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田勇人的对华态度剖析

1960年7月19日，池田勇人接替岸信介出任内阁总理大臣。面对岸内阁时期陷入僵局的中日关系，池田一再表示愿意同中国大陆改善关系，尤其将增进贸易定为1960年度内日本的一个课题。针对池田的这些表现，中国也对在池田内阁时期改善中日关系寄予了希望。因此，中国在一个多月后提出重开中日经贸往来的“贸易三原则”，既可以说是对池田内阁对华新姿态的一种回应，同时亦将球重新踢给池田内阁。

与岸信介在政治上反共“亲台”，坚持“政治台湾，经济大陆”的方针不同，池田则少了许多意识形态的味道，而更多地从日本自身的经济利益角度考量，他认为与中国大陆没有外交关系很不正常，承认中国大陆在联合国的代表权是早晚的事情。考虑到和美国的关系，在政治上立即承认中国大陆是不可能的，日本开始寻找维持与台湾某些独立性的关系同时又让中国参与国际社会的办法。因此，尽管对于中国提出的“贸易三原则”，池田公开表示，“决不承认第一条的政府协定。”但对第二条的民间合同，他指出，“赞成可以采取长崎国旗事件之前的方式。”与此同时，自民党也在1960年9月5日提出的“新政策”中指出“关于与苏联、中共的关系，在不干涉内政，相互尊重各自社会制度的原则下进行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27]。种种迹象表明，池田内阁虽不会在官方层面承认新中国，但会在若干领域中向新中国展现出向前看的姿态。

1960年，民主党候选人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按照美国惯例，新总统将于翌年1月20日宣誓就职。这样，对于外交上尾随美国的日本而言，从1960年7月19日池田内阁成立，到1961年1月20日肯尼迪宣誓就职的半年中，是池田内阁的观望时期。因此，在此期间，池田内阁除了在大原则上口头表示出了一些新姿态，但实际上鲜见其有多少具体行动。(https://www.daowen.com)

当时日本研判，随着第三世界独立步伐的加快，新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也日趋扩大，如1960年第十五届联大会议表决关于新中国加入联合国的议案，反对票仅比赞成票多了8票，肯尼迪政府一改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华“封锁”政策的可能性极高。因此，日本希望在美国改变对华政策的背景下，池田内阁可以在改善中日关系上大有作为。然而，事实证明肯尼迪政府在对华关系上没有任何改弦易辙的意图，非但如此，在1961年的池田访美过程中，肯尼迪还要求日本与美国步调一致，在当年9月召开的第十六届联大上提案，“凡涉及联大中国代表权变更的任何提案，均划入重要议题”。这即意味着，新中国若要返回联合国，必须有超过2/3的赞成票方可。最终，日本迫于美国压力与澳大利亚、哥伦比亚、意大利五国共同在联大会议上进行了提案。^[28]

这样在国内外环境的制约下，最终成为池田内阁独自的对华政策框架的，只剩下贸易及文化交流活动这个极为有限的空间。这从池田访美归国后，发布的对华政策方针中可以窥见一斑。

第一，日本在外交承认中国问题上，和美国等自由主义阵营各国保持步调一致；

第二，对中国加盟联合国问题则采取慎重态度，并和美国保持协调；

第三，关于对华贸易问题，则以积极的姿态，促使其发展。^[29]

池田本想借推进对华关系来为其日后连任首相积累政治资本，但鉴于日本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及自身的国际地位，与中国寻求政治关系的突破几无可能。而“贸易三原则”确立的前提是“政治三原则”，加之“贸易三原则”的第一条便是“政府协定”，因此对欲改善中日关系的池田而言，他面临着“两难”：一方面欲改善中日关系，必须正面回应中国提出的“政治三原则”与“贸易三原则”，另一方面又无法与中国实现政治关系的突破。换言之，对池田而言，由政府出面直接来寻求改善中日关系几无实现之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池田只得通过党内的政治家，作为他的代表，用有别于正式渠道的方式，向中方传达池田内阁的困境及其为重开中日经贸大门的建议，而举目自民党内，唯有前文部大臣、众议员松村谦三才有这个能力。

池田于1960年11月改组内阁时，起用了松村派议员古井喜实为厚生大臣。于是在1960年12月高碕达之助访华回国后，池田通过古井与松村在“一夜料理屋”进行了秘密商谈。席间，池田向松村表明了自己要改善日中关系的决心，松村对此进行了高度评价。之后，全日本空运株式会社社长冈崎嘉平太也向池田推荐了松村。于是，池田遂亲自委托松村出面，他对松村表示，“我的立场是必须把脸朝向美国，因此，松村君，可否请您成为我对中国的另一副面孔？关于中国问题，一切委托给您了！”^[30]这意味着松村受到了池田的全权委托，可以作为池田内阁的代理人为重启中日经贸大门而展开切实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