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冲击”
战后的日本，通过日美安保体制，与美国结成了军事同盟。这不仅标志着日本被纳入到了美国的战略轨道中，也意味着对美国的依赖和从属性质决定了日本对华外交行动的被动态势。就中日关系而言，若美国不改变对华政策，不采取对华和解的立场，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绝无可能。因此说“复交前的中日关系具有突出的国际性，基本上是由美国对日和对华政策所左右，与其说是中日双边关系，不如说是中美日三边关系”[1]这话是言之成理的。
随着冷战的开始与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国成了美国在东亚的不共戴天之敌。朝鲜战争结束后，遏制中国成为美国远东战略的主要目标，作为美对华的一项长期基本政策而确定下来。虽然从那时起到中美实现和解，双方举行了136次大使级的会谈，但中美关系处于敌对状态，两国关系长期陷入僵化的局面几无任何改观。正因为如此，甚至有在世界范围内是“美苏冷战”的格局，但在东亚则处于“美中冷战”[2]的状态之下这一说。
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降，美国在与苏联争霸中处于战略防御地位，这使得美国出现了称霸世界的野心与力量不足的矛盾。于是，面对苏联咄咄逼人的进攻势头，美国不得不开始进行战略收缩，把军事力量的重点，从亚洲重新转向欧洲，并推行多极均势外交，试图以退求进。1969年7月25日，尼克松总统提出了被称作“尼克松主义”的亚洲政策总方针。后来他进一步扩展了尼克松主义的内容，使之成为不仅规定美国的海外义务及其与盟友的关系，而且规定美国对苏对华政策的指导原则。[3]
“尼克松主义”是继杜鲁门主义之后，美国对外政策的又一次战略调整，其目的是通过“实力”加“谈判”维持美苏均势，尽可能限制苏联扩张，并形成美中苏三角均势。[4]而为了使美国在力不从心的情况下，能有效地对付苏联这个在世界范围内争夺霸权的强劲对手，尼克松政府不得不将中美接近置于形成美中苏三角关系这一美国全球大战略的重心所在。
另一方面，自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的中苏矛盾逐渐从原先的两党之间意识形态分歧演变为国家利益的严重冲突。尤其是1969年“珍宝岛事件”之后，使得中国认为苏联对中国的威胁已经大于中美矛盾。于是，中美两国出于共同防苏的需要，在战略上形成了要相互和解的共识。[5]
中美两国在经过一番精心筹划后，终于在1971年7月9日实现了基辛格的秘密访华。当日下午4时，基辛格与周恩来在北京举行了首次会谈。基辛格首先说明他这次访华的两个任务：一是商谈尼克松访华的日期及准备工作；二是为尼克松进行预备性会谈。之后，双方就台湾问题、日本、美苏关系、越南战争、南亚次大陆形势等问题，相互交换了看法。台湾问题是其中的重中之重，虽然基辛格指出美国不支持在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同时驱逐台湾代表，但其表示美国将在翌日中午，双方又在人民大会堂进行了第二次会谈，最终商定尼克松总统在1972年春天访问中国，还决定在巴黎建立今后互相联络的渠道。
1971年7月11日下午，基辛格一行带着此次秘密访问的圆满成果以及中国方面赠送的各种礼物离开北京，同时按照预先商量好的密码向尼克松发出了一个代表成功的信号——“Eureka”（希腊语“我发现了”）。[6]15日下午，中美两国政府同时向外界宣布了基辛格访华的消息和《公告》。尼克松还特别发表演说：
晚上好！我今晚要求这个电视时间是为了宣布我们争取建立世界持久和平的工作所取得的一项重大进展。
正如过去三年中我曾经多次指出的，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它的七亿五千万人民参加，就不可能有稳定和持久的和平。因此，我在几个方面采取了主动，以求打开建立我们两国间更正常关系的大门。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派遣我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在他最近的环球旅行期间去北京，与周恩来总理会谈。(https://www.daowen.com)
我现在读的这个公告，在北京和美国同时发表：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 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系的问题交换意见。[7]
