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保利书简”
1971年10月11日，保利茂根据佐藤的意图，征询了日本驻香港总领事冈田晃的意见，并听取了日中备忘录贸易办事处理事渡边弥荣司的想法，由佐藤的秘书楠田实委托东京外国语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中嶋岭雄起草了一封信。[32]
在这封信中，保利以个人名义表示承认中国只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政府，台湾是中国国民的领土，若中国方面表示赞同，日本希望打破日中两国之间目前的这种不正常状态，这即是所谓的“保利书简”。[33]
当时东京都知事美浓部亮吉收到中日友好协会的邀请，将于10月末访问中国。保利获悉这一消息后，就通过美浓部亮吉的智囊人物小森武、自民党福田派议员福家俊一的牵线，与美浓部进行了三次会谈。
保利宣称，必须通过政府间交涉，才能找到解决中日两国关系的线索，即使佐藤内阁倒台，只要自民党政权继续存在，他就愿意早日实现邦交正常化，希望美浓部知事从超党派[34]的立场出发予以合作。于是，美浓部接受了保利茂的请求。10月19日，保利又通过田川诚一，与中国驻日本记者进行接触，请求对转交“保利书简”予以帮助，而美浓部则委托中日友好协会的干部，把“保利书简”转交给了周恩来。[35]
1971年11月10日，周恩来与郭沫若接见了美浓部。谈及“保利书简”，周恩来对美浓部表示，中方拒绝接受“保利书简”。周恩来指出：
中日之间存在一个台湾问题。刚才阁下谈到恢复日中邦交的三点前提，阁下谈了事实，我还想再谈一谈，就是内容和条件的问题。第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因为联合国已经通过了嘛！……日本的佐藤政府说代表中国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但还有一个台湾问题。我们认为，单说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或者说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还不够，还要说台湾已经归还它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36]
接着，周恩来又指出“保利书简”是具有欺骗性的。
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第二，台湾是中国国民的领土。这里去掉了“唯一”的字眼，同时只说“台湾是中国国民的领土”，这就有可能再建立一个国家。只要不承认中国政府是唯一的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个省，就不可能同日本建立外交关系。佐藤首相不仅追随美国，还走在美国前头，为策动“台湾独立”留后路，因而这个信件是骗人的。
中日两国恢复邦交的条件，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台湾已经归还给中国；日台“条约”必须予以废除。日本政府只有真心真意而不是虚情假意地考虑这些条件，才能开始两国关系正常化谈判。
佐藤从一开始就没有诚意。他是在知道尼克松的访华计划之后才表示希望访华的，中国不能接待他。关于所传日本要派一个特使到北京来，那要看这个特使代表的是谁。[37]
周恩来的谈话表示，首先，中国认为“保利书简”是骗人的；其次，中国拒绝保利茂访华，进而意味着拒绝同佐藤政府谈判；最后，中国的态度也昭示着佐藤对华沟通的失败。
之后，尽管佐藤在对华关系上又摆出一些新姿态，如1971年12月31日，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1972年“是衷心地要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一年”，并且“越早越好”，还指出“日本要对以往采取的态度进行充分的反省，并在此基础上，谋求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接触”，“中国的代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是‘中华民国’”。但同时他又表示，“即使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邦交，也不能无视同台湾缔结的条约（“日‘华’条约”），而且也不能无视在台湾有一个叫做‘中华民国’的政权”，“中国有两个政权”，“不能以国家大小分哪一个是正的，哪一个是副的”，“（中国）这样去认识问题，道路就一定会打开的”。对此，《人民日报》的社评指出，“不管是‘一中一台’也好，‘一个中国、两个政权’也好，只不过是‘两个中国’的变种。佐藤说来说去，最后还是‘两个中国’，‘一大一小’，而且‘不能分正副’！这就说明他玩弄的名词不同，反动实质不变。佐藤竟敢要求中国人民接受他一贯推行的‘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阴谋作为打开日中邦交道路的前提，未免可笑不自量”。[38]
1972年1月，日本的报纸一齐刊登了要求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社论，催促政府下一大决心。面对这种情势，1月29日，佐藤在众参两院所做的施政方针中，谈及中日关系时表示：
对我国来说，中国不仅是最大的邻国，而且日中之间有着两千年的交往历史。我认为：日中两国的关系长期地稳定下来，对于亚洲的和平，自不待言，对于维持世界和平也具有重要意义。战后，我国与中华民国政府之间缔结了《日华和平条约》，以后经过二十多年，在贸易、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保持了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与中国大陆的关系，加上以民间贸易为中心的交流，日中之间的贸易总额一年达到九亿美元。(https://www.daowen.com)
