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村谦三与“兰花外交”
《易经》有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松村谦三十分喜爱兰花，早在1959年他首次访华时，便与同为兰花爱好者的朱德结为兰友。松村还曾应朱德之邀前往其家中与之共同鉴赏各种兰花。[58]
1963年4月，松村多次给廖承志打电话，要中方派一个兰花代表团去日本访问。廖听后判断：“醉翁之意不在酒，莫非老先生有什么话要对中方讲？听听有何‘同心之言’”。于是中方立即选人组团，由真正的兰花爱好者、福建省委统战部长张兆汉作团长，加上王晓云、王效贤、孙平化等五人于4月29日启程前往日本。
此次访问，兰花当然不是主要话题，双方“同心之言”是如何解决LT贸易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如何继续改善中日关系。实际上，孙平化和王晓云此行，对日方尽早执行LT贸易起到了一个督促作用。
张兆汉等人很快回国，但王晓云、王效贤和孙平化三人留下继续探询松村的真意。中方三人与松村、高碕、宇都宫德马（著名的“亲中派”参议员）等人多次接触，商讨日本政府是否能批准仓敷人造丝株式会社（后改名可乐丽）向中国出口维尼纶成套设备；日本政府是否批准使用日本输出入银行资金；LT贸易发展到一定规模，要不要相互在对方设立常驻的办事机构；为了加深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能不能通过民间渠道交换常驻记者等问题。这些问题涉及通产省、外务省等许多政府部门，因此同日本政府官员也有所接触。
在此次访问中，经LT贸易日方主要负责人之一河合良一的介绍和具体安排，中方避开新闻记者会见了通产省官房长、前通商局长渡边弥荣司（后为律师），就日本向中国出口成套设备使用日本输出入银行资金问题试探日本政府的态度。渡边表示通产省支持LT贸易。此外，宇都宫在家中举行一场盛大酒会，特意邀请了通产省通商课长谷敷宽，精心安排孙平化在酒会进行当中到他家楼上一间小屋里单独会见谷敷宽。当时向中国出口成套设备具体负责审批工作的就是谷敷宽。与此同时，河野派众议员园田直还安排中方同建设大臣河野一郎会面，在一家名为“料亭”的日式料理店见面。河野表示，池田首相对中国有理解，对开展日中贸易也是有决心的，不致因为别国（美国）施加压力便中途放弃。
日本政府能否批准使用日本输出入银行资金，以延期付款方式向中国出口成套设备成为当时中日关系的中心话题。高碕秘密会见池田后，向中方人员表示，池田首相一定实现诺言，日本政府基本上已下决心批准向中国出口维尼纶成套设备。1963年8月20日，池田内阁正式批准仓敷出口维尼纶成套设备使用日本输出入银行资金，成为中国从日本进口的第一套成套设备。
1963年当LT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1亿美元的时候，双方开始议论应该互设备忘录办事处，双方有代表常驻对方国家，以便加强联系，推动工作。当时两国民间的联系虽然不少，但都是临时性的，彼此在对方都没有常驻机构和常驻人员。如果能实现互设常驻机构，尽管充其量只能是一个半民半官的小规模的机构，无疑它也是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的标志。
1964年1月，孙平化随同中国青年京剧团访问日本。行前，廖承志交待孙，利用此行与松村、高碕见面，就中日双方互设常驻机构和交换常驻记者两个问题再次进行接触。双方见面后，都表示愿意共同努力促其实现。[59]
1964年2月7日，众议员田川诚一、藤井胜志访华。他们表面上是同中国红十字会商谈日本人家属来华扫墓问题，实际上的重要使命似乎是受松村之托前来就互设备忘录办事处和互换记者问题与中方进一步交换意见。当时，法国已于年初宣布承认新中国，这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反响，日本国内要求承认新中国、恢复其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呼声日趋高涨。据说池田首相当时已经感到日本必须在两国关系上有所作为，如不采取一点措施，必然步步被动，成为时代的落伍者。因此，池田支持松村再次访华，完成互设备忘录贸易常驻机构、建立半官半民联系窗口的使命。因此可以说，田川、藤井此行是为松村第三次访华探路的。(https://www.daowen.com)
田川、藤井到北京后向廖承志详细介绍了有关情况和日本方面的想法。因为实现互设常驻贸易机构和交换新闻记者是双方的共同愿望，也是通过积累方式向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迈出的重要一步，因此双方意见很快接近，这为其后松村来华达成最后协议铺平了道路。
