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事件后的中、美、俄三边关系
“9·11”事件后的中、美、俄三边关系
观察后冷战时期，尤其是“9·11”事件之后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节点，就是大国关系。而观察大国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不能只是单边立场的叙述，也不限于双边关系，而是需要同时侧重于分析三边或多边关系互动视角下的动态进程。这是一个更为全面、客观，但也更不容易把握的审视大国走向的向度。
一、“9·11”事件后中、美、俄三边关系的特征
在世纪之交的全新国际环境之下，大国之间有没有可能摆脱地缘政治的逻辑，而去寻求共存之道呢？“9·11”事件的血腥教训理应给人们提供启示。
具体地来说，“9·11”事件之后中、美、俄关系中出现了这样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日益增长的单边主义倾向和主张多边合作的愿望这两者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虽然许多场合下，单边主义路线是以多边的形式出现，但是，“9·11”事件之后，从某种程度上说，当今世界正面临着重新被分成两半的危险。
对美国来说，“9·11”事件的恐怖袭击成为国民心理受到挫折以后，反而得以凝聚的一个强烈的推动力，从而成为民族情绪、爱国情绪得以提升的一个机会。这种国民情绪的剧烈变化，和“9·11”事件之前已经在小布什外交当中存在的那种崇尚强权的倾向不谋而合，成为单边主义路线的一个复杂的背景。对其他国家和地区来说，“9·11”事件突然发生时，各国人民和政府都对死难者表示同情，对恐怖主义行径表示了愤慨。对美国所推动的国际反恐怖进程，总的来说，是给予不同方式的支持。即使，当人们对小布什以各国对“9·11”事件的态度来“划线”这种做法有所保留的时候，仍然没有出现太多的批评。直到小布什执意要退出《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一意孤行地准备向伊拉克开战等举措出现时，人们才比较清楚地认识到，小布什政府没有像当时人们所希望的那样采用多边合作的态度，相反却采取了更加强硬的单边主义的立场。根据最近《华盛顿邮报》的透露：“9·11”事件之后布什政府研究和制定的新形势下的美国安全战略已经基本形成。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这一战略将把实行了几十年的“遏制与威慑”战略，改为主张对恐怖主义和敌对国家采取“先发制人”的战略。这一军事新战略势必造成对国际社会的深远影响。
但是，即使如此，中国、俄罗斯等相关国家，从双边以及全局利益、长远的利益出发，仍然是用比较灵活的、冷静的、克制的态度和美国打交道。因此，“9·11”事件之后国际社会的一个重要现象是：主张多边合作这一方的合作与容忍、与主张单边主义的强势立场这两种态度之间的反差鲜明。这是在冷战结束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当中所没有看到过的现象。
第二，“9·11”事件之后的大国关系进程表明，一个帝国式的差等式结构似乎正在形成。但是这种力量结构却远远没有得到体制上的保障。这一时期的国际关系仍然处于具有多种前景的这样一种过渡阶段，具有较大的可塑性。
“9·11”事件的确使得国际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恐怖主义的挑战，是美国包括中俄在内的许多国家所面临的严重问题。但是，以“9·11”事件作为时代界线，宣布从此把“反恐怖主义”作为整个国际社会要解决的首要的普遍目标，仍然存在争议。对于整个国际社会而言，反恐是重要的，但不是唯一重要的问题。
“9·11”事件使得冷战后已经出现的若干新趋势，进一步得到了强化。亨廷顿曾提出“文明冲突”理论，但是他个人并不同意“9·11”事件属于文明间冲突。然而，人们也确实看到：冷战后大量涌现出的不同人种之间、不同种族之间、不同文明之间的那种隔阂、误解与冲突在加深。而这些又由于“9·11”事件得到了加强，这是一个可怕的情景，如何加以管理呢？是以罗马帝国式的方式来加以管理，还是采取一种新的面向实际的多边合作的方式来加以管理呢？这有着原则性的区别。虽然，美国已经拥有了独一无二的强大实力，但是如果美国想要采用罗马式的态度来解决问题，显然难以得到国际体制的支持。
从经济上看，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不再如同战后初年那样仅为美国称霸世界的工具；从政治上看，最重要的国际组织——联合国更不像战后初年那样容易听美国的指挥；从战略上看，甚至像北约这样一个组织，如布热津斯基所言，都没有对这种单边主义的倾向真正地给予实质性的支持。不光“9·11”事件之后，北约仅口头上以集体安全条款对美国表示支持，并仅是以国家，而没有以北约作为整个组织那样参与反恐军事行动；而且6月上旬，美国所谓“先发制人”的军事安全战略即将出台之前，北约秘书长罗伯逊首先宣布：北约依然是防御联盟，“我们不应该没事找事”。和冷战时期相比，当时的美国对它的多边安全战略还有一整套规范、体制，并以这些制度作为保障，推进美国的战略意图。但是今天，人们看不到这样的安排。
