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员的“搭桥”作用与中日复交
田中角荣参选的口号是“不要误了到中国去的船”[56]，因此内阁成立伊始，田中首相便在就职谈话时明确表态：“在动荡的世界形势下，应该加速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强有力地开展和平外交。”[57]1972年7月7日，大平外相也在记者招待会上指出：“田中内阁的最大课题是日中关系正常化。在日中关系正常化完成的情况下，无法想象日‘华’条约还会存在。”[58]看到田中内阁对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显示出了积极的姿态，中国政府也立即做出了回应。7月9日，周恩来在欢迎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宴会上讲话指出：“田中内阁7日成立，在外交方面，声明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59]
诚然，中日双方都释放了善意，要共同推进两国的邦交正常化，但两国政府之间根本缺乏直接交换意见的渠道，因此缺少商量邦交正常化谈判程度的手段。如果按部就班通过正式外交渠道进行商谈的话，必然会因双方分歧较大，而使谈判旷日持久，甚至会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当时，虽然说自尼克松发表访华公告之时起已是必定要实现的，但直到实现正常化，在这一过程中依旧有复杂的不确定因素横亘在其中。[60]在自民党内，以福田派为代表的“亲台派”势力是坚决反对日本在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同时，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的。可以预料，如果田中在处理台湾问题上失败，这些势力马上就会联合起来打倒田中。田中自己也承认，在中国，只要是领导人决定的事，则一定会得到执行。但日本则有所不同，首相的决断稍稍出错，有可能会结束政治生涯，从而引起混乱。[61]因此，通过外交渠道按部就班地搞日中邦交正常化，对田中来说是危险的，且可行性也不高，而派遣亲信通过“根回し”的方式去中国进行沟通是十分必要的。[62]于是，田中内阁当时的做法是，先决定恢复邦交这一根本方针，然后再将恢复邦交的具体内容（包括对中方所提原则的对策）、方式、程序加以归纳整理，使日方的想法具体化然后付诸实施。
为此，田中必须找一些长期与中国打交道，熟悉中国情况的人员，一方面可以作为帮助制定对华政策的顾问，另一方面亦可以将日方的意见向中方做及时传递工作。这样，日本国内那些“亲中派”议员就成了首选目标。恰好，当时日本各在野党（除日本共产党）也纷纷表示要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与执政党合作，推行超党派外交。[63]于是，大平外相一方面秘密地在自民党内争取同致力于中日友好的古井喜实、田川诚一等人合作，另一方面又与强烈关心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在野党领导人进行接触，试图搞清中国方面的真实意图和沟通彼此间的看法。据古井的回忆，当时他受田中等人嘱托，经常与大平外相进行会谈协商，并根据他的意见和外务省的研究，再由田中、大平做出最后的决定。[64]而穿梭于东京和北京之间，担任沟通工作的则是社会党前委员长、众议员佐佐木更三和公明党委员长、众议员竹入义胜等人。
众所周知，在“1955年体制”下，自民党与社会党长期处于“保革对立”的局面，但当田中内阁表示对华的积极姿态后，社会党委员长、众议员成田知巳当即表示如果田中内阁根据复交三原则努力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那么社会党将予以全面支持与合作。而当时社会党前委员长、众议员佐佐木更三预定于1972年7月12日（实际上他于7月14日抵达北京）访华，加之佐佐木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曾多次访问过中国，可以向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传递田中内阁决心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信息。而对佐佐木本人而言，他认为既然受田中等人的委托，则自己本次访华实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他在访华前夕特意面见田中，以了解田中内阁对华政策的基本态度，尤其是对处理台湾问题的意见，便于在中日两国首脑中进行斡旋。佐佐木问道：“在复交三原则中，如何处理日台条约是最重要的，您打算怎么办呢？”田中回答说：“接受这些原则是理所当然的。对于处理台湾问题，有绝对的把握。我承认复交三原则。”佐佐木不放心，又叮问一句：“如果周总理问到，可否这样回答？”田中斩钉截铁地说：“我说话算数。”[65]基于此，田中才委托佐佐木将日本政府接受复交三原则的意向转达给中国领导人，并打听访华的可能性。
当时，围绕着怎样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方内部议论纷纷，意见不一，焦点之一是承认不承认中国提出的复交三原则，而中方急需了解田中内阁对此的态度，因此佐佐木正好带来这方面的重要信息。[66]另外，中方对田中并不熟悉，因此对他的承诺尚存疑虑，为此佐佐木向与之会面的廖承志解释，田中虽然是岸信介、池田和佐藤三代内阁的重要阁僚，但他现在是田中、大平联合军的头头。田中现年54岁，提出的口号是决断与实行，他还年轻，来日方长，所以不会撒谎，并保证说：“如果是田中搞，我可以打保票。”[67]
廖承志将有关情况向周恩来汇报后，周恩来于1972年7月16、17日两次会见佐佐木更三。佐佐木首先说田中等人打算来华谢罪，周总理表示，不要讲什么谢罪的话了，现在日本新政府离过去发动侵略的日本军国主义已经相当远了；现在我们应该向前看，而不应该向后看，要解决今后的问题，田中政府采取向前看的政策，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愿望，恢复中日邦交，是两国人民长期的愿望，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68]
之后，佐佐木说道：“我来华前曾会见田中首相。我发现田中的决心很大，他要排除国内的反对派，以自己的双手来实现日中邦交。田中表示，如果中国有意思，就可以着手解决。”周恩来立刻肯定了佐佐木的看法，并表示：“你的介绍我认为是对的，我们已经伸出手了嘛！”接着，周恩来又问：“你估计，田中首相、大平外相是不是有一位先来？”佐佐木表示，如果把周总理讲的这一句话直接转达给他们的话，他们是会来的。周恩来强调说：“是啊，先来谈一下嘛！谈才能谈清楚嘛！”而当佐佐木在言语中也流露出由于田中过去在佐藤政府里担任过重要大臣，所以田中本人来或派大臣来，中国会不会接受的担忧时，周恩来说：“人是可以变的嘛！时代不同了。欢迎他来，不过他可派有关大臣先行一步，先来谈一谈嘛，谈才能谈清楚嘛！什么都可以谈，最好直接联系，给我们打个电话就行了。如果现任首相、外相或其他大臣来谈恢复日中邦交问题，北京机场准备向他们开放。……可以经过上海，我们的领航员上去，然后到北京来。”
