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贸易与松村派议员的角色分析
松村谦三是三木·松村派的首领，虽属于自民党内少数派阀，但他资历丰富，系自民党内元老级的政治家，与党内左右派政治家皆有密切关系。而他之所以被池田委托去中国传达口信，还因为通过1959年的首次访华，与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已建立了相互信赖的人际关系之故。
松村也与其他“亲中派”议员相仿，儿时对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充满向往，年轻之际又曾以不同身份走访了中国各地。日本战败之后，他们一方面不减对中华文明的憧憬，另一方面又对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心存愧疚，这两种心情交织在一起，促使他们有一种希望中日能和平友好的使命感。松村本人在战前曾以新闻记者的身份辗转于中国各地。战后松村加入自民党，并多次当选众议院议员。1955年12月，以中国科学院院长身份访问日本的郭沫若曾邀请松村访华。1957年12月，廖承志访日之际再次对松村发出访华的邀请。[31]“长崎国旗事件”发生之后，面对陷入僵局的两国关系，松村决心要将余身奉献给中日两国的友好事业，并意图以两国关系的安定与发展为目的，将开创新的沟通渠道作为自己的使命。[32]
如前所述，日本政府对“佐多忠隆报告书”做出了态度强硬的回应，但深究起来，主要表达了日本政府不能接受中国提出有关“长崎国旗事件”的处理意见。因此，对于“政治三原则”，日本政府的反应则显示了一定的弹性，尤其是岸内阁内积极主张对华友好的外相藤山爱一郎。1959年1月25日，藤山在名古屋发表演说，建议与中国举行恢复贸易之大使级谈判，并愿意贸易在政府协定下恢复。[33]与此同时，自民党内也出现了派遣党内的政治家访华探路的呼声。
恰在此时，日本社会党宣布，该党书记长、众议员浅沼稻次郎将率领一个8人代表团于1959年3月初赴北京进行贸易会谈。在这样的情况下，藤山则决定“现在还不是自民党向中共送信及派特使之适当时机，只能等待社会党访问北京后之发展情况而决定采取何种步骤”[34]。
与接待佐多忠隆时中国表现出的强硬立场不同，此次中国的态度则体现了一定的弹性。因此当3月25日，刚刚访华回国的浅沼在与自民党及政府的主要官员就中日关系问题会谈时，他对岸等人转达了中方的口信：为打开中日关系局面，期待岸信介首相、藤山爱一郎外相、高碕达之助通产相访华；不过无论谁访华，政治优先于经济的原则不变。[35]
在中国方面，中国则希望自民党派来的人，不但能将两国政府的意见进行很好的传达，还希望这样的人选一没有私心，二熟悉国际形势，三与日本社会的左右两派都有接触。[36]为此，周恩来指派廖承志向当时常驻北京的日本“民间外交家”西园寺公一请教，西园寺于是向廖推荐了前首相、众议员石桥湛三和前文部大臣、众议员松村谦三是推动中日关系最合适的人选。[37]之后，周恩来随即向二人发出了访华邀请。而在日本方面，经过一番研判与准备，岸信介也于1959年8月28日表示：“原则上不反对前首相石桥湛山和前文部大臣松村谦三应周恩来总理之邀前往中国大陆访问。”[38]
石桥虽然曾担任首相，但因身体欠佳上台仅两月余就宣布辞职，属于政坛上“过去式”的人物，故石桥访华更多的是象征性意义。而对松村而言，他则希望将自己的余生奉献给中日友好的事业。因此，除了向中日双方领导人传达相互的信息外，他还十分注意与中国领导人建立一种相互信赖的人际关系。
1959年10月，松村一行抵达北京，与周恩来、廖承志等人举行了几次会谈，其内容主要是松村向他们解释岸内阁的“政经分离”方针。
松村首先向周恩来解释，岸信介并没有敌视中国。对此，周恩来表示，即使松村等友好人士对中国再表示理解，再表示友好，那也是代表个人；而岸信介是日本的总理大臣，一国的负责人对中国采取敌视政策，情况就不同了。接着，松村指出，日本方面在谋求改善日中关系时，第一步是想恢复两国贸易，但又怕涉及废除“日‘华’条约”这一敏感的政治问题，因此极力主张将政治和经济加以区分。周恩来则有针对地指出，“随着中日关系的改善，一度中断的中日贸易有可能得到恢复，两国的文化交流也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我们必须促进这一关系的发展，这就是政治。我们邀请松村先生到中国来访问，这也是政治。人与人的关系，本来就是政治的关系。政治和经济是不能分割的。”[39]
