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吉田书简”的形成过程
1964年7月10日是自民党总裁选举日，随着这一日期的不断临近，自民党内也逐步形成了一股以日台关系恶化为攻讦口实的反池田派，这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即是佐藤荣作及其兄长——前首相岸信介。
当时佐藤在池田内阁内任通产大臣，因此他本人并不直接出面集结党内的反池田派，而是通过其兄长岸信介来操作的。一方面，岸在1964年1月1日会见台湾“特使”陈建中时，批评导致日台间紧张关系局势的池田“忘恩负义”，并表示决定与同样担忧事态发展的人一起采取行动。岸在请求蒋介石不要和日本“断交”，同时也对陈表达了今后加强“秘密联合工作”的希望。另一方面，1月8日，岸又告诉陈，自民党内“亲台派”议员为了对抗池田，决定请右翼团体的桥本彻马起草檄文。在众议院，预定由民社党议员对池田提出质询，并推动内阁不信任案的形成，在参议院也有自民党议员大竹平八郎进行策动。舆论界方面，则由评论家严渊辰雄制定相关计划。
此外，由于内阁主流派中也有大野派的大野伴睦、船田中等“亲台派”议员，即便是为了稳固大野派的支持，日台关系的早日改善也是必要的，因此池田不得不向台湾当局提出种种缓和方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吉田茂才作为特使代表池田前往台湾活动的。
据张群的回忆，1963年12月30日，吉田就已向陈建中表示，他会催请池田近期前往台湾访问，若池田不克分身，他愿代表池田访台，但须有池田之亲笔信或由外相大平随同前往台湾商谈一切。[78]1964年1月5日，吉田再次向访台的重量级“亲台派”众议员石井光次郎表示，他愿意在台湾向他发出访台邀请的情况下出面访台。与此同时，池田内阁又通过陈建中向台湾当局传递了三点方案：（一）大平请求吉田访台；（二）如果台湾方面接受的话，通过正式外交途径安排；（三）吉田访台后，大平外相也将访问台湾，与台湾当局“外交部长”会谈，讨论“两国关系”的根本问题。[79]如前所述，蒋介石最初便期望吉田能访问台湾，因此听到陈建中的报告后，立即表示同意邀请吉田访台。1月6日，陈建中会见石井，正式将台湾当局对吉田的邀请告知石井。翌日，石井拜访池田，提出“不触及有关悬案的各个问题，应该从‘高层次’来改善台湾当局的对日感情”，从而正式取得了池田对吉田访台的同意。[80]2月8日，池田正式请求吉田作为个人特使访问台湾。[81]
如此一来，1964年2月23日，前首相吉田茂在“亲台派”众议员北泽直吉等人的陪同下，以“私人的名义”实现访台。此行的目的是池田委托吉田出面修复因出口维尼纶设备问题、“周鸿庆事件”等而恶化的日台关系，行前池田又特地写信并托吉田带给蒋介石。[82]
吉田一行共在台湾停留了5天，与蒋介石三度会晤。蒋一方面一再强调自己对日本的“以德报怨”政策，对池田与大陆贸易、“周鸿庆事件”表示遗憾与不满，并希望吉田能劝阻池田，另一方面蒋又主张“台”、日、美三方“联合起来，保卫太平洋之安定。亦即阐示“吾人须团结一致，戒备帝俄，此种传统精神仍然存在。盼阁下向日本政府转达，在中国政府困难时，在道义上、精神上予以支援”。[83]对此，吉田一方面表示充分理解蒋的心情，在返日后将代为传达，另一方面也竭力为池田进行辩护。
1964年3月27日上午，吉田临行之前，又与张群举行会谈。张将蒋介石的意见进行归纳，并将之作为答复池田的书信，托吉田带回给池田。这个总结就是日后所谓的“中共对策要纲案”，其中包括以下五点。
一、欲使大陆六亿民众与自由国家和平共存，并与自由国家扩大贸易，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有所贡献，必须解放现在共产主义控制下之中国大陆民众，使其参加自由国家阵营，是为至要。
二、基于上述之目的，日本、中华民国应具体提携合作，实现两国之和平与繁荣，向中国大陆之民众显示自由主义制度之楷模，借使大陆民众离弃共产主义政权，诱导中国民众将共产主义自大陆驱逐。
三、中华民国政府根据中国大陆内部之情势及其他世界局势之变化，以客观的判断，认为七分政治、三分军事之大陆反攻政策，确能成功时，日本不反对反对大陆，并予以精神上、道义上之支持。
四、日本反对所谓两个中国之构想。
五、日本与中国大陆之贸易，以民间贸易为限，日本政府之政策，应慎重避免给予对中国大陆经济援助之支持。[84]
吉田回国后，张群将吉田与蒋介石三次谈话的记录，以及上述的要纲寄给他，请他“察核存查并见复”。吉田于1964年4月4日复张群一函表示毫无异议。而他同意此项要纲的函件，“第二次吉田书简”之说法便由此而来。
吉田称，那份函件系由外务省起草，经由池田首相核定后才由他具名，因此严格来说它应该称之为池田书简。对此，蒋甚至指出，“吉田书简是中日合约的补充文书”[85]。