最后，当佐佐木说“如果田中内阁真正愿意打开日中关系”时，周恩来立刻纠正说：“我没有用‘如果’这个词，也没有说过你说的‘真正’，我并没有怀疑过，恢复中日邦交，是两国人民长期的愿望，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周恩来还说，如果日本政府认为还需要党内的一致同意，极少数反对者除外，还需要向同盟国如美国打招呼，因此需要一些时间，请和在野党打个招呼，给田中首相一点时间，让他做准备。佐佐木回国后转告日本政府：周恩来已正式邀请田中首相等访华，并报告了自己关于中国方面将会以灵活的姿态面对邦交正常化交涉的访华感受。[69]
1972年7月22日，佐佐木自北京访问归来后会见了田中，转达周恩来对他的正式邀请，希望尽早前往北京访问，讨论双方关系正常化。田中则表示，将由大平外相陪同，在适当时候访问北京。[70]
至于公明党方面，其“母体”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早在1968年的第11届学生部大会上所发表的演讲中就强调中国问题不仅对日本而言是绝对不能避开的，且是实现亚洲与世界和平的关键，因此他呼吁要正式承认中国政府的存在，并提出要尽快实现两国首脑争取邦交正常化的会谈。[71]鉴于池田对华的积极态度，当时因年事已高决心退出政坛的自民党顾问松村谦三决定将池田介绍给周恩来总理，为实现中日邦交做出贡献。但池田认为自己属于宗教人士，创价学会又是宗教团体，不便直接介入两国邦交正常化的事宜。因此，池田属意由公明党和该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出面进行。[72]
公明党早先的对华政策虽然强调要与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积极推进中国参加联合国，并提议不干涉台湾问题，但同时认为不必否认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或废除“日‘华’条约”。[73]但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鉴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促进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运动的高涨，公明党意识到早先的对华政策已经无法适应客观现实，于是开始调整对华政策。这样到了1971年，竹入义胜在统一党内和创价学会内的意见后，突破性地明确提出了“一个中国”的政策，并指出“日‘华’条约”应予废除。如此一来，公明党的对华政策与中国的复交三原则在大体上是一致的。而中国方面自60年代初便十分重视创价学会这一宗教团体，周恩来曾指示当时曾担任驻日记者的孙平化等人，有机会同创价学会进行接触。[74]因此，由竹入出任中日之间的“搭桥者”，中国方面是接受的。另一方面，竹入是日本政坛经验十分丰富、颇有影响的政治家，尽管他与田中、大平的政见不尽一致，但在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上是一致的，加之其与田中私交甚笃，也深受田中的信任。因此，竹入是中日之间“搭桥者”的最佳人选。
田中一方面委托在野党政治家前往中国，在中日领导双方进行传递信息的工作，发挥“搭桥者”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想尽办法，凝结党内共识，降低党内“亲台派”议员的阻力，以早日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1972年7月13日，在他的授意下，自民党在举行的领导干部会议上，决定将迄今的“中国问题调查会”，扩大改组为“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自民党当时有众参议员431人，其中的249人参加了这个协议会，占58%。会长是小坂善太郎，副会长有江崎真澄、木村俊夫、小川平二、古井喜实、宇都宫德马、田川诚一、川崎秀二等12人。[75]7月24日，田中与大平出席该协议会第一次全体大会，他们结合佐佐木从中国带回的信息，说明了政府对华基本政策，提出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六项原则。
（一）目前日中关系正常化时机已经成熟；
（二）日本对中国所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无歧见，并充分了解中国所提日中关系正常化之三原则；
（三）日本政府在促进日中关系正常化方面，将采取认真审慎态度，并就日本在这方面的行动，随时与友邦保持联系；
（四）希望党内早日就这一问题获取举党一致意见；
（五）首相、外相及委员会主席（小坂善太郎）今后将在这一问题上采取充分协调联系；
（六）田中表示，希望早日与大平外相前往北京访问，希望政府及执政党对此加以研究。[76]
但田中的这番谈话，遭到了以岸信介、贺屋兴宣、石井光次郎、滩尾弘吉等为首的“亲台派”议员的强烈反对。与“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相对应，他们也成立了一个“外交问题恳谈会”，并针对田中的发言，大唱“慎重论”，还提出了“意见书”，认为日本政府不能盲目听从中国所说的复交三原则，首相过于性急，应重视台湾，并声称对政府今后的动向进行“监视”。[77]显而易见，当时自民党内反对与台湾断绝关系的反对声音依旧很强。[78]
或许因为自民党内这股力量很强的缘故，因此尽管田中与大平摆出一副一定要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姿态，但在具体操作上每跨一步都十分谨慎，甚至是消极的。据竹入回忆，访华之前，他与大平外相在东京的宾馆见过四五次。尽管竹入多次询问大平外相，究竟田中首相对日中邦交正常化有无决心。但大平只是一边吃着煎鸡蛋与面包，一边用漫不经心的口吻反复表示要“通过各种渠道与中国方面接触，收集消息”，“对各种问题进行研究”。之后，竹入又秘密到田中在东京目白的住宅拜访了，但田中表示自己刚刚就任首相，党内“亲台派”的反对声浪很强，稍有不慎则会导致田中内阁倒台。因此，他只是委托竹入作为代理到中国探路。于是，竹入只得打电话给正木政审会长，他建议竹入将迄今为止自民党方面的想法进行归纳，然后带到北京。[79]
1972年7月25日，竹入率团抵达北京。之后，他于27—29日三次与周恩来、郭沫若和廖承志等人进行了会谈。竹入将自民党以往有关邦交正常化的言论归纳了十几条，一一向中方做了说明，以试探中方的态度。[80]竹入在与周恩来会谈之际，用笔将会谈内容做了记录，并整理成日后人们称之为的“竹入笔记”。
