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ct1">本章小结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而言，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有三个历史性的积极意义。首先，它结束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23年间中日双方无邦交的历史，标志着自1952年“日‘华’条约”签订以来，日本承认台湾当局而不与新中国建立官方关系的堪称咄咄怪事的不正常阶段的结束。其次，它宣告了中日双方近代以来近80年不幸的历史，及冷战以降因日本片面媾和问题所引发的不正常状态的终结。最后，它填平了由于几次侵华战争和冷战所造成的两国之间的鸿沟，开始修复双方长达2000年之久的传统友谊关系，不但首次以平等协商的方式富有智慧地对两国之间的遗留问题做了处理，更为之后中日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不但是冷战时期的重大国际事件之一，更在中日两国的历史上和亚太地区历史上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伟大意义。

本章属于案例分析，目的即以这一重要事件为历史背景，详细描述日本国会议员在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的过程中，通过一系列非正式的外交活动，穿梭于东京、北京及台北之间，是如何发挥着“沟通者”与“搭桥者”的作用的。而经过对这一过程的探讨，以下几点值得关注。

首先，朝野政党国会议员在这一过程中是在不同阶段发挥作用的。日本政局自“1955年体制”以降，一直处于“保革对立”的状态之下，中国也自20世纪50年代起便与以日本社会党为首的在野各党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不包括日本共产党）。自民党内，中方则一直与以松村谦三为首的少数派保持友好关系。因此，在整个中日复交的过程中，一开始双方均是通过在野政党的国会议员往来于两国之间，将双方的原则立场进行相互传递的。这其中尤其是公明党书记长、众议员竹入义胜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宛如给当时显得谨慎的田中首相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当时田中内阁的做法是，先决定恢复邦交这一基本方针，然后再将恢复邦交的具体内容，包括对中方所提原则的对案、复交方式和程序加以研究整理，使日方的想法具体化，再将之交与中方并做最后的协调。

在这一过程中，在野党主动配合执政党，直到确立基本方针为止，在野党的国会议员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之后自民党则通过本党如古井喜实、田川诚一等“亲中派”议员将恢复邦交的具体内容如日方的原案（たたき台）等交与中方并做了最后的协调。由此观之，在野党国会议员与自民党“亲中派”议员在不同阶段发挥着作用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https://www.daowen.com)

其次，关于“议员外交”的局限性。如前所述，“议员外交”是在外交双方没有官方沟通渠道或官方渠道一时不畅的情况下，才会突显出来的。其作用如同套在双手外面的“白手套”一般，发挥主导作用的是双手，“白手套”本身缺乏自主性。因此，尽管佐藤内阁时期也对华进行了“议员外交”，但其仅能起到将双方观点进行传递的作用，而无法扮演“搭桥者”的角色。其主要原因在于佐藤本人在台湾问题上的表述与中方要求大相径庭之故，即“双手”没有发挥到位，“白手套”自然也无法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

最后，自民党内“亲台派”议员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过程中对田中内阁而言的“双面”作用。尼克松对华越顶外交即标志着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的最大外部障碍消失了。因此，这之后唯一成为双方关系正常化的障碍便是台湾问题。如众所周知的那样，两岸在政治上一直处于“零和博弈”状态，而日本认为在两岸之间同时获利最为符合自身的国家利益。从这个角度而言，自民党内“亲台派”议员的反对一方面固然对早日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是一个阻碍，但另一方面也恰是日本国家利益在某方面诉求的反映，更是日本在与中国协商时的有效“筹码”。

日本文化存在强烈的集团意识，以我群（in－group）的独特性，与所有其他类似有组织的他群（out－groups）的种种区别为荣。这种内外有别在所有层面的日本社会都存在，从最小的团体到整个国家。因为内外有别，日本社会内部才存在激烈的竞争和冲突；也正因为内外有别，各团体在面临更高层面的共同敌人时才能够为了共同的目的搁置分别团结起来。因此面对这些反对的声音，田中首相一方面通过在党内召开协商会议，在以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为原则的情况下，尽量采纳了他们的意见，以形成全党一致的决议，另一方面又不失时机地在与中国协商的过程中，将这些内在的压力外向化，意图为日本赢得更多的国家利益。

此外，田中首相委托朝野政党的国会议员访问中国，积极扮演“搭桥者”的角色，利用“议员外交”的灵活性与隐蔽性，将其在中日关系正常化过程中的作用最大化的同时，也通过“亲台派”议员，展开对台湾的非正式外交，将因中日关系正常化给日台关系所带来的冲击降至最小化。一言以蔽之，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过程中，田中内阁巧妙地通过“亲中派”和“亲台派”的国会议员，在两岸之间展开“议员外交”，既一举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同时也尽可能地降低了因此而给日台关系带来的冲击，从而为日本自身谋取了最大化的国家利益。但需要强调的是，在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的过程中，日本国会议员发挥的“沟通”与“搭桥”的积极作用才是主要方面。

综上所述，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从外部的国际局势角度来看，毫无疑问离不开中、美、日三国共同防备苏联这个国际背景；从中日两国的内部要素分析，两国领导人的政治睿断也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田中首相能不失时机地抓住这个有利的战略态势，一举实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更是关键。同样地，日本国会议员穿梭于两国之间，在非正式层面扮演着“沟通者”与“搭桥者”的角色，所发挥的作用亦可谓居功至伟，甚可说若非如此实难想象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过程会进展得如此快捷与顺利。因此，日本国会议员在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