池田内阁原本以为日台之间的紧张气氛会就此缓和，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尽管日台关系一度陷入几近崩溃的边缘，但池田始终在维尼纶成套设备出口问题上没有放弃其立场，即主张成套设备以延期支付方式出口是“和西欧一样的水准”，且日本输出入银行为延期支付融资，属民间贸易行为。从实际情况看，池田当时一方面通过吉田为首的“亲台派”议员的途径修复与台湾当局的关系，另一方面仍继续通过松村、高碕等“亲中派”议员的渠道继续扩展与中国大陆的经贸往来。于是，在得悉了池田内阁的立场后，台湾当局的态度再度强硬起来，将要求池田内阁保证不出口成套设备给大陆作为关系正常化的先决条件。
“周鸿庆事件”发生之后，被召回的台驻日“大使”张厉生也递交了辞呈，因此台正准备向日派遣新的“驻日大使”。但因池田在维尼纶成套设备出口问题上坚持旧有态度，台湾当局便决定推迟新的“驻日大使”赴东京履新，同时再次发动“日华协力委员会”的力量向池田施压。
1964年4月10日，张群在给吉田的信件中将台湾当局的最终要求提了出来，还作为蒋介石的意向，要吉田向池田再次确认“不通过与日本政府有关系的银行贷款，以及今后政府绝对不介入民间贸易”[86]。
在这种情况下，池田与外相大平正芳及重量级“亲台派”议员、法务大臣贺屋兴宣三人商议，决定由北泽起草，并再次以吉田的名义起草给张群的回信，这就是所谓5月7日的“吉田书简”。[87]
一、关于向中国出口成套设备相关的融资应以纯粹的民间方式进行一事，将会按照尊意进行研究。
二、无论如何，没有同意本年中通过日本输出入银行对中共出口大日本纺织的维尼纶成套设备的打算。[88]
显而易见，池田再次通过“吉田书简”的形式向台湾当局保证，日本正在重新研究延期付款方式，在得出结论之前不会再批准向中国出口维尼纶成套设备。之后，池田又召集通产大臣福田一、外相大平正芳和经济企划厅长官宫泽喜一，语气坚定地指示说就照此办理。而台湾当局在收到“吉田书简”之后，随即于1964年6月26日任命前台湾省主席魏道明为新任“驻日大使”，接着在7月大平访台之后，又解除了对日采购的禁令，这标志着因日本输出入银行融资及“周鸿庆事件”而导致陷入僵局的日台关系完全恢复了正常。[89]
据日本学者古川万太郎的考证，“吉田书简”其实是外相大平以通过吉田私人信件的形式，让池田本人及其政府避免亲自出面与台湾联系，这样既可以给美国、台湾及自民党内“亲台派”面子，以同他们达成一定的妥协，又可使松村等人正在进行的逐步改善中日关系之活动不致招来太多的麻烦。[90]另外，大平介入法务大臣贺屋兴宣和池田之间，精心设计“抚慰政策”的另一个意图在于保护池田免受自民党内“亲台派”势力的攻击，以谋求池田政权的稳定。[91]但也因为“吉田书简”的缘故，致使“日纺”向中国出口第二套维尼龙成套设备和日立造船厂向中国出口两艘万吨货轮的计划搁浅，签了合同却无法履行。因此，诚如孙平化所指出的那样，“‘吉田书简’是日方为安抚台湾当局和平息党内反对派的不满、调整各派关系而导演的一出‘双簧’。”[92]然而，此时对池田而言最为重要的是能否在7月10日举行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实现连任，而结果池田战胜了参与角逐的佐藤荣作与藤山爱一郎，连任成功。从这个角度而言，池田不亲自出面，而是通过吉田茂最终缓和了陷入僵局的日台关系，又在一定程度上继续维持与中国大陆的经贸往来，这种通过国会议员出面的非正式外交运作可谓是成功的。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章所提及的“吉田书简”实质上有两个版本，以其发出的日期称呼，一个是“四四书简”，另一个是“五七书简”。其实这两封书简均存在，但出现两个版本说法的原因主要是由日台双方对两份书简各取所需的态度所致。台湾当局把“四四书简”定位为日本政府对台保证其反共方针的补充文书，甚有“要废弃此项吉田书简，即等于要废弃中日和约”[93]的说法。而对池田内阁而言，若是将之公开的话，势必又会导致刚刚改善了的中日经贸往来大门重新被关闭。因此，对于“四四书简”，日本的表态颇显暧昧，甚至连亲自参与策划的北泽本人也只是表示吉田的确寄出这样一封信，但是否出于池田授权不得而知，只是池田“知晓”此事。之后，官房长官黑金泰美则表示，“他并不知晓‘吉田书简’一事，但维尼纶厂销售中共一案，由于中华民国朝野激烈反对日本政府融资，因之，日本政府考虑改由民间金融机构融资担保”[94]。显然，这是池田内阁担心“四四书简”被公开，而将“五七书简”当作“吉田书简”以作为掩饰的一种表现。
【注释】
[1]战后中日关系中所谓的“吉田书简”，通常所指的是吉田茂首相于1951年12月24日致时任美国国务院顾问杜勒斯的信件，其内容为保证日本不会将新中国视为媾和对象，与之签订双边条约，而准备与台湾的国民党当局缔结“和约”，这也是最广为人知的。但在本书所指的时间范围内，即1964年4月4日、5月7日池田勇人内阁以吉田茂的名义两度以信件的形式对台湾当局在政治、经济上做出一些承诺，此即所谓的“第二次吉田书简”，但为求行文便捷，本书简称之为“吉田书简”。
