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美、欧三边关系的重新思考——历史、文化、关系结构及其前景的讨论

第一节
俄、美、欧三边关系的重新思考
——历史、文化、关系结构及其前景的讨论

对于21世纪之初的俄罗斯、美国、欧洲相互关系这样一个宏大问题的讨论，应该从何进一步深化呢？

可以从传统的东西方关系的角度，也即从冷战以及东西方意识形态高度对抗的角度去看待欧洲、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从这样的角度去解释问题，也许一切都清楚明了了。属于资本主义范畴的欧洲与美国和曾经属于社会主义范畴的苏联出自不同意识形态及其战略利益，势所必然地要发生历史性的对抗。即使它们三者之间有过合作或者对抗形势的缓和，那不过是暂时的利用矛盾和局部的斗争需要，而两大阵营之间的斗争则是历史的、必然的。但是从这样的角度出发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冷战结束之后，在独立后的俄罗斯宣布了终结传统意识形态之后，欧洲、美国与俄罗斯之间还是充满了相互博弈，乃至是对抗性的竞争。

也许，还可以从民族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解释欧洲、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的相互关系。出于不同的民族国家利益的这三方，自然会为了它们国家战略需要去进行竞争与合作。但是，在俄罗斯、美国、欧洲三边关系的问题上，民族国家利益这一概念首先就是一个难以解释的问题。欧盟就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而是一个民族国家的联合体；俄罗斯的“法定前身”苏联曾经是一个多民族联盟形式的大国，不同于一般的单一民族国家，而独立后的俄罗斯虽然在形式上更接近于一个民族国家，但它还是一个多民族的联邦制的大国；美国可以被认为是一个“民族国家”，但是，无论就其多民族、联邦制的形式，还是其一直企图号令天下的帝国抱负来说，仅称其为民族国家，总有点削足适履，不能够概括其全貌。

选择分析视角的问题，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尤其是对于冷战及冷战后的欧洲、美国与俄罗斯的三边关系这样的宏大题目来说，相关联的不仅是外交关系，而且，涉及国家的内部建构、国家间交往与组合形态、国际秩序的发展与转型、国际政治的思想、思潮与文明、文化背景等理论和实践问题。为了解决这样的复杂问题，有必要至少从以下几个角度来展开分析。其一，是关于冷战历史，特别是冷战条件下欧洲、美国以及苏联相互间关系的重新考察和解读。其二，是关于文化与思想历史的考察，也即观察大国间关系的大起大落，或者它们之间的微妙变动背后的精神动因。其三，是关于冷战后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之后，欧洲、美国与俄罗斯之间构建其相互关系的主要问题与脉络。其四，本章尝试从未来学的视野出发，从三大机体未来发展的视角下，倒推出21世纪初期它们相互之间关系的底蕴及其可能的行为逻辑，从这些信号中去把握俄罗斯、美国以及欧洲这三个当今世界最重要政治机体相互关系的发展路径。

一、一分为二，还是一分为三的世界体系
——冷战史下的欧洲、美国与苏联的关系

冷战阶段的两极对抗，已经是人们约定俗成的一个观念了。但是冷战时期的世界是否只能从两极的角度才能够解释国际政治的复杂现象。用一种被简单化了的东西方对抗的观点去解释冷战时期的欧洲、美国与苏联的关系，不光从后苏联阶段的现实出发难以解释得通，而且，即使从冷战时期的历史现实出发，也比流行的“两极世界”的观点要更为复杂。换言之，为什么冷战中的世界只能是两大体系的对抗，而不允许任何其他体系的存在，或者是在萌芽状态中发展呢？冷战时期将近半个世纪的人类丰富而复杂的历史，难道只能够用“两极对抗”这样的图景来加以描述吗？如果不使用更为复杂细致的观点，人们将如何理解从冷战时期向后冷战时期的迅速转型和有点出人意料地相对和平的过渡呢？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欧洲系主任戴维·卡莱欧教授曾经提出，冷战时期的国际社会实际上不止存在着“两极世界”，而是“三个世界体系”,甚至是“四个世界体系”。按照他的解释，第一个世界体系乃是大西洋联盟和该联盟保护者美国所构成的世界。这是传统意义上，人们所认为的冷战的参与一方——“西方”。而第二个世界乃是围绕着共同市场而形成的西欧内部关系网络，其中主要的国家是法国、德国和英国，未来欧盟的雏形正是在冷战时期就已经具备了非常成熟具体的形态。第三个世界体系是全球经济体系，卡莱欧认为，这是由“美国治下的和平”作为前提，同时，是由美国首先构建，然后，西欧与亚洲也对之发挥了巨大影响力的一个体系。甚至，他认为，“还可以加上第四个体系，那就是跨越了铁幕的新生的‘泛欧洲’体系”。这是许多欧洲政治家早在50—60年代，甚至更早就开始怀疑和思索，然后，力图在上述其他几个世界体系的空隙和夹缝之间打开通路，最后，终于在冷战世界向后冷战世界转型和过渡的过程当中发挥巨大影响的“赫尔辛基进程”。迄止今日，这一“泛欧洲体系”可能也将为未来国际秩序的构建提供重要的启示。⁽¹⁾

卡莱欧对于冷战时期的欧洲、美国以及苏联所构成的复杂国际体系的解读，实际包含着对于美国、欧洲以及俄罗斯三边关系的分析。在他的分析中，关键问题是欧洲。也即，在被流行的“东西方”观点掩盖下的一分为二的国际社会究竟是否存在着从“西方”这个概念中分离出来的欧洲这一角色。卡莱欧以他独到的历史学、思想史和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揭示了在两大对抗性体系之下，一个相对独立的欧洲不仅存在，而且充满了活力；并且是在与其他体系的相互补充和相互激励的情况下，一起完成了“冷战”这样一个复杂而丰富多彩的历史阶段。欧洲并非如传统冷战史的观点所描述的，似乎夹在美苏两强中间，或者只能是霸主美国手下的附庸，或者只能是苏联眼中的羔羊。当然，在卡莱欧看来，如果考虑到更为复杂的全球的或者东方的局面，冷战体系可能还可以分解出更多的旁枝，这里不再一一描述。

的确，战后，美国一开始希望建立的是一个自由主义加霸权原则的开放型的世界秩序。这个世界远不只是着眼于反对共产主义，而是急于要构建一个将威尔逊主义具体化、体制化的世界秩序。而欧洲的想法则不太一样。欧洲从两次大战中的惨痛教训中体会到，不仅要重建欧洲经济，而且要把欧洲经济置于一个有效、安全、和谐的基础之上；而支撑这一基础的思想原则是国家社群主义、干涉主义、新重商主义。欧洲国家所想象的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国家干预，与美国所坚持的传统自由贸易和货币自由兑换的做法之间并非合拍。美欧之间的这场争论最后以如何构建战后国际经济体制为焦点而达到顶峰。1944年和1945年布雷顿森林会议时，凯恩斯率领的英国代表团要求建立一个自由的国际货币和商业体制，与欧洲国家社会转型的需要相匹配，其关键是希望美国承受国际收支上的巨额赤字，而避免欧洲国家因为紧缩经济而陷于困顿并不能自拔。他认为美国应该是重塑欧洲经济的资本商品的主要来源。美国当时并没有同意实行这样的计划，只是由于1947年以后冷战的爆发，美国主要出于扶持欧洲的考虑，开始实行马歇尔计划，从而开始了对于欧洲的大规模援助。马歇尔计划实际上相当程度上乃是凯恩斯此前提出的计划的翻版。美国的考虑是这样的：尽管欧洲一开始可能会形成一个内向型的集团，但是一个未来一体化的欧洲终究会赞同全球自由贸易。简言之，美国是将在开始阶段可能形成的欧洲集团视为建立全球范围内“美国治下的和平”的一个难以割舍的步骤，并且寄希望于由马歇尔计划形成的美欧和谐格局将成为未来美欧关系的典范。⁽²⁾

纵观冷战时期的欧美交往历史，实事求是地说，美国关于建立一个自由开放的国际体系的构想一半被实现了，而另一半成为欧洲一体化悄悄崛起的机遇与基础。一方面，人们看到的是欧洲经济的成功复苏和开放，1958年起，欧洲货币正式成为可兑换货币，北大西洋两岸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成为自由世界开放式交往的典范。另一方面，当时在英国所极力主张的，并且也为法国人所热衷的“拉住美国、压制德国和排除俄国”的观念基础上，借助于冷战起始阶段的氛围，北约得以建立，美国成功地实现了权力转移，取代了英国、法国两个老牌帝国对于欧洲乃至于世界事务的主导权。美欧之间看似更为密切的关系以及一个开放体系已经牢固地被确立起来。