竹入与周恩来会谈的重点是《日美安保条约》问题、台湾问题等涉及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重大问题。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的柱石，对日本而言与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也应无损日美同盟。而中国一直认为《日美安保条约》对中国是威胁，更对1969年的“尼克松—佐藤联合声明”中强调“韩国的安全对日本的安全至关重要”，“维持台湾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对日本的安全也是非常重要的要素”进行了强烈谴责，认为这是“美日反动派的军事勾结”。因此，日本曾担忧其会成为阻碍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不利因素。对此，周恩来首先在27日的会谈中，向竹入表示，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不涉及《日美安保条约》，并指出“中日邦交如能恢复，（《日美安保条约》）对中国的安保的效力就消失了”。至于“尼克松—佐藤联合声明”，周恩来指出，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也不涉及之，发表联合宣言就可到达和平友好条约，其余的可让法学家去办。[81]
中国对竹入的来访是极其重视的，希望不但他将中方详细的意图传递给田中，也希望将中方对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一片诚意传递给日本政府，因此尽管竹入在会谈中特地强调他谈及的意见并不是田中的想法，而是他们的意见，并向周恩来指出，“你们如能理解，事情就好办了，应该说我们出的这些难题很棘手”，但让他吃惊的是，“对方几乎全部接受了”。[82]周恩来最后问，如果中国接受日本的建议，日本政府会采取行动吗？竹入说，如果你们赞成这些意见，事情就好办了，并表示其作为一个政治家，可以对此负责。于是，竹入在28日就从北京打电话给田中，请他做出决断。田中则很干脆地回答“行”。[83]
与此同时，在1972年7月28日第二次会谈后，周恩来也在同日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报告了与竹入会谈的情况。之后经过讨论，会议通过《中日联合声明要点（草案）》。[84]该草案即是29日周恩来同竹入第三次会谈中提出的中方原始方案，其内容共八条。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的战争状态，自本声明发表之日起结束。
二、日本政府充分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的中日复交三原则，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这个基础上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三、双方声明，中日两国邦交的建立，符合两国人民的长期愿望，也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
四、双方同意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下，处理中日两国的关系。中日两国的纠纷，根据五项原则，通过和平协商解决，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五、双方声明，中日两国各方都不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反对任何一方与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企图。
六、双方同意在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中，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缔结和平友好条约。
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日本国放弃要求战争赔偿权。
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为进一步发展两国之间的经济和文化关系，扩大人员交往，在和平友好条约签字前，在必要和现已商定的基础上分别缔结通商、航海、航空、气象、渔业、科学技术等的协定。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在与竹入会谈时，提出了三点不写进联合声明的“默契”。
一、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
二、联合声明发表后，日本政府从台湾撤走其大使馆、领事馆，并采取有效措施，让蒋介石集团的大使馆、领事馆撤出日本。
三、战后日本的团体和个人在台湾的投资和企业，在台湾解放之际，要给予适当的照顾。[85]
1972年8月3日，竹入一行返回日本。翌日上午11时，竹入走进首相官邸，将联合声明的草案呈递给田中。“嗯”，田中一边看一边表示赞叹。不久，大平来了。他看了材料后也十分高兴，说了句“这份材料我拿走了”，就匆忙赶回外务省。过了两日，竹入把一份誊清了的详细记录了其和周恩来全部会谈内容的书面材料，在新大谷饭店面呈田中。田中用了两个小时全部看完，并当即向竹入表示“我去”，连声说“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去”。[86]之后，大平则以此备忘录为依据，指示外务省拟订日方的复交草案。至此，经过佐佐木及竹入的努力，详细地知晓了中方的意图，这促使田中与大平等不再因党内“亲台派”议员的干扰而犹豫，坚定了他们尽快与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的决心，也标志着复交的准备工作进入了实质性阶段。
田中虽然下定决心一定要尽快访华，并与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但仍必须首先做好对党内“亲台派”的说服工作，以尽快统一党内意见。其实自民党内“亲台派”的多数并非顽固地反对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他们强烈反对的是在和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的同时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8月3日，大平出席“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会议，并首次明确了日台之间的“外交”关系将伴随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而终结的态度。这时渡边美智雄、玉置和郎、滨田幸一等一批年轻“亲台派”议员立即表示了强烈反对。他们指出：“台湾问题是极其重大的问题，不能轻易地就下断绝外交关系的结论”，“只是强调中国讲原则，我国就不讲原则，这岂非怪事！”对此，大平首先以与中国建交国家例子来说明，“在原封不动地保持同台湾的外交关系的情况下，要想同中国达成实现邦交正常化的协议，是有困难的。”接着，大平又指出，“外交必须维护国家利益，对等进行，日本只要坚持这个大原则就行了。”之后，田中也在记者会上声援大平，表示“在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中，没有一国同国府原封不动地保持着关系，日本也不可能例外”[87]。