松村通过访华，向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解释了岸信介的立场和“政经分离”的原则，而周恩来等人也通过与松村的会谈，将己方的“政治三原则”做了充分的说明。虽然双方在基本立场上几乎处于平行状态，会谈结束后中方也应松村之请，没有发布公报。但正如松村事后所言及的那样，“一言以蔽之，我此行的最大目的是通过本次访问，双方能理解彼此的真实意图，增进两国的友好。”[40]进一步地，松村此次访华实际上是得到两国领导人认可的，因此无论是周恩来说“像松村这样有影响人士的来访，有助于促进两国的相互了解，将使中日之间的交流进一步得到发展”[41]，还是如自民党干事长川岛正次郎认为“松村访华虽不具有代表执政党的资格，但作为负有一定政治责任的保守党国会议员，在日中关系出现困难之际，通过向中共方面说明日本的国民性和政情，对于两国都是有益的”[42]的那样，两国领导层不但对松村访华表示了认可，还给予了积极的肯定。可以说，松村访华的最大意义是成功地建立了中日两国执政党及政府间的联系渠道，同时亦为日后池田委托他出面与中国沟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此外，通过此次松村访华还在两个方面为日后中日关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首先，如众所周知的那样，在日后成为LT贸易替代的MT贸易及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的自民党国会议员古井喜实和田川诚一（时任松村的秘书）二人此次也随同松村首次访华，此后直到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古井先后12次访华，田川则有11次。[43]可以说，正是松村引领二人将毕生的心血投入到中日友好的道路上来的。
其次，日后与中方谈判签署LT贸易的高碕达之助实现访华也是由此次松村访华作为铺垫的。松村访华的目的是重启中日经贸往来的大门，但松村本人并不谙经贸议题。为此，他在访华前与高碕进行会商，这为日后定下“政治松村，经贸高碕”的基调埋下了伏笔。松村在与周恩来的会谈中不但向他介绍了高碕，还将与高碕的谈话内容告知了周恩来。对于高碕，早在1955年4月周恩来出席万隆会议时，两人即已相识。当时身为经济审议厅长官的高碕作为日本政府的代表在出席万隆会议时，曾以私人的名义与周恩来进行了会谈。他们首先对两国关系的历史进程做了回顾，又就双方关系的现状及经贸往来、战俘遣返等问题相互交换了意见。这成了两国之间首度的“政府间接触”。[44]因此，当松村向周恩来举荐高碕之后，周恩来欣然接受，并委托松村正式向高碕发出了访华邀请。
1962年，日本通产省、大藏省和外务省制订了新的对华贸易方针：同西欧一样采取延期付款的方式，以争夺中国市场。对此，周恩来认为这应该是池田内阁就改善中日贸易环境所释放的善意。因此，正当池田委托松村出面，代替他改善中日关系之际，周恩来也利用当年7月中国围棋代表团访问日本的机会，特意让长期从事对日工作的孙平化以副团长的身份前往日本，以相机展开活动。临行前，周恩来和陈毅指示孙说：“到日本能有机会见到松村、高碕两位老先生，转达我和陈毅副总理的问候，并欢迎他们来中国就改善中日关系、发展长期贸易交换意见。”[45]于是，孙平化到日本后，借机向松村、高碕转达了周恩来、陈毅对他们的问候和访华的邀请。如此一来，松村第二次访华也就水到渠成了。
1962年9月14日，松村谦三一行抵达北京，开始了第二次访华的行程。为了表示对松村访华的支持，池田特派其亲信、日本长期信用银行专务理事、副行长田林政吉和精通经济贸易的国会议员小川平二随同访华，并在松村知情的情况下，池田还让田林将一封亲笔信转交给周恩来。[46]
松村一行抵达北京后，周恩来、陈毅先后于16、17日和19日连续三次同松村促膝长谈。虽然池田内阁对改善中日关系是热心的，也在事实行动上有所表现，但在官方层面，依旧强调坚持“政经分离”的方针。因此，会谈一开始，周恩来便再次阐明中方的立场，表示政治和经济是不可分离的，因此在谈经济问题之前，必须先谈政治问题。周恩来强调指出中国一贯主张的“政治三原则”是不变的。松村则极力说明池田内阁不同于岸内阁，他对中国采取的是向前看的态度，并未对华实行敌视政策，目前实施的政策，是日本属于“自由主义”阵营之故。[47]