但是，从另一角度看，一个区域性的欧洲一体化的过程却在不知不觉中被推动起来。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作为一体化过程外部环境的冷战这一因素，实际上，在客观上帮助了欧洲走向一体化。由于德国被“肢解”成两半，受到外部力量的控制，因而反而有利于德国和法国这两个具有世仇、后来又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最为重要的欧洲大国之间的友好合作。由于欧洲的安全防御权力实际上已经交给了美国领导下的北约，因此欧洲国家内部也就避免了任何争夺军事优势的危险。甚至于从欧洲国内政治发展的态势来看，当时法国和意大利国内势力强大的共产党等传统左翼党派在一个长时期中曾令右翼政党作难。正是由于冷战的原因，法国和意大利的右翼政党获得了来自美国的源源不断的近乎公开的支持。经过长时间的较量，最后终于分裂和削弱了共产党等传统左派，使其不再成为战后初年那样的强大政治力量。所有这些都成为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所必不可少的重要环境因素。⁽³⁾

但是，推动欧洲一体化更为直接的动因还是欧洲政治家的战略思想，也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合作最开始的时候，欧洲主要国家的共识，是通过建立包容原来对手在内的双边和多边合作，互补、互利也互相牵制，以这种方式来取得共同利益的实现。这样的政治安排既避免了单个欧洲强国的崛起（比如德国）可能引起的欧洲政治失衡，也可以避免历史上欧洲列国纷争所带来的自相残杀。1950年法国外交部长舒曼所提出的关于煤钢联营的计划，到后来变成了一个欧洲六国间的煤钢合作计划。虽然，1954年欧洲防务共同体计划没有能够成功，但是，1958年煤钢联营的六个西欧国家建立了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并且，同时成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这就是以后发展成为欧洲联盟的最为直接的制度起源。值得注意的是70年代末，正当英国、美国等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先后提出了后来被称作“新自由主义”的大规模私有化的经济主张的同时，1979年，法国和德国等大陆国家的政治领袖却达成了关于建立经济货币联盟的协定，这一协定后来成为《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有关欧盟经济货币一体化的主要思想来源和政治共识。可见到70年代末，无论从制度构建的角度，还是从理念主导的方向来看，美国与欧洲已经逐渐地开始分化出两种不同的发展格局。

以上这样的历史回顾和分析只是为了证明，冷战期间国际体系实际上较之流行的“两极体系”的说法要来得更为复杂。而其中的关键除了存在着互相对抗的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以外，还存在着一个不断崛起的有着自身发展逻辑的欧洲。诚如卡莱欧教授所言，这三个体系之间互相联系和支持，同时各自又实施着自己的功能，实际上是一个整体世界的不可或缺的方方面面。所谓欧洲、俄罗斯和美国三方之间的相互关系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被确立起来的。一个一分为三的世界体系，这是进一步分析欧洲、美国与俄罗斯相互关系的起点。

二、俄、美、欧的政治文化偏好

如前所言，大国关系的确立不像一般中小国家可以凭借比较直接的利益组合、国际竞争中的因缘际会，或者在发生国际纷争时的置身事外，以此来取得自己的生存空间。任何大国的国际地位的确立必得有深厚的文明背景为依托，有主导性的精神理念和意识形态的构建。否则，任何大国外交将不可能有引领潮流的气概、动员盟友的能量以及进行舆论传播时的推动力。

俄罗斯、美国与欧洲这三大机体本身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毋庸置疑地有着各自内在的文明构建作为其外部行为的思想与道德支撑。那么，什么才是这三大政治机体文明构建中最为核心的底蕴呢？尽管在全球化背景之下任何政治机体的独特个性正在受到拷问，而千百年历史沉淀的冲刷和繁衍，也使得各自的灵魂追求和精神寄托正在变得面目全非。但是，探寻各大机体文明核心部分的存在，有利于对于各自的内部和外部发展的整体把握。从这个角度出发，本书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俄罗斯（苏联）、美国和欧洲的政治文化的核心范畴分别假定为：实力、制度和地缘空间。“实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至高无上的国际地位最为概括的说明，也是迄今为止美国赖以生存的至关重要的基础；“制度”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欧洲各国民众和精英孜孜以求努力实现的政治目标，也概括地表达了欧盟已经取得的史无前例，并且远较其余政治实体先行的体制建设成就；“地缘空间”则是俄罗斯（苏联）在上一个世纪里历史性地跌宕起落之后尚能够安身立命之所系，也是它走向未来大国地位的一个无可取代的物质与心理基础之所在。这三个范畴的提出不可能包容这三个巨大的政治机体的所有特征与功能，但是，作为假设性的判断，能够为这三大机体相互关系的铺陈提供分析比较的界面和框架。虽然，自冷战向后冷战阶段的复杂过渡当中，作为欧美俄对外战略的政治文化背景也发生了耐人寻味的变化，但是，以上所表达的三大实体政治文化的核心范畴始终是这三个政治机体坚守之所在。

先来看美国。美利坚合众国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是一个以一种非常独立特行的姿态彪炳于世的新兴大国。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大国犹如美国那样，其作为民族国家的诞生，是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同时出现的二位一体的过程。这样的一个同步出现的过程使得美国没有历史包袱，既不像法国、德国那样还有着前资本主义的沉重负担，需要一次或几次革命来驱除“巫魅”；也不像东方国家还没有形成充分的社会分化，需要人为地培植市民社会作为社会中间力量。民主和资本主义市场制度在欧洲发端，但是，却在美国淋漓尽致地被加以发挥和构建。美国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与生俱来的见证者，以自己建国两百多年以来的成就给后来者不断提供着既是制度的榜样，又是个人奋斗的表率。加上美国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这是其天赋的安全屏障；而取之不尽的移民似乎又成为美国凝聚力的独一无二的表现。美国这个来自“山巅之城”的“上帝选民”，似乎从一开始就环视苍穹，立志要成为拯救苍生的“救世主”。美国的强大乃是其独特的历史、地理、多样化的人种、创造性的制度和宗教传统自然造就的结果。几个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历史证明，美国之所以能够成为当今世界的头号超级大国，关键之点是其实力地位至今难以被撼动。因此可以认为，如果美国的政治文化有一个焦点的话，那么，这就是实力。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对于实力的理解应该是一种不同于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中所表达的解释，似乎一讲“实力”，就是相对于思想理念、价值规范、组织体制等方面而言。恰恰相反，美国的实力应该是一个不仅包含上述内容的范畴，而且还应该包含对于实力使用时单边独断式的排他性行为特征。

但是，需要考察的是，美国人的精神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对于近30年或40年来美国政治文化的观察，至少可以选择两个向度作为依据。其一，是美国官方意识形态的路径转换。自70年代末期以来，美国的官方意识形态经过了从新自由主义到新保守主义的变迁，自从奥巴马上台后，又在向一个意识形态不定型的阶段过渡。总的来说，新自由主义的中兴伴随着冷战结束的和平红利，一度使得美国显示活力。但是新保守主义的出台伴随着“9·11”事件和恐怖主义的纠缠，似乎表现出美国人缺乏自信，乃至于只能够依靠寻找敌人来填补自己灵魂的空虚。一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还难以看出奥巴马政府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提升美国人的精神生活水准，因为关键的问题是作为奥巴马政权基础的整个美国的中产阶级遭逢挑战。但是，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无论是竞选中的希拉里，还是当选后的奥巴马，几乎同样的一个态度和立场，那就是公开声明，美国会更加注重多边国际协调。但是归根结底，美国不会放弃把单边决定作为自己的最后手段。可见，美国政治精英近乎公开地承认：实力，乃是美国手中最后的王牌。

其二，选择美国极具代表性的战略问题研究家、影响广泛的知识界权威人物塞缪尔·亨廷顿的思想轨迹，来观察美国人精神生活的变化，可能是判断美国政治文化演变的一个重要依据。综观作为思想家的亨廷顿近40年来的几部最重要作品，可以清晰地发现，亨氏是怀着20世纪60年代后美国学术精英们胸怀世界的远大抱负开始登上政治学研究的顶峰。当时，他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里的研究主题，是与美国亟须对于海外世界形成真切认知的宏大战略目标直接相连的。在书中，他公开表示最为重要的不是民主体制，而是管理有力的政府才是美国需要关注的重点。在这样的气度之下，看来，甚至连意识形态的禁锢都可以丢到一边。而冷战结束以后，亨廷顿挑起了关于“文明冲突”的国际大争论，从中人们可以多少感觉到美国深重的危机感，但是，唯一超级大国的辉煌地位却掩盖着所有可能的真正挑战。迨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第三波》的问世，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在思想上，人们可以感觉到，这里出现的似乎是另外一个亨廷顿，他追随着众人言说着的“民主化”潮流，着力于诠释一个迅速来临的全新世界。但是他已经不具备像以往那样的犀利锋芒，而是颇有点英雄气短。因为，于冷战结束的狂欢中意外获得了胜利之后，美国同时也失去了敌人。在祸福难料之际，他要为阻挡一个超级大国可能的衰势而力挽狂澜，因而需要借助于“民主化”这样众说纷纭的概念。直到亨氏呼吁美国人要强化自我认同的这最后一部作品《我们是谁？——美国的自我定位》问世，人们清晰地预感到，不光是亨廷顿本人已经渐入颓路，连“我们”是谁都发生了问题，而且，这似乎是预示着美国的超级大国风华已经远不如往昔，而要靠宗教和自我认同的凝聚来帮助美国摆脱危机。半个世纪里亨廷顿所划出的这道思想弧线，也许真是在他自己作品的光影之下所表征出来的帝国归途。⁽⁴⁾从亨廷顿的思想轨迹中我们可以把握的一个重要动向，那就是英雄末路，最为崇尚实力的美国也不得不为当今实力的相对下降未雨绸缪。

