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台派”逐渐完成新老交替，少壮派“利益型”的思维方式也逐渐取代老一代“情感型”的思维方式
日本政界向来有“亲中派”和“亲台派”之分，前者因对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深感愧疚而积极主张中日友好，后者则因日台之间旧有的殖民情结及“感激”战后蒋介石对日的“四大恩德”[91]，而强调日本不应在与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的同时“抛弃”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在这个阶段，无论是“亲中派”或“亲台派”都属于“情感型”，因此或是对大陆或是对台湾，他们均呈现一边倒的倾向。在“亲台派”议员中，长期担任“日华恳”会长的山中贞则便是这类“情感型”人物的代表。
山中贞则出生于日本的鹿儿岛县，在日据时代曾就读于台北师范学校，毕业后在台湾屏东里港教书。这一系列在台湾的经历使山中对台湾留下了难以割舍的“情结”。他曾经表示，在年轻时，每日三餐和台湾人吃一样的东西，教的学生是台湾人，每次回台都要去“故乡”屏东与学生聚会。不仅如此，山中还逢人便自我介绍“我是台湾来的日本国会议员”，并认为“既然是‘台湾人’，就应该为台湾做一点事”。据说山中曾有机会担任首相，但当别人告知他“要首相就不能要台湾”时，他选择了台湾。山中因此被称为铁杆的“亲台派”，并在李登辉访日、日本对台籍日军赔偿等问题上多次对日本政府进行大力游说。[92]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的政治结构逐渐出现转型，过去日本的元老级政治家式微，年轻政治家抬头，战后的第三代政治家已经成为日本政治权力的主流。在日本政界逐渐步入新旧更替的时代，一些年轻议员对旧有的对台联系方式日益表示出不满。在这种情况下，以中川昭一为首的22名“日华恳”年轻议员于2000年3月另组成了新的超党派“亲台”组织——“二十一世纪委员会”（“日华恳”下属的次团体）。该组织的成立意味着日本政界对台沟通渠道也即将进入新旧交替时代，并对中日关系的发展及日本台海政策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00年3月台湾实现了首次的“政党轮替”，民进党一举成为台湾地区的执政党。在这种情况下，长期与国民党保持密切接触的“日华恳”一时手足无措，会长山中更是心灰意冷，甚至一度想辞职隐退，后在“日华恳”其他议员的极力挽留下留任。但因民进党此刻已成为执政党，要与台湾保持紧密的接触，与执政党保持联系也是必要的，因此“日华恳”从日本自身的国家利益出发，迅速转向，将主要交流对象改为民进党。[93]翌年5月，自民党还成立以“新生代”议员为主的“日台友好议员联盟”，从而实现了自民党“亲台派”的新老交替及对台政策由“日华”向“日台”的转变。
这些“亲台”组织认为台湾享有与日本共同的民主和自由的价值观，而对台湾有好感，政治上也倾向于台湾。但同时他们也认识到中日关系在日本外交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并不像老一代的“亲台派”议员那样在自己的政治活动中采取“非中即台”的模式，而是在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奉行着“脚踩两头船”的方针，老一辈议员之间那种“亲中”和“亲台”泾渭分明的情况在新生代议员中已不复存在。这一点从“日华恳”的成员大部分同时也加入了日本国会中最大的超党派的“亲中”议员团体——“日中友好议员联盟”[94]上则可见一斑。因此，他们并无意改变1972年以来日本只与中国大陆保持官方往来的现状，只是从日本的安全和国家利益角度出发，强调台湾海峡的稳定与否对日本安全的重要性，日本不应坐视台海局势的恶化。因此，他们的存在则使“双方在解决各种问题时将更有效率”。[95]
由是观之，冷战结束后，日本“亲台派”议员的势力呈现出两个多元化倾向，其一是朝野各党（除共产党外）均成立了“亲台”组织；再者随着台湾岛内政治版图出现变化，日本各“亲台”组织也逐步加强同民进党的联系。只是需要说明的是，日本各“亲台派”议员并未因为倾向于或与国民党或于民进党联系之故，可以泾渭分明地再细分成“亲国民党派”和“亲民进党派”。各“亲台派”议员组织与台湾政党加强沟通的根本目的均是为日本自身谋利，因此随着民进党的执政纷纷转向亲民进党，而在国民党2008年重新执政后，再次出现转向的倾向。另外，随着中日之间结构性战略矛盾的日益显现，日本越来越视台湾为防范与遏制中国的有效工具，加之岛内分裂势力的逐渐抬头，两股力量出现相互影响、相互合作的倾向。而其中，“亲台派”议员作为其中的中介者，在双方之间进行沟通的同时，也是双方用以对对方施加影响的有效途径。因此，国会议员在这一过程中还扮演了影响者的角色。
李登辉主政台湾之后，逐渐摒弃两蒋时代“汉贼不两立”的政策，提出所谓的“务实外交”以彰显台湾“主体性”的存在，拓展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其中，李登辉视“元首外交”为“务实外交”的重要成果，而日本又是台湾“外交”的“重中之重”，因此李登辉及台湾当局一直视“实现访日”为一种“外交突破”，而日本“亲台派”议员一直在这一问题上积极奔走，并最终为李登辉于2001年4月实现访日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前所述，早在1991年7月，李登辉就曾向日本政府表明个人希望访日的意愿。但在大陆的极力反对下，日本政府从维持两国关系的大局考量拒绝了李登辉的申请，但李本人及台湾当局并不死心，而一直意图突破。因此他们积极与日本“亲台派”议员进行接触。而日本政府表面上虽然强调“一个中国”的原则立场，但暗中却伺机突破，于是也通过“亲台派”议员与台湾当局进行秘密接触。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与“亲台派”议员仿佛“双簧”表演一般，在实现李登辉访日一事上积极运作，寻求突破。
1993年8月，新生党代表干事小泽一郎，不仅对李登辉访日问题表示，“台湾如果有这样的人物来访问的话，任何人都会欢迎的”，并认为政府应该许可阁员访台。[96]翌年3月，新生党首次派7名议员访台，担任团长的前厚生大臣小泽辰男再度表示欢迎李登辉访日。是年恰逢日本举办广岛亚运会，日本原拟邀请李登辉访日，在大陆的强烈反对下改由“行政院”副院长徐立德出席。虽然李登辉赴日未能实现，但此事也让日本电视、报纸、杂志竞相介绍台湾，特别是作为日本五大报纸中唯一在台北设立总局的《产经新闻》，始终在报道日台方面的消息上走在日本媒体的前列，其重要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对此，时任台“行政院”新闻局长的胡志强也认为，“日本媒体大幅度报导我国积极参加广岛亚运的新闻”，促使“李总统目前在日本已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而且“日本媒体也都以‘李总统’直接尊称我国元首”，“这相当于20亿日元以上的宣传价值”。[97]