在第二次会谈中，周恩来针对此前日本广播协会（NHK）报道称，中日双方在第一次会谈中就“政经分离”达成了协议，表示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中方主张政治、经济不可分离这一点丝毫没有变化。于是，周恩来又就中国提出的“政治三原则”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其中花了很长时间谈论了日本应如何处理同台湾的关系，并耐心阐明中国反对制造“两个中国”和搞“台湾独立”的原则立场。
在这次会谈上，双方都认为应该努力使中日关系早日正常化，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解冻不可能一蹴而就，只有在逐步接近、不断努力的基础上，谋求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因此，松村提出了通过“积累的方式”（積み上げ方式）发展中日关系。对此，周恩来表示同意，并补充说：“日本叫积累，中国叫渐进，是一个意思”。“积累方式”一词便是这样被正式提出的。(https://www.daowen.com)
第二次会谈结束后，中方立即将第二次会谈纪要译成日文，并令孙平化将这份纪要送给松村征求意见。尽管这份纪要文件反映了双方会谈的实际情况，但松村并未同意发表。他顾虑这会被外界误解为中日发表的联合声明，同时也担心对外造成日方已接受中方提出的“政经不可分”的主张。[48]松村还找到廖承志，向他吐露苦衷，说明他访华前夕找池田商谈访华计划时，池田虽然赞成中国提出的“政治三原则”和“政经不可分”之主张，但希望在形成文字的备忘录时，行文尽量抽象，务使双方都能接受。[49]于是，日方提出一个对案：（一）中国方面重申坚持“政治三原则”和“贸易三原则”，并表示政治和经济是不可分的，而且这一切都继续有效；（二）日中双方表示了进一步促进贸易发展的愿望。双方一致同意采取渐进和积累的方式，谋求两国关系包括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在内的正常化。之后，周恩来为了照顾松村的难处，便根据日方的对案，整理出了一个供双方口头发表用的“文字表述”。
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同松村谦三先生于16日、17日、19日进行了友好、坦率的会谈。中国方面重申坚持政治三原则、贸易三原则和政治、经济不可分的原则，并且认为这些原则继续有效。双方表示进一步促进和发展贸易的愿望。双方一致认为，应该采取渐进和积累的方式，谋求两国关系包括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在内的正常化。[50]
如前所述，池田委托松村代替他访华的主要目的是重开两国经贸往来的大门。但宥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池田无法全面采纳中国提出的“贸易三原则”，因此作为日方对“贸易三原则”的一种回应，他采纳了全日本空运株式会社社长冈崎嘉平太有关重开中日经贸往来大门的建议，即所谓的“冈崎试行方案”。
冈崎制订“冈崎试行方案”实际上是顺应池田“寻求进一步稳定，扩大日中贸易的更好办法”而提出的一种政策建言。关于此试行方案，冈崎日后回忆说：
日本生产并出售中国想要的产品，或从中国购买原料，生产在日本销售的商品，但第二年中国不卖给原料，或不购买日本已生产出来的产品，那就不成买卖了。所以，至少要搞个持续10年左右的协定。而且，只依赖商人不行，生产厂家或用户也必须去，否则还是不行的。所以我就与政府商量，签订一个确实能持续10年的协议。要出售成套设备将会是大致5至6年的延期付款，没有担保是不能出售的。当时正是佐藤荣作任通产大臣的时候，当新闻记者问到是否出售成套设备时，他的回答是如果有可靠的第三国银行担保支付的话，也可以出售。我就认为，连佐藤通产大臣也没说“不出售成套设备”。但是，没有担保人。
当时，要说有实力的第三国，英国倒是与中国进行贸易的，但是，英国不会把利益让给日本。也可以委托苏联，但日本又不会去求苏联。于是，我想出了另外一种方案，即请两国权威人士出来担保。日本请松村谦三先生、中国请廖承志先生担任保证人。[51]
对此，松村虽表示不搞贸易，但同意由他先从政治上开路，主要谈改善中日政治关系及有关中日贸易的原则问题，然后由前通产大臣、众议员高碕达之助去着重谈具体的贸易安排。因此，松村抵达中国后，在与周恩来、陈毅等人在政治会谈之后旋即便转入了经济议题。双方经过热烈而认真的讨论后，就“冈崎试行方案”达成了谅解，在原则问题上达成了一个君子协定：（一）以货易货；（二）综合贸易；（三）延期付款；（四）长期合同（为期五年）。按照既定的计划，对上述原则事项的具体实行，双方商定由廖承志和高碕达之助协商落实。[52]