如果说，以其普适主义宗教的感召力、实用主义处世原则以及强劲雄厚的国力作为精神支柱的美国，正在遭逢一场精神上的炼狱，已透露出美国唯一超级大国的实力地位有所动摇，那么，曾经作为对手的俄罗斯在20世纪初崛起，又在20世纪末陨落的跌宕生涯，在其精神生活的旅途中打下怎样的烙印呢？

当年托克维尔的判断非常准确地预见了美国和俄国将在20世纪崛起的事实。但是，俄罗斯这个来自欧亚大陆的国家却在多少相反的方向上显现出它的能量。

就像任何大国一样，当代的俄罗斯政治文化也有自己的焦点，那就是它所在的地缘空间。雄踞于欧亚大陆的俄国政治文化的关键之点就在于它是否能够在面向欧洲和面向欧亚这两个不同的方向上找到平衡与认同，从而取得自身的发展。具体地说来，身居于欧亚大陆核心部位的地缘空间决定了俄国并不具备欧美式的发展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的原初状态，必得寻找与其历史与环境相适应的体制模式。接近于欧洲的地理条件使其有可能在“欧风欧雨”的熏陶之下以欧为师，但是，过于硕大的体魄又使得它不时地回摆东方去寻求归宿。从战略发展的角度看，辽阔的地缘空间提供了非常宽广的回旋余地，俄国可以在一个方向上取得突破，而在另一个方向上对其代价取得补偿，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享受上帝如此的厚遇。远祖留下的地理空间又以异常丰富的资源作为严酷气候条件的补偿。而且不光是地理资源成为财富，甚至运送资源的管道也有赖于俄国的宽广空间，使其得以左右纵横。因此可以说，地缘的概念就是俄国的安身立命之本。

顺便，需要清理一下在俄国独特的地缘条件之下的思想演进的路向。也即俄国是怎样在面向欧洲和面向欧亚这两个方面进行摇摆的大体背景。晚近四百余年来，虽然作为后起大国不可避免地以欧洲为师，但是迄至今日俄国的悲剧则在于，欧洲并没有，看来也不可能把俄国作为一个“正常的”欧洲国家来对待。每当俄国下定决心要向“登堂入室”的目标挺进，得到的回报总是令其失望。历史表明，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俄国人学习欧洲不够努力。自彼得大帝以来，为了学习欧洲，俄国人前赴后继，历经磨难，其心志之坚定，其代价之壮烈，叹为观止。其中的原因可能犹如一位专家的评价：俄国人太过关注于他人的意识形态，而没有去构建适合于自己特点的意识形态与文化。⁽⁵⁾从这样的评价出发，那么，俄国能否从另一个方向，也即欧亚主义方向去寻求出路，从一个本土主义的视角去寻求意识形态构建的基础呢？实际上，这是从19世纪中叶的斯拉夫主义思想开始，历经20世纪20年代以后海外俄国移民学家们的苦思冥想，一直到苏联解体以后思想文化大争论中，俄国思想界的一个重要探索方向。欧亚主义内部的门类繁复，错综复杂。但概括地讲，欧亚主义者追求在西方和东方之间的合乎于俄国历史传统和现实环境的国家发展道路，特别是希望寻找到适合于俄罗斯特殊人文地理环境的国家发展道路。欧亚主义主张俄罗斯文化的非西方特征；主张强国理念和人民与多民族的团结；原则上不反对市场经济，但不同意西方式的放任自流；同时，主张俄国应该成为穿越欧亚的东方和西方之间的重要纽带和桥梁。欧亚主义认为，他们的主张不光是起源于俄罗斯东正教的独特文明，承载着拯救人类的使命，而且是内涵于这一地区的历史和人们千百年心理沉淀之下的丰富精神积累。

我们可以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政治文化走向，来察觉俄罗斯欧洲派与欧亚主义派在潜移默化中相互较量的局面。20世纪90年代在叶利钦主导下的面向市场和面向西方“一边倒”式的国家发展战略基本上被认为是西方派“狂飙突进式”冲锋的一次失败。90年代中期欧亚主义重新崛起之后，尽管只是知识界的呼号和争辩，但是其丰富的思想内容则显示出必不可免地要对国家发展路线产生影响。21世纪普京执政以后，一度也是以“回归欧洲”作为国家发展的主线，但是，随着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恶化，人们明显地察觉欧亚主义的影响在逐渐抬头。普京早期所崇拜的偶像是第米特里·利哈乔夫，这是一位典型的欧洲派的知识分子。但是，到了普京执政的第二任晚期，普京则亲自为具有明显欧亚主义倾向、尊奉东正教传统的诺贝尔奖得主索尔仁尼琴颁发国家奖章。直至金融危机前后，以笔者几次与普京见面时的印象与感受来看，他在谈到俄罗斯依然要推进改革和走向开放的时候，依然称自己为自由主义者，同时，当着参加瓦尔代论坛众多国际学者的面，他也强调必须尊重国家理念与恪守民族传统，并开始称呼自己为“保守主义者”。不管我们对此作何评价，可以清晰地发现：由20世纪90年代初期单一地指向西方化的路径正在不知不觉中逐渐向欧亚主义方向回摆，这是一个相当值得注意的历史性选择。

比较复杂的，还是欧洲当代文化的变迁。

作为人类近代社会发展的先行者，无论是工业革命，还是文艺复兴；也无论是市民社会，还是民族国家系统的构建，所有这些社会演进所累积成的制度创新无一不在欧洲起步。支撑这一宏大历史过程的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是欧洲文化的最为核心的内容。欧洲文化的多样化的统一曾经是欧洲文明进步的巨大动力，但是，数百年来欧洲各国之间的争斗也给人类历史留下了无限的遗憾。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历史与所有此前欧洲历史的不同点在于，它开创性地承继了从康德以来关于“人类和平”和“世界政府”的构想，同时吸收了其他文明的优点，真正地把欧洲统一的思想变成为现实。欧洲的统一是欧洲政治文化的高度体现。而欧洲一体化过程中最为杰出的创造，就是欧洲制度文明。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政治文化的核心乃是：制度。

从欧洲一体化的角度看，欧洲制度文明的来源乃是一个多元传统思想的产物。卡莱欧曾经说：欧洲的一体化进程是受到了四个大思想家的影响。首先，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在19世纪40年代关于建立欧洲经济联盟以对抗美国的想法是欧盟最为直接的来源；其次，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态势中无政府状态的警告成为欧洲各国政府集体行动抵御风险的思想源泉；第三，凯恩斯关于政府在宏观经济中的干预作用的思想是欧盟治理结构的主要思想由头；最后，哈耶克关于自由主义思想的一系列阐发也是欧盟发展的动力。可见，欧盟的发展乃是一系列思想的结晶，并不拘泥于某一家某一派的传承。但是，欧洲的发展作为西方主流思想的另一端，其注重保守与创新之间的平衡，强调多样化的统一，明显表现出了与美国式的实用主义和放任竞争的资本主义之间的区别，最后，以其在体制构建上的大胆实验使欧盟这一组织形式成为动荡世界中的一项人类创建。

从对于冷战后欧洲思想发展的观察来说，制度，依然是欧盟能够有别于其他政治主体，并且在其外部行为表现上体现特色的最为重要的方面。

一方面，就内部制度的构建来说，欧盟问世本身乃是欧洲人自立门户、自走新路的表现。欧洲各国对于欧美间社会经济体制的比较，充满了自信。近年来有关欧美体制比较的大讨论中，一个总体的结论正在越来越得到广泛的认可。那就是，相较于美国体制推崇竞争、创新与活力，欧洲体制主张均衡、公平与稳健也正在表现出巨大的优势。就像当年科耶夫所言，为何就不能把更加人性化、更加宽容、更加关注劳动者“闲暇”和“悠闲”的社会发展模式置于美国式推崇竞争型的模式之上呢？⁽⁶⁾

