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冷战到民主党执政时期

“六四风波”与冷战结束给日本政界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其保守化、右倾化倾向也日趋显著，鼓吹“正常国家”——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呼声日高，这给中日关系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它一方面导致了政界的“亲中派”势力衰退，逐渐淡出了日本的政治舞台，昔日所谓“情感型”的中日关系逐渐淡漠，取而代之的是“利益型”主导的中日关系，日本对华政策日益强硬；但另一方面新生代国会议员的“亲台派”却在继承了老一辈“亲台派”的传统之后势力不断增强。与此同时，日本的舆论界也不断地向同情台湾的方向倾斜，而对中国的报道则普遍呈现出负面的倾向。这直接导致了日本民众对台湾的好感度日益上升，而对中国的好感度却不断下滑，屡创历史新低。显而易见，日本国内的这些倾向不但对中日关系的健康良性发展带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也使得中国的和平统一大业遇到了更加复杂的障碍。究其原因，可以从以下三个面向加以剖析。

首先，冷战结束之后，西方阵营普遍视之为西方民主制度的一大胜利，并认为这是人类社会应当普遍接受的普世价值观。而日本作为西方阵营的一员，认为其与美欧不但在经济上占了世界的2/3，还均为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因此有意实现日美欧三极共治的世界。与此同时，李登辉主政下的台湾则极力向全世界展示其政治改革和民主化渐趋成熟的成果，尤其是1996年在台湾地区举行的领导人“直选”，更让台湾跻身“亚洲民主优等生”的行列。如此一来，无论在价值观及世界观上，台湾显得与世界诸大国尤其是日本特别接近，并进而树立了一种文化上的亲近感。特别是2000年台湾首次以选举的方式实现了“政党轮替”，更使得日本从政界到民间对台湾的民主制度产生了亲近感。

其次，“苏东集团”的政治“变天”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硕果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这种意识形态上的“有色眼镜”使得西方世界看待中国时充满了偏见，因此先有“中国崩溃论”的出现，待看到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国力日益强盛之后，“中国威胁论”又甚嚣尘上。1996年中国以威慑“台独”势力为目的而在台湾海峡进行了军事演习，这使得日本骤然提升了对台湾问题的“关心”程度，也导致了日美新防卫合作指针中将台湾纳入到日本周边有事法案的范畴之中。(https://www.daowen.com)

最后，相对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自“泡沫经济”崩溃之后，日本经济一直低迷不振，陷入了“迷失的二十年”。中日两国实力此消彼长的势头导致在“两强并立”的格局之下，两国之间的结构性战略矛盾日益突显。日本质疑中国的和平统一大业会严重损害到日本的国家利益，更有甚者担心一旦台湾被中国统一，则日本亦有被中国吞并之虞。因此日本日益将台湾视为防范与遏制中国的有效工具，一些政界要人更公开表示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77]

在这种背景下，日本政界的“亲台派”及其活动有以下两大特点最为引人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