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日本不但在地理上与中国一衣带水，其历史文化等方面亦与中国渊源颇深，遂从中国的视角研究日本具有以下两大意义可言。第一，中日两国同属东方文明，在迈向近代化的过程中，相对中国的过程坎坷、命途多蹇，日本可谓一帆风顺，其在与国际接轨方面早于中国，故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制度如何结合等方面有众多值得借鉴之处，因此从历史的经验性角度来衡量，研究日本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第二，中日两国均是国际上举足轻重的大国，近年来两国在政治、经贸及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亦日趋频繁，故双方领导人以“建构两国战略互惠关系”来切实有效地提升相互之间的合作，但在两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两强并立”的状态下，两国又处于深层次结构性战略矛盾之中，这种竞争与合作并存的矛盾表象，恰反映了国际政治的复杂多变性，从而使得无论从地缘政治亦或中日两国综合国力的角度入手，中日关系对双方而言均属于双边关系与大国关系双范畴之列，其现实的复杂性决定了研究日本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具体而言，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对每个国家而言通过外交的途径为本国谋求最大的国家利益是各国进行对外交往的通则。但另一方面，因各国在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等方面存在千差万别，这种差异性又必然会在对外交往中有所显露，即外交领域中所谓的“国风”（お国ぶり）现象。

日本是世界上一个十分独特的国家。世界上绝少有国家能像日本那样将外来文明很好地按照国情纳入到本国文明当中，并将其“日本化”。如日本在历史上曾从中国引入了汉字，如今汉字不但成了日语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创造出的大量汉字词汇（或对原有词汇加以引申，而使之具有新的意涵）又回流到中国，使中国在近代化过程中受惠良多。明治维新以降，日本走上了近代化国家发展的道路，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完全抛弃了固有文化而全盘西化，其所反映出来的恰是将西方的制度文明与本国的传统文化很好地加以结合的“和魂洋才”现象。因此日本的现代化绝非单纯的西方化，而是将两者有效结合之后的产物。

当今的日本，现代制度与传统文化已高度融合。从制度建设角度而言，日本毫无疑问地已确立了君主立宪的议会内阁制度。但显而易见的是，受到政治的发展与传统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日本在政治运作过程中仍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传统的运作方式。进一步地，这种传统政治的运作方式也顺延到了外交领域。

本书通过对战后日本的国会议员在两岸的非正式外交活动进行考察，发现这种非正式外交活动并非仅是偶然、孤立存在着的。换言之，通过相关文献进行量化的文本分析，发现这种非正式外交运作方式在整个战后日本对华外交过程中是普遍存在着的，而这一做法恰是日本传统政治运作方式在外交领域的一种延伸。因此，本书将国内政治的特殊性与国际政治的普遍性加以结合，从探讨战后日本国会议员在两岸的外交活动入手，意图找寻隐藏于这些现象背后的规律性，再对这一规律性产生的原因详加分析，探寻日本政治文化的传统运作方式是如何在现代的外交运作中被加以运用，并如何有效地为日本在对两岸的交往中同时获利，谋求自身的国家利益发挥作用的。(https://www.daowen.com)

最后，本书认为战后日本对华展开的“议员外交”，是日本因应两岸尚未统一且在政治上处于“零和博弈”的政治现实，为了在两岸之间同时获利，而将国内传统的政治运行模式延伸到外交领域，其产生的客观效用并不亚于正式外交运作所取得的成效。此外，通过对这类非正式外交运作的探讨，也会发现以往人们可能站在以彼（西方中心）之是非为是非的立场上，对现代制度运行中的传统文化习惯多带有负面性评价的偏颇性。美国学者康拉德·托特曼（Conrad　Totman）对此现象即批评指出，这种模式意味着西方、西方人及西方文化的核心地位，其对世界的分析也是建立在一个简化的二元框架中，一方面是“西方”，另一方面是其他文化，并从而假定其他文明的人们只是在对西方文明做出反应，他们是一个在“西方化”上“成功”或“失败”，或者是逃避西方控制的过程。^[5]概言之，这种西方中心论的观点完全将东西方建立在一种种族与文化的二元对立观念之上，其中“西方”代表先进，“东方”则是落后的标志，进而“东方”的很多传统亦被扣上“愚昧”、“落后”的帽子，并由此展开对“东方”社会与文化的批判及研究。通过对日本的研究发觉，现代制度运行中的传统文化习惯是传统文明与现代制度相结合的一种产物，有其内在的逻辑性与价值存在，因而不可忽视，而这或许便是本书写作的理论意义之所在。

“议员外交”实则是日本在展开对华交往时官方渠道之外的一个沟通渠道。以1972年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为分水岭，由于此前日本同台湾当局保持“官方往来”，与大陆之间恰是通过这条非正式外交渠道发挥了巨大作用，无论是20世纪50年代的四次民间贸易协定和20世纪60年代的LT贸易［即1962年的“廖（承志）高（高碕达之助）备忘录贸易”］及MT贸易（指1968—1973年中日之间出现的一年一签的备忘录贸易）^[6]，还是中日复交过程中朝野政党国会议员所发挥的“搭桥”作用，可以说在中日之间没有官方层面往来之前，日本国会议员穿梭于东京与北京之间进行的非正式外交可谓居功至伟。

与之相对应的是，在日台“断交”之前，“议员外交”是以官方渠道之外的辅助渠道面目存在的。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之后，日台之间的沟通渠道发生剧变，原有的官方渠道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则是一个“半官方”机构处理相互之间的经贸、文化及体育等方面的事务性往来。但台湾当局一直谋求双方关系能在政治领域有所突破，在这种情况下，其十分关注日本国会议员在台日之间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极为注重与日本国会议员保持友好关系，以确保该渠道的畅通。而台湾在通过日本国会议员向日本政府传递信息及施加压力的同时，日本政府也通过这些“亲台派”国会议员，向台湾回馈信息或施加影响。尤其是冷战结束之后，一方面台湾岛内大兴“务实外交”、“烽火外交”之风，以李登辉、陈水扁为首的“台独”势力加大对日公关力度，千方百计地迎合日本国内的需求，不断增强与日本国会议员的往来频度，谋求对日实现“外交突破”，另一方面日本也越来越视台湾为防范和遏制中国的有效手段。因此，双方愈加频繁地以国会议员为中介，加速了日本的右翼势力与台湾岛内的分裂势力相互勾结的趋势。

综上所述，对“议员外交”的探讨不仅是对以往历史过程的一个回顾与总结，更是一个与中国国家利益息息相关的重大现实问题。基于此，以日本对台的“议员外交”为切入点，进一步地对“断交”后日台之间的沟通渠道问题进行探讨，更可以对中日关系中的台湾因素这一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加以把握，其现实意义是不言自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