第三，“9·11”事件后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大国影响与力量消长变化集中在欧亚大陆的次区域层面。这里所指次区域层面，首先，是指伊拉克等国所在的中东地区，在美国压力之下面临暴风雨降临之前的敏感状态。其次，中亚、外高加索等原苏联势力范围，俄罗斯影响消退与美国的进入，已经是明显趋势。同时，包括印度、巴基斯坦所处的南亚次大陆，美国在反恐旗帜之下，对印巴事务干预力度大幅增强。从“9·11”事件之后大国影响消长比较明显的上述三个次区域来看，冷战后欧亚大陆既有格局被打破，脆弱的区域内均势基础发生了动摇。“9·11”事件影响下的美国战略伸展，孕育着未来进一步的地缘政治变化。
二、“9·11”事件后中、美、俄关系变化的深层动因
对于总体形势的观察，不应只停留于物理学意义上的力量结构变化，需要从政治、经济、社会、人文等综合角度进行思辨性观察。总的看来，“9·11”事件后大国关系变化的深层动因来自三种相互作用。
第一种相互作用指的是，国际社会长期演变所积累的能量与“9·11”事件的相互作用。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加以观察。
第一，是冷战后各大国（地区）的多极化、多样化、多元化的发展态势。简言之，美国在冷战之后成为当今世界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冷战的结束造就了一个统一的德国，为了避免统一德国的出现带来欧洲力量格局的失衡，以及为了参与未来的国际竞争，欧洲各国以欧盟为形式大大加速了政治与经济的一体化进程，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冷战结束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性机会，使它有可能占据越益重要和显著的国际地位。甚至，冷战的结束为俄罗斯的复兴也带来了机会，因为俄罗斯从此有可能摆脱僵化保守的社会经济模式的束缚，有可能逐步融入国际大家庭而成为受人尊敬的一员。(22)冷战后各大国（地区）发展态势表明，与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同时存在着的，是一个越来越浮上水面的国际多向度的发展趋势。不关注这一态势，尤其不可能深入理解“9·11”事件后的中、美、俄关系的戏剧性变化。
第二，冷战后另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现象，也是作为大国关系变化的深刻背景，那就是全球化进程所引起的争议。近一二十年来，作为客观历史现象的全球化进程，增进着商品、资金、信息、技术与人员的流动，推动着世界经济发展，为人们拓展了视野，带来了新的机会。没有全球化就不会有今天的繁荣。但是，全球化进程也不可避免地受各种历史条件，乃至于主观因素的作用。在全球化过程中处于优势地位的国家与利益集团，很难不运用全球化所带来的机会，拓展自己的利益与影响。在21世纪之初，一个明显的迹象是随着全球化的推广，人们见到的是占人口15％的西方工业国家与占人口60％以上的贫困国家之间差距的扩大。有事实表明，90年代以后美国国内贫富差距也进一步扩大。全球化进程推进最快的时期，世界经济发展的总体速度与此前相比不是提升，而是有所降低。
在此背景之下，就较容易理解为何人们至今仍在对全球化问题进行激烈争论。每当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举行年会，总会遭遇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抗议反对。甚至在欧洲和俄罗斯，人们可以发现更多的对全球问题的反思与批判。在这个背景之下来观察“9·11”事件的发生，一方面不容置疑，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惨烈的以平民为人质的血腥暴行；但另一方面，全球化大潮之下，并不是每一个国家和地区都能均等地获得全球化所带来的机会，加速出现的贫富差距，间接地为恐怖主义提供了温床。
第二种相互作用，是指“双边关系”与“三边”“多边考量”这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
这里，可以从欧、俄、美，以及中、俄、美这样几个视角来加以分析。
在西方，2002年5月下旬，乔治·W.布什总统在圣彼得堡受到的热情欢迎和在柏林受到的冷遇和批评可以被看作当时美俄关系和美欧关系出现反差的一个明显象征。尽管，人们可以“夫妻间的争吵”来形容当时的美欧关系，以“情人间的暧昧”来形容当时的美俄关系，似乎这两种关系依然完全是属于两种不同的类型。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美俄接近，意在欧洲”或者“美俄接近，缘起欧洲”正在成为当时大国关系中的一个微妙背景。
本来，欧俄间的合作与相互依赖程度要超过美俄间的程度。实力强大的美国，以前似乎并不过于在乎这样的不均衡态势。但在“9·11”事件发生，以及欧洲迅速崛起的背景之下，特别当美国得不到作为整个组织的北约与欧盟对其单边主义政策的全面而又实质性的支持的时候，美俄接近，对欧洲示以眼色，并非不是对欧洲有所求索的一种迂回的表达。事情的另一面，欧洲仍希望借助美国来防范对欧洲局势可能产生的威胁（包括来自俄罗斯的影响），而俄罗斯则希望在欧、美之间的斡旋中，赢得更大空间。这就是世纪之交在欧、美、俄之间相互关系的一个复杂背景。这样的格局会在而后的大国博弈中延续很长的时间。
美俄关系的近期凸显，还受到对东方事务关注的影响。