政府鉴于去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取得了联合国大会的席位和安全理事会的席位，并在承认一个中国的基础上，为了今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之间的关系正常化，认为政府之间开始进行磋商乃是当务之急。我相信，立足于国际关系的现实，在尊重相互立场的前提下，双方应就所关心的一切问题进行坦率的磋商。中国方面对我国的诚意如有误解和不信任之感，政府考虑希望尽一切努力使之消除。确信日中之间的各种问题，在邦交正常化的谈判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会找到解决的办法。政府衷心希望早日建立日中之间的睦邻友好关系，携手合作有助于亚洲的和平和繁荣之日的到来。[39]
佐藤在1971年的施政演说中，对处理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采取了“要特别慎重处理”的态度，而本次则强调“政府之间开始进行磋商乃是当务之急”，相比之下固然显示其立场有了较大改变，但他对中国方面一直主张的“四项原则”依旧没有做出答复，只是轻描淡写地表示“日中之间的各种问题，在邦交正常化的谈判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会找到解决的办法”。因此，尽管佐藤内阁的上述意图事后由日本著名苏联问题专家、日本驻巴基斯坦大使曾明传递给了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但未获中方任何正面回应也就不足为奇了。[40]
1972年2月28日，中美两国政府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进一步震动了佐藤政府，用中曾根康弘的话说是“犹如晴天霹雳”，打得佐藤晕头转向[41]，导致佐藤内阁就中日关系的政府见解一时出现混乱，甚至连佐藤本人与福田赳夫外相先后在国会进行的答辩口径也不一，矛盾百出。
首先是28日佐藤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答复公明党书记长矢野绚也的质询时称：“认为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是理所当然的。”
然而，翌日福田在国会答辩时却辩解称，“首相只不过表示，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这种说法，有着深刻的理解”，“首相想的是一旦日中邦交正常化以后，台湾就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而佐藤也在同日推翻了28日的说法，改口称：“我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张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我国根据和约放弃了台湾，不能谈它的归属。但是，完全可以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场。”
到了3月1日，佐藤以联大通过的2758号决议为由，又表示：“我国不应该就台湾在法律上的归属说三道四”，“在这一点上，同福田外相没有任何意见分歧”。与此同时，保利茂在向外国记者发表谈话时则更进一步宣称：“我们必须坚持这个明显的事实，即有两个中国存在”，“我们将设法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解释。……但是我们必须进行政府对政府的讨论”。[42]
佐藤内阁前后矛盾的做法，不但使国会会议陷入混乱之中，在野党乘机抓住把柄，进行攻击，也导致中国对佐藤更为不满。3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佐藤的拙劣表演》的评论员文章，指出“（佐藤）出尔反尔，自打嘴巴。说来说去，万变不离其宗，还是坚持敌视中国的政策。佐藤的这种颠三倒四的论调，激起了日本许多在野党议员和自由民主党内有识之士的公愤。日本公众舆论强烈谴责佐藤‘食言’和‘倒退’。佐藤的这番表演，使他陷于十分狼狈的境地”[43]。
3月6日，福田外相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正式宣读了政府的统一见解。
我国根据旧金山和约，已经放弃了对台湾的一切权利和权利依据，因此没有资格就台湾的归属问题发言。
然而，从历史情况以及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联合国代表中国这一情况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这一主张是完全能够理解的。
政府准备根据上述认识，为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而积极努力。[44]
尽管福田表示，佐藤内阁会“为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而积极努力”，但中国认为佐藤是没有信用可言的，因而拒绝与他进行官方接触，而佐藤也将精力放在了归还冲绳问题上，其后也未就中日关系再发表什么新的见解。因此，那句“为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而积极努力”也仅是停留在口头上，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只能交由继任者来解决了。
综上所述，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最大关键取决于日本对台湾问题的态度，无论是“五项原则”还是“四项原则”，日本政府均必须对之有明确的回应。因此，尽管在“尼克松冲击”后，佐藤在对华关系上的态度有所改变，也释放了一些善意，但由于其始终在最敏感的台湾问题上态度含糊，甚至抱有搞“两个中国”的意图，这就从一开始便昭示着他通过非正式外交的方式仅能起到将自身意图向中方传递的作用，而无法摆脱不能打开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之门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