1995年5月22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国会的压力下批准李登辉访美之后，关于他访日之事再次被炒作起来。6月1日、6月10日、6月16日和17日，自民党“日华恳”会长藤尾正行、“日本文化振兴会”会长、与日本皇室有着密切关系的石井勋、“日本经济综合开发机构”理事长星野进保、与村山首相私交甚密的明治大学校长岗野加穗等人先后率团访台，与台湾当局就如何实现李登辉访日进行会谈。[98]日本众多国会议员不仅频繁访台为李登辉访日造势，还公开在国内大肆鼓吹。6月15日，自民党干事长、“日华恳”成员平沼赳夫，“日华恳”会长代理佐藤信二在自民党干部会议上达成共识，确立了将努力促使李登辉出席大阪亚太经合会议及京都大学校友会的行动目标。[99]6月27日，日本众议员野田实、安培晋三、根本匠、石原伸晃、住博司、岸田文雄等组成的日本自民党政调会访台团，在日本“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所长杉本信行陪同下，与李登辉会晤，并就其赴日问题交换了意见。
6月下旬，新进党干事长小泽一郎在记者会上表示，“李登辉以国家领导人身份前来日本访问，在现阶段是不可能的，但如果他以私人访问方式，前来参加京大校友会，并非不可能”。而新进党所属的“亲台”组织“日华议员联盟”（众议院议员84人，参议院议员18人，共102人）会长小泽辰男、干事长船田元与众议员坂本刚二、参议员井上计等人，则向外相河野洋平正式递交要求同意李登辉赴日、出席京都大学的同学会及大阪亚太经合会议的书信。
不仅如此，7月24日，日本各政党的“亲台”议员组织与民间“亲台”组织，包括自民党“日华恳”会长藤尾正行、代理会长佐藤信二、新进党“日华议员联盟”总干事船田元、新党先驱“日华议员恳谈会”事务局长宇佐美登、参议院“日华友好议员联盟”总干事村上正邦、“日华亲善协会全国联合会”会长平沼赳夫、“亚东新闻善协会”理事长石原荣、“日华亲善协会”理事长仓田宽之等近20人，联合举行“积极推动”李登辉赴日访问会议。[100]
1995年9月13日，“日华恳”成员、参议院自民党干事长村上正邦再次赴首相官邸，与官房长官野坂浩贤进行协商，要求日本政府发函邀请李登辉访日。9月21日，村上正邦又赴台与李登辉举行单独会谈，李一再向村上表示，希望能够由“国家元首级”人物代表台湾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大阪年会。[101]翌日下午，村山内阁运输大臣、“日华恳”成员平沼赳夫与野坂会晤，向其表示了“难道中华民国作为一个经济体还不应该被接纳入国际体系之中吗”的不满。[102]
1997年4月27日，新进党议员、前政审会长爱知和男率14名国会议员访台，与李登辉等人会晤，并就李的访日问题达成一致意见。[103]5月20日，“日华恳”召开总会，山中贞则会长表示要“跨越党派间的鸿沟，加强与台湾间的交流”，并正式决定接下来将以推动李登辉参加同年秋天举办的“京都大学成立100周年纪念大会”作为活动的目标。[104]
之后，虽然京都大学以不邀请未在学校领取毕业证书的学生出席百年校庆为由事实上拒绝了李登辉访日。但经过这一系列的过程，使得台湾及李登辉访日议题在日本国内再次被热炒。1997年6月，据日本某项民意调查显示，已经有超过60%的日本国民认为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而对于李登辉访日问题，74．8%的日本民众认为，虽然日台之间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也应当同意李登辉访日。[105]
李登辉意图访日多次被拒的重要原因在于李当时仍任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其政治敏感度不言自明。为此，早在民进党当局上台之前，李登辉就多次表示要在卸任之后实现访日的愿望。在民进党当局上台后，李登辉再次表示，希望借参加2000年10月在日举办的“亚洲展望研讨会”或11月举办“京都论坛”之机赴日访问。[106]民进党当局为了推动对日关系的开展，也借机全力对日游说。3月23日，陈水扁对日本记者表示，希望日本接受李登辉赴日。[107]
然而，民进党当局为李登辉赴日大造舆论、试图谋求对日“突破”遭到了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并向日本政府提出严正交涉。考虑到中国总理朱鎔基即将于2000年10月初赴日访问，森喜朗政府也对改善中日关系十分重视，不希望李登辉此时赴日影响森政府外交。而且，以河野洋平为首的日本外务省也表示强烈反对李登辉访日，认为此举将严重冲击中日关系。因此，日本国内外情势迫使自民党也不得不以大局考虑，森喜朗政府向李登辉表示婉拒之意，李登辉也就此主动撤回了赴日签证申请。
2001年4月10日，李登辉通过其“密友”彭荣次向日本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再次提出签证申请。[108]4月12日，时为保守党众议员的小池百合子[109]牵头与自民党议员盐崎恭久、平泽胜荣，民主党议员松崎公昭、上田清司，自由党议员盐田晋，无党派中田宏共七名国会议员共同发起成立“实现李登辉在日本治疗超党派国会议员之会”，并在当天下午联署65名议员召开临时大会，通过三点紧急声明：（一）李登辉已为民间人士，并表明访日目的不在于从事政治活动而在于治病；（二）签证发给事关国家主权，若恐中国政府反弹而拒发签证，将使日本政府及本国公民在人道主义观点上受到世界各国的批判；（三）基于上述人道主义观点，应该尽速发给李登辉签证。[110]随后，该会成员于13日拜会森喜朗首相及河野外相等内阁官员，要求速发签证给李登辉。
在此次李登辉赴日问题上，李鉴于以前失败的教训，做了精心准备。首先，在他发表赴日计划以前，先顺利访问捷克和英国等地，并申请到美国签证，作为赴非邦交国的前例，借以向日本政府示范、施压。其次，提出“人道主义”的“心脏就医”理由，从而具有比20世纪90年代参加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国际体育活动以及所谓的学术会议等具有更大的政治欺骗性。之前，由于李是台湾地区领导人，日本基于《中日联合声明》立场无法支持其入境。如今，李已卸任，其就医的“人道主义”理由也最不具有“政治”色彩，从而使日本国内接受程度相当高，这也是促使李登辉顺利赴日主要因素之一。
