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ct1">本章小结

1958年是战后中日关系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以“长崎国旗事件”为导火索，标志着中国的“民间先行，以民促官，政经不分离”的对日政策与日本岸信介内阁政治上“反共亲台”，经济上欲与大陆开展纯民间贸易的“政经分离”方针的直接对抗，结果中日之间的经贸往来被迫中断，中国也因此认识到开展民间经贸往来时，来自政府部门的政治保证是不可或缺的。中日关系经历了一个所谓“错误试行”的年代。基于此，中国先后向来访探路的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提出了改善两国关系暨重开两国经贸往来的“政治三原则”与“贸易三原则”。

“政治三原则”与“贸易三原则”的提出实质上是将球抛给日本政府，即任何意欲重开两国经贸大门的日本内阁均必须首先对上述原则做出正面回应。因此，这成了池田内阁成立后必须首先回应的问题。当时对意欲重开两国经贸大门的池田而言，客观的国际环境使他面临“两难”：一方面日本的外交基轴是日美同盟，当时美国对华的封锁政策导致池田内阁无法直接与中国发展政治关系；另一方面，作为重开中日经贸大门的前提，日本必须在政治层面提升与中国的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继任的池田首相委托松村谦三等人，授以全权，代表他出面向中方传递池田内阁的真实意图，并通过谈判来改善两国关系及有关中日贸易的原则问题。这为日后LT贸易的签署及两国互设联络处、互派记者奠定了政治基础。这样，尽管池田内阁仍坚持“政经分离”的原则，但通过他委托松村代替他全权处理中日关系这件事表明，LT贸易实际上已接近于中方所提的“贸易三原则”的第一项“政府协定”的原则。因此，从该意义而言，LT贸易的成功本质上是中日双方政治原则性与现实灵活性结合的产物。

如前所述，LT贸易本身的意义是积极且具突破性的，它不仅开辟了中日之间贸易的新途径，且和原先的民间友好贸易成为共同推动中日关系向正常化发展的“两个车轮”；并进一步地，它提升了中日经贸往来的层次，开启了中日间半官半民接触和交流的新窗口。因此，LT贸易在战后中日关系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是任何研究战后中日关系的研究者所不能绕开的。

与此同时，因不满日本与中国大陆的经贸往来，台湾当局一方面通过正式的“官方渠道”向日本外务省表示抗议，另一方面又通过日台之间的辅助沟通渠道——“亲台派”国会议员的力量直接向池田内阁施压。最终，池田从稳固自身在国内政治地位的立场考量，在继续开展与大陆进行经贸往来的同时，为了安抚台湾当局，又委托党内元老级的政治家及其他“亲台派”议员出面，缓和了一度陷入僵局的日台关系。因此，如果说以松村为首的“亲中派”议员是池田内阁联系中国大陆的代表的话，那么吉田及自民党其他“亲台派”国会议员则是池田内阁与台湾当局进行沟通的代表。在这整个过程中，池田居中操作，作为首相他不能直接出面，否则很容易引起大陆与台湾双方的激烈反弹，于是便通过松村和吉田分别代表他在大陆、台湾之间展开活动。从这个角度而言，池田的做法一方面避免了右派的攻击，另一方面又不至于损害松村等人与大陆建立起来的贸易关系。

从本书的研究视角考量，之所以将本章作为个案研究，其遴选的缘由绝非仅在于LT贸易和“第二次吉田书简”本身的重要性，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从“长崎国旗事件”到LT贸易的签署到两国互设联络处、互派记者及池田以吉田茂的名义向台湾当局发出两封“吉田书简”这一过程的详细描述，可以发现无论是社会党国会议员访华的探路之旅，还是以松村谦三为代表的自民党国会议员的沟通之旅和代理之旅及自民党内“亲台派”议员在缓和日台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等等，日本国会议员在整个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且作为“民间”角色的国会议员，与政府互为表里，在日本对外关系中发挥着特殊作用的现象并非是一种偶然。因此，本书认为遴选本章作为个案研究，在研究模型上是具有典型性可言的。(https://www.daowen.com)

具体而言，在对中国大陆方面，国会议员的角色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在野党社会党国会议员，另一类则是执政的自民党国会议员。前者作为“保革对立”的革新力量，长期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因此，在中日关系因“长崎国旗事件”陷入僵局之际，社会党的国会议员凭借社会党与中国共产党的特殊关系，可以先自民党一步前往中国访问，借以探明中国的政策，然后再向日本国内、自民党政府进行传递信息。因此，在野党在其中扮演了“传声筒”的作用。

相比之下，尽管自民党内派阀林立，不同派阀的政治家某些政见甚至大相径庭，但日本内外有别，侧重内部协商的政治文化传统中，自民党政治家相较于在野党的政治家，更加熟悉政府真实意图及对政府对华政策的了解是不言而喻的。自民党议员通过访华首先可以向中方传递日方领导层的真实意图，然后再将中方意图回馈给日方，从该意义上而言，自民党议员起到了积极的“沟通”作用。进一步地，自民党议员在获得政府授权的情况下，还可以扮演与中方谈判，落实谈判内容的“代理者”角色。

而在对台方面，虽然发挥“沟通”与“代理”作用的始终是自民党“亲台派”议员，但他们所扮演的角色也有不同。最初是台湾当局通过他们直接向池田内阁施压，之后池田又委托他们为政府的代理人，展开活动，进行一系列的安抚工作。

综上所述，无论是在野党还是执政党国会议员，通过穿梭于东京与北京的机会，可以在两国之间很好地传递信息，起到积极的“沟通”作用。但宥于日本政治结构，自民党长期处于执政地位的现实，自民党政治家可以在某些具体事宜上扮演“代理者”的角色，这是在野党政治家所不能及的。但在中日尚未复交、日本政治“保革对立”的情况下，因为在野党与中国共产党的特殊交往经历，在野党政治家也可以在中日关系上发挥有别于执政党政治家的“沟通”作用，因而他们的积极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日本在两岸之间均是通过“议员外交”展开交涉的，但两者所扮演的角色并不尽然相同。如前所述，对中国大陆而言，当时宥于中日尚未实现邦交正常化，因此“议员外交”是替代官方沟通渠道的唯一渠道。但在日台方面，双方维持着官方往来，“议员外交”只是作为官方渠道的一条辅助渠道存在的。在“第二次吉田书简”出炉的整个过程中，只是因为蒋介石不信任日本外务省，因此官方渠道一时受阻，才展开“议员外交”的。概而言之，前者属于“议员外交”的第一种模式，后者则属于第二种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