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复交至冷战结束时期
自1952年4月至1972年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日本在日台之间开设了两种外交渠道：一是国际关系中通常所说的正式外交渠道，即政府层面的政治外交渠道，二是准官方或纯民间层面的非正式外交渠道。但随着日台“断交”，日台之间延续了20多年的正式与非正式外交渠道也不得不做相应的改变。
首先，由于日台“断交”，因此严格意义上的正式外交渠道已不复存在。但为了延续日台之间已存在的经贸、文化等方面的交流，经日台双方外事部门经过两个多月的会商，结果由台湾成立的“亚东关系协会”（简称“亚协”，Association of East Asian Relations），与1972年12月26日在日本成立的“财团法人交流协会”（简称“交流协会”，Interchange Association），在台北签署了一份协议书。27日，日台双方分别声明对此一协定表示认可，于是这成了日台在“断交”后继续维持非政治关系的依据。而根据协议书中规定，日台双方可在对方互设办事处，以取代过去的使领馆，并各置代表一人（日本称所长），以继承过去大使的职务。[35]双方的人员配置各为30人。因为日台已经“断交”，故而无论是“亚协”，还是“交流协会”，表面上均属于民间团体[36]，但由于其获得了双方外事部门[37]的授权，它们实际上是准正式外交机关，可以行使相关外交机构的如签发护照及签证等部分职责。[38]从这个角度而言，亦可认为日台之间原先负责正式外交事务的外交当局和外交使节团间的交涉管道被“交流协会”（日方）与“亚协”（台方）部分接替。此外，原先政府间事务级的定期会议“日华贸易经济会议”则被“交流协会”与“亚协”中的贸易经济会议所替代。[39]
此外，日本囿于《中日联合声明》的约束，为避免在中日之间引起外交纷争，一方面刻意压低“交流协会”的政治敏感度，另一方面为保证其对事务的娴熟程度，在“交流协会”的人员配置上可谓煞费苦心。具体而言，日“交流协会”自理事长（实际事务最高负责人）以下均由外务省卸任的驻外人员及经济部门的原官僚出任，而其他成员也由外务省、通产省等各部会公务员组成。如“交流协会”的首任副会长、理事长是由前驻“台”大使板垣修出任，原大阪通商局商工部长高桥修任常务理事，前驻“台”公使伊藤博教出任台北事务所所长。[40]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冷战结束后才有所改变。1992年日本的《外交蓝皮书》指出，“对台湾的自由民主化、经济发展、参与亚太经济合作会议、务实外交及两岸交流等，表示相当的关切，同时表明在中日关系的基本框架之下，掌握环绕台湾的情势变化，并进行与台湾的务实外交。”[41]与之相对应，日本有意抬高了“交流协会”的层级，其重要标志即向“交流协会”派驻现职官员，尤其是派遣高级别的经济官员（来自当时的通产省）。1991年5月，日本外务省首次派亚洲局东南亚第二课课长野本佳夫以“长期休假”的方式出任“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总务部长。随后，日本政府又决定由时任通产大臣秘书的小川忠夫接任“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所长，成为日本首次向具有民间性质的“交流协会”派遣政府官员，因而备受注目。[42]在“交流协会”的政治层级被提升的同时，编制规模也随之水涨船高。其成立之初，日本的基本方针是竭力压低政治层级，因此人员数量配置上，坚持规定为少于原驻台“大使馆”的30人[43]，但到1992年7月，这一数字竟增至70人。[44]与此同时，对台要求将“亚协”东京办事处升格为“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日也未表任何异议。进一步地，代表处的编制也从最初的25人激增至150人，大致恢复到“断交”前台驻日“大使馆”的规模。此外，代表处工作人员及家属也被免于按照《外国人登录法》履行登记手续，实际上享受了“准外交官待遇”。[45]2003年1月，日派遣原陆上自卫队将级军官长野阳一至“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担任类似驻外使馆防卫武官的职位。[46]日本逐渐将“交流协会”的级别从“半官方”提升至“准官方”，背后是与其日益将台湾视为防范、遏制中国重要工作，而重视对台事务的背景相一致的。但即使如此，“交流协会”那种由商界人士出任会长，理事长以上层次的主要负责人由卸任驻外人员及经济部门原官僚出任的格局并非发生根本改变。[47]一言以蔽之，“交流协会”作为日本官方授权成立的与台交流的准正式外交机关，因地位特殊且具敏感性，尽管冷战结束以降政治层级有所上升，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其主要从事事务层级交涉及礼节性往来的这一特征。