“实现李登辉在日本治疗超党派国会议员之会”发起人之一的无党派议员中田宏，则对签证得失做了详细分析：“就日中关系而言，发给签证，短期间将引起中共的强烈反弹，此乃最大负面影响，但中长期的是日中关系，并不会因此持续恶化；另一方面，拒发签证，短期间将受到中共的肯定与欢迎，但未必中长期亦是如此，相反地，中共方面将体认在日台关系上，对日方持续彻底施压，有其成效，此乃中长期的负面影响。”[111]相反地，就日台关系而言，拒发签证，就将使民进党上台以来日益升温的日台关系逆转直下，这将不仅是短期影响，更很可能是中长期的影响。即短期内，民进党当局必对日方的决定强烈反弹，中长期则是民进党当局“不对日方持续施压是不行的，施压的方式过于软弱”的教训。[112]
2001年4月17日，森喜朗两次与河野外相会晤协调，但仍未达成共识。[113]下午，平泽胜荣等“实现李登辉赴日治疗超党派国会议员之会”的10名成员拜访卫藤副外相，要求“请尽快发给签证”，卫藤则回答“会竭尽全力”。[114]如此一来，围绕李登辉访日，日本政界形成了两大阵线较劲的局面。在内阁中，主要是首相森喜朗（赞成）对外相河野洋平（反对）；在国会中，一边是由以自民党、民主党为主的“亲台派”议员组成的“实现李登辉在日本治疗超党派国会议员之会”对“亲中”派首领、自民党前干事长野中广务和加藤紘一；而在外务省内，则形成了副外相卫藤征士郎（赞成）对亚洲大洋洲局局长槇田邦彦（反对）对峙的状况。[115]
显而易见，赞成与反对两派，前者势力大于后者。不但如此，在“实现李登辉在日本治疗超党派国会议员之会”及日本一些“亲台派”学者如中嶋岭雄等人的大肆宣传之下，日本媒体也呈现“一边倒”的情势，几乎口径一致地要求外务省向李登辉发放签证。[116]在这样的情况下，2011年4月19日河野外相召开记者会表示，鉴于森喜朗首相的强烈要求，加之在李登辉同意（一）不离开医院所在的冈山县仓敷市；（二）在必要的就医天数以外不在日本停留；（三）自我约束不做政治活动这三个条件的基础上，外务省基于“人道的观点，而且仅限于22日到26日之间的行程，在我国的活动只属于医疗行为，不涉及任何政治活动”等立场，决定同意签发签证。[117]就这样，日本不顾中方的一再反对，一意孤行地给李登辉发放了签证。20日，河野通知“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同意签发签证，并将此决定回报森喜朗。下午5时30分，“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立即将同意发放签证一事正式通知李登辉一行11人。
2001年4月22日傍晚，李登辉一行抵达大阪关西国际机场，获得了日方免通关待遇，且有警车开道，还有日本警察代为护卫安全，待遇几近“国宾”。为了答谢“实现李登辉在日本治疗超党派国会议员之会”的努力，李抵达大阪当晚，就在下榻的饭店与小池百合子会晤，并于次日共进早餐。李对小池拉拢64位国会议员向政府施压感激涕零，并再次抒发了“22岁前是日本人”的“肺腑之言”。[118]
李登辉实现赴日成为日本政府对台湾态度转变的标志性事件，从而促使日本政界更加重视台湾，众多政界议员纷纷赴台与陈水扁当局会面，从而在2001年8月到9月间形成“空前的访台热潮”。如在8月份就有各党40多位议员赴台，如此庞大访台阵容让台湾忙得不可开交，这是“从没有过的”：特别是2001年8月19日，来自日本民主党（众议员金子善次郎）、自由党（参议员平野贞夫）、无党籍的24名新生代年轻国会议员赴台，掀开“访台热潮”的序幕。这些新生代议员大部分来自“亲台”色彩浓厚的“日本时局新话会”，该组织曾在台湾当局官员访日问题上发挥过重要的作用。23—25日，自民党众议院议员小林兴起率10名议员访台；29—30日，自民党副干事长、原农林产业大臣中川昭一等人访台；29—31日，原防卫厅长官卫藤征士郎等三人访台；8月31日—9月3日，原国土厅长官龟井久兴访台。[119]
如前所述，民进党上台之后“日华恳”很快扭转方向，视民进党为主要交流对象。由于“日华恳”的规模及影响力巨大，因此尽管“日华恳”长期以来一直是以国民党为接触对象，但一旦转向后仍为台日关系发展推动的最关键角色。如台湾当局高级官员或“立法委员”访日均通过“日华恳”代为洽排参访日程及协助接待，“日华恳”由是成了促进日台实质关系发展的重要渠道。此外，在“日华恳”及台湾各界共同关注下，日本还于2002年1月15日在日内瓦召开的“WHO执行委员会”中，对“台湾参与WHO案”未投反对票。日本政府甚至公开表示，对于台湾在医疗保健方面的提升，寄以关切，期望台湾能列席观察员与会。此外，2003年1月在日本召开的“北太平洋鮪鱼临时科学委员会”（ISC），在“日华恳”成员、前农林水产大臣、众议员中川昭一积极协助下，将原仅必须是国家（states）方能成为会员的条文修改为是“states/fishing entities”即可为会员，确保了台湾以会员身份与会的权益。2005年8月5日，跟随“日华恳”在众议院推动通过赋予台湾观光客访日永久性免签证法案后，参议院也表决通过，完成立法。这是日本首次开放永久签证给非官方关系地区。日本政府依该法决定继爱知世博会结束后，台湾观光客访日继续享有签证待遇。2007年9月，“日华恳”又推动国会通过日台驾照相互承认法案，2008年10月正式生效。进一步地，在“日华恳”的积极运作下，自2008年开始，日本部分地方政府已将长期在日居留的台湾人的“外国人登录证明书”中“国籍”一栏，从“中国”改注为“台湾”。2009年，“日华恳”又促成了日台青少年假期打工签证、旅游事务层次对话、增设“亚协”札幌办事处及松山—羽田机场对飞等事宜。为此，台当局及“亚协”也多次表达了对“日华恳”的谢意。
2008年3月22日，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实现了第二次“政党轮替”，国民党重新执政。因马英九在保钓问题上一直态度坚决，加之其曾表示过“终极统一论”等缘故，日本政界对马疑虑颇深。而为了比较准确地将自己认为“台日关系属于特殊伙伴关系，希望加强与日本的关系”等观点向日本进行转达，马英九于12月初分别派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国民党副主席江丙坤和国民党主席吴伯雄前往日本，与“日华恳”会长、众议员平沼赳夫及其他成员会谈。
江丙坤早年负笈日本，半工半读，并于1971年取得了日本东京大学的农经博士学位，其在日求学长达九年。回到台湾后，他长期在“行政院”担任经贸部门的负责人。他在日本的求学经历及经贸背景使得其成为台湾政界著名的“知日派”，并和日本众多政界与财界要员私交匪浅。日台“断交”后，台湾十分注重对日进行国会外交，一方面积极拉拢日本各党派国会议员，另一方面也在“立法院”内成立各种“国会联谊会”组织。而超党派的“立法院台日交流联谊会”则是其中成员较多、影响较大者。2002年2月1日，江丙坤当选台“立法院”副院长之后，旋即对该会进行了改组，并出任会长。同年4月，他率团赴日访问，会见了时任众议院议长绵贯民辅和前首相、众议员森喜朗。此外，他还在同年7月赴日后与日本国会议员约40人（台湾方面24位“立法委员”）共同举行了“日台国会议员交流会议”，从而推动台日“国会外交”的开展。[120]因此，马派他出访日本，借助他在日本的“人脉”关系，将马的意见进行传递和作为吴伯雄访日先导的意味不言而喻。而吴伯雄作为台湾“执政党”的主席，在台日不能直接进行官方往来的情况下，一方面固然是将马对日观点传递给日本的不二人选，另一方面也是乘机修复国民党在野八年期间有所冷落的与“日华恳”的关系。