[2]张篷舟主编：《中日关系五十年大事记1932—1982·第四卷（1946—1958）》，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502、503、505页。
[3]《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5页。
[4]前两次称“协议”，后两次称“协定”。
[5]孙平化：《中日友好随想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20、21、27页。
[6]孙平化：《中日友好随想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27页。
[7]张篷舟主编：《中日关系五十年大事记1932—1982·第四卷（1946—1958）》，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459页。
[8]サンケイ新聞社編『蒋介石秘録15？大陸奪還の誓い』サンケイ新聞社、1977年、148頁。
[9]権容奭「岸政権期の『アジア外交』―『対米自主』と『アジア主義』の逆説―」国際書院、2008年、150頁。
[10]サンケイ新聞社編『蒋介石秘録15？大陸奪還の誓い』サンケイ新聞社、150頁。
[11]岸信介等『岸信介の回想』文藝春秋、1981年、211、214頁。
[12]张篷舟主编：《中日关系五十年大事记1932—1982·第四卷（1946—1958）》，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479页。
[13]池井優『三訂 日本外交史概説』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1999年、299頁。
[14]张篷舟主编：《中日关系五十年大事记1932—1982·第四卷（1946—1958）》，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492页。
[15]石川忠雄、中嶋嶺雄、池井優編『戦後資料―日中関係』日本評論社、1970年、251頁。
[16]根据对1957—1958年的《人民日报》进行统计得出。
[17]王俊彦：《廖承志传》，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56页。
[18]《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254页。
[19]『日中貿易促進会 その運動と軌跡』同時代社、2010年、43頁。
[20]吴学文、王俊彦：《廖承志与日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59、260页。
[21]王偉彬『中国と日本の外交政策―1950年代を中心にみた国交正常化へのプロセス―』メネルヴァ書房、2004年、215頁。
[22]张篷舟主编：《中日关系五十年大事记1932—1982·第四卷（1946—1958）》，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507页。
[23]波多野勝、清水麗『友好の架け橋を夢見て――日中議連による国交正常化への軌跡』学陽書店、2004年、164頁。
[24]包霞琴：《战后日本亚洲外交》，文汇出版社2001年版，第26页。
[25]『日中貿易促進会 その運動と軌跡』同時代社、2010年、44頁。
[26]《关于促进中日关系的政治三原则和贸易三原则》，载《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289页。
[27]波多野勝、清水麗『友好の架け橋を夢見て――日中議連による国交正常化への軌跡』学陽書店、2004年、194、195頁。
[28]池田直隆「日米関係と『二つの中国』―池田·佐藤·田中内閣期―」木鐸社、2004年、43頁。
[29]翟新：《松村谦三集团和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37页。
[30]古川万太郎『日中戦後関係史』原書房、1988年、202—204頁。
[31]田川誠一『松村謙三と中国』読売新聞社、1972年、76頁。
[32]田川誠一『松村謙三と中国』読売新聞社、1972年、85頁。
[33]张篷舟主编：《中日关系五十年大事记1932—1982·第五卷（1959—1982）》，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34]张篷舟主编：《中日关系五十年大事记1932—1982·第五卷（1959—1982）》，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35]翟新：《松村谦三集团和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86页。(https://www.daowen.com)