但在台湾方面情况则恰好相反。日本一直被台湾当局视为外交的重中之重，这种状况并不因为日台“断交”而有丝毫变化。这从历任台“驻日代表”的层级之高可见一斑。通常而言，台“驻外部门”负责人，无论有无“邦交关系”均由“外交部”负责任命，唯独“驻美代表”、“驻日代表”及“驻新（加坡）代表”是由台地区领导人亲自任命，其地位显要可见一斑，如首任“驻日代表”马树礼曾任国民党秘书长。在李登辉主政期间，蒋经国之子蒋孝武、李的爱将许水德、前海军总司令庄铭耀等曾先后出任该职，其资历可谓个个显赫。民进党时期，陈水扁虽未继续派遣“党国大老”使日，但八年执政期间任命的两位驻日代表罗福全、许世楷，不仅是与日本渊源深厚的“知日派”，更是辈分极高的“台独”运动领袖，足见台丝毫不敢怠慢对日关系。[48]政党再度轮替后，马英九任命外交体系出身的冯寄台驻日。当时虽有人质疑冯与日本渊源不深，甚至连日语的敬语用法都不熟悉，然而冯在选举期间担任过马竞选总部的国际部主任，被视为辅选有功的马团队亲信，日本对这项人事任命遂无异议。2012年2月，马英九决定任命“外交部”常务次长沈斯淳接任“驻日代表”一职，虽然沈资历完整，在“外交部”亦有相当辈分，但相对历任“驻日代表”的重量层级，外界普遍质疑其分量不足，日本甚至以沈不能“直达天听”，而疑虑马英九有意轻慢对日“外交”，直至马亲自出面挺沈，此事方告平息。[49]
此外，台湾当局亦十分重视“亚协”这一唯一由官方授权的准正式外交机关，因而千方百计地提升其实质地位。如1992年4月29日台将“亚东关系协会驻东京办事处”升格为“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50]则标志着其已从“半官方”提升至“准官方”的地位。如前所述，“交流协会”主要发挥的是事务层级交涉及礼节性往来的功能。在涉及政治敏感度高、对双方影响重大的关键议题之际，一方面“亚协”无法与日本政府机构直接行文或恰公[51]，另一方面也会受到来自中国方面的强烈反对，因而鲜有成效。因此，“交流协会”根本无法成为直接连接日台官方高层交涉的一个窗口。而如前所述，由于日本属于议会内阁制国家，内阁总理及大部分的内阁阁员皆由国会议员出任，因此国会议员对日本的政治运作拥有极大的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于是，“台北方面决定展开国会外交，与自民党各大派阀之议员广结善缘。”[52]台“驻日代表”由高层级的人士出任，其职责也绝非仅是作为“交流协会”的对口机关存在而已，更多的是凭借私人交情推展业务，如通过日本国会议员与日本政府进行间接交涉等等。[53]对此，台“外交部”早有明文规定：
驻无邦交重要国家之代表处，应主动积极加强对驻在国国会之工作，尤以联系重要国会议员、议员助理及国会传媒人士为工作重点，积极办理邀访、文宣、餐（晤）叙等工作，有关工作实绩并应列入驻外馆（处）工作绩效报表，以供评鉴。……各馆（处）办理国会工作所需经费，在年度相关预算项下匀支。[54]
而实际上自“亚协”成立伊始，其工作的重点便是加强对日国会议员的沟通交流。这一点从马树礼的对日工作方针手札中则可见一斑。
（一）日本是议会内阁制国家，内阁总理，固然一定要由国会议员担任，所有内阁阁员也都是国会议员（原注：极少例外），因此，我们的工作，必须以国会为主要对象；（二）执政的自民党此时有五大派四小派，日本内阁差不多每年都要改组一次，凡是国会议员，每人都有做各省、厅的大臣和政务次官的机会，我们要在国会的各派阀中，普遍的多交朋友，不可期望以结交少数领袖就可为我国解决问题；（三）日本政界元老亲我者尚不乏人，我们应该加紧联系，同时，年轻一辈的少壮议员，对当时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金权政治多反感甚深，加以他们思想反共，政治上尚未成名，较易交往，我们要把握此一机会，多与各派阀里年轻的众参议两院议员来往，建立友情，将来必可成为反共友我的主力；（四）日本是以经济挂帅的国家，对财界人士的联络，也不可忽视。……[55](https://www.daowen.com)
