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经分离”与“政经不分离”
1958年5月2日，正值中国邮票剪纸展览会在日本长崎举办之际，两名具有右翼背景的日本男子闯入展览中心，扯下悬挂在会馆内的五星红旗。国旗是一国的国家象征，并非是普通的印刷物件。但当时日本以尚未与中国建立邦交为由，并未对这两名男子进行应有的惩处，就事情经过进行询问之后，以“轻微犯罪”分别对两人罚款500日元之后便予以释放。这即是在战后中日关系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长崎国旗事件”。
“长崎国旗事件”发生之后，中国十分震怒，强烈要求日本依侮辱国旗例惩处肇事者，并派正式代表赴北京，为扯旗事件道歉，否则便单方面宣布中断与日的一切贸易。对此，日本一方面拒绝中方要求，另一方面希望中方不要采取极端手法，中断两国间的贸易往来。包括岸信介首相本人在内的政界要人还多次正式表示，除政治外，日本政府是欢迎与中国大陆发展经贸文化往来的。如6月13日，岸发表声明，保证新的日本政府将采取和平独立外交政策，重申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贸易，但不予正式外交承认。19日，内阁官房长官赤诚宗德于记者招待会上发表声明，公开主张不改变日本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但主张日本政府应采取积极步骤，恢复与北京的贸易。7月7日，外相藤山爱一郎更在参院财委会上称：日本对与中国大陆贸易持等待观望态度，但此政策并不意味着日政府拒绝与北京重开贸易关系，并否认外传“内阁对和中国大陆贸易意见颇为分歧”[2]之报道。
显而易见，岸内阁的立场是固守“政经分离”的方针，在与台湾当局保持“官方往来”的同时，也不失时机地与中国大陆保持经贸文化等非政治往来。与台湾当局保持“官方往来”，是表明日本政府信守“吉田书简”中的官方立场，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保持一致，以避免开罪美国，而维持与中国大陆的经贸关系，则又符合日本的切身经济利益。因此，这样一种外交方式，是日本在“日‘华’条约”的限制下，对华推行现实外交的做法。如前所述，日本自吉田茂内阁以降，对华关系采取“政经分离”的方针是被历届内阁奉为圭臬的。问题在于，日本历届内阁如何在“政经分离”的方针下，在政治与经济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以在不过分刺激美国与台湾当局的同时，又能开展与中国大陆的经贸往来。
对中国而言，日本是中国最重要的邻邦之一，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意义重大。但冷战两极格局对垒的事实造成美苏以外的任何国家在进行外交抉择时，只能在两大阵营中二选一。而面对中日两国分属不同阵营的客观事实，周恩来则提出“民间先行，以民促官”，以一种“积累渐进”的方式发展中日两国的民间贸易，并最终推动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1957年4月15日，周恩来在北京接见以日本社会党书记长、众议员浅沼稻次郎为团长的日本社会党访华亲善使节团时，就明确强调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针，指出：打破恢复中日邦交的困难局面应该采取的步骤是，先从中日两国人民进行国民外交，再从国民外交发展到半官方外交，这样来突破美国对日本的控制。[3]因此，与日本发展经贸往来，尽管对中国的国内经济建设有所帮助，但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是将此作为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的一种手段，其宗旨是“民间先行，以民促官，政经不分离”，目的是以“积累渐进”的方式谋求与日本政府进行沟通。
众所周知，日本自1949年5月24日成立跨党派的“中日贸易促进议员联盟”（1952年12月12日改组为“日中贸易促进议员联盟”）之后，从1952年到1958年，先后与中国签署了四次民间贸易协定[4]，为中日之间的民间经贸往来做出了巨大贡献。虽说是民间贸易，但实际上总是要与日本政府有所关联，而日方谈判代表池田政之辅议员本人也与日本政府高层关系密切，特别与鸠山一郎首相关系匪浅，可以当面向他申述意见。因此，中国也正是抓住这一点，在谈判过程中谋求与日本政府进行沟通。如第三次民间贸易协定谈判时，由于曾参加第二次民间贸易协议谈判的国会议员松田竹千代此时已经入阁成为鸠山内阁的邮政大臣，因此赴日谈判的中国贸易代表团通过他的关系，获准用密码与国内联系。[5]而据孙平化的回忆，第三次民间贸易协定，实质上还得到了鸠山首相的支持和赞同。
那时中日双方谈判民间贸易已经触及互设贸易代表部乃至签订政府间贸易协定等问题，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和保证，这些全是空话。说穿了，那时谈判民间贸易协定，实际上就是民间在前台，政府在后台，双方是彼此彼此，政府不便直接出面罢了。关于对民间贸易协定的政府保证问题，就是以雷任民和村田省藏、池田政之辅交换信件的方式来加以体现。[6]
