曾多年在布鲁金斯学会和美国国务院工作，现任欧洲国际事务委员会（ECFR）研究部主任杰里米·夏皮罗（Jeremy Shapiro）曾撰文《乌克兰战争正在变为一场灾难》，一定程度反映出美国对这一立场的看法。他说：在2017年末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美国宣布，一方面要通过遏制俄罗斯，确保免受对美国的威胁，另一方面要继续“促进世界民主与自由”。夏皮罗认为，美国会继续支持乌克兰，但不一定将此理解为反对俄罗斯，因为没有具体说明美国对乌克兰支持的程度和形式。当记者问道：美国深入干预了2016年乌克兰总检察长的更迭。夏皮罗回答：“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世界——每个人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干渉彼此的内政。坦率地说，问题是否有可能不那样做……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美国正在帮助乌克兰巩固民主与法治。这意味着他们有权对这些领域的情况有自己的看法。”至于乌克兰的联邦制问题，夏皮罗认为：乌克兰权力下放问题的实质在于，它可能对乌克兰主权构成威胁。任何权力下放都会构成对国家完整的风险。莫斯科的意图是通过达成意向协议，允许权力下放来影响基辅。事实上，这是一种干预内政的方式。基辅的人们看来不可能接受。假设乌克兰东部出现了一个地方政府，它实际上是莫斯科的傀儡，得到了否决权或其他机会。基辅非常害怕权力下放，部分由于人们不愿意与地方分享权力，部分由于担心俄罗斯会滥用这种权力。美国可能会同意基辅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他们不会试图强加一个他们认为可能损害乌克兰主权的分权模式。⁽³⁹⁾

乌克兰危机已经过去了七年多时间。在乌克兰未来是否实行联邦制问题上，乌克兰内部各派之间、俄乌之间、欧美之间的各种立场的僵局，看来非但没有可能在近期内获得解决，而且可能成为引发未来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冲突的一个新空间。

七、乌克兰危机的前景预测

（一）乌克兰危机的“预测”历史

国际研究或国别与地区研究，最讲究的是预测。但预测却是一件异常艰难、鲜有轻易成功的事情。乌克兰危机发生以后，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所出现的种种对于局势发展前景的预测，很少看到能够非常准确地得到印证。以下是笔者亲历的几个实例。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事态曲折多变，可谓风诡云谲。其中颇令专业人士聚焦的一个关键节点，是在2月21日乌克兰政权变更发生以后，俄罗斯到底会做怎样的反应。当时很多学者以为，俄罗斯经济已经面临下行压力，国内政治也刚刚经历了反对派和民众的大规模抗议，俄罗斯与西方关系虽经“重启”，但已近末路，亟待有效推动，这样才能解决俄罗斯现代化所急需的西方技术和资金。而且，从普京就任以来处理对外事务的整体风格来看，虽然，越来越不满于西方的打压，也有过2007年慕尼黑讲演这样对西方的尖锐批评，但在具体对外战略处理中，一般认为，普京会比较倾向于理性谨慎的现实主义立场。然而令人大跌眼镜的是，3月18日那一天，普京以一篇慷慨激昂的演说，断然支持克里米亚通过全民公决要求加入俄罗斯联邦的政治要求，令当时在场聆听讲演的从全俄各地用飞机即刻载来的各方权威人士们为之动容，并顿时士气大振。用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的话说：“普京就任以来内外事务的处理中，一向采取冷静务实的现实主义原则，但这一次，也即在克里米亚问题上，普京完全突破常规，转而采用了浪漫主义的风格来进行决策。”⁽⁴⁰⁾普京在非常时刻的非常规表现，打破了基于常理的不少“预测”。

乌克兰危机爆发，特别是克里米亚事件后，当时的学者们还对这一危机将会延续多久的时间长度，做过不少预测。基于当时总体上还是冷战终结之后的和平国际环境，也因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总体上还是处于虽有抗衡，但尚能对话合作的形势之下。尽管，人们已经预感到乌克兰危机所反映的高度复杂的内涵，但按照一般的估计，包括一些权威学者，大都认为这场危机最多延续5年便能结束。然而，不曾料想这一场危机居然一拖就是7年，而且，毫无终了的迹象，非常可能还会延续相当一段时间。这是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又一项被事实证明误判了的“预测”。

2014年，俄罗斯与乌克兰学者也做过不少预测，比如，叶甫盖尼·科帕特克和爱德瓦·扎卢图信两位领衔所组成的专家小组所写的《乌克兰：危机的前提与未来的前景》报告，提出了乌克兰局势发展的三种前景。