另一方面，伊拉克战争乃是美国和欧洲之间在对于未来世界的制度构建、对于单边主义和多边主义手段的运用等问题上暴露歧见的一个路标。这样的争端虽曾延续多年。但依笔者之亲见，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前全欧洲各大城市两千万欧洲居民举行反战游行时的浩荡气势实足令人震慑。当时，被美国发动战争所激怒的不光是普通市民，还有像哈贝马斯这样欧洲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他与新保守主义者之间进行的论战，对美国“自由民族主义”的批判，使得人们对于他所宣扬的主张超越传统民族国家理念、主张多民族多文化互相包容的欧洲式的“后民族结构”有了更加深切的认识与感受。

尽管，21世纪第一个十年欧盟的推进一路充满风险，法国和荷兰的全民公决说明，欧洲人的精神认同一定程度上还是停留在民族国家的水准上，而没有如哈贝马斯所设想的那样上升到了“欧盟认同”的水平，但是这一点也不妨碍欧盟继续推进欧盟这一人类历史上可能是最为大胆的一次国际治理的实验。对于伊拉克战争中所表露出来的美欧间的分歧，在德国、法国等主要欧洲国家的政府近年来的更替之后，也在逐渐地调整与弥合。但是这也一点也不能说明，欧洲国家就不会在有关国际治理的原则立场问题上向美国叫板。一个明显的例子，那就是2009年4月八国集团首脑伦敦峰会上，欧洲政治领袖向美国发出的要坚决改革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制的挑战。

对于美国、俄罗斯、欧洲三个政治实体对外行为的文化背景的分析表明：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崇尚实力”的美国政治文化正随着奥巴马的上台出现一定程度的反思；具有宽广“地缘空间”优势的俄罗斯政治文化在结束90年代“一边倒”后逐渐地向中派主义路线过渡；而欧盟政治文化在维系其保持稳健老练风格的同时，以进两步、退一步的方式持续推进着“制度创新”。显然，这三个行为体之间正在出现的这种既相互抗争、又互相依存；既互相独立、又互相有所借重的状况将会是一个相当长时期的过程。这一过程由以下两方面的趋势而得到加强：其一，“新自由主义”导向下的全球化过程，没有能够改变国际社会多元化的发展势头，冷战的终结并不表明世界各国的发展都只能恪守一种模式；其二，“新冷战”回归的威胁，也不太可能在短时间里马上诱导国际社会重新向冷战时期倒退。不光美俄两家当时都不愿意如此：对于前者，实力不济，力不从心；而对于后者，至多是以攻为守，维护自己的尊严和利益。而欧盟的居间调停将会是极其重要的稳定和协调机制。总之，在美欧俄三大政治实体中尚不存在两种对抗性政治文化的背景下，人们对于避免“新冷战”式的对抗状态，一段时间内还能够寄予谨慎乐观的期待。

当然，之所以称仍然只是“谨慎的乐观”，表达了任何政治文化的变动都还是一种不确定状态，从走出冷战时期的相互对抗和复仇主义情绪，到真正构建确保和平的完整体制，这将是一个相当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依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非理性的相互认知，依然会在制订各自战略安全计划的时候把对方作为假想敌；从执政者的政治意识形态需要出发，还依然有必要贬斥他人的制度与体制，包括一旦竞争加剧，依然不得不把原来冷战中的对手端出来作为“祸首”加以打击。以上所做的分析，只是指出尚存在着这样的机遇：也即，21世纪初期的欧盟、美国和俄罗斯的三边关系依然可能留在一个相对的理性相处的短暂时期。

这就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际，欧洲、美国、俄罗斯三方面政治文化状况对于各自对外行为，同时也是对于三边相互关系发挥微妙作用而又现实的机理所在。

三、俄、美、欧三边关系的结构

21世纪最初十年行将结束之时，俄罗斯、美国与欧盟三边关系处于一个十分重要的转型时期。这一转型时期的关键问题是：三边关系中的结构非均衡状态能否得到有效的调整，以及三边关系中目前所面临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能否得到妥善的处理或者能否列入理性对话的工作日程。当时，在共同面对的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三边关系中的政治文化背景正在促进有利于相互协调的关系框架产生，但是，政治文化的效用还必须在战略决策和执行的互动程序中得到验证。

所谓俄罗斯、美国、欧盟三边关系中基本的结构性问题，包含着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是俄、美、欧三边关系中以能源领域相互依存程度为标志的经济关系结构。这一结构性问题是对制约和引导俄、美、欧三边关系演进的起较为基础作用的部分。其二，在俄、美、欧三边军事战略领域中的力量对比结构及其互动关系，这一关系结构曾经是冷战时期形成相互对抗、冷战后得到大幅度调整，但尚未克服相互威胁状态的一个领域。其三，是俄、美、欧三边由政治意识形态关系所构成的相互认知结构，这一领域与前文所述的政治文化有一定的差异。政治文化往往是指尚未成为意识形态的，也未被提炼为理论和哲学的，弥漫于精英和公众之间的对于一定对象的价值判断、政治偏好、心理定势以及行为取向等文化心理状态，这种文化心理状态将长时期地存在或反映于其对外行为。而对外政策的意识形态则非常明确的是官方对外战略与政策引以为据的政治立场和政治理念，是直接指导国家对外行为的确定的政治概念。意识形态中的政治概念则会相应地随着政治变迁而发生更替。

以下分别就三个方面的结构及其相应存在的问题做出分析。

（一）经济关系结构

俄罗斯、美国、欧盟的能源关系结构有着十分清晰的数据可供描述。

首先来观察一下，三方在世界能源结构中所占据的地位。就21世纪初期而言，欧盟拥有世界石油储藏的0.6%，美国为2.5%,俄罗斯为6.6%。欧盟分摊到世界石油生产的2.9%，美国为8%，俄罗斯为12.3%。而欧盟在世界石油消费中所占有的比重为18.6%，美国为24.1%，俄罗斯则为3.3%。至于天然气，在欧盟土地上仅有1.3%的储量，美国为3.3%，俄罗斯为26.3%。欧盟的天然气开采量为世界的7.1%，美国为18.5%，俄罗斯为21.3%。就天然气消费而言，欧盟占17%，美国为22%，俄罗斯为15.1%。所以，在欧盟的需求还要不断增长的情况下，俄罗斯不可避免地成为欧盟首要的依赖对象。

其次，观察一下俄罗斯、美国、欧盟相互之间的能源关系，以下的数字可能更加能够说明问题：俄罗斯出口天然气中的84.8%是向欧盟供应的，而欧盟土地上消费的天然气的26.3%来自俄罗斯。原苏联地区向欧盟的出口中83.3%是石油，这一比重占欧盟石油总消费的38.7%。而原苏联地区向美国提供的石油仅占该国石油消费的1.79%。俄罗斯75%的出口收入直接地依赖于欧洲能源市场，上述数字非常明确地揭示了俄罗斯与欧盟之间在这一领域非常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同时也说明了俄罗斯与美国之间尚未形成的能源合作关系。⁽⁷⁾

来自法国的托马·格马尔是这样来判断一个曾经有过的机会的。他说，从理论上说，欧盟、美国和俄罗斯是能够成为能源领域的伙伴的。在普京执政的第一任期（2000—2004年）曾经签署过好几个非常重要的能源合作协定。其中包括2000年10月和欧盟签署的《能源对话》协议，其中承诺确保俄罗斯向欧盟国家提供能源，同时欧盟国家在这一领域向俄罗斯提供投资。2002年10月俄罗斯与美国还签署了《能源伙伴》协议，旨在使得俄罗斯能够容易地进入北美市场，同时也吸引美国投资进入俄罗斯。其实，欧美俄三边关系中出现的何止只是机会。不光是上台之初的普京高举“返归欧洲”的大旗，非常积极地推进与欧盟的能源合作，而且，“9·11”事件以后，能源合作曾经是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相互合作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⁸⁾

俄、美、欧三边能源关系的变化发生在普京第二任期（2004—2008年），当时的一个重要迹象是能源合作领域具有了政治色彩。首先，在价格问题上的争议是经常促使能源合作政治化的原因。在2006年1月俄罗斯与乌克兰关于天然气问题发生争论的时候，无论是美国、欧盟，还是俄罗斯都没有能够找到合适的方法，避免能源关系的形势激化。其次，当时一些立场比较极端的国家，比如，消费国波兰提出要把能源问题提交给北约处理，而同时，生产国伊朗则在考虑是否应该成立天然气OPEC，等等。这些态度都激化了当时俄罗斯、美国、欧盟之间在能源问题上的立场。托马·格马尔认为，由于战略利益与商业利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所以一时难以判断上述过程的真实本质。实际上，笔者认为，始作俑者之一是西方推动和鼓励原苏联地区的颜色革命从政治上毁坏了在当时出现的合作气氛。