[36]刘德有等：《难忘的岁月——中日记者见证的两国关系》，五洲传播出版社2007年版，第286页。
[37]吴学文、王俊彦：《廖承志与日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90页。
[38]张篷舟主编：《中日关系五十年大事记1932—1982·第五卷（1959—1982）》，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6页。
[39]刘德有等：《难忘的岁月——中日记者见证的两国关系》，五洲传播出版社2007年版，第33、34页。
[40]波多野勝、清水麗『友好の架け橋を夢見て――日中議連による国交正常化への軌跡』学陽書店、2004年、181頁。
[41]田恒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65、466页。
[42]翟新：《松村谦三集团和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01页。
[43]添谷芳秀『日本外交と中国 1945～1972』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1997年、152頁。
[44]岡田晃『水鳥外交秘話――ある外交官の証言』中央公論社、1983年、7、49—57頁参照。
[45]吴学文、王俊彦：《廖承志与日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303页。
[46]波多野勝、清水麗『友好の架け橋を夢見て――日中議連による国交正常化への軌跡』学陽書店、2004年、181頁。
[47]刘德有等：《难忘的岁月——中日记者见证的两国关系》，五洲传播出版社2007年版，第35页。
[48]刘德有等：《难忘的岁月——中日记者见证的两国关系》，五洲传播出版社2007年版，第37、38页。
[49]王俊彦：《廖承志传》，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61页。
[50]刘德有等：《难忘的岁月——中日记者见证的两国关系》，五洲传播出版社2007年版，第38、39页。
[51]［日］《冈崎嘉平太传》刊行会编：《冈崎嘉平太传——信为经，爱为纬》，吕永和等译，吕昶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78、179页。
[52]孙平化：《中日友好随想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61、62页。
[53]张篷舟主编：《中日关系五十年大事记1932—1982·第五卷（1959—1982）》，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05、106页。
[54]刘德有等：《难忘的岁月——中日记者见证的两国关系》，五洲传播出版社2007年版，第49页。
[55]吴学文、王俊彦：《廖承志与日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306、307页。
[56]孙平化：《中日友好随想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63页。
[57]孙平化：《中日友好随想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64页。
[58]島田政雄、田家農『戦後日中関係五十年――日中双方の課題ははたされたか』東方書店、1997年、181頁。
[59]孙平化：《中日友好随想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65—71页。
[60]参见孙平化：《中日友好随想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72—74页；刘德有等：《难忘的岁月——中日记者见证的两国关系》，五洲传播出版社2007年版，第40、41页。
[61]《中日经济合作应当把眼光放得更远些》，载《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14、415、419页。
[62]［日］信夫清三郎编：《日本外交史》（下），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所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843页。