第一种前景：如西方所愿终结危机。

西方认为，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中未必全面溃败，但借助于马航事件的机会可以使其基本上被遏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可以稳定取得对乌克兰局势的主导性优势。首先，即使乌克兰一时无法成为欧盟和北约的正式成员，但是实际上享受两者重要的伙伴关系待遇，无论是经济还是安全，取得西方全面支持和保护。相形之下，普京主导的欧亚联盟实际处于停顿状态，虽存在而无法对乌克兰局势产生实质性影响。同时，认为在俄罗斯国内出现经济困难和政局动荡，政治取向急剧转向。2011年底博洛尼亚事件中数十万人上街的局面重现，亲西方势力呈阶段性上升态势，国内强硬派也不甘处于下风而寻机生事，此两者甚至威胁普京本人的政治地位。当时西方媒体正在散布的普京面临国内政治危机，乃至于正暗中策划可能出现替代者的舆论，就是希望能引导出一个“莫斯科之春”那样的美欧精英梦寐以求的脚本。这是第一种前景。

第二种前景：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柏林墙式的隔绝”。

乌克兰危机久拖不决，2014年8月以后关于人道主义援助问题的磋商也无望成为解决问题的切入口。在危机僵持的格局下，俄罗斯与乌克兰双方国内的强硬派势力逐渐稳定取得主导地位。欧洲局势虽难以全面重回冷战，但是，在乌克兰危机以来美国一再挑唆、结盟对抗的势头下，东西方之间局部地，甚至是大规模地处于紧张的冲突状态，则是完全可能。在无法遏制冲突的情况之下，在俄乌之间形成“柏林墙”式的隔绝，不光是乌克兰寡头一度提出想要实施的倡议，实际上这也是美国一开始就持有的愿景，把乌克兰彻底拉入西方阵营。俄罗斯国内虽然明知对乌克兰东部出兵或提供军事支持代价巨大，但是，俄强硬派精英的抬头，中间主义派别被边缘化，国内民意取向正在逐步朝激进方向移动，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说法已经普遍见诸媒体，这都是这一阶段显现的新动向。包括普京本人在一段时间的沉默之后，于8月14日在克里米亚所做的正式公开讲话，表面温和而远未放弃用武，甚至明确表示：动武就是俄保卫国家主权的手段。“柏林墙”式外部隔绝，实际上无法真正阻隔开俄对乌东地区的支持，包括出兵。从而，又会激起西方强硬对抗，相应地发生规模不等的军事冲突。俄罗斯经济遭受制裁的打击后，较大规模地趋于“去西方化”，但是，在对西方相对封闭的条件下，还完全可能以其本身资源和国内市场条件维持较长时期的生存，但是无法实现其一再向往的现代化目标。乌克兰内部局势也并不因“柏林墙”式的隔绝而趋于平静，东部民间武装经半年积累而形成的实力，非常可能走入地下，在俄罗斯支持下，以游击战等形式的分散而小股的武装行动，使得乌克兰国内安全、政治、包括经济局面高度复杂化，包括出现“爱尔兰化”的前景。以至于，西方舆论都普遍承认的乌克兰内部政治腐败现象“远比普京现象可怕”，会继续推波助澜而无助于局势的稳定。在这一局面出现之后，整个原苏联地区以及相邻国家的动荡局面也此起彼伏地接连出现。

第三种前景：俄乌双方出现和解局面。

借助于马航事件的危机处理，特别是借助于马航事件后停火的非常宝贵的机会，促使乌克兰当局和地方武装之间持续延长停火时间，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国际红十字会所认可的人道主义援助，实际形成各派武装力量之间的隔离带。同时，推动俄罗斯与西方之间展开对话和协商，就乌克兰国际地位和内部政治结构问题达成互相接受的立场，推动形势趋于平息和一步一步地走向稳定。按照布热津斯基的说法：“俄罗斯停止从内部破坏乌克兰的稳定，不再扬言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达成某种东西方谅解，让俄罗斯默许乌克兰最终踏上加入欧盟的漫长旅程。同时应当阐明的是，乌克兰不谋求、西方也不考虑乌克兰加入北约。俄罗斯对后一种前景感到不安是合乎情理的。”⁽⁴¹⁾

