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政治原则
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日本国内要求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呼声日盛一日，而尼克松的“越顶外交”，在让日本有被美国背叛之感，备感紧张与愤怒的同时，也使得一股要在中美建立邦交之前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力量迅速汇集，并成了日本社会的主流声音。此刻，自民党内认为“既然美国搞越顶外交，开始搞美中和解，日本现在也应着手实现二十年来悬而未决的日中（关系）正常化”[16]的意见也成为多数。这一切均迫使佐藤内阁不得不对一直以来的对华关系进行调整。
众所周知，横亘在中日关系之间的最关键要素是台湾问题，即中日能否实现邦交正常化，关键在于日本能否在台湾问题上做出符合中方期盼的表态。对此，早在1971年6月28日，当周恩来会见以日本众议员竹入义胜为团长的公明党代表团时，就如何打开中日关系的这个问题，即归纳了以下五项原则。
第一点，承认中国只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或者如你们（公明党）所说的，正统政府。
第二点，反对“两个中国”或“一个中国，一个台湾”，认为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个省，因此不承认台湾归属未定的错误，因为这是站不住脚的，台湾已经归还给中国了。
第三点，日本政府同蒋介石签订的“日‘台’条约”是非法的，必须废除。
第四点，美国的武装力量占领台湾和台湾海峡是侵略行为，主张美国的武装力量必须撤出这个地区。
第五点，主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即在联合国一切组织和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的合法席位，取消蒋介石在联合国的席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把它驱逐出去。[17]
显而易见，佐藤内阁必须在台湾问题上态度明确，否则很难打破中日关系的僵局。然而，对佐藤而言，外交的最优先课题是归还冲绳，其次是北方领土问题[18]，而打破中日关系的僵局不过是锦上添花而已。[19]因此，佐藤采取两手政策，一方面在一些细微方面对华释放善意；另一方面却刻意回避台湾问题，不愿正视中方提出的五项原则，意图在该问题上敷衍中方。
首先，佐藤表示，“愿意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与中国进行“大使级会谈”，并宣称会谈的议题要扩大到“包括日中关系正常化的所有问题”，还通令日本各驻外使馆抓住机会，直接地或通过第三国造成与中国使节接触的既成事实。此外，在枝节问题上，他提出要与中国发展关系，如提出同中国搞邮政协定、气象协定，简化我驻人员去日签证手续、使用特惠关税等。[20]
接着，佐藤还委托自民党内“亲中派”众议员田川诚一，请求其牵线与中国驻东京人员秘密接触，并就打开两国关系的僵局等问题听取其意见。田川诚一与古井喜实一样，均是自民党内的“亲中派”代表人物，其长期同佐藤内阁的对华政策保持距离甚至持反对和批评态度。而当佐藤向他提出协助日本政府与中国方面牵线的请求时，田川看到此刻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中美关系开始和解，而中日关系却大为滞后，于是他十分希望自己能出面充当连接日本政府同中国之间的管道。[21]田川先后与佐藤的亲信自民党干事长、众议员保利茂秘密会谈了五次，就日本所面临的困境及如何打开双方沟通的窗口等问题进行了协商。[22](https://www.daowen.com)
1971年8月，经田川牵线，佐藤派保利茂秘密会见了中国驻日记者刘德有、王泰平，谈了他对改善两国关系的看法，但在台湾问题上依旧含糊其辞。[23]同月21日，长期致力中日友好的日本著名政治家、自民党顾问松村谦三病逝。对此，中国不但向松村家属发去唁电表示哀悼，并于24日派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王国权一行三人离京赴日本专程参加松村的葬礼和追悼会。佐藤再次托请田川居中牵线，以实现与王国权的会谈。但在佐藤并无明确改变日本政府对“台湾问题”立场的情况下，周恩来与廖承志在王国权行前则指示不必与佐藤会谈，因而田川的牵线未果而终。事后虽然佐藤还是利用参加松村葬礼的机会，得以与王国权会面，并握了手，但双方的接触仅限于礼节性的。佐藤请王回国后向周恩来转达他的致意，王则简单明快地只回答了“谢谢”。至于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的前提条件，王则利用其他场合态度鲜明地表示，如果日本废除“日‘华’条约”，则他个人“期待中日能早日实现邦交正常化”。[24]
同年9月17日，应中国中日友好协会的邀请，以众议员藤山爱一郎为团长的日本“日中议联”访华代表团抵达北京。如前所述，“日中议联”是以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为宗旨的超党派的国会议员组织。为了尽早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他们认为首先必须到中国，与中方磋商确认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基本原则，然后再尽一切努力使该基本原则成为日本国会的决议，并敦促佐藤内阁接受上述原则，在此基础上同中国政府进行谈判，以结束两国的敌对状态，实现邦交正常化，缔结和平条约。经过与周恩来、郭沫若等中国领导人的会谈，“日中议联”随后以与中日友协代表团发表联合声明的方式，发表了包括“中日邦交正常化四原则”在内的联合声明。
一、中国只有一个，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或类似的荒谬主张。
二、台湾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强烈反对“台湾归属未定”论和美日反动派策划的“台湾独立”的阴谋。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任何外国干涉。
三、所谓“日蒋条约”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之后签订的，因而是非法的、无效的，应予废除。
四、必须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所有机构、包括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在内的一切合法权利，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驱逐出联合国。[25]
就在“日中议联”访华代表团抵达北京之际，自民党内已为中国问题发生了严重对立，形成了所谓的“一个中国，两个自民党”的说法。此刻离联大会议已近，美国认识到中国进入联合国已是大势所趋，遂一改往年以“重要事项”条款来排拒中国进入联合国的方法，而抛出所谓的“双重代表提案”，即将“中国代表权”与“中华民国（台湾）会籍”分开处理，意图在中国已取得在联合国的代表权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情况下，仍保留“中华民国（台湾）”以一般会员国的身份继续留在联合国内。与此同时，美国在“重要问题”的提案上，亦做了修正，提出所谓的“逆重要事项”。在以往的“重要问题”提案中，无论中国入会或驱逐台湾，皆同列为“重要问题”之范畴，因此须得到2/3的会员国同意。而美国的提案则不再将中国入会视为“重要问题”，即美不再排拒中国加入联合国，而只将提案的范围局限在排除“中华民国（台湾）”会籍问题上。[26]
美国提出“双重代表提案”与“逆重要事项”后，要求日本支持美国，也加入联署。对此，日本在野各党均表示反对，自民党内也因不同意见而出现了激烈对立。佐藤首相甚至亲自出面要求自民党总务会、政调会及外交调查会全力配合。但尽管如此，在1971年9月21日召开的内阁会议上，鉴于无法对该问题达成共识，遂退而求其次，决议移请首相加以裁夺，但这同时也意味着佐藤个人必须对其政策决定全权负责。[27]9月22日，佐藤宣布日本将加入美国的两项提案，遂使日本成了加入美国提案的22国中除美国之外的“唯一大国”[28]。结果如众所周知的那样，联大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承认她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她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的2758号决议。[29]
毫不夸张地说，这项表决结果对佐藤而言，可谓是致命的一击，使他在日本政坛的地位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30]但与此同时，这一结果也促使佐藤认识到欲打破中日关系的僵局，台湾问题是避无可避的。但当时日本因无法经由正式的管道与中国协商建交事宜，佐藤只得寻求中介者，试图通过非正式的外交运作来打破对华外交的困境。这也证明了中日关系与中美关系不同，在两国关系中，“非正式”的渠道是不可或缺的。[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