[63]サンケイ新聞社編『蒋介石秘録15？大陸奪還の誓い』サンケイ新聞社、1977年、143頁。
[64]サンケイ新聞社編『蒋介石秘録15？大陸奪還の誓い』サンケイ新聞社、1977年、148頁。
[65]张群：《我与日本七十年》，台湾中日关系研究会1980年版，第182页。
[66]黄天才：《中日外交的人与事——黄天才东京采访实录》，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5年版，第32页。
[67]张群：《我与日本七十年》，台湾中日关系研究会1980年版，第198、199页。
[68]添谷芳秀『日本外交と中国 1945～1972』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1997年、170頁。
[69]保阪正康『吉田茂という逆説』中央公論新社、2000年、234、235頁。
[70]井上正也：《第二次吉田书简与日台关系——台湾当局的对日战略与自民党政治（1963—1964）》，载《国际政治研究》2008年第1期，第56页。
[71]臧士俊：《战后日、中、台三角关系》，前卫出版社1997年版，第53页。
[72]林金莖『梅と桜―戦後の日華関係』サンケイ出版、1984年、172、173頁。
[73]林金莖『梅と桜―戦後の日華関係』サンケイ出版、1984年、195頁。
[74]井上正也：《第二次吉田书简与日台关系——台湾当局的对日战略与自民党政治（1963—1964）》，载《国际政治研究》2008年第1期，第57页。
[75]陈鹏仁：《近代中日关系史论集》，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331页。
[76]臧士俊：《战后日、中、台三角关系》，前卫出版社1997年版，第53页。
[77]井上正也：《第二次吉田书简与日台关系——台湾当局的对日战略与自民党政治（1963—1964）》，载《国际政治研究》2008年第1期，第59页。
[78]张群：《我与日本七十年》，台湾中日关系研究会1980年版，第199、200页。
[79]井上正也：《第二次吉田书简与日台关系——台湾当局的对日战略与自民党政治（1963—1964）》，载《国际政治研究》2008年第1期，第61页。
[80]添谷芳秀『日本外交と中国 1945～1972』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1997年、169頁。
[81]臧士俊：《战后日、中、台三角关系》，前卫出版社1997年版，第126页。
[82]池田直隆「日米関係と『二つの中国』―池田·佐藤·田中内閣期―」木鐸社、2004年、136頁。
[83]张群：《我与日本七十年》，台湾中日关系研究会1980年版，第207页。
[84]张群：《我与日本七十年》，台湾中日关系研究会1980年版，第209、210页。
[85]有关吉田给张群的书信，日方至今未正式公布，日方认为这是吉田茂的私函。参见陈鹏仁：《近代中日关系史论集》，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333页。
[86]井上正也：《第二次吉田书简与日台关系——台湾当局的对日战略与自民党政治（1963—1964）》，载《国际政治研究》2008年第1期，第70页。
[87]廉德瑰：《美国与中日关系的演变（1949—1972）》，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181页。
[88]添谷芳秀『日本外交と中国 1945～1972』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1997年、171頁。
[89]林金莖『戦後の日華関係と国際法』有斐閣、1986年、78頁。
[90]古川万太郎『日中戦後関係史』原書房、1988年、220、221頁参照。
[91]林代昭：《战后中日关系史（1945—1992）》，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70页。
[92]孙平化：《中日友好随想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74页。
[93]黄天才：《中日外交的人与事——黄天才东京采访实录》，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5年版，第93页。
[94]黄天才：《中日外交的人与事——黄天才东京采访实录》，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5年版，第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