上述关于危机三种前景的分析，其好处是，排除了一些较为极端的预判，比如，俄罗斯和乌克兰全面对抗，从而又引发欧洲爆发全面战争。同时也并不考虑：结局或者是向俄罗斯一边倒，或者是向西方一边倒的大起大落态势。前一种结局可能极小，与实际态势相去甚远。至于后一种可能，虽然，在西方全面压力之下，普京处境艰难，但考虑到俄罗斯实际拥有的各方面潜力，包括西方舆论并非都主张形成一个完全排除俄罗斯的未来格局。因此，俄罗斯全面落败这样一种态势估计也未必现实。

问题在于，上述“西方式愿景”“柏林墙式的隔绝”“俄乌和解”这三者前景，为何都不是乌克兰危机发展趋势的准确预测？至多，“柏林墙式的隔绝”在个别观点上—— 比如，在西方打压之下俄罗斯经济尚有存活能力等——比较接近于目前的相互对立的抗衡态势，但其余关于东部武装会走入地下、整个欧亚地区动荡局面此起彼伏等观点，都离开事实较远。

不言而喻，预测准确与否，直接关系到战略决策的质量。现代信息社会之下，预测甚至很大程度上也成为左右局势，特别是用以影响对手的心理和信息状态的战略工具。因此，汲取有用的预测知识，摈弃错误信息的干扰，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纵观有关乌克兰危机各类预测的背后，实际上是有这样几种方法作为预测的底本。

第一种预判类型——事态延续型。2月22日基辅政变发生后，不少智库预测：乌克兰新政权会拒绝与俄罗斯有任何的妥协。但亲俄的乌克兰精英，还是指望通过协商，实现“保护乌克兰领土完整的大交易”：（1）民兵解除武装和安全机构去政治化；（2）克里米亚实现自治（类似邦联的条约自治）；（3）尊重关于俄黑海舰队基地的《哈尔科夫协议》，甚至扩大基地范围；（4）建立联邦制，将预算、文化政策和选择贸易最惠国的权力下放地方；（5）不参与军事同盟；（6）去纳粹化；（7）在欧盟、乌克兰和俄罗斯三方协议基础上参与经济一体化项目。这部分精英估计，俄罗斯—北约，或俄罗斯—欧盟谈判将会达成一个类似的协议。这种预测，过于偏重既定事态——如俄罗斯巨大影响力——的延续性，过于强调在乌克兰实施一般联邦制建构的做法，忽略了事态的丰富和多面向的特性。事实证明，以上几乎所有这些预判都没有成为现实。

第二种预判类型——因循保守型。乌克兰分析与预测中心主任罗斯迪斯拉夫·伊谢钦科（Rostislav Ishchenko）也认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局势有着决定性影响。2月22日，在几乎所有内部和外部因素都摊牌的背景之下，俄罗斯按兵不动，彼时它有4种选择：（1）以俄罗斯人聚居的共有500万人口的城市基辅发生“人道主义灾难”为名，武力镇压基辅的骚动；（2）培养乌东南部的分离主义，作为吞并这些地区或在这些地区建立缓冲国家的前奏；（3）占领克里米亚而不干涉乌克兰其他地区；（4）完全不干涉。但是，2月26—27日以后的局势发展显示，俄罗斯采取了出人意料的第五种选择。也即，当克里米亚民众起来反对基辅，抗议活动立即得到俄罗斯的支持，并仿照广场运动那样占领当地政府大楼。俄黑海舰队的存在也使得基辅当局无法武力镇压，于2月26日一夜间失去了对克里米亚的控制。之后，便是3月18日的普京在议会的公开演讲，收回了克里米亚。上述预测，之所以几乎完全没有能够反映而后的实际进程，仅出于传统意识形态和政治学的固定思维范式，仅从中挑出一些通常使用的概念，套用到乌克兰危机的复杂过程中。同时，对本次危机的复杂尖锐存有侥幸，对预判分析缺乏创意，特别是缺少对于克里米亚回归俄罗斯这样的例外和非常行动的预见。

第三种预判类型——情景归纳型。这一种预判是国际研究中最为常见的做法，也即罗列未来国际发展中的可能事态场景，加以排列组合，以表现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态势。美国信息情报委员会每五年发布、并广为流传的国际预测报告的基本方法，就是“情景预测”。但这一方法中较为平庸者，乃是以排列组合本身的形成为己任，到此完事。而比较成熟的做法，乃是关注所枚举的未来各种场景的选项与当地实际过程的密切关联度，然后，再来判断以上的各个选项中的排列组合次序。此种方法虽然比较时新，但实践和操作并不容易。