松村回国向池田做了汇报后，池田内阁遂于1962年10月16日召开会议决定仿效西欧放宽对中国贸易的办法，扩展对华贸易。内阁召集外相大平正芳、通产大臣福田一、藏相田中角荣、经济企划厅长官宫泽喜一等人参加的高层会议，制订一项新政策，内容包括：（一）缔结一项日本与中共公司间的五年长期贸易协定；（二）双边贸易的差额，根据长期原则结算，而不再每年结清；（三）准许两年或三年延期支付，而不采取逐项结清办法；（四）规定某些项目分期付款办法，包括农业机器及其他机器、尿素及氮化氨；（五）派一个代表日本企业界的代表团，近期前往北京，具体商谈。前通产大臣、众议员高碕达之助将率代表团前往，建议成立一项为期五年的“全面易货贸易办法”。[53]
1962年10月28日，高碕率领一个42人的大型代表团访华，主要成员有竹山佑太郎（松村派议员）、野田武夫（岸信介派议员，但接近松村）、松本俊一（原日驻苏大使）和冈崎等22家大企业的负责人。双方根据周恩来和松村商定的原则，就扩大两国长期贸易问题进行了商谈。29日，周恩来与高碕举行了会谈。
周恩来对高碕说：“我们要增产粮食，就需要肥料，农业需要农业机械。我们希望从日本进口。中国的生铁生产已经走上了轨道。但是，镀锌板和马口铁不能自给，希望日本能提供这些产品和特种钢。”
关于结算方式，周恩来提出，由于中国缺少外汇，付现款有困难，可以以货易货：日方出口肥料，中方可以出口大豆；日方需求的家畜饲料，也可以提供。周恩来说，贵国要从国外进口1100万吨煤，以后可以用中国的煤；听说你们还进口2100万吨铁砂，如果开采海南岛的铁砂，你们可以就近进口。我们也想从欧洲买一些东西，但那要付外汇或黄金。因此，如果日本能提供，中国可以对日出口煤、铁砂，也可以出口工业用盐。[54]
对于中方的提议，高碕表示赞同，同松村一样，他也认为中日贸易关系的发展应该逐步进行，“像挖渠道一样，我们从日本方面挖，中国从中国方面挖，大家用同样的速度，挖到中间携起手来。”[55]
由于基本问题已由周恩来与松村谈妥，因此高碕随后与廖承志展开的事务性会谈比较顺利。1962年11月9日，双方即签署了“中日长期综合备忘录贸易”，周恩来和陈毅出席了签字仪式。双方一致同意：新的综合贸易，又称备忘录贸易，与中日两国民间人士在困难条件下长期艰苦奋斗建立起来的友好贸易并存，犹如车子的两轮，缺一不可。双方达成了一项为期五年（1963—1967）的长期贸易协议，并商定对于协议的具体执行每年洽谈一次。初步商定中方对日出口煤、盐、大豆等，从日本进口化肥、钢材和成套设备等。此外，根据周恩来、松村政治会谈所确定的原则，双方还一致确认，商业合同由日本厂商同中国有关贸易公司签订，两国政府要予以保证。中国从日本进口成套设备，延期付款，卖方使用日本输出入银行的资金。这是中日贸易中从日本引进新技术、进口成套设备的开端。[56]
在高碕访华期间，中日双方还各自确定了联系人，其中政治方面，中方为廖承志，日方为松村谦三；经济方面，中方为廖承志、刘希文，日方为高碕达之助、冈崎嘉平太。中方成立廖承志办事处，负责处理备忘录诸项事宜，负责人为刘希文；日方成立“日中综合贸易联络协议会”事务所，设在高碕经营的“东洋钢板”公司内，也叫“高碕办事处”，高碕达之助任该联络协议会会长。此外，双方还同意在对方国家互设常驻联络机构，并通过这个渠道派常驻记者。
就这样，“廖高备忘录贸易”正式问世了，备忘录贸易项下的交易合同采取“LT”作为编号，这分别是廖（LIAO）承志与高碕（TAKASAKI）拼法的首个字母，因此亦称“LT贸易”。
高碕的来访和谈判，其官方背景是不言而喻的，实质上即日本通产省与中国外贸部之间的一次重要交涉。如廖承志办事处实际上是在国务院外办领导下，组织外交、外贸等部门有关干部进行工作的机构，办事处设在外贸部内，负责人为刘希文，LT贸易的具体业务则由外贸部主管亚洲地区的第四局处理。而高碕事务所的正式名称是“日中综合贸易协议会”，由松村和高碕访华团的主要随行人员组成，它与日本政府保持密切联系，实际上是通产省的外围机构，与通产省的关系也是不言而喻的。因此，诚如孙平化所指出的那样，“LT贸易关系实质是民间形式、官方接触的一种半民半官的关系。从当时LT贸易的数量和金额来看并不多，但它的意义远非数量和金钱能够衡量的。”[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