不少西方学者认为，美俄接近的共同动力，除了反恐怖的合作、战略武器的削减与防止扩散、能源供应与投资方面的相互需求，还有相当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共同应对中国正在崛起成为一个大国这样的事实”。虽然，任何双边合作不针对第三者，在形式上成为后冷战国际行为表述中的一种常态，但是关注“第三者”，影响“第三者”与上述规范的存在，事实上也是互为补充。然而，“9·11”事件前后的事实表明：不顾客观发展趋势，只顾及维护单边优势，这样的缺乏远见的谋划，难以奏效。就像美国精英中有人当时希望借助俄罗斯“共同应对”“崛起的中国”，只能是又一次打错算盘。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在美俄关系获得进展的同时，中俄关系也相应获得了提升。2001年6月俄美峰会之后，中俄国家元首与中亚4国元首在上海合作组织圣彼得堡会议上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宪章》，决定建立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并宣布上海合作组织“并非集团或封闭性联盟”。这为上海合作组织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以及周边国家今后可能的逐步加入提供了法律与政治基础。当时，“9·11”事件还未发生，但上海合作组织以反对恐怖主义作为主要任务，表现出这一新兴地区组织所具有的远见，并在“9·11”事件中经受了合作反恐的考验。就中俄双边关系而言，圣彼得堡峰会前夕，普京总统在接受人民日报社社长许中田采访时，明确表示：俄罗斯“与中国向世界提供了国家关系的新模式，其中要把自觉不结盟和协调努力维护共同利益结合起来。这个关系的模式规定，伙伴之间的关系平等，本着相互信任的精神来解决一切问题，这就是俄罗斯和中国在‘冷战’结束之后对于建立新型的多极化国际秩序的巨大贡献”(23)。普京总统对于“自觉不结盟”和“多极化国际秩序”的认同，显然为中俄两国双边关系的原则性立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说明。具体地说，中俄经贸合作特别是能源合作的深化，中俄军事技术合作的“高质量”（普京总统语），以及中俄在一系列全球性问题与地区性问题方面进行战略协作的现存机制与巨大潜力表明：虽然俄美关系有了重大突破，但并不意味着中俄之间的战略合作失却了其独立存在的意义。正像普京总统所言：中俄关系“这台‘发动机’连续不断的工作实际上并不取决于外部因素的影响，因为它有自己的‘能源’”(24)。
同时，“9·11”事件之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尽管没有像俄美关系以及中俄关系那样以国际法的形式取得明显进展，但是，乔治·W.布什两次来华访问，以及当时胡锦涛副主席前往美国访问，足以显示双方领导人对于双边关系的重视，以及共同构建“建设性合作关系”的愿望。美国继续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美军事交流合作的恢复，包括在反恐问题上的合作，都显示了中美间进一步发展合作关系的巨大空间与潜能。虽然，中美之间在台湾问题等一系列问题上还存在尖锐的分歧，但是中美关系作为世纪之交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在各自国内，以及国际社会普遍引起了高度重视。这一事态本身就表明：其中蕴含着实现某种进一步调整的机会与可能性。在俄美关系得到大幅度改善的背景下，中国政府表示了对这一事态进展的欢迎。这不光体现出中国人民对于与己相关的外部世界重要变化的高度理性态度与成熟的良知，而且，也反映出中、美、俄三边关系中并没有失却发展相互间理解与尊重的基础。
第三种相互作用指的是观念形态与权力、实力之间的相互作用。
这里尤其说的是，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决策理念与其所拥有的实力之间的相互作用。当前的大国间关系，尤其是中、美、俄之间的关系正在出现一种重新被意识形态化的趋势。20世纪90年代初的“历史终结论”“民主国家和平论”正在转变为冷战当中的获胜者具有无限的扩张能力这样一种新的神话。
这种新的神话至少包含下面几个意思：
其一，西方民主国家的任何对外行为，都可以简单化为自由、民主原则的扩张。事实上，从学术上说，从法国著名学者托克维尔一直到当代学术界，较倾向于无法证明这种牵强附会。例如，托克维尔一直认为：一个国家的内部制度与其对外政策之间没有某种固定的联系。同时，正如里亚·格林菲尔德（Liah Greenfeld）在她所撰写的《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在资本主义全球系统形成的过程当中，民族主义不光起着一种形成内部认同的作用，类似于马克斯·韦伯所认为的那样，而且，它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也起着一种推动作用。(25)换句话说，民族主义、自由民主，都可以成为推动扩张的工具。
其二，迷信强权，认为军事暴力手段可以解决所有复杂问题。在“9·11”事件之后的美国决策理念中，可以明显地发现崇尚实力的“现实主义”理论原则正在又一次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
其三，与当代国家间关系的重新被意识形态化这一问题相关，西方媒体乃至学术界相当普遍，但也是相当含混的一种表述是：某某国家可以“融入西方社会”或者可以“成为西方社会的一员”。比如，在美俄关系的讨论中，上述命题就曾经成为判断美俄关系前景的主要根据。由此令人生疑的是，像俄罗斯这样雄踞欧亚大陆文明结合部辽阔地带而又国情复杂的前超级大国，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轻易“融入”西方？(https://www.daowen.com)