比如，一位老资格俄罗斯政治活动家格雷柏·巴甫洛夫斯基，他是亲身参加过2003年格鲁吉亚“玫瑰革命”、2004年乌克兰“橙色革命”，以及2013年以后乌克兰危机的“革命元老”。不光参与决策，他还曾代表俄方深入当地与“颜色革命”中各方人士交往。在如此深入实地观察的基础上，他列举了乌克兰危机中曾经出现过各种对于所谓“场景”的想象和预设，事后证明都是出于臆想，而离开实际较远。首先，当时曾经构想过“二位一体的人民”的提法。但巴甫洛夫斯基认为，问题在于，很多俄罗斯人从不把乌克兰视为“国外”。同时，俄罗斯与乌克兰是两个不同民族的复杂历史，许多人不甚了然。因此，找不到合适的“一体”来容纳至少是已经出现了极大裂痕的两种不同的人民。其次，当时也有过关于“独立的梦想”：认为与奥匈帝国一样，苏联在其鼎盛时期是一个二元化的俄罗斯—乌克兰超级帝国。过去30年里，作为乌克兰人的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事实，曾经被视为二元帝国的标志。乌克兰人多年来一直梦想着独立。但是一是独立来得非常意外，二是独立伴随着社会不平等，主权对此毫无帮助。同时，基辅与莫斯科相比，的确，由于独立而获得了更多的私人生活空间，这反让乌克兰有更大的梦想。但是，与此相关的却是，基辅失却了帝国都市的身份，媒体、外交、安全等各种精英流向莫斯科。巴甫洛夫斯基认为：“整个90年代俄罗斯一直在用帝国资产的储备，打击和引诱乌克兰，但整个乌克兰却都缺乏自己的立场。”所以，乌克兰真正的独立谈何容易。再有，当时还有关于“乌克兰的普京”的想象。普京曾在乌克兰有巨大影响力，基辅认为，要有自己的普京。这填补了乌克兰人寻求安全和自尊的心理空间。2002年乌克兰选举的主要内容竟是要选出一个“乌克兰普京”，72%选民赞成这个口号。但巴甫洛夫斯基认为：事与愿违，基辅，这毕竟不是俄罗斯。甚至，当时还有过“欧洲二人行”的想法，也即曾经设想俄乌两大实体能够同时走向欧洲。因为，两者都曾经愿意选择欧洲。巴甫洛夫斯基回顾道：但是对乌克兰，这非常明确，欧洲就是一切；而对俄罗斯，则动机并不那么明显，俄罗斯有多种选择。到了2004年“颜色革命”后，“二人行”彻底成为梦呓。⁽⁴²⁾

总之，即使是在国际文献中已被广泛运用的预测方法，也必须要有更多从实证材料到逻辑推演、从场景采集到综合分析的系统性的思辨验证，才能比较接近于事态发展的路径。

（二）2020年对未来危机趋势的几种预估

2019年泽连斯基当选乌克兰总统，危机形势出现一线希望后又归于沉寂。到2020年2月，由欧美俄乌的各方权威人士参与起草的《十二步骤方案》被搁浅；然后2020年春国际疫情大暴发，触发大国关系出现剧变。无论就地区还是全球格局而言，都出现了前所未见的深刻转型。全球性的骤变之际，人们如何看待乌克兰危机的前景？这是一个比七年之前情况更加复杂，但又更需要对危机前景做出预判的时刻。笔者选择各有其代表性的若干意见，分述如下。

第一种模式：大交易。

这是阿博斯特洛夫所写，以《克罗地亚模式适合于顿巴斯？》为题发表在2020年2月18日《外交事务》网站上的一篇文章。该文认为：乌克兰并不能指望得到欧洲的支持。因为，欧盟在乌克兰境内分离主义者所在“两共和国”具有特殊地位的问题上，支持俄罗斯维持《明斯克协议》；法国总统马克龙还支持缓和西方与俄罗斯的相互关系。这种情况下，泽连斯基只有两条出路：第一，通过一笔大交易，超越克里米亚和顿巴斯，全面解决与俄罗斯的关系问题。第二，乌克兰干脆放弃重新控制东部“两共和国”分离主义者所在地区。

就第一种方案而言，需要各种既有力量之间“一种大交易”式的平衡：其一，乌克兰放弃加入北约，让俄罗斯不再为乌克兰地缘政治地位担心。同时，乌克兰获得与美国建立安全关系的保证。其二，基辅承认克里米亚归俄罗斯所有；但俄罗斯彻底退出顿巴斯。而乌克兰恢复对东部边界的控制，顿巴斯不以特殊地位身份，回到乌克兰政治构架。其三，西方逐步改变反俄制裁政策，乌克兰通过政治与经济改革重振国家。以这样的“大交易”取代《明斯克协议》。