由是观之，台湾当局在日台“断交”之后，在涉及政治敏感度高、对双方影响重大的关键性议题时，会另辟蹊径，利用与“亲台派”国会议员的“人脉”网络这一比“交流协会”这一“半官方”渠道更为隐蔽且更有效的沟通渠道。马树礼就在回忆录中直言不讳地表示，日台“断交”后，双方之间大部分重要问题，多是运用“人脉”来与日本内阁的各省、厅直接商谈解决的。[56]台湾另一位曾任“驻日代表”的林金茎也指出，“日本是个多党制的国家，国会中甚至还有共产党及社民党的议员，因此没有坚定的政策与立场，许多政策必须通过私人的关系交涉。是以，我以建立丰厚人脉为首要工作。”[57]对此，笔者在对台前“驻日代表”罗福全进行访谈时，他指出，当出现台湾到访日本的官员希望拜会日本一些省、厅长官的时候，他们多半是通过“亲台派”议员这一“人脉”关系从中联络，安排会面。而日台已经“断交”，因此省、厅的长官因官方背景使得与台湾官员会面的政治敏感度较高。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这些省、厅的长官多半同时具备国会议员的身份，于是他们便会选择自己在国会中的办公室会面，以表示自己仅是以国会议员的身份与台湾官员会面的，但实际的效果是一样的。[58]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之后，日本与大陆方面建立官方关系的同时，与台湾维持非政治方面的接触是其对两岸外交政策的基本架构。在此架构之下，对日本而言与大陆保持官方往来是“大前提”，而维持与台湾的非政治接触则变成“小前提”。因此，台湾方面亦十分清楚通过与日本国会议员建立并加强“人脉”关系，并不会随之改变日本政府和自民党对台湾的基本立场，因此他们将“寄望加强‘人脉’的建立，以期汇集台湾在日本政界的影响力，促进日本对台政策逐步改善”[59]定位为意图实现的目标。而这一由“亲台派”国会议员构成的非正式沟通渠道主要是由昔日日本对台的非正式外交管道演变而来的由自民党内“亲台派”议员成立的“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简称“日华恳”）。[60]
日台“断交“之前，日本对台的非正式外交管道主要是在1957—1971年间召开了16次总会和数次常务委员会的“日华协力委员会”（台湾方面称为“中日合作策进委员会”）。此委员会虽然是1957年设立的以“促进两国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友好提携共同合作”为目的的纯民间团体，但它的成员几乎都是日台双方政界、官界以及财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如日方以顾问或委员身份参加该委员会的有岸信介、石井光次郎、大野伴睦、船田中、贺屋兴宣、福田赳夫、田中龙夫、北泽直吉等自民党籍国会议员。[61]台湾方面有张群（“总统府”秘书长）、何应钦（原“行政院长”、“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谷正纲（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陶希圣（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胡健中（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等政治人物。[62]1964年12月，“日华协力委员会”又与自民党内其他的“亲台派”议员成立了“亚洲问题研究会”。该研究会的成员属于支撑佐藤政权的自民党的五大主流派阀，是支撑佐藤内阁的骨干，占了内阁成员的67%。[63]日台“断交”之后，原“日华协力委员会”中的经贸部分由“东亚经济人会议”（台湾称“东亚工商业者会议”）取代，政治部分则由被称为日台“断交”后日本政界“台湾帮”、“老巢”[64]的“日华恳”继承。
早在田中与大平访华准备签署联合声明之际，“亲台派”议员、前法务大臣贺屋兴宣，便与众议员滩尾弘吉商议，认为若日台“断交”，为维持日后与台湾的关系，应筹备成立“日华议员联盟”，负责日台之间有关外交事务的交涉工作。此一提议得到了台“行政院长”蒋经国及台“驻日大使”彭孟缉的首肯。[65]这样到1972年10月30日，贺屋兴宣、滩尾弘吉等人便在自民党外交问题委员会会议上宣布要组建“日华议员联盟”。[66]随后，藤尾正行、中川一郎、玉置和郎、渡边美智雄、田中龙夫、石原慎太郎等27人作为发起人开始了筹备工作。他们还以“维持和发展日本与台湾的友好关系”为宗旨在国会议员中召集赞同人，结果赞同这一宗旨并签名入会的自民党议员有152名（众议院议员99名、参议院议员53名），占了当时自民党两院议员人数的1/3[67]，足见声势之浩大。其中，除了贺屋兴宣、滩尾弘吉等资深议员之外，自民党青年局中那些刚刚当选1次或2次的所谓“一年生、二年生”的“少壮派”议员也多有参加。与此同时，玉置和郎在12月18日访问台湾之际，就告知台湾方面，“自民党籍的国会议员正积极成立‘日华议员联盟’”。[68]1973年3月 14日，就在日本外务省决定将原台驻日“大使馆”馆舍（地基及地面建筑物）的使用权移交给中国政府的当日下午，“日华恳”在自民党本部召开了设立总会，宣布正式成立，以前文部大臣滩尾弘吉（后其出任众议院议长）担任会长，众议员藤尾正行为副会长，参议员玉置和郎为总干事。[69]