因此，他们抵达日本后，不但将马英九对台日关系的看法向平沼赳夫做了很好的传达，吴伯雄还表示“国民党作为执政党，非常重视与日本的关系，期盼能补强国民党在野八年期间双方关系的不足之处，更希望能与日方坦诚交换意见，避免不必要的误会，进一步增进双方关系”。此外，吴伯雄告知平沼，马英九极为重视这次国民党的访日之行，连日来多次接见他，希望他代为向日方传达几件事，包括：除了台美关系外，台湾和日本的关系也是台湾方面十分希望加强的一环；台湾希望日本与中国大陆也能增进彼此关系，创造台、日、中“三赢”的机会；希望日本今后能协助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活动，扩大台湾的国际空间。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也通过平沼向江丙坤、吴伯雄等人传达了日方希望台湾在专注于两岸关系发展时，不要忽略与日本的关系。[121]
2010年9月的钓鱼岛撞船事件发生后，日政界又利用各种活动展开拉拢台湾的活动。他们利用台湾庆祝“双十”的机会，由平沼赳夫率团，民主党前防卫政务官长岛昭久、日本奋进党议员藤井孝男等18人参加的“日华恳”访问团于10月9日赴台访问，意图再构筑与台湾的人脉，并对大陆加以牵制。[122]因10月31日台北松山机场与东京羽田机场对飞起航，前首相安倍晋三受马英九邀请抵台。安倍于30日抵台后，马英九亲自设晚宴款待安倍一行，翌日在首航庆祝酒会上，二人二度碰面。亚东关系协会会长彭荣次表示，安倍此行意义重大，由于前首相麻生太郎4月才访台，半年后安倍也到访，表示“政府”不仅重视与日本民主党政府交往，也与向来交好的自民党维系良好关系，显见经营台日关系有成。安倍访台期间还曾赴“忠烈祠”献花致意，行程安排与往昔访台的日本国会议员大相径庭。显而易见，安倍此举是日本向台释出善意的重要标志，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拉近日台关系，避免台湾在钓鱼岛问题上与大陆保持一致。
2011年日本“3·11”灾难发生后，台湾各界踊跃捐款，总数达156亿日元，为日本接受海外援款之最。与此同时，“立法院长”王金平、海基会理事长江丙坤、“行政院政务委员”尹启铭等一行还组成“赈灾慰问团”于2011年4月21—23日访问日本。访日期间，“日华恳”会长平沼赳夫率65名众参议员在东京为王金平一行举行了盛大的欢迎酒宴。甚至原先没有在出席名单中的前首相麻生太郎还专程赶来与王金平会晤，并感谢台湾对日的援助。22日下午，前首相鸠山由纪夫也与王金平一行举行会谈，并有8名国会议员陪同出席。日本政界如此高规格接待台湾来访团体实属罕见。5月5日，日本众议院副议长、“日华恳”成员卫藤征士郎在台北与马英九举行会谈，并代表日本众议院感谢台对日提供的援助。
5月8日，台南乌山头水库的“八田与一纪念园区”开幕，前首相森喜朗、“日华恳”干事长藤井孝男等25名国会议员特地访台出席开幕典礼，并与马英九、台南市长赖清德等人会晤。[123]需要提及的是，日台“断交”后近40年时间内，日本前首相访台者仅有福田赳夫（1992年）、森喜朗（2003年、2006年、2011年）、麻生太郎（2010年）和安倍晋三（2010年）四人，从他们访台的时间来看，极大地体现了近期日台关系的热络程度。即使在2012年9月，日本对钓鱼岛、南小岛、北小岛实现“非法”国有化后，出于对两岸联合保钓的担忧，日本一方面主动提出重启日台第十七次渔业谈判，另一方面又利用台湾庆祝“双十”的机会，“日华恳”副会长中井洽率领卫藤征四郎等29名成员借机访台。
综上所述，从总体上来看，日本国会议员在两岸之间的外交活动中扮演着沟通者的角色。当日本政府不能直接与两岸的某一方进行沟通时，议员在双方之间传递信息、充当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搭建彼此沟通的桥梁、做双方相互影响的中介者等等，发挥了重要的沟通作用。而随着中国大陆与台湾在日本对外排序的不同，日本对两岸的外交也差异很大，这也就决定了“亲中派”与“亲台派”国会议员在进行“议员外交”时，所扮演的角色也各有侧重。总体而言，前者在中日关系面临重大转折时期，积极地发挥了代理者与搭桥者的作用，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后者，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越来越多地扮演着日台相互影响、相互合作的中介者的角色。如前所述，此一阶段的日本“亲台派”议员逐渐完成新老交替，“利益型”的议员成为主流。他们与台湾一切的接触均以日本的国家利益为目标，而视台湾为有效遏制与防范中国的工具。因此，尽管日本“亲台派”议员有以国民党或以民进党为主的派别，但一旦台湾实现政党轮替，他们还是会立即转向，与之进行接触。因此，日台之间的这类交往虽不会导致日本只与中国大陆保持官方关系的两岸政策的基本框架发生根本性转变，但决不能忽视“亲台派”议员游走日台之间，进行“议员外交”对中日关系带来的负面影响。
【注释】
[1]細谷千博『サンフランシスコ講和への道』中央公論社、1984年、218頁。
[2]［美］傅高义、袁明、［日］田中明彦主编：《中美日关系的黄金时代（1972—1992）》，归永涛译，重庆出版社2009年版，第45、46页。
[3]毛里和子『日中関係 戦後から新時代へ』岩波書店、2006年、5頁。
[4]渡辺昭夫『戦後日本の対外政策』有斐閣、1985年、69頁。
[5]吉田茂『回想十年』（第3巻）中央公論社、1998年、81—87頁。
[6]渡辺昭夫『戦後日本の対外政策』有斐閣、1985年、70頁。
[7]林金莖：《梅と桜―戦後の日華関係》サンケイ出版、1984年、132頁。
[8]吉田茂『回想十年』（第3巻）中央公論社、1998年、85—87頁。
[9]冯昭奎等：《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199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17页。
[10]李恩民：《中日民间经济外交（1945—1972）》，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51页。