2004年左右接连出现在格鲁吉亚、乌克兰，乃至于而后中亚地区的政治变动，直接影响了俄罗斯在这些国家与地区的传统关系，俄罗斯对于西方在原苏联地区的暗中举动，不可能不抱有极高的警惕和敏感。在2006年的瓦尔代论坛上，普京直截了当地回答西方学者提出的关于俄罗斯与乌克兰在2006年年初的天然气危机事件的问题。在当时气氛相当平和的情况下，普京答道：“既然你们（指西方）要为乌克兰撑腰，那么，就请你们为乌克兰埋单。”⁽⁹⁾如果考虑到“9·11”事件之后，俄罗斯是主动地为西方让开大路，进入中亚，是主动地希望与美国发展反恐合作，那么，至少美国方面在“颜色革命”中的举动是有失分寸，并留下了后患的。

如果说，在普京执政初期，能源问题是作为一个合作的因素被看待的，那么，能源问题就逐渐地成为了紧张关系的源泉。格马尔准确地提出：应该客观地说，把能源问题作为政治工具的，不光是俄罗斯，也包括美国。甚至在谈到能源地缘政治时，也不应该把布鲁塞尔排除在外。这一形势经常是自相矛盾的，其实欧盟手里有着一系列的“王牌”，虽然欧盟并不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比如，世界上最大的四个能源公司里头，欧洲人就拥有British Petroleum、Shell、Total这三个国际大能源公司。但是，格马尔认为：从国际能源市场中功能的发挥来看，欧盟无论如何不能算作一个厉害角色。欧盟的“能源代数学”是希望在综合起来的各种未知因素中取一个平均数，以此作为自己的战略基点。从这种战略中表现出来的是欧洲传统中处处防范式的稳健老到，但也是缺乏重点以及进取精神。人们经常可以在欧盟能源政策中体察到它的这种左顾右盼的决策特点。因为，欧盟的苦衷在于它太多地受累于自己成员中各类不同程度上的能源进口国。

格马尔提出一个分析，他认为，欧盟、美国、俄罗斯三方无法在21世纪开头的几年里达成更为有效的有关能源合作的多边框架，一个很重要的直接原因在于这三家具有各自不太一致的关于能源安全问题的理解和构想。

对于欧盟来说，基于自己的内部和外部条件，它的能源地缘安全的重点在于，其一，以合理的价格进口资源，其二，与俄罗斯保持好相互依存关系。但是对于俄罗斯来说，欧盟的能源安全构想仅仅只有一部分能够与自己的想法保持一致。俄罗斯关于能源安全的主要想法，一是能够形成一个对于俄罗斯能源有支付能力的市场，二是尽量地规避这些市场的风险，三是能够确保消费国对于俄罗斯能源行业的长期投资。而美国的能源安全概念，则是侧重于构建一个功能有效的世界能源市场，这个世界能源市场能够确保对于美国来说希望得到的东西。其中，美国还有些宏观构想，比如，所谓把能源变成“全世界普遍能够享用的财富”，还包括要推行所谓“使得石油、天然气管道具有可选择性”的外交，包括能够绕开一些体制上难打交道的国家，比如，俄罗斯、伊朗，实现能源出口来源的多样化。⁽¹⁰⁾

其实，如果各方能够抛弃意识形态成见，较为务实地坐到一起首先就功能性的问题从长计议，并非完全找不到合作的切入点，比如欧俄间关于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的成功，应该就是这样的范例。尽管各家能源安全的构想不同，但是，能源供需、产销、运送等各方面总还是有着可以融通的地方。关键的偏差看来还是意识形态的干扰。

从1978年开始，在新自由主义思潮刚刚发端的时候，美国实现了北美天然气市场的自由化。在新自由主义刚刚兴起，特别是欧美双方都趋之若鹜的时代背景之下，这样的自由化的过程被认为是一个标准化的过程。欧洲当时几乎全盘接受了这样的体制方案，在欧洲看来，这样的方式能够确保能源市场的灵活性，并具有很高的透明度，似乎这样的一种办法能够把北美、欧洲以及亚洲三个市场打成一片。⁽¹¹⁾但是，能源市场的自由化对于俄罗斯来说是否适用呢？首先，能源产业是有赖于巨大投资才能够确保产出的特殊产业，能源产业的战略特性是事关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核心利益，因此，一般市场规则对于能源市场的效用是有条件的。特别是对于像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这样恶劣气候条件下的产出，如果不借助于国家的支持，很难想象能够有今天这样的发展规模。但是，在新自由主义盛行的背景下，似乎能源领域的一定程度的国家垄断与自由主义是无法兼容的。

格马尔认为，美国和欧洲总是寻找办法要克服“俄罗斯天然气总公司”在生产领域、转运领域以及出口领域的垄断化。但是，在真正推进了自由化的市场条件之下，很可能出现的一个现实是，俄罗斯将失去对于出产在它自己领土上的能源定价权。这不光与俄罗斯的初衷不符，而且也没有顾及俄罗斯目前已经取得的能源地位。不管西方如何希望，需求的自然增长规定了俄罗斯地处能源领域的中心环节这样一个地位。莫斯科在这方面可以尽其所能，甚至可以借助于市场化加强自己的地位。比如，“俄罗斯天然气总公司”在最初的生产阶段可以作为一个“垄断者”，但是在最终的阶段，它还是可以作为一个自由竞争者的面目出现的。俄罗斯非常希望与自己的最终客户——欧洲的需求者达成直接协议（尽管目前只是生产领域的消费者），以避免过多的中间环节。欧盟的问题是，第一，当欧盟凭借“自由主义的”《能源宪章》，希望影响俄罗斯，并对它施加压力的时候，实际上，是希望撞开一处不可能开启的大门，因为在政治上，俄罗斯与作为一个区域组织的欧盟国家没有瓜葛，在技术上，俄罗斯还掌握多样的游说资源，并且非常有效地提出自己的游戏规则。第二，欧盟的判断错误还与一些不确切的信息有关。比如，认为俄罗斯今天的产业战略和天然气储备状况不足以确保供应，再比如，如果不利用中亚的天然气似乎就不能够确保对欧洲的供应，另外的一个判断是关于俄罗斯内部的需求将迅速地增长，从而影响出口。第三，欧盟经常是处于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它不得不鼓动自由化，但是另一方面，自由化的竞争却是经常发生在自己内部伙伴之间。这些伙伴能源需求不断递增，但是他们之间的相互竞争无疑给俄罗斯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第四，还有来自美国的不实之词，美国非常担心自己的欧洲伙伴过多依赖于俄罗斯而不能自拔。于是经常在俄罗斯或是有意，或是偶然地削减对欧供应能源的时候，出一些主意，使得俄罗斯与欧盟的关系横生枝节。⁽¹²⁾(https://www.daowen.com)

当时的争斗集中在新的欧洲天然气管道的走向问题上。各种预测表明一个无可避免的事实是，在未来的十多年里，无论新能源产业会有怎样的进展，天然气将始终是欧盟的主要外部资源。所以，在2006年天然气冲突之后，欧盟为了寻求更为安全的能源输送通道，大大加速了对于欧盟与里海地区的管道建设。但是，格马尔提出，如果把所有里海地区国家的有关数据与俄罗斯所拥有的潜能做一个比较的话，那么，形势就会很清楚：里海地区的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四国占世界天然气储量的5%，世界开采量的5.6%，世界天然气需求的3.22%。这一格局与俄罗斯所拥有的能量是不能够匹配的。⁽¹³⁾这就是为什么当普京被提及如何看待纳布科管道的时候，能够非常坦然地回答道：对于欧洲—里海—中亚之间的纳布科管道，我们乐见其成。

在此十年前当俄罗斯还较弱的时候，那时的美国雄心勃勃，里海地区也确是一个各个国家、各种抱负都想施展的地区。而此刻白宫的专家警告：俄罗斯正在该地区向欧盟发起“能源进攻”，并且批评欧洲人的动作迟缓；而当欧盟不急不慢地实施纳布科项目的时候，美国认为，实际上这也给了“天然气总公司”一个很好的机会，发展起了它的南溪项目，从而使得里海地区又重新成了一个与俄罗斯关系密切的地区。对于美国来说，似乎反对俄罗斯，这是一个重新振兴北大西洋联盟的最好方法。⁽¹⁴⁾而对于欧盟来说，情况则要复杂得多，既要保持与美国的默契，又要维持原有的从俄国取得的能源，同时，还需要开拓新管道以确保供应的安全。