另一个方案是：鉴于在可见的将来任何企图以战争获得有利于自己目的的行为都是徒劳的，基辅完全放弃重新控制顿巴斯的可能。因此，首先，保持接触线，采取措施，降低军事行动强度。实际上，这是基辅单边冻结冲突。然后，运送资源到分离主义势力所在地区，推动经济，推动国家的建构。这意味着分离分子所在地区的状况应该是临时的，而不是永久的。当将来无论是分离主义地区，还是整个形势发生改变之时，乌克兰政府再待机而动。

文章认为，犹如铁砧与锤子的相互撞击，两种方案都有缺点。就与俄罗斯达成“大交易”的第一个方案而言，这一交易很难得到保障。基辅会寻求欧洲与美国的帮助。欧洲会同意其中大部分协议；但是，美国会拒绝以这种方式同俄罗斯达成的协议。因为，这一安排拒绝归还克里米亚，也不让乌克兰加入北约。这并不为美国所乐见。

至于第二个方案，无论乌克兰是否放弃顿巴斯，或者莫斯科取何立场，都已不重要。理论上，基辅可以在没有俄罗斯同意的情况下，拒绝顿巴斯的自治要求。但莫斯科会向地方政府施压，要求他们继续对分离地区的老百姓负责。比如，要继续支付养老金；莫斯科也会继续批评基辅，不能置自己公民的命运于不顾，而这也正是莫斯科目前所做之事。

问题在于，乌克兰激进民族主义力量会坚决反对任何妥协方案，哪怕只涉及很小一部分领土和主权。这样的激进力量在过去十五年中已经引发了两场革命。泽连斯基已不可能忽视他们。总统在进行安抚的同时，也在尽力说服他们，争取他们的支持，以巩固自己的战略和政策基础。作为总统，现在要做的，是尽量弱化来自激进势力的不可避免的消极反应。

在阿博斯特洛夫看来，其一，俄罗斯没有表现出任何灵活性，其二，西方则不愿干预，其三，乌克兰本身也难以在全面维护其主权、领土完整与可接受的和平妥协条件这两难选择之间达成一致。事实上，如果乌克兰同时追求两个目标，很可能就会失去这两个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基辅将反而更加依赖莫斯科，失去控制东部地区的能力，更不用说克里米亚了。虽然这样的妥协并不公平，但这是现实。由于乌克兰国内许多不同的反对力量，国外支持也很弱，泽连斯基必须做出选择。阿博斯特洛夫认为：即使牺牲领土完整，也要以最佳的方式来保全其主权。乌克兰如在一定程度上牺牲对其国际公认的领土的控制，则会加强对其真正控制的地区的主权。以这种方式加强主权，有助于乌克兰政府继续建设一个现代化、繁荣和自由的国家。阿博斯特洛夫的哲学是：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对于整个国家而言，这一选择是正确的。好好生活，这才是最好的回报。⁽⁴³⁾

第二种模式：大悬空。

现定居于莫斯科的英国皇家国际研究院副研究员、卡内基莫斯科中心资深研究员舍夫绍娃是一位相当有影响力的反对派人士。在舍夫绍娃看来，鉴于欧美、乌克兰和俄罗斯这三方面，无论从主观意志还是客观力量而言，完全没有进入合力解决问题的状态，终结危机的努力基本属于空转。

其理由是：第一，西方民主国家对于乌克兰问题所引发的地缘政治和文明挑战毫无准备。“俄罗斯通过在东部地区的战争升级，成功地迫使西方做出让步。”“俄罗斯让乌克兰变得不可治理的决心，看来要大于西方帮助乌克兰走向欧洲的决心。”而“乌克兰综合征”已经开始削弱西方的决心。因为对于西方而言，在战争条件下改造乌克兰的计划，比最初的预想要复杂得多。舍夫绍娃指出：“西方本来一直寄希望通过北约与欧盟保障西方的利益，然而，乌克兰危机暴露其根本的缺陷：首先，西方不知道如何处理战争与和平界限不明确情况下的冲突：一方面保有大量经济贸易活动，但另一方面处于冲突状态。然后，西方也不知道如何把握打击俄罗斯的分寸：既要孤立俄罗斯，但又怕反而激发俄罗斯的反抗本能。西方还没有做好维护乌克兰主权的准备。”因此“西方正在寻求妥协方案”。