[11]当时日本实际处于美国的占领时期，这一时期受英文称呼先彼后己的影响（如当时称呼两国关系时，英文表述一律为“CHINA－JAPANESE RELATION”），因此该联盟的名称也采用先中后日的叫法。直到1952年12月12日改组后才称“日中贸易促进议员联盟”。古川万太郎『日中戦後関係史』原書房、1988年、24、25頁参照。
[12]参见宋成有、李寒梅等：《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1994》，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110页；翟新：《松村谦三集团和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4页。
[13]臧士俊：《战后日、中、台三角关系》，前卫出版社1997年版，第90页。
[14]李恩民：《中日民间经济外交（1945—1972）》，人民出版社第148、149页。
[15]長谷川雄一編『日本外交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南窓社、2004年、214頁。
[16]臧士俊：《战后日、中、台三角关系》，前卫出版社1997年版，第90页。
[17]张篷舟主编：《中日关系五十年大事记1932—1982·第四卷（1946—1958）》，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399页。
[18]臧士俊：《战后日、中、台三角关系》，前卫出版社1997年版，第90页。
[19]長谷川雄一編『日本外交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南窓社、2004年、215頁。
[20]张篷舟主编：《中日关系五十年大事记1932—1982·第四卷（1946—1958）》，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417页。
[21]添谷芳秀『日本外交と中国 1945—1972』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1997年、81、82頁。
[22]長谷川雄一編『日本外交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南窓社、2004年、217頁。
[23]孙平化：《中日友好随想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24、25页。
[24]添谷芳秀『日本外交と中国 1945—1972』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1997年、91頁。
[25]臧士俊：《战后日、中、台三角关系》，前卫出版社1997年版，第90页。
[26]《中日贸易协定》（1955年5月4日），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集·第4集》（1955），法律出版社1956年版，第258页。
[27]《中日贸易协定》（1955年5月4日），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集·第4集》（1955），法律出版社1956年版，第259页。
[28]《中日贸易协定》（1955年5月4日），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集·第4集》（1955），法律出版社1956年版，第260页。
[29]参见石川忠雄、中嶋嶺雄、池井優編『戦後資料―日中関係』日本評論社、1970年、72頁；興梠一郎「戦後日中関係」、長谷川雄一編『日本外交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南窓社、2004年、217、218頁；添谷芳秀『日本外交と中国 1945—1972』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1997年、82頁；《中日关于日本政府对中日贸易协定予以支持和协助的来往信件》（1955年5月4日），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集·第4集》（1955），法律出版社1956年版，第262页。
[30]李恩民：《中日民间经济外交（1945—1972）》，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89页。
[31]添谷芳秀『日本外交と中国 1945—1972』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1997年、25頁。
[32]毛里和子『日中関係 戦後から新時代へ』岩波書店、2006年、15頁。
[33]毛里和子『日中関係 戦後から新時代へ』岩波書店、2006年、3頁。
[34]林金莖：《梅と桜―戦後の日華関係》サンケイ出版、1984年、220頁。
[35]马树礼：《使日十二年》，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7年版，第4页。
[36]按照规定双方的会长（日方的理事长任副会长，但实际上是具体负责人）、理事长等层级人员必须由双方商界人士出任。如日方“交流协会”首任会长即由经团连副会长堀越祯三担任；台湾方面的理事长则由台湾糖业公司理事长张研田出任，常务监事则由“中华民国”工商协进会理事长辜振甫担任。参见林金莖：《梅と桜―戦後の日華関係》サンケイ出版、1984年、343頁；李恩民：《中国的崛起与日本对台交涉管道的变迁》，载朱云汉、贾庆国主编：《从国际关系理论看中国崛起》，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304页。
[37]日“交流协会”的建立还得到了当时通商产业省（现经济产业省）的认可。（財）交流協会 東京本部「交流協会について」、http：//www．koryu．or．jp/ez3＿contents．nsf/22。
[38]一个正式的外交机构可以做到以下八点，即：（一）签发入境的签证；（二）签发海外侨民的护照；（三）可以使用外交邮袋；（四）可以使用密码通讯；（五）外交人员可以进入机场内部接待客人；（六）工作人员享有外交待遇；（七）公开使用国名；（八）在室外悬挂国旗、国徽等。而日台“断交”之后相互设置在对方的具有准外交关系（Quasi－Diplomatic Relationships）的机构则完全具备前五点，至于第六点仅是局部具备。参见卫民：《中华民国的双边外交——功能主义外交的检讨》，财团法人张荣发基金会“国家”政策研究中心1991年版，第27、28、37页。