由是观之，“日华恳”的成立与原台驻日“大使馆”馆舍使用权移交问题是息息相关的。此外，当时正值中日谈判签署《中日航空协定》之际，于是“日华恳”在成立总会上就上述两个问题展开激烈的讨论，并形成了统一见解，认为“处理大使馆地基乃属于私法问题，政府不应介入”。会后他们又对外务省亚洲局长吉田健三表达了上述反对的意见。但在吉田以日本官方的立场表示不接受“日华恳”的反对意见后，便立即将上述结论递交给了田中首相与大平外相。之后“日华恳”又开了几次大会继续强调他们的反对意见，并利用国会议员对内阁的质问权，在众参两院的委员会上对外务省进行质问。但该问题实质上是日本政府根据转换对中国的国家承认的既定方针而做出的决定，“日华恳”无意且无能力去挑战中日关系的“大前提”，因此“日华恳”的种种动作只是明确表示了其在日台关系上的立场而已。[70]
1973年7月17日，正值中日谈判签署《中日航空协定》之际，“日华恳”中的“少壮派”议员以如何处理日台航空路线的问题为契机成立了更为激进的“亲台”组织——“青岚会”。[71]“青岚会”一名意在要给浑浊停滞、缺乏活力的日本政界送来一股神清气爽的风，是由当时尚是“一年生”议员的石原慎太郎所取。“青岚会”采取盖血手印的办法吸收成员，成立时有26名众议员和5名参议员加入，以渡边美智雄、中川一郎为“召集人”，中尾荣一为“主席”，石原慎太郎为“干事长”。为阻止中日签订航空协定，他们大打出手，在国会开会时屡屡演出诸如推倒桌子、扔烟灰缸等武斗场面。[72]
日台“断交”后，如何处理日台航线的问题是当时最为棘手的事情。而在整个从“断航”到“复航”的过程中，“日华恳”及“青岚会”的成员积极奔走于东京与台北之间，并多次与日本政府的高层进行“私下沟通”与“事前协商”，最终以日本外相宫泽喜一在参议院以回答参议员秦野章咨询的形式，以一场类似“双簧”表演的方式让台湾当局找到了“复航”的台阶。[73]1979年，“青岚会”解散，但“日华恳”继续存在，并在20世纪80年代解决“台籍日本兵赔偿问题”[74]及其他一些经贸议题上作为台北与东京沟通的中介，积极充当了双方的沟通者与传递人的角色。
从日台“断交”到冷战结束，日台之间表面上是通过日本的“交流协会”与台湾的“亚协”进行各项接触与交涉的。但因“交流协会”与“亚协”的职能仅是便于日台双方进行事务性往来的沟通窗口而已，于是在该渠道的背后，台湾当局则是通过由自民党国会议员成立的“亲台”组织与日本政府高层进行沟通的。反过来，日本政府也通过自民党的“亲台派”议员与台湾方面沟通，传递信息，发挥了沟通者与传递人的作用。而这一时期显而易见的是，在日台之间进行非正式外交的国会议员悉数是执政的自民党议员。这其中固然有当时日本在野党一边倒向中国的原因，但更为重要的是，一方面自民党内早就存在大量的“亲台派”议员，另一方面，台湾当局从现实利益考量，认为日本的自民党长期居于执政党的地位，而其他政党实际上处于日本政治结构的“圈外”，并不拥有足以发挥政治影响的能力，除了与少数民社党的议员有所往来外[75]，台湾当局尚未将“橄榄枝”抛向其他在野党。因此可以说，在冷战结束前，日台之间的“议员外交”主要在台湾当局与自民党“亲台派”国会议员之间进行。而由于国民党在台湾继续维持着党国体制，因此这一时期日台的“议员外交”亦可谓是沿着“自民党—国民党”这种一对一的沟通方式[76]运行的。
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日本政府还是比较恪守在联合声明中的各项承诺的，台湾问题的棘手性也因此在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中并未有所浮现。相应地，这一时期的日台“议员外交”也多停留在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解决上，因此日本“亲台派”议员在东京与台北之间除了发挥沟通作用之外，还扮演了中介者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