自彼得大帝以来近四百年的学习西方的漫长历史过程中，虽然俄国的社会经济多次深深打上西方的烙印，但是，俄罗斯始终没有被“融入”西方或“变成”一个西方国家，这是不得不令人思考的一个历史背景。历史地看，学习西方，曾经是任何非西方文明国家的改革家、政治家们孜孜以求的真诚愿望，但是，学习西方，毕竟不能等同于可以把一个带有深厚本土特征与历史惯性的国家或民族脱胎换骨地变成为一个“西方国家”。21世纪以来全球转型的“再转型”也证明，那种简单化、理想化的“改造”俄罗斯的计划，之所以失败，关键就在于一开始就存在着类似于上述命题的不切实际的空想。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普京总统推动与西方调整关系的关键时刻，多数的民意并不认为，俄国内体制也必须相应西化。(26)从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变动与其内部社会经济发展取向之间，还存在某种相对的独立性。特别是像俄罗斯那样的大国，即使是对外政策发生了重大调整，但就其内部发展来说，还是不那么容易被“融入”和被“改造”。
三、“9·11”事件后的中、美、俄合作为何昙花一现？
客观地看，“9·11”事件后的中、美、俄关系走向更为合作的趋势，并非没有现实的基础。
第一，就当时而言，解决各国国内经济问题，是三大国普遍面临的问题。对俄罗斯而言，复苏俄罗斯经济，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是普京当政以后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对中国来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推动改革发展，集中精力于国内经济事务，中国迫切需要有一个安定的国际环境。美国虽然是当今世界之首富，但“冷战红利”已消耗殆尽，同时反恐怖行动的巨额开销，加上“9·11”事件后批准将近4 000亿美元的巨额军费，都在大大增加政府开支。在美国经济存在巨额赤字的情况下，美元的相对疲软和利率的逐渐提升，甚至会重复冷战当年美国曾经面临过的“双赤字”的严峻局面。所以，对于三大国中的任何一方来说，搞好国内经济，确保现有国际秩序的稳定，是符合各国和三大国共同利益的事。在这个意义上，有可能化干戈为玉帛，把心思放到经济上来。
第二，中、美、俄三国领导层在“9·11”事件后的一段时间里，相对来说都得到了比较高的国内支持，这是三大国进一步实行外交调整的有利时机。对于俄罗斯的外交大调整而言，国内并非没有反对意见，但是总的看来，普京依然维持着70%以上的平均民意支持率。这种民间的支持是戈尔巴乔夫以及叶利钦推行倾向西方的政策时所未曾获得的。“9·11”事件之后美国国内“国家利益至上”的普遍氛围，使得小布什总统也获得了相对较高的国内支持。2001年以来中国经过多年努力终于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功举办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峰会提升了国际威望，并正在抓紧筹备2008年奥运会。这一系列重大事件推动着国内凝聚力的切实提升。三大国决策阶层所拥有的支持度与政治运作空间，从理论上说，是有可能使中、美、俄三边关系摆脱对抗阴影，走向友好合作。
第三，最为关键的一个事实，在于国际恐怖主义已经成为威胁所有大国国内安全，也威胁整个国际社会正常秩序的害群之马。无论是“9·11”式对美国的恐怖袭击，还是在车臣，或是在莫斯科等其他地方对于平民的残暴打击，都清楚地表明，中美俄三大国有着目标非常清晰的共同敌人。尽管对于如何界定恐怖主义，以及采用何种方式来应对恐怖主义，都还有不同看法，但是，就人类共同面临的紧迫威胁而言，这绝不应该成为合作反恐的障碍。
总之，“9·11”事件之后中、美、俄前所未有地出现过俄美、中俄、中美三组双边关系都同时有所推进的难得局面；中、美、俄三国也面临着近似的内部趋向，本可以成为推动相互接近的有利条件；中、美、俄同时都有着一个非常清晰可见的共同敌人，三大国关系完全有理由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加强合作，共同来营造走向未来秩序的氛围和基础。但是，关键问题还是在于，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并没有准备放弃推进单极世界和维护霸权的打算，相反，还要利用“9·11”事件的机会推进单边主义。这就使得本可以争取实现大国间合作的历史机遇，又一次遗憾地出现了倒转。(27)
(1) ［美］詹姆斯·M.戈德盖尔、迈克尔·麦克福尔：《权力与意图——后冷战时期美国对俄罗斯政策》，徐洪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380—384页。
(2) ［美］詹姆斯·M.戈德盖尔、迈克尔·麦克福尔：《权力与意图——后冷战时期美国对俄罗斯政策》，第380—384页。
(3) 同上书，第386页。
(4) ［美］安琪拉·斯登特：《有限伙伴：21世纪美俄关系新常态》，欧阳瑾等译，石油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第73页。
(5) ［美］安琪拉·斯登特：《有限伙伴：21世纪美俄关系新常态》，欧阳瑾等译，石油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第73页。