总之，在能源问题上，从表面上看，这是“两个体系”下的能源关系，美国与欧洲是“自由市场经济”下的能源市场，而另一边俄罗斯则是所谓“威权资本主义”下的能源市场，于是垄断的问题成为政治的焦点。但是在准意识形态问题的弥漫烟雾之下，这是一个欧盟、美国与俄罗斯间不对称但具实质性的能源关系。欧盟与俄罗斯之间以管道基础设施作为象征的紧密型能源合作，不可能因为2006年发生在俄罗斯与乌克兰、白俄罗斯之间的能源风波而在短期内有根本改变，同时，俄罗斯与美国之间的能源合作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有突飞猛进式的发展。这样一种基本局面，势必在整个俄罗斯、美国和欧盟的三边关系中产生巨大的作用与影响。

（二）安全战略结构

俄罗斯、美国、欧盟三边关系中的另一种基本结构是安全战略结构，这里包含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但是又无法解决的问题。

英国欧盟问题专家埃米尔·柯克纳（Emil Kirchner）博士曾经在2006—2007年就世界主要国家有关安全战略的问题做过一项很有意思的实证研究。内容包括各国对于重要威胁的认知、各国可能应对的手段、各国财政和资源对于安全战略的支持等。我们选取其中有关欧盟、美国、俄罗斯的资料介绍于下。

（1）对于重要安全威胁的认知

从欧盟、美国、俄罗斯有关安全威胁认知的情况来看，美国与欧盟相对比较接近，而俄罗斯则相对与前二者有一定的差距，这反映了不同发展水平和不同国情背景下的各自认知状况。

（2）威胁实施反应时比较倾向于采取的行动方式

对于美国，偏向于采取单边主义行动。而采取行动时的步骤先后为：政策合作与情报分享；经济与财政帮助；外交行动；专门行动。

对于俄罗斯，倾向于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的混合，而采取行动时的步骤先后为：政策合作与情报分享；经济与财政帮助；外交行动；专门行动。

对于欧盟，非常强调采取多边主义，而采取行动时的步骤先后为：政策合作与情报分享；经济与财政帮助；外交行动；专门行动。

从上述比较来看，美国、俄罗斯与欧盟在做出反应时倾向于采取的方式方面表现出很大的差距，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在采取行动时候的工作步骤又是完全一致。

另外，还有一项调查是关于欧盟、美国以及俄罗斯对于安全概念的界定范围，调查发现，对于安全概念的理解最为广泛的是欧盟，俄罗斯次之，而美国居然持有对于安全问题的最为狭隘的界定。

（3）三方各自对于军事财政开支的评价状况

根据上述资料，至少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些结论：

其一，俄罗斯、美国、欧盟在安全事务方面呈现出一个不均衡的结构，这种不均衡不仅表现在安全认知方面，还有军事战略力量的实力方面，以及财政支持方面。如果进一步采用格马尔所提供的材料，那么，这种力量的反差就显得更加明显。这位法国学者的论据如下：“到2006年为止，俄罗斯在每一位军事人员身上的平均花费3 800美元，与之相比，美国是19万美元，德国是94 000美元，土耳其是12 000美元。与2000年相比，俄罗斯供养军人的费用已经上涨了350%。在俄罗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美国的16%，相当于墨西哥的水平的情况下，从2005年的数据来看，俄罗斯的军费开支为580亿美元，而美国的军费是4 950亿美元，欧盟的军费则为2 400亿美元。”⁽¹⁵⁾从冷战结束以来的情况来看，俄罗斯能够有这样的进步已经相当不容易了，但是依然无法掩盖这三方面所显示的差距。

其二，俄罗斯、美国、欧盟在安全认知方面表现出的宽窄不一，恰好与其军事安全的实力地位呈相反的趋势，也即美国反而是一个对于安全问题的理解比较专注和目标集中的国家，俄罗斯居中，而战略力量最弱的欧盟则相反表现出了对于安全事务最广泛的关切。如何解释这样的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是，这一现象至少有利于人们在思考安全事务的时候从哪一个方向去截取信息。

其三，上述信息还是带来了若干令人欣慰的信息，比如，尽管欧盟、美国、俄罗斯在安全事务领域存在着尖锐的对立，但是，这三方在采取防务行动措施的时候的工作步骤几乎完全一致，这就使得协调和合作成为可能。

其四，从一个比较中长期的时期来看，甚至包括欧盟在内的各种预期都是认为军事安全开支不足以应对实际威胁，似乎又带来了一个不祥的预兆，这是否将引起未来的扩军竞赛。包括三方在安全认知方面的不够吻合，是否也预示了未来的冲突将会有进一步增长的趋势。

按照西方的理解，在俄罗斯、欧盟、美国之间有着四个重要的战略问题：伊朗、科索沃、反导系统的争论、北约的扩大。但是格马尔认为，对于俄罗斯来说，上述四个问题的先后次序是可以颠倒过来的。的确，俄罗斯最为关注的还是北约在俄罗斯所认为的利益区域不断地扩张，俄罗斯希望欧盟能够牵制这一进程。特别是在反导系统的问题上，俄罗斯认为，欧盟基本上是被排除在决策之外。而且欧盟内部对于反导系统问题有着明显的分歧。德国总理默克尔认为，反导系统的部署不能够威胁俄罗斯潜在的核能力，而波兰却认为，部署反导系统使他们在与俄罗斯打交道时更有自信。欧盟在对待美国战略计划方面无法表达出一致的意见，甚至索拉纳公开承认，在反导问题上实际上不依赖于欧盟的决定。欧盟的软弱无能很难提升其在俄罗斯人心目中的真正的威信。⁽¹⁶⁾

与冷战后20世纪90年代相比，当时欧美俄大部分时间里关系和谐，美国与欧洲显然占主导地位。而21世纪以来，特别是从普京执政以后的一个时期来看，欧、美、俄三方仅在“9·11”事件以后最初的一个阶段出现了大体上是战略相对协调稳定的阶段，之后很快地转入了一个战略竞争的时期。有人认为，普京时代的俄罗斯有过两次战略的变化。一次是“9·11”事件之后俄罗斯主动地与西方接近，从而企图实现与西方关系的突破，而第二次则是发生在2004年的“颜色革命”之后的逆转，俄罗斯认识到了西方对于俄罗斯的政治目的并没有因为冷战的结束而改变。实际上，从国内问题的分歧来看，笔者认为，2003年尤科斯公司事件后，俄罗斯与西方，首先是与美国的关系出现带有实质性意义的逆转；同时，伊拉克战争又使得俄罗斯与美国的关系陷于困顿。也就是说，在2004—2005年的“颜色革命”之前，在欧、美、俄三边关系中，俄罗斯首先与美国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就伊拉克战争而言，分歧涉及了国家对外战略的关键性问题；而就尤科斯事件或者“颜色革命”而言，分歧涉及了国家安全（直接事关政治合法性问题）以及国家体制构建（不受国家控制的私有企业在政治体制中的地位）的根本性的核心利益问题。上述变化迅速引起了俄罗斯政治精英观念的变化，不仅使得他们原来对于北约东扩、欧盟东扩的比较温和的态度变得不可妥协，同时，包括民众也立即把以往十几年中国家体制的混乱、国家财富的流失视为在西方掩护和直接支持之下才会发生的事情。

从结构的角度分析，托马·格马尔曾认为：普京第二任期以后，俄罗斯立场逐渐地转向强硬是以下战略结构中的三种情况的相互作用所引起的。第一，美国在俄罗斯边界地区，比如乌克兰、格鲁吉亚等政治变动中所表现出的积极性；第二，美国同时身陷伊拉克战争之后行动能力大受限制；第三，欧盟在战略问题上的能力低下。这样的一种情况就在俄罗斯面前大大打开了运用多边策略的可能性。俄罗斯的目的非常明显，那就是利用自己已经获得的力量迫使西方承认自己的利益区域。⁽¹⁷⁾

从21世纪第一个十年行将结束的时刻来看，战略安全领域的不均等关系并不是在一个短时期之内能够得到调整的。虽然美国毫无疑问是三方力量的为首者，但是，俄罗斯依然是当今世界的第二核战略大国，在空间领域也还有有着巨大的优势，美国始终还在担心在这些领域中俄罗斯实力的重新崛起。至于欧盟的军事战略力量，无论是华盛顿，还是莫斯科都没有引起充分的重视。科索沃事件中欧盟所暴露出来的战略弱点，迄今确实还无法消弭。

（三）相互认知结构

与前面两种结构关系相比，意识形态领域同样显示出三大主体的方向各异，远远没有能够形成互相兼容、互相协调的关系。换言之，在政治文化领域所发生的积极趋向是否能够导致意识形态领域的协调与和谐，人们远未可过分乐观。