当时，自民党内的“亲台派”分成以岸信介、贺屋兴宣、滩尾弘吉等为代表的元老级议员和以渡边美智雄、玉置和郎、滨田幸一等为首的少壮派。其中，前者势力较大，其言行对少壮派也颇有影响。因此，在大平极力说服年轻“亲台派”议员的同时，田中则对岸信介等人开展“根回し”活动。如田中通过出席由岸信介出任会长的“素心会”，对岸进行说服工作。另外，田中还同以贺屋兴宣、滩尾弘吉等为代表召集人的“外交问题恳谈会”保持接触。由于田中素与自民党元老们关系密切，并以善于党务而闻名，因此他的“根回し”活动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之后，虽然还是有些少壮派有些异议，但元老派基本上对田中内阁的复交保持了沉默。[88]
如此一来，1972年8月10日，“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召开总会，全会一致决定同意：（一）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二）田中首相可以访华。而“亲台派”议员则只是表示：“虽然同意上述两点，但这并不意味关于首相访华的时间和复交的内容交由政府全权决定。”[89]翌日，大平外相在东京大仓饭店同来访的上海舞剧团团长孙平化和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首席代表肖向前会晤时，正式向中方转达了田中首相“准备访问”中国的意愿。孙平化、肖向前则再次表示欢迎田中首相访问中国。[90]12日，中国外长姬鹏飞对外发表声明：周恩来总理欢迎并邀请田中首相来中国访问，谈判并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至此，可以说，围绕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一问题，“大的问题双方已经间接地谈的差不多了，剩下来就是落实的问题了”。[91]而这个任务同样落到了议员的身上，然而这次田中安排了自民党的“亲中派”议员出面，充当了与中方沟通的角色。[92]
1972年8月18日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厅会见了日本自民党众议员、“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副会长川崎秀二。他受大平之托于17日来京，当天就与廖承志举行了会谈。会谈一开始，他便拿出了由他整理的大平外相给周恩来传话的材料，其内容共有六点。
一、政府决心从正面来谋求日中邦交正常化。
二、基于此，在外务省内设立了日中邦交正常化委员会，以集中发挥全部机能。
三、政府的方针是使日中邦交正常化和日美友好并存，并已向美国非正式地转达了日本谋求（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方针。
四、自民党内设立了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正在讨论党关于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态度。尽管党内议论纷纷，但只要政府满怀诚意地阐明方针，最后是能够取得一致意见的。
五、日中邦交正常化实现后，就当然不能维持同台湾的外交关系，目前正苦于考虑对台湾采取何种措施。即使得不到台湾的谅解，（日本）也要坚决实现邦交正常化。当然，有必要对台湾进行充分的说明。
六、对日本的新闻报道，希望不要产生误解。日本实行报道自由，令人眼花缭乱，有时不能准确地报道政府的设想，臆测性的消息很多，（日本）政府也常常感到困惑。对田中访华前的报道，尤其希望不要产生误解。[93]
针对自民党内对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存在的意见分歧，周恩来说，“我们预料日本新政府，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会找到妥善处理台湾问题的权宜办法。”此外，周恩来还断言，蒋介石不会接受“两个中国”，只要日本和新中国恢复邦交，蒋介石就会主动声明与日本政府“断交”。接着，针对传话内容的第三点“日本的方针是使日中邦交正常化和日美友好并存”，周恩来指出：“我相信你们首相和外相到夏威夷去跟尼克松总统会谈，他们会谈得很好的，而且能找到解决的办法。”周恩来还让川崎传话给田中和大平，说：“基辛格博士（今年6月）来北京以后，我问他，你是否反对中日邦交正常化？他说他不反对，与其说反对，还不如说要促进。所以他现在不好反对。因为我跟他说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不会妨碍日美关系友好。我说，《中美联合公报》，就是人们常说的《上海公报》不是说了这个话嘛！中美关系的改进，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人民，而且有利于世界各国嘛！这一点同样适用于中日接近。《中美联合公报》上还讲，中美两国都不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也反对别的大国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这个话在《中美联合公报》上讲了，所以，我们中日友好也是一样嘛！另外，田中首相在促进‘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开幕式上发表的十点和以后大平外相的六点中都讲到，中日友好并不反对第三国。拿这个道理跟美国去讲，它也无话可说。”[94]
周恩来与川崎共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会谈。由于周恩来的这些谈话对田中内阁在即将举行的日美首脑会谈中，对说服美国，求得美国对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谅解很有帮助，使得川崎在喜出望外的同时，也觉得需要尽快回国向首相和外相传话。为此，他毅然取消访问西安的日程，提前三天回国了。事情正如周恩来所预料的那样，1972年8月底田中首次以首相身份访美，意图在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问题上取得美国的理解和支持，结果大获成功。在9月1日发表的《日美联合声明》，就田中访华一事说，双方“一致希望（田中）首相即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的访问也将有助于促进亚洲紧张局势缓和的趋势”[95]。
竹入将中方草案带回日本后，日本根据这一草案拟定出了日方的草案。虽然双方的草案在大原则上是一致的，但具体内容并不都与中方草案一致，如双方关于复交三原则的见解尚有意见分歧，而这些点并非是由特使便能解决的，必须待到田中访华时才能解决。于是，为了向中国说明日本的想法，受大平之托，自民党众议员古井喜实和田川诚一及原外交官松本俊一于9月9日以洽谈备忘录贸易事宜为名，搭乘首班直航北京的飞机抵达北京。他们在抵达中国的第一天，就向中方递交了《日中共同声明纲要日方基本方针要点》，以进一步征求中方的意见。[96]
据古井的回忆，1972年9月9日，他们从北京首都机场降落后，首先与廖承志举行了会谈。11日，古井就日本政府关于复交的想法的要点，从政治角度做了说明。首先，对恢复邦交的方式，希望采取发表联合声明的方式，理由是在日本无须通过国会批准。其次，声明的内容方面，在正文前应有前言，前言要明文规定三件事：（一）表示日本方面对过去的战争进行反省；（二）写明邦交正常化是两国人民的愿望，是为亚洲与世界的和平做出贡献这一邦交正常化的宗旨；（三）要表达两国的社会制度虽然不同，应当相互尊重各自的立场与和平共处这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问题。