(6) ［美］安琪拉·斯登特：《有限伙伴：21世纪美俄关系新常态》，第75—76页。
(7) 同上书，第78页。
(8) https://www.nato.int/docu/update/2001/1001/e1003a.htm, 2001年10月4日。
(9) “Angela Stain's speech in SAIS of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2001.12.
(10) Janes Schlesinger, Charles Krauthammer, David M.Lampton, Jessica T.Mathews, Robert McFarlane, “After September 11： A Conversation Foreign Policy”,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65, 2001, pp.67—82.
(11) Janes Schlesinger, Charles Krauthammer, David M.Lampton, Jessica T.Mathews, Robert McFarlane, “After September 11： A Conversation Foreign Policy”,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65, 2001, pp.67—82.
(12) Zbigniew Brzezinski, “A New Age of Solidarity? Don't Count on It”,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2, 2001,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archive/opinions/2001/11/02/a-new-age-of-solidarity-dont-count-on-it/ba5b5c98-d71a-4425-b685-34e690ab4f77/.
(13) Zbigniew Brzezinski, “A New Age of Solidarity? Don't Count on It”.
(14) Zbigniew Brzezinski, “A New Age of Solidarity? Don't Count on It”.
(15) Zbigniew Brzezinski, “A New Age of Solidarity? Don't Count on It”.
(16) Zbigniew Brzezinski, “A New Age of Solidarity? Don't Count on It”.
(17) Zbigniew Brzezinski, “A New Age of Solidarity? Don't Count on It”.
(18) Paul Wolfowitz，“Bridging centuries—Finde siecle All over Again”，The National Interest，1997，p.7.
(19) Panl Wolfowitz，“Remembering the Future”，The National Interest，2000，p.42.
(20) Lanxin Xiang，“Washington's Misguided China Policy”，Survival，2001, Aut., pp.7—23.
(21) Vatikiotis, M., & Hiebert M., “Of Missiles And Terrorism”,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164, Issue 44, 2001, pp.22—23, Retrieved from http://search.proquest.com/docview/208225637?accountid=10659.
(22) 戴维·卡莱欧（David Calleo）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9·11’之后的大国关系”国际研讨会上的演讲。
(23) 《普京接受〈人民日报〉专访 高度评价俄中合作成果》，CCTV新闻频道，2002年6月1日，http://www.cctv.com/news/world/20020601/152.html。
(24) 《普京接受〈人民日报〉专访 高度评价俄中合作成果》。
(25) ［美］里亚·格林菲尔德：《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王春华、祖国霞、谢虎、胡婷婷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25页。
(26) “Angela Stain's speech in SAIS of John Hopkins University”，2001.12.
(27) 本章部分内容发表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主办刊物《二十一世纪》双月刊，参见冯绍雷：《没有终结的「终结」：中美俄关系的变化》，2002年10月号，总第七十三期，第22—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