[39]李恩民：《中国的崛起与日本对台交涉管道的变迁》，载朱云汉、贾庆国主编：《从国际关系理论看中国崛起》，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302页。
[40]林金莖：《梅と桜―戦後の日華関係》サンケイ出版、1984年、343頁；黄自进访问、简佳慧记录：《林金茎先生访问记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第85页。
[41]外務省『外交青書』、平成四年版（第36号）、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1992/h04－3－1．htm＃f14。
[42]《中日关系有突破性发展》，载《中央日报》1991年5月6日。
[43]双方最先协议各派30人，其后两次各增10人，到20世纪80年代初已达50人。参见张宝树：《对日本人士的诤言与期望》，“中华民国”日本研究学会1982年版，第86页。
[44]川島真？清水麗？松田康博？楊永明『日台関係史 1945―2008』東京大学出版会、2009年、252頁。
[45]吴寄南：《冷战后的日台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9页。(https://www.daowen.com)
[46]「自衛隊50年岐路の最前線4――『台湾駐在武官』中台緊張の渦にもまれ」『朝日新聞』、2004年3月22日。
[47]如现任会长依旧是财界出身的服部礼次郎（精工株式会社董事长）出任，理事长是原驻以色列和马来西亚大使今井正出任，台北事务所所长樽井澄夫系原驻华公使、裁军会议大使、冲绳担当大使。（財）交流協会 東京本部［組織紹介］参照、http：//www．koryu．or．jp/ez3＿contents．nsf/22/C6C614CCA613454D49257465000F5E5E？OpenDocument。
[48]参见罗福全：《罗福全与台日外交》，财团法人吴三连台湾史料基金会2012年版，第101—141页。
[49]《马见沈斯淳：你可以直达天听》，中国评论新闻网，2012年3月2日，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50]据台外事部门的认定，台在无“邦交国”开设的“代表处”（representative office）地位等同“大使馆”，“办事处”则等同“领事馆”。参见卫民：《中华民国的双边外交——功能主义外交的检讨》，财团法人张荣发基金会“国家”政策研究中心1991年版，第15、16页。
[51]卫民：《中华民国的双边外交——功能主义外交的检讨》，财团法人张荣发基金会“国家”政策研究中心1991年版，第37页。
[52]何思慎：《摆荡在两岸之间：战后日本对华政策（1945—1997）》，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105页。
[53]卫民：《中华民国的双边外交——功能主义外交的检讨》，财团法人张荣发基金会“国家”政策研究中心1991年版，第38页。
[54]参见台“外交部”：《外交部加强国会外交作业要点》，www．mofa．gov．tw/webapp/mp．asp。
[55]黄天才：《中日外交的人与事——黄天才东京采访实录》，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5年版，第244页。
[56]马树礼：《使日十二年》，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7年版，第163页。
[57]黄自进访问、简佳慧记录：《林金茎先生访问记录》，中央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第107页。
[58]此处言论依据是2008年11月28日笔者在台湾淡江大学时对台湾前“驻日代表”罗福全的访谈。
[59]马树礼：《使日十二年》，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7年版，第176页。
[60]当时日台间尚有“日华文化协会”、“日华大陆问题研究会”、“亚东亲善协会”及“日华亲善协会”等交流平台，但均不如“日华恳”那样能在“交流协会”、“亚协”机制外发挥政治的补充作用，即进行日台高政治级别的交流，解决问题。此外，自民党青年局也是当时日本政界一个比较重要的“亲台”组织，但其重要性不及“日华恳”，且成员除国会议员外，另有众多地方议会议员组成，故本书仅作提及。参见松本彧彦等『日台関係の新たな設計図 実務外交と草の根交流』青山社、2010年、1—37頁；川島真？清水麗？松田康博？楊永明『日台関係史 1945―2008』東京大学出版会、2009年、136頁；武見敬三「日台関係――脆弱の中の安定」『世界』、1991年4月号。
[61]添谷芳秀『日本外交と中国 1945—1972』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1997年、118、119頁。
[62]李恩民：《中国的崛起与日本对台交涉管道的变迁》，载朱云汉、贾庆国主编：《从国际关系理论看中国崛起》，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298、299页。
[63]毛里和子『日中関係 戦後から新時代へ』岩波書店、2006年、20頁。
[64]［日］本泽二郎：《日本政界的“台湾帮”》，吴寄南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118页。
[65]另据台湾学者徐年生的研究，彭孟缉在回台前夕召开的座谈会上与北泽直吉等自民党国会议员进行了畅谈，希望他们为了维持与发展日台关系有所组织性的行动，为递补因日台“断交”而丧失的官方关系而建立新的交涉管道。参见徐年生「戦後の日台関係における日華議員懇談会の役割に関する研究：1973－1975」『北大法学研究科ジュニア？リサーチ？ジャーナル』、No．10 2003、127頁。
[66]林金莖：《梅と桜―戦後の日華関係》サンケイ出版、1984年、342頁；黄自进访问、简佳慧记录：《林金茎先生访问记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第91、92页。
[67]林金莖：《梅と桜―戦後の日華関係》サンケイ出版、1984年、368頁。
[68]徐年生「戦後の日台関係における日華議員懇談会の役割に関する研究：1973 －1975」『北大法学研究科ジュニア？リサーチ？ジャーナル』、No．10 2003、127頁。
[69]参见李恩民：《中国的崛起与日本对台交涉管道的变迁》，载朱云汉、贾庆国主编：《从国际关系理论看中国崛起》，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308页；马树礼：《使日十二年》，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7年版，第9页。