其次，关于正文，（一）双方表明结束战争状态；（二）立即建立外交关系，并尽快互换大使；（三）发表联合声明的同时，断绝日台之间的“外交”关系，也即是日本政府对于“日‘华’条约”，要以某种适当的方法明确宣布废除；（四）今后通过外交机构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等。
对此，廖承志表示说：“日本的想法，我明白了。我个人基本上没有异议。立即向毛主席、周总理报告听取指示。”听了他的话后古井又表示说：“那样的话，我带来了把我刚才的说明从技术上加以具体化了的草稿，想请你过目。”“请务必给我们看一下。”廖承志说完后，便结束了会谈。古井回到宾馆用餐后，张香山来到宾馆，古井将草稿交给了他，并做了一些说明和回答了他提出的若干问题。相比日后的联合声明，交给中方的草稿没有前言和日本政府单方面表述的部分，只有相当于正文的部分。这是因为古井即将动身来北京的1972年9月8日晚，与大平外相做最后商谈时，大平外相说前言与日本政府单方面的表述部分作为方案还须加工，故要古井暂缓向中方提出。[97]
翌日下午5点，周恩来接见了古井，就日本方案讲了中方的见解。
周恩来说，前言三点大致可用，文字待双方会谈时酌定。正文八条中方也基本同意，但对结束战争状态的提法、对复交三原则的表态以及如何表明断绝日台关系等问题，双方还有距离。日本在“结束战争状态”和废除“日‘华’条约”等重大问题上态度不明确。
其一，日本认为在“日‘华’条约”中，与中国的战争状态已结束，因此认为不能用“两国的战争状态以共同声明方式宣告终了”。
其二，中国提出的复交三原则说，“日‘华’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应该废除”，对此日本难以接受，因此日本表示希望不在条约本文中提关于废除“日‘华’条约”的问题，提出在联合声明签署后，日本外务大臣以发表谈话或声明的形式，宣布中止“日‘华’条约”。
其三，对于“放弃战争赔偿”的条款，日本认为使用“权”一词不妥。因为在“日‘华’条约”里已经写明了这一条，如果再提“放弃要求赔偿的权利”，便是承认中国仍然有要求权，因此主张去掉“权”字（原文为“权利”），写为“放弃要求”。
其四，周恩来还指出，这些意见说明日方草案含有照顾“台湾帮”和外务省内部分人的成分，因而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与中国的立场还相差甚远。
因此，中方虽同意由日本政府以适当方式宣布废除“日‘华’条约”，也同意联合声明增加一段前言，但十分坚持“结束战争状态”和“复交三原则要写在一起”。这两个问题由于僵持不下，双方决定留待田中访华时解决。[98]
古井回到饭店后，给大平写了一封信把以往的经过情形详细地论述清楚，并托外务省中国课课长桥本恕捎回。翌日上午9时，桥本将古井的信交给了大平。[99]大平则通过古井的汇报，具体地了解了周恩来的想法，便和田中首相商量下一步如何修改两国联合声明日方初步方案的问题。[100]
与此同时，“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历时近2个月，前后开了约70多小时的会议，终于在1972年9月8日决定通过由会长小坂善太郎提出的政府在进行日中复交谈判时所应执行的《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基本方针》，并以此作为执政党的决议交付政府执行，这标志着自民党内基本统一了对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问题的见解。按照日本的政治决策程序，根据这项决议，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工作的权限也就交给了田中首相。换言之，田中可以放手进行邦交正常化的工作了。至此，田中首相访华的道路终于全部铺平了。
最后，为了将自民党统一的决议内容及自民党在处理台湾问题上面临的党内困难等情况向中方进行说明，田中决定在他访华之前，派遣以小坂会长为团长的自民党国会议员代表团访华。9月12日，田中会见小坂，表示了政府的希望和要求。14日小坂一行乘专机对中国展开为期一周的访问。而为了进一步做“亲台派”议员的工作，田中还特意让一些“亲台派”议员参与其中。此外，该访华团还负责将田中访华拟同中国首脑会谈的议题及访华随行人员名单等呈递给中方。[101]与此同时，田中为了安抚台湾，以将因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而给日台关系带来的冲击降至最低，又于9月17日派遣自民党副总裁、众议员椎名悦三郎为特使，带着田中给蒋介石的亲笔信，率领16名国会议员赴台湾访问，进行安抚工作。[102]对日本而言，与新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仅是改变了政府承认而已，但对台湾而言，日本的做法无异于一种背叛。[103]因此，当椎名一行抵达台北之后，在机场即遭到台湾民众的强烈抗议，高叫“椎名滚蛋”。[104]与此同时，台湾当局的态度也十分冷漠，蒋介石并未出面予以会见，改由蒋经国出面会晤了椎名一行。整个会谈气氛十分冷清，蒋经国很少发言，仅是冷谈地在听椎名解释日方的立场而已。[105]尽管如此，椎名作为田中派往台湾的特使，从将日本的立场传达给台湾的角度而言，其沟通的目的还是达到了。
但另一方面，对小坂率团访华，中方深知田中首相其中的用意，对该团来访十分重视，给予高规格的礼遇，表示了热烈隆重的欢迎。
1972年9月18日下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之。周恩来环顾代表团成员后说，“应该欢迎你们。你们是第一个来中国访问的自由民主党代表团，是正式的代表团，是在你们田中角荣阁下担任了新的总裁后委派的代表团，所以特别值得欢迎。”
周恩来又加重语气地表示：“今天是‘九一八’，就是41年前的‘九一八’。你看，现在我们握手言欢了。这是不是可以说改变了历史？”“这是历史性的转变！”“这些事情发生在同一时代，是中日两国历史上新的一页。”
当日晚宴后，周恩来再次接见了日方代表团。在这次谈话中周恩来针对日方的一些疑虑，交了一个底。他说，田中首相、大平外相来了总可以谈得通的，因为他们都表示充分理解中国所提出的中日复交三原则的立场。有了这么一个理解，中方就会照顾日方遇到的某些困难。
小坂等人听后高兴得拍起手来。在座的鲸冈兵辅议员说：“我听到周总理的这些话感到非常高兴。这样一来，以小坂先生为首的访华团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周恩来为了让日方放心，进一步表示：田中首相下决心到中国来访问，谈判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一定会建立起中日睦邻友好关系。我们相信，成果会是丰硕的。[106]
9月19日晚，周恩来就椎名于18日向蒋经国表示的“自民党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9月8日决议前言中所说的维持和台湾的关系包含外交关系”要求小坂等人加以解释。