第二，舍夫绍娃认为，一方面，乌克兰已在稳定宏观经济、推进公共部门的透明化、改革能源和银行部门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已经和欧盟签署的联系国协议，也使乌克兰看到自己作为“欧洲国家”的前景。乌克兰也做出努力，挑战根深蒂固的腐败和寻租。2019年6月，60.5%的乌克兰人“相信胜利”和改革的成功。45%的乌克兰人准备为了自由和公民权利忍受经济困难。同时也有28%的人准备用自己的自由和公民权利“交换”物质福利，但这并不占有绝对多数。2019年的总统大选结果——泽连斯基73%比波罗申科24%的选票比例——证明了这一点。为了结束战争，乌克兰已经准备好与俄罗斯妥协——但不是不惜任何代价。大约66%的乌克兰人反对在分裂分子控制的顿巴斯地区按照分裂分子设定的条件举行地方选举；62%的人反对对那些曾经与乌克兰作战的人实行大赦；58%的人反对在被占领地区建立仅由“地方代表”组成的地方司法和执法机构。仅12%的人支持分裂分子控制的地区实行自治。这意味着乌克兰人反对按照俄罗斯的条件实现和平。

与此同时，舍夫绍娃指出：乌克兰转向欧洲将是一场痛苦的考验。乌克兰正在艰难地应对几项任务：加强国家主权，结束与俄罗斯的战争，以及改革腐败的寡头政治体系。乌克兰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实现自己目的的结构性障碍。脱离俄罗斯对乌克兰来说十分困难，这意味着改写历史，抛弃很多共同的精神、习惯与特征。不光是乌克兰自己，这必然引起俄罗斯的强烈反应。此外，由于特殊的政治经济结构，包括腐败、寡头、产业结构，以及新的领导阶层缺乏经验，这使得乌克兰的转型进程远比其他中东欧国家来得更加困难。欧盟将要比吸收其他国家更难吸收乌克兰入盟。欧盟虽然支持，但仍然回避承诺。有利条件是，人民公仆党是新乌克兰历史上第一个获得立法多数地位的政党，这就赋予泽连斯基一个独特而有利的条件来推进改革和加强主权建设。2019年10月1日，泽连斯基宣布，乌克兰同意采用“施泰因迈尔模式”作为启动和平进程的手段。根据这一计划，将采用时任德国外交部长施泰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于2016年提出的方案，由欧安组织在两个分离的“共和国”监督举行选举，在投票后赋予它们以“特殊地位”。但泽连斯基的声明在乌克兰遭到严厉的批评，被斥责为“投降”。新总统辩护说：他所说的地方选举仅仅是在下述条件之下：（1）俄罗斯军事人员的离开；（2）乌克兰恢复对俄乌边境的控制；（3）选举将按照乌克兰法律来进行。但泽连斯基的声明仍然有很多模糊之处。舍夫绍娃的结论是：“看来，至少俄罗斯方面还没有对此做好准备，倒是巴黎、柏林和华盛顿准备对泽连斯基施压，让他接受一个比较有利于俄罗斯的方案。总之，改革依然面临着巨大的国内障碍，乌克兰精英迄今仍然还没有显示出摧毁寡头政治和腐败的政治意愿和决心。显然，如果乌克兰革命陷入停滞，不光是其精英缺乏战略思考能力，还因为西方未能支持乌克兰的亲欧路线。”

至于俄罗斯，舍夫绍娃提出：“莫斯科始终拒绝将乌克兰看成是独立国家，继续破坏乌克兰国家建构的企图。因为，失去基辅罗斯，俄罗斯将重写自己的历史；而对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而言，乌克兰的独立也是无情的挑战。”因此，舍夫绍娃尖锐指出：“在克里姆林宫看来，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失败，等于自杀。因此，乌克兰已成为俄罗斯对西方文明的战场。”

而相形之下，她认为：“2014年基辛格倒是曾直言不讳地说服西方，应该让乌克兰成为东西方之间的桥梁。德国前总理施密特也认为：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行为‘可以理解’，而西方的制裁‘愚蠢’。在乌克兰战争的最初阶段，在芬兰政府、一个美国基金会、一个俄罗斯研究机构的支持下（在没有乌克兰参与的背景下）提出了他们自己的结束冲突的方案‘Boisto 议程’，主张把乌克兰芬兰化。”舍夫绍娃认为：这一举动“大大加强了俄罗斯最严重的本能反应，也即不把乌克兰看成是一个独立国家”。舍夫绍娃断言道：“西方缺乏在不向俄罗斯大幅度让步的背景下帮助乌克兰实现意愿的能力和意志。其一，俄罗斯被看作和平的中间人，其二。俄罗斯似被认为有权干预乌克兰内部事务。其三，西方认为制裁和外交将导致一个政治解决方法，恢复欧洲安全现状。这被证明是一个幻觉。相反，俄罗斯通过加大赌注，虚张声势和攫取战术优势，显示了向民主国家施压的能力。”

