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论

在日本，国会议员（不包括出任行政职务者）通常被视为“民间”人士，由他们从事的外交活动——“议员外交”从性质上而言属于“民间外交”的范畴，形式上则可划归非正式外交之列。

本书拟以日本国会议员为考察对象，意图通过对其在两岸的一系列外交活动进行描述与分析，不但对他们在“议员外交”中所扮演的角色加以总括，还试图总结出“议员外交”在战后日本对华外交上的地位，并建立这种非正式外交的模型。最后，在此基础上指出结论，即“议员外交”是日本因应两岸尚未统一且在政治上处于“零和博弈”（Zero－sum　game）状态之“两难”困境，以自身国家利益为原则，借助国会议员在两岸进行的一系列非正式外交活动，以达到同时在两岸获利的目的。进一步地，本书认为这种非正式外交运作是战后日本对华外交的特征之一，是日本有效地将自身政治文化特点在外交领域加以发挥的产物，在战后日本对华外交中的重要性不亚于正式的官方渠道。

中日两国比邻而居，历来被视为最复杂、最敏感的大国双边关系之一。如此定性，乃因中日关系不仅对两国至关重要，亦与东亚的和平、繁荣息息相关，而中美、美日关系的正常发展亦与之牵涉颇深。此外，战后中日关系的发展还深受两国历史恩怨与政治现实、日美同盟及国际政治格局变迁这三大要素影响，使得一系列横亘在两国之间的如台湾、钓鱼岛主权争议、历史认识、东海划界及油气田开发等诸多或系历史遗留，或牵涉民族情感，或涉及国家利益的问题，相互缠绕，交织一处，遂导致任何问题的处理不慎给两国关系的发展带来的损害均不可小觑。尤其是两国在历史上首次出现“两强并立”的格局下，一方面出于相互合作的需要，使得两国有构筑“战略性互惠关系”之共识，另一方面深藏在两国之间的结构性战略矛盾，又使得双方关系充满竞争，龃龉不断，两国国民彼此的感情也严重恶化。

基于此，若将台湾问题置于中日关系中进行考察的话，其既涉及历史恩怨与民族情感，又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所在，三个面向的相互胶着，充分反映了该问题的敏感性、复杂性和重要性在中日关系中可谓无出其右。(https://www.daowen.com)

众所周知，台湾问题系国共内战的遗留产物，是涉及中国核心国家利益的大是大非问题，其实质无论是昔日有关中国在国际上的代表权之争，还是目前的分裂与反分裂、“独立”与反“独立”斗争，海峡两岸在政治承认问题上始终处于“零和博弈”状态。这就使得历史上在大陆与台湾双方介入甚深，且从其国家利益角度衡量两岸均占有重要地位，而意图在两岸之间同时获利的日本，处理战后对华外交上面临“两难”：一方面两岸尚未统一，且在政治上的“零和博弈”状态要求日本态度明确，仅能与两岸的其中一方建立官方关系；另一方面日本的国家利益决定了日本必须在两岸之间同时获利，因而不能完全倒向一方，而必须维持一种动态的平衡。

通过对战后中日关系史的考察，可以发现日本充分地将国内的非正式政治运作模式延用至外交领域，而这种非正式外交的做法也有效地帮助日本舒缓了因台湾问题而导致其在处理两岸外交上所面临的两难。作为本书考察对象的国会议员，因其在“政”、“官”、“财”三界所处的特殊地位，非正式“议员外交”的成效格外显著。

以1972年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为界，此前日本朝野政党的国会议员无论是在两国的民间贸易往来还是在邦交正常化过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是有目共睹的。日台“断交”后，日台双方以日本国会议员中的“亲台派”为中介，作为双边交流的重要管道，维系并提升着双边实质性的关系。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后，随着日美军事同盟一体化进程及日本“正常国家”化步伐的加快，和中日之间结构性战略矛盾的日益凸显，日本越来越视台湾为防范与遏制中国的有效工具，其与两岸的关系也呈现出“日中虽然在桌面上握手，却在桌面下互相踢打”，“日台虽然表面上无视对方，却在桌面下热情握手”^[1]的状态。因此，不能忽视日台之间的非正式“议员外交”对中日关系造成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