基于此，到1956年10月第四次民间贸易协定谈判时，中国希望是在已有基础上循序渐进地推动中日关系在政治上前进一步，因此再度提出互设贸易机构问题。而若在中日之间互设贸易机构，势必涉及这样的常驻机构应该属于什么性质，以什么形式出现，驻外人员是否应该享受外交豁免等特权，相关机构能否悬挂国旗等一系列需要日本政府做出政治决断的问题。换言之，第四次民间贸易协定谈判的主要问题并非是经贸问题本身，其焦点实则是政治问题。
对此，虽然鸠山之后的石桥湛三首相在同年12月25日的首次内阁会议上决定促进对中国的贸易，并打算在北京和东京互设民间贸易人员。[7]但由于健康问题，在对大陆交往上持积极态度的石桥内阁仅仅存在两个多月便告结束。代替石桥出任首相的是原内阁外相岸信介。
在经济上，岸基于日本国家现实利益的考量，并不反对扩大与中国的经贸往来，如1957年2月4日，时任外相代首相的岸在国会众、参两院发表外交政策演说时，即强调日本与中国的历史、地理及经济各方面的关系，并声称：日本希望与中国大陆有更多贸易。此外，岸还于13日向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表示：日本反对美国要求加强对中国大陆之禁运限制，而要求美国放宽禁令。进一步地，岸在同年6月4日访问台湾时，向蒋介石解释说，“日本谈到对中国大陆贸易，尤其以大阪为中心之中小企业，以原来与大陆有生意往来，只要现在大陆有生意可做，即趋之若鹜。故现在日本在政治上决定不与中共建立外交关系，亦不在联合国内对中共作任何帮助，但对于日本人民断绝与大陆往来，不做贸易，认为在理论上固可如此说法，而事实上绝不可能。此点希望予以谅解”。[8]但在政治上，岸也是旗帜鲜明地持“反共”、“亲台”的立场。[9]1957年6月2日，他出访台湾，更在与蒋介石会谈时公开声明支持蒋的“反攻大陆”政策。[10]
因此，岸内阁对互设贸易机构问题是十分消极，甚至是表示反对的。1957年8月3日，自民党执行委员会议决定，派赴北京缔订第四次贸易协定谈判代表团池田正之辅一行延缓成行。同日，日本外务省发表声明，日本政府重申促进对中国贸易之希望，并表示如拒绝盖指印，则来日人员居留时间将以两个月为限。9月2日，岸内阁与自民党领导层举行联席会议，协调由池田正之辅率领的日本贸易代表团预定于10月5日前赴北京进行谈判的相关方针。[11]经过讨论，得出要点如下：
（一）关于中国驻东京贸易代表团设立问题，其名称应尽可能不叫“代表团”，而称“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东京办事处”。
（二）北京来日之贸易人员将不赋予外交特权，但将尽可能给予方便，俾其能处理贸易事务而无困难。
（三）关于指模的问题，北京贸易人员免除按指模规定之名额以5人为限。(https://www.daowen.com)
（四）有关举行贸易、展览的中国代表居留时间，可略予延长若干日。
（五）贸易额之目标，暂定为双方各9000万美元（与台湾贸易额相约）。[12]
如此一来，第四次民间贸易协定经过一年多的谈谈停停，直到1958年3 月5日才终于达成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同意互设贸易办事处，并可在这常驻机构建筑物上悬挂国旗。对此美国与台湾当局立即做出激烈反应，台湾当局不但表示了强烈反对，还宣布要中断与日本的商业往来。于是，日本在美国与台湾的压力下屈服了。[13]外相藤山爱一郎遂于3月14日就第四次民间贸易协定问题向台湾当局做出五点态度解释。
（一）日本与北京签订此项民间贸易协定，并非说日本已承认中共政府；
（二）中共在日本的贸易代表将享受不到外交豁免权；
（三）中共的贸易代表将须遵守日本的法律；
（四）日本政府尚未批准此项日本与北京的民间贸易协定；
（五）日本政府畀予中共人员之便利，仅为扩大双方间的贸易。[14]
进一步地，1958年4月29日，官房长官爱知揆一又发表声明，表示日本政府不能同意挂旗。[15]这即意味着岸内阁对协定的内容是反对的，因此协定虽然签了字，却不能执行，等于宣告无效。
综上所述，1958年导致中日之间断绝经贸往来的深层原因在于中日之间围绕台湾问题，“民间先行，以民促官，政经不分离”与“政治台湾，经济大陆，政经分离”这两者直接碰撞的结果，而“长崎国旗事件”不过是这两者长期龃龉之下爆发的一个导火索罢了。
“长崎国旗事件”之后，中国在中断两国之间经贸往来的同时，也集中炮火对岸内阁展开批判。据统计，自1958年5月10日到当年年底，《人民日报》共刊登了包括领导人的重要谈话、社论与社评等18篇文章对岸内阁展开批判，远超过1957年的6篇。[16]从中可以看出，中国最不容忍的还是岸内阁旗帜鲜明地“政经分离”立场。周恩来曾表示，“岸信介政府不是不能与中国做买卖，但是必须政治、经济一道谈，不允许岸政府一面敌视中国，一面做买卖”。[17]他还将岸信介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进行比较，指出：
杜勒斯说他敌视中国，就不和中国做买卖，要禁运，他是反动头子，但是表里一致，他的话是合乎逻辑的。岸信介就不是这样。他一面在政治上敌视中国，但经济上又要做买卖，这是不合逻辑的。有时候岸信介和藤山在国会中也说他们并不敌视中国，但是为什么他们阻挠中日关系正常化呢？为什么抓住台湾不放呢？这不是敌视中国是什么呢？所以他并不是不讲政治，他的政治就是敌视中国。在敌视中国、阻挠中日关系正常化和阴谋制造“两个中国”的情况下，就无法恢复中日两国的经济关系。[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