舍夫绍娃的结论是：“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解决仍空悬纸上，乌克兰依然是前程艰难。”⁽⁴⁴⁾

第三种模式：大陷阱。

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卡特里娜·沃尔楚克与汉娜·谢勒斯特这两位女学者于国际疫情之际的2020年5月提出了对于乌克兰前景的观点。她们认为：泽连斯基总统2019年的参选所表达出的一个核心信息，是对于顿巴斯这一饱受战争蹂躏地区的和平关切。泽连斯基基于这样的假设：如果停火能够得到尊重，所有乌克兰战俘能够回到家园，那么和平就会实现。但他执政已经九个月，参加诺曼底四方峰会也已经几个月，看来泽连斯基的这一做法有可能导致落入俄罗斯的陷阱。

这两位学者此论的依据之一，认为泽连斯基的目标和策略与其前任波罗申科的不同在于：泽连斯基努力避免指名道姓地把俄罗斯称为“侵略者”，专注于人道主义事务，在任何有可能的地方寻求妥协。与此相反，波罗申科把安全议程作为任何政治解决的先决条件，包括“没有安全保障就没有选举”（指东部地区的选举）的这一范畴。波罗申科聚焦于重新恢复对于边界的监督，分离主义者控制领土的非军事化，以及通过国际法庭寻求对“俄罗斯侵略”的补偿。泽连斯基正企图通过一系列较小步骤、而没有明确表明其总体目标的试探，以此摸清俄罗斯的真实意图。但是，这引发了社会不安，引发了伴随各大城市“不投降运动”的街头游行。这迫使泽连斯基团队不得不重新确认了若干将不会逾越的“红线”，承诺“不以领土和人民作为交换”。但在实际上，关于乌克兰未来与欧盟关系、未来北约成员国地位、语言政策，以及“顿巴斯”特殊地位问题都还远远没有被解决。

依据之二，诺曼底峰会两个月来，顿巴斯伤亡人数并没有下降。这使泽连斯基更加难以辩解。按照2019年年底诺曼底峰会规定，乌克兰军队需在接触线的三个地点避免交战方之间的接触。但分离主义者继续严重阻碍欧安组织特别监察团对停火协议的监督；同时，又有许多关于基辅政权控制地区之外重武器移动的报告。按理，实现对乌克兰与俄罗斯交界边境地区的控制，对于“两个人民共和国”地区的非军事化事关重大。这是该地区重新一体化的关键前提。然而，即使乌克兰重新控制边界，俄罗斯军事人员与武器已经是顿巴斯的实际存在，这直接威胁到了2020年秋天这一地区关键性选举的自由与公正的前景。

依据之三，泽连斯基的言论表达出对和平的希望与抱负，非常难实现。不光因为这计划基本上与俄罗斯的方案是分道扬镳的。而且，2019年12月巴黎的诺曼底四方峰会，一是暴露了乌克兰的虚弱地位，二是说明俄罗斯方案的影响在增长。特别是当英美都未参与峰会时，与俄更为接近的两个大陆国家中，德国已经为旷日时久的冲突感到疲劳，而法国总统则希望更多适应俄罗斯的偏好，这对乌克兰尤为不利。在这两位学者看来，“普京更有能力发掘机会：运用他所熟悉的非正式的个人接触，寻求与陷入困境的伙伴达成政治共识，达成短暂的不透明、也非稳定、更不基于法制的解决方案。2019年年底的诺曼底峰会已经证明，坐下来与普京对话并不是摆脱危机的灵丹妙药。这也是泽连斯基已多次表达的想法”。两位学者认为，普京2020年的对策，很可能任命一位更加务实、而不是咄咄逼人的高手，而且将会是俄对摩尔多瓦长期战略的设计者。该战略的核心正在于摩尔多瓦的联邦化和摩尔多瓦分离地区的重新合并；并且依赖俄罗斯在摩尔多瓦的军事存在——相当于“武装劝说”——使得当地做出让步。俄罗斯自2014年以来不光政策目标从来没变，而且积累了一批处理原苏联国家内部建构的专家。相比之下，泽连斯基的团队是一个短期的组合，恰恰没有应对长期风险的经验。

