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ct1">本章小结

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之后，双方均视早日缔结“中日航空协定”为两国友好关系的象征，因此很快便于翌年3月展开谈判。但谈判过程中最为棘手的并非是一般技术性问题，而是涉及如何处理日台航线等敏感度高的政治性问题。当时台湾当局愤于田中内阁与中国大陆实现邦交正常化，对任何政治性问题异常敏感，甚至不惜以中断台日航线相要挟，向日本施压。如前所述，日台“断交”后，日本与中国大陆建立外交关系成为日本对两岸外交的“大前提”，而同时与台湾当局保持非政治的往来则成为“小前提”。因此，在缔结“中日航空协定”的同时，极力维持日台航线是日本政府的目的。

日台“断交”后，日本与台湾原有的沟通渠道也随之发生重大改变。首先，原有的官方沟通渠道不复存在。其次，原来起到官方沟通渠道辅助作用的非正式渠道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官方渠道的替代者，这是从以下两个面向而言的。第一，是事务性的往来面向。日台双方在“断交”后分别成立“交流协会”和“亚协”，作为双方政府认可的公开性的“民间机构”，其部分替代着原来使领馆的功能。第二，1973年3月14日自民党所属152名议员成立了“日华恳”这一“亲台议员组织”，这是日台“断交”前曾长期发挥官方渠道辅助作用的“日华协力委员会”的承继机构。因此日台“断交”后，在日台之间无法直接进行官方接触的前提下，当双方需要进行政治性接触的情况下，便可通过“日华恳”在东京与台北之间传递信息，发挥中介者的作用。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日华恳”是东京与台北之间进行间接政治往来的一个重要窗口。

本章属于案例研究，以日台航线从“断航”到“复航”这一过程中的议员因素为探讨对象，通过对这一过程中“日华恳”所进行的各种活动进行描述，一则阐释议员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二则指出日台“断交”情况下双方在非正式沟通渠道的特征。

首先要说明的是，“日华协力委员会”存在于“1952年体制”的框架中，因此其发挥着正式沟通渠道辅助者的作用，属于“议员外交”的第二个模式。但在日台“断交”后，“日华恳”则建构于“1972年体制”的基础之上，发挥着正式沟通渠道替代者的作用，属于“议员外交”中的第一种模式。具体而言，作为消极外交的目标，沟通者的角色是“议员外交”最为基础的目的。进一步而言，在日台无法直接进行官方往来的前提下，“日华恳”成了东京与台北官方进行接触，相互传递信息的一个窗口，发挥着中介者的作用。无论是在中日进行航权的谈判，还是日台航线“复航”的过程中，东京与台北均通过“日华恳”这个渠道，相互传递信息，施加影响。(https://www.daowen.com)

其次需要指出的是，在“1952年体制”的框架下日台之间保持着“官方”关系，而在“1972年体制”下虽然双方不再保持“官方”往来，但在双方“官方”的授权下分别成立“交流协会”、“亚协”以在事务性交流中取代原来使领馆的相关功能。因此“交流协会”、“亚协”一方面作为双方政府授权的“民间”代表机构，另一方面作为在事务性交流中取代原有使领馆的机构，在日台航线“断航”到“复航”的过程中，“交流协会”、“亚协”一直出现在公开场合，进行一些事务性的接触，如将双方的“官方声明”互相通知，签署“财团法人交流协会与亚东关系协会维持有关民间航空业务的协定”和“合意议事录”等等。换言之，“交流协会”、“亚协”更多的是进行一些“例行公事”、公开形式的事情。因此，“交流协会”、“亚协”的行为是日台之间“建前”的一种表现。

相比之下，“日华恳”则是日台双方发出“本音”的一个中介了。无论是田中内阁时期委托“日华恳”借着为蒋介石庆祝生辰的机会，外相木村拜托“日华恳”成员协助政府试探台湾当局的“本音”，还是三木内阁时期外相宫泽委托“日华恳”会长滩尾弘吉及玉置和郎与马树礼会面等等，“日华恳”十分鲜明地充当着中介者的角色。

综上所述，日台“断交”之后，台湾当局十分清楚“复交”无望，因而十分注重拓展在日本国会议员中的“人脉关系”，关注其在台日之间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另一方面，对日本而言“1972年体制”的基础是大小前提兼顾。“大前提”是日本与中国大陆建立官方关系，“小前提”则是与台湾当局维系非政治性往来。因此，日本政府也十分注重在对台湾关系上的国内“亲台派”议员的因素，同时亦可通过这层关系试探在维持日中正式邦交的前提下，中国大陆对日本与台湾继续发展实质关系的忍让限度，以为日本在对两岸外交当中维持一种平衡，能同时在两边获利，实现日本自身的国家利益。从这个角度而言，日本“亲台派”国会议员在日台间的外交活动给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不容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