小坂等人向周恩来表示全团都认为，中日恢复邦交后，日本不能同时还和台湾保持“外交”关系。说田中首相的为人完全是可以信任的。只要田中首相来了，你们通过和他充分地交谈，一定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小坂表示：“今晚周总理再次接见我们，澄清了中国对椎名发言的立场，很有好处。椎名的发言，使团内成员又有机会发表意见。结果，团里的意见更明确、更集中了，这是好事。俗话说‘雨后地固’（雨降って地固まる），今天我们头上下了大雨，倒使我们的立场更坚定了。请中国朋友不必担心，椎名的发言丝毫不能动摇田中首相访华并实现邦交正常化的方针。”
之后，小坂又向日本记者表示：“周总理今晚对椎名在台湾的讲话发表了强硬意见。对此，我们表示：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后，不能继续维持同台湾的外交关系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是基于这种认识来推动邦交正常化的。”[107]
至此，中日双方为邦交正常化所要考虑的原则、方针等主要问题，经民间外交渠道已进行了充分的沟通，民间外交的桥梁为政府之间顺利举行谈判开通了道路。
1972年9月21日，日本政府正式发布田中访华的公告：“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愉快地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邀请，将于九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访问中国，谈判并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以建立两国之间的睦邻友好关系。”[108]
1972年9月25日，田中首相、大平外相和二阶堂进官房长官率日本政府代表团访华。代表团在京期间经过与中国方面领导人的多轮会谈，终于在复交三原则、结束战争状态及有关战争赔偿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并于9 月29日发表了《中日联合声明》，宣告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同日，大平外相按照中日在谈判中达成的共识，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日本政府的见解是，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华和平条约》已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并宣告结束。”[109]
从田中内阁成立到实现邦交正常化，前后仅仅用了85天。这其中固然离不开周恩来、田中及大平等两国领导人的政治睿断，但这也仅是从大方向上决定了中日两国的政治走向，若无那些往来东京、北京之间，将关于复交的具体信息在两国领导人之间进行传递，充当“搭桥者”角色的执政党及在野党国会议员们的努力，实难想象战后中日关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页会进行得如此顺利。
【注释】
[1]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史1945—199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2]鴨武彦編集『アジアの国際秩序――脱冷戦の影響』日本評論社、1993年、43頁。
[3]刘绪贻主编：《美国通史（第6卷）·1945—2000》，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87页。
[4]刘绪贻主编：《美国通史（第6卷）·1945—2000》，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93页。
[5]高原明生、服部龍二編『日中関係歴史1972—2012？政治』東京大学出版会、2012年、43頁。
[6]陶文钊主编：《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中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41—343页。
[7]［美］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第三册），杨静予、吴继淦、刘觉俦译，秦人校，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975、976页。
[8]王振锁：《日本战后五十年（1945—1995）》，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261、262页。
[9]［日］永野信利：《日本外务省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0页。
[10]田中明彦『日中関係――九四五～一九九〇』東京大学出版会、1991年，第39頁。
[11]［美］迈克·夏勒：《美、中、日关系和“尼克松冲击”》，载姜长斌、［美］罗伯特·罗斯主编：《1955—1971年的中美关系——缓和之前：冷战冲突与克制的再探讨》，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224页。
[12]［美］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第三册），杨静予等译，秦人校，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978页。
[13]［日］永野信利：《日中建交谈判纪实》，顾汝钰译，时事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
[14]黄自进访问、简佳慧记录：《林金茎先生访问记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第77页。
[15]［美］迈克·夏勒：《美、中、日关系和“尼克松冲击”》，载姜长斌、［美］罗伯特·罗斯主编：《1955—1971年的中美关系——缓和之前：冷战冲突与克制的再探讨》，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226页。
[16]［日］永野信利：《日本外务省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9页。(https://www.daowen.com)
[17]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593、594页。
[18]緒方貞子著、添谷芳秀訳『戦後日中·米中関係』東京大学出版会、1992年、70、71頁。
[19]古川万太郎『日中戦後関係史』原書房、1988年、338頁。
[20]王泰平：《田中角荣》，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90页。
[21]古川万太郎『日中戦後関係史』原書房、1988年、354、355頁。
[22]岡田晃『水鳥外交秘話――ある外交官の証言』中央公論社、1983年、172—175頁参照。