总之，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两位专家的结论是：泽连斯基的“以人道主义为中心的方法”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能将人道主义置于国家安全考虑之上，但也很容易落入俄罗斯的陷阱：俄罗斯并不那么依赖庞大的军事力量，而是以逐渐控制乌克兰的未来，作为其最终目标。⁽⁴⁵⁾

第四种模式：大转型。

多年在美国任教的俄罗斯裔学者安德烈·茨冈科夫则提出了他对乌克兰问题发展前景的看法。在他看来，乌克兰问题已成为向新世界秩序过渡阶段的一个国际系统性问题。它包含了俄罗斯——它体现出正在崛起的非西方世界利益——与企图继续主导世界的西方之间几乎所有的主要矛盾。

茨冈科夫论证道：

2019年底诺曼底峰会表明，局势升级的可能性在下降，但是新的撤军和交换囚犯的可能性也在下降。本次峰会不太可能改变现状，走向德涅斯特河沿岸的路还很长（也即，按照摩尔多瓦方式解决乌克兰国内政治建构）。乌克兰经过了1991年全民公决，自己选择了这条道路：（通过牺牲俄罗斯的方法）走向没有俄罗斯的欧洲。而今天这条道路，却变成为在反俄罗斯的思想基础上走向欧洲。这样的乌克兰，才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和美国式的全球主义者所需要的。最近，德国和法国谈到他们改变了对于特朗普美国的态度，以及强调了俄罗斯立场的重要性，但是，还没有准备行动。因此，他们还算不上是最为重要的玩家。他们的立场，至少暂时可以被忽略。参与诺曼底峰会的每一方，还仅仅只是和平过渡阶段的人质，他们并提不出任何解决顿巴斯冲突的具体建议。……美国太为重要，以至于竟被人们所忽视。就像房间里有一头大象，人们连挤都挤不进来，以至于尽管想亲眼看见这头大象，却总不能如愿。

茨冈科夫提到了美国乌克兰裔专家亚历山大·莫特勒（Alexander Motle）最新的游说，大胆地提出：基辅完全放弃顿巴斯是必要的。但是，茨冈科夫对此并不以为然。在他看来：“美国主流精英的态度则要微妙得多。在具有可解决前景情况下，保持一定程度的冲突；使顿巴斯还是留在乌克兰版图内，这对于维持对俄罗斯的压力，同时控制乌克兰，并显示美国作为国际法捍卫者的形象，都是有好处的。华盛顿充分了解乌克兰问题对于欧洲的影响程度，绝不会听任其在不利于美国的前提下解决顿巴斯冲突。”

茨冈科夫非常清楚地看到：“法国和德国作为制裁政策的人质，不准备实施独立于美国的安全政策，也无法发挥强大的作用。欧洲可以作为独立的调停人，有助于解决或冻结冲突，就像在诺曼底峰会上的表现。但欧洲所有企图独立找到解决俄罗斯问题的方法的努力都是徒劳的。”

茨冈科夫也非常理性地表达出他对俄罗斯立场的理解：“对于普京而言，除了坚持《明斯克协议》，他一无所有。但是普京明白，不可能在现阶段与西方、特别是与美国关系的状态下，去解决乌克兰问题。克里米亚回归并不是俄罗斯为新世界秩序而斗争的开始，但乌克兰问题一直是与西方竞争的动因与赌注。俄罗斯是自己大国地位政策的人质，它有能力在西方压力下捍卫自己的价值和利益。反对北约东扩，与欧洲合作，抵制乌克兰对它的压力，在西方和非西方国家心目中保护自己的大国威望，这几方面都是一致的。因此，俄罗斯将会坚持自己的立场，等待解决问题的国际条件成熟。”

茨冈科夫的总结是：“这一恶性循环并没有解决，同样，乌克兰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在这里反映了俄罗斯与西方在和平过渡时期的所有矛盾。如果，要解决乌克兰问题，首先，就必须解决这些问题。”换言之，在茨冈科夫看来，乌克兰问题已经成为整个世界局势的人质，唯有当整个世界局势有了实质性改变之时，才是乌克兰危机找到出路之时。笔者非常赞成这样的宏阔视野和深刻思辨，同时，需要补充的一句话是：世界局势的转换，同样首先需要在乌克兰问题之中，才能取得突破。⁽⁴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