[70]徐年生「戦後の日台関係における日華議員懇談会の役割に関する研究：1973 －1975」『北大法学研究科ジュニア？リサーチ？ジャーナル』、No．10 2003、128—130頁参照。
[71]李恩民：《中国的崛起与日本对台交涉管道的变迁》，载朱云汉、贾庆国主编：《从国际关系理论看中国崛起》，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309页。
[72]参见［日］本泽二郎：《日本政界的“台湾帮”》，吴寄南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125、126页；吴寄南：《冷战后的日台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4页。
[73]详见本书第七章。
[74]日本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因为兵源不足曾向台湾进行征兵。日本战败后，台湾回归中国，这些士兵也回到台湾，是所谓的“台籍日本兵”。日本政府在战后曾对那些参战的日本老兵加以抚恤，却未涉上述的“台籍日本兵”。直到20世纪80年代，台湾当局才与日本政府交涉补偿事宜。为了顺利交涉，台湾的“亚协”驻东京代表处便通过“日华恳”的关系，委托当时任名誉会长的山中贞则出面与大藏省接触相关事宜。“日华恳”还于1983年1月30日召开总会，决议应依照日本的正常做法，通过负责制定政府政策和预算的自民党“政调会”特别立法，编列预算，按部就班以促其成。之后，日本政府和自民党亦通过“日华恳”与台湾方面协商、交涉。最后，在“日华恳”成员金丸信、藤尾正行等人的帮助下，日本国会于1987年9月11日、18日分别在众、参两院通过了“弔慰金”案，决定除了对遗族每人致送“弔慰金”200万日元之外，另加拨事务费4700万日元，作为委托日台双方的红十字会发放之用，并决定1988年起正式分发，分三年完成。同年12 月27日，由自民党干事长安倍晋太郎、总务会长藤尾正行、政务调查会会长渡边美智雄、参议院议长土屋义彦、代理干事长桥本龙太郎、内阁官房长官小渊惠三、大藏大臣宫泽喜一等出面协商，达成执行协议，终使此事告一段落。参见黄自进访问、简佳慧记录：《林金茎先生访问记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第121页；马树礼：《使日十二年》，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7年版，第134—137页。
[75]日本民社党原名民主社会党，1960年由社会党右派议员所建立，1969年改称民社党，其对外政策坚持“反共主义”，1994年解散后加入新进党。1981年11月，该党在一些“亲台”学者、议员的支持下，成立了“日华恳谈会”，这是日本在野党议员成立的首个“亲台”组织。参见張隆義「日華関係の現況と展望」『問題と研究』、1992年1月号、76頁。
[76]杨运忠：《日台关系进入重视政治交往的新阶段》，载《日本学刊》1996年第3期，第24页。
[77]如2002年5月，日本民主党干事长菅直人在上海参加的一场研讨会上公开表示：《中国应该容许台湾加入联合国。我知道中国对我说这话是会反对的，但我认为台湾加入联合国与中国以统一为目标这两者之间并无矛盾。关于台湾问题的解决，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个人均不支持行使武力”。对菅直人的说法，台湾方面表示十分欢迎。2002 年11月，在菅访问台湾之际，陈水扁特地就此事向他表示谢意。菅在与陈会谈后又再次表示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他说：《中台两国不管未来出现什么样的形势，但我认为台湾加入联合国无论是对亚洲的稳定，世界的稳定还是对日本而言都将有正面的意义。”当然与此同时，他还附加声明：《台湾加入联合国问题的表述只是我个人意见，并非代表党的意见，也不表示民主党支持台湾独立。”岡田充『中国と台湾 対立と共存の両岸関係』講談社現代新書、2003年、217、218頁参照。
[78]張隆義「日華関係の現況と展望」『問題と研究』、1992年1月号、77、78頁。
[79]「日台野党議員が初のシンポ」『毎日新聞』、1990年12月11日。
[80]羊晓东：《日本“新党先驱”访华》，载《中国时报》1994年8月31日。
[81]［日］本泽二郎：《日本政界的“台湾帮”》，吴寄南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86、87页。
[82]马树礼：《使日十二年》，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7年版，第338、339页。
[83]黄贵美：《日小泽一郎：欢迎李总统访日》，载《自由时报》1996年5月12日。
[84]早在1991年7月，李登辉就曾向日本政府表明个人希望访日的意愿，使预定海部俊树首相8月访华的日本政府非常为难。中国驻日大使也向日方提出交涉，迫使李登辉取消。1992年10月，李登辉欲参加在东京举行的第二届“亚洲展望研讨会”，但此日程与日本天皇访华日期重叠，日本政府以时期不当为由，拒绝李登辉赴日。1994年，李登辉又欲借广岛亚运会之机实现赴日之旅。台湾当局民进党籍“立法委员”吕秀莲于8月联署112位“委员”在立法院提案，要求推动“送李登辉到广岛”运动。9月，台湾7位“立法委员”组团赴日，将这份署名名单送交日本政府人士，并会见社民党、新生党、自民党的干部，要求他们发挥国会议员影响力，帮助李登辉成行。1995年，李登辉企图借11月大阪亚太经合组织（APEC）年会之机赴日。特别是1995年5月，美国总统克林顿批准李登辉访美之后，台湾当局加强了对日攻势。6月，部分国民党籍“立法委员”组成“玉山会”邀请京都大学校长井村裕夫访台造势，为李登辉赴日“铺路”。7月，台湾驻日代表处为此还在内部成立了“推动李总统出席亚太经合会议行动小组”。此外，国民党党营事业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刘泰英、“立法院长”刘松藩、“立法院”副院长王金平等人也相继访日，全力游说。参见「李総統が訪日希望 中国の反発必至 実現困難か」『毎日新聞』（夕刊）、1991年7月10日；尹乃菁：《玉山会函邀京都大学校长访台》，载《联合报》1995年6月16日。
[85]「親台湾議連に民主67人」、『日本経済新聞』、2009年11月26日。
[86]田桓编：《战后中日关系史（1945—199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8页。
[87]武見敬三「日台関係」『台湾百科』一橋出版、1996年、152頁。