如果说，美国外交始终具有其鲜明的意识形态目标，这不仅是指把维护国家安全与威望始终与自由民主制度的理念相挂钩，而且，借用哈贝马斯的说法，这是以“等级制态度”施舍民主，“以火与剑”强行推动民主。因此，美国外交意识形态的宗旨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可以概括成“推广自由民族主义的民主”，这是一种“帝国式的”“自由民族主义的民主”。

欧盟外交同样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但是，哈贝马斯对此所做的区别是，欧洲国家推行的是一种“基于法律的世界主义的民主”。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以下引用哈贝马斯批评美国发起伊拉克战争时的几段话：

在对于人权政治的理解上，美国人和欧洲人之间表现出一个很有意思的区别。美国推进全球范围内对于人权的实施，是作为一个在实力政治前提下追求此目标的世界强国的民族使命来进行的。欧盟的多数政府，则把人权政治理解为一项把国际关系彻底法律化的事业，而这项事业，今天已经改变了实力政治的各种参数。

哈贝马斯又指出：

在大陆欧洲，支持干预者努力强调来自国际法的一些弱的论据，指出干预行动的意图是促进在他们看来是从一种软性的国际法向一种充分实行的人权政治的过渡，而美国和英国的主张干预者，则依然处于他们的自由民族主义的传统之中。他们不是诉诸一个未来的世界主义秩序的“原则”，而满足于强调他们的这个要求：他们自己民族的“价值”所具有的在他们看来是普遍主义的力量，应该得到国际承认。

哈贝马斯从理论上阐明美国式“自由民族主义”和欧洲式“世界主义”之间的差别。他强调：

切不可混同于这样一种帝国主义的主张，它把一个特定民主国家——哪怕是历史最久的民主国家——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当作所有社会的典范。这种普遍主义是一种老牌帝国的“普遍主义”，它仅仅从它自己的世界观的中心化的视角出发来感受超越其边界的遥远视域的世界。相反，现代的自我理解，则是由一种平等主义的普遍主义所塑造而成的，这种普遍主义要求的是对每个人各自的视角的非中心化。它要求我们将自己的观点根据享有平等地位和权利的他者们的意义视角而加以相对化。⁽¹⁸⁾

在哈贝马斯看来，美欧各自的外推式民主之间的区别是：是从世界主义的多元立场出发，还是从等级制的、帝国式的民族自由主义立场出发；民主的推广是在相互对话过程中形成，还是在自恋式的独白中派送；民主的接受是基于法律，还是基于强权。他认为，从1999年科索沃战争到2003年伊拉克战争，美国新保守主义政治是把原先不太清晰的一种政治文化变成一种指导国家对外政治与战略行为的清晰的意识形态。

值得关注的是，哈贝马斯所提出的理论性区别，多大程度上在欧美外交实践中可以得到印证？如果说，伊拉克战争是鲜明地表达了美国与欧盟主要国家的外交意识形态的差异，那么，在科索沃事件、“颜色革命”等重大问题上，这些原则性差异为什么又显得多少有些模糊了呢？除了强权主义政治的解释，在多大程度上，哈贝马斯式的欧洲意识形态模式可以得到实施呢？甚至有时候为什么还会看到相反的情况，也即实用主义的美国政治家们出于现实的压力和需要，倒是能够很快地调整政策，抛弃僵化的意识形态原则。比如，小布什第二任期以后的被称作“聪明的单边主义”的“转型外交”。

从上文提供的材料表明，就手段而言，欧盟国家绝对地主张奉行多边主义原则，这至少是限制外交被意识形态化的一个屏障；从欧盟本身的多元主义文化的背景来看，也非常有助于遏制西方中心主义的泛滥，因此，从原则上说，哈贝马斯所提出的欧美意识形态的区别还是有逻辑根据的。但是，从复杂的实践环境，包括相当部分依然习惯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政治家的实际表现来看，欧盟理论家和政治精英所设想的理想状态未尽人意。甚至，很多场合下欧洲会显示较之美国更为强硬的意识形态立场。

如果说，美国式意识形态中的“自由民族主义”倾向，和欧洲式意识形态中的“基于法律的世界主义”倾向还是存在的话，那么俄罗斯意识形态也以“主权民主”论表现出了自己的突出特点。

普京总统在和包括笔者在内的瓦尔代论坛的代表座谈时，曾经非常明确地表示，“主权民主”理论还是一个在探讨中的概念，“主权”是指对外，而“民主”是指对内，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还是需要进一步研究。⁽¹⁹⁾但是，从实际被执行和被认知的角度来看，俄罗斯政治家正在努力地探索适合于本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体制。中央权力的提升、对于选举和政党制度无序化的遏制、对于地方腐败和滥权的监控以及对于媒体的管理。所有这一切，在俄罗斯看来，正在使民主走向秩序；但是在西方批评家看来，却成为民主倒退的把柄。

与外交政策的变化相匹配，21世纪之初，普京努力接近西方的战略未获成功，紧接着就是2003年之后内部的“尤科斯事件”和外部的“伊拉克战争”，以及2004年相继而来的“颜色革命”，在这样的背景下，“主权民主”理论自然有了发展的时机与土壤。

而21世纪以来，小布什政府实际上继承着这样的一种传统，即把捍卫国家利益与推广普世民主价值这两者紧密地联系起来。维护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和向转型国家“推广民主”始终是美国对外战略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尽管在他的第二任期之后，以所谓“转型外交”为标志对于单边主义的外交政策做了一定程度的调整，但是，华盛顿与莫斯科之间围绕着长期战略问题始终存在着明显分歧。对于美国来说，一个很重要的战略目的是要把威权主义的体制变成一个稳定的民主体制。而对于俄罗斯来说，则是要在相对稳定的政治体制的背景下实现俄罗斯的复兴。所以，2004—2005年“颜色革命”的发生，就自然成了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进一步走向崩溃的原因。

从美国的观点来看，所谓“颜色革命”要结束的是与苏联时期国家建构所留下的烙印有关的国家模式，并且将地区的发展与欧洲—大西洋结构相联系。

而从莫斯科的观点来看，“颜色革命”的根本意图是为了赤裸裸地限制俄罗斯在原苏联地区的影响，但是，最终这场所谓“革命”实际上大大地阻碍了规范国家建构的路径，而且，也大大激化了这些国家国内的形势。其实美国的政治家一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现象，也即普京在其第一任期时曾经明确地表示过，俄罗斯尊重全人类的普遍价值，不打算搞有俄罗斯特色的民主。这说明在价值标准方面，俄罗斯的政治家曾经非常努力地接近于西方的标准。

至于欧盟，格马尔认为，无论在“推进民主”这方面，还是在“颜色革命”中与国际恐怖主义做斗争方面，它都落到了美国以及俄罗斯的后面，欧盟长时间地在如何评价这些事件性质的问题上犹豫不决。然而，欧盟还是在乌克兰“颜色革命”的过程中，为调节国内的尖锐形势，在各方之间发挥了中间人的调节作用。与莫斯科和华盛顿都不一样，布鲁塞尔始终在所谓“全球反恐运动”的过程中保持着自己的立场。欧盟认为任何在时间和空间地点上不加限制的战争，对于政治和军事本身目的的实现始终是非常有害的；与其诉诸战争，还不如依赖外交手段来解决问题，即使在“推动民主”的问题上，欧洲人总归会在“实现民主”的过程中施加一定的影响，但是其做法和理念也终归会与美国保持着距离。包括在“反对恐怖主义”的运动中欧洲人也始终保持着分寸感，将国际法摆在高于武力手段的位置上。⁽²⁰⁾从原苏联地区的“颜色革命”的进程中就可以发现，以欧盟为主导的OSCE和美国的做法就是不一样，前者尽管也是搞“和平演变”，但比较侧重于推进基层民主和改善市民社会的基础和环境，但是，后者往往急于实现政治上的迅速变化，特别是以美国构想下的政治更替作为目的。

在意识形态领域，美国的张扬、欧盟的谨慎、俄罗斯的独树一帜，所有这一切都在一个既是互相伸展，又互相观望的氛围下向前推进。大国外交无理念则不立，但是，理念的确立的确也是一个相互认知的展开过程。全球化过程的到来，使得不同文明间的交往越来越频繁。这样的频繁交往可能带来理念的更新，使意识形态走向进步和更加富于理性，同时，以思想力量推动社会结构的变更。但是，这样的交往也完全可能使得传统状态的无法维持，尤其是对于习惯于故步自封的意识形态类型而言。因此，欧美俄三方之间不加节制交往的客观后果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它可以带来创新与社会进步，但同时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也完全可能带来动荡与冲突。