[23]刘德有：《时光之旅——我经历的中日关系》，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08、409页。
[24]古川万太郎『日中戦後関係史』原書房、1988年、338—341頁。
[25]《中国中日友好协会代表团日本促进恢复日中邦交议员联盟访华代表团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1971年10月3日第2版。
[26]何思慎：《摆荡在两岸之间——战后日本对华政策（1945—1997）》，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77、78页。
[27]田中明彦「米、中、ソの間」、渡辺昭夫編『戦後日本の対外政策』有斐閣、1985年、229－231頁；黄自进访问、简佳慧记录：《林金茎先生访问记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第74、75页。
[28]Frank Langdon，Japan’s Foreign Policy，Vancouver：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1973，p．177．
[29]王杏芳主编：《中国与联合国——纪念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48页。
[30]Chae－Jin Lee，Japan Faces China，Baltimore and London：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6，pp．101－104．
[31]緒方貞子著、添谷芳秀訳『戦後日中·米中関係』東京大学出版会、1992年、70頁。
[32]岡田晃『水鳥外交秘話――ある外交官の証言』中央公論社、1983年、147頁参照。
[33]『日中国交回復の秘話―日中国交正常化25周年記念―』、奈良日日新聞社、1997年，27頁。
[34]美浓部亮吉本人并未加入任何政党，但其当选东京都知事则主要获得了社会党的支持，而其政治立场也属于革新派。
[35]吴学文、王俊彦：《廖承志与日本》，中央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356页。
[36]《日本必须承认台湾已经归还中国》，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85页。
[37]吴学文、王俊彦：《廖承志与日本》，中央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357、358页。
[38]《佐藤在日中关系问题上大耍两面派手法竟狂妄要中国人民以接受“两个中国”的阴谋 作为打开日中邦交道路的前提，未免可笑不自量》，载《人民日报》1972年1月5日第2版。
[39]［日］永野信利：《日本外务省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29、30页。
[40]［日］永野信利：《日中建交谈判纪实》，顾汝钰译，时事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
[41]王泰平：《田中角荣》，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90、191页。
[42]《在对华政策问题上出尔反尔坚持敌视中国的立场佐藤一伙的拙劣表演引起公愤日本各界纷纷主张粉碎日蒋条约，促进日中友好，恢复日中邦交》，载《人民日报》1972年3月3日第6版。
[43]《佐藤的拙劣表演》，载《人民日报》1972年3月3日第6版。
[44]［日］永野信利：《日中建交谈判纪实》，顾汝钰译，时事出版社1989年版，第11、12页。
[45]早坂茂三『早坂茂三の田中角栄回想録』小学館、1987年、223頁。
[46]池田直隆「日米関係と『二つの中国』―池田·佐藤·田中内閣期―」木鐸社、2004年、464頁。
[47]早坂茂三『早坂茂三の田中角栄回想録』小学館、1987年、222頁。
[48]中曾根康弘原本对竞选总裁也是跃跃欲试，但当佐藤于1972年6月17日引退之后，他并未像其他几人那样宣布参选，而决定支持田中。
[49]［日］大平正芳回想录刊行会编：《大平正芳传》，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1、302页。
[50]《中国中日友好协会代表团日本民社党访华代表团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1972年4月14日第3版。
[51]吴学文、林连德、徐之先：《当代中日关系（1945—1994）》，时事出版社1995年版，第159页。
[52]早坂茂三『早坂茂三の田中角栄回想録』小学館、1987年、215頁。
[53]田川誠一『日中交渉秘録―田川日記～14年の証言』毎日新聞社、1973年、337、338頁。
[54]吴学文、王俊彦：《廖承志与日本》，中央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374页。
[55]福永文夫「大平正芳メモ」『中央公論』、2012年7月号、21頁。
[56]［美］迈克·夏勒：《美、中、日关系和“尼克松冲击”》，载姜长斌、［美］罗伯特·罗斯主编：《1955—1971年的中美关系——缓和之前：冷战冲突与克制的再探讨》，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238页。
[57]早坂茂三『政治家田中角栄』中央公論社、1987年、367頁。
[58]［日］大平正芳纪念财团编著：《大平正芳的政治遗产》，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477页。
[5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35页。
[60]緒方貞子著、添谷芳秀訳『戦後日中·米中関係』東京大学出版会、1992年、25頁。
[61]早坂茂三『早坂茂三の田中角栄回想録』小学館、1987年、223頁。
[62]田川誠一『日中交渉秘録―田川日記～14年の証言』毎日新聞社、1973年、337、351頁参照。
[63]宋成有、李寒梅等：《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1994》，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351页。
[64]福永文夫「大平正芳メモ」『中央公論』、2012年7月号、23頁 。
[65]刘德有：《时光之旅——我经历的中日关系》，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34页。
[66]吴学文、王俊彦：《廖承志与日本》，中央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379页。
[67]刘德有：《时光之旅——我经历的中日关系》，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34页。
[68]《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638页。