[88]松本彧彦等『日台関係の新たな設計図 実務外交と草の根交流』青山社、2010年、94、95頁。
[89]参见《中日关系与台湾问题概述》，2007年10月24日，人民网：http：//tw．people．com．cn/GB/83207/83225/6518082．html。
[90]张茂森：《日国会对台机构将出现新组合》，载《自由时报》1996年12月27日。
[91]所谓蒋介石对日的“四大恩德”，即：（一）维持天皇制；（二）阻止对日的分割统治；（三）提前送还在华的200余万的日本军民；（四）放弃对日的战争赔偿。林金莖：《梅と桜―戦後の日華関係》サンケイ出版、1984年、44—56頁参照。
[92]张茂森：《日国会超党派整合对台机构台日对话管道更畅通》，载《自由时报》1996年12月27日。
[93]参见罗福全：《罗福全与台日外交》，财团法人吴三连台湾史料基金会2012年版，145—154页。
[94]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后，1949年成立的“促进日中贸易议员联盟”与1970年成立的“促进日中复交议员联盟”为了顺应新的形势，于1973年4月成立了“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这是一个超党派议员团体，当时除了日共以外的所有日本政党均有党籍国会议员加入其中，自成立至今一直是日本国会内最大的超党派议员团体，其成员多达395人。参见吴寄南、陈鸿斌：《中日关系“瓶颈”论》，时事出版社2004年版，第66、67、295页。
[95]张茂森：《日国会超党派整合对台机构台日对话管道更畅通》，载《自由时报》1996年12月27日。
[96]「小沢氏が見解、閣僚の訪台を認めるべきだ」『朝日新聞』、1993年8月14日。
[97]陈凤馨：《胡志强转述日媒体看法亚运风波获丰收等值20亿日币广告费》，载《联合报》1994年9月28日。
[98]邹景雯：《协助促成李总统访日》，载《自由时报》1995年6月20日。
[99]陈世昌：《日华议员恳谈会干部会议达成共识》，载《联合报》1995年6月16日。
[100]《日亲台国会议员有志一同决促成李总统赴日访问》，载《自由时报》1995年7 月25日。
[101]当时村山内阁从中日关系的大局出发，已于2000年9月13日明确表态不同意台湾行政部门副负责人以上级别人员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大阪年会，并派村上正邦于21日访问台湾，向李登辉等人解释日本政府的决定。浅野和生『台湾の歴史と日台関係』早稲田出版、2010年、160、161頁参照。
[102]「『台湾総統訪日促進』 運輸相が釈明」『朝日新聞』（夕刊）、1995年9月22日。
[103]「政治短信：愛知氏らめす訪台」『朝日新聞』、1997年4月26日。
[104]陈世昌：《日华恳谈会决促成李总统访日》，载《联合报》1997年5月21日。
[105]秦凤棲：《日本富士电视网最新民调显示近七成五日人赞同李总统往访》，载《中国时报》1996年5月28日。
[106]矢島誠司「李総統11月に訪日か 台湾紙」『産経新聞』、2000年4月10日。
[107]鵜飼啓「台湾·陳次期総統会見の要旨」『朝日新聞』、2000年3月24日。
[108]「台湾李前総統 訪日ビザを申請 日本政府は対応に苦慮」『毎日新聞』、2001 年4月11日。
[109]小池百合子出任过小泉纯一郎内阁环境大臣、安倍晋三内阁防卫大臣，她的名字亦曾在台“国安局”密帐中频繁出现，但她并非“明德小组”的日方成员（不过罗福全却认为小池与李登辉的另一密友——自民党国会议员椎名素夫均为“明德小组”重要成员），而是李登辉的私人朋友。1998年11月，李登辉特邀小池出席其与曾文惠金婚纪念派对，小池献唱一首日本歌曲予以祝贺，令李眉开眼笑，其与李的关系之密切可见一斑。小池曾多次赴台，每次赴台均与李单独会面，李则指示国安局以“明德15号”的名义，动用密帐基金报销小池在台旅游和购物等所有开支。参见：《挪用明德基金接待兼送礼李登辉与日女议员交情深》，载《星岛日报》2004年2月27日；罗福全：《罗福全与台日外交》，财团法人吴三连台湾史料基金会2012年版，176页。
[110]「李登輝氏ビザ門前払い 『及び腰外交』に異論 政府混乱、首相も優柔不断」『読売新聞』、2001年4月13日。
[111]刘冠初：《从李前总统访日看日本外交决策过程》，载《问题与研究》2001年第5期，第8页。284
[112]「『結論先延ばしで問題を悪化させた日本政府』台湾の前総統：李登輝氏へのビザ発給問題」、http：//www．nakada．net/syutyo/syutyo16．htm。
[113]「台湾·李前総統ビザ 首相、発給検討を指示 外相は難色 最終調整急ぐ」『読売新聞』、2001年4月18日。
[114]衛藤征士郎、小枝義人『検証·李登輝訪日：日本外交の転換点』ビイング·ネット·プレス、星雲社、2001年、54頁。
[115]李中邦：《日本如何做两岸间的第三者》，海峡学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24页。
[116]罗福全：《罗福全与台日外交》，财团法人吴三连台湾史料基金会2012年版，174页。
[117]「中台間揺れた日本」『朝日新聞』、2001年4月20日。
[118]陈少波等：《美日高官为何替台湾说话》，载《环球时报》2002年3月28日。
[119]「国会議員訪台ラツシユ 陳政権要人と新たに人脈作り 月末までに40人超す」『読売新聞』、2001年8月30日。
[120]李中邦：《日本如何做两岸间的第三者》，海峡学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121]《结束访日回台 江丙坤：向日说明两岸关系》，中国评论新闻网，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08/2/1/4/100821430．html？coluid＝3＆kindid＝12＆docid ＝100821430＆mdate＝1206224603；《吴伯雄明天访日本马重视此行、指示“传话”》，中国评论新闻网，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08/2/1/0/100821071．html？coluid＝46＆kindid＝0＆docid＝100821071＆mdate＝1206111627。
[122]《牵制大陆日政界拥抱台湾》，载《参考消息》2010年10月12日。
[123]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http：//www．taiwanembassy．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