四、2008年前欧美俄关系的若干总结

总体来说，就欧盟、美国、俄罗斯三边关系的前景来看，需要观察的东西很多，包括国际社会的走势，欧、美、俄三边自立门户的依据，各自内部的政治、经济、安全、文化发展的理念及体制与战略，以及它们三边关系的基本发展脉络等内容的考察。

第一，21世纪最初十年之后，国际发展的特点是，不管全球化进程是否发生倒转，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相互依存的局面，会进一步加深；同时，力量格局也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随着经济潮流和走向的变化，原来一超多强的局面正向“多极化”推进。笔者倾向于认为，这是“多极化”“多样化”“多元化”同时向前推进的过程。有人认为，这样的一种深刻变化，一点也不亚于冷战结束和柏林墙倒塌时的重要性。与比较无意识地走向冷战终结的情况不一样，这一次，各大国是有意识地在准备着这一时刻的到来，因此，未来的总体变化会显得比冷战的突然终结以及柏林墙的轰然倒塌，要来得更加复杂多变、微妙细致并相互制约。因为，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像冷战的终结时那样缺乏预见的、因多年意识形态对立而被遮蔽起来的、各种利益与观念盲目冲撞、各种问题自然积累起来而导致突变的历史发展进程。未来的国际变局在相对开放和交流的大体和平的背景下，由各方，尤其是欧美俄，包括中国等各大国的自觉参与，它们的各种深思熟虑过的利益诉求与理念表达将紧密贯穿在竞争和合作这样的戏剧性过程之中，这样的国际变化会是一个较为长期的渐进性的演变过程。

第二，历史地存在的非均衡现象不太可能在一个短时期中消失，无论是军事战略实力的差距，有资源制约背景的经济交往，还是意识形态的落差。美国依然是当今世界的头号强国，以其丰厚的人力资源为基础、以自由主义加实用主义理念为武器、以强劲的战略和科技实力为核心竞争力，包括以在战略上老练的调整能力为手段。早在十多年前就有布热津斯基这样的前辈发出了警告，告诫美国人要在未来的10—15年的时间里准备与世界上正在崛起的其他大国平起平坐。任何期望美国实力会在一个短时期内迅速消失的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

第三，与上述判断同时存在，从21世纪开始，一个重大的变动正在或明或暗地发生：欧盟与俄罗斯的实力正在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但较美国实力的明晰变化相对易于判断略有不同，对于欧盟与俄罗斯的评价存在着很大的争论。有人认为欧盟衰落势在必然，依据是劳动人口下降、资源对外依赖程度高、欧盟聚合力正在发生巨大危机。欧盟的生命力在于它半个多世纪以来不断求索的制度性创造。甚至有专家认为，这种似“帝国”又非“帝国”的现象，也即不是靠征服，而是靠吸纳接受与聚合；不是靠强迫，而是靠规范与机构；不是靠大一统，而是靠区域核心与各国主权同时存在的这样一种状况，将使得欧盟不光具有连绵不断的生存自救能力，而且即使此后出现了英国脱欧的逆转和动荡，其制度建设的发散能力使其仍将在一个较长时期中伴随国际发展的始终。当巴罗佐也承认“欧盟已经有了作为一个帝国的维度”的时候，实际上，欧盟的优势恰好就在于被称作“治理”这样的一种能力。

而俄罗斯现象又一次引起世人的关注，并不简单地因为能源大国的影响力，也不是因为苏联帝国曾经有过的扩张性帝国抱负。俄罗斯的力量是在其所独有的广大的地域空间。这种无可比拟的自然历史现象给予了俄罗斯人寻求发展和安全自保的无限生机。这样的一种自然空间的拥有在制度创设上使其可以在面向东方和面向西方的不同谱段上进行多样化的创造；这样的一种自然赐予又使得俄罗斯能够在战略上有着不可估量的回旋余地，当年无论是拿破仑还是希特勒打进了俄罗斯之后都最终不得不狼狈逃窜的结果就是明证；当然还包括这老天赐予如此丰厚的自然战略资源，使其享用不尽。

所以，美国的“实力”、欧盟的“制度”和俄罗斯的“地缘空间”不光是一种物质性的存在，而是已经成为了鼎足而立的三种文化，自存于当今世界。

第四，当年冷战时期实际上就在酝酿和发展着的美、苏、欧三个相对自立的政治实体，终于在冷战终结的几乎同时，立即演化出了三个同时存在的实体：欧盟、以俄罗斯为首的独联体和今天的欧亚经济联盟，以及超级大国美国之间的复杂关系。冷战结束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特别是21世纪前十年中值得注意的一个变化：那就是在欧盟、美国与俄罗斯的三边关系中，欧盟与俄罗斯的关系从形式上看，正在逐步地接近；而美国与欧盟，以及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却同时疏远。从“9·11”事件起，后经伊拉克战争、“颜色革命”、天然气危机、格鲁吉亚与俄罗斯的冲突以及国际金融危机，这一系列事件中的三边关系的现实证明了这一变化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出现并非以线性的方式，而是或而表象，或而深层，或而直接，或而迂回。这一变化对于世界的实质性影响回味无穷，但需要时间一点一点地加以披露。

第五，虽然有着这样的变化发生，但三边关系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希望以革命性的手段打破现有的关系框架。在互相竞争、甚至局部的对抗中，三方面还是在不同程度上互相调整和互相适应，以使得现有结构得以保存。每一次重大危机之后，甚至是危机过程中的协调机制始终存在。尤其是欧盟在三大关系中的调节作用值得关注，美国也在努力适应国力下降的情况之下的多边国际结构，包括俄罗斯外交中的灵活应变，时而敢于以以攻为守的姿态维护自身的利益，时而又犹如梅德韦杰夫最近的表示，俄罗斯不能在外交舞台上始终给人过于强硬的感觉。总之，三方的调适成为一个国际机制尚不完备情况下的非常重要的规范。

第六，三边关系中政治文化的互相调适，是使得上述的局面得以维持和延续的重要原因。无论是政治精英还是民众，都不愿意轻易地重蹈历史覆辙。当时来看，所谓“新冷战”，所谓“地缘政治时代”的重新返归等说法，似乎还并不可能在近期内迅速成为现实。然而，思想与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性已经相当明白无误地显现出来。

安琪拉·斯登特这样写道：

2007年2月八国集团峰会过后几个月，当继任者问题仍在协商当中的时候，普京赤手空拳，开始直接抨击美国，谴责美国对整个世界采取单边和不负责任的态度。这件事情发生在他第一次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这是欧洲—大西洋地区各国的国防部长、政府官员和专家集中讨论世界上那些最紧迫的安全问题的一次会议。普京的演讲备受期待。这将是他对“豺狼同志”迪克·切尼的回应。不过，他的演说远远不止于此。

普京一开始便提醒听众，说他的演讲可能会有些“过激”。此次演说，自然综合了俄罗斯对美国所有的批评意见。他从痛斥单极化思想开始，说这种观点认为：“只有一个统治者，只有一种主权。而最终，这种观点非但会危及那些处于这种体制内的人，同时又对主权本身有害，因为它是从内部将自身摧毁掉的。而这当然跟民主毫无关系，因为有人一直都在对我们进行民主说教。不过，出于某些原因，那些教我们的人，自己却不想学。”普京直接指名道姓地说：“如今我们看到的，确实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毫无节制地使用武力，即使用军事力量的做法。这种武力，正在让整个世界陷入永久冲突的深渊。有些国家，当然，首先是美国，在各方面都逾越了本国的国界”，而解决之道，就是在联合国的指导下回到多边外交上来，并且避免使用武力。普京同时还强调，随着“金砖四国”的崛起，未来无疑会是一个多极化世界，而不是一个单极化世界。⁽²¹⁾

这就是普京在2007年2月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上的著名讲演的主要内容。毫无疑问，普京的这一讲演对理解俄外交重大转变的心理和思想背景，已经做出了十分清晰的说明。

第七，在此同时，全球性的社会经济条件突发性变化，诸如金融危机的发生等，正在提供机会使得三边关系进一步进行调整。从短期的趋势来看，三边关系的胶着状态不会变化。但是，俄罗斯方面有不少人期待，三边关系结构的变化还是相当可能在中长期阶段中发生，特别是寄希望于欧盟与俄罗斯的进一步接近。比如，各方积极探讨的以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为基础的泛欧安全框架；以天然气管道建设为基础的欧俄能源合作体制，等等。这些互动框架不光开始考虑吸收中国元素的介入，而且显然已经引起了美国的高度关注。在美国看来，如果这样的局面出现，那么将会成为地区和全球事务中非常令人值得注意的趋势。这样的变局一旦发生，显然，将在一个更加开放的全球框架中产生更加复杂的互动。而美国地位的式微，将会是一种可能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