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问题”与田中内阁的成立
对日本而言，自明治维新以降，“中国问题”便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外交问题，而是一个同日本国内政治紧密相连的既复杂又敏感的重大问题。用田中角荣的话说是“中国问题50%属于日本内政问题。每当日本政治发生混乱，其一半原因可归结为日中问题。因此，日中之间的问题必须作为内政问题来加以解决”[45]。
如前所述，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一直是媾和之后的历届日本内阁所面临的一大难题。自民党内甚有派阀的首领意图一举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并以此为自身的政治性功绩，以问鼎自民党总裁·首相的宝座。[46]当然在现实中，若得不到美国的首肯，中日是无法实现邦交正常化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因此，当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日本国内各界强烈要求政府努力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时，向来亦步亦趋地追随美国的佐藤内阁便可以以美国为挡箭牌，而对国内的呼声置若罔闻。也正因为如此，当尼克松对华实行“越顶外交”之后，使得佐藤内阁受到了致命性的冲击，最后竟而因此下台。
另一方面，美国的“越顶外交”也为日本制造了一个绝好的机会，若佐藤能够抓住机遇，与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的话，不但可以为佐藤内阁增添政绩，亦可延长自己的政治生命，但他却未能适时抓住这一历史机遇，于是与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成了继任内阁的当务之急。[47]因此，中国问题成了佐藤辞职后，自民党总裁选举中争论的焦点。
当时有意竞选自民党总裁的有自民党宏池会会长的大平正芳，自民党顾问、众议员、前外相三木武夫，自民党中曾根派首领中曾根康弘[48]，佐藤内阁通产大臣田中角荣及佐藤本人属意的外务大臣福田赳夫。
众所周知，福田派是自民党内“亲台派”议员的大本营，因此福田本人对中国问题一直采取比较谨慎保守的态度，他虽不反对与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但如同佐藤那样，时刻强调要维持与台湾当局的“外交”关系等。相比之下，其他三人对中国问题的态度则要积极许多。
如最早提出参选的大平正芳早在1971年9月1日召开的宏池会国会议员研修会上，发表了题为《日本新世界的开幕：改变潮流》的演讲，便指出日本应该修正在联合国内反对中国的政策、促进邦交正常化。大平表示：(https://www.daowen.com)
去年秋季以来，联合国的多数国家开始倾向承认中国的合法席位。而且，和北京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也不断增加。我国的舆论也大幅度地向着这个方向摆动了。我认为，政府正确评价这种形势并最终解决中国问题的时机已逐渐成熟。我相信，政府本着日中友好的精神和原则，尽快地开始同北京之间的政府间接触，是符合国际和国内舆论的。即使在尚未最终解决之前，我也希望政府慎重从事，不要做如同在联合国支持逆重要事项提案之类的倒行逆施的事。[49]
而自民党顾问、众议员、前外相三木武夫则是在自民党内最早主张承认新中国的。1972年4月13日，由众议员、民社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春日一幸率领的民社党访华团在北京与中日友好协会签署了载有两国建交条件的《联合声明》。该声明是在前述“五项原则”和“四项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中日双方的共识归纳为三项基本内容，即“中日复交三原则”：（一）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坚决反对任何“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等荒谬主张；（二）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已经归还中国。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外国干涉。坚决反对“台湾地位未定”论和策划“台湾独立”的阴谋；（三）“日蒋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50]两天后，当三木在北京与周恩来会谈时，表示他个人主张日本应承认“中日复交三原则”，宣布日中结束战争状态，“日‘华’条约”无效，并于日中复交后签署永不再战宣言。[51]虽然早在3月31日，春日临行前就已经向佐藤、福田、田中等自民党领导人通报了将与中国签署《联合声明》的事，但自民党内公开表示同意“中日复交三原则”的，三木当属第一人。
田中相比大平、三木二人，属于现任内阁阁员，一来其身份较前者敏感，二来原本属于佐藤派的田中在一段时间内也主张维持与台湾关系，因此为了避免在日后的总裁选举中陷于不利，他很少公开谈论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据其秘书早坂茂三的回忆，直到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前夕，田中才真正下定决心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52]之后，田中还利用一些场合，向党内的亲华派议员表示自己的决心，并请他们向中国方面进行传递。如1972年3月中旬，田中曾对来访的自民党众议员田川诚一表示：
我一旦获得政权，就立即实现日中复交，我不委托外交官去做，我要亲自到中国进行复交的谈判；关键要有诚意，要对过去的战争谢罪，结束战争状态，实现邦交正常化。在日本国内、自民党内，对恢复邦交的方式、基本态度意见不一，但如果要就此进行议论，也难以统一，因此我决心以强有力的领导能力在短期内速战速决，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中国方面提出的复交原则是正确的，基本上都能接受，不必介意一些细小的事情。[53]
1972年4月，当自民党内另一名“亲中派”众议员古井喜实访华前，田中又特意会见古井，请他在会见廖承志时代为传递讯息，表示说：“如果我当选总理，将请大平任外相，想尽力打开日中关系。”[54]
这样对大平、三木和田中三人而言，对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积极态度成了他们合作的基础，而因福田系佐藤属意的继任人，其势力比任何三人中的单个人均为强大，这种一强三弱的局势又成了三人合作的必要条件。因此当6月17日佐藤表示引退后，自民党总裁选举表面上是一场“三角大福”决战，实际上成了田中与福田的对决。事后如众所周知的那样，7月5日，田中角荣击败了福田赳夫，并在翌日的第69届临时国会上被指定为内阁总理大臣。7月7日，田中派联合积极主张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大平、三木及中曾根等派系组成了“举党一致”内阁，由大平出任外相，三木担任副首相级的无任所相，中曾根为通产相，这标志着“田中抓内政，大平搞外交”[55]的“田中—大平体制”正式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