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众所周知，任何双边关系的研究若不结合双方国家自身的政治结构和制度建设加以分析的话，对其外交政策的特点是难以做到全面、深刻、准确了解的。虽然一国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国际环境背景下，内政与外交的关系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变化，但外交作为内政外延的这种架构是一直不变的。即“变”出现在表象和具体的操作层面上，而这两者的结构关系是“宗”，所谓“万变不离其宗”。

根据《日本国宪法》所确立的“人民主权”原则，战后日本确立的是“国会中心主义”，国会不但是国家最高、而且还是唯一的权力机关。此外，日本实行的是议会内阁制，不但首相是国会议员，多数内阁阁员亦必须由国会议员出任。因此，国会及国会议员在日本对华外交政策的制定及双边关系的发展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现实中的政治运作与制度设计之间存在巨大落差，单纯从政治制度角度入手是无法正确解读日本国会及国会议员在内政及外交上所发挥的作用的。而日本的政治文化传统还极大地影响着现实政治制度的运行，即现代的政治制度设计并未妨碍其传统政治文化的延续，且这种传统运作模式与现代制度设计的结合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不啻是现代日本政治与外交运作中的一种特色。相对而言，如果说依制度设计的操作属于正式层面的运作的话，那么传统的运作模式则更多通过一些非正式手法来取得效果，且“非正式活动在日本政治生活中至少与正式活动同等重要”。^[2]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美国国会议员可以通过提案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日本属于议会内阁制国家，在国会中掌握多数席位的政党即可组成政府，因此与“二元民主”架构中的美国相比，日本属于“一元民主”。自“1955年体制”到2009年民主党上台执政，日本几乎处于自民党单独或联合执政的状态，这不但直接导致了党、政、官的高度一体化，且造成了“党高政低”的现象。^[3]在这种以政党为主导，政党对党属国会议员拥有较强约束力及自民党长期在国会中保持优势的情况下，无论是执政党议员还是在野党议员几无可能以在国会提出议案的形式来影响政府的对华政策。因此，从表面上而言，日本的制度设计与政治现实决定了日本国会议员对中日关系所发挥的影响力不如美国国会议员在中美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积极”。(https://www.daowen.com)

但无论是1952年首批从莫斯科辗转来华访问，并签署民间贸易协议的日本国会议员，还是时至今日在日本国会内部人数众多，影响力巨大的“亲台派”议员组织——“日华议员恳谈会”^[4]等等，可以说日本国会议员一直活跃于战后中日关系的舞台上。他们穿梭于东京—北京与东京—台北之间，凭借议员的特殊身份，介乎官方与民间之间，以民间身份出现而却又带有官方背景，相对政府的划一性和僵化性，这种非正式外交则表现出一种多样性与灵活性，为日本在两岸之间谋求同时获利发挥了巨大作用。因此，他们的影响力并不亚于美国国会议员，只是更具隐蔽性而已。

一言以蔽之，日本国会议员在战后中日关系中是通过一系列非正式的外交活动，较隐蔽地发挥着重要作用。那么造成这种状态的各种要素是什么？“议员外交”在战后中日关系中究竟占据怎样的地位，发挥着何种作用？其模式又如何呢？对穿梭于东京—北京、东京—台北，在两岸之间展开非正式外交活动的日本国会议员所扮演的角色又该如何评估呢？日本的政治文化传统又是如何在现代政治制度中延续下来，并如何在现代政治制度的框架中进行运作的呢？

正是带着这些试图探讨的问题，本书以战后日本国会议员在两岸的非正式外交活动为研究对象，目的在于从日本国内政治与对外关系之间的形成机制及其不同于他国的独有特点出发，通过对国会议员在两岸之间所进行的非正式外交加以描述与分析，不仅建立“议员外交”的运作模式，并对国会议员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做出评估，最后考察其在战后中日关系中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