同年4月，在池田的支持下松村一行第三次访问中国。松村抵京后，和周恩来连续进行了5个多小时的政治会谈，并同廖承志就设立贸易办事处和交换记者问题充分地交换了意见，终于圆满地达成了协议。4月20日，廖同随松村来访的冈崎嘉平太互换了《廖承志办事处和高碕办事处关于互派代表并互设联络事务所会谈纪要》。《纪要》规定：中方在日本设廖承志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日方在中国设高碕事务所驻北京联络事务所，双方各派首席代表一人、代表二人、随员二人，共五人。双方政府负责保证对方人员的安全。因为是民间机构，不给外交特权，从法律上说是一般商人，在日连续居住一年以上要按指纹，所以每年办理一次居住手续。双方机构均不挂国旗，不使用密码电报。
与此同时，廖承志和松村还互换了《廖承志办事处和高碕办事处关于中日双方互换新闻记者的会谈纪要》。这一《纪要》规定：双方各派出通讯社、报社、电视台的常驻记者八人（后改为九人），交换记者的具体事宜由双方联络处负责办理。为避免按指纹的麻烦，中方人员便一年回国一次，休假一月后再赴日。[60]
按照协议之规定，1964年8月以孙平化为驻东京联络处首席代表的中方人员一行五人到达日本，在东京的纪尾井町农研大楼设立“廖承志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翌年1月，在冈崎的率领下，以相马常敏为首席代表的日方人员也在北京开设了“高碕办事处驻北京联络事务所”。
1964年9月29日，中国7名常驻日本新闻记者到达东京。同日，日本《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每日新闻》和NHK的首批9名特派员也到达北京。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日双方第一次实现并设常驻机构和交换常驻记者，标志着中日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战后中日关系发展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综上所述，在池田内阁时期，一度中断的中日经贸往来不但恢复，且实现了一个层次性的递进，即从单纯的民间贸易形式上升至半民半官的备忘录贸易形式，加之周恩来与松村会谈之际，双方也正式确认了以积累渐进的方式，逐步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原则。
以“长崎国旗事件”为转折，中国先后提出“政治三原则”、“贸易三原则”，这即意味着池田必须对此做出正面回应才能重开两国的经贸大门。宥于当时日本面临的国际政治现实，池田内阁在公开场合仍强调“政经分离”的原则，但在私底下，通过委托松村等人来华访问，不但向中方传递了日本政府的真实意图，松村等人也利用自己议员的特殊身份，事实上成了实现LT贸易、双方互设联络处、互派记者的日方执行者。因此，以松村为代表的自民党国会议员一方面发挥了在两国政府之间传递信息的沟通作用，另一方面也在政府的授权之下，充当了代理者的角色。这期间，尽管池田一直居于幕后，但两国之间往来的官方意味是不言而喻的。诚如周恩来所说的那样，“中日贸易是根据贸易协定进行的。贸易协定虽然不是官方的，但实际上得到日本政府的批准，也就是半官方的。……高碕先生也好，现在的冈崎先生也好，都是自由民主党的人士，能说他们同日本官方没有关系吗？廖承志先生是共产党员，怎么能说他同我没有关系呢？所以，实质上是半官方的。”[61]
诚然，之后由于日本先以“第二次吉田书简”为由，阻碍大日本纺织公司（简称“日纺”）对华出口第二套维尼纶成套设备和日立造船厂首次对华出口货轮计划的实现，加之1968年又将“LT贸易协定”改为短期的（一年一签）备忘录形式（即MT贸易，这直到1973年11月终止），以致中日关系在佐藤内阁时期再次陷入低潮，但不可否认的是LT贸易已“成为恢复日中邦交的第一个约束力”。[62]从LT贸易到日后的MT贸易，其间虽因日本内阁更迭及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等因素遭受了一些曲折，但它使战后中日民间贸易发展成半民半官方形式的贸易，将两国的往来层次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为日后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也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其在战后中日关系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