尼克松的演说不啻给全世界投下了一枚震撼弹，其中对日本政坛及佐藤内阁的打击尤为巨大。
出于冷战的需要，日本被视为美国在亚太地区反苏反共的桥头堡。在国际事务中，日本向来以美国马首是瞻，尤其是在与意识形态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交往中，日本的对外政策亦步亦趋地听从美国的战略安排。在美国对中国施行封锁、遏制政策时，日本也很难与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因此，从1952年以来，尽管两国在经贸、文化、体育等方面的交流不断，但日本始终固守“政经分离”的原则，不敢在政治领域雷池越步，因而一直与台湾当局维持着“外交”关系。
佐藤荣作组阁之后，一方面以维持日美联盟关系，力求早日归还小笠原群岛、冲绳为最大的政治使命，因而他将筹码完全押到美国一方；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很多长期主持对日工作的人员受到了批斗，离开了工作岗位，对日方面严重缺乏柔性，因此佐藤内阁时期的中日关系主要呈现以对抗为主，对话为辅的不利局面。
但尽管如此，1970年以后，日本国内要求中日友好和实现邦交正常化的呼声日盛一日。同年12月，379名众参两院国会议员成立了超党派的“日本促进恢复日中邦交议员联盟”（简称“日中议联”）。随后，公明党和社会党也分别成立“日中邦交正常化国民协议会”和“日中复交国民会议”。[8]但对于这一切，佐藤似乎无动于衷。1970年10月，佐藤在访美时，与尼克松总统达成两国继续将就中国问题保持密切讨论和事前协商的原则，“两国首脑认为调整对中国的政策是必要的。同意随着将来的发展，应继续进行密切的联系和协商”。[9]同时，日本外相爱知揆一也相信，针对与中国的关系，美国绝不会有任何瞒着日本政府之事。[10]回国之后，佐藤引用尼克松对他的保证，还力劝日本商界各大领袖顶住中国的压力。
然而美国不但对暗中与中国接触一事向日本保密，即使在尼克松宣布访问中国的一星期前，美国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德访问东京时还向佐藤保证，华盛顿反复思考过，其对华政策“没有任何根本变化”。[11]中美接近的保密工作做得极为出色，以至于连美国驻日大使阿明·迈耶也是在理发时，通过陆军广播电台听到尼克松宣布访华的消息的。[12]
1971年7月16日（华盛顿时间7月15日）上午11时27分，日本内阁会议刚刚结束，尚未走出会议室的佐藤接到秘书小杉照夫送来的有关尼克松宣布访华的备忘录，而这时距尼克松正式发表访华公告仅剩3分钟。[13]美国的“越顶外交”所造成的“尼克松冲击”（Nixon Shock），使佐藤内阁顿时陷入了极大的困境。面对国内越来越高涨的要求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呼声，佐藤惯于拿美国作为自己的挡箭牌，但美国却在丝毫未知会日本的情况下，与中国率先实现和解，这使得佐藤内阁再无任何理由阻挠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了。事实上，从这时起，要求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的舆论在日本国内呈一边倒的倾向。当时日本各大媒体流行“不可赶不上（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巴士”这样的说法，而政坛则有着“起码比美国早一天承认，也不要步美国后尘”的心理因素存在。[14]与此同时，“尼克松冲击”也使得佐藤本人在自民党内的影响受到了削弱。据阿明大使的回忆，当时佐藤虽然表面上发表了一个声明，表示欢迎中美“符合世界和平利益”的对话，并表示日本支持同中国发展更加密切的关系已经很久了。但实则他“像在地狱里一样难熬”，连自民党内高层也怀疑其在受到“尼克松冲击”之后“能否支撑下去”。之后佐藤还十分伤痛地对来访的澳大利亚工党领袖高·卫特拉姆说，“我已经做了”美国人“要求的一切”，但“他们却让我失望了”。[15]
一言以蔽之，“尼克松冲击”一方面使佐藤内阁陷入摇摇欲坠的危机之中，另一方面也为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扫除了最大的外部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