[69]吴学文、王俊彦：《廖承志与日本》，中央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379、380页；王泰平主编：《新中国外交50年》（上），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17页；孙平化：《中日友好随想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99页。
[70]张篷舟主编：《中日关系五十年大事记1932—1982·第五卷（1959—1982）》，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318页。
[71]『日中国交回復の秘話―日中国交正常化25周年記念―』、奈良日日新聞社1997年、3、6、9頁。
[72]『日中国交回復の秘話―日中国交正常化25周年記念―』、奈良日日新聞社1997年、30、31頁。
[73]古川万太郎『日中戦後関係史』原書房、1988年、317頁。
[74]孙平化：《中日友好随想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120页。
[75]王泰平：《田中角荣》，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97页。
[76]张篷舟主编：《中日关系五十年大事记1932—1982·第五卷（1959—1982）》，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318页。
[77]古川万太郎『日中戦後関係史』原書房、1988年、376頁。
[78]緒方貞子著、添谷芳秀訳『戦後日中·米中関係』東京大学出版会、1992年、84頁。
[79]竹入義勝「歴史の歯車が回った 流れ決めた周首相の判断」石井明、朱建栄、添谷芳秀、林暁光編『記録と考証：日中国交正常化、日中平和友好条約締結交渉』岩波書店、2003年、199頁。
[80]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史1945—199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9页。
[81]田中明彦『戦後日本政治·日中関係資料集』、http：//avatoli．ioc．u－tokyo．ac．jp/～worldjpn/documents/texts/JPCH/19720727．O1C．html。
[82]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史1945—199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9页。
[83]［日］永野信利：《日中建交谈判纪实》，顾汝钰译，时事出版社1989年版，第20页。
[8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40页。
[85]田中明彦『戦後日本政治·日中関係資料集』、http：//avatoli．ioc．u－tokyo．ac．jp/～worldjpn/documents/texts/JPCH/19720729．O1C．html。
[86]［日］永野信利：《日中建交谈判纪实》，顾汝钰译，时事出版社1989年版，第25页。
[87]［日］大平正芳纪念财团编著：《大平正芳》，中日友好协会等编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372、373页；王泰平：《田中角荣》，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01、202页。
[88]中江要介『日中外交の証言』蒼天社出版、2008年、90—97頁参照。
[89]王泰平：《田中角荣》，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02页。
[90]《大平外相会晤孙平化肖向前时正式转告田中首相决定访问中国》，载《人民日报》1972年8月12日第5版。
[91]孙平化：《中日友好随想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95、96页。
[92]田川誠一『日中交渉秘録―田川日記～14年の証言』毎日新聞社、1973年、337、352頁参照。
[93]王泰平主编：《新中国外交50年》（上），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23、424页。
[94]王泰平主编：《新中国外交50年》（上），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25、426页。
[95]《田中和尼克松会谈结束发表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1972年9月4日第6版。
[96]田川誠一『日中交渉秘録―田中日記～14年の証言』毎日新聞社、1973年、359 －368頁参照。
[97]［日］古井喜实：《日中关系十八年——古井喜实回忆录》，田家农等译，丁民校，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年版，第214页。
[98]吴学文、王俊彦：《廖承志与日本》，中央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386、387页；古川万太郎『日中戦後関係史』原書房、1988年、386頁。
[99]［日］古井喜实：《日中关系十八年——古井喜实回忆录》，田家农等译，丁民校，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年版，第216页。
[100]王泰平主编：《新中国外交50年》（上），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32页。
[101]田村重信、豊島典雄、小枝義人『日華断交と日中国交正常化』南窓社、2000年、47頁。
[102]田村重信、豊島典雄、小枝義人『日華断交と日中国交正常化』南窓社、2000年、162頁。
[103]林金莖『梅と桜―戦後の日華関係』サンケイ出版、1984年、314頁。
[104]田村重信、豊島典雄、小枝義人『日華断交と日中国交正常化』南窓社、2000年、51－53頁参照。
[105]「椎名悦三郎自民党副総裁？蒋経国行政院長会談」、石井明、朱建栄、添谷芳秀、林暁光編『記録と考証：日中国交正常化、日中平和友好条約締結交渉』岩波書店、2003年、133、142頁参照。
[106]王泰平主编：《新中国外交50年》（上），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27、428页。
[107]吴学文、王俊彦：《廖承志与日本》，中央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392页。
[108]《公告》，载《人民日报》1972年9月22日第1版。
[109]「大平外務大臣及び二階堂官房長官記者会見詳録」竹内実編『日中国交基本书献集』（下巻）蒼蒼社、1993年、204、20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